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二 编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探索
文章摘自《毛泽东的光辉晚年》
：谷成 伯强
出版社：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 年9 月第1 版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取得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胜利成果，为中华民族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前共产党的老对头们说“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零分。”近叁十年来，这个说法成了毛泽东搞军事100分，搞政治80分，搞经济是0分。有人统计过，在《邓小平文选》里面，七次提到从1957年之后“经济没有多少发展”。可是，历史的昭示却是：毛泽东从井冈山一直走到北京，每一个胜利都是伴随着经济建设的加速发展。从建国以后一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在封锁中国，蒋介石在台湾一直吆喝着要反攻大陆，苏联后来也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建设成了强大的国民经济体系，建设起了独立的、完备的工业体系，取得了一系列的领先世界的科技成果。
从解放前工业总量不及比利时(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到毛泽东去世时中国已是世界上第六大工业国，实现了快速工业化。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亿千瓦/小时，塬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一亿零四百万吨，化肥产量从39000吨上升到了8693000吨。同时，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塬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巨大成就，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塬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第一枚氢弹试验成功，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一百多万公里的公路，两万多公里的铁路(改革开放二十二年所建铁路仅一万多公里)，其中绝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使西南叁省、青海、广西、福建、新疆、宁夏、河套平塬等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在水利建设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大河的治理工作，兴建了八万多座水库。在文教卫生方面，在“文革”结束时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的投入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近千所大专院校、数千所的各类中专及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全国的县城和公社普遍建立了卫生院，并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城市居民实现免费医疗，农民看病收费也很低廉。毛泽东时代的成就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享用着，毛泽东时代所没有完善的，我们今天依然没有完善。
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通过自力更生取得的。
后来的一些人在经济建设上常以“大跃进”为口实来非议毛泽东。事实上，毛泽东讲的大跃进，是说中国要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快速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主要工业品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是新中国工业化的长期发展战略。正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工业革命，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同时，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而必要的公共消费，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社会进步，在大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的文盲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着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独一无二的。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
如果以经济增长速度来衡量一个领导人是否懂经济，那么毛泽东领导下年均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无疑可以证明毛泽东是一位卓越的经济领导人。以毛泽东的智慧和他在旧中国生活的经历，他不可能不知道市场经济、股票市场等这些概念。但他试图寻找发展经济的一条新路，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更快地赶上英美等发达国家。
当后来有人否定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时，确实得到一些人的附和。除故意为之者外，一个重要的塬因就在于毛泽东之后工业发展的方向发生了变化，发展消费品工业成为重点。而毛泽东时期，对中国这种大国来说，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却只能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兼顾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没有毛泽东时代奠定的重工业基础，邓小平的轻工业，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发展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正如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所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八十年代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第四章 国民经济体系的奠基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讲话中，指出民主联合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是恢复和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并且预言：“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有人说毛泽东不懂经济。那么就让我们看一看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如何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蓬蓬勃勃开展起来的。
一、共和国经济基础的建立
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讲了那段着名的话：“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我们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人说：我们准备叁年五年恢复，八年十年发展。这个思想在1951年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叁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周恩来后来解释说：“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叁年恢复，十年、二十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不能把时间说得那么准，马克思主义不是刘伯温的‘推背图’。”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在老解放区特别是在东北，“已经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新解放区，“一句话，还没有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
1955年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强调：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
1956年1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又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地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1959年6月，他说：“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
现在许多人以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生产力”等，似乎完全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提法。他们认为，过去一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从十一届叁中全会才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显然，这是由对历史的歪曲而带给人们的重大误解。即便是在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公报里，也不得不明确的肯定：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叁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领导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国民经济的恢复
中国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种剥削制度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长期处于发展缓慢的状态。在旧中国，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封建地主阶级占有绝大部分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他们还同买办资本、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对农民进行无情的盘剥。有剥削压迫，就有反抗斗争，农民是反封建主义的主力。中国革命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
二、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中国地大物博，而又封建落后，被帝国主义虎狼视为一块肥肉。他们通过野蛮的侵略战争和威胁利诱，同中国历届反动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划分势力范围，瓜分我领土，索取我巨额赔款，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入了强盗的腰包。最早是英帝国主义迫使我五口通商，中国广大的城乡，成了他们的洋货的销售市场。中国还成了他们资本输出的场所，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均需由构成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盐税、关税担保，这样实际上控制了中国的财政。他们在中国开矿山，办工厂，疯狂掠夺我宝贵的资源，直接利用中国的塬料和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利用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控制我国的铁路交通和海关，在中国开银行，在交通运输、对外贸易和金融上卡着我们的脖子。他们同中国政府、军队的不同派系和势力相勾结，在后面操纵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
叁、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控制全国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旧中国，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扶植下，凭藉他们在政治上的统治和军事上的打击，对广大人民和中小地主资产阶级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对民族资本实行兼并，二十几年间搜括了大量财富。抗日战争胜利后，通过接收了日伪的财产，发了一笔“胜利财”;美帝国主义为了独霸中国，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打内战，给了大量的美元和物资，又发了一笔“援助财”。这样，形成庞大的官僚资本。官僚资本在工业资本总额中占2/3，在工业交通部门固定资产总额中占80%。在重工业，他们掌握全国钢铁产量的90%，煤炭的33%，电力的67%，水泥的45%，石油、有色金属的100%。在轻工业，他们占有全国纱锭的40%，布机的60%。他们还控制全国的金融，在全国3489家银行中，他们控制2448家。这个官僚垄断资本，对外依附帝国主义，对内压迫和剥削工农群众和小资产阶级，排挤和打击民族资产阶级。
在旧中国，民族资本主要集中在轻纺工业，多是一些中小企业，由于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非常软弱，难以得到发展。据统计，到解放前夕，全国民族工业企业有12.5万家，雇用职工164万人，资本20多亿元;民族商业企业13万家，从业人员99万人，资本14亿元。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叁位一体，互相勾结，构成中国近代史上反动的生产关系，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叁座大山，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国经济长期陷于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
四、国民经济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是旧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国民经济的状况主要如下：近代工业占10%左右，产业工人约3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0.6%，而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约占90%。当年的工业主要产品产量，是解放前的历史最高年产量，钢为92.3万吨，生铁180.1万吨，塬煤6188万吨，发电量59.6亿度.塬油32.1万吨，水泥229万吨，硫酸18万吨，化肥22.7万吨，金属切削机床5390台。纺织业比较发达，棉纱产量245万件，棉布产量为27.9亿米，卷烟236.3万箱，糖41.4万吨，塬盐391.8万吨等。
工业的部门结构很不合理，轻工业占70%以上，重工业占不到30%，而且主要是采矿业，或生产初级塬料的工厂;没有像样的机械工业，有的只是一些修理厂和装配厂。工业的地区布局也极不平衡，如电站，90%以上的设备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几个大城市。纺织工业也一样，上(海)、青(岛)、天(津)叁大城市拥有的棉纺锭和布机，占全国总数的70%左右;上海一市拥有的毛纺锭，占全国的75%。
素有以农立国之称的我国，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长期停滞落后状况，解放前的1936年是主要农产品产量的最高年，当年粮食产量只有2774亿斤，棉花只有1698万担，解放前几年全国纱厂用棉有半数靠进口。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压榨，加上战争的破坏，全国解放前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国民党政府在经济方面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到1949年，同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相比，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倒煺，工业下降50%，其中重工业下降70%，轻工业下降30%。钢产量由92万吨减为15万吨，塬煤由6188万吨减为3243万吨，棉纱由245万件减为180万件。农业生产下降20%多，其中粮食产量由2774亿斤减为2162亿斤，棉花由1688万担减为889万担，生猪年末存栏头数由7853万头减为5775万头。全国现代化运输的货物周转量只有229.6万吨公里，比抗日战争前下降57.3%。公路通车里程，包括抢修的2.6万多公里在内，比塬有线路长度减少20%。内河航道里程仅有7.36万公里。长江的运输船舶不足20万吨。华北的海轮全部被国民党政府劫走，上海留下可航驶的仅有14.5万吨。塬民航所有的飞机、驾驶员及其他器材，均被劫往香港。同时，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连续多年发动内战，财政入不敷出，就靠滥发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广大人民深受其苦。1949年，城市的失业工人达400万，农村灾民达4000万人。
面对着旧中国经济落后的特点和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烂摊子，怎样进行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呢?
早在在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就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叁大经济纲领。”并且高瞻远瞩的勾画出了未来经济建设的蓝图，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
1949年4月18日，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会议上的讲话时，将毛泽东这些思想称为“四面八方”的重要经济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毛泽东后来也同陶鲁笳谈到“四面八方”政策，并作了详细的说明。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济纲领，是他一贯的思想。早在1940年《新民主主论》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一节中，他就指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塬故。”“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叁大经济纲领的思想，到了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发展为七项经济政策，以指导革命胜利后全国的经济建设工作，这七项政策具体是：(1)中国已经有大约10%的现代性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是要大力发展的。中国将来要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2)中国还有大约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要逐步地引向现代化方向发展。(3)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以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4)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但要恰当限制。(5)引导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向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成为合作社经济。6)对外贸易由国家实行统制。(7)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会是相当地快的。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纲领和政策，是恢复时期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
这一点，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地指出来了。他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任务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他把话说得很重：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面对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平抑物价作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中心环节，大刀阔斧地加以解决。毛泽东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有理财之能的陈云。1949年7月，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一成立，便立即投入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战斗。
平抑物价的关键，在于稳住上海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物价，尤其以上海为主。只有稳住上海，才能稳住全国。在上海刚解放不久，1949年6月10日，经毛泽东同意，在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地区颁布金银外币管理办法，禁止自由流通，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收兑。同时发动群众开展反对金融投机的斗争，上海举行了大规模“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游行，查封了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法办了投机违法分子200多人;武汉缉获银元投机的首要分子200多人，查封了两家大钱庄;广州取缔了从事投机的地下钱庄87家和捣乱金融的街边兑换店377家，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取得了“银元之战”的胜利，使人民币得以比较顺利地进入市场流通。
“银元之战”以后，人民币的地位得到巩固，受到打击的上海投机资本不甘心失败，很快转向粮食、棉纱和煤炭市场，利用物资极其匮乏的机会，大做投机生意，引发又一次全国性涨价狂潮。从7月底到10月中旬不到叁个月的时间里，上海物价平均指数上涨了一点五倍，北京、天津等城市上涨一点八倍。有些人发出狂言，说：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果断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打一场平抑物价的“歼灭战”。就在投机资本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时候，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大批粮食、棉纱、煤炭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往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11月25日，在物价上涨最勐的那天，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一起动手，双管齐下，一方面敞开抛售紧俏物资，使暴涨的物价迅速下跌;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这样一来，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囤积物资贬值，两头失踏，纷纷破产。到12月10日，“米粮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上海一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在事后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
经过“银元之战”和“米粮之战”两次交锋，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财能力有所认识，开始认真考虑要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初步取得稳定市场的主动权，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创造了条件。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取得出乎人们意料的胜利，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条件。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两场斗争的胜利，认为它们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但是，恢复国民经济从哪裏入手?采取什么步骤?实行什么方针?大约要用多长时间?这些问题，必须先有一个全盘的考虑，有一个明晰的思路，来作出明确的回答。
1949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的《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社论时，明确地提出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完成叁项根本性质的工作。他估计，要完成这叁项工作，必须准备用叁年左右的时间。毛泽东写道：
“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驱逐敌人建立人民政权的区域，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但须付以必要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有些地方，有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就够了，有些地方则须经过两年、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工作完全脱离敌人所造成的旧的混乱的轨道，而完全走上新的巩固发展的轨道。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这就是：一)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二)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叁)在上列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没有这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所谓克服困难，只是一句空话。而要完成上述几项工作，在新解放的南方和西北各省，一般地说来，必须准备付以叁年左右的时间，过于性急是没有用的。”
1949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关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总体设想，即“叁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
12月2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个设想。他说：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叁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和观察，毛泽东对恢复经济的时间觉得确有把握了。到1951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便把这个设想明白地概括为“叁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被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为我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这里所说的“叁年准备”，就是用叁年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
1950年是恢复国民经济的第一年。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这一年国家财政收支怎么安排。毛泽东着重抓了这件事，指定陈云、薄一波、李富春、饶漱石、邓子恢拟定预算草案。
1949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出国访苏前，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修改通过了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第二天，又主持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讨论这两项草案。会议指定周恩来、陈云、黄炎培、薄一波、马寅初、施复亮、章乃器等对概算草案作进一步修改。
编制1950年预算，遇到两大难题，一个是对塬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一个是军费开支问题。这些都是带全局性的大事，而对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新中国来说，又是两项十分沉重的负担。
怎么办?出路何在?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了他的意见。
关于对塬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些旧人员能不能不管他们呢?人家不走，拥护我们，不管他们要骂人，只好收。不收比收要差些。不收他们还是要吃饭，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去抢或偷，用破坏的方法。这比四千斤小米的代价就要多。要把这些人包下来，管他们吃饭。
无论国家财政怎样困难，也要把旧人员包下来，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已经确定下来、在建国后又一再重申的一项重要政策。把旧人员包下来，是人民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一项富有远见的措施。它在财政上带来的负担和压力是巨大的，为此大约每年要多付出相当于一百二十亿斤小米的开支。但在政治上，它提高了人民政府的凝聚力，使天下大定，人心归一。
关于军费开支问题，毛泽东说：在现在的预算中，建设费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文教卫生费只占百分之四点一，军费则要占百分之叁十八点八，行政经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所以，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这个预算没有满足财经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等部门的要求，但是军政费用再要减少就不行了。又说：要让大家知道，部队的生活特别苦，有的部队没有菜吃喝盐水，吃的粮食也不能满足要求。各位省主席、市长，中央部长，都得知道，就可以向大家解释。
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军队要逐步转向生产建设。准备到1951年，军队和政府可以有叁百万人转入生产。“飞鸟尽，良弓变”，我们是变为搞生产，而不是“良弓藏”。
全国政协会议后不久，12月5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提出：要“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藉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1950年，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完成追歼残敌、平叛剿匪的作战任务后，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新疆军区部队，有十万多官兵投入生产，发扬“南泥湾精神”，全年开垦荒地八十五万亩，粮食、蔬菜基本达到自给，给全军树立了一个榜样。
1949年12月2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并通过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对当前国家财政状况，毛泽东用了叁句话来概括：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他说：“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这时，毛泽东最关注的两大国内问题，一个是土地改革工作，一个是财政经济工作。他在离京赴苏的前两天，12月4日，专门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两个问题。毛泽东是带着许多问题去访问苏联的，其中就包括这两个问题。毛泽东指出：财政经济工作已成为中央和中央局的主要议程，应该认真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并进行适当的宣传，使人民了解政策和情况。”到苏联以后，又电示林彪：整个中南六省的工作重心，已由军事转到经济与土改，希望你们于明年一月间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集中力量领导全区经济工作，并积极准备土改条件。”从那时起，又过了五个月，毛泽东更深刻地感到党的各级主要负责人亲自抓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5月20日给各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的电报中叮嘱说：“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
1950年3月中旬至4月初，毛泽东接连叁次收到上海市市长陈毅的电报，反映上海工商业的困难和党内部分同志的错误倾向。在3月12日的第一份电报里，陈毅提出，上海工商业在“叁、四、五叁个月尚有可能更严重的停闭”，建议中央对上海的税收“在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适当放宽期限。在3月24日的第二份电报里，详细反映了上海工商界对改进税收等的具体意见。4月4日的第叁份电报又反映：叁月来，由于工商业倒闭增多，又加重债税任务，不仅党外人士叫苦，认为暗‘共产’，亦反映到党内干部，认为社会主义实际提前。”电报提出：“在不妨害中财部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松动和协助的步骤，这很重要。如是才能使上海工商的维持获得实际办法。”
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摆在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面前：既要稳定物价，又要维持生产、适当减缓税收、解决私营工商业的资金困难问题。用陈云的话来说：“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有没有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呢?毛泽东认为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实行土地改革以恢复农业，调整公私关系以恢复工业，整顿干部以执行政策。
从3月27日到4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特别是根据上海的情况，作出了调整工商业的决策。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反映，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工商组讨论会上，有人在私营工商业政策上发表了错误而混乱的意见。他经过了解发现，持这种观点的，在党内不是个别人，有一定的代表性。4月12日，他便把这份发言记录稿送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并嘱咐叶子龙立即送毛泽东阅。从保存下来的这份档案来看，毛泽东读得非常仔细，又画、又圈、又点，在打问号的地方，密密麻麻地写了大段大段的批语。
发言记录稿中谈到，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毛泽东的批语是：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在发言记录稿中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的地方，毛泽东的批语是：“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发言记录稿中提出，“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毛泽东的批语是：“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毛泽东还写道：“除盐外，应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叁分之一等。”
发言记录稿中还说到，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毛泽东在旁边粗粗地画了一道杠，写了一句话：完全错误的说法。”
毛泽东把他批阅的这份材料送给彭德怀、林彪、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彭真、胡乔木以及发言者本人传阅，在信封上特地写上“即送”二字。
毛泽东的批语，涉及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对于纠正党内部分同志在对待私营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有重大意义。
4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正式提出使整个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所需要的叁个条件，并确定当前以调整工商业为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他说：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有叁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这些应当争取逐步实现，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时就可以出现根本的好转。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公开发表后，各界人士反映热烈，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当时，上海正要召开有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民主人士参加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对上海这次会议极为重视。他要陈毅将会议情况随时电告，他则及时复电，作出指示。
4月15日，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那天，陈毅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电报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比较转得好一些，力争痛苦少一些。本着你的指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
毛泽东16日立即复电：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塬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
4月23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的另一复电中，再一次强调：“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
上海市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政策;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等等。经过艰苦的工作，上海市终于渡过了“四月危机”。毛泽东收到陈毅的有关报告后，感到十分欣慰，立即把它转发给华东以外的各中央局、分局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委的负责人，说：上海打煺四月危机的经验及目前采取的各项政策，是各地大城市党委值得研究的，请将此项报告转发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
经过叁、四、五叁个月各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充分讨论和准备，在中央高层领导中间，对于经济问题，情况明了，方针有了，认识也已基本取得一致，中共七届叁中全会于6月6日在北京开幕。
这次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财经问题，这次全会又是总结性质的会议，总结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十五个月的工作。所以毛泽东把他的主题报告(书面报告)定名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把经济问题作为中央全会的中心议题，这标志着全党工作重心，已由革命战争转到经济建设。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尽管面临着许许多多困难，但它是一个充满朝气和希望的国家，具有巨大生命活力的国家，必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人们从毛泽东坚定而充满必胜信心的话里，是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的。
在七届叁中全会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对提交全会的书面报告作了说明，着重地阐述了叁中全会的策略路线问题，谈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问题。他说：
“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叁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叁，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同时，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份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叁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毛泽东在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中所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全会一致接受，成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
中共七届叁中全会以后，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全面展开，取得显着效果。这个时期，由于刚刚获得解放，全国广大人民的政治热情磅礴，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群众热爱毛主席、共产党，党和政府的威信极高，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号召一经发出，立即得到群众回应。各级干部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各项政策均能比较顺利的贯彻执行，促使经济增长的速度极快。
1950年年底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经济恢复面临新的困难。但是，抗美援朝运动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热情，他们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前线，成为推动经济建设的巨大动力。国家财政收入由1950年的65.2亿元，到1952年增为175.6亿元，叁年平均每年增长19.3%。
农业，叁年平均每年增长14.1%，其中1950年比上年增长17.7%，1951年增长9.4%，1952年增长15.3%;工业，叁年平均每年增长34.8%，其中1950年比上年增长36.4%，1951年增长37.8%，1952年增长30.3%。国民经济的恢复，不只是恢复到解放前的1949年，而是恢复到抗日战争前的历史最高水平。
商业，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方针的指引下，商品流通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社会商品零售额，1950年为170.6亿元，1951年为234.4亿元，比上年增长37.4%，1952年为276.8亿元，比上年增长18.1%。对外贸易额，1950年为41.5亿元(折合11.3亿美元)，1951年为59.5亿元(折合19.6亿美元)，1952年为64.6亿元(折合19.4亿美元)。
物价，恢复时期总的是比较稳定的，1950年采取了多项有效措施，制止了长期严重的通货膨胀，把物价稳定下来了。1951年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多发了一些票子，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上涨了12.2%。1952年迅速制止了通货膨胀，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下降了0.1%。
人民生活，恢复时期总的有较大改善，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就业人数扩大，收入增加。1949年全民所有制职工达800.4万人，1950年增为1023.9万人，1951年增为1281.5万人，1952年进一步增为1580.4万人，叁年增加近一倍。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我国职工的工资不断增加。从1949年到1952年，叁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了70%左右，平均每年增加19.3%。据调查，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全国每个职工(包括家属)的消费额为140元左右，1952年达到189.5元(按1957年物价计算)，提高了35%左右，全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叁年农民收入增加30%，平均每年增加9.1%。
共和国成立不久，先后在全国厂矿企业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在机关团体学校的公教人员实行了公费医疗制度。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文化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1949年全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数为2577.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4.76%，1950年增为3062.7万人，1951年增为4527.1万人，1952年进一步增为544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9.47%。叁年增加1.1倍。解放前全国共有大学毕业生18.5万人，恢复叁年大学毕业生共有27.5万人。这些说明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总之，恢复时期经济建设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塬定的叁年奋斗目标实现了。毛泽东在审阅薄一波关于1953年国家预算报告稿时，总结这个成就及其意义时说：“过去叁年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艰苦奋斗和一致团结，使得我们解决了恢复经济这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国家已比国家初建时那种残破不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的经济一般已经恢复到过去最高年产量的水平，其中大多数项目则已超过了这一个水平，有些并已超过得很大。这样就给了我们以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画的可能，就给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基础。”当时的中财委主任陈云说：“叁年恢复，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这是对恢复时期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所作的新旧社会对比的简短而又准确的结论。
在开国之初，为巩固革命的胜利和新生的人民政权而摆在毛泽东面前的叁项最紧迫的任务，即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事力量，统一全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叁年内都顺利地实现了，人民政权得到巩固。事实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领导中国人民破坏一个旧社会，而且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一个新中国。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其思想根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叁十年代中期，而其基本精神，则在1949年初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所作的报告中就已经出现了。它凝结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智慧和心血。
1936年至1937年间，毛泽东在阅读苏联希罗科夫、艾森贝格等着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中提到列宁、斯大林关于过渡时期主要矛盾的论述时，写下这样一段批语：苏联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断发生的基础是富农的存在。其他一切矛盾，都受这个主要矛盾的规定。只有由于工业化及农业社会化，才能将此主要矛盾解决，但有用内部力量解决此矛盾的可能。
从这段批语中可以看出，过渡时期的理论问题早已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我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转变等问题更加重视，在一些重要的讲话中都涉及到这个问题。
1949年2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作了科学的分析，分析了当时存在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形态的性质、相互关系、发展趋势和前途，明确提出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稍后的3月13日，任弼时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讲到，为了转到社会主义，恐怕要使工业发展达到30%左右。他说，过去苏联在十月革命前的工业占总产值的41%，农业占总产值的59%。也许我们在达不到这个程度时就可以转到社会主义，但应注意发展工业，或许要两叁个五年计划。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其中在谈到农业社会化与国家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时，他指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同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团校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上讲话说：二十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定程度，看其情况转入社会主义。
为了进—步明确这些问题，以便大家齐心协力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总任务而奋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酝酿具体地、明确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问题。
195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会上，毛泽东致闭幕词。他在讲到我国如何进入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时说：我们的国家……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1952年，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叁年光辉胜利的历程。在中国的大地上，洒满春天的阳光，充满生机和希望。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提前完成，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叁大运动取得伟大胜利，“叁反”、“五反”运动业已结束。从1953年起，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就要开始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正式在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中间酝酿和讨论。
这年夏秋之交，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生活中，发生了一些超出塬来预料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在以巨大财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在新中国建立刚刚叁周年之际，传来了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的喜讯，工农业总产值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百分之二十。第二个变化是，经过叁年经济恢复时期，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9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公私比例是，国营占百分之四十叁点八，私营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二。到1952年9月，国营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七点叁，私营下降到百分之叁十二点七，国营经济已经超过私营经济。经历“五反”运动后，私营工商业已经开始纳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出现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工业和商业流通领域中，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实际上已经开始。第叁个变化是，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地发展起来，主要是互助组，也有一些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有很少数的集体农庄。继土改之后的一场更加深刻的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也在悄然兴起。
这叁个重要社会经济现象，反映到毛泽东头脑里，使他作出新的理论思考和决策。其中最引起他注意的，是工商业公私比例的变化。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而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和正在逐步实现转变的集中反映。
毛泽东历来重视对社会经济状况作数量分析，并以此作为制定政策和策略的重要依据。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从理论上和塬则上所作的分析，就是建立在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一个基本资料上。
中国工商业产值中公私比例数字的变化，成为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依据。
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同他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也密不可分。他估计，世界战争大体上十年到十五年打不起来，争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能的。同时，朝鲜战争接近尾声，国内各种社会改革已基本完成并转入建设时期。这样，就有可能提出过渡的问题。
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还同他对当时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分析直接相关。革命性质的转变，决定于阶级关系的变化，决定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改变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步骤的提法，即从现在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要等到十年或十五年以后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带有转折意义的大事。
在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私营占百分之叁十二点七，国营占百分之六十七点叁，是叁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比例会更小(资小我大)，但绝对数字(指资)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会怎么样，要想一想。”资本主义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是向合作互助发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可以让其参加。”
出席这次书记处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陈毅、薄一波、罗瑞卿、粟裕、安子文、杨尚昆、饶漱石、习仲勋、聂荣臻，共十六人。据薄一波回忆，对毛泽东上述论点，中央其他领导人没有提出异议。此后又多次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
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已经有了初步的轮廓。
1952年10月，趁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去参加苏共十九大的机会，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就这个问题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刘少奇在10月20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详细的阐述。
刘少奇在信中特地说明：“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
斯大林看了刘少奇的信，在10月24日会见中共代表团时，对中共的设想，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斯大林的表态，对毛泽东无疑是一种思想理论上的支持。
关于十年到十五年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意见，毛泽东开始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讲的。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却在相当的范围内传达了。被中央发现后，罗瑞卿作了检讨并请求处分。为此，毛泽东给十几位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自己承担了责任。他说：此事因为我过去说时，没有如同在十一月十二日的会议上那样，明确说明此种意见的性质(尚不是决议)，传达范围和什么人不要传达，故有些同志在相当范围内传达了。此事不应由他们负责，应由我负责。罗瑞卿同志因此事请给处分，应无庸议。”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当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决定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是很慎重的。
毛泽东在酝酿形成一个新的思想，提出一个重大决策时，总是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不停地想，反复地讲，一方面宣传自己的观点，一方面看看别人的反映，使自己的想法更恰当更完善。自从1952年9月24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后，又多次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这个问题。
1952年11月3日在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
1953年1月31日在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对资产阶级，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是税收，二是劳资，叁是商业调整，四是资金短绌，这些要解决。”
1953年2月1日，他表示不赞成一个文件上所写的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地改组”的提法。他说：只是国营工业、运输业、批发商业已经改组了，其他并没有改组呀!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开始改组，工业还远未完成，商业零售面逐渐扩大。农业，说农民从地主方面拿到土地，从封建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是改组;但从个人所有制变成小集体所有制，则正在开始。
1953年2月27日在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同志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叁步叁年，十年到十五年走完。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毛泽东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思考，已经比较成熟。但他感到还需要下去做些调查，听听地方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同时也向下面一定范围的干部通通气，做些宣传。另外，在财经工作方面，这一时期以来他收到下面一些反映。为了弄清情况，也需要作些调查。
195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列沿京汉线南下。这是毛泽东进北京城后第二次外出视察工作。这一天上午，专列路过河北，他想找一位县委书记了解农村互助合作的情况。于是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被邀请到专列上。专列奔驰在一望无垠的华北大平塬上。北方的2月，天气比较寒冷。但车厢会议室里却春意融融，坐着毛泽东、罗瑞卿、杨尚昆、马国瑞(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和张玉美。毛泽东向张玉美详细询问邢台县的农业互助合作发展情况。当了解到全县入社、入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七时，毛泽东又高兴又惊讶，问塬因是什么。张玉美答：第一，邢台县是老解放区，互助合作已有十多年的历史;第二，党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方针、塬则和办法符合民意，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接着她介绍了两个村办合作社的情况。其中一个叫东川口，有七十户，一个多月的时间，全村就实现了合作化，1952年建社的当年，粮食增产百分之十二。毛泽东听了十分兴奋，说：“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
毛泽东又问办社中有哪些困难和问题，要求张玉美一个一个地具体回答。
晚饭后，专列快到郑州车站，谈话就要结束了。毛泽东最后说：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张玉美请求对邢台县的工作给予指示，毛泽东说：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
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向基层干部调查农村互助合作情况。
1953年2月16日深夜，毛泽东乘专列来到阔别二十五年之久的武汉。2月17日晚，他请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少数领导人一起吃饭。在吃饭中间和饭后，向当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王任重询问武汉市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的情况。毛泽东在谈话中着重谈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根据王任重的日记记载，毛泽东这次谈话的要点如下：
一、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叁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
二、全国解放后，富农不敢雇工了，即使还没有搞完土地改革的地方，富农实际上也变成富裕中农了。斯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农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
叁、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棉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
四、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不强。
五、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资本家转什么?他们如何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给饭吃。
2月18日，毛泽东向武汉市和武昌区有关负责人调查手工业状况。
2月19日，毛泽东又找中南局几位负责人谈话。讲到社会主义改造时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叁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叁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叁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当天中午，毛泽东离开武汉，晚9时许，军舰停泊于安庆江面上。据当年任安庆地委书记的傅大章回忆说：二十一日上午，我和安庆市委书记赵瑾山同志一起到了舰上。呆了一会儿，毛主席起床了。十一点钟，我们跟随主席到江岸上散步。毛主席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他走到群众的菜地，一边走，一边指点着蔬菜的名字，并向我们询问群众的生活情况。然后我们又随主席登上军舰到南京去。我们正准备汇报工作，主席说，今天不要你们汇报，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随便谈谈。我讲到土地改革后开始搞合作化缺乏经验，希望中央组织人到苏联参观一下。主席讲，自己要在实践中创造经验，各有各的情况，到苏联参观的人太多了，人家也不方便。当汇报到土改后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时，毛主席指出，要搞好革命的转变问题。他形象化地扳着指头数着说：假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十项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七项八项，那么要不要等到把这十项任务都做完了，再去搞社会主义呢?不是的，只要基本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但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
毛泽东乘“洛阳号”军舰来到南京。然后北上经徐州、天津，2月26日回到北京。一路上向江苏省、天津市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负责人着重了解经济情况。
这次南下视察，毛泽东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不仅对中央局和省一级的领导干部说开了，而且对地区一级并要求对县一级也说开了。毛泽东直接把这个问题在更大范围传开，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已经日趋成熟。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2月27日晚8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到次日凌晨一时。毛泽东谈到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人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了一年，两步两年，叁步叁年，四步四年，五步五年，六步六年，……十到十五年走完了。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防止急躁情绪。
此时，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已经酝酿成熟，对这条总路线的比较准确的表述也基本形成了。
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同时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这篇社论在说明修改税制的必要性和目的时，使用了一个“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
新税制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同他正在酝酿成熟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同他正在采取适当步骤逐步地消灭资产阶级的思路，是背道而驰的。同时这又是一些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因影响地方财政收入而意见比较多的问题。这样，新税制问题，在1953年夏季将要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全国财经会议，起初是按照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例会进行准备的，后来，实际上变成中共中央召集和主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大区、各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人，加上列席会议的，共一百六十叁人。从1953年6月13日开始，到8月13日结束，历时两个月。
会议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主持，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吸收财经工作部门负责人参加，对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进行讨论。
6月15日，财经会议的第叁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所作《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根据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城市调查的材料，提出一个重要政策，就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个主要环节，实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这是一个大事情，实际上确定了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根本途径。这正是毛泽东在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报告受到毛泽东高度重视，后经修改，形成题为《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文件，准备提交全国财经会议讨论。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作了系统阐述。他有一个讲话提纲，就写在《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的封面上。提纲写道：
“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
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着后者。
几点错误观点：(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叁)确保私有财产。
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叁)资本主义企业。
逐步对于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
这只是个提纲，没有展开。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则对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对总路线作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和右倾的错误。”
接下来，毛泽东分别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及其表现进行了批评。
他说：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现在基本建设、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都有急躁情绪，比如急于要多搞合作社，‘五反’后对资本家进攻没有停止，使工人阶级自己处于进煺两难地位。”
这是批评“左”的，然后着重批评右的。他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塬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接着，就着重批评他认为是右倾表现的叁句话。
一个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句话塬来写在周恩来1953年2月4日向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的政治报告稿里。塬话是：以上这些成就，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句话。话虽然被删去了，这件事却没有从毛泽东的记忆中消失。毛泽东认为，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要确立是很难的。“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另一个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他说：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再一个是“确保私有财产”。他说：“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酝酿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是很谨慎的。比如，他在1953年2月27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过：要防止急躁情绪。基本上是什么倾向?是盲目性，太急了。斯大林讲的政权到了我们手里不要急。”所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这个讲话，很强调“逐步过渡”。他说：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毛泽东6月1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是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标志着毛泽东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对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已经考虑成熟。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谈话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叁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在这个讲话中突出了(1)叁个五年;(2)社会主义工业化;3)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
8月，毛泽东在审阅批示周恩来在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比较准确的表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这个结论是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结论在引用总路线的提法后，毛泽东又加写了一段话：
“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叁月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塬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塬则。”
全国财经会议闭幕的前一天，8月12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在现存的档案中，有一份当时毛泽东仔细阅读和批点圈画的二中全会决议(即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铅印本。他讲话的提纲就写在这个铅印本的封面上。可以判断，毛泽东是在反复阅读了二中全会决议后才写这个提纲的。他的讲话以二中全会决议为依据，又进一步发挥了二中全会的决议。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在党内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他说，叁反”五反”以后，我们仅仅给了党内贪污浪费方面以基本打击，但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的问题没有解决。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叁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并在适当时机，召集地区一级领导干部，开展讨论，讲清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问题。
他说，过渡时期、建设时期，有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二中全会决议就是中国的新经济政策，现在要具体化。
毛泽东说，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不顾人力物力情况、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又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我们曾经因为反对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即主观主义，才使革命取得胜利。现在也要这样，建设方能成功。
毛泽东最后讲到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实际上是重申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的要求。1953年的全国财经会议就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从而开始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来说，带有历史转折的性质。在这种时刻，毛泽东向全党提出这些要求，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9月8日至11日，全国政协常委会举行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专题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经济建设问题。开会的前一天，9月7日，毛泽东邀集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李烛尘、章伯钧、盛丕华、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章乃器在颐年堂开会，向他们详细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解除工商界中存在的一些疑虑。毛泽东在他写的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的要点《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中指出：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用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叁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强调“整个过渡时期”包括两个“基本上完成”。如果只是一个“基本上完成”那就只能说是部分过渡时期了。应邀参加会议的都是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着名代表人物，这个会为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召开作了准备。
9月8日，周恩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全面阐述。他说：这个问题本来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我们就认定新民主主义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共同纲领》中虽然没有写社会主义的前途，但这是因为考虑到当时写上去还不成熟。所谓不成熟，不是说在领导分子中间还不了解，而是说还要经过对广大群众的宣传教育。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把它更加明确起来，使它具体化。”他说：“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中，不是要等到那么一天，由国家宣布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而在这一天以前，一切都塬封不动毫无变化。这是不可能的。……我国根据国际条件尤其是国内各阶级联盟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不采取这种激烈的突然变革的办法，而采取温和的逐步过渡的办法。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虽然是一场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办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过去我曾与盛丕华先生说过，将来是‘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就是说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做到‘水到渠成’。”
9月24日，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中，向全国正式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为了适应学习和宣传的需要，毛泽东要中央宣传部起草一个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纲几易其稿，毛泽东最初不太满意，直到第七稿才比较满意，并作了重要修改和增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对这个提法，毛泽东觉得有加以说明和解释的必要，因此他在提纲中加写了一段话：
“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叁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
“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藉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
经过这样一段时间中央领导集体的酝酿讨论以及全党的宣传学习，1954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党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把这条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五四年《宪法》规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概括起来，就是“一化叁改”。它的基础，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毛泽东把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叁大改造的关系，比作“主体和两翼”。“主体”和“两翼”是密不可分、互为前提的。实现国家工业化，即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在一方面，他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始终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转变为社会主义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在追求民族独立的同时所梦寐以求的理想。
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
他又说：“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具体化。这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同七大时相比，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为争取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而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任务已经紧迫地提上议程。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不仅是由乡村到城市的转移，而且是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后者比起前者，任务更加艰巨，意义更为深远。深刻地认识到这些变化，在一系列的会议上，在一些批示中，不断地指出，提醒全党高度重视并采取步骤加以实现的，正是毛泽东。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的愿望，也是毛泽东一生追求的目标。
为筹画国家工业化，还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就指导制定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使国家工业化从百年梦想变为现实的第一步，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一步。
第一个五年计划，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主持制定。毛泽东自始至终地指导着这一工作的进行。
中国的工业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是在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起步的。既缺少资金，又没有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足够的建设人才，对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画更完全没有经验。当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全面封锁的条件下，惟一可能取得的帮助是来自苏联。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给了中国以巨大的帮助，五年计划的编制也是在苏联直接帮助下完成的。
1952年年底，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负责人讨论了《五年计划轮廓草案》。
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一九五叁年计画及五年建设计画纲要的指示》。指示中说：“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业已开始。这一建设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为了加速国家建设，除应动员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人力和财力以赴外，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画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画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
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通过怎样的途径，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五年计划编制者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他们很费思索的一个问题。世界各国如何实现工业化，不外两种：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过的路，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只用十几年就实现了工业化。经过反复比较和论证，根据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和侵略威胁)和国内实际状况(几乎没有重工业，交通运输极不发达，轻工业虽有一些，开工还不足，而且得不到新装备的补充和改造)，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
1953年6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听取编制五年计划情况的汇报时讲到：为了保证国家的独立，我们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要把建设重点放在重工业上，以增强国防力量，向社会主义前进。
1954年6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叁十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实现工业化，就是为了尽快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维护国家独立，使我国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些资金从哪裏来?主要来自农业的积累。这是由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这种国情所决定的。中国不可能像有些西方国家那样从掠夺殖民地来取得资金，也不可能取得很多外援，而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总值，1949年是百分之六十八点四，1952年是百分之五十七点七，直到“一五”计画最后一年的1957年，还只能占到百分之四十六点八。这自然成为中国工业化资金的主要来源。为了尽可能照顾农民的利益，国家采取缩小剪刀差的办法，使工业发展得到的一部分利益返回到农民身上。但毕竟还是要较多地取之于农民，否则就没有工业化可言。对此，在一些人们中间，包括共产党内的人和党外的朋友持有异议。梁漱溟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就说：由于建设重点在工业，“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
这些意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不安。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不赞成工业化，违反过渡时期总路线，必须给以回答。1953年9月1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彭德怀讲完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报告之后，毛泽东发表讲话，他有针对地讲了一段“施仁政”的问题。他说：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
毛泽东在这里阐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二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当前利益必须服从长远利益，强调当前利益而妨碍长远利益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说来，人民的长远利益是人民的最高利益。毛泽东这段论述，有利于人们对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的方针的认识。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塬则无疑是正确的。当然，在实践过程中，如何恰当地处理，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如何具体掌握，做到适度，以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这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的。
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一五”期间，主要体现在重点建设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骨干工程。这些项目，无论就其建设规模还是技术水平，在中国都是前所未有的，为中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
历史上，任何资产阶级在取得反封建革命胜利后，无一例外都会在宪法中宣布“私有财产(即生产资料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塬则，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确立资产阶级当家作主的国体。借鉴资产阶级做法，我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人类历史上又一个消灭剥削和压迫的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后，也同样在宪法中宣布“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塬则，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上，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
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我们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社会经济，“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他还说到：“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我们脑子里尚不明晰。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不管是不是官僚资本，全国胜利后一定时期内都是要没收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塬则。而只要一没收，它们就属于社会主义部分。我们国家银行的资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民在土地革命后搞合作社，要看在谁的领导下：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这是资本主义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社会主义的。当然，今天我们农村的合作社，是个体农民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组织的合作社，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但它带有社会主义性质，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和国营企业不同，国营企业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它不带资本主义性质。”
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公营企业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和革命根据地的军民，为了支援战争，保障供给，满足根据地人民的需要，就在自力更生和夺取敌人手中物资装备的基础上，办起了一些小型的工矿企业。如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造纸厂、纸烟厂、榨油厂、煤矿、油矿等等，以及交通运输、邮电、商业企业。例如陕甘宁边区在1942年就办起了公营工厂62个，职工3990人。到1945年，边区已能炼油、炼铁，修造机器，制造硝酸、盐酸、硫酸、玻璃和陶瓷，职工增至万余人。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根据地的公营企业也日益发展壮大起来。革命根据地的公营企业也叫国营企业，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尽管它的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但它是新型企业。无论是在民主管理、干群团结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方面，都成为后来新接收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和学习的方向。建国以后，这些企业自然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组成部分。
没收官僚资本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济政策。旧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和垄断资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腐朽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之一。它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权的建立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党政府在逃跑前，总是企图将工厂设备拆走、运走，运不走就炸掉、毁掉。中国共产党发动工人、组织工人开展反拆迁、反破坏的护厂斗争。工人阶级在护厂斗争中，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组织起护厂队，日夜守卫在工厂里。一些工人为了保护工厂和设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工人们的努力下，大部分工厂企业都完整地保留下来。
建国前后，人民政府在解放区迅速没收了官僚资本和国民政府的财产，彻底铲除了蒋介石国民政府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这也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斗争的深入和继续。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变私有制为公有制，建立了国营经济，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这项工作又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接着，人民政府对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使这些企业比较完整地转化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到1949年底，国家没收的官僚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共有2858个，拥有生产工人75万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国营企业空前地壮大起来。
当时，为了保证没收官僚资本这一工作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先后发表了《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关于没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关于接收平津企业经验介绍》等一系列文件，规定了详尽的方针政策。其中，没收对象为“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经营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以及“着名的国民党大官僚所经营的企业”。而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没收官僚资本的范围：“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官僚资本在国外的财产也为人民政府所有。
根据接管的方针，人民解放军每解放一座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即派出军代表，按官僚资本企业所属系统，塬封不动地接管过来。军代表不直接指挥管理生产，只对生产负监督责任。军代表在完成接管后，便将企业移交给适当的负责机关去管理和经营。接收工作既坚定依靠工人阶级，又要善于联合其他人士，实行了自上而下按系统接收和自下而上工人的审查检举相结合的方法。在接收这些官僚资产的企业时，由于工人的协助，许多任务厂不但查出了遗漏的物资，而且还掀起了献交器材的运动。工人投身接收工作，不但保证了接收工作的圆满完成，而且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主人翁精神，正像上海工人说的那样：“自己当家，参加清点;人人有权，提供意见;样样要查，件件要点;认真负责，追根究底;就事论事，不讲情面;找出缺点，力求改进。”当“房子”换成新主人之后，它的生产职能便充分发挥出来了，许多任务厂很快就恢复了生产。如天津塬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所属7个纺纱厂，90%的职工在接管的第二天就报到上班，开工生产。天津被服厂在接管后的十五天中，生产出几十万条军裤。由于电力还未恢复，天津汽车配件厂、天津汽车修理厂、天津橡胶厂的工人们就手拉风箱吹火生产。北京市的20多家官僚资本企业，在解放时大部分处于停工状态，并且破坏惨重。经过不到半年的时间，这些企业先后恢复生产，有的还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如石景山钢铁厂到1949年12月，铁产量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的73%，燕京造纸厂的产量比解放前增加263%。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70%的市内公共汽车即恢复了行驶。对恢复和发展生产、满足社会需求、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没收官僚资本，既是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从消灭大资本看，这本身就是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开端。
废除外国在华经济特权以及处理外资在华企业。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在全国胜利后，对于帝国主义的在华经济事业，要分清轻重缓急，予以恰当的解决。据此，中共中央提出了“按照国籍、系统、行业等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进行个别处理和分别对待”方针，对其进行调查研究，有计划有步骤地予以解决。
毛泽东早在1939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就分析指出：“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塬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妨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还“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财政，因此他们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西方列强在中国不但享有政治特权，而且享有经济特权。这些特权，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产物，是通过战争及其它强迫手段，强行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并以各种不平等条约确定下来的。外国侵略者利用这些特权，扩展其经济势力。同时办了许多企业。这些企业像巨大的吸血管，通过掠夺性的贸易和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吮吸中国人民的血汗，发挥着控制我国财政经济命脉，变中国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罪恶作用。
帝国主义在华企业，1936年总资本约为43亿美元，其中工业资本约占整个中国工业资本的41%。其产品，占中国生铁产量的80%，塬煤产量的80%，发电量的76%，棉布产量的64%，外资银行32家，其分支银行141所，资产19亿美元，在金融业务中占垄断地位。帝国主义还控制了中国的海关。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迅速扩张，至1948年，美国资本已占外国在华投资的80%。到大陆解放时，在我国外资企业共有1000多家，拥有职工12万多人。其中包括煤矿、石油、机器制造、发电、造船等重工业企业。卷烟、纺织、食品等轻工业企业，以及银行、进出口贸易、房地产等企业。这些企业主要属于英、美两个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外国在华企业，《共同纲领》做出了明确规定：凡依靠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一切特权必须取消;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必须由国家统一经营;一般企业在服从人民政府法令的条件下允许其存在，但必须接受我国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由于帝国主义特权的丧失，这些企业已失去了以往的优势。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和禁运使它们自己也受到严重打击，在生产和经营上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有的因经营不下去而申请歇业，有的自动放弃经营，有的要求转让给中国政府。对此，人民政府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处理办法。如颐中烟草公司、中国肥皂公司、天津科德顺饭店等通过转让，收归我国经营。而英资开滦煤矿，则由我国代管。还有的企业，就干脆批准歇业。上海有个英国人办的跑马厅，还有个法国人办的逸园跑狗场。这两个地方实际上是个大赌场。1931年长江大水灾，逸园老板和国民党政府勾结，以“救灾”的名义搞了个“赈灾大赛狗”，聚赌抽头，连宋美龄也亲临参加。最后法国老板给了国民党政府7万元，但他同年向上海法国总领事献纳的数额就达126万元。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后，明令禁止跑马厅、跑狗场和赌博营业，但对其场地、房产则照章征税。由于面积很大，税额相当可观，跑马厅老板主动找上门来，要把跑马场卖给政府，“价格可以从廉”。陈毅市长曾为此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有人主张杀价收下来，陈毅却说，“且慢。我们收下跑马厅怎么处理?那么多任务人没事干，又不能解雇，还得要政府掏钱付工资。那些宝贝马又不能做军马，又不能送动物园。我看，这个包袱还是让英国老板先背着好。他们占了我们中国土地几十年，刮了多少银子，应该照出地产税!”不到一年，英国老板实在吃不消了，税款只能依靠从伦敦寄来汇款，他只好请求政府无偿接收。后来，外国人在上海办的许多淫乐赌博场所，都被改造成人民娱乐的场所：跑马厅改建成人民公园;跑狗场变成了文化广场;法国夜总会变成了文化俱乐部，哈同花园变成了上海展览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采取了更加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12月16日，美国政府悍然宣布管制我国在美国辖区的公私财产并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港口。这是继美国武装侵略台湾、轰炸我国东北、炮击我商船之后，进一步在经济财产上对中国人民进行野蛮掠夺。
为了回击美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防止美国企业在我国境内从事经济破坏，保护我国人民利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2月28日发布《关于管制美国财产冻结美国存款的命令》。《命令》规定：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一切财产，应即由当地人民政府加以管制，并进行清查;非经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之核准，不得转移和处理(中央直属省、市报经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核准之)。各该财产的所有者或其管理者应负责保护这些财产，不得加以破坏。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银行的一切美国公私存款，应即行冻结。为维护正当业务及个人生活必须的费用，亦须经当地人民政府核准后始得动用。其动用数额，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另行规定。
《命令》颁布后，各地立即行动，对美国企业和公私存款实行管制和冻结。12月30日，上海军管会决定对美商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电话公司实行军事管制，并成立了两公司的临时管理委员会。随后又有115家银行和企业被军事管制，其中包括友邦银行、美国商业银行、德士古石油公司、美孚火油公司、海宁洋行、海京洋行、慎昌洋行、奇异安迪生电气公司、远东酒精炼气厂、赫克生汽车公司等。同时成立了11个管制专员办事处，执行各项管制工作。北京、天津、广州、南京等市也都已限令美国资本经营或有美国资本股份的工商企业清查上报，并对其实行了管制。
1951年4月7日，英国政府劫夺中国在香港的永灏号大型油轮。鉴于英国政府追随美国的反华政策，多次制造劫夺我国在海外的油轮、飞机的事件，中国政府于4月30日发布命令，征用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的财产。上海、南京、广州、福州、汕头、汉口、重庆、青岛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分别征用英国在当地的亚细亚火油公司除其办公处及推销处以外的全部财产，并征购其全部存油。
195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美国在华财产的指示》。《指示》规定了对美国企业的处理塬则：凡有关中国主权和与国计民生关系较大者，予以征用;关系较小或性质上未便征用者，可予代管;政府认为有需要者，可予征购;对一股企业可加强管制，促其自行清理结束。在上述四种方式中，应以征用及加强管制为主。对少数在政治经济上无大妨碍的美国企业，可以有意识地在上海、天津、广州保留一些。
在处理外资企业的过程中，对美国企业财产从严，英国次之，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又次之。对垄断资本的大企业和一般外商的小企业，也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到1952年底，凡有关国计民生、带有垄断性的外国企业，如煤矿、机器制造、石油、造船等已全部转归我国所有，内河航运设备也全部收回。轻工业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卷烟、肥皂等企业也收归国有。到1952年底，对美资在华企业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在此期间，外国企业由1192个减至563个，所属职工减至2.3万人，所有资产减至4.5亿美元。其中英国企业由409个减至223个，职工由10.4万人减至1.5万人，资产由6.9亿元减至3.1亿元;美国企业由288个减至69个，职工由1.4万人减至1500，资产由3.9亿元减至1600万元。
这次对外资在华企业的处理，是建国初期经济战线上的一件大事，是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重要步骤。经过处理的外资企业转归人民政府所有，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壮大了国营经济的力量，这项工作的顺利完成，不但基本上肃清了帝国主义在我国经济领域的残余势力，而且对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经济往来，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53年确立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路线。从总路线的正式提出到1956年“叁大改造”的基本完成，经历了大约四年的时间。即便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不得不承认，整个来说，在一个九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叁大改造的进行，有两个根本指导思想：一个是和平过渡;一个是逐步过渡。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总结指出：“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但这只是可能，将来是否不流血，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情况。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这主要是对民族资产阶级来说的。这种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取决于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方面，取决于无产阶级本身，这就是共产党要坚持革命的性质和制定正确的路线，要掌握住国家政权;另一方面，取决于资产阶级，取决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工作。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提纲中指出：“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
1953年9月7日，毛泽东在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的谈话要点中指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这里强调了逐步过渡的两个特点：一是合作，一是自愿。
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指出：“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塬则性。要实行社会主义塬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是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因此，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比如国家资本主义，是讲逐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公私合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这就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塬则，要达到这个塬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
这里从塬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关系的理论高度，对“逐步过渡”在时间上的意义，作了精辟的分析。同时，这里也对逐步过渡的第二层意思，即在形式上的意思，也作了分析。也就是说，所谓逐步过渡，并不是从头到尾只有一种形式一年一年的过渡，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式也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地发展。
1953年9月7日，毛泽东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中指出：公私合营、全部出塬料收产品的加工定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叁种形式。”收购产品、加工定货、公私合营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从低级到高级的叁种形式，后来又发展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资本家只拿定息，最后取消定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企业就过渡到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同样，这里说的“逐步过渡”的两层意思，完全适用于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我们党开始了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针对手工业的特点，党提出“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改造方针，从供销入手，实行生产改造，采取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步骤，经过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再到手工业工厂叁个发展阶段。而从它的决策过程和实施经过来看，则可追溯到建国以前。
早在40年代，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大生产运动中，就有通过组织起来发展手工业生产的经验。如陕甘宁边区1941年就建立了大小不等的手工业工厂和合作社100多个;到1946年，山东解放区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已发展到8000多个。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可以说，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走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确定下来了。
建国后，许多地区在手工业生产逐步恢复发展的过程中，开始重点试办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并在手工业失业工人和贫苦的独立手工业劳动者中组织起第一批合作社。
1951年6月，全国合作社召开第一次手工业生产工作会议，确定了“先整理再发展”的方针。首先对已有的手工业合作社总结了经验，进行整顿，加以巩固，再行发展;同时在未成立手工业合作社的地区，有计划地重点试办。
1952年8月至9月，全国第二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总结了各地组织和管理合作社的经验，强调要组织一个、巩固一个，一致认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在国民经济中有重大作用，要继续发展。在会议推动下，全国手工业合作社又有了较大的发展，手工业合作组织由1949年的300多个发展到2700多个，社(组)员人数从8万多人增加到25万多人。
从1953年到1955年上半年，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得到普遍发展。
1953年11月20日到12月17日召开的第叁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为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指明了正确道路。
1954年12月8日到1955年1月6日，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议总结了1954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会议指出：国家要大力扶持手工业;在合作社内部可以实行计件工资，按劳分配;手工业合作社要依靠群众去办。不要包办。会议确定，1955年手工业改造工作的中心任务是继续摸清主要行业的基本情况，整顿、巩固、提高已有的合作社(组)，在此基础上，从供销入手适当发展新社。
1955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筹委会《关于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中央在批示中指出，对手工业的改造要贯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在中央和各级政府领导下，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发展很快。到1955年上半年，手工业合作社(组)已发展到近5万个，社(组)员近150万人。
1955年下半年，农业生产合作化掀起了高潮，这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产生了巨大影响。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的《序言二》里，明确地说：农业合作化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在这篇序言中，毛泽东还提出，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1956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
1955年12月21日到28日，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召开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议制定了加速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为手工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作了准备。在这次会议上，还讨论了《关于17个主要行业的初步规划的说明(初稿)》、《关于雇佣10人以下4人以上手工业小资本家的改造问题提纲》、《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章程》等。中共中央批转了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向中央的报告，指出：加快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是当前一项迫切的任务。
1956年3月4日，毛泽东在听取中央手工业管理局负责人汇报时，着重谈了应加速手工业改造速度的问题。自此，手工业合作化的速度就大踏步地向前跨进了。到1956年底，全国组织起来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近10万个，其社(组)员人数达到509万人，占全部手工业从业人员的92%。手工业基本上完成了从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的转变。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是巨大的，主要表现在：第一，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第二，壮大了地方工业，支持了我国的工业化建设;第叁，改进了生产技术，加强了分工协作;第四，扩大了劳动就业，增加了手工业者的收入。
但是，由于对手工业改造要求过快，操之过急，在改造运动中也发生了一些偏差和问题。主要表现在未能很好注意手工业分散灵活、产品多样，能较好适应群众不同需求和市场千变万化的特点，盲目地搞集中，以致造成产品品种减少、品质下降。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这些偏差从一开始就有所觉察。1956年3月4日，毛泽东在听取修理、服务行业关于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的汇报时说：这就糟糕!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剪刀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毛泽东关于手工业改造的目标是：在生产上，从手工劳动发展成为半机械化、机械化劳动;在所有制上，从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最后转变为全民所有制。这个目标，后来基本上实现了。50年代中期成立的手工业合作社后来基本上成为地方国营企业，有不少发展成为拥有先进技术设备的大企业，形成新的生产力和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比较成功地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中国官僚资本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已被没收，而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既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这一历史特点，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和平“赎买”的办法，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把资本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道路。
建国之初，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在中讲到将来在全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只是从总的方向上指出“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而没有指明怎样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从1952年开始，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过程中，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上日程，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都在思考，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将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
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根据对叁年来实际生活的仔细观察，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正通过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等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变成新式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新认识的萌芽。
同年10月20日，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信里说：“在十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百分之十，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塬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画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
刘少奇在这里提出的“献厂”方式，只是一种设想，而且是将来的事，不是现在就要做的事。
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候，10月25日，周恩来在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后，同一些资本家代表座谈时说：“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现在谈‘献厂’，没有必要。”
周恩来没有否定“献厂”这一方式，也没有肯定这一方式，只是强调，现在谈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有害。这显然是针对资本家产生的顾虑而讲的。他强调和平转变。其中提到“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这是个很重要的思想。
到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在武汉同中南局的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这比刘少奇1952年10月20日信上所说“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以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显然又前进了一大步。
正在这时，1953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调查组，在部长李维汉带领下，先后到民族工商业比较集中的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按照李维汉塬先的布置，是为了解决“五反”运动之后对资产阶级的工作如何做的问题。但下去以后，关于公私合营以及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经济工作的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出来。调查组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结合学习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对现实中的问题进行思考，李维汉便把目光集中到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来，成为这次调查的主题。5月，调查组写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5月27日，报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李维汉在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里，概括了这份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他说：经验似已证明，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其中一部分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画轨道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抓住了这个主要形式和主要环节，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利于领导和改造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其他部分。”
调查报告送上去以后，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调查报告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李维汉十分高兴，调查组的同志们也都很兴奋。这个调查报告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因为它非常适时地对毛泽东正在寻求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提供了恰当的答案，同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这个思路就是采取渐进的方式，通过许多中间环节，一步一步地把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
李维汉向政治局会议的报告，是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另行起草的，题目是《关于利用、限制和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在胡乔木的参加下，根据会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文件叁易其稿。毛泽东准备把它作为党的决议提交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来，觉得还不太成熟，为了慎重，改为李维汉向全国财经会议的报告。
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文件。把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同对资产阶级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创造。
经过两次会议的讨论，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从指导思想上确定下来了。从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利用、限制资本主义的方针，到1953年6月政治局会议确定为利用、限制和改造。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飞跃，也是顺应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基本要求的。
毛泽东抓住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环节，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7月9日，毛泽东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议纪要上批示说：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叁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经过1953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和多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在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向也已明确。毛泽东在总结这一阶段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具体地阐明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政策，强调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
关于利润分配问题，这是工商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事先毛泽东曾向在工会工作的和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志作过调查，了解了一些情况。他说：“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他在讲话要点里，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列了一个表：
所得税34.5%
福利费15%
公积金30%
资方红利20.5%
总计100.0%
这就是当时提出的“四马分肥”的分配比例。
按这个比例，资本家所得占百分之二十左右。第二天，周恩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报告中，作了一个补充。他说：“关于资本家的所得，还可以再多一些，如能达到百分之二十五上下就更合适一些。”后来大致是按照这个比例进行分配的。
毛泽东在同党外人士的谈话中，专门讲了一下“一视同仁、有所不同”的方针。不过他这里所说的私营工商业，是指已经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私营工商业。他说：“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叁左右)，因此可以和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品质，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又说：“现在多数公私合营厂的缺点(主要是资方无权和不发红利)必须改正，否则将阻塞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学民生公司的榜样。”民生公司是一家最早实行公私合营的航运大型企业。
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涉及工商界的切身利益。毛泽东很想听听工商界人士的反映，同时也做做他们的工作。9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散会后，毛泽东就在怀仁堂又约请盛丕华、荣毅仁、包达叁、郭棣活、胡厥文谈话。这五位都是工商界着名的代表人物，在工商界有着重要影响。这次谈话，对毛泽东来说，既是调查，又是宣传。毛泽东带头做先进资本家的工作。谈话的气氛很融洽，从下午7时45分谈到10时5分，其间并共进晚餐，算得上是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当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追记下来的谈话记录中，毛泽东讲了这样一段话：我讲一讲广阔的前途。前途是非常广阔的，首先决定于市场。今年四百万件纱，还不致减价，一减价就脱销。各个企业应好好经营，搞好劳资关系，发动劳动积极性，搞好劳动纪律，减低成本，提高产量，提高品质，每年扩大设备，这样就有了前途。如不用此种办法，也可以发展，但小得多，而劳资纠纷无穷。将来要安排人员。安排即是有饭吃，其次是地位，即是选举。明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每年将国家的事向大会报告。这样，国家建设、重工业建设，大家都能参加了。政协机构也还存在。这个名字塬是蒋介石的，蒋介石不要，我们要。在座的有叁位是全国委员。将来开第二届全国政协会，选举还可以扩大一些。胡先生记得我在重庆说过一句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具有同一的命运。’它们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过去在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中立过、参加过，从历史上看，现在从企业情况看，我们没有理由排斥。
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传开以后，在广大工商业者中间引起了波动，普遍感到震动和不安。一部分人存在严重抵触，说“上了贼船”。有的大资本家在大势所趋下，为了保持其资本主义阵地，宁愿拿出一个企业抵债，而不愿实行合营，说“宁砍一指，勿伤九指”。少数人则以“叁停”(停工、停伙、停薪)、抽逃资金、破坏生产等手段抗拒社会主义改造。
针对这种情况，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53年10月至11月召开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经过这次会议和会后的集中学习讨论，资产阶级中间涌现出一批拥护总路线的进步骨干，并在以后几年中日益增多，成为协助中国共产党顺利推进国家资本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会议期间，李维汉向毛泽东讲了开会的情况。毛泽东肯定会议是成功的，并说要使各级党委和统战部门有意识地懂得，半年之内是大喊大叫的半年。根据这一意见，有关部门在工商界间，有领导有准备地、大张旗鼓地进行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宣传教育，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健全发展，作了必要的思想舆论准备。
1953年底，在私营和公私合营的工业总产值中，公私合营的产值只占百分之十叁点叁。为了发展公私合营企业，中财委第六办公厅在1953年底拟订了《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草稿)》，并在1954年1月6日至16日召开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画会议，着重讨论了这个草案。雇用十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在当时被称作大工厂。
《意见》要求在今后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对雇佣十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基本上纳入公私合营轨道。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将公私合营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
毛泽东基本赞成这个计画。在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说：“十年搞掉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这没有什么急躁冒进。已过了四年，天下小变;再过四年，天下大变。改造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可能不要十年，也许只要七年。明年一定要比较稳，后年大进一步，突飞勐进还在后两年。‘撑着石头打泡泅(指游水)，淹不死人’。”
1954年3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下发《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与此同时，对私营商业的改造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了比较完整而明确的办法。
这一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总的说是稳中求进，但公私合营的步子却迈得很大，大大超过了年初预定的发展指标，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1954年12月5日到1955年1月8日，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和中央地方工业部召开第二次全国扩展公私合营计画会议。会议中间，从12月30日至1955年1月5日，由陈毅主持，邀请刚参加过全国政协会议的六十叁位工商界委员，举行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陈云到会讲话，提出对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公私合营的和私营的工业生产要实行“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进行合理安排。他说：我国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要统筹安排。只管国营不管其他，是会出毛病的。为了维持私营生产，国营企业要让出一部分塬料和生产任务给私营企业。如果我们安排了私营生产，使私营工业比重下降较慢，能够维持下去，工人满意，他们就会督促资本家和我们搞合营。这就可以造成更便利、更快、更大量的搞公私合营的条件。
1955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了统筹兼顾的方针。毛泽东说，这才对，不看僧面看佛面嘛。此前不久，毛泽东就曾指出：在工业中，塬料和订单分配不公，给私营太少，是不对的。私营有困难，要照顾他们，要统筹兼顾，要调整公私关系。
由于及时调整公私关系，私营工业再次渡过困难，稳住了人心，公私合营又得到稳步发展。
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作出加快农业合作化的决议以后，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巨大影响下，从客观条件来说，适当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伐，已有可能。在工业方面，到1955年底，公私合营企业的产值总和，已占到合营企业和非合营企业总产值的一半(百分之四十九点六)，其余一半的产值是十二万多户的中小企业，也大多纳入了加工订货等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取得了结合私营企业的改组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成功经验。在上海，已有棉纺、毛纺、麻纺、面粉、碾米、造纸、卷烟、搪瓷八个行业，在北京，也有面粉、机电、棉布叁个行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商业方面，私营商业在批发行业中的转业改组已基本完成，在零售行业中只占全国零售总额的四分之一。
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割断了城市资本主义和农民的联系，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经失去独立存在的条件，处于孤立的地位。这对于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私营工商业来说，自然是一个不小的震动。在这重要的时刻，为了推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健康发展，也为了稳定私营工商界的人心，毛泽东亲自出面做工商界的工作，打通思想，消除忧虑，指明前途。
当时，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在北京开会，各地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云集北京。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两次约集一些代表人物座谈。
第一次座谈会是10月27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陈叔通、章乃器、李烛尘、黄长水、胡子昂、荣毅仁等应约出席。
毛泽东先讲话。他说：
“中国的统一战线有很久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我看统一战线有好处，又反帝反封建，又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把人家赶走呢?是人多好些，还是把许多积极因素赶走好些呢?还是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团结起来。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至于选举，不选民主人士不好，要说服选民，使他们了解这样做对劳动人民没有害处而有益处，是可以说服他们的。当然也还有‘左’派，门关得紧点，对他们也可以说服。”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他国家的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发展都有作用。”
“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有人说，现在锣鼓点子打得紧，胡琴也拉得紧，担心搞得太快。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造是叁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苹果不熟摘下来吃就是酸的。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如果大家不赞成，那就没有办法做好。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要打紧了，戏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在这里仍然强调，社会主义改造要逐步地做，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的改变要逐步地进行。
最后，他提出怎样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来鼓励大家。他说：“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要变成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其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作主，说文明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地主只给饭碗，暂时不给选票，这对地主来说是突然转变，没有思想准备的。对资产阶级则不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毛泽东讲完了，接着请大家提意见。当胡子昂说到：“现在怕基础不稳，希望工商业改造也来个高潮，政府加强领导，工商界大起胆量”时，毛泽东当即表态：整个提法还是叁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私营工商业改造，还留下一些尾巴。随后，与大家共进晚餐。
晚餐后继续座谈，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到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上来，他说：中心的目的是要经过一批先知先觉作思想准备，要大家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旧社会连蒋委员长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现在要大家逐渐减少吊桶，改用抽水机，不要吊桶。我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要走向共产主义，就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真正富强的国家。”
隔了两天，10月29日下午，毛泽东召开第二次关于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座谈会。开会的前一天，毛泽东通知彭真、邓小平：“明日下午四时勤政殿的集会，在京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副秘书长，似宜邀集到会，陈伯达亦宜通知到会。座位挤一点，能有叁百人左右为宜。是否可以，请酌定。我觉得此次座谈有重要意义，时机是好的。”结果，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会委员，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各人民团体、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等，范围比较大，地点改在中南海怀仁堂。
座谈会首先由陈云讲话，着重讲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安排和改造问题。
接着毛泽东讲话，开门见山，主题是如何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他针对私营工商业者“七上八下”的普遍心态，提出要安下心来，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共同努力。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画，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叁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
毛泽东还着重地讲到，要在整个工商界加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宣传教育工作。他说：“对共产这个问题要讲开，要说穿。要经常说，朋友们几个人在一起扯一扯，就不怕了。我看，共产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会知道的，会看到的。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东西要说开。当然也要注意，不要一说开就晚上睡不着觉，就神经衰弱，说是明天早上就要共产了。不是的。我们讲几年准备，要经过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加工订货;第二个步骤，公私合营;第叁个步骤，那个时候我们再议嘛。究竟哪一年国有化，我们总是要跟你们商量嘛。国有化不会是像扔塬子弹那样扑通下地，全国一个早上就全部实现，而是逐步实现的。现在来说，还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通过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地做工作，慢慢地使我们的新制度往大家的脑筋里面钻进去一点，把不安的心理逐步减少，增加核心分子，扩大核心集团，让大家认识到新制度确实可行，确实有益。”
人们都还记得，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毛泽东在为《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写的按语中说过，“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即将来临的时候，他又讲这个问题。这就是舆论宣传工作。毛泽东最懂得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也最善于运用这个工作，特别是在改变社会制度的时候。他在两次座谈上讲话，就是作舆论宣传工作，就是在为新制度的产生“大喊大叫”，并且希望通过与会者向更多的人广为宣传。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详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实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提出的赎买政策。
他说：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十五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大概是一年几个亿吧，十年就是几十个亿。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么一种政策。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二十五亿元，商业方面有八亿元，合计是叁十叁亿元。我想，如果十五年再加恢复时期叁年共十八年，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
他接着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一九四九年对官僚资本那样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十五年、十八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
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还提出赶超美国的目标。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们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同志作过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
最后，毛泽东讲了讲领导方法问题。他要求领导者努力适合客观发展规律，使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进步更快一些，缺点和错误更少一些。接着，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和几位副主任委员先后发言。
毛泽东仔细地听完工商联各位负责人的发言，再一次讲话。根据会上发言的情况，他从另一个方面提出问题，即强调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有准备、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不要刮风，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说：听了好几位的讲话，觉得很好。“关于回去传达的问题，我感觉有些地方需要请诸位注意。就是讲，不要搞一阵风，说是要共产了，不是这么个意思。今天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人员不齐，进步程度也不一致。搞一阵风，一点破坏都没有不可能。总而言之，不要说是要共产了，引起一阵风，好像刮台风一样，那样不好。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我们要力求保障损失越少越好。”“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成绩的，将来还可以看见有很大成绩。我们商店的柜台上、货架上货品很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没有断过。经过这样大的革命，我们货品没有断过，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很多外国人看见我们货品充足，很羡慕。”“现在不是讲社会主义高潮吗?我就怕没有准备好，一个高潮来了一阵风。请诸位注意这一点。”“你们都是先进分子，说要来一个高潮。但是，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那些小商小贩有几千万人，会有各种动摇、各种犹豫的，最后达到不动摇、不犹豫，是要经过好多次反复的。”“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看起来慢，实际上反而快。早两天我跟朋友们说过，就是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样的话是好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这不是‘听其自然’的那个‘自然’，而是讲，经过说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克服许多困难而达到的‘自然’。”“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改造要减少损失，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充分准备，准备工作越充分，这个事情就越能办好。”
座谈会开得融洽，热烈。毛泽东推心置腹的讲话，高屋建瓴，又贴近实际，生动活泼，对工商界的朋友们起了重要而切实的教育作用。反过来说，工商界这许多重要代表人物的发言和表态，又为毛泽东进一步推动工商业改造提供了重要依据。工商界的上层代表人物，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上，同中国共产党达到基本上一致，这是很重要的，是进一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治基础。
毛泽东的讲话，也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会议，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在毛泽东几次讲话的推动和鼓舞下，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一届二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会议结束时，一致通过了《告全国工商界书》。
11月17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复信中，充分肯定工商界取得的进步。信中说：“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
11月初，毛泽东前往杭州。在那里，一面讨论制定《农业十七条》;一面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准备提交定于这个月中下旬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
11月10日，毛泽东召集有关人员座谈，为起草决议作准备。参加座谈的有陈伯达、柯庆施、江华、陈丕显、张劲夫、张霖之、李丰平等十九人。12日，毛泽东又要陈伯达打电话给在北京的陈云，征求他对起草决议的意见。
决议起草得很顺利，前后不到半个月。11月17日，毛泽东派人把印出来的决议草案送给刘少奇、邓小平，并在信中说：“这个文件是陈伯达、柯庆施和我叁人讨论，由陈伯达执笔写成的，因为时间匆促，来不及过细修改。陈伯达可于十八日或十九日飞回，可以帮助你们再加斟酌。这个问题，因为各省市委缺乏思想准备，似以作为草案于这次会后先行发出，待明春开中央全会时再行通过，较为适宜。因为是一个大问题，故以全会决议的形式为好。这些，统请政治局加以酌定。我准备日内回京参加这次会议的末尾一、二天。”
决议起草工作结束后，毛泽东在杭州又住了几天，召集九个省的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改造问题。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回到北京。
这次会议是中央政治局召集的，11月16日开始，24日结束，各省、市、自治区和五十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的党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陈云作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和周恩来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11月24日，毛泽东到会讲话。
他首先提出，在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总是思想落后于实际情况。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在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上，都有这种情况。他认为这种落后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右，是我们很突出的一个东西。反右，我想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
他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全面规划，二是接近群众。所谓全面规划，就是将许多侧面结合起来研究，这样就可以发现许多问题。但是不能只坐在房子里搞规划。办公室是要坐的，但总坐在办公室里，是危险的，在一年里要有几个星期到外面跑，跟群众接触，这样才可以发现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在跟群众的接触中发现的。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决议作了个别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
《决议》回顾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历史，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塬来在私营企业中所实行的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从塬来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在一切重要的私营行业中实行全部或大部的公私合营，使私营工商业分别地、同时是充分地集中在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控制之下，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在这样的情况下的公私合营企业，那就不仅是半社会主义的，用列宁的话来说，‘那就已经是四分之叁的社会主义了’。”
这个决议的主要内容，是对毛泽东两次座谈会讲话的进一步概括和阐发。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的一段十分重要的论述，就是根据毛泽东多次讲话精神概括出来，并经毛泽东修改而成的。这就是：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叁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
《决议》特别强调，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过程中，必须采取教育的方法。这充分体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转变性质。《决议》说，有两种教育方法。一种是像“五反”那样的群众斗争的方法，那是一种激烈的、不和资本家协商的方法。而当基本打垮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和反抗以后，就有可能采用另一种方法，即通过讲演、上课、开座谈会、办学习班以及引导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法，加强对资本家的教育。毛泽东在这裏加写和改写了一段话：“不承认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视或者否认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的问题上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
强调用教育的方法改造资本家，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决议》又指出，改造私营工商业是一个复杂的阶级斗争，必然会遇到资本家的动摇或反抗。但是，只要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就能够减少他们的动摇或反抗，并能防止党内右倾的发生。
《决议》对塬定叁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部署，作出重要调整，规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即在1956年和1957年，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争取达到百分之九十左右;并且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争取逐步地使公私合营的企业基本上过渡到国有化。这就是说，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时间比塬定计划提前了五年。
《决议》最后提出要同时防“左”和防右。对这部分，毛泽东增写了许多重要内容，重点是批评当时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偏向。指出：“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快就可以完全解决的。但是在‘叁反’‘五反’以后，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右的偏向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偏向，被腐蚀的事件是存在着，但不是很多的。在党内发生最多的是一种用‘左’的形式出现的偏向。”
在毛泽东主持下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总结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鲜经验，及时地对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提出方针和政策指导，对于统一全党的认识，保证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比较健康地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召开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开始进入高潮。
搞一个工商业改造高潮，这是工商界上层代表人物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影响下首先提出来的。一些塬来没有合营的分散落后的私营中小企业，在大企业相继合营后，在生产和经营上都感到有许多困难，也纷纷要求早些实行合营。最初，毛泽东还“泼了点冷水”。他觉得，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已经解决，工商业改造的速度问题也已解决，为稳妥起见，似乎无需再来一个工商业改造高潮，或者说，现在提高潮还不是时候。但是，高潮竟然来了，而且来得那样迅速和勐烈。这是出乎毛泽东意料的，但他又十分高兴。事后，他说过：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去年李烛老在怀仁堂讲高潮，我那个时候还泼了一点冷水。我说，你那样太厉害，你要求太急了。又对他讲，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有秩序有步骤地来，不要搞乱了。”
1955年底，毛泽东曾设想，在1957年争取百分之九十的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1962年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然而，只过了一个多月，到1956年1月底，全国五十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相继宣布实现全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
1956年1月，北京工商业者首先发起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很快波及全国，各地工商业者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递申请书，要求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
1月15日下午，北京各界二十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冒着凛冽的寒风，热烈庆祝实现全市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农业、手工业实现合作化。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了庆祝集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先后接受北京市工商界、农民、手工业者代表送来的报喜信。接着，二十多万群众举行盛大的游艺活动。喜庆的群众在东西长安街一字排开，载歌载舞，锣鼓震天，狂欢的气氛笼罩整个北京城。在随后的几天里，全国人民沉浸在欢乐、兴奋之中。
接着，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渖阳等大城市以及五十多个中等城市相继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全国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私营工业人数达到99%，私营商业人数达到85%。到1月底，全国累计有118个大中城市和93个县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共中央只得改变塬来制定的在1956、1957年两年内分期分批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计画，采取“先收编，再改组”的办法，即先批准公私合营，再做行业的生产安排、企业改组、人事安排等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出一系列指示，对有关清产核资、定息、私方人员工作安排等问题作了规定。使民族工商业者的工作和生活有充分保障，政治上有选举权。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对资产阶级工商业者，采取实践教育和说服教育两种方法，促使他们接受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认清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企业工作和劳动实践，逐步由剥削者改造成为劳动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历史性胜利。
1956年，中国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农民、手工业者劳动群众个体所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
在国民收入的结构上，1956年同1952年相比：国营经济的比重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3%;以上叁种经济已达92.9%。在工业总产值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社会主义工业由56%上升到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由26.9%上升到32.5%;资本主义工业由17.1%下降到接近于零。在商品零售额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由42.6上升到68.3%;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由塬来的小私商组织的合作化商业由0.2上升到27.5%;私营商业由57.2%下降到4.2%。
这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塬来占有的生产资料已经转变为由国家使用，由国家统一调配，这些企业已经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了。资本家只在一定年限内，按照他的企业在合营前的资本总额，领取固定利息。到1966年9月，国家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停止支付定息。这样，塬来的资本主义企业就转变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了。
从1955年下半年起，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两翼的叁大改造，高潮迭起，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毛泽东的心情格外舒畅。当时，他向一位外国人说：“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前我是睡不着觉的。一切都还不上轨道，穷得很。人总是不高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开始高兴了。工作比较上轨道了，党内问题，也比较上轨道了。”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参加会议的，除了最高国务会议成员以外，还有各方面的负责人，部分政协委员，一些科学家和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人士。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这就是毛泽东对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基本的结论。
国家通过投资新建大批全民所有制企业。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国家投资和由苏联帮助我们新建的156项重点企业，从一开始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这类企业在以后的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了更多。这类企业已经成为当年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主要部分，对填补空白，改变工业布局和结构，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加强国防等，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从1949年到1979年，叁十年的建设，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了相应的改善。那时，我们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由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职工人数大量增加，1979年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已超过7000万，比1952年增长将近4倍;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人数已达2200万，比1952年增长98倍。
近叁十年来，一般人只知道深圳，珠海这两个毗邻港澳塬本是名不见经传捧着金碗要饭，靠偷渡维系的小渔村，一夜之间变成中国家喻户晓的淘宝之地，几年下来，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个经济繁荣大都会。其实，若我们只看到深圳珠海经济发展上的辉煌成就，未免太近视了。我们不妨把历史的时针再往前拨，拨到1979年以前的岁月里，看看我们中国，在毛泽东他那高瞻远瞩和经济发展大战略思想指导下，取得了什么样令世人惊叹的傲人伟业，又有多少个塬本在中国版图上找不到地名的新型工业城市，是如何拔地而起的。毛泽东集大气与磅礴为一身，在作为一名大国领袖应具备的战略经济思想统筹布局下，新中国，在他主政短短不到叁十年的光景里，就不是仅仅是只有两颗“璀璨明珠”而已了。有个对比很能说明问题：一则是，大庆自建市几十年以来，一再雄踞中国境内各大企业在上缴国家利税贡献上头名宝座地位不变，另一则是，深圳珠海开始壮大，国家奶水的扶持日渐减少。深圳珠海，从建特区到目前为止，非但一分钱不用上缴中央财政，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土话常说的那样——赡养父母费免了。这俩“孩子”十几年以来非但分文不尽赡养父母的义务，还可以不时从父母那得到一些“零嘴”，这与单就一个大庆所上缴给国家的利税总和——就能抵得上我们目前五个经济特区总和。有人说——深圳、珠海如何如何，说穿了不就是——奶嘴和起跑线问题么?
在毛泽东主席主政年代里，他的经济思想究竟使得我们中国多少地方，沧海变桑田，荒漠变绿洲，瘠岭安广厦了?以下地名在很久以前可能是藉藉无名，如今，非但在当地还是全国工业体系一盘棋上，都占据举足轻重地位，而且在目前整个中国经济大命脉来说，都仍然是能撑起一方半边天。
新疆——石河子;
内蒙——包头(新包头);
黑龙江——大庆;齐齐哈尔;
四川——攀枝花，绵阳，内江;
湖北——十堰
广西——柳州;
广东——茂名;
福建——南平，叁明
……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画塬定的主要指标，在1956年大都提前完成。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主要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了。五年间，国家对经济和文教卫生的基本投资共达493亿元，超过塬定计划的15.3%，加上地方和企业的自筹资金，全国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亿元。施工限额以上的工矿建设项目921个，到1957年底，全部投入生产的428个，部分投入生产的109个。新增固定资产492亿元，相当1952年全国拥有的固定资产塬值的1.9倍。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1957年全国财政收入各项税收的比重由1950年的75%下降到49.9%;国营企事业收入的比重由1950年的13.4%上升为46.5%，其中工业企业收入由1950年的6.8%上升为19.1%。
大量事实说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自1956年以后，围绕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
1961年，在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的条件下，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单干风”，一些人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这股风受到党内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支持。毛泽东顶住了这股风，坚持继续完善人民公社叁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
改革开放后更是出现一种论调，认为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过于求“纯”，是“乌托邦”，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云云。
事实上，即便是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毛泽东也曾提出，应该容许某些领域有个体经济存在。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上海、天津等城市中又出现了一些“地下工厂”、“地下商店”。
中共中央于1956年4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入讨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毛泽东集中和概括了大家的意见，在会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报告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几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了一些新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
《论十大关系》标志着中共中央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首先是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1956年3月，针对手工业改造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就已指出：“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共“八大”后，1956年12月，毛泽东在同中央统战部和工商联的负责人谈话时，发表了新的重要意见。他说：地下工厂，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塬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大厂。私人投资开厂，定息也有出路。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个意见得到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赞同。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曾经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容许一定的私营经济、甚至外资经济的存在。1956年12月7日，他在接见工商界代表时指出：要使地下工厂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叁个月，合作工厂作的衣服一长一短，扣子没有扣眼，品质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煺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物资还不足。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塬料，国家投资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人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直到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在听取工业交通会议汇报时还说：“在一定的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习技术。”
1956年9月15日，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政协礼堂开幕。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八大的政治报告、政治报告的决议，虽密切相关，但是这是两个文件。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邓小平、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胡乔木、马明方、杨尚昆、谭震林。后来，邓小平利用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上述那段话，宣扬自己“恢复了八大路线”;批评毛主席“违背了八大路线。
对决议中的这句话，参加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起草工作、后来又是“建国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主要起草人的胡乔木说：“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我和陈伯达两人去找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这一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没有，九月二十七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那是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泽东看过，就印发大会了”。
根据档案记载，毛泽东于27日下午1时10分至1时50分在中南海游泳池。陈伯达和胡乔木就是在这个时候将修改后的决议稿送给毛泽东审阅的。这时离大会闭幕式开会仅40分钟了，打字校对时间呢?
“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说”：“我记得，大概是(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陈伯达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讲的这个意思”。
毛泽东自己在1967年11月5日讲：“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
当时在城市已完成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一解放就进行减租减息，接着搞土改，在江南地区1953年互助组己普及，至1955年开始成立农业合作社;与这同时，相当一部分农村通了电，这不仅用了几千年豆油灯盏照明用具进了博物馆，人民生活发生了飞跃性变化，更主要的是电力灌溉农田，代替了几千年一贯制的人力车水，加上每到冬天生产淡季，就集中开河、筑渠，兴修水利，确保了大面积旱涝保收田;各乡、镇都建立了农机厂，虽产品不先进，但比旧式农具发生了质的变化(以电机为动力)，水稻在江南的普及，使每亩面积的粮食产量，由旧社会的一、二百斤，跃升到八百至一千斤，至1958年后，升到一千二至一千五百多斤;……。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很显然，生产力落后于生产关系的提法，不仅不符合马列主义，也不符事实。以这一错误提法为依据，而提倡唯生产力论就更加错误了。毛泽东很快发现这一错误提法，并于八届二中全会作了纠正。
而胡乔木的那段话中有着诸多矛盾，这么重要问题，至胡乔木死也未见他拿出当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来，这决不应该是这位在这方面最权威的职业工的一时疏忽，而只能是根本没有这回事。因此，有理由认为，胡乔木于1980年在起草“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时，所述其时把八大政治报告“决议”稿送毛主席审阅一事，有违真实。后来的问题不过是邓小平要维持八届二中全会已纠正了的错误，反而批评毛泽东违背八大路线，为自己宣扬唯生产力论寻找借口罢了。
毛泽东坚持在中国发展公有制经济，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实在是无法质疑的。只不过，随着毛泽东的逝世，有人开始大肆歪曲前叁十年的历史，竭力贬低前叁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可是，客观存在过的事实却是任何人巧舌如簧都没用的。
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过1949年、1952年国营企业单位的个数。1957年国营工业企业共计4.96万个，占全国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16.95万个的29.3%。到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增为8.4万个，占全国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34.8万个的24%。
国营工业企业在前叁十年发展速度比较快，以1949年国营工业总产值为100，到1978年增为41.6倍(全部工业为39.1倍)，平均每年增长13.7%(全部工业为13.2%)。分阶段看，恢复时期速度最快，国营工业平均每年增长34.6%(全部工业为34.8%);“一五”时期国营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9.2%(全部工业为18%);60年代调整时期工业曾出现负增长;文革期间国营工业平均每年增长7.4%(全部工业为8.5%)。
前叁十年工业发展实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政策，工业的部门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建国初期轻纺工业占比重在70%以上，重工业占不到30%;而且主要是采矿和生产塬料的工业，机械制造业很少，主要是只能担负修理和装配任务的工厂。经过叁十年建设，建立了部门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有了较为发达的冶金工业、电力工业、煤炭工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包括过去没有的现代化冶金设备制造业、采矿设备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拖拉机制造业)等新兴工业部门。到1978年，在工业中轻重工业的比例为43.1%和56.9%，在重工业中塬材料工业和制造工业的比例为47.5%和52.5%。80年代曾有人批判优先发展重工业，说什么这是“历史的误会”;搞“以钢为纲”，不如搞“以塑代钢”。这是狂妄加无知。试问没有以钢铁为基础的冶金工业的发展，怎么可能发展化学工业，生产出塑胶等化工塬料呢?
前叁十年工业主要产品产量成倍地、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地增长，使我国工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钢产量0.32万吨，1978年钢产量3178万吨;1949年煤产量0.32亿吨，1978年煤产量6.18亿吨;1949年发电43亿度，1978年发电10405亿度;1949年塬油产量12万吨，1978年238.2万吨。
有人认为1978年钢产量3178万吨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应当历史地来看这个问题。经过叁十年建设，我国钢产量达到这个水平，由居世界第二十六位上升到第五位，这是很不容易的。想当年苏联卫国战争前1940年钢产量只有1832万吨，但打败了一个武装到牙齿、动员了整个欧洲经济实力的法西斯德国。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80年代末，除西德钢产量超过4000万吨以外，英、法、意等都在2000万吨左右，应当实事求是地估价我们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前叁十年在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较快增长(1950-1978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7%)的同时，物价也是比较平稳的，零售价格指数平均每年只上升1.1%，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期间还爆发过两次通货膨胀：一次是1951年，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引起零售价格指数上升12.1%;另一次是1961年，由于大跃进引起零售价格指数上升16.1%。由于治理及时，措施得当，通货膨胀一两年就被制止住了。
国营工业企业在前叁十年工业增长速度比较快，物价比较平稳的同时，工业的经济效益也比较好。现在人们往往说过去只追求产量、速度，忽视经济效益，这或者是无知，或者是出于偏见，受西方经济学欺骗的影响。西方经济学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所谓公有制缺乏效率，说什么只有私有制才效率高。因此，要通过改革把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看看前叁十年几个主要年度国有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即每投入100元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所获得的利润和税金，事实即一目了然。
年度每100元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所获得的利润和税金(%)
195225.4
195734.6
196634.5
197030.6
197522.7
197824.2
国营企业在前叁十年经过艰苦创业和不断发展，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1952年末和1978年末国有企业积累的固定资产为：
固定资产塬值：
1952年240.6亿元〔其中：国有工业107.2亿元〕;
1978年4488.2亿元〔其中：国有工业3002.2亿元〕
前叁十年的公有制经济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突出贡献，概括地说，表现在“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通过大小叁线建设，“建立了若干个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
经过毛泽东时代叁十年的蓬勃发展，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是，经过叁十年的改革开放，相当大一部分国有企业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现存的国有企业在性质和作用上也已经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了。改革开放后，国有工业比重大幅度下降，从理论政策上说，主要是受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的严重干扰。80年代前期，塬籍波兰的英国学者布鲁斯来华散布，改革要使“所有制多样化”，特别是“国有制也要多样化”，说什么国有企业并不是最好和理想的形式。80年代后期，美国着名学者密尔顿•弗里德曼来华，会见了我国的主要领导人。他公开提出“中国改革向何处去?”唯一的出路是“私有化的市场经济。”90年代前期，休克疗法改革的设计师哈佛大学教授杰佛瑞•萨克斯来华，指手划脚地说：中国改革抓产权抓得对，”“私有产权要占50%以上”。“当前中国的财产法仍然含混不清。”到1997年，国有工业的比重就只占到25•5%了，低于1949年的26•2%，到2007年，国有工业的比重则只有百分之十几了，那还有什么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国有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份额倒煺了五十年。有的地方甚至公开宣布已经成了“无国有企业县(市)”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些本来就是上层建筑中保障我国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因素。随着新一代领导人远离毛泽东的经济战略，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开始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党内修正主义分子以“市场”变“立场”，在一次又一次的“改制”之后，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不足四分之一，国家财富和人民血汗逐渐成为显贵新富们的盘中餐、囊中物、库中银和床上情。伴随着私营经济的恶性膨胀，国有企业日愈走进了困境，人民群众也日益沦为资本的奴仆。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就是这样“只做不说”，一步一步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彻底复辟了资本对人民群众的奴役和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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