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何炳棣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博士论文开题考试，何先生后来回忆说，这场考试，题目之深奥，诸位导师用心之幽远，令他“终身难忘”。毫不夸张地说，考试所涉及的内容，均成为他日后研究立身的契机和基础，故55年之后撰写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中，何先生把当年考试的内容都一一记录下来，以示后来。而作为后来者，读何先生的著作，看他当年的考题，再回想当年自己博士论文开题时之敷衍，又思当下博士考试制度之肤浅草率，不禁怆然。
例如，其中有一题是：法国的Parlement的性质是什么?
何答：Parlement很难译成英文，它绝不是英国式的议会。它是一种所谓的“主权法院”(sovereign court or council)。
导师问：何谓“主权法院”?
何答：“主权”是无可再上诉之意。
导师问：它的性质是纯司法的吗?
何答：不是。它的最重要的职责是接受国王的诏令而予以正式登记。登记之后须向全国宣布诏令的内容。既然有权同意和接受国王的诏令，就暗示有权拒绝或者故意拖延登记。例如亨利四世登基不久，急需增税扩军，巴黎的“主权法院”就有意拒绝接受诏令，使得他不得不亲自去百般解释劝诱，表面上却极力维持国王下令的尊严，最后诏令几经修改才得到登记。
上述这番问答，一举说出了西方“法制”的实质，也说出了“三权分立”的实质。
所谓“三权分立”，实质上就是贵族与国王之间的博弈。表现在形式上，就是国王的命令，必须经过贵族院(即主权法院)登记，然后再以“法令”的形式颁布，如此方才有效。而贵族院则有权驳回、修改乃至拒绝登记国王的命令，这就是所谓“法制”及其程序，这也就是行政、立法与司法“三权分立”的运作。
我们这些人不可能读过何先生那么多的书，见过他所见的世面，不过，倘当年我参加考试，或许会补充说明如下一点：实际上，这种“三权分立”之法制Parlement，就是中国唐代的“三省”制度——即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互相制衡的官僚制度。
其中，尚书省是行政中枢，中书省是司法机构，它负责把皇帝的诏令登记在案，然后起草为敕令，而门下省则是立法机构，负责对中书省的敕书、敕令加以修改、匡正，不能通过门下省者，则予以驳回，此谓之“涂归”。
唐代，实堪称人类历史上官制最为完备的时代，它既是前代官制的集大成者，又是后世官制的开启者，它不仅是日本、朝鲜等官制的蓝本，也是欧洲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官僚制的样板。
我们今天讲“制度自信”，这不是空谈，当然也不应沦为空谈，而是需有历史事实为证。今天强调“读点历史”，就是为了避免空谈误国。
《资治通鉴·唐纪八》记曰：
上(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炀帝之世，内外庶官，务相顺从，当是之时，皆自谓有智，祸不及身。及天下大乱，家国两亡，虽其间万一有得免者，亦为时论所贬，终古不磨。卿各曹各当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这就是说：皇帝本人也必须受到制度的监督，李世民把这一点提到了家国兴亡的高度去认识，而且，他绝非仅是唱唱高调，而是身体力行。如下便是一例。
按唐府兵之制，18岁的“中男”有当兵之义务，封德彝建议说，由于贞观时代以来生活条件改善，青少年身体健壮者多，故中男身体壮大者，即使尚未年满18，也可以当兵。太宗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太宗的命令被中书省顶了回去，如此凡4次，其中带头的就是谏议大夫魏征。
《资治通鉴·唐纪八》记曰：
上遣使点兵，封德彝奏：“中男未满十八，其躯干壮大者，亦可并点。”上从之。敕出，魏征固执以为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数四。上怒，召而让之曰：“中男壮大者，乃奸民诈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执至此!”对曰：“夫兵在御之得道，不在众多，陛下取其健壮，以道御之，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
结果便是：太宗的命令根本就没能到达门下省，因为它在中书省就没通过，征兵法因此也就没有被修改。
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治国依“制”不依“势”。制，就是指制度，这也就是指依法治国，而所谓“势”，是指人的意志，无论是少数人的意志还是多数人的意志，都可以称为“势”，但无论“来势”如何“汹汹”，都不能危害、破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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