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9月24日刊文《美国枪支泛滥等于40个文革?——跟孔庆东谈数据》，借驳斥孔庆东言论之机大肆攻击文革。该报称：文革的危害性，不仅仅体现在受害者人数上，其对文明的践踏、对整个国家的发展的阻碍，都是深刻而长远的。何况，单独从数字上看，也是足够惊人的，就看对数字如何理解与处理了。比如，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文革中，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等等。
据我所知所查阅的资料证实，在那次会议上叶剑英根本就没有说过类似的话，新京报是在进行赤裸裸的造谣。我之所以称新京报造谣不是感情用事，而是有充足的事实根据。主要依据有二：一是在这次中央会议的闭幕式上中央根本就没有安排叶帅讲话，在闭幕式上作总结讲话的是邓小平，他讲话的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二是在这次中央会议上，中央并没有涉及到否定和清算文革的议题，这在邓小平同志的闭幕式讲话中就可以显示出来。邓小平同志讲的原话是：“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通过这段讲话不难看出：在这次中央会议上中央并没有讨论和涉及否定或者清算文革方面的议案或者话题，只是说要认真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叶帅作为党的副主席和共和国的元帅在没有经过详细调查之前，怎么可能擅自违背会议议程和党的纪律对文革说三道四?更不可能会说出如此没有依据的数据来。
附文：谁编造了叶剑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
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指出：“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被很多文章引用，然而却找不到出处，编造的可能性很高。
这个讲话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选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找不到，几十年来官方媒体中没有。叶剑英女儿叶向真《叶剑英中央工作会议讲话起草记》(《财经》杂志总第227期)中没有提及。叶剑英侄儿叶选基《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30日)没有谈到，于光远著《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月)也没有。
笔者查了一下来源，此种说法最早来源于董宝训(时任山东大学副教授)、丁龙嘉(山东党史副主任)著《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后来马立诚(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因亲日言论和提出为汪靖卫平反被一些人称之为“汉奸”)、凌志军(前人民日报编委凌建华之子，后人民日报记者)所著《交锋一一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作了引用。此后许多文章基本都引用了这两部作品中的说法。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78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等共212人。华国锋主持开幕式。
会议原定议题是：(一)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讨论 1979年和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6条意见：肯定天安门事件的正义性质;彭德怀对党贡献很大，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要为薄一波等所谓“61人叛徒集团”案平反;要为陶铸、王鹤寿的“叛徒”案件平反;要揭批康生;“文化大革命”期间成立的中央专案组应该结束。由于陈云的讲话受到了一些老干部的支持，谭震林等又提出为“二月逆流”、“右倾翻案风”等案平反。会议脱离了原有议程，转而展开对华国锋提出和坚持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两年来领导工作中的失误等问题提出了批评。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决定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几个重大案件，如天安门事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二月逆流”、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以及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人的问题彻底平反，并撤销有关材料;决定对康生、谢富治进行审查。
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谈到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时，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做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邓小平选集)。邓小平的讲话曾在媒体上全文发表，网上可以搜到。
这次会议在许多方面具有革命性的变化。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明确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突出了改革开放的原则，对重大历史问题明确要拨乱反正。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统一祖国的方针，确立新的外交路线。
这次会议实际上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基本指导思想和定调，它的意义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
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创作过程。
由叶剑英女儿叶向真口述，叶办主任王守江，叶剑英军事秘书王文理回忆，盛平整理成的《叶剑英中央工作会议讲话起草记》发表在《财经》杂志总第227期上。 出版日期：2008年12月19日。该文提出此次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叶剑英元帅向中央建议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
据讲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完整的稿子有三份。按时间顺序，分别是题为《叶副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其中第一稿是中央党校的阮铭执笔起草，内容包括四个问题：一是强调，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并且这种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的”。二是强调，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正面肯定“文化大革命”。三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联系起来。 四是强调民主的重要和安定团结的重要。由于中央转发了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98期发表《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一文。邓小平在11月26日会见日本民主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时，提出“不只是“天安门事件”，如果有些问题处理得不正确，也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11月2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说：“凡是错误的都要纠正”。新闻媒体公布了中共中央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决定后，叶剑英的讲话稿无法使用，不得不重新找人起草。
按叶向真的说法，第二稿是叶剑英口述，叶向真的女婿刘诗昆参加，叶剑英亲笔最后修改定稿。
第三稿的讨论叶向真、刘诗昆以及胡绳参加了讨论，邓立群帮助把关。后来还请胡耀邦过目并听取意见。这就是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
据说这个讲话在十一届三中会会时又作了加工修改，对于一些有争议的或者比较敏感的问题，删去了如对“西单民主墙”的肯定、如“确实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 “广大干部和群众毫无人权保障。有多少人被他们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整死了，这是一个血的教训”等内容。稿件还增加了关于加强法制建设的话。
以上叶剑英女儿和女婿及身边人的回忆，均没有涉及关于文化大革命死多少人的论述。
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是否讲过话。
遍查中央正式公开的资料，并没有叶剑英在闭幕式上的正式讲话，而有一些文章提出在闭幕式上华国锋、叶剑英和邓小平先后讲了话。
但是，《叶剑英选集》确实收录了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闭幕式上的讲话。只是据叶向真讲这篇讲话后来又作了许多删节和修改。
据叶向真讲，讲话中有三处涉及华国锋的地方被全部删除。如“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同志作为我们党的主席、党的领袖，当着全体与会同志的面，公开作自我批评，讲得那样坦率、那样诚恳，使我们非常感动。在这方面，华主席给我们做出了榜样”等文字被删去。
另外， “这里，我还提一下习仲勋同志。同志们从报上大概都看到了广东惠阳地区一位基层干部写给习仲勋同志的批评信和习仲勋同志的复信。习仲勋同志那种不怕听刺耳意见、鼓励别人讲话、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学习。我们有些同志，嘴里也天天高喊要批评、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可是，稍微尖锐的意见一来，他们的面孔就立刻拉长了。他们只会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对于这种人，我们要劝他们好好看看习仲勋同志的信，读读‘叶公好龙’的故事。”这段话被删除。
叶向真讲了许多这篇讲话的起草、修改和删节过程，却没有指明叶剑英是何时讲的，更没有提及删节讲话中关于文化大革命死多少人的数字。而且中央文献也没有收录叶剑英这篇讲话。
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了什么。
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虽然中央文献中查不到，却出现在《叶剑英选集》里(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这篇讲话的全文网上可以查到。
这篇公开的讲话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是领导班子问题，二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是勤奋学习，解放思想。在领导班子问题里，叶剑英讲道：“文化大革命给我们一条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 ──中央文革，由一批叛徒、特务、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篡党夺权分子所把持。他们叫嚣“踢开党委闹革命”，从中央政治局、省、地、县以至基层的 绝大多数地方各级党委都被他们破坏了。部队的各级领导也发生很大混乱。他们利用篡夺来的权力，大搞法西斯专政，上整干部，下整群众，制造大量冤案、错案、假案，把许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进行残酷迫害。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
这里既没有“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也没有“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的具体数字。
叶剑英讲话不会如此谈论文化大革命。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虽然华国锋因为两个凡是受到批评，却仍然是中央的核心。邓小平恢复职务是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首次露面是9天后的7月3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决赛现场。叶剑英不可能在此时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由很多。
其一是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三年后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叶剑英不可能在三年前否定文化大革命。
其二是邓小平在闭幕式的讲话中明确“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叶剑英不可能与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这种重大历史事件中唱对台戏。
其三是中央此次工作会议虽然提出了具体平反的事件和人物，却没有涉及到否定和清算文化大革命的议题。叶剑英作为党的副主席在没有经过详细调查之前，不可能违背会议议程和中央精神对文化大革命做出结论。
其四是提出的数字不合逻辑。按文革平均八亿人口计算，即使受迫害一亿也不是九分之一，叶剑英不会犯这种明显错误。而因迫害死亡2000万更不可能，因为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真正因迫害或武斗致死主要在1966年的“八月恐怖”和1968年的武斗，1969年九大召开以后，全国开始全面恢复生产。按没有定论叶剑英的讲话所言“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这种说法没有边界。何为受牵连?如果把受到冲击的七大姑八大姨以及朋友都算进去的话，文化大革命受牵联的人远比这个数字要大的多。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人人接受洗礼，个个要斗私批修。若说受牵联的话，至少达到80%以上。
其五是所谓“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不存在。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是1977年8月12日至18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华国锋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同时指出“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一面要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一面组织调查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完全不符合逻辑。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被选择性记忆。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所完成的改革，是华国锋主持下中央领导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华国锋不仅在开幕式即提出工作着重点转移的中心思想，而且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完全必要的。” 在此前的10月，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说明包括结束揭批四人帮在内，中央领导层已经形成共识。
因为一些老干部提出了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会议脱离了原来预定的轨道，开始关注平反冤假错案。其实无论是“六十一人案件”还是天安门平反，包括 “二月逆流”、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杨尚昆问题发拉姨康生、谢富治问题的立案，都得到了华国锋的支持。并非是会议“突破了华国锋的‘框框’”，而是华国锋采纳了大多数代表的意见从而拓宽了会议议题。
会议展开对华国锋的批评源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提出“凡是派”和“后台”的问题，此事华国锋在会上主动承担责任并作自我批评。华国锋说：“我在去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专门讲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需要特别注意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的问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讲了“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是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他还说：“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见与会者于光远著《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正是因为华国锋的诚肯态度和中央工作会议宽松的环境，开创了中央民主之风，才使这次会议能够完成许多历史性的任务。叶剑英在讲话中说：“华国锋同志作为我们党的主席、党的领袖，就两个‘凡是’问题，在这次会上，主动承担责任，话讲得那样坦率，那样诚恳，使我们非常感动。在这方面，华国锋同志给我们大家做出了榜样。”
邓小平在闭幕会讲话中说：“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141页〕。
在后天的语景里，此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功劳全归到了邓小平的名下。很少提及华国锋、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人在此次会议上一些创新观点。而且包括对邓小平的讲话(邓小平是后来与会的)只是选择性的引用，基本没有提及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这种选择性记忆不仅埋没了其它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历史作用，也扭曲了些次重要会议的真正意义。
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批判是自废武功，也难以令人信服。媒体传言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许多内容被篡改，有些可能是编造出来的。谁是始作蛹者，或者编造这些谎言的目的是什么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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