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
文章摘自《毛泽东的光辉晚年》
：谷成 伯强
出版社：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 年9 月第1 版
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才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
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辛勤劳动所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给了人民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敌对的国际环境，与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使中国可以自豪地说：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而这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是绝无仅有。
确立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我国社会开始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被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这样，就为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政治条件。而生产数据公有制的建立，则直接需要按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较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不但是正确的理论观点，也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客观事实。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从1951年至1976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 %，而美国这个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同一时期平均每年仅增长3.4 %;工业，前者平均每年增长9.4 %，后者平均每年仅增长4.2 %;农业，前者平均每年3.4 %，后者平均每年仅增长1.6%。
早在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时期，毛泽东就预见到只有全国解放，将来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摆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他在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提出：“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
三年恢复时期，我国经济超过了历史最高的抗日战争前水平，中国往何处去，中国的经济怎么发展?这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毛泽东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对此讲得很清楚，他指出：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那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1955年10月，毛泽东在为《红星集体农庄的远景规划》题写的按语中写道：“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貌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1957》从1951年就已经开始编制，但到1955年2月，即“一五”计划执行了两年之后，才编制完毕，共历时五年，五易其稿。“一五”计划虽然计划期过了两年才正式通过，但并没有丧失时间。在这两年里，一面进行建设，一面编制(并不断调整)五年计划。而且，正因为1953、1954年编制和执行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两个年度计划，积累了不少经验，这就使得“一五”计划作为我国的一个开创性的中长期计划，编制得更加接近实际，工作比较仔细，执行得也比较认真，完成得比较好，为以后的各个五年计划的编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1952年2月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对计划与平衡的关系问题讲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客观上将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他还联系我国的实际说，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期间，认真阅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说：“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他以过去的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的工业，耽误了八年时间为例，指出“像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还说，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一个客观规律，但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要有一个过程。实际工作表明，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为此，就要研究它、掌握它、学会熟练地应用它。毛泽东的这些论述，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对新中国的计划工作的不断完善具有莫大的指导意义。
在大跃进时，国家计委有位综合局长公开否定综合平衡，认为计划工作的根本方法是群众路线，成为大家的谈资。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提出要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有群众路线。”经过毛泽东的总结，有了正反两方面的实践，自此以后的计划工作对综合平衡的认识更加准确，更加深刻了。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根据我国是个大农业国的国情，提出了新的计划安排的次序。他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数据，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数据。……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必须按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指在计划管理上，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首先要把农业生产及其需要安排好，然后根据农业所能提供的原料和市场的需要，安排好轻工业的生产，最后根据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决定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避免孤立地发展重工业，造成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
陈云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指出：“‘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是毛泽东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来的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原则和方法，是中国对社会主义计划管理的一个重要创造。新中国的计划工作在“一五”后期起逐步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这一原则，在农业、轻工业较快发展的基础上，重工业也获得飞跃的发展。
后来，毛泽东又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从反面论证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可以说，我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一开始就是在毛泽东从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经济工作中，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得出的中国式的计划工作理论指导下进行的。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总结各根据地财经工作的实际经验就指出：“在产量与销路问题上，应由财厅及有关机关，在财经办事处统一计划下，给予各厂以一定数额的生产任务，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成品有一定机关按时接收，解决产销之间的矛盾现象。在这个统一的计划性上，要实行各业之间的互相协助，消灭互相孤立甚或互相妨碍的本位主义。”当然建国后也借鉴了苏联的一些好的经验，但因此而若把中国的计划经济一概说成照搬苏联模式，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提出的，人们一般把过渡时期这个总任务简化为“一化三改造”。“三改造”实现的时间比原来设想的时间大为缩短，因此过渡时期没有用到原来设想的三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围绕总任务中“一化”的具体任务有：
一、重工业建设。建立和扩建电力工业、煤矿工业和石油工业;建立和扩建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飞机的机器制造工业。这些都是我国重工业的新建设。这些新建设的逐步完成，将使我国能够在社会主义大工业的物质基础上改造我国国民经济的原来面貌。
二、 轻工业建设。随着重工业的建设，相应地建设纺织工业和其他轻工业，建设为农业服务的新的中小型的工业企业，以便适应城乡人民对日用品和农业生产数据的日益增长的需要。
三、发挥原有工业的作用。在建设新工业的同时，必须充分地和合理地利用原有的工业企业，发挥它们的潜在的生产力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生产任务的完成，主要地还是依靠原有的企业。
四、努力发展农业。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巩固地联合中农，采用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推动农业生产的合作运动，以部分集体所有制为主要形式来初步地改造小农经济，在这个基础上对农业进行初步的技术改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同时也发挥单干农民潜在的生产力量，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努力开垦荒地，加强国营农场的示范作用，以保证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和棉花生产的进一步发展，逐步地克服农业落后于工业的矛盾。注意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广泛地开展关于保持水土的工作。促进畜牧业和水产业的发展，增加农业特产品的生产。
五、发展交通运输业。随着国民经济的高涨，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邮电业，主要是铁路的建设，同时发展内河和海上的运输，扩大公路、民用航空和邮电事业的建设。
六、把个体经济组织起来。在国家的统筹安排的方针下，按照个体手工业、个体运输业和独立小商业等不同行业的情况，分别地用不同的合作形式把它们逐步地组织起来，使它们能够有效地为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服务。
七、逐步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导，正确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对它们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步地扩展公私合营的企业，加强对私营工业产品的加工、定货和产品收购的工作，并稳步地和分别地使私营商业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执行代销、经销等业务。
八、 保证市场的稳定。继续保持财政收支的平衡，增加财政和物资的后备力量;随着工业农业的生产的发展，相应地发展城乡和内外的物资交流，扩大商品流通;对生产增长赶不上需要增长的某些主要的工业农业产品，在努力增产的基础上逐步地实施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
九、发展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准，积极地培养为国家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所必需的人才。
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扩大资金积累，保证国家建设。
十一、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十二、继续加强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互助和合作，促进各少数民族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关于农业投资，包括国家对农业的直接投资，以及农垦、农村救灾费及农贷等，五年内国家直接、间接对农业的支出共达84亿元;同时，估算五年内农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约为100亿元。这样，五年用于农业的全部资金共达184亿元左右。
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基本建设，目的是要把我国国民经济从技术极端落后的状况推进到现代化技术的轨道上，为我国的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创造现代化的技术基础。为此，工业的基本建设计划，就要建立由现代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的新的工业，同时要用现代先进技术逐步地改造原有的工业，以达到中国快速工业化的目标。
“一五”计划的实施，基本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工业的基本建设计划，是“一五”计划的中心内容。五年基本建设投资原安排427.4亿元，实际完成550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60.3亿元;其中工业投资原安排248.5亿元，实际完成250.3亿元。“一五”期间共建成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工矿建设单位上千个，平均每三天就有一个投入生产，便我国工业的生产能力显著增加，交通基本建设取得巨大成绩。“一五”期间大规模工业建设的结果，初步改变了我国工业的落后面貌，建成了许多过去没有的新的工业部门，如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化学工业，汽车、拖拉机、飞机制造业，新式机床、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发电设备制造业，等等。工业的地区布局也大为改观，在沿海工业获得很大发展的同时，幅员辽阔的内地西南、西北等地一批崭新的现代化工矿企业也是厂房栉比，烟囱林立了。
“一五”计划是1955年7月一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此前计划工作限于水平，还没有对国民收入进行计划和计算，没有对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进行具体安排，只在“一五”计划绪言中作了原则规定。但是，“一五”时期在建设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经过精心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总的来说是处理得比较好的。实际统计表明，1952年，积累率(即积累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21.4 % ，消费率(即消费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78.6 %。到1957年，积累率提高为24.9%，消费率相应下降为75.1 %(五年平均积累率为24.2 % ，消费率为75.8 %。)。这一比例，既保证了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又满足了人民生活水平面提高的需要，基本实现了原定计划的原则要求。“一五” 时期对积累和消费这一比例关系的安排和处理，为以后的计划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在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方面，1959年毛泽东提出农、轻、重是指计划安排的次序，那是针对原来苏联按照重、轻、农的次序安排计划，对农业重视不够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反一下，今后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计划。这是毛泽东对计划理论的一大贡献，但却不是论述的具体比例关系。毛泽东和当时的党中央在探索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路上既借鉴苏联的经验，又不囿于苏联的经验，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当时在计划工作中，一般是用工业总产值和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对比来表示。如果比例相适应，说明两个部门之间的联系是恰当的，国民经济能够顺利发展;如果比例不相适应，说明两个部门之间的联系有些脱节，国民经济需要进行调整。根据毛泽东的一贯指导思想，在我国的实际经济生活中，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具体表现在：农业是基础，它向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粮食、副食品、棉、毛、麻等工业原料及其它农副产品，是工业品的重要销售市场，并为工业积累资金;工业向农业提供钢材、农业机械、燃料、日用工业品，等等。工业支持农业，是农业走向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在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上，轻工业主要是制造日用消费品的工业部门，重工业主要是制造生产数据的工业部门。因此，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实际上是反映人民消费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对这一比例关系，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是根据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和当时具体情况进行安排的。“一五”计划文件指出：投资的比例关系必须根据生产数据优先增长的原理来决定，而在每个发展时期中，这种比例关系的具体规定，又应该照顾到当时的具体条件。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重工业投资的比重特别大，这是因为我国需要积极地扩大重工业的基础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同时，我国国营和私营的轻工业，在现在以还有相当大的潜在力量，并且还有广大的手工业可以作重要的补充。因此，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关于轻重工业的投资比例的规定是合适的。”“一五”投资计划执行的结果，轻工业投资占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14.9 % ，重工业投资占85.1 % ，两者的比例为1 :5.7，低于原来的设想。
此外，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还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的平衡。技术力量供需的比例关系，是人力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国家大规模建设的进行，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物资流通的扩大，以及文教卫生工作的开展，需要大量的干部，特别是工业技术干部。这个问题估计十年内很难完全解决。但决不能等到培养好了技术干部以后，再从事建设。李富春在“一五”计划的报告中引用毛泽东的话：“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事革命战争是这样，从事建设也是这样。为了解决干部不足的问题，这五年内在兴办各类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同时，充分利用了企业和机关的有利条件，训练培养各类建设人才，提高在职干部的业务技术水准。
财力平衡也是确定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五”计划的建设规模很大，需要的资金很多，五年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额为766.4亿元，折合黄金7万万两以上。用这样大量的资金来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钱从哪裏来?根据毛泽东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一五”计划安排所需资金主要靠自己积累，当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给予我们以适当贷款。“一五”计划财政收入的实际执行情况，最能鲜明的说明这个问题。五年国家财政收入共计1354.9亿元，其中国外贷款36.4亿元，占2.7 % ;本国自己积累为1318.5亿元，占97.3 % 。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是计划经济的重要内容。生产力布局，具体到各经济部门，主要是工业布局。我国原来的工业地区布局很不合理，轻重工业均偏集于沿海一隅。据1952年统计，沿海各省市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0 % 以上。这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带殖民地性质布局的痕迹，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来说，在经济上和国防上都是不合理的。“一五”计划必须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按照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原则，逐步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态。“一五”计划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主要的原则是：
1、在全国各地区适当地分布工业的生产力;
2、使工业接近原料、燃料的产区和消费地区;
3、使工业的分布有利于巩固国防;
4、逐步地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水平。
“一五”计划对工业基本建设的地区分布的具体布署是：
第一、合理地利用东北、上海和其他城市已有的工业基础，发挥它们的作用，以加速工业的建设。最重要的是要在“一五”期间基本上完成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使这个基地能够更有能力地在技术上支持新工业地区的建设。
除了对鞍钢作重大的改建以外，东北各工业区的原有工业，如抚顺、阜新和鹤岗的煤矿工业，本溪的钢铁工业，沈阳的机器制造工业，吉林的电力工业，也都将在五年内加以改建。
第二、积极地进行华北、西北、华中等地新的工业地区的建设，以便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这些地区分配组成以包钢和武钢为中心的两个新的工业基地。
第三、在西南开始部分工业建设，并积极准备新工业基地建设的各种条件。
根据上述方针，五年内开始建设的限额以上的694个工业建设单位，分布在内地的将有472个，占68 % ;分布在沿海的将有222个，占32 % 。为着适合工业建设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为着把原有工业基地和新工业基地连接起来，五年内对铁路的建设也作了相应的布署。同时，根据上述方针，关于城市建设的任务，不是发展沿海的大城市，而是要在内地发展中小城市，并适当地限制大城市的发展。
按照“一五”计划的布署，到“二五”计划完成的时候，我国不但将加强东北的工业基地，而且还将有分布在华北、西北和华中各地区的一些新工业基地，这样也就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我国广大地区的经济生活。这种工业的地区分布是建立在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的，因此也就改变了过去工业分布的性质。
后来，在非毛化过程中，理论界开始流行一种说法，说什么我国“一五”时期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计划管理体制，是照搬照抄苏联僵化的模式，实行“无所不包的计划”，把什么都统得死死的;对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把企业搞成国家的算盘珠一样，拨一下动一下，一点机动权力也没有。这样的体制，束缚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造成经济停滞不前，浪费了财力物力，使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西方经济学诋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话语，几乎被他们全都搬过来用在诋毁毛泽东以及他的那个时代上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果真如此吗?
事实上，学习苏联计划工作的一些经验，是在大规模建设开始后，即从“一五”计划时期起，而不是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经比较直率的说过：“大家知道，我们在开国初三年，恢复了财政经济以后，就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候，由于我们没有经验，不得不首先而且必须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在当时斯大林和苏联人民的帮助下，我们建设了一百五十六个重要的工程项目，这对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打下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有很大帮助。”又说：初期，我们谁也没有搞过社会主义建设，大家也是摸索。恢复经济比较容易一些，一到搞计划经济，谁也没有经验，开始总是要从苏联抄一点经验来，这也是需要的。”但是，对苏联计划工作的经验我们并没有全盘照搬照抄，因为我国的建设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毛泽东在革命年代要求把外国经验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在建设时期也同样是这样要求的。当时经济计划工作的领导人陈云后来也说：五十年代学苏联，“即使那时，我们的经济工作也是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的，没有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 对农业，更没有照搬苏联对集体农庄也下达指令性计划的做法。毛泽东在“一五”开始的1953年初就指出：“目前我国的农业，基本上还是使用旧式工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这和苏联使用机器的集体化的农业，大不相同。因此，我国在目前过渡时期，在农业方面，除国营农场外，还不可能施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生产，不能对农民施以过多的干涉，还只能用价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并使之和工业相协调而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之中。超过这种限度的所谓农业‘计划’、所谓农村中的‘任务’是必然行不通的，而且必然引起农民的反对，使我党脱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毛泽东这一指示，对当时从中央到地方有关农村的工作，特别是对农业计划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体制是在不断地改革和改进的，“一五”的体制就不是五年一贯制。毛泽东在1956年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报告，对经济工作来说，特别重要的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国家同农民的关系，中央同地方的关系等。毛泽东指出鉴于苏联在这几个方面犯了错误，有的还很严重，我们在学苏联的时候有时好坏还不能鉴别，都学过来了。因此，我们的经济计划工作必须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和中央的决策，1957年11月，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决定，适当地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权限，例如，《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决定》将大部分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企业、一小部分纺织工业企业、一部分重工业企业、一部分交通港口和企业等，下放给地方管理，相应增加地方的物资分配权限。下放企业的利润，实行中央和地方二八分成，三年不变。下放企业的人事管理权限，归地方管理。同时还适当扩大了企业的管理权限。在生产计划方面，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指针，由原来的12个减少为4个，即保留：主要工业产品量、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利润指标。在基本建设计划方面，原来国家下达的4个指令性指针，即:总投资额、限额以上项目、动用生产能力、建筑安装工作量指标维持不变。国家计划只规定和下达年度计划，而季度、月度计划由有关部、局和企业自行规定。
这三个体制改革的文件，国务院在当年11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自1958年实行。“一五”时期的体制实行五年就改革了，以后各个计划时期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方针任务，都在不断地变革和改革。因此，说什么我们照搬苏联僵化的经济计划体制，三十年一贯制，完全是歪曲历史和不切实际的武断说法。
应当指出，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指令性计划，有其客观的必然性。毛泽东1942年在总结陕甘宁边区工业发展的经验时，就提出“建立全部自给工业的统一领导，克服严重存在着的无政府状态。”这里毛泽东虽然没有使用指令性计划这个名词，但是却把指令性计划的内涵，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在毛泽东逝世后，总有一些人把指令性计划说成是“一五”时期从苏联搬来的，不知道在公有制基础上有其产生的必然性，不知道毛泽东在40年代就有上述论述，完全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马列主义计划经济理论。
实行计划经济的中国，在赶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方面，有着不凡的表现。例如，钢产量，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钢产量说：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把这个目标具体化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957年，中国只生产钢535万吨。在大跃进的基础上，十五年后，到1972年，生产钢2338万吨，同期英国产钢2529万吨。1975年中国产钢2390万吨，英国钢产量下降到2010万吨，从此中国超过了英国，用的时间比原来设想的略长一些，在中国这样一个底子薄的大国，在十几年时间里取得这样的成绩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史实表明，在经济发展速度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无可置疑的。中国计划经济的发展速度，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也望尘莫及的。
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我国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同的看法。建国初期，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工业底子薄，提出由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搞重工业，我国搞轻工业的所谓国际分工。对此周恩来在1953年作报告时说，“在二三百年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凡是能站起来象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都搞了重工业”。”“没有重工业，国家的经济就不能完全独立。”苏东国家搞重工业，我们搞轻工业，“这样的分工是不可能的”，“有了重工业以后，才能使国防现代化。经过抗美援朝战争，我们的国防力量强大起来了。可是，我们还不能制造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门高级的炮……。我们要自己生产这些东西，就要搞重工业。因此，我们要集中主要力量来发展重工业。这样才能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
毛泽东逝世后，又出现一种否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观点，说什么这是“历史的误会”，当初何必优先发展重工业呢，没有钢铁，搞“以塑代钢”好了。其实，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历史的必然。他们不知道，要有塑料，就要发展化学工业;而要发展化学工业，则必须以钢铁工业作为基础。这不是很清楚的道理吗?用“以塑代钢”的想当然的想法，来否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是缺乏常识。到了90年代，否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观点又一次出现。这种观点说什么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投资、大量高级技术管理人才、大量机器设备。而我国当时并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当时确定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脱离了国情，搞了唯意志论。显然，这是非常错误的观点。当时确定优先发展重工业，既考虑了马列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理论，参照了苏联的经验，又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的。关于资金、技术、设备等条件，确实比较紧张，但都作了比较仔细的考虑和妥善的安排。在人力、物力不足的方面，既考虑有苏联的援助，又研究了我们自己的努力。“一五”计划最后终于胜利完成，证明当时的安排是正确的。
在实行计划经济同发挥市场的作用方面，有人为了否定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而刻意把二者对立起来，似乎二者是势不两立的。他们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就排斥市场的作用，否定价值规律。经过反复渲染，这似乎成了经济学上的定律。其实，这种认识，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实践上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中国在十月革命后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重走作为开拓者苏联走过的弯路。在根据地时期，就重视商品生产，注意利用市场，通过同白区的商品交换，换取根据地生存所必须的商品。新中国建立后，在恢复时期，大力恢复和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利用价值规律，利用市场，逐步掌握市场的领导权，为恢复国民经济并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服务。“一五”计划时期，更是明文规定，商业活动对于发展城乡物资交流，促进工农业产品的合理分配，保证市场的供应，负有重要的任务。
1953年开始，我国市场上出现粮、油、肉、布等若干种主要消费品供不应求的情况。面对这样一种现实情况，党和政府不得不对粮油棉等主要农产品采取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的办法。
统购统销，是“一五”计划开始头一年实行的一个重大政策措施。1953年上半年，在小麦遭受冻灾的地方，粮食的供求状况很紧张;下半年食油、肉类在许多地方也供不应求，不少城镇中都要排队购买。适应当时的需要，中共中央1953年10月16日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接着中央人民政府在11月23日发布《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1954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却从农民多购了70亿斤粮食，于是1955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955年4月28日发出了《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当年少购了70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200多亿斤粮食。中共中央在1953年11月15日作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1954年9月9日政务院通过《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同时，对生猪也采取计划生产的办法，即向农民派任务，实行派养。
对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这一重大政策的出台，当时和以后对其实施都有不同看法。当时有人提出对粮食征购太激烈了，主张实行自由买卖的办法。但实际情况是，国家建设对粮食的需要量一天一天地增加，而粮食的来源不足，需要与来源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陈云曾指出：“鉴于粮食供应紧张的状况，必须采取征购的办法。如果继续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我看中央人民政府就要天天做‘叫化子’，天天过‘年三十’。这个办法是不是太激烈了一些?可不可以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把粮食买齐呢?如果能够买到的话，那当然是求之不得。我这个人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择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当时充分估计到了可能出的乱子：“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支配了，虽然我们出钱，但他们不能待价而沽，很可能影响生产情绪。为了不影响他们的生产情绪，不仅要给他们钞票，还要供应他们物资。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因为农民要的东西百分之三十是日用工业品，百分之七十是牲口、农具这些东西，而我们一下搞不到这样多的东西。”如果不向农民征购粮食，“只有把外汇都用于进口粮食。那么办，就没有钱买机器设备，我们就不要建设了，工业也不要搞了。”
当时是不是可以提高农产品价格，降低工业品价格，同农民真正实行等价交换?陈云的回答是：“征购要采取公道的价格。什么是公道的价格?并不是统统跟着黑市走，而是既对农民合适，也对我们有利。中农和富裕农民，所以常常不肯把粮食卖出来，就是等季节差价。”
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有关部门曾想办法，使农民在出卖农产品时得一点季节差价的好处。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有的老经济学者带头批“统购统销”，说这是不同农民等价交换，违背了商品生产的规律。显然，这是脱离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侈谈经济规律，其理由并没有超过当时的反对意见。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50年代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不是某个人灵机一动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决策。
早在1951年底，分工负责这方面工作的陈云就酝酿过粮食统购问题。1952年1月，他在向中央作的《一九五二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中，提出对粮食实行征购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由于考虑一些地方的要求，当年暂缓试点。1953年上半年，粮食购销矛盾进一步加剧 ，毛泽东要求中财委拿出具体办法。当时陈云因病在外地休养，粮食部和中财委在薄一波主持下进行研究，感到问题很大，办法不多。9月新粮上市，还是购得少，销得多。陈云遂召集会议，对提出的所有办法反复比较筛选，最终认为只能实行农村征购(是当时我国对农业税征收和粮食统购的总称)，城市配售的办法。这个意见提出后，立即得到周恩来、邓小平的支持。10月1日晚，陈云在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嘱陈云代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邓小平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陈云连夜写出通知稿，毛泽东次日(10月2日)凌晨作了修改，并决定当天下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陈云在会上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指出目前粮食情况的严重性和解决问题的办法。邓小平建议将农业税秋征推迟一个月，征与购同时进行。毛泽东最后发言，赞成陈云的报告和把征粮布置推迟一个月。
10月10日，陈云在全国粮食紧急会议上作《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报告。粮食部长章乃器对城市实行定量配给提出了修改意见，说“配给”这个名词有点不大好听，一说起它就想到日伪统治时期的情况，建议改叫“计划供应”。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但也指出，现在的配给不同于日伪时代，现在只配给粮食，那时粮、油、盐、酱、醋都配给;现在的粮食配给量可以吃饱，那时是填不饱肚子的;至于性质那更是完全不同的。
实行统购统销，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主要是：首先，保证了从“一五”起几十年我国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行，使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无后顾之忧。“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粮食定，天下定。”其次，保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在我国，首先是农产品、然后是工业品的价格，统统是跟着粮价走的，粮价涨了，物价就要全面涨。物价一涨，工资要跟着涨。工资一涨，预算就要突破。这样，就会造成人心恐慌。由此可见，统购统销对当时稳定经济，稳定人心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第三，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最重要的吃饭穿衣的需要。国家掌握了足够的粮食，广大职工和城镇居民不用为吃饭操心了，购买粮食不用再排队了;同时满足了农村一亿多人口(包括经济作物区农民、牧民、灾民、缺粮户等)对返销粮的需要，他们的需要占国家出售的商品粮的1/3以上。1954年我国发生百年未有的大水灾，由于国家有足够的粮食供应,灾区，粮价一直稳定，这是旧社会所不可想象的。第四，促进了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实行统购统销，国家在粮食、油料、棉花、纱布等重要物资方面牢固地占领了阵地，密切了国营经济和农民的联系。通过合理的购留比例，正确处理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防止了生产上的盲目性，把农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第五，统购统销后，粮食基本上由国家经营，对私商是严格管制的。这样，就消除了私人资本主义投机、囤积粮食，扰乱经济生活的危害，私营粮店只能做国家粮店的代理店。于是，就割断了私营资本主义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有利于农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样，被人们称为建国后在经济领域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较量的“第二大战役”，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一大战役是指统一财经，稳定物价那次战役。)
总而言之，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积累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建设的宝贵经验，人们常说的全国一盘棋，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合理布局等等，这些计划经济的用语，都是“一五”时期总结出来的，迄今仍常用常新。这些经验看来今后仍然将要沿用，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历史已经铭记下来的大量事实和资料证明，我国“一五”计划期间生产力获得的巨大发展，社会主义新中国面貌一新，就是对这些污蔑不实之词的最好驳斥。
人民是国家真正的主人
1949年，中国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大约是美国的1/30，如若缓慢地重复西方国家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即将私人产业累积成为现代化文明的资本基础这个历史，中国将毫无希望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久已计划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式。它的领导人深信，再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使生产率超越人口发展率，可以使人民迅速从落后贫穷提升到繁荣兴旺、经济独立。
随着岁月的流逝，往事渐远，但往事并不如烟。从记忆的深处把尘封的往事找出来，在我们眼前就有了那个火红的年代，那些岁月最鲜活的情景，于是就有了一连串的故事，一连串抹不掉的记忆。
1949年12月2日下午，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委员们以热烈的掌声，一致通过了《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政务院副总理、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在会上就发行公债的问题作了报告。他说：明年度财政状况，由于战争趋于结束，收入逐步增加，支出厉行节约，一定要比今年好些，但是赤字仍将很大。全国人民对于解放军的胜利欢欣鼓舞，也理解到人民政府在解放战争中的困难，但是又希望政府即使在困难中也要设法使金融物价比较稳定。因此，政府在财政措施上不能单纯依靠增发通货。发行公债比多发钞票要好些。发行公债缩小赤字的结果使币值和物价情况有所改善，则不但对全国靠工资生活的劳动人民和军政公教人员有好处，而且对于工商业的正常经营也是有益的。
公债的发行，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拥护和支持，将之称为“胜利的负担”。
民盟主席张澜先生高度评价这一决定，他说，这充分表示了政府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通货膨胀并不讳言，对于困难并不掩饰，正惟其不隐讳，不掩饰，更见得政府是针对现实为人民解决问题的。
郭沫若先生更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的反动统治，产生了一个人民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大喜庆，也是全世界进步人民的大喜庆。但有了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喜庆，我们就必须增加了光荣的负担。譬如一个母亲经过十月怀胎生下了一个肥胖的婴儿，这是喜庆事。但在做母亲的人，有了十月怀胎的长期累赘和亏损，又加上临盆前后的痛苦与流血，实际上是等于害了场大病。母体必须为此静养至少一个月。而且在分娩之后，立刻又加上了哺乳婴儿的抚育责任，这起码又须得累赘三两年。假使母奶不好还须得雇奶母、畜山羊或买奶粉等，破费是在所不计的。养育了一个婴儿，就要有这样不可避免的负担。但是做父母的人，特别是做母亲的人，谁都忘记了这是负担，而只感觉着是喜庆，是光荣，是人伦上的责任。自己无论怎样省衣缩食，含辛茹苦，总是高高兴兴地要把婴儿抚养成人的。我们如把这种家常事务扩大起来看，在我们产生了一个伟大的人民共和国的今天，政府不得不发行公债的苦衷，便可以迎刃而解了。”
1950年1月5日，公债正式开始发行，各地中国人民银行门前热闹非常，黄炎培先生有一段文字形容当时的情况：“厨子煮菜，先把锅子煮得很热很热，然后把菜撒下锅子，‘嗤’的一声，不多时，熟了，津津有味了。”10月5日以前几个星期的公债宣传，是在煮热锅子，一到发行开始那天，人民银行门前群众前脚趾接着后脚跟，忙煞了柜台上的行员，这就是锅子里“嗤”、“嗤”的大声发作。
在上海，据不完全统计，发行当天就售出公债40余万分。至2月5日，申新集团一马当先，购买60.5万分，永安系统厂家虽少，也购买了35.5万分，上海棉纺业已经以212万分超额完成了任务。在北京，仅1月10日一天就售出公债9万余分，其中，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购买28335分，民革中央的李济深、谭平山、蔡廷楷、蒋光鼐等16人共购1496分。至21日，北京已完成任务过半，达150万分。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飞机猛烈轰炸上海，造成工业设施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上海市民怀着极大的愤慨，以多购公债的实际爱国行动回答敌人的轰炸和封锁，公债售出数额骤增，在2月7日至13日一周的时间里，由1300余万增至2246.6万分。被炸惨死的上海电力公司工人、劳动模范张东来在临死时，再三叮嘱自己的儿子，把所有的存款购买公债，场面极其感人。
至1950年2月底止，全国推销公债总额达1.4亿分，超额40%完成了第一期胜利折实公债的任务。以后由于财政状况开始好转，第二期公债未继续发行。
这次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发行，数量虽然不大，但对当时回笼货币，解决一部分财政开支，稳定金融物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全国人民也在发行过程中，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现实的爱国主义教育。
1950年9月25日至10月2日，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两个代表会议的任务，是要总结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胜利，巩固已有的胜利;同时要交流经验、互相学习，加以推广，进而推动全国军民为保卫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9月25日，两个代表会议联合举行开幕式，陈云致开幕词，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朱德致演说词，李济深、张澜(章伯钧代)致贺词。毛泽东在祝词中称赞英雄模范是“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他代表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同时号召英雄模范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他说：只有决不骄傲自满并且继续不疲倦地学习，才能够继续作出优异的贡献，继续保持光荣的称号。他强调指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这两件事都有赖于同志们和全体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和全国工人、农民及其他人民团结一致，协同努力，方能达到目的。
1949年12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了《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
遵照《指示》精神，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师、军以及军分区以上各级，成立了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代表参加的生产委员会，以领导大生产运动。又建立了军队的生产合作社，来掌管生产资金、生产活动、生产分配。经过广泛深入地动员，各部队迅速组织生产部队开赴劳动生产第一线，并立即掀起了生产热潮。
在大生产运动中，人民解放军还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推动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及工副业生产。过去新疆一些地区撤下种子，就等着收获，既不除草，也不施肥，农产品产量很低。解放军使用进步的耕作方法，小麦产量达数百斤，水稻亩产可达千斤，少数民族人民学习这些耕作技术，使农产量大大提高。根据传统经验，北疆地区天气寒冷，棉花不能生长。但是解放军在沙湾、景化一线，应用苏联棉种试种获得成功，每亩平均产皮棉60斤，好的可达百斤。解放军又在库尔勒等地区试种茶树，也获得了成功。
辛勤的劳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仅新疆部队1950年开垦荒地就达83万亩，并全部耕种完毕，共收获粗细粮7000万斤，特种作物(棉、麻等)590余万斤，油料饲料737万斤，瓜果蔬菜4524万斤。大部分部队已能生产自给。此外还修渠115万余米，水库1座。建立煤窑37座，油坊11座，面粉坊85座，肥皂厂8个，榨油厂4个，毛毯、毛巾、织袜厂各1个，造纸厂3个，金矿2处。部队又用节余的伙食费和津贴发展畜牧业、饲养业，全年共饲养牛万余头，羊16，8万头，猪1.2万口，鸡3.3万只。又建房舍9000余间，植树22万株。指战员们看到自己双手创造的劳动果实，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动人的诗句：人说新疆太荒凉，不知新疆有宝藏，劳动能够翻天地，新疆定能变天堂。”
人民解放军其他各部队也胜利完成了1950年的生产任务。仅开垦荒地即达330多万亩。建起了数千处各种场矿作坊。完成了多项国家重要工业工程，其中，为配合天宝、天兰、成渝等铁路线的修筑，西北、西南军区就派出10多万指战员参加战斗。
与此同时，东北地区也发起了一场创造生产新纪录运动，使东北的工业建设步上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东北全境解放以后，东北的工人阶级以主人翁的精神和高昂的劳动热情进行了接管和恢复生产的工作。东北工人创造生产新纪录的运动这一燎原大火，就是沈阳第三机器厂赵国有、张尚举这两个火花首先燃烧起来的。
1949年7月，第三机器厂的工人们听说第四机器厂车一个塔轮只要4小时，谁都不相信。张尚举、赵国有抱着“看他们是不是吹牛”的想法去四厂参观，结果情况确实如此。回来后，他们的心情久久平静不下来。共产党员张尚举与共青团员赵国有俩人一合计，主意一定，说干就干。赵国有车件的速度越来越快，但到了5小时再也缩不下去了，于是就在改进工具上下功夫，他把铣刀杆子加粗，又把车刀增大，并采用车铣结合操作法，终于创造出了新的纪录。10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认真研究了这一典型和机械局的经验，决定向全东北的工人发起“创造生产新纪录”的号召。1949年10月中旬，东北人民地方政府工业部门发布了《关于开展群众性创造生产新纪录的决定》。
这一决定，立即得到数十万工人的热烈响应，成为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的运动。从阳光充沛的南部平原到白雪皑皑的北部森林，从柔风吹拂的东部海岸到牛羊奔驰的内蒙古大草原，整个东北地区到处燃烧起创造新纪录的燎原大火，生产纪录一个接一个被打破，劳动模范大量涌现，生产产量大大提高，工厂企业面貌也为之一新。
这次创造生产新纪录运动，总结了以往的经验，引导运动向改良工具、改进操作方法，改变生产组织的方向发展。东北工业部煤矿管理局所属鹤岗、鸡西、蛟河、西安、阜新、通化、北票七大煤矿由于全面推动运动，于11月27日提前全部完成全年生产任务，全员生产率从年初的0.36吨提高到0.51吨，他们向毛主席报了喜。东北有色金属管理局夹皮沟金矿局夹皮沟矿从提高工人技术入手，在12月份平均每台凿岩机8小时掘进90厘米，较上半年的46.3厘米提高1倍。东北汽车总厂过去7个工人用手工制造汽缸垫，每月只生产50斤，经过工人田增芳与大家研制了一套新工具后，结果产量增加10倍。鞍山钢铁公司动力部所属各厂矿，以前瓦斯、水、电等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并时常发生全厂停电事故，给生产造成损失尤其重大。运动开展以后，实行岗位责任制，不但节约了大量原材料，而且消灭了全厂停电事故。沈阳冶炼厂真吹炉全体工人，经过一个半月的研究实验，设法提高送风压力和炉温，使含铅量6%的冰铜中的铅得到充分氧化，打破了伪满时期冰铜含铅3%以上便无法处理的陈规，使大批积压的含铅过高的铜矿石得到利用，在矿石来源紧张的情况下，保证了生产继续进行。
这一运动开展十分广泛。因为在一定的标准上，只要能够超过原来定额，就是创造了新纪录。它可以普遍到每一个工作部门，具有各种各样的灵活形式，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新纪录。抚顺车辆厂在11月份，机车检修工作已超过伪满标准4倍，并在37种主要工种上提高产量1—30倍。这期间还涌现了本溪煤铁公司副经理徐宏文深入矿井试验掘进的事迹;涌现出安东机械厂工会主任深入车间，创造工会领导新纪录的经验，使工会从事务主义的泥沼中脱出，而成为发展生产的推进者和鼓劝者;出现了哈尔滨电车厂党组织保证创造生产新纪录顺利开展的经验等。由于各种各样新纪录的产生，使劳动组织、生产组织、领导机构以及各种生产制度也随之发生改变，以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这种全面的变革，便东北地区的工业生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50年10月，这一运动又融入全国规模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爱国主义生产运动之中。
全国著名劳动模范、东北工业部沈阳机器三厂工人赵国有带领他所在的车工部，向全东北工人提出了以创造新纪录，提高生产，增强国防力量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的挑战后，全国总工会向全国工人发出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的号召。至1951年1月，据东北、华北、中南、华东四个地区的部分省市和铁路、煤矿、邮电等产业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已有1200余个工矿企业单位和120余万职工参加到竞赛中来。煤矿工业中仅东北、华北、华东三地参加人数就有21万多人，占全国煤矿职工的70%以上。至2月份，全国参加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的公、私营厂矿单位增加到2065个。在东北地区，参加人数有71.5万人，铁路职工70%参加竞赛。
在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中，胜利完成了1950年生产计划。大部分工业生产都达到或超过于战前1936年的水平，其中钢铁、纺织发展尤快。东北是我国重要工业基地，1950年工业生产总值较1949年增加了100.5%，34种主要工业产品都有较大幅度的增产，金银原矿增幅达到982.4%，几乎增加了9倍。天津、北京等地各主要工业生产都提前超额完成任务。天津棉纱、棉布产量较1949年分别增加了37%和42%。华东是我国工业较集中的地区，沪、宁各厂矿的主要产品均提前完成计划，硫化铁、钢锭、铸钢等18种产品超过了计划，其中变压器，电磁线等产品都超过计划30%以上。
这次爱国主义生产竞赛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反对美国侵略、保家卫国。许多地方的工人提出了“机器就是武器，工厂就是战场”、“我们的志愿军在朝鲜打胜仗，我们也要在生产战线上打胜仗”的响亮口号。工人们就是怀着这样高度的爱国热忱，以忘我的工作精神投入到竞赛中去，许多生产纪录不断被打破。淮南煤矿新庄子煤场在1951年2月16日听到了朝鲜前线歼敌2万余人的捷报后，决心以生产上的新纪录庆祝这个胜利，在一周的时间里，连续5次打破全国采煤最高纪录。风镐手陈玉华创造的215.12吨的纪录，突破了苏联采煤风镐手斯塔哈诺夫在其采煤历史所创造的第一次记录(202吨)，接近了他所创造的第2次记录(227吨)。这一纪录，在三月份又被峰峰煤矿二矿510掌子面的罗永金以254吨的新纪录打破。重庆江津被服厂的工人时刻想着前线，仅用半个月时间，就完成了10万套军用棉大衣的生产。华中钢铁公司机械厂杜来顺车工班向马恒昌小组应战以来，连创三次新纪录，车一个矿车轮需用时间由3小时降至15分钟，生产效率提高11倍。郑州铁路局开封修配厂胡光弼车工组应战后四十天，创11项新纪录。济南铁路工厂铸工场工人张怀玉、张乃玉、张振儒在生产中，造闸瓦由过去每人每日生产15箱提高到160箱。这无数的，不断出现又被不断打破的新纪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这次运动，是全国范围的抗美援朝爱国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反对侵略、热爱祖国的强烈愿望，并对全国工业生产的发展以及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工业化的奠基
1949年12月16日，新中国的重工业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钢铁工作会议。时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方七十天。正是这次会议把包头列为“关内未来钢铁中心的目标之一。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第一次离开祖国到苏联访问，到苏商谈后毛泽东给中央发来电报，斯大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签属有关协议， 1950年2月24日两国政府分别在新的中苏友好互助联盟条约上签字，在这条约的基础上，在同一地点，1950年5月15日，周恩来同苏联签属了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议。
1951年为改变我国经济的落后面貌，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开始规划我国工业蓝图，确立了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目标。
从无到有的包钢——“一五年”计划期间，重点的工业布局，一个是东北，一个是华北，或者以及它的毗邻的地区。包头从它的宏观地理位置来看，在北京、天津这一带的腹地，在京包在线，交通比较方便，土地比较开阔，供水靠近黄河，又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基于此，1953年4月24日，当时的重工业部钢铁管理局批示成立包钢筹备组，组长由钢铁管理局副局长杨维同志兼任，筹备组迎来的第一个报到者是原包钢教育处处长张宗奇。
包钢筹备组工作一段时间后改名为“五四钢铁公司”筹备处，号召人们参与到国家重点冶金项目的建设中来。一批批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建设者们在阴山脚下、昆都仑河畔的千古荒原上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孕育了包钢的诞生，结束了千里草原不产寸铁的历史，一首《草原晨曲》从此传遍全国。1954年5月1日，五四钢铁公司”的许多员工参加了由华北局组成的游行队伍，接受毛泽东的检阅，也就是在这一天，“五四钢铁公司”筹备处更名为“重工业部钢铁管理局包头钢铁公司”，同时挂牌并启用方形铜制印章。
那一天，人们在天安门前非常激动，很多同志最后都说，我们一定不给毛主席丢脸，我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钢铁企业，我们决不动摇，决不给毛主席丢脸。
参加包钢建设的人们在天安门接受检阅不久即奔赴包头。 一下火车看到的是一片荒凉，下了火车到办事处坐的是一个驴子拉着两个木头轱辘的小车。那个时候，包头仅有现在东河区旧城那点地方。人口也只有十万左右，城市建设十分落后。
包钢的厂址选择每走一步可以说都是艰辛的探索。甚至周恩来、李富春等国家领导人也亲自参与包钢的厂址选定工作。包钢选址云集了全国各方面的勘测人员，有水文的，有地质的，从各方面进行考查，从呼和浩特(那时还叫绥远)车站东边的白塔起一直到西边的乌梁素海为止，选了十四个厂区，在十四个厂区中进行选择。经过反复推敲，中央财经委员会批示同意包头钢铁公司在宋家壕建厂。
一座现代化的钢城在荒凉之地拔地而起了。
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开发建设，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形成于1953年开始执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49年到1957年前后八年时间，确立了辽宁在新中国的工业基地地位。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即提出了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迫切性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东北。他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还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建立新中国的总体构想上，就把东北的机器生产和大工业提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位，强调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
辽宁的工厂、矿山由于日本和国民党的连续洗劫，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据统计，辽宁全境解放前夕，全省工业设备生产总能力只有日伪时期的20%，工人失业率达90%。鞍钢钢材的年产量比最高年产量的1943年下降了84.5%。煤炭和机械工业生产，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
在解放战争的日理万机中，毛泽东抓住鞍钢这个重点，做出了先从鞍钢着手、迅速恢复工业生产的战略决策。1949年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鞍山工人阶级要迅速在鞍钢恢复生产”的电令，东北工业部选派优秀干部深入鞍钢研究恢复生产方案，鞍钢工程技术人员同工人们一起昼夜抢修生产设备。鞍钢广大职工以主人的精神积极献纳器材，被传为佳话的“孟泰仓库”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同年7月，鞍钢首先修复了2号高炉，炼出了第一炉铁水。当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当即派李富春同志代表党中央到鞍钢亲送“为工业中国而奋斗”的锦旗，表达了对鞍钢为实现中国工业化而奋斗的殷切希望之情。经过鞍钢广大职工不到半年的努力，到1949年末，鞍钢炼钢厂1至4号平炉，炼铁厂1、2、3号高炉，化工厂2、3、4、8、9号焦炉，以及铁矿和选矿厂相继修复投产。继鞍钢恢复生产后，辽宁的矿山、煤炭、电力、冶金、机械等行业也相继恢复了生产。抚顺煤矿的矿工们，在堆积如山的崩塌的岩石中，在积满废水的矿井和堵塞的坑道等极端恶劣的环境里，夜以继日地苦干，恢复了矿区的生产。1949年生产原煤204万吨，相当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高年产量(1947年)的1.4倍。阜新、本溪、北票等地煤矿也恢复了生产。
在工业生产全面恢复的同时，以鞍钢为首的辽宁工业的一些重点项目还进行了改建扩建。在苏联帮助中国进行国民经济最重要部门的恢复和改造的50个工程项目中(后来逐步增加到156项)，鞍钢列于榜首。1951年12月3日，李富春亲笔给周恩来和毛泽东写报告，请求动员全国有关方面的力量帮助鞍钢建设“三大工程”。毛泽东于17日批示：“完全同意，应大力组织实行。”
1952年2月26日，共和国工业建设史上被称为“三大工程”的鞍钢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7号高炉正式开工。“三大工程”建设规模宏大，技术复杂。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全国各地选派了大批有经验的干部到鞍钢工作，有力地加强了鞍钢生产建设的领导。在党中央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经过鞍钢职工的艰苦努力，终于战胜了重重困难，三大工程”于1953年底全部建成投产。
1953年12月21日，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这个喜讯。12月24日，毛泽东复电，电文说：“鞍山无缝钢管厂、鞍山大型轧钢厂和鞍山第7号炼铁炉的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一九五三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我向参加这三项工程的全体职工、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和帮助鞍山建设事业的全体苏联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我国人民现正团结一致，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你们的英勇劳动就是对于这一目标的重大贡献。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发挥你们的智慧和力量，争取更大的成就。”
三大工程的开工生产，三大工程的竣工，大大增强了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钢铁基地的实力，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与此前后，在1952年间动工改建扩建的还有：改建抚顺铝厂，一期工程年产原铝1.5万吨;新建阜新平安竖井，这是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对使用机械化生产的现代化矿井;阜新发电厂，一期工程装机容量为2.5万千瓦;扩建沈阳风动工具厂，设计年产凿岩机和气动工具2万台;扩建抚顺老虎台矿，设计年产120万吨;扩建抚顺发电厂，总装机容量达21.1万千瓦。1952年9月17日，阜新发电厂1号汽轮发电机及1号锅炉安装完毕，比原计划提前一个半月。
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辽宁的一个个工厂、一座座矿山从瘫痪中站立起来，焕发了新的生机。到1952年，全省社会总产值达76.2亿元，比1949年增长1.5倍;国民收入总额37.4亿元，比1949年增长1.4倍。全省工业总产值45.3亿元，比1949年增长2.8倍。主要产品产量：钢94.1万吨，原煤产量1176.6万吨，原油产量23.4万吨，发电量为17.3亿千瓦/小时。
新中国的成立，从根本上为我国实现由农业国逐步发展为工业国，实现国家工业化创造了社会条件。但是，如何实现国家工业化，则是必须要先解决的问题。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我国工业化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实践。
根据首先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基础的这一指导方针，我国在1953年“一五”计划时期，制定工业化建设的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项建设单位为中心，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在明确了国家工业化任务和目标之后，从我国经济的基础出发，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把工业化建设的重点放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上，并再次把战略目光投向东北特别是辽宁。
为发挥辽宁的工业基础优势，国家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之一，是基本上完成以鞍钢联合企业为中心的东北基地的新建、改建，其中包括抚顺、阜新的煤矿工业，本溪的钢铁工业和沈阳的机器制造工业。“一五”时期，国家给辽宁用于工业建设的投资为46.4亿元，占同期全国工业投资总额的18.5%;其中重工业基本建设达43.6亿元。占全省工业建设总额的94%。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绝大部分用于原有企业的改建、扩建，占全省投资总额的73.1%。重点是发展冶金、机械、化工、建材、能源(煤、电、油)等工业。在当时苏联援建我国的156个重点项目中，辽宁占了24项，其中：
钢铁工业2项：鞍山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
有色金属工业2项：抚顺铝厂、杨家杖子钼矿;
煤炭工业8项：阜新新邱竖井、阜新平安竖井、阜新海州露天煤矿、抚顺东露天煤矿、抚顺老虎台斜井、抚顺西露天煤矿、抚顺胜利斜矿、抚顺龙凤竖井;
电力工业3项：抚顺发电厂、阜新发电厂、大连发电厂;
石油工业1项：抚顺石油二厂;
机械工业5项：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第二机床厂、沈阳风动工具厂、沈阳电缆厂、大连造船厂;
国防军事工业3项：一一二厂、四一O厂、四三一厂。
与24项重点建设项目工程相配套，还在沈阳、大连、抚顺、本溪、丹东等地安排了省市重点项目625个，改建扩建了抚顺钢厂、大连钢厂、沈阳冶炼厂、沈阳第三机床厂、沈阳鼓风机厂、沈阳水泵厂、大连重型机器厂、大连机床厂、沈阳化工厂、沈阳玻璃厂、大连玻璃厂等。完成这些重点工程不但使生产能力大为提高，而且使工业布局更加合理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殖民地式的畸型的工业结构。
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把农业放在重要位置，是毛泽东探索我国工业化道路的重要特色。毛泽东认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须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
1958年2月，毛泽东视察了沈阳黎明机械厂、沈阳松陵飞机制造厂、沈阳小型开关厂、抚顺煤矿和抚顺铝厂等工矿企业，期间他专门就农业问题搞调查研究，特别强调工业要支持农业：“辽宁的工业比重大，一定要把辽宁的农业搞上去!”在沈阳松陵飞机制造厂和黎明机械厂，毛泽东对厂领导说：这样大的工厂，不支持农业是没有道理的。”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曾特别指出了辽宁工业已占85%，所以着重搞工业，没有注意农业，没有双管齐下，是铁拐李，农业腿短，要赶快接脚，大搞农业。毛泽东的重要指示，为辽宁的工农业的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五”结束时，辽宁基本建成了国家的重工业基地。这个重工业基地，以冶金、机械、化工、石油、煤炭、电力、建材等工业为主体，技术设备先进，布局合理。在冶金工业方面，建立了以鞍山、本溪为中心，包括抚顺、大连等地的炼铁、炼钢、无缝钢管和大型钢材制造、高级合金钢的冶炼、炼铝、炼镁等工业;在机械工业方面，建立了以沈阳、大连为中心的新式机床制造、高效率蒸汽机车制造、冶金设备和矿山机器制造、电气设备和高压输电设备制造、船舶制造等工业;在化学工业方面，建立了分布在沈阳、大连、抚顺、锦西等地的基本化学、人造石油、合成化学以及抗生素、人造纤维等工业;在煤炭工业方面，建立了包括阜新、抚顺、本溪、北票等矿区的煤炭生产基地;在电力工业方面，建立了阜新、抚顺、大连等地的火力发电厂。这些骨干重工业和黑、吉两省的煤炭、机械、汽车制造、化工等工业结合起来，共同使东北地区成为中国最先建成的重工业基地。中国过去所没有的一些工业部门，包括飞机和汽车制造业，重型和精密机器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冶炼业等，都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建立自己的汽车制造工业——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没有自己的汽车制造工业，所需车辆完全依赖从国外进口。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建立自己的汽车制造工业。
1950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中苏双方商定，由苏联全面援助中国建设第一个载重汽车厂。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和多方案对比，1951年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把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厂址设在吉林省长春市郊。
1953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力争三年建成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指示。同年7月15日，在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厂址平地上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典礼。参加典礼的有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林枫，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以及当地党、政、军、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团的代表和苏联驻该厂的总顾问也参加了典礼。在奠基典礼上，刻有毛泽东亲笔题词：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白玉基石，被安置在厂址的中心广场上。由此，工厂建设工程正式破土动工。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第五师以及华东、中南地区和吉林省的各建筑公司的职工参加了土建安装施工。全国有的多家厂矿提供了建筑材料和机械设备，十多个工业部门为生产汽车提供了400多种协作产品，70多家工厂为该厂培训了技术工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第一汽车制造厂完成基本建设投资6.2亿元，基本建设竣工面积75万平方米，工业建筑41.1万平方米，宿舍39.9万平方米，安装了2万台机器设备，铺设了30多公里长的铁路和8万多米长的管道，制造了上万套工艺装备。
1956年7月13日，第一批国产“解放”牌汽车试制成功，按时完成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力争三年建成投产的指示要求。1956年10月15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式建成移交，开始了大批量生产。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经过不断建设发展，不仅为国家生产了大批汽车，而且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培养了大批人材。“一汽”建设的成功，向世人宣告：中国共产党既能打败手握武器的强大敌人，也能够把经济上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好。
全面恢复和建设全国铁路、公路网络——1949年，全国解放战争仍在大规模地进行，经济恢复的工作也面临严峻的形势(全国几次大的物价波动，交通不畅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尽快全面恢复全国铁路运输，便是一项刻不容缓的艰巨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元旦——1950年1月1日，京汉、粤汉两大铁路正式通车。至此，全国铁路除东北锦州至古北口、叶柏寿至赤峰二线，华北同蒲路的北段和华南湘桂黔铁路桂林至都匀线以外，其余所有线路均已全部修复通车。以此为标志，大陆铁路网基本恢复。
全国铁路网的修复是在国家财政和设备器材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修复的铁路中有3569公里破坏极重，几乎等于重建，其中还包括总延长75529米的1900多座桥梁，施工任务极其艰巨。1949年的铁路工作，不仅在修复被破坏了的原有铁路方面获得惊人成绩，同时在养路工程方面，在机务、乘务、车辆调度，以及管理、营业等方面，均获得了飞跃的发展。同时也为新中国铁道网的建设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2年7月1日，对于四川人民来说，是一个双重的节日。数十万人民聚集在新建成的成都和重庆火车站前，同时举行“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典礼大会”。当两列披红挂绿的火车，分别从成都和重庆缓缓开动时，火车站前顿时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四川人民半个世纪的愿意终于实现了。
四川，人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土地肥沃，有着发展经济的良好条件，但却受到了交通不便的束缚。“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成了千年慨叹，三峡流水、秦岭栈道是沟通川内外的主要通道。自清末以来，四川人民就准备将铁路修进四川，并为此出过无数的钱，流过不少的血。1911年清王朝宣布将商办的“川汉铁路公司”收归国有，从而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统治者利用四川人民渴望发展交通、兴修铁路的迫切心情，多次搜刮人民的财富。1936年，以宋子文为首的川黔铁路公司，以5600万银元的贷款，把成渝铁路的筑路权出卖给法帝国主义。1945年，蒋介石向四川人民发出“保票”，信誓旦旦地说：“两年内保证成渝铁路通车”。然而，直到四川解放，地图上的成渝铁路，还是一条虚线。
西南解放以后，人民政府立即开始制订修筑成渝铁路的计划。1950年6月15日(四川解放仅半年)正式开工。当时，全国的财政经济情况还没有好转，而且在四川这样峰峦起伏的山地修铁路，要比平原地区的筑路难度增加几十倍，如京汉路和陇海路东段修1公里平均只挖填5000土石方就够了，但在成渝路修1公里平均要挖填4万多方，而且石方还占绝大多数。
四川的夏季炎热多雨，胸前佩带着淮海、渡江、西南进军英雄纪念章的28000多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扛着铁镐扁担，最早赶到工地，担任筑路的“开路先锋”，半年以后，超额完成任务胜利归队。为了解决劳力困难的问题，采用过去老解放区发动农民参加支前工作的办法，在成渝沿线动员了84000多名农民和失业工人，由各地方政府和党委负责人亲自带领参加筑路。东北、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昆明、贵阳等地数千铁路职工和工程师远道来援。东北的钢铁、京津的机车、车辆溯长江源源而上，满载器材、糖食的汽车、船只沿着成渝公路和长江、沱江来来往往。整个工地一片热气腾腾的场面。
动工之初，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枕木，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经过调查了解，发现四川在三个行署区里有大批优质的楠木和香檀，是制造枕木的理想木材，于是在几十个县里发动了献卖木材的运动。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号召，把最好的木材送往工地，保证了施工正常进行。成渝铁路所用的全部铁轨、鱼尾板和螺丝钉，也都是在四川当地制造的。参加筑路，以及为筑路提供服务的成渝路全体职工、军工、民工，发扬了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精神，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隆昌县瓜子岩地段的路基要穿过一条1.5公里长、6米多深的夹谷。原来谷中只能通过火车车身，按工程要求，需拓宽2.22米。施工时工人们像壁虎一样，爬在悬崖峭壁上，脚一半踏在石棱上，一半悬在空中。而在没有吊车的情况下，从这又深又窄又长的夹谷中把碎石运出去更不是一件容易事。除部分较大石块利用“绞架”吊出外，绝大部分都是由工人从矗立空中的云梯上一担一担挑了出去。有些民工手受了伤，就用肩膀去抬石块。脚受了伤，就用手撑钎子，帮别人打炮眼。工地上个人和个人进行挑战，队与队展开竞赛，工人家属也赶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人们不但苦干，更开动脑筋想办法巧干。工地上普遍建立了技术研究组，在群众中出现了许多新创造。如压引放炮法，每方石头的炸药消耗量减少了一半多。又如单人冲炮法，使开坚石冲炮眼的工效从每天8米提高到30.22米。老工程师蓝田提议改用新线，缩短了23公里铁路线路，为国家节省了150亿元(旧人民币)的材料和施工费。
1952年6月中旬，全长505公里的成渝铁路全部完工。它是第一条用本国器材修成的铁路，也是我国铁道史上修建最快，工程最好、用费最少的铁路。毛泽东亲笔题词表示祝贺：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
成渝铁路的通车，对发展西南各地交通，沟通城乡物资交流，发展西南地区经济，改善西南人民生活，都起了重要作用。
1952年9月29日，天兰铁路正式建成通车。毛泽东再次亲笔题词表示祝贺：庆贺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
天兰路东起天水，西至甘肃省会兰州，全长346公里。1950年5月，西北地区获得解放仅8个月，在人力、物力、财力都相当困难的条件下， 7万多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首先投入战斗，充当了开路先锋。数万工人和二万民工先后参加筑路。修建天兰铁路，工人是工程建设的主要力量，但是在解放以后，他们当中的一部分还在受着封建包商的压迫和剥削。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工人们一面施工，一面进行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的包商制度，并以原有国营施工队为骨干，全部组成了自办工程队。他们以新的面貌，以主人翁的态度投入建设。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第一工程队在开挖硬土隧道导坑中，发明了“二层三节”操作法，使挖导坑的进度最高达每天前进11.2米，创造了平均每天前进6.85米的纪录。第十二联合作业工程队，在开凿普通土质隧道导坑中，发明阶梯式二层作业法，起槽开挖法，使工作效率达到每天前进24米的最高纪录。工人们还集体创造了双重滑梯，使运料节省人力12倍。广大工程技术人员也深入施工现场，和工人一起解决施工中的难题。另外还组织了专业化的机械工程队，使用了打桩机、挖泥机、抽水机、推土机、铲运机、水泥搅拌机、起重机、压路机、气钻、绞车、推车等机械设备，不但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而且提高了劳动效率。1952年8月23日(兰州解放三周年前夕)完成了铺轨到兰州的任务，9月29日全线胜利通车，比原定计划提前了8个月。
天兰铁路的建成，使西北地区和全国各地区的联系密切起来了。它对于推进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改善西北地区人民生活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交通战线另一重要的胜利是康藏、青藏公路的全线通车。
西藏，位于祖国西南边疆、青藏高原的西南部，为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和唐古拉山脉环抱，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建国前的西藏没有公路，交通闭塞，运输全靠肩背和牲畜驮运，从拉藏到雅安的牦牛运输，一年只能往返一次，严重阻碍藏族同胞和祖国内地的联系。
新中国建国之初，为了统一祖国，解放西藏人民;为了沟通西藏同内地的联系，发展西藏经济;以及为了建立巩固的国防的需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修筑康藏、青藏两条公路。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专门为筑路工程题了词。毛泽东的题词是：为了帮助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朱德的题词是：军民一致战胜天险，克服困难打通康藏交通，为完成巩固国防、繁荣经济的光荣任务而奋斗。”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人民解放军筑路部队从1950年4月开始动工修筑康藏、青藏两条公路。
这两条公路是我国筑路史上罕见的艰巨工程，路线长，自然条件非常复杂和恶劣，工程异常艰巨。然而，人民解放军筑路部队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不怕困难的革命精神，全力以赴地投入了筑路工程。在筑路过程中，他们经常在白雪纷飞的高原、草地，在零下20、30度、寒风凛冽、空气稀薄的高山上，铲开白雪、挖掉冻土，用绳子挂在腰间，在悬崖上打眼放炮。他们历尽艰险，顽强斗争，克服重重困难，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终于胜利完成了任务。
1954年12月25日，康藏、青藏公路正式全线通车。毛泽东特为康藏、青藏公路全线通车题词：“庆祝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
创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基础——为了保卫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为了支持抗美援朝的作战，国家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用大量经费向苏联购买了大批航空武器装备，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一支不可忽视的空中力量。然而，要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必须走武器装备国产化的道路。
1951年4月，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开始创建。在迅速恢复和扩建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破旧飞机工厂的条件下，修理了大量航空武器装备，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和捍卫祖国领空的急需。50年代中期，在党和政府的指示下，开始仿造苏联航空装备。1954年7月，南昌飞机厂仿制成功苏联雅克—18型活塞式教练机，后命名为初教—5。毛泽东在同年8月1日发了贺电，指出：这在建立我国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紧接着，我国航空工业开始试制苏米格—17型战斗机的中国型歼—5，迈出了自行制造空军作战装备的第一步。
1956年7月19日，这是一个载入中国航空工业史册的日子，我国生产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进行了首飞。试飞员吴克明担任了首飞任务。这位当时末及而立之年的优秀飞行员，曾在朝鲜战场上击落过两架敌机。但驾驶国产喷气式战斗机却是第一次，也是中国人的第一次。他的心情异常激动，看着座舱里所有的标牌上标示着中文说明，胸中充满自豪之情。甚至那崭新仪表板上发出的油漆味，也使他倍感亲切。飞机起飞了，吴克明熟练地驾驶着飞机爬升到规定的高度，进入平飞状态。接着又操纵飞机作了各种飞行动作，仪表显示告诉他：一切正常。祖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象雄鹰一样，矫健地翱翔在祖国的蓝天。试飞证明：该机的技术性能和产品质量全部合格。9月8日，国家验收试飞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秉璋在112厂主持验收签字仪式。第二天，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参加了祝捷大会。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来的贺电，正式批准飞机投入批量生产。国防部为这种飞机命名为“56式”。1964年后改为歼—5。歼—5飞机的制造成功是我国航空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走上了独立制造空军武器装备的道路。9月19日，首批生产的4架歼一5飞机交付部队使用。当年十月一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周年的盛大节日里，新中国首批制造的喷气式战斗机以雄壮的阵容，在北京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从此，人民共和国的航空工业以坚定的步伐，走向了自己发展的新阶段。
在这样的基础上，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了“二五”计划建议。“二五”计划确定的基本任务和规划，是鉴于“一五”计划即将完成，估计到大约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我国基本上能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决策大跃进
1956年9月10日下午，八大预备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先由陈云对七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作说明。会议同意陈云的说明，通过了这个名单。
接着，毛泽东再次发表讲话。重点讲经济建设和中央委员的选举。他说：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经过十四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为过去栽筋斗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
“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安排经济，对人、对资本家、对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比较学会了，我们有二十二年根据地的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
1956年9月15日，这天下午二时，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宣布中共八大开幕，并致开幕词。
毛泽东在开幕词里，开宗明义的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面经济建设的高潮，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必须善于学习”的号召。
他说：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毛泽东的开幕词，总共不到三千字，鼓掌达三十二次之多。整个会场，充满了热烈、激动的气氛。人们普遍感受到，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已经到来。
还在1955年夏，国务院就开始着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五年远景规划及“二五”计划轮廓。10月，毛泽东看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对设想中的发展速度不满意。12月，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从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转到经济建设领域，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反对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他说，这篇序言“节约起来讲就是要搞多快好省”。随后，《人民日报》1956年的元旦社论，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
从1956年6月开始，在周恩来主持下，形成“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的指导思想，并得到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的赞同和支持。根据这个精神，中央宣传部起草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经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审定，在6月20日发表。这篇社论，成为1956年反冒进的一个代表作。
毛泽东对反冒进和这篇社论，从一开始就不赞成。他在收到刘少奇送来的社论稿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1956年10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全会的组长们一道，议出七条意见，对压缩一九五七年预算和计划指针表示赞同，但又指出：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物资不足，应该首先支持必要的生产，同时注意平衡。”实际上毛泽东对这七条并不很满意。后来他说：1956年6月至11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妥协方案，是个堤坝，挡一下水。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总结发言。其中关于经济问题，他说：“我们对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世界上，上马和下马，进和退，总是有的。那有上马走一天不下马的道理?……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虽然有下马，总是上马的时候多。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趋势，发展是个总趋势。”
这里毛泽东从辩证法的高度阐明了前进和后退的辩证关系，从理论上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反冒进方针问题。
过了十个月，1957年9至10月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这个时候，经济形势发展得比较好，群众的建设热情高涨起来。在毛泽东看来，1956年夏到1957年春的反冒进恰恰是对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毛泽东便把反冒进作为一个严重问题公开提出批评。
到1957年，工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140亿元增加到784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每年百分之18.4%的增长速度，超过计划中原定的百分之14.7%的速度。这是一个很高的而又很扎实的速度。其中，钢产量从1949年的15.8万吨，增加到535万吨;煤产量从1949年的3200万吨，增加到1亿3仟1佰万吨;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326六亿元增加到1957年的604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着百分之4.5%的年增长率，超过原定的百分之4.3%的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从“一五”计划开始时的41.5%(1952年)提高到结束时的56.5%(1957年)，超过一半。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机床设备制造、有色金属冶炼、高级合金钢冶炼等，也在这一时期内从无到有地相继建立起来。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都不很高。第一强国美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不过3.7%，英国只有百分之2.9%。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的确是很快的。
在“二五”计划开局之年，应当采取怎样的发展方针，是毛泽东首先考虑的问题。同解决其他难题一样，他首先从抓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手。
从1956年初起，毛泽东就不断地在讲：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他概括出两种领导方法：一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为又少、又慢、又差、又费。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他指出：“去年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明确提到了经济建设的两种方法问题。
八届三中全会后，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社论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过高了，行不通;有的人说，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作用。
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据他说，在访苏前就开始写的，因为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功夫，就在我们代表团中间先读一读。回来又经过斟酌，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看过才发表的。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
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这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精神写的。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极为赞赏。
1958年1月2日至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工作方法问题。在1月3日和4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两次讲话，着重讲了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问题，以及不断革命、技术革命等。并再次批评反冒进，还第一次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
杭州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离开杭州，乘专机经长沙，于1月6日来到南宁。这里的气候依然温暖如春，江山如画，洋槐树只有少数的黄叶子，告诉人们这里是秋天不是春天。毛泽东准备在这里召开范围更大一点的中央工作会议。
他亲自写了一个会议通知，要求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及分管计划、财政、经济的几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外，还有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要求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包括黑龙江、陕西、四川、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九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周小舟、陶铸、刘建勋，以及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韦国清，以及中央政治局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主持在广西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部分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了反冒进。1月11日，他在讲话中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拿出两只手来给人家看，看几个指头生了疮。‘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
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喜怒无常，常有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右派老是喜欢。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落后问题，古董总落后一点嘛。我们除四害，把苍蝇、蚊子、麻雀消灭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
12日，毛泽东又在讲话中说：我们就怕六亿人民没有劲，不是讲群众路线吗?六亿人泄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看问题要从六亿人民出发，要分别事情的主流、支流、本质、现象。
1958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空气，挫伤群众积极性没有想到。
1958年1月17日晚，毛泽东在同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1958年1月19日晚，毛泽东约周恩来单独谈话。接着开全体大会，次日凌晨一时结束。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
1958年1月20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冒进是全国人民烈焰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冒进把前进放在第二位了。”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讨论1958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为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准备。这是八年来讨论预算和经济计划最早的一年。毛泽东主持会议，他首先讲话说：
“我看了七、八年了，我看我们这个民族大有希望。特别是去年这一年，我们六亿人口的民族精神，大大发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许多问题搞清楚了，任务提得更恰当，如十五年左右可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修正重新发布等，给群众很大的鼓励。许多事情过去做不到的，现在能做到了。过去没有办法的，现在也有办法了，比如除四害，群众劲头很大。我这个人老鼠捉不到，苍蝇、蚊子可以捉它一下。平常总是苍蝇蚊子向我们进攻嘛!古代有这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提倡消灭老鼠的文章。现在我们要除四害，几千年来，包括孔夫子在内都没有除四害的志向，现在杭州市准备四年除去四害，有的提二年、三年、五年的。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大有希望。悲观论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对的，要批判悲观论者。当然不要打架，要讲道理，是大有希望，不是中有希望，小有希望，更不是没有希望，而是大有希望，文章在‘大’字上，日本人讲：大大的有’。(笑声)
我们的民族在觉醒，像我们大家在早晨醒来一样。因为觉醒了，才打倒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以及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执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整风、反右派又取得了胜利。
我们的国家是又穷又白，穷者一无所有，白者一张白纸，穷是好的，好革命，白做什么都可以，做文章，画图样，一张白纸好做文章。
要有股干劲，要使西方世界落在我们的后头，我们不是要整掉资本主义思想吗!西方要整掉资产阶级思想不知要多长时间。西方世界又富又文，他们就是太阔了，包袱甚重。资产阶级思想成堆。要是杜勒斯愿意整资产阶级的风，还要请我们做先生。(笑声)
一谈起来，我们国家这么多人口，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四千多年历史，但现在生产与我们的地位完全不相称，钢铁生产还不如一个比利时。它有七百多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二十万吨。总之。我们是个历史长久，优秀的民族，可是钢是那么低。粮食北方一百多斤，南方三百多斤。识字人那么少。比这些都不行。但是我们有股干劲。要赶上去，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
十五年要看头五年，头五年要看前三年,前三年要看头一年,头一年要看头一个月,更看前冬，去年中共三中全会就在水利、积肥上做了布置。
现在劲头鼓起来了，我们的民族是个热情的民族，现在有了热潮，正好有一比，我们民族像原子，把我们民族的原子核打破，释放热能，过去做不到的事，现在也能做到。我们这民族有这么一股劲，十五年要赶上英国，要搞四千万吨钢(现在五百多万吨)，要搞五亿吨煤(现在是一亿吨)，要搞四千万瓧电力(现在是四百万瓧)，要发展十倍，所以要发展水电，不光发展火电。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有十年，看来不要十年，有的说五年，有的说三年，看来八年可以完成。
要达到这个目的，在这种形势下要有一股干劲。我在上海，一个教授和我谈《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他说，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就是从上海上四川，上游得费点劲，不是下游。说得很对，我很欣赏这个人，这是好人，这人有正义感。有人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卑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还是反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的古人都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都是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这有什么不好呀，急功近利，也不是不好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这是圣人之长。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像我们这样人要惜光阴，不能老开会，几个月不散会。急功近利，要看是搞个人突出、主观主义，还是搞合乎实际、可以达到的平均先进定额?要搞平均先进定额，如亩产量，有先进、中间、落后，都搞先进的为定额，以大力士为定额，那不行，是在先进定额中加以平均。
人多好，人少好?人多一些好么，现在劳动需要人。但是要节育，现在是：第一条控制不够，第二条宣传不够，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就要紧张起来。现在不要怕人多，有人怕没饭吃，那我们大家就少吃一点，人多一点，士气旺盛，这是我有点乐观，不是地大物博吗!但我不是说不要宣传节育，我是赞成节育的。要像日本、美国那样节育，不要像法国那样节育，越节越少。
十五年赶上英国是可能的，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我就是偏听偏信，看听信谁的。要节省，要反浪费。我们一面要提高生活，一面要节省，反对浪费。一万年也要节省。反浪费大有文章可作。作官可以，不要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主要干部要四个月离开北京，去求神拜佛，到工农群众中去。”
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1958年2月13日至23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8日，陈云发言检查了反冒进中的错误，表示要负主要责任。还说在财经工作中，材料数字一大堆，是对主席和政治局搞倾盆大雨、本本主义，是不让中央参与对经济工作的设计的分散主义错误。会上，李先念和薄一波也进行了自我批评，承担了各自在反冒进中所犯的错误的责任。
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
“反冒进反得那么厉害，把群众的气泄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进攻，群众的气就不高，我们也倒霉。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你就那么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
“如果说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而反冒进是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变了样子，把搞得少的叫马克思主义，搞得多的不叫马克思主义。我不赞成反冒进叫马克思主义，赞成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冒进好嘛，使农民多搞了水利嘛!”
“不要一讲缺点，就搞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中国六亿人口，一千二百万党员办事，能没有一点缺点。”
可是，一些人当时虽然做了检讨但思想并没有真正通。在1978年以后，又重新翻这个案，还硬说周恩来如何挨了整、受了委屈，并以此证明毛泽东犯了二十多年的“左”倾路线错误。
毛泽东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究竟是批评什么思想、什么人?究竟对了还是错了?其实，毛泽东说得很清楚，他批评的是，在1956年的条件下，有的领导同志针锋相对的提出了反冒进的指导方针。到了1957年，右派进攻，抓住“反冒进”大做文章。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一九五六年全面冒进了，在一九五七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一九五六年的计划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
正是在这个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跃进”这个口号。这里，周恩来既回答了右派的进攻，也纠正了他在1956年提出反冒进的错误。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的讲话中，高度赞扬了周恩来的这个报告，说它“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58年6月26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表彰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当晚，周恩来写信给毛主席说：这是我最早抛弃反冒进的开始。”“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
这说明，毛泽东当时批评反冒进，并不是反对纠正1956年计划工作中的具体错误，而是反对一些领导人提出的反冒进的错误指导方针。也不是要反对周恩来个人，而是反对一种错误思潮。更不是什么今后只能反右倾不能反冒进。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达成了共识。经过1958年的一系列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可以说全党达成了共识。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5月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会议的第一天，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着重说明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今后的任务。报告是刘少奇作的，但基本思想是毛泽东的，它充分表达了毛泽东自1956年以来，主要是南宁会议以来，在历次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在5月8日、17日、20日、23日四次在大会上讲话，主题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5月8日，以“破除迷信”为题，发表第一次讲话。他说：“我们的同志有几怕。第一种怕教授，第二种怕马克思。以为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爬上楼去。我看，楼下的不要怕楼上的人。列宁说的、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我们做的也有许多超过了马克思。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里出理论。我们干成功了，在意识形态上反映出来就是理论”。
他说：“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我们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它们总是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又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对外国人来说，我们不行。对孔夫子来说，我们也不行。”“总之，这都是迷信，一切迷信都要打破。”他再一次引用大量事例，证明自古以来，大学问家、发明家，开头都是年轻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受压迫的人，或者学问比较少的人。他说：我们的同志不要被大学问家、权威、名人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劳动人民蕴藏着的创造性、积极性很丰富，过去就是上层建筑——党和政府不提倡，或提倡不够，压制住了，没有爆发出来。现在开始看见劳动人民、六亿人口的这种创造性。去冬今春才开始爆发出来。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都爆发出来。”他说：“我也不懂工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搞工业的同志谈过，开始不懂，学几年也就懂了，没有什么了不起。把它看得那么严重，这种心理状态是不正常的。我看十五年赶上英国，赶上美国，差不多。照李富春同志的话，稍微多一点时间，比如二十年，那是尽够的。但这个不发表，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不要变。”“不要改变我们的口号，不要加上一个什么十五年或者二十年赶上美国。但是高级干部、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应当知道这个方向。”
毛泽东还讲到，要学习列宁，敢于插旗子，敢于标新立异。插旗子不要有空白，要把资产阶级插的拔掉，换上无产阶级的旗子。
最后，把他的讲话归纳为：“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
5月17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再次讲话说：
“国内形势很好，是一片光明。过去思想不统一，包括多快好省在内，没有信心。多快好省是讲工业、农业、交通各项工作，基本问题是农业，是对四十条的问题。现在信心高了。是由于农业生产大跃进，农业跃进压迫工业，使工业赶上去，一齐跃进，推动了整个工作。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五年、七年、究竟几年地方工业的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产值。各省就进行规划，这个纲一提起来，一月不算，二、三、四、只有三个月，省、县、乡的地方工业就蓬蓬勃勃搞起来了。现在许多同志都了解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中央有些同志不大了解，经过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四，五、六几个月，现在解决了。去年六月。恩来同志在人代去上的报告很好，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那篇文章很可再看一下。那时问题真正解决了。深刻了解还在以后。”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重点是讲我们发展了辩证法，准备对付大灾难。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第一，关于跟什么人的问题，他说：“昨天有一位同志说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错。某个人就指着我。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胡涂的跟。我们跟马克思、跟列宁。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掏大粪的、扫街的，只要他有真理，我们就跟。合作化我们跟贫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群众中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找先进的。那个好，真理在那。就跟。不要跟某某人。胡里胡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实际上就是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
第二，关于世界大战问题，他说 ：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但也有战争的可能性，要准备有疯子。真正打怎么办?要打就打，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来建设，从此就不会有世界大战了。”
“打起来也不要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口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针对有些人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打原子战争，人类就会毁灭而说的。第一，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第二，也有战争的可能性，不能睡大觉，要准备;第三，帝国主义一定要打，就打吧，打完了再建设;第四，打仗要死人，人类会不会毁灭?不会。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在毛泽东逝世后，国内一些人迎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一而再地攻击毛泽东这些讲话，说什么是鼓吹战争、消灭人类，真是无耻之尤。
5月20日，毛泽东再一次就破除迷信问题发表讲话。毛泽东认为，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他这样说：是不是可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又是外行呢?世界上有万门行业，有万门科学技术，有万种职业。一万行，每人只能精通一行或两行。懂这一种，对这一种就是内行，对那九千九百九十九种来说，就是外行。
1958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很好，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干劲”用“鼓足”二字比较好，比“鼓起”好。真理有量的问题。因为干劲早鼓起了。问题是足不足。最少有六、七分，最好八、九分，十分才足。所以用“鼓足”二字比较好。干劲各有不同。“鼓足干劲”这一句是新话，“力争上游”以前也有，不是新话。
从5月8日开始大会发言。口头发言的一百一十七人，书面发言的一百四十人，其中有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各级的领导人。大会发言都是充满激情的，有不少豪言壮语。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和地方上的一些负责人，纷纷提出各自部门和各自地区的生产高指标。“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特别令人振奋。
5月中旬，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分别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大会上发言。
周恩来说：
“毛主席曾经反复地教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一种是进行得慢一些，差一些。前一种是多快好省的方法，也就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依靠各级党委、放手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后一种是少慢差费的方法，也就是违反党的群众路线、不注意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放手发动群众、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建设社会主义的这两种不同的方法，也是两种不同的方针。犯了反‘冒进’错误的人，就是按照后一种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显然是同毛主席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相违背的。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减低了我国的建设速度，损害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和建设的积极性。因此，它不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而是在一段时间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一点，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些问题上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方针。
这里应该特别讲一件事，就是政府在指导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作中，曾经错误地采取了机械和静止的平衡的方法。当时我和担任政府工作的某些同志却错误地认为，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速度太快，因而造成市场供应紧张，并且出现了许多不平衡的现象。因为害怕不平衡，就采取了机械的静止的平衡方法，企图以缩小建设规模、压缩消费的办法，只从分配方面去求平衡这种平衡的结果，不但不能起促进生产的作用，反而妨碍了生产的发展。
除了上面所说的认识上和方法上的错误以外，还应该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的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
陈云说：
“从工作出发，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我国经过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势估计不足，对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个别缺点，主要是由于新职工招收得过多和某些部门工资增加得不适当，一度造成商品供应和财政的某些紧张情况，估计得过分夸大了。我在考虑和提出问题的时候，一般的从财贸系统的情况出发，而对于中央工业、交通多数部门的情况，对于全国各地党的各方面工作，则注意不够，这种从部分情况出发来解决问题，就不会正确地理解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
因此，对于当时反‘冒进’那个方针的错误，我负有主要的责任，首先在思想影响上负有主要的责任。”
薄一波说：
“现在看得很清楚，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个带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个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一九五六年的跃进，是有重大意义的。在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暂时的局部的困难对于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本来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没有什么可怕的。”
李先念说：
“在工作中确实发生了不少缺点，甚至在一些时候一个问题上也发生过带方针的错误。往往考虑平衡和稳定多，考虑建设速度少，往往一怕发生赤字，二怕市场波动。建设事业前进当中是会发生某些供求失调现象的，看到这些一时的现象，我们就表现异常敏感，盲目叫喊紧张。当1956年建设跃进中出现了个别缺点的时候，我们只是抓住了事物的局部现象，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夸大缺点，低估成绩，把1956年的跃进说成是一种冒进。反冒进的错误给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这里我是有责任的。幸而中央及时地作了纠正，否则，损失不知会有多大。”
这些发言还是不错的。可惜，在1978年以后，有些人又反悔了。一些“笔杆子”们推波助澜，把这些人说成当时受了多么大的委屈。难道说，中央的某些领导人都是一些反复无常的小人吗?
这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大中企业和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这次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论断。
这次会议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提出了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
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
激情燃烧的岁月
1958年大跃进之前，在全国总工会的倡导下，全国工交战线已经形成了技术革新的热潮。
这场技术革新运动提高了工业机械化水平和生产能力，促进了企业管理工作的同时，创造了一批行之有效的革新成果，解决了一些生产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关键问题。
这个运动开始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过程中，1959年形成群众运动，1960年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1954年1月1日重工业部发出《关于学习王崇伦首创精神的通报》。王崇伦是鞍钢机械总厂青年工人，曾先后八次改进工具，并创造了“万能工具胎”，提高了生产效率，解决了车间设备不平衡问题。按1953年定额计算，他一年内完成了四年多的工作量，产品全部是一级品。
4月15日“鞍钢技术革新展览会”在北京开幕。在参观了这个展览会之后，全国工业劳动模范张明山等七人向中华全国总工会提出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建议书》。在4月21日举行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第五次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决定》。
1956年7月，我国第一座年产3万辆载重汽车的长春汽车制造厂试装出第一批“解放牌”载重汽车;我国第一座电子管厂北京电子管厂于1956年10月建成并正式开工生产，试制成功了十几种电子管;我国第一座飞机制造厂也正式投产并于1956年9月9日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
1958年和1959年的连续大跃进中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是和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联系在一起的。
从元旦开始，哈尔滨和上海等城市就举办了各种技术革新展览会。上海全市各区的20多个展览会以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举办专业交流、围攻关键、开训练班、大搞共产主义协作等多种活动，二十多天就有几十万职工参加
在城市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同时，农村也在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
1960年全国农村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高潮。4月16日《人民日报》就南方各地制成百万部插秧机，同时训练出大批插秧机手，实行水稻插秧技术大改革的情况做了报导。9月22日，《人民日报》报导了几则消息：广西各地积极推广使用耘田器，工效比脚耘提高1—2倍以上;沈阳市铁岭县各人民公社大力制造和推广社员李圣洙创造的动力万能脱谷机;云南省目前全省已生产打谷机、玉米脱粒机2620多部，深耕犁、播种机、收割机263000多件、部，各种小农具1600多万件。为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社论说，农业机械化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最重要条件之一。农业机械化运动是一个全民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
1960年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声势之大、发展之快完全可以和1958年搞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相比，这是1960年这个运动的特点。全国各部门、各地区很快掀起一个全民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高潮，从工业生产部门、基本建设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农业生产部门，迅速扩展到文化教育部门、生活服务等部门;从单个项目的革新发展到全工段、全车间、全企业以至全行业的技术改造;从工具、设备、生产方法的改革发展到产品设计的改革和原材料的技术革命，以及综合利用。据24个省区不完全统计，从1960年1月到3月上旬，仅工交部门的职工就提出革新建议2530多万件，已经实现和正在实现的达965万件。
《红旗》杂志1960年第十期刊登了薄一波的文章《技术革命的新形势》，文章总结了全国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几个共同特点：第一，这是全民规模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第二，这是全面性的技术改造运动;第三，这是首先使笨重体力劳动和繁杂手工操作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的运动;第四，这是具有科学性的运动;第五、这是洋法和土法相结合、自力更生的运动;第六，这是不断革命的运动;第七，这是既有丰富内容、又有多种多样组织形式的运动;第八，这是同生产组织方面的革命相结合的运动;第九，这是同思想革命相结合的运动;第十，这是同文化革命相结合的运动。
许多人都知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句话出自毛泽东笔下，这是毛泽东为原安东(现辽宁省丹东市)机械厂自力更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而做出的重要批示。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句重要批示的背后，有着一段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
安东机械厂是一个为抗美援朝而成立的小型机械修理厂。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工厂由军需转为民用，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工厂里的骨干工人产生了自己动手制造拖拉机的强烈愿望。厂领导非常支持他们的想法，成立了新产品试制小组。1957年1月31日，他们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工人们高兴地给它取了个富有地域色彩的名字——“鸭绿江一号”!
“鸭绿江一号”是个单缸、卧式、二冲程的轮式拖拉机，行驶起来震动较大，砰砰直响，前面冒烟，后面喷土。许多人觉得它太土气，因此刚刚诞生，就遭到冷遇，被打进了“冷宫”。
1958年春天，国家计委副主任倪伟、国家计委机械局局长王光中来安东机械厂视察，看到了这台拖拉机，他们称赞工人们敢想敢干，当即决定让“鸭绿江一号”到北京参加农业机械展览会。到京后，专家们认为它既适合耕田，又适合跑运输，为我国拖拉机的造型和农机制造工业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最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数据。
4月底，展览会接近尾声，在挑选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拖拉机游行车队时，“鸭绿江一号”因外形不太美观而落选了。可是5月1日早晨4点多钟，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原来参加游行的四台拖拉机中的一台开到半路出了故障，一时又排除不了。于是“鸭绿江一号”与其他三台拖拉机，一起昂扬地驶过天安门，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1958年5月3日，一同视察安东机械厂的倪伟、王光中，联名向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党组书记李富春，副书记贾拓夫并计委党组写了一篇报告，叙述了这个厂的工人破除迷信，自力更生，克服重重困难试制拖拉机的经过。5月5日，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李富春将这个报告转呈给毛泽东。5月18日，毛泽东看后，在报告的空白处，用铅笔写下了如下的批语：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注：毛泽东原来写的是“高贵者最愚蠢 卑贱者最聪明!”后又用笔勾了一下，成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感叹号到了句子的中间)。此件印发大会各同志阅读。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剹(戮)的那些人……卞和献璞，三(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
毛泽东批语的全文，被列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之二十六》发给出席八届二次会议的全体代表。此后，这种象征中国工人阶级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精神的拖拉机终于投入生产。而在那个年代，像安东机械厂的工人一样敢想敢干的在中华大地上比比皆是。
1958年春，《人民日报》报导了浙江省长兴县耐火器材厂的李兴发等二十二名复员军人，靠三千七百元复员费起家，勇攀科技高峰，试制成功了热电偶管等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轰动整个冶金系统的先进事迹。周恩来认为，这是个艰苦创业的好典型，值得向全党全国宣传。
毛泽东那几天正在筹备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他看了周恩来推荐的文章后，心里十分高兴。为了解详情，他让秘书找来《浙江日报》、《解放军报》上有关长兴耐火器材厂的报导文章仔细阅读。周恩来向毛泽东提议，推荐李兴发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八大二次会议，向全党同志作一次宣传介绍。毛泽东听后完全同意，并让周恩来立即通知中共浙江省委。
如今已是满头银发的李兴发经常回忆这段难忘的往事：
1958年5月8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李兴发代表全厂职工走上大会发言席。当时，他才三十三岁。庄严肃穆的会场，令他心里不免有点儿紧张，但想到二十多位复员军人受到党和人民如此重视，就应该好好向大会汇报，向毛主席汇报。他定定神，带着浓重的浙江口音讲了起来：
“一九五四年秋天，我们二十多位南征北战的解放军战士，带着战场上的一身硝烟，先后复员回到了家乡——革命老区浙江省长兴县。家乡的山山水水使我们感到格外亲切，可是家乡依旧贫困的面貌又使我们转喜为忧。怎么办?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集资办厂，为国家分担困难!大伙凑齐了三千七百元复员费，借了合溪乡光耀村的一所破土地庙作为厂房，并租用了光耀陶器厂的部分窑位，到上海聘请了两位技术员，办起了长兴县荣军化工窑业厂。后来迁至县城，更名为地方国营长兴耐火器材厂……”
坐在主席台前排的毛泽东、周恩来全神贯注地听着李兴发的讲话，不时满意地点点头。
会场上，代表们仔细地听着李兴发的发言……
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当时仪表行业使用的进口热电偶管，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满足不了冶金工业飞速发展的需要。试制这种耐高温的热电偶管，成为国内面临的一大科研课题。当时只有一百余名职工、刚刚从困境中走出来的长兴耐火器材厂，在上级有关科研部门的协作下，承担起热电偶管的试制任务。
热电偶管是测试高炉温度的关键部件，其技术性能除了要求不软化外，还要求急变性能特别强，而且这种管子的外形又细又长，在窑里横放、竖放都易变形，烧制难度很大。能否试制成功，说实在的，厂长没数，工人心里更是空荡荡的。专程从北京赶来的重工业部的工程师，在厂里转了几圈，也不禁摇摇头走了。
没有专家，没有数据，没有设备，就凭满腔的热情开始试制了。
两位上海师傅高德芝、邵荃章，被这些复员军人的精神感动了。他俩首先从上海仪表厂拿来几只废旧管子化验，结果表明该产品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铝。技术人员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试验.终于做出了一批管子模坯。但氧化铝成型很困难，如何烧制，又像一只拦路虎挡在他们面前。
炎热的夏天，窑洞口的温度高达四、五十度，但大伙儿一待就是十多天。第一批横放着烧，报废了。横放不行，改竖放着烧.可又变形了。横竖都不行，就用护沙吊着烧。但用护沙后，温度却上不去，达不到急变的性能要求，还是报废了。大家汗流浃背，疲惫不堪。后来，只得临时在窑洞口开了个“诸葛亮会”……
最后，大伙决定改窑，将平炉式窑膛，改成阶梯式窑膛，增大空气接触面积，减薄煤屑厚度，使温度上升。
1957年底，热电偶管终于试制成功了。经北京热工仪表研究所鉴定，该管耐高温达一千七百三十摄氏度，高于从西德进口的产品，冷热急变的性能，也比进口产品增强一倍，而价格只有进口产品的七分之一。消息传开，轰动了全国冶金系统。
1958年初，厂里又承担了一项新任务：试制玻璃纤维坩埚。当时这种坩埚全靠进口，产品技术性能要求极高，厂里要担很大的风险。但大伙信心十足地对李兴发说：外国人能做，我们也能做!”
李兴发说：“我大声讲完这句话后，毛主席激动得站了起来，亲切地挥手示意让我停一下，然后高声对会场上的人说：‘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主席洪亮的声音刚落，全场上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
1959年11月15日，李兴发以荣誉军人代表的身份随团出访苏联。出访前一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同志，特意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代表团成员。
毛泽东见到李兴发后，笑着对他说：“你们替中国人民解放军争了光。三千七百元创办了工厂，不容易啊!全国都能有你们办厂的精神就好了。要学习你们的办厂精神。你们也要继续创造新成绩。”
当时李兴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一个劲地说：好，好。”接着，李兴发向代表团再次汇报了他们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科技兴厂的经过。
汇报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亲切地和代表团成员座谈。毛泽东问李兴发：
“你几岁了?”
“三十四岁。”
“你还很年轻啊，你们办厂的都是当兵的吗?”
“是的，都是当年参加新四军的。”
这时，周恩来笑着问：“你们当初是怎么想起要办耐火器材厂的?”
“为祖国的钢铁建设服务。我们国家要实现机械化，需要大量钢铁。”李兴发脱口而出。
周恩来听后连连夸奖：“你们白手起家、艰苦办厂的精神和方向都很好!”接着，朱德问道：“你们厂里有几个专家?”“一个专家也没有，只是从上海请来两位技师。”李兴发如实回答。
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你们就是土专家嘛!”
在大跃进的年代，在毛泽东“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国造船工业充分发挥了自力更生方针的巨大威力，并且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伴随着这个时期的发展，与毛泽东相对立的另一种主张就是众所周知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不要把孙子辈的事都做了”等等，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在各个方面。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8820马力的柴油机，就是一个例证。
新中国成立以后，造船工业得到逐步发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船用动力机械开始设计和试制一些小型船用主机，作为建造小型船舶之用。从总体上讲，船机仍落后于船体。
1958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上海江南造船厂、沪东造船厂以及有关船舶设计部门的广大职工承担了建造我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的光荣任务。
作为万吨轮心脏的主机的大马力柴油机，究竟是自行研究、设计制造，还是依靠进口?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一种意见认为，万吨轮的主机是一部大马力柴油机，技术要求很高。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制造的资本主义国家，从制造小型柴油机到制造大柴油机，也还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我国的柴油机制造工业，到1958年，才开始制造两千马力船用柴油机，在这个基础上，一下跃到制造八千多马力大型增压柴油机，是不可能的。因此，曾有人提议向国外买一台装上船再说。
而绝大多数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认为，主机是船舶的心脏，如果没有国产的主机，造船工业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只是一句空话。必须下定决心，建立我国的大型柴油机制造业。
此时，有人利用职权，请来了一个外国专利商，谈判购买柴油机的专利。按照这个专利条款规定，如果买他们的图纸数据，就只能按他们的图纸资料安排生产，我国无权再在同一个工厂自行设计制造新的柴油机，也无权出口按专利生产的柴油机。而且，他们不仅以比卖给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高得多的价格对我国进行经济上的勒索，还无理提出要允许他们任意来厂检查有关的生产账目，发生争执还要服从他们的法律与仲裁。
外国专利商提出的苛刻条件，激发了我国造船工业职工为国争光的决心。参加研究设计的技术人员在缺乏数据和经验的条件下，只用很短的时间，完成了主机的研究设计任务。紧接着沪东造船厂又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跳过制造非增压柴油机的阶段，试制出了大型增压柴油机，为我国柴油机制造业揭开了新的一页。
在1958年9月成功地完成中国第一台2000马力二冲程船用重型低速柴油机的设计、试制，并装上了3000吨沿海客货船“和平59”号，在填补了中国这方面的空白的基础上，1958年下半年又开始进行中国第一台万吨远洋船主机——8820马力大缸径二冲程船用重型低速柴油机7ESDZ75/160型的研制工作。
该柴油机的设计工作于1958年8月开始，由一机部、交通部船用主机技术委员会主持，在沪东造船厂党委直接领导下，组织一机部九局产品设计四室、沪东造船厂、上海船舶修造厂、上海交通大学、新中动力机厂等五个单位四十人共同合作，下厂进行设计，仅用四十八天时间就完成了图纸设计。
完成设计后，由沪东造船厂、上海船舶修造厂、新中动力机厂三个厂同时投入生产，以后由于任务变化，仅由沪东造船厂进行试制，并于1960年9月完成总装，制造周期为一年七个月。与此同时，还进行75/160单缸试验机的试制，并于1959年底试车。
1960年10月，8820马力柴油机研究工作进入性能调试阶段，至1963年三月先后完成非增压运转、一级增压试验、串联增压试验。在这段时间中暴露了较多设计、建造方面的问题，通过修整、设计改进、平台或单缸反复试验分析及整机调试，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或改善。柴油机性能指针也基本达到设计要求。
此间，8820马力柴油机的试制也如许多那个年代上马又下马的项目一样，因各种原因停顿了一段时间。
1963年3月25日到29日，试验组再次主持柴油机外特性和推进特性测试，此后工厂对柴油机进行全面返修。1964年5月25日起进行装复后性能试验，至八月底，性能参数达到第一阶段性能试验指针。1964年9月8日到28日，按国家平台鉴定试验大纲完成该阶段全部鉴定试验项目。技术工作组审查和通过性能试验报告，经各方研究，决定将主机持续功率定为8800马力。1964年11月17日开始进行柴油机耐久鉴定试验，试验前后共失败五次，直到1965年6月1日进行第6次试验时才获得成功。
鉴于8820马力柴油机已完成国家鉴定试验大纲所规定的项目，试验结果表明该机结构基本可靠，性能参数达到设计指针，主要件磨损基本良好，技术工作组通过鉴定报告，并同意首制机装船使用和后续机继续投产。该机于1965年6月装上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船“东风”号。该船于同年12月通过国家鉴定。
8820马力柴油机的研究成功，初步形成中国第一个重型低速柴油机的制造基地，不但填补了中国大缸径船用重型低速柴油机这一空白，也为今后国产机的研制和国际先进船用重型低速柴油机的引进生产打下坚实基础，为中国远洋船舶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大跃进的时代，最有代表性的自然是大炼钢铁，虽然后来把大炼钢铁糟蹋得一塌糊涂，可是，我们却不得不问问，大炼钢铁是什么?就是大跃进带来的工业化，科学化。历史告诉我们，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不是什么人轰起来的，而是全国人民的革命意志随着客观的历史进程而自觉地迸发和组织起来的，它形成了人们追求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思想潮流。那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没有剥削压迫;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劫匪盗贼;没有卖淫嫖娼：没有吸毒贩毒;没有瘟疫传染病;没有懒汉二流子;真正实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那是一个火红的时代：广大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历史主动性，聪明和才智最充分地调动起来了，人们作到了应该做到的一切，贡献了可以贡献的一切，完成了能够完成的一切，是一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火红的时代。那是一个人们的思想真正获得解放的时代：一切崇洋媚外，迷信洋人，美国月亮比中国圆的洋奴思想，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一切传统的陈规陋习，洋人的匡匡教条统统被打破;根据中国的实际开创自己的局面，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人人学点辩证法，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特征。那个时候，中国的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有一个观念，凡与上述相悖的思想，被人们称为右倾保守或“左”倾冒进。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被“否定”了，但人们终究不会忘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中国在饱受帝国主义的百年侵略中，外国的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是贫油国”，因为没有石油中国被压弯了腰。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中国石油工业的新篇章。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石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1952年2月，他亲自发布命令，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军五十七师转为石油工程第一师，支持石油工业建设。
1953年，毛泽东对地质部长李四光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我国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也把勘察石油资源、发展石油工业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1956年2月26日，康世恩和李聚奎到中南海勤政殿汇报。听取汇报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开始，康世恩照着提纲念，毛泽东打断说，你不要念了，我这里也有本本，就随便说吧。毛泽东先问地质年代如何划分，根据是什么?康世恩说主要是根据地球发展不同时期的地质标本，这是主要标志。毛泽东说对，那为什么叫第三纪、白垩纪、侏罗纪呢?康世恩说这是按照世界统一的化石标本来划分。比如白垩纪的代表地点是英国出露的地层，侏罗纪来自法国的一个代表地层，震旦纪来自中国南口的出露地层，等等。毛泽东听后点点头，又问石油是怎么生成的，康世恩讲了世界上石油生成的两派学说，一是无机生成说，一是有机生成说。毛泽东问，你赞成哪一种学?康世恩说我赞成有机生成学说。毛泽东问，有机物为什么又变成石油呢?康世恩一一作了回答。“怎么找油呢?”“什么叫构造?”康世恩拿纸边说边画，说明各种不同类型的储油构造。接着毛泽东又问原油出来后怎么炼制?怎么出汽油?汽油为什么要分号?汽油的分子式是什么样?康世恩汇报了炼油的原理和过程，写出汽油的化学分子式给毛泽东看。他还讲柴油由于含蜡多少不同，凝固点也不同，寒带要用低凝固点的，不然就冻结了。毛泽东说，这非常重要，中国严寒地带不少。”
如果有人撰写新中国的科普史，毛泽东与康世恩的这一段对话值得书上一笔。毛泽东深深懂得，要了解一个行业的发展状况，首先必须了解最基本的知识，所以他不厌其烦地询问地质年代如何划分、石油如何生成、怎么找油、怎么炼油等等。在具备了基本的石油知识后，毛泽东才开始询问中国的石油勘探情况和苏联石油工业发展情况。最后，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才对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指示。
当毛泽东得知西北地区、东北松辽平原、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都是很有希望找到石油的地区时，他说：美国人(指有些美国地质学家)讲中国地质老，没有石油，看起来是有的。怎么样，石油部也给我们树立点希望。”这段话语重心长，既是鼓励、期望，又是极大的鞭策。当他得知1955年天然石油年产量不足五十万吨，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些世界先进的石油勘探开发技术还没有掌握，用于天然石油勘探的资金很紧张，在戈壁、荒滩、沙漠野外勘探开发工作十分辛苦时，很有感慨地说：“搞石油艰苦啦!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毛泽东这些意见，成为发展石油工业的重要指导思想，它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要尽快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要打开石油工业的新局面，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为以后大庆油田的发现和石油会战，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958年，地质部和石油部在李四光的地质理论指导下，乘着大跃进的强劲东风，把石油勘探重点转移到被外国专家判定为“无原油”的东部地区，在东北、华北等几个大盆地展开了区域勘探。
1959年9月6日，在东北松辽盆地陆相沉积岩中发现工业性油流。这是中国石油地质工作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时值国庆十周年，这块油田因此命名为“大庆”。
1960年2月13日，石油部根据松辽盆地探井接连出油的新发现，在《石油工业部党组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中，向中央提出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一鼓作气，以最快的速度拿下大庆油田。党中央、毛泽东热情地支持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这一创举。2月20日，中央下发文件，迅速批准关于大庆油田勘探开发大会战的报告，指出这次大会战“对于迅速改变我国石油工业的落后状况，有着重大的作用”，要求各地区有关部门给予大力支持。
大庆石油会战的进行，是中国石油发展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从这一年起，中国原油产量急剧增长。
大庆石油会战开始之时，正值我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
1960年5月，在余秋里、康世恩等的领导下，石油工业部集中全国三十多个石油厂矿、院校的四万名职工，调集七万多吨器材设备，来到了茫茫的大草原。当时的艰苦状况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几万人包括几千名工程技术人员，其中有大学教授、博士，一无房屋，二无床铺，连锅灶等生活用具也很不够。人们支起帐篷、搭起活动板房，有的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废弃的牛棚、马厩里办公、住宿。有的人什么都找不到，劳动了一天，夜晚干脆往野外一躺，几十个人扯一张篷布盖在身上。雨季，在帐篷、活动板房、牛棚马厩里，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雨住了，里面还在滴嗒。夜里，有些人索性挤成一堆，合顶一块雨布，坐着挨过一宿，第二天照样干。
东北地区，冬天来得早，国庆节前后就下雪，没有房子，露营是呆不下去的。怎么办?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发动群众，在搞勘探、搞建设、搞生产的同时，挤出时间自己动手修土房子。大家不分地位高低、职务大小，男女老少一起上阵，挖土打夯，没有工具的用脚踩，建成30多万平方米的“干打垒”，就这样度过了严寒的冬天。
吃的也很困难。粮食蔬菜供应不上，就打草籽、挖野菜充饥。后来又发动职工、家属集体开荒种地、养猪等，解决生活困难。
不但生活方面艰苦，生产方面同样困难重重。几十台大钻机在草原上一下子摆开，设备不齐全、不配套，汽车、吊车数量不足，没有公路，道路泥泞，供水供电设备缺乏，工作条件很差。在这种情况下，大庆人硬是团结一致、鼓足干劲、知难而上、苦干硬干，千方百计打上去、啃下来。他们采用人拉肩扛加滚杠的办法，把几万吨的设备器材从火车上卸下来，连五六十吨重的大钻机也是用这种方法，拖到几公里之外的井场上安装起来。
钻机安装好以后，水供不上来，大家就排成长队，用水桶脸盆从几百米以外的水池打水传递过来，一打就是几十吨，保证了钻井需要。
到1963年底，大庆经历三年多的艰苦会战，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一、拿下了一个大油田。大庆油田是世界上特大油田之一，探明储量为267000万吨。从见油到探明油田面积、大体算出储量仅花了一年多时间。而苏联最大、勘探速度最快的罗马什金油田，则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才大致了解了油田的面积。除了勘探速度，大庆油田的打井速度也是比较快的。苏联部长会议正式命名的格林尼亚功勋钻井队1960年用十一个半月时间打井31300米，而大庆油田的1202钻井队1961年只用九个半月时间就打井31746米。
二、建成了年产原油几百万吨的生产规模和大型炼油厂的第一期工程。达到年产原油几百万吨这样的生产规模，大庆油田比苏联第二大油田——杜依玛兹油田速度要快一倍。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建成的大型炼油厂一期工程，同苏联设计、供应设备和帮助施工的兰州炼油厂同类工程相比，提前完工一年多，而且布局合理、用料少、质量好。
三、三年多累计生产原油1000多万吨，油田生产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大庆在勘探、钻井、采油、运输、供水、仓库和生活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建立了基层岗位责任制，形成了严格的正常的生产秩序。所有生产井全部做到井场无油污、井下无落物，这是许多国家在油田生产管理上也没有做到的。
四、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解决了世界油田开发上的几大技术难题。大庆油田在对85口探井数据、2800多块岩心样品分析资料进行大量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还解决了对多油层油田分层开采、对含蜡多、凝固点高、粘度大的原油的集中和输送等世界油田开发上的几大技术难题。
五、经济效益好。1960年至1963年共享国家投资7.1亿元，除全部投资收回外，还为国家积累资金3.5亿元。
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锻炼培养出一支有阶级觉悟、有技术素养、干劲大作风好、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铁人王进喜便是这支队伍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代表。
王进喜1959年在北京出席全国群英会期间，看到大街上的公共汽车车顶上背着个大气包，他奇怪地问别人：“背那家伙干啥?”别人告诉他：“因为没有汽油，那是烧的煤气”。听了这话，他没有再问下去。心想：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汽油怎么行呢?我是一个石油工人，眼看让国家作这么大的难，还有脸问?他越想心里越沉重，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心情也一直不能平静。他总感到那煤气包像千斤重担压在自己的身上，压在中国石油工人的身上。他对战友说：一个人没有血液，心脏就停止跳动。工业没有石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上行的，都要瘫痪。没有石油，国家有压力，我们要自觉地替国家承担这个压力，这是我们工人阶级的责任。”
从北京回到大庆，王进喜更是没日没夜地干在井台上，恨不得一口气就钻出一口油井来。他哪裏是在打井?他简直是在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一口口油井!他成日成夜地奋战在井场上，饿了，啃几口冻窝窝头;困了，倒在排好的钻杆上，盖件老羊皮袄，头枕钻头休息一会儿;天下雨了，头顶雨衣不离开井场。王进喜原来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为快出油、多出油、出好油，不仅舍得吃大苦、耐大劳，而且努力学习文化、学毛泽东著作、学技术。他身边经常带着一个小本子，每次到上级机关开会，他都到技术部门细心地搜集世界各国石油发展情况的资料，详细地摘录：总产量多少，按人口平均数多少，以及打井、采油的新记录、新技术等等。他仔细研究这些情况，一心想着怎样更快地把我国石油工业发展上去。他对人说：“井没有压力喷不出油来，人没有压力就干不出好的工作来。”铁人的精神在那个时代激励着无数人勇往直前。
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意义是重大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它的全部开发过程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最困难的地方、最困难的条件下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行的，没有任何洋人插手，而且水平达到一流。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使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封锁我们的企图遭到了失败;中国依赖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1964年1月7日，毛泽东在听取全国工业交通情况汇报时，指示报纸要写点新鲜事物，报导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并在会上表扬了石油部经验和大庆铁人王进喜。
2月9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讲到大庆石油会战取得的进展时，自豪感溢于言表;“他们用比较少的投资、比较短的时间，全部自己制造的设备，在三年中找到了一个大油田，建成了年产600万吨的油田和建设了一个大的炼油厂，而且比苏联先进。”
2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的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发出号召：“要鼓起劲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大庆。”“要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大庆油田的经验，学习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机关的好典型”。此后，全国工业交通战线掀起了学习大庆的运动。
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还有什么消极方面吗?有的。有严重的错误。这就是以大搞瞎指挥，煽动浮夸风，鼓吹“共产风”为特征的刘少奇的“左”倾错误，使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使广大人民蒙受了巨大灾难。毛泽东在与刘少奇一些人的错误进行斗争中，处境孤立，步履艰难。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你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所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要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以三股歪风为特征的刘少奇的“左”倾错误，泛滥于1958年6、7、8、9、10月。8月、9月，毛泽东开始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问题;10月，继续深入调查研究，一直到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始终在不断努力纠正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左”倾错误。
也许有人要问，8月份以前毛泽东干什么去?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7月23日的庐山会议上已作了说明。他说：“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毛泽东这里说的“革命”主要是指下面这些事：由于苏联变修，因此，当时毛泽东主要把精力用于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研究思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支持世界各国共产主义左派组织的斗争;研究思考支持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问题。当时，中东局势紧张，伊拉克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宣布了独立，成立了伊拉克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出兵中东，同时和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勾结，订立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企图永久霸占台湾。蒋介石又叫嚣反攻大陆。英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又和西藏农奴主头目达赖喇嘛相互勾结准备发动叛乱。针对国内外这一切复杂阶级斗争形式，毛泽东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并坐阵前线，指挥炮击金门，把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东的兵力吸引到台湾海峡来，从而减轻中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如何准备对付西藏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农奴主反叛问题。所以，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主要由刘少奇、邓小平二人负责。刘少奇、邓小平又是宣传口的主要把关者，这些事情，当时在党内，上上下下都清楚，大家心里都明白。
然而，毛泽东逝世不久，却把历史责任统统推给毛泽东。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讲话。”邓小平这番述说，使得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正直的、头脑清醒的人们感到疑惑。而另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们，则不吝笔墨，不惜唇舌，不厌其烦的攻击毛泽东。他们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发生的“左”倾错误——浮夸风、“共产风”、穷过渡、平均主义、否定商品交换……不分青红皂白，恶意地挂在毛泽东账上，严重的损害了毛泽东的形象，严重的曲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蒙上了阴影;也给那些资本主义狂们制造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借口。
流逝的历史，永远的消失了，但是非却不能永远的被颠倒。
谁做的事就应该由谁负责，让我们看看历史是怎么述说的。
1958年6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浮夸风到处泛滥。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作出了一项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举世瞩目的决定，这就是1958年钢产量指标是1070万吨，比1957年翻了一番。
会议通过的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公布了若干项主要产品的计划指针，其中有：1959年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到10000亿斤，钢产量达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1960年，粮食产量达到13000亿斤左右，钢产量达到5000万吨左右。到1962年完成“二五”计划时，粮食产量达到15000亿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到8000万吨至1亿吨。
在“大跃进”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在许多战线上取得了新的成绩。1958年的粮食产量达到4000千亿斤，比1957年增长百分之2.5%;棉花产量3938万担，增产百分49.1%;钢产量(除去土钢)800万吨，增产百分之49.1%;其他一些基础工业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1957年冬开始持续几年的大规模水利建设，特别是兴修了一大批大中型水库，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和旱涝灾害的防治起了重大作用，它的效益至今还在继续发挥。
由于1958年定的钢指标过高，不得不大搞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给生产建设带来一系列问题。就大跃进运动来说，毛泽东的最大的一个失误，就是同意了1958年完成钢的生产指标1070吨。
这个“1070”的指标是怎么来的?它总不会是毛泽东在自己的头脑中幻想出来的吧。
1958年2月3日，国家经委提出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625.8万吨。
4月15日，国家经委汇总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711万吨。
5月3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800万吨到850万吨。
6月7日，冶金部规划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820万吨。
6月中旬，中央财经小组讨论估计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可达到900万吨。
6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未参加)上薄一波预计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900万吨。一种意见同意，另一种意见认为还可以更高一点。
6月18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及其他领导人谈话，毛泽东赞成提高钢指标，经研究1958年钢产量指标改为1000万吨。
6月19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一些同志开会，内部决定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1100万吨，后来公开宣布为1070万吨。
“1070”尽管决定下来了，但是，毛泽东对他的这些具体管事的干部提供的根据并不放心，这个指标是否能这样定，他的头脑中仍然是犹豫不决。
薄一波说：“当时，我对‘1070’的任务，已经有些信心不足了……我风格不高，也就不便说出自己的怀疑。”
8月30日下午，薄一波还带着一大帮人到毛泽东那里，一个一个当面向他担保。
毛泽东挨个向与会者核实：1070行不行?
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
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行不行，赵敏也说可以。
问武汉市委书记，也可行。
问太原市委书记行不行，他说可以。
又问主要钢铁基地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的工业书记，大家都说行。
问到冶金部副部长刘彬，毛泽东说：“就看你拿主意啦。”刘彬说：“可以，我们都做了计算了。”
问到冶金部办公厅主任袁宝华，毛泽东说：“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袁宝华说：“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十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
然后问到冶金部长王鹤寿，他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
最后问到薄一波，他说：“主席，我建议把1070吨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
毛泽东还是不放心，因为只剩下四个月了，时间太紧迫，他念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还说：我是观潮派、算账派。”我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但是他还是同意了薄一波的意见：“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那我们口袋里还装有几十万吨。”
毛泽东做事也太难了!就是这样反复推敲定下来的指标，他还是错了。
1959年7月，王鹤寿在庐山会议上说：开始我们计划一九五八年搞800万吨。后来我们看到各省很积极。各省干起来啦，感到有办法，就是搞小土群，认为搞土铁没有问题，能上得去，炼钢搞小转炉。所以，后来主席问我时，我说行，上得去。因为我当时确实认为能够上得去。这个事情由我负责。我还找到林铁同志说，华东能搞600万吨，你华北条件好，更应多搞点。我确是认为行，并不是认为不行，有意说行。主席对这事很慎重，曾经几次问我。这事主要是我们缺乏经验，对问题估计不足，反映情况有片面性，应由我们负责。”
与一些人共事也太难了!接受他们的意见定下来的指标，最后没有完成，他们反倒说：毛泽东“把根本改变中国的贫困面貌看得太简单了”，“把‘一穷二白’看成是我国优点的片面观点”，“只反右不反‘左’”，“搬用革命斗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指导经济建设”，“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未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偏离了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调查研究传统”，“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等等。
关于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也有一个逐步落实的过程：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3000万吨钢在1959年一年完成;
1958年12月武昌会议降至2000万吨;
1959年1月北京会议没有改;
1959年4月，上海会议规定1650万吨的指标;
1959年5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1300万吨。
1959年5月11日，在西楼会议厅召开政治局会议。陈云在会上详细说明当年钢的指标只能定为1300万吨，而且要完成还得克服许多困难。
周恩来认为，一年时间已过去近半年，整个经济计划由于钢产指标一变再变，一直落实不了，整个工业生产非常混乱。现在是“人心思定，生产思常”。希望赶快把钢的指标定下来。由于此事关系重大，周恩来建议先由他会同国务院各位副总理分头到各个重点产铁地区去调查，然后再向毛主席汇报并由政治局最后确定。
1959年6月12日到13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开始就提出：一九五九年的计划指标曾多次开会调整。这次会议还要决定降低指标。因此应当各抒己见，应当左思右想。不管过去说过什么大话，都允许翻来覆去。周恩来根据他和各位副总理下去调查的情况，在会上详细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陈云建议把钢产指标降为1300万吨是实事求是的。李富春、李先念也就计划和财政、市场问题作了说明。廖鲁言也提出1959年粮食指标从8000亿斤降到6000亿斤。
毛泽东在两天的会议上讲了两次活，并多次插话。
他说：去年的大跃进，对破除迷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讲时间、空间和条件，主观主义大为发展，没有把主观的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只讲主观能动性，而且无限扩大，这点必须坚决纠正。
应当说毛泽东的认识是清醒的。
毛泽东还说：他过去没有摸工业，只抓了农业。去年才开始接触工业。在这种情况下，犯错误可以说是必然的。人的认识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找到比较正确的道路。
他强调要总结去年的经验。他认为去年的经验对于今后搞经济建设是十分宝贵的。他指出：去年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是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毛泽东说，多快好省还是可以做到的，但太多太快就不行。去年我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什么是多快也不甚了了。现在钢的指标降到1300万吨，仍然是多快，因为去年只有810万吨好钢，今年增长60%，这样的速度在苏联也从未有过。综合平衡我们讲过多次，但还是不容易做到。事非经过不知难啊。权力下放过多的情况要扭转过来。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都应该收回来，由中央和省市两级专政，不能再往下放了，否则就乱了，没有办法控制了。今年粮食生产可以订6000亿斤的计划，能收到5000亿斤就很好，因为估计去年只有4800亿斤。但粮食消费计划只能按4000-4500亿斤的收成来安排。
毛泽东还说，大跃进本来是好事，但四大指标(钢、铁、粮食和棉花指标)订高了，结果天天被动。经济工作我们究竟有没有经验，群众路线究竟怎么样，都值得我们重新考虑。过去一年头脑发热，现在冷静下来就是了。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转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一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现在不是互相指责、互相埋怨的时候，而是要认真吸取经验教训，赶紧把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尽快把生产计划落实。
毛泽东在会上的两次讲话和多次插话，表明他对去年工作中的错误考虑得比较多，并且作了坦率的自我批评。周恩来和李富春发言时也做了这样的自我批评，表示自己也得承担自己那一部分的责任。
大跃进是中国现代工业的起点，尽管它存在一些必然会有的失误，但大跃进的历史功绩是不可以一笔抹杀的。大跃进中，人民群众迸发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究竟创造了多少奇迹?请看——
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制成(1958年3月11日);
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试制成功(1958年3月17日);
第一台40匹马力柴油拖拉机出厂(1958年4月12日);
第一台最大的平炉在鞍钢建成出钢(1958年6月1日)
第一个最大的炼钢厂武钢炼钢厂开工兴建(1958年7月17日，9月13日武钢一号高炉出铁 );
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试制成功(1958年9月14日);
第一艘由苏联设计中国制造的排水量2.21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试航(1958年11月28日);
第一台138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1959年1月1日);
第一座重型拖拉机厂建成投产(1959年1月1日);
第一台液力传动的内燃机车试制成功;
第一座大型氮肥厂，试制首批氮肥(1960年);
第一台1.2万吨压力自由锻造水压机制成(1962年);
工业方面的十二个第一，为钢铁、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电力、电视及航海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958年1月，宝成铁路全线通车(全长668.5公里);
1958年月，鹰厦铁路全线通车(全长698公里);
1958年3月1日，昆明铁路同越南铁路正式开始国际联运;
1958年8月，包兰铁路通车(全长1000公里);
1958年10月21日，北京—包头—银川—兰州航线正式通航;
1958年2月7日，黔贵铁路正式通车(全长605公里);
1959年4月1日，北京—平壤国际航线正式通航;
1959年12月，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1960年1月1日，兰新铁路通车(全长1315公里);
1960年4月21日，郑州黄河大桥建成通车。
兰新、宝成、黔贵、鹰厦、包兰五条铁路的建成，改善了西南、西北和中南内路交通，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1958年6月，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开始运转，同时建成回旋加速器;
1959年9月，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一万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
中国尖端科学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国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农田水利建设，是大跃进中在农业方面的重要的和主要的群众性运动。数亿农民和广大水利工，忍饥耐寒，长年苦战在工地上，从事着造福于子孙后世的艰苦事业。
1958年5月，修建十三陵水库;
1958年11月18日，海河拦河大坝合拢，使华北五条内河的淡水不再流入大海，并使海水不再溯内河。从此咸淡分家;
1958年12月9日，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全部结束;
1960年1月1日，黄河刘家峡水库胜利截流;
1960年，河南省林县，红旗渠破土动工，历时九年，于1969年7月竣工。
1960年2月24日，黄河青铜峡水库拦河坝合龙截流;
1961年3月17日，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排灌电力网第一期工程完成，受益农田250万亩;
1961年12月22日，新华社报导，农村出现了一批新的电力灌溉区，其中有著名的产稻区广东珠江三角洲;江苏南部和北部地区;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区;重要的棉产区河北天津、唐山、保定、张家口地区;陕西关中地区;河南豫北和郑(州)洛(阳)三(门峡)地区;安徽史(河)、淠(河)杭(埠河)地区;山西南部中部地区;
1960年1月22日，新华社公布：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提前三年胜利完成;
1958年，历史注定了这一年富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1958年9月2日中央电视台开播;
1958年5月，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东风牌轿车,送往北京向党的“八大”献礼。8月设计试制成功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
1958年镍矿的发现，注定这里要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地图上的一个醒目点;
1958年首都钢铁厂第一座大型高炉5号高炉建成，容积1036立方米;
1958年上海58-I型三轮卡车成批生产 ;
1958年7月，洛阳轴承厂顺利建成并通过国家验收;
1958年，第一座年加工能力100万吨原油的兰州炼油厂第一期工程建成投产;
1958年开始，在北京建立了以天体物理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天文台——北京天文台;
1958年建立了一批新的工科院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天津财经大学，以及一批航空学院、邮电学院、钢铁学院、石油学院、地质学院等相继建立;
1958年，抚顺建立海绵钛生产车间 ;
1958年，中国开始同位素地质研究 ;
1958年，中国科学院提出了制造人造地球卫星和人工合成胰岛素的设想，并着手对原子弹、导弹等尖端科技领域进行研究，这标志着中国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起步;
1958年，以广东电影机械修配厂为基础，建立起广东电影机械厂;
1958年，北京手表厂建立;
1958年，我国在天津、杭州、武汉、重庆、西安、兰州、昆明等大城市投资新建了一批规模在2000吨左右的啤酒厂，成为我国啤酒业发展的一批骨干企业 ;
1958年，位于海南省儋州市西部10公里处的宝岛新村建立热作两院植物园，是中国热带农业大学、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的植物本园，被中外誉为“热带植物王国”;
1958年，武汉普天通信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建立;
1958年，在1953年成立的中央林业科学研究所基础上，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建立;
1958年，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第一座遗址性博物馆——半坡博物馆;
1958年，我国水声研究开始进行;
1958年，开始在西双版纳建立自然保护区 ;
1958年9月，天津科技大学机械基础实验中心建立;
1958年，昆明建立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
1958年，我国大中型军民用飞机设计制造定点基地西飞公司建立;
1958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建立 ;
从1958年开始，在三峡坝址和周围地区建立了专用的地震监测台网;
1958年6月，中科院考察指定由施雅风组队并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高山冰雪利用考察队;
1958年，机械部电力部定点生产电站辅机的专业厂南京电站辅机厂建立 ;
1958年，四川省内江蜀源水轮机有限公司企业建立 ;
1958年，中钢集团西安重机有限公司建立 ;
1958年，宁夏石嘴山钢铁厂建成 ;
1958年，创建天津音乐学院 。
……
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发展基础。离开了这些建设成就来评论大跃进的得失不是有失偏颇就是居心叵测。
1963年9月，毛泽东谈到我们为什么要大跃进时说：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只要我们能够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来观察和思考，我们就不难寻觅毛泽东同意乃至于推动大跃进的良苦用心及其美好初衷。
1964年12月13日，他又说：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大跃进，是那一代人乃至前几代人的理想和憧憬。毛泽东的大跃进顺应了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潮流，顺应了中国人民的意愿和意志，是对中国快速工业化道路的可贵探索，无论它有什么样的缺陷乃至失误，无论现在什么人如何攻击，都无法磨灭它在前进中的辉煌，都无法抹灭它在人民共和国工业化道路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时下无论是谁你再发动一个“大跃进”试试?
链接：毛时代的艰难探索之一：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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