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文章摘自《毛泽东的光辉晚年》

　　：谷成　伯强

　　出版社：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 年9 月第1 版

　　革命与建设的联系

　　自毛泽东逝世以来，中共党史研究中有这样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所以发生这样那样的曲折、失误，是因为理论准备不足而造成的。这一观点蕴含着这样一种潜台词，就是应当事先把理论准备好了，再来搞革命或搞建设，就会避免失误和曲折。真是这样吗?

　　放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毛泽东领导全党做了多少次战略调整，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其中在两个方面长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前进的道路：一是在民主革命斗争中，毛泽东自觉地培养中国共产党“事先看出航船将要遇到暗礁的能力”，在斗争中培养中国共产党用清醒的头脑把握船舵，绕过“暗礁”的本领，这是为后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做的最切实的、最全面的历史准备;二是我国一定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而不是像有的人说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才做出的“选择”，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必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革命，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脚踏实地地把这种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工作与现实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

　　什么叫理论准备?就是在事情还没有清晰地出现，还比较模糊的时候，就预见到它必然的发生，不仅做出科学的说明，而且用来指导社会革命的走向。这就是那时毛泽东向全中国宣告的：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毛泽东坚定地相信：“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

　　正是通过科学地回答“中国向何处去”，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为后来的革命转变做好了、做足了理论的准备和历史的准备，从而当历史的机遇一经出现，就能准确地把握它，顺利实现社会革命的转变。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长期奋斗的结果，可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1951年3月，刘少奇在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准备的报告提纲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但社会主义就首先要在工业中然后要在农业中破坏私有制。”正是从这个思想出发，刘少奇后来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在对待私营工商业问题上，毛泽东在强调要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的一面;刘少奇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在农民问题上，毛泽东强调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刘少奇则认为不能过早轻易动摇农民的私有制。这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历史分歧，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国内和党内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1955年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首先提出了如何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

　　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上半年，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在如何对待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经验问题上形成了共识。从1956年起，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始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曲折的历程。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经验，并且这些探索总是维系在社会主义方向上。这些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集中体现在毛泽东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1957年2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1956年9月中共八大文献和其他中共领导集体成员的文章与讲话中。这些理论原则的意义就在于：这一探索，奠定了牢固的社会主义基础，奠定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毛泽东生前奠定的这些基础，迄今为止让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不敢公然亮出资本主义的旗帜!

　　《论十大关系 》

　　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在我国，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结合进行、同时并举的。

　　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提前基本完成的形势下，毛泽东认为，这已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了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进程，毛泽东的工作重点和注意力，开始向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转移。这意味着，开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艰巨的历史性探索，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探索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不久，从薄一波那里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立刻引起他的兴趣。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

　　刘少奇召集国务院各部门汇报工作，是从1955年12月7日开始的，是为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作准备的。而毛泽东的调查，则既是为八大作准备，同时又超出了这个范围，他是要通过调查提出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次调查的直接成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是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到4月24日结束的。共听取了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历时四十一天。

　　在紧张疲劳的状态下，毛泽东度过了这难得而又十分重要的四十一个日日夜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周恩来除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每次都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时而插话，发表意见。各部事先把汇报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从毛泽东发表的意见和评论中，可以看出《论十大关系》形成的思想轨迹，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些思考和见解。为了听汇报，毛泽东还不得不改变长期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

　　汇报从重工业部门开始。

　　2月14日，这是第一天，听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毛泽东开始时说了一段话：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

　　在汇报到设计问题时，毛泽东讲了一段认识论。他说：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圣人那种人，有贤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地下的情况，不可能嘛!

　　讲到技术问题，毛泽东主张把外国先进的东西先学来，就像小学生写仿一样。这和行政措施不一样，行政措施要看我们的具体情况，不能样样都学人家的，技术就非学不可。

　　关于降低生产资料利润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件大事，影响到整个人民生活。降低利润，初看起来，国家财政收入似乎要减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设多了，生产也发展了，结果利润会更大。基本建设发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服务性的市场也扩大了。

　　在讲到本位主义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他说：批评本位主义的文章要写，但光批评，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酬制度，据说二流子也积极起来了，也没有思想问题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你们说对不对?

　　2月15日，听了电力工业部等的汇报。听汇报中间，毛泽东着重谈了一长制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你们讲一长制这一段，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只有八个字。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

　　2月16日，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根据前几次汇报的情况，毛泽东首先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就是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他并且警告说，不发议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

　　毛泽东再一次批评一长制。他说：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关于学习苏联，毛泽东采取分析的态度。他说：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它的。如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

　　2月17日，继续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

　　毛泽东称赞国务院三办的汇报有议论有比较，有三年来的总结，讲了远景，讲了可能性。讲远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较。总之，比较生动活泼。

　　当二机部汇报说，到1962年国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产，毛泽东断然地说：全部自给，不仅1962年不可能，1967年也不可能。脑子太热不行。毛泽东还批评了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片面性。他说：多快好省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

　　毛泽东自从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时候起，就提出希望经济建设走上轨道的时间，比革命走上轨道的时间短一些。他说：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整风以前，有二十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一九五三年各部还没有方向。一九五二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一九五三、五四、五五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中央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看样子三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三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完成，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

　　2月19日、20日，分别听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汇报。一上来，毛泽东问万里是什么地方人。万里答：山东人。又问：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答：没有看过。毛泽东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汇报之前的这个插曲，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当刘秀峰谈到一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例子和采取的措施时，毛泽东说：你这些都不写，只写骨头。一个工人砌砖，从四百块提高到一千二百块，要把这些肉写上嘛。每讲一个问题，总要讲例证，讲措施，然后讲结果。要发议论，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较。

　　汇报结束后，薄一波对毛泽东说：几天来向主席汇报，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有些具体问题，各有不同看法，要求也不一致，希望主席把大家找在一起谈一次。毛泽东要薄一波把问题集中一下，答应一个月后一起讨论一下。

　　2月21日，听城市建设局汇报。万里问：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毛泽东说：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一千万人，上海也是一千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任务厂的。

　　2月22日，听取关于原子能工业的汇报。毛泽东对几天来的汇报比较满意，说就是这样汇报，七搞八搞总可以搞出些东西来。

　　2月25日，听重工业部汇报。讲到发展速度问题，毛泽东说：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所束缚。我们可以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准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的好处。

　　这时，周恩来插话：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毛泽东接着说：加上他们揭盖子啦，我们开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毛泽东所说的揭盖子，是指当时正在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周恩来讲到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很赞成，说：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周恩来说：把各国经验都学过来，要有这个气魄。

　　2月26日、27日，先后听取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汇报。毛泽东称赞这两次汇报，认为收获很大。

　　2月28日，听电力工业部汇报。当听到1955年发电量为98亿度时，毛泽东感慨地说：就这么一点，怎么不受人家欺负呢?汇报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国的年发电量要五十年才能赶上美国。毛泽东用肯定的口气说：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2月29日，听煤炭工业部汇报。毛泽东称赞煤炭工业部的报告有材料有议论，大有进步。汇报结束时，薄一波说：我们汇报了十三天十四次，第一轮完了，主席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刚开始接触问题，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赞成，没有任何意见。

　　重工业部门的汇报完了。

　　3月1日起，轻工业部门汇报。听了十几天的汇报，毛泽东对经济建设问题已经开始形成一些想法，提出一些带战略性的问题。

　　3月1日，听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四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汇报。讲到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问题时，毛泽东提出：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此前，2月17日听汇报时他就提出：“技术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带革命性的。”

　　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问题时，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他一再强调：“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与此相联系的，关于上海、天津企业是否内迁问题，毛泽东说：上海、天津的企业一般不内迁，个别有条件的，经济合算的，可以内迁。

　　在汇报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毛泽东说：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

　　“新建一个八万纱锭的纺织厂，生产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汇报中的这个材料，给毛泽东很大启发。他肯定地说：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

　　3月2日，听地方工业部汇报。毛泽东先讲了一段怎样作汇报，怎样写文件的问题。他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照这样汇报，听过去就忘记了。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

　　从地方工业部的汇报中，引起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他说：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这表明，毛泽东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已经萌生。

　　关于沿海地区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3月3日，听轻工业部汇报。汇报到烟叶质量下降时，毛泽东批评说：“你们心气平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斗争。农业部要设技术作物局。”

　　这次汇报，也谈到了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问题和多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毛泽东说：“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他不赞成汇报中关于上海地区不作大的发展的意见，说：还值得考虑。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毛泽东又说：“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一元，回来四元、三元，为什么不搞?”

　　讲到培养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开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3月4日，听手工业管理局汇报，毛泽东没有发表多少意见。

　　3月6日、8日、9日，先后听取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第六办公室、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的汇报。

　　毛泽东听得很仔细，不时地询问一些具体情况，比如：建国后新修建的几条铁路都是哪一年修建的?修一公里新线造价是多少?固定资产包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各类运输营业人员是做什么工作?等等。

　　毛泽东听了交通运输基本情况的汇报后说：我国海船吨位只占世界总吨位不到百分之零点三，这表现我国太穷。我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容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他说：交通运输一定要与工农业发展相适应。要多修公路。发展地方工业和修公路，多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在讲到进一步改造合营航运公司时，毛泽东说：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列宁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资本家无利益。中国资本家的特点之一是许多人有经营管理知识。资本家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领导地位。

　　3月15日到18日，听取农业林业水利部门的汇报，包括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

　　3月19日到4月11日，听取财贸金融部门的汇报，包括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合作总社、粮食部、采购部、财政部、人民银行。

　　从3月19日到4月11日，这十几次汇报的情况，没有档案可查。毛泽东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记录。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同时做着另一件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他在研究和思考由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出来的涉及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并且要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他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并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听各部门的汇报，只能时断时续，但他终究坚持听完了最后一个汇报。

　　三十四个部门的汇报结束了，整整用了三十五天。为了增加工业建设方面的感性知识，结合听汇报，从4月12日到17日，毛泽东又连续六天参观了机械工业展览。这个展览设在中南海瀛台。展览的规模不算小，几乎占满了瀛台几个院落的所有平房。展室是古老而陈旧的，但展品则是现代的，代表当时中国一流水平的，内容很充实，使人开眼界，长知识。毛泽东每天下午来到瀛台参观，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三个来小时，看得十分认真。有时不满足于讲解员的解说，还要找来一些有关的图书和材料做进一步的钻研。

　　从4月18日起，新的一轮汇报又开始了，是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24日结束，共六天。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向三十四个部门作系统调查的延续。前一阶段是专业性的，这一阶段是综合性的，先分析、后综合。每次汇报，毛泽东都有插话。他的认识在深化，在发展，进行归纳和理论概括的工作。《论十大关系》的完整思想已呼之欲出了。

　　第一天，4月18日，毛泽东听汇报时，再次强调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必要性。他说：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他认为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负担不起，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又说：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总之，要向苏联学，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4月19日，毛泽东把思考中的问题归纳出三个关系。他是这样说的：“三个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

　　他警告说：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

　　4月20日，毛泽东批评了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他说：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这一天，毛泽东进一步把问题归纳为五个关系。他说：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

　　他还说：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开会时，有些省要种的红薯太多。工业也可能有这种情况。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现在又要他们压缩。说到这里，刘少奇插了一句话：应该压缩的就压缩。”

　　4月21日，毛泽东说：农业机械化实行一部分之后，要看看情况，再考虑发展程度。

　　4月23日，毛泽东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的比重，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略有增加，这就是与苏联不同之处，将来历史会判断谁正确些。

　　4月24日，毛泽东又进一步归纳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个关系，即：一、轻工业与重工业;二、沿海与内地;三、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四、个人与集体;五、地方与中央;六、少数民族与汉族。他说：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一个矛盾上犯了错误。”毛泽东不久又增加提出四个关系，成为十大关系。

　　至此，这次调查全部结束。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从4月25日开到28日。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要在这次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讲了以后，会议便集中讨论这篇讲话。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过了几年之后，毛泽东在总结建国后历史经验时，仍然把它看作是一个转折。他在一篇《十年总结》中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在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强调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强调三个方面必须兼顾，特别要照顾农民的利益，还要给工厂一定的权力，一定的独立性;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强调给地方更多的权力和独立性，发扬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地方民族主义要反对，但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肯定还有反革命，但强调已经大为减少，社会镇反要少抓少杀;在是非关系上，讲党内是非一定要分清，但强调要好意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也要学习。

　　综合起来说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领导我国的经济建设中，首先明晰地看到了农业和工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二者紧密相依、直接互动的作用。后来，毛泽东概括地指出，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并时刻不忘让“基础”“主导” 双轮围绕社会主义中轴转动。

　　这一基础、主导双轮同时运转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一、它推动中国向工业化道路上迅跑;二、重点抓工业而不轻视农业，既不损害农民利益，也保证了社会主义道路。后来的实践也告诉人们：这是一条卓有成效的道路。

　　对计划、市场、商品与价值问题的思考

　　有人说毛泽东没读过《资本论》，不懂得经济学，他们大错特错了。戚本禹曾回忆说：“毛泽东读《资本论》和其他经济学著作的笔记，密密麻麻地都写在原书上，我还抄了许多。原书都保存在中共中央档案馆。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层内读书最多，又最会读书的人。”

　　针对党的八大上宣布的：改变生产数据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这里把“刚刚建立”与“完全建成”加以区分开来。

　　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这里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即是过渡时期的结束的说法，提出了怀疑或者说初步否定。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接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更明确地指出：我们这些国家现在正处在过渡时期，还没有最后完成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比如说，农业还没有完全社会主义化”。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意思是清楚的，即，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改造才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才刚刚建立，可以说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建成，仍然处在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完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才算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才能结束。

　　邓力群1999年6月7日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稿》编委会里的一次讲话中说：“有人一直在造舆论，说毛主席不讲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是刘少奇及后来的什么人提出‘中心’说。这是违背历史真实的。历史文献证明，恰恰是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首先提出‘中心’这个概念。他不仅讲了中心，还讲了党、政、工会、群众团体、文教等一切工作都在围绕生产建设，都要为生产建设服务。他还进一步讲，各种工作围绕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还有个力量配备的问题。还有个依靠什么力量、团结什么力量、反对什么力量的问题;生产建设中心任务的进行，要有个阶级路线的指导问题。”有人胡说‘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写进了八大通过的党章”’，而这是根本没有的事!可以找出八大党章来看一看嘛。”可见一些人编造历史到了多么肆无忌惮的程度。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报告的第四部分是这样讲道：

　　“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任务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 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在这一节里，毛泽东还讲了：我们依靠谁呢?有些胡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胡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胡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胡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

　　1958年底，全党和全国人民从热烈向往共产主义转入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冷静思考。

　　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向党的各级领导发出关于读书的建议，提出要读斯大林着《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两本书，“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他还建议，以后有时间再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本人带头认真读书，深入研究和思考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重要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见解。毛泽东这一时期有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他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和1959年到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之中。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论述，就是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苏联教科书否定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而是认为“团结一致，十分稳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认为“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对此，毛泽东批评说：“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他进一步指出：“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

　　根据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毛泽东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中，毛泽东不仅重新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而且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

　　在考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关系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关系时，毛泽东发现，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进行生产关系的革命。只有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生产力才得到大发展。他说：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手工工厂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厂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否适应的问题，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作用，全面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适应和不适应的状况。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作用，他说：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否适应的问题，他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来说，现在还能使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但是，同社会主义制度比较起来，就很不优越，而且日益走向没落和完结。”

　　关于上层建筑革命、生产关系变革和生产力大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总结出一条既适用于资产阶级革命又适用于无产阶级命的一般规律。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毛泽东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证明了这一规律，英国如此，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也如此。这些国家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在一切社会形态中起作用的规律，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毛泽东预言，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同样会随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他说：“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要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的改变。”毛泽东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生产关系的不同部分的变化是不同的。他说：“可以设想，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

　　毛泽东在一次读书会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他还指出：“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才对，要好好研究。”

　　毛泽东当时提出这个问题是有针对性的。

　　一方面是国内的问题：1959年11月，刘少奇在一次读书会上的发言中就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哥达纲领批判讲，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都是过渡时期。如果不把社会主义当作过渡阶段，就容易把社会主义定型化(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两次过渡，一次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一次是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在两个过渡之间，有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好像不在过渡。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究竟说一个过渡，还是两个过渡?可以几种说法。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究竟在社会主义时期完成，还是同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一起过渡?我们可以考虑前一办法。”

　　另一方面主要是国际问题：从苏共二十大开始，苏联就反复强调，苏联已经消灭敌对阶级，国内已经没有阶级斗争，因此，苏维埃国家早先的镇压职能就逐渐消失了。到1959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强调，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已经没有了，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因此，必须稳步地将国家机关的某些职能转交给社会团体，使社会主义的国家组织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社会自治组织，从而促进国家消亡。正是在赫鲁晓夫提出要改变苏维埃国家的性质和职能、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背景下，苏联理论界展开了关于过渡时期的争论。

　　在读书过程中，毛泽东仔细研究了主观的经济计划和客观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但是，对计划人员来说，“问题在于能否掌握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这个规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

　　我国的经济计划是否合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作了客观的、全面的估计。他说：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他还说：“看来，还不能说我们过去是完全正确地计划生产的，不能说我们过去的计划完全反映了客观规律的要求，不能说我们的计划工作过去已经认真研究了、充分掌握了、熟练运用了客观规律。”

　　毛泽东批评苏联教科书没有提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经济的波浪式发展问题。苏联教科书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发展极不平衡，必然加深生产中的比例失调现象，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保证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有计划地发展科学和技术。对此，毛泽东评论说：这段写得不对，既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种平衡，也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种不平衡。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问题是他们这种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在从论述技术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进而论述经济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时，毛泽东指出：技术的发展是这样，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

　　针对苏联教科书不讲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不讲按比例和不按比例的矛盾，毛泽东指出：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教科书不讲这个观点。”毛泽东说：“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才能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规律。”“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平衡。”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不以规律为计划的依据，就不能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发挥出来。”

　　毛泽东还进一步研究了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一方面，毛泽东同意斯大林关于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这一提法，说：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只说到商品生产的主要条件，没有说到最终条件。他说：斯大林“关于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

　　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商品生产是“特种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毛泽东评论说：“这看来很不妥当。它的活动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品，在我国，有些生产资料，例如拖拉机等生产资料是属于商品的。”按照毛泽东的看法，只有全民所有制内部调拨的生产数据不是商品，全民所有制企业卖给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数据，以及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转让的生产数据，仍然是商品。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他在会上多次讲话，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这些讲话综合后，以《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为题发表。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相当完整地阐述了他对于在计划经济下发展商品经济、利用市场和价值规律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毛泽东指出：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数据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苏联也是这样，认为谁说到价值法则谁就不名誉似的，表现在雅罗申柯写的一封信上。这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〇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过去看，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这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

　　“第二章、第三章，讲商品和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看法?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很有必要。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数据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

　　“进入共产主义要有步骤。我们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方面发展商品生产。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方面，斯大林讲了许多理由。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

　　“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印度的铁路、纺织比中国发达。去年我们生产粮食三千七百亿斤，其中三百亿斤作为公粮，五百亿斤作为商品卖给国家，两项合起来商品粮还不到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例如茶、丝、麻、烟都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否则公社发不出工资。例如河北省分三种县，一种只够吃饭，一种需要救济，一种除吃饭外还能发点工资。发工资又分几种情况，有的只能发几角钱。因此，每个公社在生产粮食以外还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

　　“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我国还有没有资本家剥削工人?没有了，为什么还怕呢?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的话完全正确，他说：‘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只是损失太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国。说什么‘血流漂杵’，纣王残暴极了，这是《书经》中夸张的说法。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在奴隶时代商品生产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斯大林说，商品生产‘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斯大林的这一说法不很准确，应该说：封建社会这个母胎中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是不是有利的工具?应当肯定说：是。为了五亿农民，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进行讨论。”

　　肯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积极作用，就必然肯定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毛泽东说：“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做为有用的工具。”1959年3月30日，毛泽东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关于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报告上批注指出：“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毛泽东对价值规律的高超见解，这些年也很受到一些人的肆意歪曲，有人信口开河地称：浪漫诗人的毛泽东，虽然总体上心怀左倾思想，但在遇到左倾挫折，思想变得冷静的时候，就具有真知灼见出来。以上真知灼见就产生于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所形成的艰难时期，由于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因此他不得不冷静反思‘大跃进’所具有的错误……但是他根本不懂得，要真正做到按价值规律办事，就必须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总具有人为调拨的性质从而违反价值规律。因此要按价值规律办事，就不可能实行计划经济。”

　　我们已经看到，毛泽东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必须重视市场和商品经济、利用价值规律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且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毛泽东为何要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提出这些观点?这些观点针对什么，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这些观点，是出于他敏锐洞察和高于常人的先见先觉?还是出于万般无奈即如某些人所谓“浪漫”过后“不得不冷静”下来的“反思”?——此外，为什么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后来并没有得到在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的有力支持和贯彻执行?

　　就在大跃进热火潮天的1958年11月初，毛泽东首次正式和全面地提醒全党，“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非所谓“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所形成的艰难时期”。当时，不少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头脑发热，大搞“一平二调”， 刮“共产风”。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及时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有关问题。

　　客观规律不能违反。毛泽东从这一理论高度批评当时国内经济界和经济学界刮起的消灭商品生产的“共产风”。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

　　毛泽东预言，共产主义阶段同样会向前发展，同样会存在量变和质变。他说：“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问题，确实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说过：“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从毛泽东发表这一谈话到现在，又是五十多年过去了。

　　但是，写不出一部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并不矛盾。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亿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 3万吨。同时，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由一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100多万公里的公路，两万多公里的铁路，完成了主要大江大河的治理工作。在文教卫生方面，在毛泽东逝世时，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的投入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近千所大专院校、数千所的各类中专及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在文革期间，学龄儿童根本不存在上不起学的问题，与现在普遍存在的失学儿童现象形成鲜明对照。在各县城和公社建立了卫生院，并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城市居民实现免费医疗，农民看病也收费低廉，发烧感冒类打针吃药费用一般在一元以下。

　　实际上，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增长资料并没有反映经济的实际活跃程度，只反映了其中的一部分。另一大块并未被计入的经济增长部分，如果按市场经济的角度考虑，是劳动力的成本。例如，在华北平原上某低洼处修建一座水库，因无需炸药开山，也没有机械参与，只有发动群众义务劳动建造，这座水库的建设成本约为零。这一经济活动在当时的经济统计数字上根本反映不出来。但同样一座水库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造，其劳动力成本将成为投资部分，建成这座水库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将等于其实际投资额而被计入。铁路建设是另一特例。两万多公里的铁路因多建在地形复杂的地区，工程之浩大是难以想象的，最著名的要数桥隧占30%以上的成昆铁路。在今日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将难于应付如此庞大的铁路工程项目。但当时铁路建设是由劳动力零成本，训练有素的铁道兵完成，在低投资下确保工程的质量和进度。在毛泽东时代，劳动力开支的低微对确保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积累是必不可少的。

　　当有人否定毛泽东的经济成就时，为什么会得到一些人的积极附和呢?原因很简单，1979年以后发展消费品工业，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为重点。而毛泽东时期，敌对的国际环境要求中国不得不将重工业的发展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有重工业优先、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等。对于象新加坡这种小国来说，出口导向是唯一选择;中等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等，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则为合适选择;但对中国这种大国来说，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兼顾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就成了毛泽东时代的不二选择。除军品工业的需要外，中国民用工业的发展也对基础装备工业和工业母机提出了庞大的需求;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完全依赖进口根本不现实。没有毛泽东时代奠定的重工业基础，邓小平的轻工业，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发展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国家将不得不拿出大量的外汇去购买昂贵的电站设备、大型机床、采矿机械和载重车辆;彩电、冰箱生产线的引进也就成了一句空话。邓小平主导下开始的以上海宝钢一期工程(180亿美元)为代表的洋跃进，耗干中国当时的全部外汇，导致巨额财政赤字，就是一突出的例证。没有毛泽东时代在中西部地区交通、能源、原材料、军工企业和三线企业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今日的中国将面临更加棘手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单地形复杂的中西部地区交通设施等基础建设就足以让邓小平的改革无所夸耀。很明显，轻工业的发展要比发展重工业和搞基础建设容易的多。

　　令人遗憾的是，有的人在吃完第十个饼不再肚饿时，将前九个饼的功劳忘得一干二净。当一些国营企业的退休老工人因目前企业的困境而不能及时领到退休金时，中国政府和中国历史是否已忘却了他们的贡献?正是他们这一代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个人不计酬劳，国家高积累的情况下，才有了中国工业化的辉煌成就，才为今日丰富的消费品供应打下雄厚的基础。

　　鞍钢宪法——毛泽东的经济管理学

　　毛泽东对劳动者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探索，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这一探索包括：提出了“人人起来负责”的总体思路;制定了“工人参加管理”的企业制度;试行了“三结合”的国家机关的改革等等。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多次讲到经济管理领域权力过分集中，并批评苏联的“一长制”问题。在经济管理问题上，毛泽东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工矿企业中党的领导和劳动者作用弱化的问题，并直接促成中共八大正式确定国营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毛泽东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制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他强调，必须重视工人、农民对企业或社队的经营管理的直接参与。

　　毛泽东这里所提出的实际上就是工人、农民的主人翁地位问题。

　　还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就指出，全国解放后，甚至只是大城市解放后，立即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即是说一切其他工作，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中心任务，始终没有变更。三年经济恢复，五年社会主义改造，156项重点项目的建设，1958年大跃进等，都是围绕着经济建设的。1960年提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从国家任务讲，是反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人类社会讲，是为了发展生产力。 1958年大跃进中的教训是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忽视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劳动者，忽视了生产关系方面的管理工作。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重新组织研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来又提出了《鞍钢宪法》。进入60年代时，毛泽东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动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影响。”

　　毛泽东在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批评说“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他指出，“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他由此分析说，苏联“变修”的原因在于，它的政权结构不是人民民主的。在工厂里，工人没有管理工厂的实际权利;在集体农庄里，农民没有管理集体农庄的权利;在军队里，士兵没有管理军队的权利。工人、农民、士兵，他们都不是主人，那么，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就是空的，所以，苏联才会“变修”。他还认为，中国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必须注意解决。毛泽东对实现劳动者的根本权利进行了历史的总结：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显然，毛泽东维护劳动者权利的重心，已经由国家经济的治理层面转移到国家政权存亡的政治层面，这个关注点的转变也成为他关于防止国家管理阶层官僚化、反修防修的理论和实践的组成部分。

　　透过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仍旧可以看到他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所作的深层思考和不懈努力。当时，他最为忧虑的是党和政府工作人员脱离群众的问题。他提出：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后，来自生产第一线的一批群众代表被先后安排进入中央一级政权机构。

　　毛泽东特别重视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这一条，他在党的九大上对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产业工人和农民成员说：“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脱离生产。比如这次参加大会的，他们在单位要做工作，又要到省、地、县做工作，如果脱离生产就和我们一样。”同时，毛泽东在另一方面，又要求领导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包括在职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和部分干部下放劳动，改变思想，解决国家机关脱离群众的问题，保证党和国家的人民性质。

　　从理论上看，毛泽东关于参加国家管理是劳动者最大最根本的权利的思想，已经涉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层面。毛泽东认为，劳动者直接参加国家管理，既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又是保持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方法，是目的和方法的高度统一。

　　1957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要求让农民参与社队经营管理，社队的重要问题必须实行民主决策，社队的财政收支必须实行公开，并接受群众评议。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研究有关工人阶级的几个重要问题的通知》指出：必须扩大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民主，扩大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的权利，发挥职工群众对于企业行政的监督作用”，并且确定了职工代表大会(在较小的企业中为全体职工大会)的组织形式，规定要“适当地扩大它的权力”。 在这两份文件中，普通的工人和农民作为参与企业或社队治理的主人公地位被突出出来。

　　1958年初，一家百余人的公私合营小厂——济南成记面粉厂，最先创造出“两参一改”经验。我国第一个钢铁基地——鞍钢也创造并初步总结了依靠群众办企业的经验。

　　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将马宾主持创造的鞍钢经验，即以加强党的领导、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群众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核心内容的一整套经验，给辽宁省委的报告转报中央后，令毛泽东兴奋不已，欣然批示，命之为“鞍钢宪法”，以区别于苏联的“马钢宪法”(苏联最大钢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公司的一套管理制度，对中国有很长期的影响)。这是毛泽东着力探索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大成果，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这个报告总结的鞍钢经验主要是：一)鞍山地区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已经形成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运动的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广大职工干劲很大，参加的人很广泛，进展很快;二是职工的首创精神大大发扬，短时期内就出现了重大的新技术和尖端技术;三是促进了生产继续跃进。(二)两个多月来所取得的初步经验。第一，必须不断地进行思想革命，坚持政治挂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第二，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第三，全面规划，狠抓生产关键;第四，自力更生和大协作相结合;第五，开展技术革命和大搞技术表演赛相结合。(三)鞍山地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向高、大、精、尖、新和世界先进水平进军，各种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要力争赶上和超过国内外先进水平，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目前，鞍山地区工业战线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和要求是：第一，大力改进操作技术，挖掘设备潜力，不断提高设备利用率。第二，普遍提高半机械化、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的水平。第三，积极试制高、大、精、尖、新产品，掌握尖端技术。第四，大搞资源综合利用。第五，大力改善劳动组织和改进工艺过程，实现增产减人。(四)加强党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领导。首先，要坚持政治挂帅。要结合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总结工作，继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批判坚持一长制、实行经济和技术挂帅、依靠少数专家办企业的资产阶级路线;批判教条主义和贾桂思想，进一步树立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其次，各级领导要改进工作方法，应抽出时间来学习和务虚，以虚带实。要切实精简会议，以便有更多的时间亲临生产第一线。要抓两头带中间，除注意抓薄弱环节外，要特别注意插红旗、立标兵，不断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造成“学、比、赶、帮、超”的热潮。再次，要大抓技术表演竞赛，同时还要不断搞文化革命，举办业余文化学校、技术训练班等，迅速培养和壮大科学技术队伍。在运动中，要关心职工生活，使他们有充沛的精力从事革新创造。

　　3月22日，毛泽东对鞍山市委这个关于鞍钢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和企业管理经验的报告作了六百字的批示，将这个管理经验提到“宪法”高度发给全党。批示指出：

　　“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现在(一九六○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小〕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〇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毛泽东这个关于“鞍钢宪法”的批示，内容可以归纳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政治挂帅和党的领导。这不但是对国内而且是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自从赫鲁晓夫上台，就大搞三无(无战争，无武器，无军队)，三和(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及两全(全民国家和全民党)。毛泽东这里针对苏联修正主义提出了政治挂帅、党的领导。

　　第二部分是总结大跃进不重视科学，不讲究技术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技术革新、技术革命。

　　第三部分，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指生产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对人财物，产供销，直接参与讨论决策。一改是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三结合，即是领导，技术人员，工人结合。这全是直接表现在生产力上的人的生产关系的改进，这是毛泽东在私有制改为公有制的生产关系改造后，进一步在公有制企业内部在人的关系方面的改进，即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改进。

　　第四部分，大搞合理化建议的群众运动。毛泽东十分注重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对任何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并为之而奋斗。当时，不但在鞍钢，而且在全国(如三老四严作风的大改革)群众起来之后，不到三年时间就纠正了大跃进中的错误，创造了许多新的业绩。

　　时任鞍钢总经理的马宾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同志提出与《马钢宪法》对立的《鞍钢宪法》，就是直接反对苏共修正主义的斗争。五十年代，我在苏联一个大学学习，在一个苏联第二大钢厂库茨涅次克厂实习。很明显，苏联大企业的厂长是苏共中央委员，但实行的不是列宁的一长制而是厂长独裁，党委、工会变成厂长的‘小伙计’，什么工作都是厂长说了算，任人唯亲，特殊待遇。比方，我以鞍钢总经理身份去当学生，要给我配备专车，每周可到特供俱乐部休息，我都拒绝了。学生、老师公开地赞佩毛泽东，他们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赫鲁晓夫大讲‘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持久和平’，‘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三和世界’，‘阶级消灭’了，共产党再不是工人阶级的党而是‘全民党’了。毛泽东领导中国党与苏联修正主义者持续论战了十多年。而我们鞍钢是在苏联帮助下恢复发展的，苏联派到鞍钢工作的专家成百上千，鞍钢几乎所有技术干部不是到苏联学习就是在国内培训。而且我国规定对苏联专家的建议要绝对尊重，不能执行时也不要对抗。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放思想，毛主席点了马钢的名，是有国际国内反对修正主义的意义的。有人说，大跃进把规章制度都烧了，事实上，那些技术规格、操作规程，都没有什么错，后来即使来不及成文，又恢复了。事实上，文件烧了，操作还是按那些，否则无法生产。另外，这些规格、规程，根据我在苏联学习知道，基本上也都是苏联在引进美国建设的大工厂时的全套规章制度。另外，讲到技术，苏联早就提出‘技术决定一切’(斯大林)，从美国引进‘技术进步’，后来又提出改革。不过他们先是用Пеρеворот，说这是‘变更’，太严了，改为реконструктур，意即‘结构改革’。一九八九年以后改为реφорм，即Reform，也就是西方用的英文‘改革’。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也还是向俄罗斯学，向东欧学，如兰格的‘市场社会经济’和科尔纳的‘短缺经济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改为全面向美国学。这时，已不是学管理、学技术，而是学资本主义私有化了。而毛泽东在《鞍钢宪法》中强调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及科学管理发展生产力，既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防止了‘唯生产力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鞍钢宪法》使工人阶级的不同成员都觉悟到本人与整个阶级利益的一致，劳动的积极性和热情怎能不被激发起来呢?而积极性越高，工作得越好，按劳分配所得就越多，这不就是物质利益吗?毛主席不但指出企业管理的重要，防止资产阶级的‘管卡压’，还指出要认识到‘管理就是社教’，要从社会主义企业的上述实践中培养和教育国家管理人才和党的领导干部。”

　　毛泽东肯定鞍钢宪法的原因，不仅限于把“社会分工”还原为“技术分工”，其精神实质还在于“经济民主”，真正体现了政治在经济领域里的决定作用。自那以来，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人阶级把它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大法遵行，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来学习。

　　为防止这部分商品经济可能带来的消极作用，毛泽东发明的管理机制也是一种很有效的制约机制，即普遍的二元结构。在毛泽东时代，所有的单位都有两个平级的第一把手，例如支部建在连上就确立了一种特殊的民主机制。用在经济建设上，政府管理上，工厂就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政府是分为书记和省长、市长，党的领导与行政事务是两条线管理。以当年的国营工厂为例，可以看到当年的那一套机制是怎样运作的。

　　一个国营工厂会有一个党委书记，一个厂长。当年是党领导一切，所以从总体上讲，党委书记比厂长权力大。但是，到具体实际中，由于厂长是管生产的，也就是说，金钱和物资是由厂长直接管的。所以，这个制度对厂长的制衡表现在：对于从事更具体的事情的下级部门，尤其是一些关键部门，如财务、物资、统计和质检等等的干部的任免和考核是组织部的事，组织部是归口党委管的，这就对厂长形成了制约。同时还有一个纪委，专门用来监督党员和干部的违法违纪事件。

　　虽然，改革开放以后的国营企业里这三个部门都还存在，但这套机制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原因在于：首先，在打着便于管理，提高效率的旗帜下，实行了厂长负责制，所有人财物权力集于一身，最后干脆厂长兼书记，完全没有了制约。其次，在纪委问题上，要纪委能够很好的监督当地的领导，有一个很大的前提是，纪委书记绝不能由当地领导指派。而当年的纪委正是由上级部门任命的，现在被改革成了由本地领导任命，那还怎么监督?

　　所谓的厂长负责制这种东西，并不是新东西，而是当年就曾经尝试过的，也就是说，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总结了各种经验教训之后，才逐步完善了对权力的制衡机制。这些，后来的某些改革者们不是不知道，而是知道得非常清楚，正因为他们是当年这个厂长负责制的始作俑者，同时也因为这个而受到过批判。如果说当年他们是没有经验还情有可原，而在这种制衡已经完善的情况下，强行取消制衡去重新实施当年的厂长负责制，从而逐步走向大面积腐败，不能不说其是居心叵测了。

　　新自由主义自上而下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放开价格”，“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使它对生产的调节起决定作用;二是建构西方的所谓股份制“现代企业”，把国企变成“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取消指令性国家计划，切断了原来的全民所有制的权力和意志，从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企业管理权的传递，甚至把“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从法统上取消“全民所有制”的名称，取消了人民的所有权。同时，却把国企的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和处置权，一股脑统统恩赐给企业的老总们和收购国企的国内外私人资本的大股东们;三是自由放任地引进境外商品和资本，给予国家财政补贴(如税收“二免三减”)的优惠待遇，取消国家对国企的关税、非关税、产业政策等各种保护。这个过程清晰地表明，问题的根源就出在人民群众(所有者)丧失了对政府(占有者或委托人)的监督权和参与权。经济基础的改变是如此，上层建筑性质的改变何尝不是?所以，这是个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性质的普遍性问题，——民主集中制的人民民主这个最基本的基础和前提被取消了，只剩下少数人的集中制。这些问题，毛泽东早就有预见，三十年来的实践，不过进一步证明晚年毛泽东的伟大和正确。

　　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首创了政治工作。从三湾改编把党支部建在连队起到全国解放，“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南京路上好八连”都证实了政治工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在各个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种关系，毛泽东简明地概括为“政治挂帅”，而不要“利润挂帅”。毛泽东认为“利润挂帅”会导致“什么赚钱多、得利快就搞什么，但关系到经济建设高速度发展的基础工业就不能建立，更不会有合理的布局，企业就会封锁技术秘密，任意改变产品方向，人民的日常生活必须品就会得不到保障。”

　　1955年，毛泽东在《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并强调指出，“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这是毛泽东经济思想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核心内容。概括起来，主要包括：

　　第一，要永远坚持政治和经济的统一。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对经济有巨大的反作用。因此，必须坚持政治和经济、政治和技术的统一。

　　第二，政治工作为经济工作指引方向，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毛泽东认为，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为此，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批判“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鼓励人们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政治，应该说正是对这条“生命线”的进一步诠释。

　　第三，思想政治工作是协调经济关系、解决经济矛盾的重要武器。在社会主义时期，各种经济关系、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仍然存在，它们大多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既要靠用经济的和行政的方法进行合理调整，也离不开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经常教育我们的干部和人民要从全局出发，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始终坚持批评和纠正各种官僚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等错误思想。

　　第四，只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才能真正调动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保证他们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964年，在毛泽东的号召下，我国开始了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为什么工业要学大庆呢?周恩来在不同的场合曾说过这样一些话：“大庆取得了这样大的成绩，所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在全国除学习解放军以外，还要学大庆”;“大庆是一面红旗，在最困难时期生产出石油，五年功夫能自给了，解决了石油问题。……很有成绩，所以毛主席才号召学大庆”;“在前五年困难时期中，能够自力更生地把工业发展得这样快的，第一是石油，第二是化肥。所以毛主席提出学大庆”。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了大庆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可以肯定，大庆取得的巨大成绩、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毛泽东之所以提出工业学大庆的重要原因和必要的前提。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所规定的任务，就社会主义改造而言，到1956年已经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却才刚刚起步。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关于工业化的提法是“国家工业化”;12月关于工业化的提法修改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意味着毛泽东强调了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性质。

　　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怎样管理社会主义企业?到底该如何顺利而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呢?这是毛泽东一直在认真思考的问题。

　　大庆的成功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关注和思考。

　　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指出：“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毛泽东认为，要加快经济发展关键在于激发人们的革命精神，使人们的革命精神不断增长，革命热情不断高涨，从而发挥出冲天的干劲发展生产。

　　1956年毛泽东就指出要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来发展石油工业。同时，毛泽东又强调生产的发展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原则，保证社会主义方向。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这是工业学大庆运动开展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当然就不会有工业学大庆这样一场群众运动。具体来说：

　　首先是工业学大庆运动与“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关系问题。1956年，毛泽东反复强调这样一个思想：要学习一切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也得具体分析，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松辽石油勘探的成功首先就是我国石油地质理论破除迷信的结果，大庆油田的发现宣告了中国“贫油”论的破产。在松辽盆地的石油勘探中，既成功地借鉴了苏联的石油勘探经验，又打破了他们的一些机械做法，从松辽盆地实际情况出发，果断地决定松基3井中途完油试井(如根据苏联专家的意见将大大推迟大庆油田的发现时间)，并进一步在大庆长垣大胆地甩开钻探，实行地质调查与构造钻探并举，油田勘探与开发建设并举，走出了我们自己石油勘探的路子。大庆油田的勘探与开发既符合毛泽东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要求，也是“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一个典型范例。

　　再一个是关于工业学大庆运动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关系问题。中国“在政治上、人口上是大国，但在经济上现在还是个小国”的现实促使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必须要高速发展。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包含着紧密联系的两个思想;一是强调经济建设的高速度;二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确确实实做到了真正的“多快好省”，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就彻底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极端落后的状况，一举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既有建设的高速度又极大地显示了人的干劲的伟大作用。大庆油田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基本探明了油田面积并且大体上算出了油田储量，而苏联最大的勘探速度最快的大油田——罗马什金油田用了三年多时间才大致了解了油田面积。在毛泽东看来，大庆是彻底执行和贯彻了总路线和大跃进的精神的。不仅如此，大庆的成功还证明“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和大跃进是正确的。

　　第三是关于工业学大庆运动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关系问题。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1963年，毛泽东在接见哥伦比亚工学农运动学习代表团时谈到：就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以国际援助为辅。有国际援助也可以，没有也可以，要靠自己。”

　　1964年1月25日，毛泽东约见余秋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等均在座。毛泽东要求余秋里讲讲石油大会战。余秋里说石油大会战之所以能这么快取得胜利关键是靠“两论”起家，靠学《实践论》、《矛盾论》这两本书，主要学基本观点，掌握认识论和方法论，是把毛泽东思想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对余秋里汇报的大庆靠“两论”起家的经验十分赞赏。周恩来以后亦多次谈到大庆油田成功的原因主要归功于学习毛泽东思想，他说： 我们靠什么打得这个胜仗?首先靠毛泽东思想。大庆的职工们说，他们是‘两论起家’，当时，确实很老老实实地学习了毛主席的‘两论’”;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真正地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了，学到做到，做得很好”。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写给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萧华的一封信中提出国家工业各个部门都要学解放军，都要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现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做政治工作。毛泽东在信中说：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现在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现的时候了。毛泽东还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学习和采用了。”大庆在学习解放军政治思想工作中确实提高了职工的政治素质，促进了企业生产的发展。在毛泽东看来，石油部取得的成绩(当时石油部的主要成绩就是大庆的成绩)是号召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有力论据。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同时也有助于推动全国学解放军运动的开展，这无疑是毛泽东所愿意看到的。

　　总的来说，毛泽东之所以决定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是因为他认为大庆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坚持党的领导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用革命化统帅工业化，走出了一条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根本对立的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在毛泽东看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既能促进工业生产高速发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又能保证这种发展永远不会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牢牢把握住政治工作这条“生命线”，对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极有成果的。

　　政治工作及政治运动，在前三十年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十分明显。以文革为例，文革是在1966年中发起的，但是1966年中国的GDP增长率仍然达到10.7%，基本没有大的影响，受影响的是1967、1968年的数据。因此，可以认为，一个重大政治活动对于经济的影响是有滞后期的，就和外汇市场急剧波动往往要一段时间后才明显影响到经济实体的运行一样。这个滞后期一般为几个月到一年。那么，如果某年有重大政治活动，考察这个政治活动的对经济是促进还是破坏，一般要用下一年的经济数据来评判。

　　有人喜欢说六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徘徊，分析这段“经济徘徊”的时期，可以看到，所谓经济徘徊主要是指1959年至1968年。《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披露，这十年间GDP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是：8.8%，-0.3%，-27.3%，-5.6%，10.2%，18.3%，17%，10.7%，-5.7%，-4.1%。平均增长速度为1.3%。确实是经济徘徊。同时，1961年至1970年这个时期，又包揽了中国最近四十多年里经济增长速度前四名的年份，分别是：1964年的18.3%、1965年的17%、1969年的16.9%、1970年的19.4%。分析毛泽东时代中国从50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与政治的联动效应，就会看到这样的结果：

　　1955年毛泽东以敏锐的政治目光，发动反对“胡风”的政治事件，同时积极反“反冒进”，结果1956年中国GDP增长15%，比1955年的6.8%快得多。

　　1956年苏共出现“二十大”的政治地震，直接影响到中共党的“八大”，在当时舆论环境下，毛泽东写出《论十大关系》，中国经济政策转向保守，结果1957年GDP只增长5.1%，这个速度比文革十年平均增长速度还要低。

　　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但是1958中国GDP增长21.3%。

　　随着毛泽东1959年上半年在二届人大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不再直接在经济一线工作，结果1959到1962年中国经济每况愈下。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不在一线主持经济工作的毛泽东为了全党的团结，主动背“黑锅”，替当时经济领域的负责同志承担责任，但是他以他敏锐的政治感觉，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呼唤，这才迎来1963年至1966年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

　　随着毛泽东年事渐高，一些人又打起甩开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算盘。为了进一步把自己的伟大经济思想在中国得到推行，当然这也是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相一致的，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是革命，牺牲了二年的经济增长，直到党的“九大”，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才真正得到贯彻，终于换来1953年以来经济增长时期最长的光辉的七年——1969年到1975年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3%，比改革开放后的平均增长速度还略高，而且当时中国基本上被全世界封锁，并且随时需要面对战争。

　　当然，有些人说，改革后经济发展也不低啊!但是，看看1969年至1975年吧，没有内外债务，基本没有财政赤字，没有满街假烟假酒假大米，没有炒土地和福利产业化制造GDP，没有被外资当作利润抽走的GDP，这些GDP全部是中国人自己得到好处，是实实在在的增长速度，不象现在大量增加的GDP转化为跨国公司的利润。何况从国民经济重要产品看，前三十年一点不比改革时代低，例如1949年至1979年粮食增产200%，而以后只增产30%。

　　长期以来，有些人以极夸张的语言，大谈毛泽东时代的困难。只记住毛泽东“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却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从来不提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努力以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等当年妇孺皆知的口号和客观事实。其实，那个时代的困难，主要还是来自于非社会主义因素的干扰，比如，有人主张巩固新民主义新秩序，要“稳妥地”“循序渐进”(认为社会主义是左倾)，经济上要反对所谓冒进，而遭到批评后，便以大冒进和大浮夸，来对待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另比如，毛泽东发动社会主义教育，有人则用形“左”实右的手段搞处处点火、村村冒烟，打击一大片，最终保护了那些对社会主义存有二心的人。毛泽东最后的十年，大体也遇有这种情况……除此，毛泽东时代的困难，还与建国前 一穷二白”基础有关。

　　毛泽东和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我们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积累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当然，由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实践，人们对如何走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还缺少规律性认识，加上当时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响，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发生过曲折，但是，这些曲折——随着历史的远去，人们便能愈来愈清楚其“丰富的社会主义价值”。

　　毛泽东在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一直是非毛化恶意攻击的目标。经过它们三十来年的努力，一些人对毛泽东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否定好像已经被定论了——当然，这是诽谤者们制造的弥天大谎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经济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以致考虑新中国的巨大经济成就就不得不把它与毛泽东的英明领导联系在一起。这些惊天动地的业绩可以简述为：

　　一、所有制革命。众所周知，那种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平等不民主的生产关系是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性障碍。只有周扒皮之流才认为私有制比公有制更能促进国家强大。毛泽东看准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解放就发起一个又一个政治进攻战：土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合作化、人民公社……，彻底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的腐朽剥削制度，不断克服官僚阶层的干扰，让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从而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讲，没有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产权革命，就没有新中国惊人的经济发展速度。

　　二、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毛泽东在构思所有制革命的同时，也在研究我国的工业化问题。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力排众议地提出中国模式的工业化道路：在发展国家大工业企业的同时，要发展地方工业与农村工业。

　　毛泽东重视基础工业。他为了打好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提出要抓“钢”——一个国家没有钢铁而谈工业化就等于是屁话——通过大办钢铁群众运动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工人，在全国建立了许多中小型钢铁企业，为我国工业化提供了无数钢铁产品。在电子、机械、化工、纺织、运输等等许多行业，都走依靠群众艰苦奋斗的路线发展起来。

　　毛泽东在发展我国工业的时候非常注意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不赞成“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无所作为路线，既要求知识产权上是自己研究出来的，而且生产过程中也要求能“社会主义大协作”，成百上千的企业互相协作，自我配套，体现出巨大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我国的万吨水压机、万吨远洋轮、数控机床、运十客机……无不体现出毛泽东的这一思想。

　　毛泽东不仅关注宏观经济问题，而且特别注意研究企业微观经济体系;注意发挥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催生了一大批地方国营和集体企业，发展了经济，培养了人才，改善了生活;重视发展农村的社队企业。早在50年代中期他就说了，我们要象日本一样在农村办工业，1958年办人民公社时又提出公社要办“工农商学兵”，在农村因地制宜地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厂、农机修配厂等等，文革时又大力发展了各种社队企业，鼓励农民安居乐业参与工业化过程，“离土不离乡”、“以工补农”。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召开时，周恩来自豪地宣布，中国已从一穷二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既没有外债又没有内债的，具备了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三、建立了科学农业。建国初期，毛泽东即针对旧社会凭经验种田的老习惯，提出了科学的《农业八字宪法》，指出发展农业必须在“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八个字上下功夫。毛泽东对农村的一个很大贡献是组织了人民公社。这是中国几千年没有过的大手笔大创举，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尤其农村“一盘散沙”的状况，把弱势劳动农民组织起来，形成了经济建设战斗力，形成了人民民主管理的社会基础，农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农业现代化本来已经有望实现。

　　四、建立了现代科学。毛泽东非常强调要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先进科学技术。在他的领导下，我国自主的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跃进式的根本性发展，群众性科普活动广泛开展，关联我国经济军事方面的有助于国力提高的科技成果不断涌现，科技创新能力在毛泽东时代跃居到世界十三位，而在所谓“科学的春天”开始后，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却倒退到了第二十八位。

　　五、建立了现代教育卫生体育系统。在毛泽东领导下，我国的教育卫生体育走了与资本主义国家不一样的发展道路，促进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

　　六、反对修正主义，主张“抓革命，促生产”。 历史已经证明而且还继续从正反两方面证明，毛泽东的经济发展之路是非常正确的，不仅让新中国取得了巨大的、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而且使全国劳动人民都得到了巨大的经济政治生活实惠。

　　链接：毛时代的艰难探索之二：“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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