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是亿万农民彻底改变农村面貌和几千年小农经济的最完善最先进的组织形式。农业的出路在于集体化，人民公社是最好的集体化样板。
人民的印象中，村队干部最清廉阶段还是人民公社化那时期。
这些年来，国内主要媒体几乎心照不宣地统一口径，对曾经席卷全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全面讨伐。他们极力歪曲、污蔑和谩骂人民公社，其手段之卑鄙，谎言之无耻，实在是世所罕见，令人发指。几亿农民赖以生存的“人民公社”，竟成了一个邪恶的“人间地狱”。我是那个时期的过来人，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民公社社员，我最有发言权。我笔下的“人民公社岁月”，没有无原则的吹捧，更没有蓄意的编造，都是自己实实在在的经历。我不否认那个时期的许多不尽人意。但是我也绝不能眼睁睁看着某些人不顾事实的对人民公社进行不负责任的攻击。我有责任、也有义务把那段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
让历史来审判吧，每个人都应坦诚面对，无须遮掩!
一、父亲当队长
我的印象中，村队干部最清廉阶段还是人民公社化那会，其清正廉洁的程度令现在的许多人难以想象。
那时的村队干部都是社员推选产生的，最后报公社批准。如果群众威信不高，你是当不成村队干部的。由于村队干部直接面对社员，所以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社员眼皮底下，也就是直接接受社员监督。另外，通过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那时候社员胆子很大，敢跟大小队干部面对面顶，还敢到公社、县里去告状。只要事实确凿，上级也一定会派人来查处。
1970年之前，我父亲曾干过10年多副队长，1970年春天开始担任队长。生产队副队长其实就是专门带领社员干活。因为要敲钟，所以比其他社员和干部起得早;因为担责任，又比其他社员收工晚。报酬就是阴天下雨不扣分，能拿一个劳力的满工分。我父亲心肠热，喜欢为人家办事，社员都很赞成他。
其实，我家祖父辈上是从外地逃荒要饭到这个村上来的，父亲没有兄妹，属于村里名副其实的“孤门独户”。无论是家族还是亲属，我们都没有，在生产队里没有任何势力。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父亲当生产队长绝对没有什么背景和后台。
父亲当上队长的原因出在原生产队长身上。那年春天评工分时，原来的生产队长给他媳妇(即老婆)多定了半分。妇女属半劳力，每个工日平均7分，最棒的女社员才能拿到8分，当然也有一部分属于照顾的，比如女“知青”就可以拿到8分。队长老婆身材瘦小，干活一般，结果给她定7分半。为此社员都说队长有私心，一下子告到公社。公社派人前来调查，发现社员反映的情况属实，而且还查出队长利用请木匠做农具的机会，在家里管饭时用的米面超标。2个木匠在他家里一共吃了16顿饭，按规定只能在保管员哪里领取米面16公斤(每顿每人标准0.5公斤)，结果实际领取了21公斤，剩下的5公斤没有退回。队长老婆解释说木匠饭量大，但社员的查访结果相反，木匠坦诚地说，他们1顿连一斤也吃不了。公社调查组就此认定队长有私心，不仅处事不公道，还有贪污嫌疑，就把队长停了职。我父亲原先是副队长，大伙都喜欢他拥护他，就推举他来当队长。父亲一直干到大包干那年退休，原来的生产队长却一直没有复职。
父亲干生产队长，我一开始很高兴，感到很自豪。没想到自从我父亲干了生产队长，我们全家不仅一点好处没有捞到，还尽干些“吃亏”的事。
父亲还没有当队长之前，我就在大队医务室当“赤脚医生”了。那时候，公社之下有大队、小队两级生产单位，农活都是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的。大队需要人时都是从生产队抽调，也就是所谓的大队“统筹工”。“统筹工”包括大队干部、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乡村兽医、农技员等。“统筹工”都是从各生产队平衡抽调的，各队人数大体平均。相对来说，大队“统筹工”比生产队社员的“待遇”要高一些，比如：工分按年度计算，一年365天都算上工，年底可以拿到3600个工分。大队干部在满分基础上，再另外加10%的熬夜开会加班补贴工分。“统筹工”不参加生产队劳动，所以社员都很羡慕，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大队“统筹工”。
现在有人可能以为“统筹工”都是大小队干部的子女，其实不是，那都是根据需要和能力抽调的。除大队干部，所有“统筹工”都需要有较高的文化，或者有一定的技术专长。那些年里有很多知识青年作为大队“统筹工”进学校当民办教师、当赤脚医生，就是文化程度高的缘故。我们生产队，有文化的年轻人都被推荐上学去了，因为我外祖母是富农成分，受影响没有被推荐上中学，结果就成了队里唯一有点文化的年轻人。1969年初，大队医务室原先一名“赤脚医生”出嫁走了，仅仅高小毕业的我有幸成了大队“统筹工”，那年我还不到16岁。
父亲当生产队长之前，我已经1年多没回生产队干农活了。可是，就在父亲当上生产队长的那一年，我又开始参加了生产队劳动。麦收前夕，生产队“排镰刀”(就是排能拿镰刀割麦子的人)，把我也排上了。当时我们医务室一共3人，来自3个生产队，结果就我一人回了生产队。我很生气，父亲却对我说：麦收是老少弯腰的季节，我是队长，只有排上你我才好大胆说别人!结果我在生产队干了半个多月，直到夏粮入仓才回医务室上班。从此，每年的夏收我都要回生产队割麦子，一直到1978年被公社机关抽调走为止。
那时候，几乎每年冬天都有农田水利工程。多数年份在本地，但也有时出县、出地区到外地去“扒河”，一干一冬天。父亲当上生产队长那年，17岁的我首次被排“上杠”(抬大筐)扒河。那个时侯扒河非常苦，没有机械，全靠人力。从1970年开始到1978年我调公社机关，我连续在水利工地用肩膀抬了7个冬天大筐。人都说干部的孩子能“享巧”，我家可从来没有过。其实，那时的村队干部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也不否认个别干部私心严重。但是，后来这些私心严重的干部都在“斗私批修”、“农业学大寨教育”等运动中受到了冲击。
父亲当上队长后，比过去更忙，家里的事一点也不能插手了。我们家住在山坡上，下山的路很陡，吃水、运东西很不方便。特别是朝自留地里送粪，更不是妇女小孩能干的活儿。那时候运输工具都是用平板车，我们兄妹力气弱不能拉。母亲前几年就是因为从高坡朝下拉粪平板车翻了砸断腿，打着“膏布”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现在腿上有伤更不能拉了。父亲没时间，只好和其他男社员换工。别人替我家拉粪，我父亲把自己挣的工分按换工时间拨给他。这样的事情我记得至少有20多次。那个换工的社员一开始坚持不要工分，但父亲就是不答应。我父亲10多年前已经作古，这个换工的社员今年才60多岁，他对这件事记忆犹新。上次回家他还对我说，还是那会儿的干部办事公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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