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赵学勇，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民族存亡的时代巨变中，汇聚于延安的女作家构成了一个显在的创作群体。她们以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为目标，进行了艰难的精神转型，创作视野不断拓宽，走向了广阔的公共空间，以女性书写的特有方式参与新中国的文化设计与创构之中。在她们身上，表现出强烈的女性解放与社会革命融为一体的群体性特征，这使她们创造的女性话语具有了丰富性和多向性的内涵。延安女作家群开创了一种新的女性话语的表述空间，其话语形态富有鲜活的历史感、崇高感和使命感，对中国新文学特别是女性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关 键 词】延安/女作家群/精神转型/女性话语形态
引言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民族存亡的时代巨变中，汇聚于延安的女作家构成了一个显在的创作群体。她们曾活跃在延安文艺生活的众多领域，以极大的真诚和热情，体验和感悟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动荡与变革，书写战争背景下的时代风云，讲述着革命岁月里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个作家群特殊的文化身份及其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使她们成为中国现代史的亲历者与记录者，她们的创作给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心灵档案。但多年来她们的创作总是难以从学术层面得到客观公正的研究与评价，其精神结构中潜存的种种价值也得不到相应的阐释与揭示。①倘若沿袭新时期以来业已成形的学术思路，大多研究会认定延安女作家的创作无非是以文学的方式演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作品无非是僵硬的形象化了的“政治说教”，进而对她们进行一番批驳甚至嘲讽，这于事无补。本文试图真正进入历史语境，切实感受她们的情感变迁，把握其心灵轨迹，考察其叙事的原动力，在前后比照中揭示“延安经历”对她们创作的巨大影响，进而从文学史的视野对其女性话语探索作出价值重估。
一、在中国西北角相遇：延安女作家群的形成
北平、上海等大都市是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的重镇，然而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迫近，历史选择了延安作为中国又一次更大规模的、更深刻的文学革命的策源地和新的文化中心。有人指出，“客观上，迟早要出现一个延安或类似于延安的地方。这样一个地方，是进入‘西方’问题系后、秉承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意识形态的对立关系的中国所必然产生的”。②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政治、军事组织，受到了国民政府的巨大打压，但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局势蕴藏了许多有利于其生存的因素，在抗战全面爆发的时刻，延安成为中共领导的新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从1936年“西安事变”到1941年“皖南事变”这几年中，文化人涌向延安的景象可谓蔚为壮观，“1938年上半年一直到秋天可以说是一个高潮。那时的国民党对这一情况并未引起注意，所以对边区也没有产生什么阻碍，象1938年夏秋之间奔赴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说是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的。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达延安”。③这其中就有不少女作家，她们来延安的时间不同，在延安停留的时间也不一样，但却很快形成了一个群体。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谓“延安女作家群”，指在从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进驻陕北，到1947年3月中央撤离延安这个时间段为主，一直到1950年代初期这个时段中有过延安经历(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经历尤为重要)的女作家。其来源有三：一是从国统区或沦陷区奔赴延安的女作家，如丁玲、草明、白朗等，她们是延安女作家群的主要构成;二是鲁艺培养的女作家，如莫耶;三是从江西苏区经长征到达延安的女作家，如李伯钊，相对来说，有这样经历的人数量最少。在这些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女作家中，第一类是我们讨论的重点，这是因为她们的文学活动更为复杂，多种文学观念的冲撞与摩擦所形成的张力，在她们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她们在延安时期的文学活动更具研究价值。此外，还有到延安访问过的外国女作家或女记者，如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尼姆·韦尔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因为她们关于延安的文学活动多限于“旁观者”的新闻报道，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延安女作家群的形成有着极其深刻、复杂的历史文化原因。如果说，“五四”以来的女性解放思潮促使女性走出家庭，并以文学的方式参与社会变革是延安女作家群形成的先决条件的话;那么，由于日寇入侵而引发的民族危机，国共两党对于抗日的不同态度，以及对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政策，则是形成延安女作家群直接的现实动因。
丁玲和陈学昭是在“五四”文学革命落潮时闯入文坛的。茅盾曾这样描述丁玲的出场给文坛带来的冲击，“一位新起的女作家在谢冰心女士沉默了的那时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于文坛”，“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④茅盾及时地指出了丁玲创作与谢冰心创作的不同内质，即奋起的“青年女性的叛逆”姿态。如果说“启蒙”话语是以“人的觉醒”为标志的话;那么，丁玲和陈学昭则以“女性的觉醒”延续和深化了这种创作旨向。无论是丁玲的短篇《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还是陈学昭的散文集《倦旅》、《寸草心》、《烟霞伴侣》，都是女性觉醒的投射。这种“女性的觉醒”，以“女性身份”和“女性自我世界”的确认与抒写为主要特征，重在对女性心理诉求和主体精神的发掘。
1930年代，民族战争一触即发，激发了许多女作家的爱国热情，她们纷纷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丁玲在“九一八”事变同年即与夏丏尊、周建人等文化界同仁发起组织了“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一·二八”事变后，又同鲁迅、茅盾等40多人签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强烈抗议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法西斯行为;⑤白朗于1932年参加杨靖宇领导的抗日活动，之后又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⑥莫耶于1936年11月回到家乡创办抗日妇女识字班，后又与戏剧家左明组织“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并在《西京日报》上发表了抗日救亡剧《学者》;⑦颜一烟在抗战爆发后，从日本回国，即当选为“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理事，不久又参加了“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队”。⑧陈学昭、草明、韦君宜、曾克、崔璇、袁静、李纳等都以不同方式为抗战呐喊助威。
对于这些满怀激情和理想的知识女性来讲，民族的忧患促使她们奔赴延安，国共两党不同的文化政策亦是影响她们抉择的重要原因。其时，国民党的书报审查制度更加严厉，进步刊物屡被封禁，作家身心横遭迫害，许多女作家因不满国民党的暴力统治，遭到特务的监视和追捕。丁玲曾被秘密绑架，长期监禁南京;⑨陈学昭因早年发表过一些进步文章，与许多“左翼”人士有来往，回国后即受到特务的跟踪与监视，作品难以发表;⑩颜一烟因在《破晓》副刊发表《夜》而触犯当局，亦被特务追踪，逃往日本。(11)这一切都使得知识女性对国民党统治产生了极大的厌恶与抗争情绪。而与国民党这一时期的文化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吸纳态度。“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2)毛泽东发出号召，“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13)而“争取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地下党组织及一些进步的社会团体、社会媒介与知名人士，引导和组织知识分子到延安”。(14)延安女性享有与男性相当的待遇，经过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等人的报道，(15)也对知识女性构成了强烈的吸引力。正是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中，延安女作家群才迅速形成。
那么，这一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作家群体，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特点呢?
首先应该看到，这些女作家大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较高的现代人文素养，她们的创作体现出浓郁的知识分子情调，渗入知识分子话语。从“五四”落潮后一路走来的丁玲，始终是以知识分子视角进行创作的。从1920年代末始，她便成为冲破旧家庭的牢笼，在五四民主革命的感召下得以觉醒，进而接近社会革命的时代女性。其早期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叛逆的女性，在她们身上，反映出历史投射在一部分知识青年身上的阴影。她笔下的莎菲、梦珂与茅盾笔下的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等时代女性一样，占据着现代小说人物画廊的重要位置。丁玲总能敏锐地捕捉到过渡时代知识分子的特殊心理和矛盾，使作品具有了深刻的认识价值。而陈学昭的早期散文，又为我们解读“五四”退潮时知识分子的情感世界提供了同样的视角。当然，文化素养的生成是极利于这些女作家形成人格化的文学追求的，同样是陈学昭，因为具有较深厚的文化素养，无论写景抒情、状物议论，都别开生面，她散文中的落日、晚霞、枯叶、涛声、月夜、薄暮等意象，深得唐诗宋词之神韵，文字秀美，显得含蓄蕴藉且令人回味。
作为在“五四”启蒙思潮中觉醒的一代，这些女作家总是热衷社会革命与女性解放，表现出自觉的女性意识。她们中的许多人都从事过与女性有关的事业，如莫耶在进步思想影响下，逃离家庭，到上海《女子月刊》社工作;(16)崔璇在抗战爆发后，从事妇女救亡工作。(17)同时，她们大都通过作品探讨女性的社会命运与存在状况，力图为女性寻找生存的道路。这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丁玲，她“是‘五四’以后第二代善写女性并始终持女性立场的作家。她以第一个革命女作家的姿态，打破了冰心、庐隐等因思想创作上的某种停滞所带来的沉寂”。(18)因此她在创作之初就以鲜明的女性立场对处于时代中的女性投以热烈的关注和思考，表现出热切的从事社会革命与女性解放的愿望。“左联”时期的丁玲，创作观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此时的长篇小说《水》，不仅显示着丁玲的创作视野由个体向群体的转换，也体现着丁玲努力摆脱主要描写知识分子的老路，从女性视角开始试写工农大众，为1940年代《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大规模地把握与表现农民在历史巨变中的心理情绪奠定了基础。
应该说，丁玲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早以明确而强烈的女性意识进行写作的女作家，是20世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者之一。陈学昭在赴延安之前，经常向《妇女杂志》、《新女性》等刊物投稿，并结集了两部关于妇女问题的论著——《败絮集》和《时代女性》，还以女性为主人公写了许多小说，如长篇《南风的梦》、短篇《珍珠姐》等。草明从创作初期就将眼光投向那些奔波和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底层民众，特别是那些被衰败的农村所抛弃、备受着城市凌辱、四处碰壁而满心悲怆的城市女工，《倾跌》、《大涌围的农妇》、《绝地》等都是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白朗早期的小说《逃亡日记》、《生与死》、《一个奇怪的吻》等，也都以女性为对象。(19)女性意识的突显与女性话语的弥散，赋予她们的创作以较分明的性别写作色彩。
延安女作家群中的大多数，是从1930年代的革命浪潮中涌现出来的新兴作家，因此她们在创作初期就具有一种突出的社会身份——革命者。革命者身份及其实践活动的切身体验，使这些女作家特别强调文学可能的社会效应，注重文学在历史变革中的价值意义。从革命信仰的宣传需要出发，在这些女作家所塑造的令人难忘的女主人公谱系中，既有成长中的女革命者，也有革命者的母亲形象，而这些女革命者或革命者母亲形象通常都意志坚定且百折不挠，这样的书写不仅有力地鼓舞了奋斗中的革命者，而且也给无路可走的彷徨者指明了出路。白朗的《生与死》就呈现铁窗内母爱的伟大，彰显了“一根老骨头换八条青春生命”的人生价值的实现，行文温婉从容，将民族的良心与母性的伟大展现得感人至深。这也证实了革命话语所蕴蓄的不凡魅力。
不难发现，在现代中国革命进程中，延安女作家已经远远超越了“五四”时期走出家庭独自抗争的“子君”们，超越了为个性解放而苦闷徘徊于十字街头的“莎菲”们，她们义无反顾地投向社会革命的洪流，将自己的生命融入民族解放的大潮，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延安女作家群的形成，不仅意味着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由分散而趋于某种整合，而且意味着其将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进行大规模的开拓。
二、艰难的转型：文学观念的更新与话语秩序的调整
虽然延安女作家在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曾十分活跃，但实际的创作成就并不大，没有创作出有重大建树的作品。毋须回避的是，她们的创作其实已陷入了某种困境，这种困境的产生，现在看来主要是因创作环境的转移与文艺观念缺乏更新造成的。“从亭子间到根据地，不但是两种地区，而且是两个历史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20)延安对于来自国统区或沦陷区的作家艺术家而言，是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他们所熟悉的生活经验、读者群体与文学表达的方式等几乎全部失效，使初到延安的作家感到不能像过去那样写作，但又往往认识不到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以丁玲而论，她自1936年来到延安之后就属于最活跃的作家之一，但在戎马倥偬之际也不过创作了一些短文、速写之类，其后在对延安文化环境渐渐熟悉的情况下，才创作出了文学性较强的作品。
在文艺座谈会之前，延安文艺界显示了某种程度的混乱。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延安文化界尚未对“延安文学”有明确的界定，从来没有人描述过“延安文学到底应该是怎样的”。由于战争阴云威胁着根据地的生存安全，党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军事、政治建设上，还无暇顾及文化建设，也不可能过多考虑文艺问题。既然根据地领导层“不干预”文艺活动，延安的作家、文艺理论家就只能从经验出发，从启蒙文学、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汲取话语资源。但即使同样是从“左翼”文学汲取话语资源，由于文艺观念的细微差异，也可能产生相应的矛盾纠葛，导致混乱的状况。其次，延安作家的文学活动还局限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周立波坦言，“我们和农民，可以说是比邻而居，喝的是同一井里的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窑洞，但我们都‘老死不相往来’”。(21)作家文艺家的自行发展、自行其是及与大众之间的严重脱节，使文学活动很难起到启蒙大众、鼓舞大众和引导大众的战时效应。
从1942年4月初开始，毛泽东广泛约请延安作家艺术家交谈，以了解延安文艺界的实际状况，为座谈会作前期准备。交谈对象包括丁玲、白朗、草明等女作家。现在看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以建设新国家、新社会为话语背景，以建设“新文化”为目标，从大众性、民族性和现代性的视角对文学的性质、内涵、方向等作了全方位的阐释和定位，并就“延安文学”的叙事资源、叙事伦理和叙事向度等问题作了阐发和限定。《讲话》的确有改变延安女作家文学人生的理论力量。
鸦片战争的爆发迫使中国开始进入现代世界秩序，被迫踏上了“现代”之路，此后爆发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革命运动在本质上都是以西方现代性模式作为仿效对象的。问题在于，中国走西式之路又要和其进行无始无终的残酷的现代性竞争，就有可能永远置于西方的控制之下并丧失主权，永远不可能在现代世界竞争中获胜。正因为这样，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种选择的根本意图在于建构新的社会、国家。在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要实现这个伟大目标，就必须结合中国历史文化的实际走自己的现代之路。结合这样的近现代史背景不难推测，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的目标，对延安作家构成了多么大的感召力。毛泽东对想象中的新中国作了具象描述，“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22)于此，毛泽东将新文化界定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23)这就对新文化的性质和边界作了限定，而《讲话》实际上是对《新民主主义论》精神的延伸及对新中国文化设计的具体化。
文学作为文化中最敏感、最活跃的部分，必然要以审美的方式去参与和表现新社会、新国家的建构历程，因此，这一想象与实践便成为延安作家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民族化、大众化和现代化等命题都是由其衍生而来的，成为延安文学极为鲜明的标识。在《讲话》中，毛泽东将文学活动在建设新社会、新国家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提升到了最大限度，将大众化、民族化看作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其落脚点则是现代化，这就为延安作家的创作指明了方向。
《讲话》本身所弥散的理论力量，不仅让延安作家感到震撼，更让他们心悦诚服，使亲聆《讲话》的作家成为延安文艺思想的终身追随者。陈学昭多年后谈起《讲话》，似乎还沉浸在亲聆《讲话》的震撼之中，“在他的‘座谈会讲话’之后，我才找到了我新的写作的生命。”(24)或许草明的感受更具代表性。在聆听了《讲话》的当天晚上，草明心潮起伏，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创作与“延安文学”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这种“突然”使她陷入了一种焦虑，“大家心里都品味着这服略有苦味，初感难咽，但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文艺工来说却是终身受用的良药啊!”(25)延安女作家正是在《讲话》理论的感召下踏上了转型之路，这个转型过程又注定是艰难而漫长的，因为她们与大众必然有一个磨合与交融的过程，她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都需要大的转变，在民族化、大众化和现代化以及由其所衍生而来的命题，如叙事资源、叙事伦理和叙事向度的把握上都需要不断的摸索、实践和锻造。尽管如此，延安女作家的真诚是显而易见的，她们期盼通过文学的方式为建设新社会作出贡献。
从实际状况来看，她们转型显然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讲话》刚发表时，她们在理论上的探索，更多地表现为对《讲话》精神的认知与对自我创作的比照性反省。尽管她们的反省有时表现得很“谦卑”，但我们却没有理由怀疑她们的真诚。丁玲就说，“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就必须信任、看重他们(指大众，笔者注)，而把自己的甲胄缴纳，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抹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要谦虚地学习他们的语言、生活习惯”。(26)1942年6月15日她在《谷雨》杂志发表的《关于立场问题我见》，表明她进行文学转型的决心。她意识到，“我们的文艺事业只是整个无产阶级事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27)将个体的生命与文学创作视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这个认识高度在她过去的文学观中是没有的，预示着丁玲对自身的可能超越。丁玲显然意识到知识分子改造的艰难，但她对这种改造还是很有自信，“根本问题应该是靠作家本身有一颗愿意去受苦的决心。这种苦，不是看得见，说得清的，是把这一种人格改造成那一种人格中的种种磨练”。(28)如果说丁玲的“左联”经历使其相对容易理解和把握《讲话》精神的话;那么对于“五四”后就留学法国而对国内的普罗文学、“左翼”文学略显生疏的陈学昭来说，其转型显然要艰难得多。陈学昭说，她虽然是“五四”时期就已从事文学活动的作家，但“在我的脑子里，感情上，为谁写作，还没弄清楚呢!”(29)理论导向与自身创作所形成的巨大缝隙，使她坚定了自我否定的决心，“我以前写的东西纯粹是发泄个人感情，即使写了一点对旧社会的不满，那也是出于个人的观点、个人的立场的”。(30)她同时确立了自己的创作方向，使“写作是为人民服务……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向人民学习，向社会学习，联系实际，然后才能写作”。(31)
转型初期，她们在创作上也表现出一种“矫枉过正”的态势，作品面貌大致趋同，这是由于她们对《讲话》精神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又渴望快速完成转型，于是就不约而同地放弃自己的创作个性，甚至放弃自己原来熟悉的创作领域。延安女作家在这个时期的表现，往往成了被研究者批评的“证据”，但从她们转型的全过程来看，倘若没有这一期间的矫枉过正，又何谈后来更大的超越?正是这种经历，为她们此后更深入的反省和转型奠定了基础，因此，重估这个时期的创作是必要的。其时，她们或讴歌根据地的新生活和工农大众精神气质的新貌，或书写解放区各行各业的劳动英雄和先进模范，或描述西部的地域风光、风土人情和民俗民风，创作视野得到空前拓宽，使她们深深感受到置身大众的真正快乐，亲临于文学天地的无限宽广。在她们笔下，“大众英雄”开始崛起，这些来自底层民众的所谓英雄，并没有创造惊天动地的伟业壮举，但所体现的历史主体性与阶级自觉性却被作为叙事的焦点而得以展开，这是此前的文学不曾有过的，显示了延安文学特有的气象。
但这些“面目相似”甚至有些“雷同”的表达，毕竟不是她们的终极追求。随着体验的深化和理论认识的提升，她们开始重视创作个性和风格上的变化。丁玲有意识地长期下基层体验生活，为长篇创作做精心准备。解放战争初期她离开延安，到晋察冀老区农村参加土改工作，获得了极为宝贵的生活体验，使她对“大众化”产生了深刻的认知。数年之后她对此仍记忆犹新，“我好像同他们在一道不只二十天，而是二十年，他们同我不只是在这一次工作中建立起来的朋友关系，而是老早就有了很深的交情”。(32)这个时候，丁玲才真正触摸到大众化、民族化的精要，其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在这个时候孕育成形的。丁玲的经历显示，大众化是知识分子话语与大众话语的有机融合，而非单纯的向大众学习。
草明此后的深入大众生活，已不同于以往的“了解”，对大众的情感态度也不限于“同情”，她坚持到基层去，在社会底层感受革命和建设的脉动，这使她获得了极为真切的生活感受，为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的代表作《原动力》，就有赖于在张家口宣化炼铁厂、镜泊湖发电厂、哈尔滨邮政局的深切的生活体验。这部作品的成功，使草明对延安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和现代化要求产生了实际的领悟，她认为这是“写给工人看的书，尽量少写虚的，写得实在”，(33)由此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工业题材的书写。延安时期是草明文学人生的重要转折时期，她这样谈自己“转折”的必要与漫长，“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我创作上的一个分界线”，“这条分界线是什么呢?就是说过去的十年，我还不懂得要到工农兵里头去”，“所以，怎样向工人学习呀，改造思想呀，都不懂。到了延安以后才逐渐学会的”。(34)草明的转型体验代表了来自“左翼”阵营的女作家的普遍感受。
陈学昭则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取了别样的改造之路：其一，刻苦学习马列原著、毛泽东著作。赴延安之前，她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史、思想史知之不深甚或谈不上了解，她认为自己必须补这一课;其二，积极参加体力劳动，她拔过猪草，捻过羊毛，硬是让自己弹钢琴的手学会了熟练地摇纺车，在长年累月的纺线中学会了实实在在地劳作，更为重要的是，她学会了感受和理解劳苦大众，为她以后的大众叙事找到了切入点;其三，尽可能到大众中去，文艺座谈会后不久她就调往《解放日报》社，经常外出采访，在和大众的实际接触中更深入地了解他们。转型后的陈学昭，在题材选择上显然要宽阔得多，对前期作品也有了实质性的超越，如《漫走解放区》记叙了解放区民众正在急剧变革的命运，《新柜中缘》、《土地》等作品直接叙述民众的建设活动。伴随着题材的贴近现实，其叙事风格也一扫以往那种幽怨、缠绵、阴郁的情调，变得激昂、硬朗，甚至还带几分粗粝。
可以看出，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延安女作家的群体特色才渐趋明朗。她们真诚地追随和实践延安文艺思想，纷纷走向大众生活的深处，感受和体验着大众的喜怒哀乐与命运变迁。需要注意的是，转型之后延安女作家的话语形态在内部结构上的调整，亦即革命话语、女性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在新中国的文化设计与践行中得到了某种整合。就革命话语而论，延安女作家已认识到此时所进行的革命不仅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而是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因此，“革命”意味着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同时进行。认识的提升极大地带动了话语内涵的提升，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在“土改”背景下，尽可能地呈现革命话语的丰富性，以“土改”这样的历史大变动为场域，观察农村中存在的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展现了农民与地主、农民与农民、地主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斗争，真实记录了农民终于成为主体的历史瞬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呈现的革命话语的丰富性和深广度，已大大超越了丁玲此前的作品。所谓知识分子话语，说到底是知识主体对历史文化或现实情境的判断、质疑和表述，体现着知识主体必然遵循的准则。那么，延安女作家所遵循的准则是什么呢?无疑是对新社会、新国家的想象，它的主体则是工农兵，缘于此，《讲话》才反复陈述知识分子改造的必要性，这实际上是要知识分子成为社会、国家的主体，而决不是将其排除在主体之外。但就已融入工农兵的知识分子来讲，与工农兵还是有着不容忽视的区别，那就是他们同时还是知识主体。作为知识主体，转型后的延安女作家，不仅能感受到大众的历史能动性与阶级主体性，而且也能觉察到大众所因袭的沉重的历史文化的负累，这便形成了延安女作家独特的知识分子话语。延安女作家的知识分子话语也承担着启蒙的使命，但此启蒙已非彼启蒙，“五四”启蒙重在“人”的觉醒，而延安女作家的启蒙则重在“人民”的觉醒，虽只一字之差，其境界和结果却差之千里。应该看到，延安女作家的知识分子话语不仅与革命话语是融合在一起的，而且也是和大众话语融合在一起的，她们忠实地代表着大众的利益在言说，在革命战争的洪流中，以女性特有的话语方式，展现着现代女性别样的风采。
三、新女性话语：女性命运的变迁与超越
延安女作家的女性话语的生成，同样离不开对新中国的想象。何谓“女性话语”?众所周知，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性别问题也就出现了，“性别”使人类区分为两种最基本的社会身份，即男人和女人。但“女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存在雷同的女性观，“女人”既然是某种文明形态的产物，随着这种文明形态的更替，“女人”的内涵也必然发生变化。尽管如此，作为女性自有其不同于男性的必须面对的问题，诸如女性的生理周期、心理特征，女性承担的母职、家庭角色等。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普遍的意义上对“女性话语”作出界定，所谓女性话语，是女性(尤指女性作家)基于对特定文明的反思和女性权力的自觉，通过语言来表述自我，表述对男性和女性的感受，对世界的体验，以及对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的思考。女性话语的发生，既与特定的文明有着紧密的联系，又与特定的历史语境息息相关。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35)毋庸置疑，毛泽东所指出的旧中国普遍存在的“四种权力”形态，不仅是束缚中国人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更是压在中国妇女身上的四座权力大山。“四权”形态的历史沿承，使中国妇女丧失了经济生活的独立、精神信仰的自由和公共空间的表述，她们没有自主的婚姻，不能像男性那样接受教育，不可能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更谈不上女性的权力和发声。中国女性被死死捆绑在家庭生活中，这种与外界人为的隔绝方式，使其承袭着世代的人生悲剧。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唤醒了“人”的意识，也唤醒了“女性”意识，庐隐、冯沅君、冰心、凌叔华、陈衡哲等知识女性纷纷登上文坛。1918年，《新青年》刊登了挪威作家易卜生的话剧《玩偶之家》，其倡导的女性人格独立引起了知识女性的强烈共鸣，“走出家庭”成为她们共同的文学母题，由此形成了“启蒙”时代的女性话语。启蒙时代的女性话语虽然是中国女性在文坛的一次集体性发声，使中国文学史首度呈现了来自女性的话语谱系，但启蒙女作家仍未触及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譬如，“出走的娜拉”最终可能到哪里去，“她”可能担当什么样的社会角色，谁来保证“她”权力的实现，这些问题的悬而未决，使“她”极有可能重返“旧家庭”。鲁迅的《伤逝》就叙述了“出走的娜拉”在无路可走时不得不重返“旧家庭”的悲剧。
“娜拉主义”的失败说明，倘若不能动摇和瓦解旧的文明形态这一造就女性悲剧命运的基石，任何女性解放都是空谈。“左联”时期的女性话语已大不同于“启蒙”时代的女性话语，此时的“娜拉”已经走出家庭，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投身革命大潮，寻找着广阔的解放空间。除丁玲、白朗、草明这些奔赴延安的女作家之外，白薇、谢冰莹等也有意识地将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进行融合，如白薇的《打出幽灵塔》、《革命神受难》、《炸弹与征鸟》等作品，就在革命话语中呈现了激进的女性意识。抗战的爆发，在唤起民族意识觉醒的同时，也催生了女性话语的崛起。民族革命战争给女作家带来了更多的进入公共空间的机遇，使她们有机会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也使她们自觉肩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从而将民族解放与女性解放有机地统一起来。但“左联”时期及抗战前期的女性话语，都不足以呈示清晰的女性解放的前景。从深层来看，诸如女性的终极归属在哪里，以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来保证女性权力的实现，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缺乏基本的启蒙教育的女性的解放之路又在何方，此类现实问题，在这些女性话语中没有也不可能有清晰的表述。延安女作家因为有着新中国想象的烛照，使其女性话语显示了某种前瞻性与超越性，如茅盾所指出的那样，她们已找到了女性解放的大道并奋力前行，“‘五四’时代的妇女运动不外是‘娜拉主义’”，“娜拉空有反抗的热情，而没有正确的政治社会思想”，现在“她们却已不是‘娜拉主义’所能范围，她们已经是‘卢森堡型’的更新的女性!她们对于现实有正确的认识，她们有确定的政治社会思想，她们不像娜拉似的只有一股反抗热情，她们已经知道‘怎样’才是达到‘做一个堂堂的人’的大路”，她们“加倍努力，团结在一起，以获得民族国家的独立自由，因而获得自己的解放。”(36)
毛泽东的妇女理论(包括女性解放理论)对延安的影响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在毛泽东看来，“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37)正因为妇女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所以，“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38)妇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瑞金到延安，毛泽东始终都在思考女性解放的可行之路，并尽可能地从制度层面保障女性权力的实现。这样也就可以理解，妇女工作在延安为何受到高度重视，如1937年9月的边区党委作出了《关于边区妇女群众组织的新决定》，1938年3月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妇女第一届代表大会，并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和《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章程》，1939年边区党委再次作出《关于妇女工作的决定》。为切实保障女性权力的实现，延安还将如何提高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地位列入《宪法原则》和《施政纲领》。延安的女性解放不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注重实践效应，这无疑使延安女作家触摸到女性解放的实体，从而对其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法国学者伊夫·瓦岱在文学现代性的研究中，提出了“时间类型”的概念，其中一类被称为“断裂类型”，在他看来，“断裂类型基于好几种历史模式，其中每一个模式都会产生一些集体回忆、一种想象、一种修辞”，“这些历史模式中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显然是革命的模式”。(39)伊夫·瓦岱的现代性理论对我们的启示在于，在观察女性话语的变迁时，应该看到由革命造成的“断裂”其实也是现代性表述的一个标识。延安女作家在新的文化建构中，书写着女性命运的巨大变迁，而造成这巨大变迁的决定性因素便是革命。女作家这类书写的突出特点是，一方面揭示女性在旧时代的非人生活，另一方面描述女性走向新时代后精神气质上的重大变化。草明完成于1947年的短篇《今天》就属于这类作品，女主人公王秀荣，在旧时代活得像一个“含冤未报的吊死鬼”，丈夫在“大扫荡”中被鬼子杀害后，她带着三个儿女逃难到了哈尔滨，靠乞讨过日，后来虽找了个捻线的活，却因债主和日本人的逼迫而使生计陷入更大的困境。1946年哈尔滨解放，她终于挺直了腰杆。新时代的到来使她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她勤奋地工作着，体验到了过去想也不敢想的幸福。类似的作品还有白朗的中篇《为了幸福的明天》，颜一烟的秧歌剧《农家乐》等。
从战争硝烟中走来的延安女作家，得以全方位地透视战争中的“性别差异”，拓展了女性对于自我的体认。此类作品叙述的不是女性在家庭，而是在公共空间的智慧与魄力，与纯粹抒写性别情趣的小女人话语有天壤之别，可视为“大女人话语”。李伯钊1945年问世的中篇《女共产党员》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女共产党员帅孟奇因组织上海纱厂女工罢工而被捕，敌人用尽各种酷刑进行逼供，但她始终守口如瓶，不向敌屈服。在狱中她还经常向同伴进行革命教育，受到狱友的敬爱，甚至得到狱中看守的同情。抗战爆发后，经过党的营救，她才重返工作岗位。作品塑造的帅孟奇这个女性形象，与此前文坛出现的女性人物有很大不同，她不仅具有钢铁般的意志，还具有超凡的智慧，是集意志、智慧和正义于一身的女性，为此后的女性书写开拓了新的向度。崔璇同年发表的短篇《周大娘》与《女共产党员》形成了呼应，周大娘本是一个平凡的母亲，她的儿子参加了八路军，对儿子深沉的爱使她产生了某种移情，对八路军战士关怀备至。一场战斗之后，她从麦地里救回一名八路军伤员，最后不惜烧掉自己的房子以掩护伤员撤离。周大娘的身上不仅折射着民间智慧，更体现了人民对战士母亲般的慈爱，从中不难看出战争岁月的军民深情，以及作品对女性话语的多向度探索。当然，延安女作家创造的这类“大女人话语”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例如，对女性母职一定程度的轻视等，也使这类女性话语有时呈现出中性化的趋势。
对女性成长史的叙述，同样是延安女作家创造出了具有突破意义的女性文本。巴赫金对“成长小说”有过精辟的论述，认为“在诸如《巨人传》、《痴儿历险记》、《威廉·麦斯特》这类小说中，人的成长带有另一种性质。这已不是他的私事。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寓于他身上，通过他完成的。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40)“人在历史中成长”，人的成长无疑蕴含着历史的重要信息，这也许是成长小说最迷人的地方。陈学昭1948年创作的《工作着是美丽的》就是这样一部成长小说，显然对人的成长与历史的关系有着自觉的认识，她说，“从这样一个女性身上，反映出时代的一角”。(41)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中，呈现了主人公李珊裳这一时代女性追求与奋斗的历史，作品借人物经历所传达的关于信念、爱情、人生意义的哲理性思考，更是为女性书写增添了几分沧桑与深沉。李珊裳的命运史不仅是个人的成长史，也是一个时代的女性成长史，正如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苏所说的那样，“在妇女身上，个人的历史既与民族与世界的历史相融合，又与所有妇女的历史相融合。作为一名斗士，她是一切解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的斗争不仅仅是阶级斗争，她将其推进成为一种更为广大得多的运动。”(42)
延安女作家们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既真切感受到政治上被压迫、经济上被剥削、精神上被奴役的中国妇女在摆脱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束缚时表现出的冲动、欣喜和力量;同时也深刻体察到中国妇女在政治、经济翻身过程中实现精神翻身——包括思想气质、心理状态的变化，揭示女性解放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因前者，延安女作家的写作显得格外热情，而后者，又显得别样的冷峻，但无论是热情还是冷峻，都因为生活本身已提供了初步的答案，中国妇女已踏上解放的道路，她们的情绪是乐观昂奋的，这是延安女作家明显不同于其他女作家的地方。
婚姻自主是女性话语中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也是标示女性解放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倘若对两部作品进行简单比较，便可看出延安女作家所呈现的女性婚姻自主发生了多大的改观。鲁迅的《离婚》塑造了一个泼辣好强的女性爱姑，当丈夫有了外遇且要与其离婚时，爱姑摆出誓死捍卫婚姻的姿态，说即使离也要拼他个“家破人亡”，但在“七大人”等乡绅的调解下，却不得不换了“红绿贴”离婚，无果而终。袁静1947年编创的秦腔剧《刘巧儿告状》却显示了女性完全不同的婚姻命运。故事发生在陕北边区，刘巧儿与赵柱儿自小订婚，长大后，巧儿的父亲刘彦贵因贪图财礼，欺瞒巧儿说赵柱儿是傻子，和赵家散了亲，暗中把巧儿卖给了又老又瘸的王财东。巧儿知道后，表示“死也要跟赵柱儿”，赵柱儿探得巧儿的态度，便把刘彦贵卖巧儿的事告诉了父亲赵金才，赵老汉一气之下，邀集乡邻把巧儿抢回了家。刘彦贵以抢亲为由，将赵家父子告到了县政府，石裁判员未做调查，对案子作了不公正的判决，群众极为不满，联名向马专员写禀帖，刘巧儿也向马专员陈述了对赵柱儿的感情，最后在上级政府的支持和群众的帮助下，他们终于结为夫妻。爱姑与刘巧儿婚姻的命运之所以如此不同，是因为她们所处的时代迥异，爱姑时代封建势力森如堡垒，她孤军作战终难取胜，而刘巧儿时代封建势力已如衰败的黄花，她获得了来自人民政府和群众的支持，故终能与意中人在一起。通过塑造刘巧儿这个大胆追求美好生活、敢于反抗的女性形象，表现了在新旧时代的交替之际，延安女作家对女性解放的文学想象与抑制不住的乐观情绪。
刘巧儿的命运也反映出女性解放之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虽然封建势力不足以构成显在的威胁，但旧文化在人们观念中留下的烙印却不是立即就能消除的，如刘彦贵仍视女儿为私有财产，把她当成了可随意交易的商品，王财东也认为买卖婚姻是合情合理的，更有石裁判员作为政府官员仅凭一面之词就轻率定案，这都构成了女性解放的现实阻力。女权主义者瓦勒里·布赖森认为，女权主义“所追求的是去理解社会，以便向它提出挑战，并对其加以改变;它的目标不是抽象的知识，而是那种能够被用来指导和造就女权主义政治实践的知识”。(43)在此且不论瓦勒里·布赖森表述中的偏激之词，就其所说的“理解社会”并试图“对其加以改变”而言，可以说与延安女作家对女性解放的长期性与艰巨性的理解形成了某种呼应。丁玲1940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一部备受争议的作品，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女主人公贞贞的“贞”与“不贞”上。贞贞的“贞”与“不贞”，都与其女性身体相关，追求婚姻自主的贞贞逃婚后却被日寇轮奸，作了随营军妓，这是她的“失身”，但也是暴力胁迫下的失身。身陷火坑的她逃离后，又被“咱们自己人”派去继续做军妓，为抗日武装提供情报，此时的她已是为革命主动“献身”。由于身体长期被蹂躏而落下性病的贞贞，不见容于乡邻，最后决心去延安治病和学习，期盼在新的环境中“重新做一个人”。如果从封建礼教所倡导的女子不失身不改嫁的戒律而言，贞贞的确是“不贞”的，乡邻们就是这样看贞贞的;但她对革命是忠贞的，明知继续做军妓是往火坑里跳，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贞贞所承受的痛苦，除了日寇的强暴和身体的病痛之外，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被孤立和不被理解。贞贞最终选择去延安，表现了对延安的期待与信心。贞节问题是女性书写中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也是女性解放的一个终极性命题，丁玲大胆触及此类话题，可见其思考的深度与女性话语的魄力。
德国学者尧斯指出，“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没有其接收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正是由于接收者的中介，作品才得以进入具有延续性的、不断变更的经验视野，而在这种延续性中则不断进行着从简单的吸收到批判的理解、从消极的接受到积极的接受、从无可争议的美学标准到超越这个标准的新的生产的转化”。(44)对于延安女作家来说，写作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她们的读者群并非知识女性，而是“边区”妇女。边区妇女所经受的“四权”形态的压迫比知识女性要沉重得多，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不识字，无文化”，真正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但这并不是说边区妇女就不需要女性解放，相反，她们对女性解放的渴望比知识女性来得更强烈，更需要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延安女作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是，如何以边区妇女可接受的方式来写作。文艺座谈会之后，她们显然意识到了化解这种困境的可能途径，就是使自己的创作能够为边区妇女所接受，与边区妇女的审美期待及审美习惯相匹配，这样，追求民族化通俗化便成为延安女作家写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她们融合中外艺术经验，充分吸收民间文化营养，学习和转化那些为边区妇女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流行语言，从而切实为边区妇女的解放起到启蒙、引导和推波助澜的作用。颜一烟曾将戏剧与陕北秧歌结合，创作了新秧歌剧《反巫婆》、《农家乐》、《翻身年》等，她还以边区农民特别是边区妇女所喜爱的“逗笑话”这一载歌载舞的形式进行宣传，也大受边区女性的欢迎。袁静《刘巧儿告状》的民间性体现得相当突出，所以上演后很受边区妇女的欢迎，并起到宣传党的婚姻政策的效应。延安女作家在女性话语的创建方面所作出的这些探索，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新关注。
当然，延安男作家也有关涉女性题材的作品，如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阮章竞的《漳河水》、康濯的《灾难的明天》等。那么，其时女作家与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到底有哪些区别呢?应该承认，在“女性解放”这个话题上，无论是延安女作家还是男作家，都将女性解放看作是社会解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女性解放的程度标志着社会解放的程度。但他们之间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首先是男作家对女性命运缺乏持续关注的兴趣，他们的这类作品还形不成规模，以孔厥来说，除集中书写女性命运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外，也只有《受苦人》等为数不多的几篇作品，而延安女作家却以极大的兴趣长期观察和书写女性。其次，他们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由于性别差异所造成的“体验”上。延安男作家从男性意识的视角观察女性，对女性外部行为特征的把握或许是恰切的，却无法深入体验女性内在的文化心理感受，这使他们总是与女性话语失之交臂。延安女作家的“性别”身份则使其能敏锐捕捉女性的生存状态与精神诉求，表达遭遇的可说与不可说的难题，正如丁玲所说，“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45)从丁玲《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女主人公陆萍、贞贞身上不难看出的人生经历。陈学昭《工作着是美丽的》的女主人公李珊裳身上更渗透着的命运沧桑。这说明延安女作家的女性话语并不是可以取代的。
延安女作家的创作，与新文学前20多年的女性写作相比，的确显示了全新的气象。这种“新”，不仅表现在对女性话语多维度的呈现上，表现在对女性话语从女性解放的视野进行的深度开掘上，而且还表现在触及了女性解放的某些现实问题，诸如女性解放的实体依托是什么，以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来保证女性权力的实现，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连基本的启蒙教育都缺乏的妇女的解放之路又在何方等。延安女作家创造的女性话语，与新社会、新国家的建构联系在一起，与新旧时代的巨大更替联系在一起，与革命联系在一起，这是对此前女性话语的重大超越。对于延安女作家来说，女性解放意味着中国妇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全面解放，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一次最深刻的女性解放。这就可以理解，延安女作家何以要反复讲述中国女性的命运变迁和成长经历，并以女性大众可接受的方式进行讲述。
遗憾的是，新时期以来，由于很多研究者对延安女作家的创作缺乏全面深入的考察，致使他们对如此富于活力和创造性的女性话语缺乏公允的判断，并对其作出粗暴而肤浅的评价，如有人认为延安女作家创造的女性话语是属于“无性之性”。(46)在这样的研究中，采取“双重”标准就容易走向极端，譬如，对“启蒙”时代的女性话语研究，是从女性解放的角度进行考量的，但到了延安女作家这里就执行“性别”标准，将女性解放抛在了别处?毋庸置疑，在所有的女性话语中，女性解放是一个元问题，也是女性话语合法性建立的根本条件。背离女性解放这个元问题而简单地从性别说事，就可能滑向“男人与女人相对立”的二元论泥淖，不仅会导致对女性话语判断的简单化，更可能导致研究结论的荒谬化，最终动摇女性话语的合理性。性别问题是女性话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远不是全部，这是研究女性话语应有的认知，否则我们将重蹈西方极端女权主义者的覆辙。性别问题被极端放大的后果，就是对所谓“纯粹女性写作”的论证和倡导，但这种努力被认为是虚妄的，提出这样观点的不是别人，正是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她认为，“女性美学试图以假设存在着一种女性语言、丧失了的母亲大地，或男性文化中的女性文化来建立一种独特的妇女写作，但这样的做法不能够由学术研究结果来支撑和证明”。(47)肖瓦尔特的观点对女性话语的研究来说，的确意味深长。
结语
延安女作家群的形成及其建构的话语形态是中国新文学发展中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应该受到研究者的充分重视。苏联学者赫拉普钦科指出，“在文学发展的一定时期语言艺术家当中形成的统一体，首先来源于对待现实的态度、对现实的审美感受和创作方法上的共同性。其次，作为这种统一体的根源的，是那些引起属于这一文学(现象)的作家浓厚兴趣的生活问题和创作的相似性”。(48)赫拉普钦科还特别强调，文学现象的发生与新旧时代的更替息息相关，“新的文学(现象)往往产生于社会生活已经发生重大变动的时候，或者产生在时代的先进人物开始或多或少清楚地感觉到这些变动的必要性的条件下。新的生活进程和新的冲突要求得到理解和艺术上的阐明，这就使得在文学创作中发生‘路标的转换’”。(49)文艺座谈会之后，延安女作家在《讲话》精神的引领下，以新中国的文化想象为烛照，以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和现代化追求为目标，逐渐形成了“统一体”。尽管对延安女作家来说，完成“路标的转换”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她们在“战时共产主义的理想国”——延安，已切实体验到无论是历史实践还是社会生活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久后将波及整个中国大地，因此她们必然以全新的文学姿态及表现方式呈现“新的生活进程和新的冲突要求”。作为一个创作群体，延安女作家的共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女性话语的创造上，其女性话语显然不是囿于“性别身份”这样狭隘的视野，而是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结在一起，从而赋予其女性书写以别样的历史感、现实感和崇高感。延安女作家群为中国新文学特别是女性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注释：
①1949—1978年间的研究，并没有从“女性话语”演变的角度来观察延安时期女作家的创作，也没有“延安女作家群”之说，她们的女性话语探求常常被淹没在文本显示的政治文化的分析与阐释中;新时期以来的研究，虽然格外强调“文学审美性”，但实际却更注重分析其创作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同样没有深刻揭示她们对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作出的重要贡献。
②李洁非、杨劼：《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第2页。
③杨作材：《自然科学院建院初期的情况》，《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编：《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384页。
④茅盾：《女作家丁玲》，《茅盾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434页。
⑤《丁玲生平年表》，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页。
⑥魏玉传主编：《中国现当代女作家传》，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年，第99页。
⑦林联勇、胡新尚：《“莫耶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说”——记〈延安颂〉词莫耶》，《炎黄纵横》2006年第4期，第26页。
⑧刘庆俄编：《大海的女儿——颜一烟的生平和创作》，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第48页。
⑨《丁玲传略》，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6页。
⑩单元、万国庆：《突围与陷落：陈学昭传论》，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第244页。
(11)参见刘庆俄编：《大海的女儿——颜一烟的生平和创作·自传》，第47页。
(12)(13)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8、619页。
(14)刘悦清：《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特征及其历史地位》，《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5期，第53页。
(15)陈学昭：《天涯归客——两次去延安的前后》，《陈学昭研究专集》，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126页。
(16)莫耶：《一篇小说的坎坷经历》，《生活的波澜》，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9页。
(17)魏玉传主编：《中国现当代女作家传》，第553页。
(18)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99页。
(19)除上述女作家外，其他女作家如草明、韦君宜、曾克、李伯钊、莫耶、颜一烟、袁静等也都在作品中描写了大量女性。
(20)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10月19日。
(21)周立波：《纪念、回顾和展望》，《周立波选集》第6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5页。
(2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延安)创刊号，1940年2月15日，第2—3页。
(2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延安)创刊号，1940年2月15日，第24页。
(24)陈学昭：《关于写作思想的转变——自从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人民日报》1949年7月6日。
(25)草明：《世纪风云中跋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23页。
(26)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9页。
(27)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第175页。
(28)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第178页。
(29)陈学昭：《天涯归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70页。
(30)陈学昭：《关于写作思想的转变——自从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人民日报》1949年7月6日。
(31)陈学昭：《我的祝愿》，《延安文艺研究》1984年创刊号。
(32)丁玲：《一点经验》，《丁玲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17页。
(33)草明：《世纪风云中跋涉》，第180页。
(34)草明：《“讲话”精神永放光芒》，《草明文集》第6卷，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第2279页。
(35)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页。
(36)茅盾：《从〈娜拉〉说起》，《茅盾文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40—141页。
(37)(38)全国妇联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45页。
(39)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田庆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1页。
(40)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3—233页。
(41)陈学昭：《工作着是美丽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页。
(42)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97页。
(43)瓦勒里·布赖森：《女权主义政治理论引论》，李银河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2页。
(44)汉斯·罗伯特·尧斯：《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王卫新译，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会编：《读者反应批评》，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142页。
(45)丁玲：《三八节有感》，《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9日。
(46)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13—215页。
(47)伊莱恩·肖瓦尔特：《我们自己的批评：美国黑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中的自主与同化现象》，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258页。
(48)《赫拉普钦科文学论文集》，张捷、刘逢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86页。
(49)《赫拉普钦科文学论文集》，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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