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史学派”的伟大奠基者宫崎市定氏，曾经发出过令人感慨万千的疑问：自公元10世纪就跨入了“近代”门槛的中国社会，为什么到了19世纪依然还不得不再次重复“寻求富强”的“王安石命题”?中华文明何以会在“近代转变”的门槛上徘徊了近9个世纪之久?在他看来，在诸多历史原因中，“王道”对于“富强”的深刻制约，正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素。
自儒家思想从“经学”的束缚中独立解放出来之后，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就走了另外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简而言之，这便是追求“王道”。什么叫做“王道”?“王道”当然不是“霸道”。“王者，往也”，“政者，正也”。“我心便是民心”、“养我心即是养我民”，“大学之道在亲民”，故离开“亲民”，也便无所谓“明明德”，也就无所谓“王道”。
魏源曾经这样说过：“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此乃深得之语。而要概括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莫过于抓住追求“富强”与实践“王道”这个基本矛盾。从王安石、张居正、胤禛(雍正帝)，到晚清洋务自强运动，乃至国民党的建国运动，撮其要旨，其实也就在于“寻求富强”四字而已。简而言之，也就是“富国强兵”。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建立与现代财政金融制度相联系的国家科层官僚制度、科学教育制度和军事制度，即这里的要害就在于动员、改造上层，变革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
中国当然需要改革，中国当然渴望富强、需要富强，正如严复所指出的，自古“无不富强之王道”，离开了“富强”，“王道”往往就会流于空谈，国家便会陷入积贫积弱，而这也确是宋儒以来中国文明的一个致命缺陷。但是，如果把话说回来，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显然也并不在于简单的“富强”，而在于怎样才能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在于怎样才能实现王道与富强的统一—而说到底，这才是更高层次的富强。
今天看来，无论求富强还是求王道，我们都离不开马克思，因为仅靠我们祖宗的遗产，确实解决不了富强与王道之间的矛盾。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自宋代以来，中国面向富国强兵之改革所主攻的一个目标，就是财政与金融，具体说，就是历代王朝所施行的“消极的财政政策”和“短缺性的货币政策”。
所谓消极的财政政策，是说国家对民生与产业，奉行“少予少取”，乃至“不予不取”的原则;所谓“短缺性的货币政策”，就是以贵金属为币，而明代中期钱粮改银之后，白银主要依靠海外进口，更使得“短缺性的货币政策”一变而为“依附性的货币政策”，这样一来，中国国家的发展便总是会缺钱。
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去，西方之所以能够在16世纪之后迅速地超越中国，实现富强，原因固然很多，但从根本上说，则在于它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财政金融革命，从而把商品经济转变为信用经济、资本经济。而货币由“交换的中介”转变为以国债为基础的银行券，则是这一革命性转变的突出标志。
无论如何，我们总要承认：马克思最懂资本主义，马克思也最懂得富强之道，而这一点，确是我们中国的历代先贤所不能比拟的，这也正如马克思对于金融和资本的研究，是有经济学以来的各路经济学大师所不能比拟的一样。
不过，我们更需知道，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不王道之富强”罢了，如果沿着这条道路照走不误，一切“后发国家”不仅不能实现“富强”，而且还会陷入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丛林法则，其结果不仅仅是亡国，而且更是“亡天下”。
历史和实践都已证明，要把富强与王道统一起来，要克服富强与王道之间的矛盾，仅凭“改革”、仅凭改造上层、发动精英增加自身治理能力是不行的。今天的中国学者的问题是，对美国和西方霸权、霸道之实质既了解不深，对王道传统兴趣又不大、记忆几近淡漠，故不能以己之长，习人之强，反难免两头皆失之虞，此乃是最可担忧之事。
无论如何，只有走“王道富强”道路，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与其说将来世界上都要看中国，还不如说是全世界都要看中国如何去克服王道与霸道相冲突这个难题。如果不能把西方“最强”的东西，与中国“最好”的东西成功结合起来，我们注定要走到“邪路”上去，包括复活封建主义、买办资本、腐败、两极分化这些东西，正如历史上的中国，求仁反不得仁，而今的中国，若只求富强，反不能得真正之富强。
今天以及未来的中国，果然能够在“王道”的基础上实现“富强”，从而为人类发展开出一条新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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