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傲居五大主力之首的“常胜军”
解放战争之初，蒋介石虽有四百余万军队，但支撑其军魂的是黄埔嫡系部队里的五大主力：新1军、新6军、第5军、第18军(整编11师)、第74军(整编74师)。
这五大主力最终灰飞烟灭，化为蒋介石一统江山的“金陵春梦”。其中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歼灭了新1军、新6军;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歼灭了两个半：整编74师、第5军，以及派华野参谋长陈士榘带5个纵队(军)与刘伯承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合力吃掉18军;刘伯承则指挥中原野战军歼灭了半个18军。
粟裕与华东野战军不仅歼灭的五大主力占多数，而且1947年5月便首开先河，孟良崮战役中全歼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74师，令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大感意外，毛泽东为此还兴奋地吃掉了一大碗红烧肉。
74军(后更名为整编74师)号称御林军，是抗战以来国内战场几乎唯一无败绩的中国铁军，它的编制序号虽然是74，但实际上当之无愧堪为“天下第一军”，其余四大主力难以与之抗衡。蒋介石曾不无自豪地说：
“自先总理手创黄埔以来，革命军队迭经内外战争，成就了许多能征善战的英雄之师，这其中新1军、新6军、第5军、第18军、第74军作风顽强功勋卓著，最为国人钦佩，而74军又是其中最突出之代表。74军不愧是国军的模范，军人的表率。”(注释)
美军顾问团也对74军青眼有加，认为“中国国军只有74军能打”。但这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王牌中的王牌，最终竟被华东野战军一锅端，几乎是上至师长下至马夫一个也没有跑掉，堪称粟裕军事指挥生涯的一大奇迹，令千古兵家荡气回肠。
蒋介石倾全国之力及美援供给的整编74师的武器装备，绝非华东野战军所能相提并论，试以整编74师与华东野战军主力4纵和6纵装备比较：
整编74师装备计有12门105毫米榴弹炮、36门75毫米山炮、108门105毫米迫击炮、108门81毫米迫击炮、108门37毫米战防炮、486门60毫米迫击炮、255具火焰喷射器、324具M1“巴祖卡”火箭筒、324挺7.62毫米勃郎宁M1917水冷式重机枪、1080挺7.62毫米1918A2轻机枪、2400支9毫米美制M1汤姆森冲锋枪和加拿大斯太令卡宾枪、4800支7.62毫米M1903A1春田步枪，军官配9毫米勃郎宁M1911A1手枪。无线电报话机配备到连，共有机动车约300辆、骡马1000匹。
华中野战军第1师、第6师加起来仅有各种枪13991支(其中冲锋枪92支)、各种火炮46门(其中山炮12门)，无任何坦克汽车。
这一对比虽是1946年的数据，随后依靠各种缴获华东野战军的装备已非最初的“小米加步枪”，但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时，依然不曾改善多少，与整编74师有不小的距离。
二、74军抗日战绩的主要创造者是军长王耀武
74军装备了得，它的指挥者也非等闲之辈。
74军从1937年9月组建到1946年3月更番号为整编74师，共经历了四任军长(师长)，均为风云一时的人物。他们分别是首任军长、黄埔一期生俞济时，二任军长、黄埔三期生王耀武，三任军长施中诚，四任军长(师长)、黄埔四期生张灵甫。
四任军长中，以74军创建者之一、该军抗日战绩的主要缔造者王耀武与74军终结者张灵甫两人的名头最响，而这两人最终灰头土脸退出历史舞台，都与中共常胜将军粟裕有关。
让74军登于荣誉巅峰的是抗日名将王耀武。
他于1904年出生于山东泰安，比最后一任军长(师长)张灵甫尚小一岁。1924年11月，他借来路费前往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以其精明强干、睿智冷静逐渐成为蒋介石倚为干城的爱将和黄埔系出类拔萃的骨干，是黄埔学生中第一个出任方面军司令官和省政府主席的人。
王耀武的成就与官阶都超过诸多黄埔一、二期学兄，国民党军中有“三李不如一王”之说，即同为山东人的李延年、李仙洲、李玉堂这三个黄埔一期生，都不如王耀武这个黄埔三期的同乡小弟。
王耀武还赢得了对手的赞誉，被中共名将粟裕称为“蒋军中指挥较有才干者”。粟裕处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之地，一生打败、击毙与俘获的黄埔嫡系将领众多，能让他颔首称赞的仅有两人，一个是王耀武，另一位则是非黄埔军校出身的黄埔系骨干——“老虎仔”薛岳。
王耀武能在国民党军中出将入相首屈一指，基于两项超常本领。
一是擅长人际关系。进入黄埔军校前，他当过上海店铺小伙计，即小说中常见的“店小二”，可谓长袖善舞，很会来事。他与何应钦、刘峙等黄埔老师和长官的关系都不错，很快便升任为连长。
经过北伐、中原大战，1930年9月王耀武已顺利地当上了团长，军衔为上校，与黄埔一期的杜聿明出任团长的时间相差无几。也就是说，他虽然投身黄埔较晚，未能幸运地考入机遇更多的一期，但官衔却迎头赶上了一期的许多师兄们，为后来的出将入相打下了基础。
王耀武还有一个能耐是很会打仗。
1933年6月，王耀武率部“围剿”江西苏区的红军，对阵的是黄埔四期的林彪和他的红一军团——江西红军的第一主力。当林彪包围宜黄时，王耀武献计固守待援成功，受到蒋介石的当面接见，升任为补充1旅旅长，军衔为少将，开始独当一面的军旅生涯。
随后，他率部“围剿”方志敏与黄埔一期师兄刘畴西的红十军团，在皖南谭家桥再获大捷，红军名将、红19师长寻淮洲殉职。方志敏、刘畴西随后在怀玉山被捕，殉职于南昌。
时为红十军团参谋长的粟裕，率领800人左右的残部突出重围，这800余人后来成为新四军、华东野战军的来源之一。
这是粟裕与王耀武第一次交手，但他尚无战役指挥权，刘畴西又过于自负，在如何使用主攻部队上，拒绝了粟裕提出的以19师(前身为红7军团)负责主攻的建议，最终遭致惨败。
谭家桥战斗是粟裕唯一承认的败仗。多年后他重返谭家桥，对陪同的人说：“我一生基本上打的都是胜仗，就是在这里打了败仗(注释)!”
不久，补充第一旅被国民党军政部扩编为51师，王耀武也因功晋升为师长。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王耀武的军事才干得到更为充分的展现。
这年8月，日军30余万人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调集75个师和9个旅共75余万人迎战，即空前惨烈的“八·一三”淞沪战役。
王耀武的51师也是奉调参战的主力部队之一，任务是坚守吴淞口附近以罗店为中心的阵地，阻止日军从海上登陆，打破其从川沙登陆经罗店直趋嘉定，切断京沪线的企图。
淞沪战役打了整整三个月，虽然最终以中国军队的失利撤退而告终，但王耀武在战役中表现不俗。
他率领所部多次击退日军的海陆空协同进攻，期间还运用夜战战法主动出击，先后击毙日军联队队长竹田和炮兵联队队长莫森，受到总部的通报表扬，上海《申报》、《大公报》等大报都报道了51师的战绩，王耀武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
战后的9月1日，51师与俞济时的58师在浙江正式合编为74军，军长为原58师师长俞济时，王耀武也成为74军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1937年12月，74军又奉命参加南京保卫战。王耀武率51师负责淳化镇、牛首山一带的防御，拼死血战，多次击退日军进攻。但这一战役因日军过于强大，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又指挥失误等原因，仅进行6天便告结束，中国军队被迫撤退。
王耀武率51师负责殿后，经奋勇力战，虽损伤过半，但最终安然撤至长江南岸的浦口整补。
1938年7月，王耀武率部随74军参加江西的万家岭会战，毙伤日军4000人，74军一战成名。战后，王耀武被蒋介石擢升为74军副军长(仍兼51师师长)，一年后又升为军长，成为最早担任军长的黄埔三期学生之一。
随后，王耀武的抗日战绩精彩不断，74军也成为全国对日作战唯一没有败绩的军队。
1939年9月，王耀武率74军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他运用反包围的战术，成功收复高安城。
1941年春，王耀武率74军参加了江西上高会战，与其他中国部队一道歼灭日军数千人。为此，74军赢得了“抗日铁军”的称号，被蒋介石授予飞虎旗。战后，74军作为首批五个军之一换装苏式装备，开始成为五大主力之一。
1942年到1943年，王耀武率74军先后参加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屡战皆胜，鲜有败绩。
1944年1月，深受蒋介石赏识的王耀武被升任为24集团军司令，由施中诚接任74军军长(下辖周志道的51师、李琰的57师、蔡仁杰的58师)。但74军依然归王耀武节制，与73、79、100军一道隶属24集团军。
1944年12月，蒋介石又破格提升王耀武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仍然节制、指挥74军。
第四方面军是当时的四个方面军之一，直属陆军总司令部。王耀武的官衔已远远超过许多黄埔一、二期学生，升任较快的黄埔一期生关麟征也仅为第一方面军副总司令，许多黄埔学兄成为他的部下。
1945年5月，晋升中将不久的王耀武指挥施中诚的74军、胡琏的18军等主力共约30万人，一举歼灭日寇2万余人，创造了湘西雪峰山大捷，成为他一生最为辉煌的时期。
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王耀武被调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不久兼任国民党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他才与74军完全分开。这年春，74军调防南京，成为拱卫首都的“御林军”，军长施中诚兼任南京警备司令。
可以说，74军的辉煌与“抗日铁军”的雅号主要是王耀武创造，换言之，能与74军划等号的人只能是王耀武，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王耀武则是当之无愧的抗日名将。
三、抗战期间74军里的张灵甫并非首屈一指
但一段时间以来，抗战期间多半仅为74军中高级军官，最高职务的实职也仅为师长，且诸多重大战役并未参与的张灵甫，被人为歪曲取代了王耀武的位置，受到虚化的推崇，大有登上“神坛”之势。
张灵甫原名张钟麟，字灵甫，1903年8月生于陕西长安，20岁时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两年后又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
与他履历相似的中共将领是红十二军军长伍中豪。他于1922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1925年5月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和张灵甫是同期同学。
同样是所谓“文北大，武黄埔”的才子，且都能写一手好字，但伍中豪远不如张灵甫一样受后人推崇。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张灵甫生得身材高大、长相俊美，有“美男子”、“帅哥”的雅称。
抗战结束之前，张灵甫的人生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是有过四任妻子，曾停妻、杀妻、休妻，被原74军人事处处长吴鸢称为“登徒子”(注释)。
张灵甫北大读书期间，与陕西老家的邻村女子邢凤英第一次结婚。近8年后的1933年，他在国民党军第1军团长任上停妻再娶，又与四川广元一名才貌双全的富家女子吴海兰结婚。
但好景不长。两年后，因同事一个玩笑，怀疑吴海兰与一名东北军军官有染，张灵甫怒而将其枪杀，一时舆论哗然。
吴家人自然不服，四处告状伸冤，最后幸运地通过张学良夫人于凤至的帮助“上达天听”，将状子转给了正在倡导“新生活运动”的宋美龄。
蒋介石不免怒其不争，下令严肃处理。但最终顾及黄埔学生的情面从轻发落，只让法院判处张灵甫10年徒刑，两年后又借抗战即将开始，正当用人之际予以释放，准其官复原职，“戴罪立功”。
期间，张灵甫第一任妻子邢凤英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说，他与被杀的第二任妻子结婚后，仍然与邢凤英保持着亲密的夫妻关系，是典型的即便国民党也明令禁止的一夫二妻。
这场轰动一时“杀妻”案的来龙去脉原本清晰明了，张灵甫也坦然承认，从无异议。但70余年后，尚在人世的张灵甫最后一任妻子王玉龄，将张灵甫杀妻的原因翻案为吴海兰是“共谍”，因偷拿机要文件被枪杀，来源则是当年张灵甫告诉她的。
从小肚鸡肠的猜忌而草菅人命，到义无反顾地大义灭亲，张灵甫一时重新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当年宋美龄与蒋介石不曾想到的开脱理由，多年后的王玉龄轻轻巧巧便找到了。
这不仅是死无对证、迟到数十年的“孤证”，而且极不道德，让当年无辜被杀的吴海兰雪上加霜，又蒙深冤，再度成为张灵甫美化所需的牺牲品。九泉之下，自然更难瞑目。
对张灵甫而言，女人的确有如刘备所说的“衣服”，随时可以轻松更换。1937年，获释出狱的他以其堂堂仪表与团长的官阶，很快又与西安妙龄女子高艳玉相识，娶回了第三任妻子。
这件“衣服”张灵甫也仅“穿”了七年多。1945年，这位42岁的关西大汉又看上了长沙某中学念书年仅17岁的富家女子王玉龄，很快便在尚未休掉高艳玉的情形下迎娶了王玉龄，成就了一些人津津乐道、歆慕不已的“名将与佳人”的“绝配”。
然而，这段婚姻只存在了两年多。1947年5月，一马当先进攻中共华东根据地的张灵甫，在孟良崮上被华东野战军击毙，王玉龄也开始了长期孤凄的守寡生活，从此只能生活在无尽的怀想里。
结婚之初，王玉龄听说张灵甫枪杀吴海兰一事后，曾天真地问：“要是我在外面乱交男朋友，你会怎么处置我?”久经情场的张灵甫自然轻巧地应付过去了。对王玉龄而言，张灵甫的离世虽然难免哀伤，却没有了更换“衣服”的风险，也不会再有吴海兰的遭遇了。
多年后，原74军人事处处长吴鸢回忆说：
王夫人美丽多姿，不甘寂寞，艳史遍传，如“灵甫号”的舰长就是她的情人之一。后来去台转美，入了美国籍，在美国泛美航空公司当了空中小姐多年。有友人自美国来，说她虽年逾半百，风韵不减当年，依然还是很活跃。(注释)
吴鸢最后感慨地说：“张灵甫若九泉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张灵甫第二个特点是抗战前的10年表现平淡，未见特异之处。
1926年10月，张灵甫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担任见习排长，追随团长、黄埔一期学兄胡宗南，开始了将官生涯的起步。随后10年，他累官至第1军第1师独立旅第1团上校团长。
这一升官速度并不慢，与多数黄埔四期同学的履历相似。但黄埔军校毕业生前6期的升迁，与国民党军队特别是蒋介石的黄埔嫡系部队短期内急速扩充，黄埔生迅速被屡屡拔擢占据军中中级主官职务有关。
张灵甫所在的第一军虽是蒋介石最早的嫡系部队，但在北伐战争和“围剿”红军期间未见卓异战绩，随着志大才疏的胡宗南倍受信任逐渐升迁，1936年担任第一军军长，第一军的战绩便更差强人意，每况愈下。
因而，后来的蒋介石五大精锐主力名单里没有第一军。胡宗南表现一般，追随他的张灵甫也就更无可圈可点之处了。
这与胡琏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
胡琏与张灵甫是黄埔四期的同学，1926年10月毕业后先被分配到20师，北伐战争中升至连长。随后他转入后来的五大主力之一18军(含其前身11师)，随陈诚参加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及三次“围剿”中共江西红军。因胆识过人，作战勇敢，他深受陈诚赏识，相继被提升为营长、团长。
抗战之前胡琏的官阶虽与张灵甫持平，但战功有迹可循，早期的军旅人生便精彩多了。
张灵甫的第三个特点是抗战开始才进入74军及其前身部队，直至日本投降前他从未做过74军军长，多半时间为团长、旅长和师长。也就是说，74军的象征与灵魂是其战绩的主要创造者军长王耀武，而非与下属师长周志道、李琰、蔡仁杰等人并列的张灵甫。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在南京“模范监狱”轻松坐监，几乎等同于修身养性的张灵甫被提前释放。
回到陕西老家与邢凤英母子团聚，享受天伦之乐，闲居一段时间后，不甘老死林下的张灵甫一度悄悄运作，试图重回原来熟悉的老部队——胡宗南已担任军长的第一军。
或许张灵甫杀妻恶名过盛，胡宗南未予接纳，他又转而投奔正准备与58师合编为74军的51师，被厚道慷慨的师长王耀武“拉了一把”。因暂无合适的实缺，张灵甫只被授以51师师部高参的虚职。
但毕竟返回了离别两年的军队，张灵甫依然很满意。为表自己“洗心革面”，缩小杀妻带来的负面影响，他将原名改为“张灵甫”，“钟麟”则成为不需要常用的字。
令王耀武没想到的是，他于困窘之际急公好义接纳的这位黄埔学弟，后来不仅将他一手创建和抗战8年心血倾注的74军毁于一旦，70余年后还被人为抬高到取代他的位置，成为了74军的化身。
1937年8月，王耀武奉命率51师从汉中开赴上海参加淞沪战役，开始了74军抗日的第一场血战。
张灵甫此时远在武汉，没有随王耀武参战。退一步说，即便张灵甫随军到了上海，仅仅是高参虚衔而非实兵指挥，作用和战绩也将极其有限。
战后的1937年10月，51师所属的153旅新组建了第305团，王耀武任命张灵甫为团长。张灵甫此前没有参加过抗日战事，这一团长之职得来是因为有了王耀武早已内定的实缺，而非所谓“因功”。
随后，王耀武率51师参加为期6天的南京保卫战，张灵甫生平第一次接触日军。因整个战役中国军队一方部署紊乱，指挥错误，最终被迫匆忙撤退，酿成中华民族永久的伤痕——南京大屠杀。
1938年7月，国民党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指挥74军等部10万余人，在江西德安万家岭巧设“口袋阵”，毙伤日军近万人，史称万家岭战役。
这一战役中，74军军长俞济时奉命负责核心阵地张古山战场。率51师参加后期战斗的王耀武下令各团机关枪集中使用，同时指令张灵甫率部攻打张古山，最终毙敌800余名。
战后，著名戏剧家、《义勇军进行曲》词田汉，编写了话剧《德安大捷》。或许因为张灵甫的实职是团长，便于树立基层抗日典范，鼓舞民心士气，田汉没有将总指挥薛岳、前敌总指挥吴奇伟、军长俞济时和师长王耀武等人的真名写入其中，唯独写上了张灵甫。
张灵甫一时声名大震，这也是他在抗日战争中唯一风光的一次。这年9月，他被提升为51师153旅旅长。
1939年6月王耀武就任74军军长，开始创造74军更为精彩的传奇。张灵甫依然是旅长，居于三个师长李天霞、余程万和廖龄奇之下。
此后数年，王耀武率74军先后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雪峰山战役，几乎每战必胜，为74军赢得了“抗日铁军”称号。蒋介石不仅曾当面接见王耀武，还赞赏其善于带兵，有指挥才能。
这些战役，1941年冬才因廖龄奇被蒋介石处决而接替其职升任为师长的张灵甫，或者仅仅奉王耀武之令冲锋陷阵，没有大兵团作战中的全局部署与战役指挥之权，或者根本没有参加。
譬如惨烈的常德会战便只有74军57师(师长余程万)参加，而张灵甫的58师未能躬逢其盛。
最终歼敌27000余人的雪峰山战役，从1945年4月9日开始到6月7日结束，会战的中国军队主力是王耀武为总司令的第四方面军，下辖74军(军长施中诚)、18军(军长胡琏)、73军(军长韩璇)、100军(军长李天霞)，其余还有汤恩伯的27集团军与王敬久的10集团军参战。
而张灵甫1945年2月便以少将副军长的身份保送重庆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二期学习，直到6月18日毕业才返回湘西正在战后休整的74军。
甲级将官班主要轮流军长以上的将领，黄埔一期的李仙洲、李延年、侯镜如及非蒋介石嫡系的35军中将军长董其武等50余人都是甲级将官班第二期的学员。原本无资历入学的张灵甫经蒋介石特批进入该班后，还常常引以为荣。
虽然获得了一个难得的“镀金”机会，但张灵甫在陆军大学时并不勤奋，与同班的董其武后来回忆：
“在陆大受训，将领班的将领按规定每人可以带一个参谋，但是我们班里的张灵甫，却带了两个参谋去上学。他每天只上一节课，其余的课让参谋替他去上。”
董其武还说，张灵甫“花了七百万元在重庆近郊买了一处洋楼”，可以说是“养尊处优，吃喝嫖赌”。他曾应张灵甫之邀前去做客，多年后还不禁感慨：“我到了一看，简直象一座王宫。”(注释)
张灵甫除了与这班新结识的同学交游，还与正在重庆的陕西籍高级将领关麟征、党必刚等人往来频繁。他们时常聚集到陕西籍国民党元老、张灵甫的书法老师于右任的家中，“契阔谈宴”，相见甚欢。
关麟征是黄埔一期的学兄，又是陆军总司令，书法也臻于化境，素好此道的张灵甫泼墨助兴之余，还曾毕恭毕敬地请他挥毫题字。
一时觥筹交错，宾主尽欢，放佛昔日王羲之的兰亭聚会，早已忘记了远在湘西血战的74军。
当然，即便张灵甫中途返部参战，作为国民党军队中虚职的副军长，他也不会是70余年后所谓的“因雪峰山战役大获全胜被称为常胜将军”。这个荣誉合适的对象是指挥四个主力军的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王耀武，最起码也是74军军长施中诚。
还有一个明显的对比是，与张灵甫同时起步的黄埔四期同学胡琏1944年8月已是五大主力之一的18军军长，而张灵甫依然是74军虚职副军长。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74奉命担任南京守备，号称“御林军”，军长兼南京警备司令依然是施中诚。
因而，近来盛传的所谓张灵甫是日本人眼中“支那第一恐怖军军长”的说法极其荒谬，即便日本人说过74军是“支那第一恐怖军”，军长也只能是王耀武，至少也是俞济时和施中诚。
纵观抗战期间74军师级以上的将领俞济时(黄埔一期)、施中诚、王耀武(黄埔三期)、冯圣法(黄埔一期)、李天霞(黄埔三期)、余程万(黄埔一期)、廖龄奇(黄埔四期)、周志道(黄埔四期)、李琰、蔡仁杰(黄埔五期)与张灵甫(黄埔四期)等人，没有根据认定张灵甫可以首屈一指。
1946年4月，经过老上司王耀武的暗箱运作，非黄埔系的施中诚被明升暗降，调任第20集团军副总司令，张灵甫被任命为74军军长。从这时起，74军的战功才终于可以与张灵甫划等号，但抗战结束已8个月了。
一个月后，74军整编为74师，张灵甫改任师长，踌躇满志率军进攻粟裕负责的华中解放区，开始了这支五大主力之首王牌军的覆没之路。
四、张灵甫因何盖过王耀武成为74军的化身？
74军的四任军长中，名气较小的俞济时与施中诚1949年后都转往台湾，而王耀武和张灵甫最终都败在中共名将粟裕的手下，或束手就擒，或被当场击毙。
人生无常，盛极而衰。随着抗战结束，国共两党于1946年6月重新开战，王耀武虽然升任为第二绥靖区司令官，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但他遇到的对手粟裕最终让他失去了拥有的一切。
王耀武当年打败红十军团时，粟裕仅仅是参谋长，没有战役指挥权。1946年10月，中共的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联合作战(不久合并为华东野战军)，毛泽东明令：“在陈(毅)领导下，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注释)”粟裕由此成为王耀武的克星，终报当年谭家山战斗一箭之仇。
1947年2月，粟裕指挥莱芜战役，歼灭王耀武7个师共5.6万余人，当年战无不胜的王耀武风光不再，一战便几乎成为光杆司令。
1948年9月，粟裕又指挥华东野战军全军拿下了王耀武的首府济南，打掉了他10.4万人的老本。王耀武本人也成为阶下囚，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
张灵甫比王耀武的终结还要早一年。1947年5月，粟裕精心筹划了孟良崮大捷，将整编74师予以全歼。以军长(整编师师师长)身份出阵的张灵甫，不仅终结了74军“常胜军”的辉煌，也终结了自己的短暂人生，被攻上山头的华野6纵特务团击毙。
整编74师是第一支遭到全军覆没的五大主力之一，已不再指挥这支起家老部队的王耀武闻讯哀叹：“有如丧父之痛。”
70余年后，在各种反思潮中，74军往日的辉煌得以还原再现。但与历史真实大相径庭的是，故纸堆里张灵甫的风头远远盖过了王耀武，成为指挥74军抗战与独领74军战功的“常胜将军”、“抗日名将”。
考究其原因，主要是两个。
一是相片里的张灵甫帅气逼人，不仅令当年的青春少女王玉龄怦然心动，甘于委身这位有过三房妻子的中年大叔，当今是非观已相当茫然的少年男女们，对“高富帅”的张灵甫也是油然而生顶礼心仪之念。
二是因不满现实政权里的贪腐，转而上溯追寻逝去的“美好时代”与“美好人物”。而民国诸多将领中，或如刘峙、胡宗南等人的无能;或如蒋鼎文、杨森等人的贪腐;或如郑洞国、傅作义等人的“变节”投诚;或如杜聿明、王耀武等人的不能“死节”。
王耀武抗日战场虽然英武，但成为阶下囚后，很快意识到内战中的错误，心甘情愿接受中共的改造。
被俘仅仅一个月后，他便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畅谈在解放区的观感，对中共的宽大政策表示衷心感谢。
不久，淮海战役开始，王耀武又与其他12名被俘将领在广播中向昔日的同僚公开倡议：“徐州方面国民党军官兵们、同学们、同胞们，请你们把自己的前途盘算一下，求生存，还是等待死亡?如果要求生存，最好在战场上起义。”
蒋介石听到这位昔日爱将呼吁“哗变”的广播时，怒火中烧，一脚踢坏了收音机。
国民党高级战俘改造期间，王耀武也表现格外积极。他不仅要求降低伙食标准，还主动洗碗擦筷，抹桌端凳，赢得了中共的赞许和认同。
多年后，怀想民国“美好”的人们自然舍弃了王耀武，但他统领74军独占鳌头的抗日战功又不愿抛开。而此时，当年战场被击毙、没有了被俘受改造机会的张灵甫成为道德“完人”，经包装为“自杀”后，王耀武与74军的抗战之功也全被安放到了张灵甫身上。
一尊可与千秋忠义的关羽比肩，完美、悲剧性的“战神”便在诸多同情中诞生了。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若九泉之下有知，王耀武或许只能无语，张灵甫则不免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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