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生活的时代去五代之乱不远，唐末藩镇割据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对他刺激尤深，所以《资治通鉴》从春秋“尊王抑诸侯”的议论开篇，这当然是很不错的。遭逢天下大乱之后，对于“稳定比动乱好、统一比分裂好”这番简单的道理，司马光是懂得的。
但是，他却由此进一步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国家选拔人才，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那么与其用能人，不如用“愚人”，与其用强人，不如用“弱人”。也就是说，与其用能办事的刚健有为之士，不如用“庸人”。庸人有个好处，就是他虽不能办事，但也不会生事，他虽不“为人民服务”，但也不至于扰民，如此政权才会稳定，天下才会永远太平。
司马光
他在通鉴开篇就这样议论说：
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比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其害岂不多哉!—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沛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资治通鉴》
在司马光看来，秦的制度就是尽用“强人”和功利“小人”的“暴政”，秦之失，恰恰就在于“强”，因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必然扰民、病民，与民争利——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司马光这里所说的“民”，绝不是指普通老百姓，其实王利器先生早就指出过，司马光这里的民特指“富民”，“甚至是封建性和地方性的土豪劣绅”。司马光站在乡绅的立场上，他是希望国家与乡绅分权，即地方由乡绅按照乡规民约来治理，而国家官员们只要用诗词歌赋养养心，不要多事就好了，因此，他转而追求一个立足于地方分权的“弱政治”和“弱制度”。
司马光所追求的“分权”是不是民主呢?不是的。分权的前提就是承认特权，所谓分权，也就是说必须给特权阶层留下特权之余地。用司马光的理论来说，庸人和笨蛋当官便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即使不与特权阶层沆瀣一气，但也绝不至于去动他们的奶酪，即使他想动，也如“乳狗搏人”，最终必为特权阶层所制。
在司马光的政治对立面王安石看来，宋代积弱的根源，恰恰在于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出了大问题，宋的制度，从根本上违背了秦以来的“先王之制”。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指出，宋的官员选拔机制是完全非理性和无效率的，因为它的“选拔标准”是把选拔庸人作为目的，从而不可避免地把说假话、废话和空话以及写大块文章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而把财政、税收、司法和军事能力视为危险的歪门邪道，而如此选出来的一定是一大批废物。这种以选拔“庸人”为标准的制度，得到的只能是等而下之的坏人。
南宋的叶适则在《外稾》中感叹说：秦所选之官，皆为“强人”，而宋所选之官，则皆为“废人”。宋根本没有资格批判和嘲笑秦，因为“秦之失在于强，而今之失，则在于弱矣”。
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在他的巨著《西方将主宰多久》中说，治理国家有两种方式：高端战略和低端战略。所谓高端战略，就是依靠国家税收，雇佣职业官员治国理政;所谓低端战略，就是不依靠统一的国家税收养职业化的官僚，而是依靠地方贵族(主要是统治者的亲戚)自治，甚至让他们在自己的领地里建立军队，只要他们能够召之即来，那么国家就不必支付军队的费用，并用税收来维持一个中央政府。
在莫里斯看来，从公元前1000年起，东西方都逐步发生了从“低端战略”向着“高端战略”的制度演进—用中国话来说，就是从“封建”向着“郡县”的制度演进，在东方，这一制度的飞跃是以秦的统一为标志，而在西方，则是以罗马帝国的形成为标志。
莫里斯说，中华文明第一次开始领先世界，就是从秦始皇开始，因为秦比罗马更早完成了从低端战略向高端战略的制度飞跃，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华文明最终在隋唐时代超越了西方。但是，从宋代开始，士大夫阶层的君子与小人、事功与义理争辩乃至新旧党争，对中华文明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回响不绝。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必须带有清醒的批判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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