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是区别于18世纪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新派别。十八世纪中后期，亚当·斯密确立了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经济人”假设是其理论基础。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自由主义分化为两派：凯恩斯学派和哈耶克等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由于应对大危机需要，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学派占据了主导地位。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滞涨”，凯恩斯主义失灵，新自由主义流行起来。广泛流行于八十和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扩展到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等各个领域。仅就经济领域来说，它主张彻底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普遍自由化。它反对公有制；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是否定和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其代表人物有哈耶克、弗里德曼等。
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推行，造成了巨大的恶果。在拉美国家，新自由主义导致企业大量破产、资本外逃、债务深重、贫富严重分化，经济增长缓慢。苏联实行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导致国破党亡。资本主义国家也导致一场严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至今没有完全走出危机的泥沼。
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也形成了气候，有多种表现。主要表现为改革以来日益强势的私有化思潮，也表现为迷信市场万能，主张靠市场来解决一切矛盾和问题，贬抑政府的作用。
我国私有化的主张之一，是高调宣扬“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即要求国有企业让位于私有经济。因为宣传势头持久而强硬，人们误以为是中央精神。其实中央是不赞同这种观点的。《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为传达中央的精神，曾发表过多篇否定这种观点的文章，但收效甚微，至今还有人将“国退民进”宣传为国有经济改革的方向。
私有化的主张之二，是公开出版《人间正道私有化》著作，并在国内外发表文章和讲演，宣称我国国有经济是“国家社会主义”，谎称其根子是来源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而私有制经济是“民办社会主义”。这是曹思源先生的杰作。他在香港《前哨》1999年11月9号发表《中国经济改革走向》一文，其中刊登了他同年在北京大学的讲演的照片。文章的内容是与在北大讲演相同的同年5月在美国一所大学的讲演稿。他在讲演中发问：作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是谁发明的?有人回答说是马克思，他说不对!“是希特勒”!还特别声明：“我在北大也讲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祖宗是希特勒，而民办社会主义是老百姓办起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在一天天烂下去”，而“我们的民办社会主义在一天天好起来”。“中国的私有制经济发展了，我们作为中国人，应当感到高兴和光荣”。他提出的改革走向是国有经济私有化。他说：国有经济“像冰棍，在滴水了，一天天滴下来，最后只剩下一根棍子了”。他断言：“中国共产党将要改名为中国社会党”。
前几年，张五常在国内走红，在全国各处做报告。去高等学校，去社会团体、机关，去中央党校，公开否定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宣传“人是自私的”，主张经济私有化。他于1999年提出的《给中国十个经济建议》就是按照“华盛顿共识”的精神即新自由主义提供方案的，近年来也还有人请他去做报告。
断言国有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的来源不是马克思，而是希特勒，纯属编造。第一，希特勒难道在德国实行过国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么?没有!第二，马恩从《共产党宣言》起，在一系列著作中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要消灭私有制，首先将生产资料掌握在由劳动人民掌权的国家手中。始终主张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其主张私有化之三是，错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私有化张目。恩格斯批判过将俾斯麦的国有化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冒牌社会主义”。有人将其移植和泛化到我国社会主义中来，断言我国的国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是恩格斯批判的“冒牌社会主义”。反之，又错解邓小平三条“是否有利于”的标准，将其作为区分“姓资”“姓社”的标准，据此，断言私有制经济“姓社”，是社会主义经济。这是高尚全和何伟等先生长期坚持和宣传的理论观点。有的学者断言，谁把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非社会主义经济，只有公有制经济才是社会主义，这是“应当摒弃的传统社会主义观点”。这样一来，不但私营个体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连本是外国资本主义性质的外资企业，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了。按照这种逻辑，既然国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现有一切私有制都是社会主义，那么，只要大力发展私有制经济，以私有制经济取代国有和一切公有经济，就是完全的社会主义了。然而，这种为私有化提供的理论依据，是打着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旗号，曲解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的，是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其主张之四是，从各个方面给国有企业泼污水，否定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当然，国有经济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缺点，特别是某些国企高管过高的薪金和腐败为世人不满。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和治理以获得健康发展。现在的问题是，有些人士硬要从根本制度上否定宪法规定的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否定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诅咒国有经济，要求国有经济退位，要求国有经济从垄断行业也退出来，公开提出反对国家和国企控制国民经济命脉。非公经济已经发展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到70%以上，国有经济在工业经济中只占20%了，又提出种种非难国有经济的“理由”，说国有经济“与民争利”，阻碍非公有经济发展。陈清泰先生也亲自出马，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一再发表文章，要求摘掉“所有制”标签，消除“姓国”、“姓民”的鸿沟，以消除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让私有制经济更快发展。总之，最后目标是以私有制完全取代公有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宣传私有化的声浪再次掀起。有人用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解读三中全会的《决定》，似乎以为《决定》为他们打开了彻底私有化、全面市场化与自由化之门。
今年头几月，由媒体操作的两种观点值得注意。其一是把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同国有经济对立起来，宣称二者是相互冲突的。一位经济学家讲：“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又要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这是一种语言腐败，还是一种思维混乱？”“保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民企无法成长”。另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企业研究所的副所长讲：中国13万多家国有中小型企业“应该彻底民营化”。其余几个大型和特大型国企可搞混合所有制经济，然后“整体上市，逐步释放国有股”。国有股可以降到20%以下，甚至零。其二是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作用来削弱和排除政府作用。或是只强调市场的决定作用，避而不提“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或是将市场决定作用与政府宏观调控对立起来，着力于批评“强势政府”，否定党和政府在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观点对我国的改革实践也带来了负面效应。如所周知，我国在国企改革转制中，存在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现象。在“国退民进”、“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MBA大行其道的喧嚣中，名卖实送，半卖半送，自卖自买等化公为私的盗窃国有资产的行为，时兴了一阵。也可看出新自由主义思潮并不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宣传上，而是会转化为实践。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与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对立的思潮，如任其泛滥，让其得逞，会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灾难性后果，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将会实现。听听西方政要们和平演变中国的策略，该会得到一些警示：尼克松在其《透视世界》一书中讲：“在经济方面，中国朝自由市场制度前进的过程已经走了一半，现在它的两种经济——一种私有，一种公有——正在进行殊死的竞争”，而且“战斗远没有结束”。只要美国“继续介入中国的经济，就能在帮助私营经济，逐步销蚀国营经济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2000年9月的《背景材料》中提及克林顿的讲话：要在中国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使中国“加速大型国有企业的衰亡”，“私营企业取而代之”，可以“为人权和法制而奋斗的人们增添力量”。可见，西方政要和平演变我国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支持以私有制经济“销蚀”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新自由主义在我国会起什么和起了什么作用，与国外势力的期待和怂恿联系起来看，就看得更清楚了。
近些年来，中国学界也进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并且得到中央的支持。但有人激烈反对我国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多年来，高尚全先生在发表的有关改革开放的论著中，不断质疑我国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认为这种批判是否定改革，反对改革，反对邓小平的改革理论，上纲上线很高。例如，2005年10月9日网上转载《经济观察报》刊发的《高尚全：不能因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否定改革》一文，是以与《经济观察报》问答形式而刊出的，该文由《新华文摘》2005年第24期转载，标题为《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文中批评社会上所谓对改革的干扰。“一个干扰就是借所谓的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按新自由主义设计的，…这样一来就否定了我们改革的历史，否定了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中国的改革是按邓小平理论来实践的，‘摸着石头过河’难道是新自由主义吗?”“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排除干扰，千万不能因为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否定改革，千万不要上当，否则会有灾难性后果。”记得高尚全先生还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讲到有人批判新自由主义，但是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大家并不清楚，他问过一个外国学者，回答说不知道。是用一个外国人的无知当作根据。
高先生尖锐批评所谓借批判新自由主义是否定改革，否定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改革进行干扰，很能吸引媒体和读者的眼球。对一些不甚了然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和危害，也不甚了解我国关于改革理论的争论实情的人们来说，肯定会倾向于高先生的这种“震惊四座”的高论的。“反改革!”“反邓小平!”这还了得!
然而，我们始终没有看到，高先生指出究竟何人何处借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否定改革，否定邓小平，又是怎样否定的。藏头藏尾，反招虚构煽惑之嫌。如真有反改革、反邓小平其人其事，应公开揭示其具体言论，进行辩驳。恐怕高会长是揭不出来的!
高尚全先生反对批判新自由主义，认为这种批判是否定改革、否定邓小平。实际上是他自己误将改革与邓小平理论同新自由主义混淆起来。是他自己的观点就持新自由主义的一套。他把我国国有经济看作是恩格斯批评过的俾斯麦的冒牌社会主义，是“官本经济”，是希特勒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他认为私有制经济是“民本经济”即“人民社会主义”。改革“本质上就是由原来的官本经济转向民本经济的过程”。
国际上新自由主义已经声名狼藉，成过街老鼠。但在国内，新自由主义思潮并未偃旗息鼓，还在顽强地占领理论阵地，力图影响改革与发展，不能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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