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事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发生的第一场严重的党内斗争。近年来，随着一些与“高岗事件”有关人员撰写的回忆录公开出版，一些重要史实得以进一步澄清，但一些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查档事件”。
张秀山在《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以下简称《我的八十五年》)中写道：1953年初，高岗奉毛泽东之命查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沈阳)被捕的情况[1](以下简称“查档事件”)。2008年7月，赵家梁、张晓霁在《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2]一书中再次提到了这次“查档事件”。
张秀山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和东北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1953年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主管组织工作;赵家梁从1952年起任高岗秘书，张晓霁是原东北局第三副书记张明远的女儿，所以他们在回忆录中记述的这起“查档事件”产生了很大影响，各种议论和传言至今不断，一些较有影响的党史学者也把此事作为确凿的证据加以引用。由此可见，研究“高岗事件”无法回避也不应该无视这一事件。
“查档事件”的缘起及几种说法中的矛盾
最早提及“查档事件”的是高岗的夫人李力群，但由于她只是在私下里同来访者谈及此事，并未公开见诸文字，所以并未产生大的影响。公开论述“查档事件”的是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其中在讲到1954年3月召开的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时写道：
在一次谈话中，罗瑞卿突然问我：你们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什么目的?我听后感到很不对头，便对他说：这件事我建议你核实一下。
我说：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说过。我又问他，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之后，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将审查干部工作分成两个组，一个组查现实表现;一个组查阅敌伪档案，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1]
继而提到“查档事件”的是赵家梁、张晓霁，他们以“绝密任务”为题写到：
1953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交给高岗一个绝密任务：命他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刘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
毛泽东将如此绝密和重要的事情交给高岗，足以说明他对高岗之信任非同一般。
高岗离开毛泽东，直接到陈云那里，把事情告诉他，并谈了自己的看法：看来，毛主席与刘少奇的分歧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对少奇的革命品质产生了怀疑。这可是事关党和国家的大事呀。他由此认为，刘少奇是党内的“危险人物”。
陈云沉思片刻，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你先不忙作结论，等调查清楚再说吧。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你可不要随便到处乱讲!”
高岗点头称是。[2]
从上述两书中关于“查档事件”的描述可以看出，虽然张秀山以亲历者的身份谈了来龙去脉，赵家梁甚至还描述了高岗与陈云之间的详细对话，但是他们的叙述留下了诸多疑问，彼此之间的说法也有矛盾。
张秀山叙述中的两点疑问是：第一，为什么要强调“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既然“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为什么要在秘书在场时说如此重大、敏感的事情?第二，东北局组织部部长郭峰是否知道查阅敌伪档案之事及其目的?郭峰1952年7月到东北局任组织部副部长，9月任东北局委员，1953年4月接替张秀山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组织部的具体工作由郭峰负责。
赵家梁叙述中的两点疑问是：第一，赵家梁虽然在书中把“查档事件”说成是“绝密任务”，但他在书中并没有交代这项“绝密任务”他是如何知道的，高岗与陈云之间的大段对话他是如何得知的。第二，既然是“毛泽东交给高岗一个绝密任务，命他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高岗为什么不亲自去办，而是把如此重大的绝密任务“交给张秀山去办”?只有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了，才能回答毛泽东是否向高岗交代过此事以及高岗是否向张秀山交代过此事。
赵家梁明确表示他当时并不在场，郭峰认为张秀山如果落实此事他一定会知道
按照张秀山的回忆，高岗是1953年初让他去查刘少奇的有关档案的，此时高岗的秘书是赵家梁。张秀山在回忆中明确说高岗向他交代此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但赵家梁却从未说过自己当时在场。既然不在场，赵家梁是如何得知此事的?
2000年1月25日，笔者在赵家梁的家中专门就“查档事件”进行了访问：“毛泽东让高岗查刘少奇档案一事你有何依据?”赵家梁回答说：“我是在高岗管教期间听高岗向管教组讲的。郭峰可能知道。当时高岗交给张秀山办理，结果我不知道。”2000年1月25日笔者访问赵家梁的谈话记录。赵家梁的回答虽然简单，但从中却可以让我们澄清一个重要问题，即张秀山回忆中所说的“高岗秘书在场”并不准确。按照赵家梁自己的说法，他是在高岗被管教时才听高岗谈起此事。
不过，赵家梁的回答让我们搞清了一个问题却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郭峰是否知道此事?接下来的调查表明，赵家梁认为郭峰可能知道，而实际上郭峰明确表态自己并不知道。
2000年2月17日，笔者专门就此事请教了郭峰，郭峰回答说：
1952年普遍查阅敌伪档案确有其事，我1952年7月1日到东北局组织部报到时此项工作已经开始了。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中央发现中国驻苏大使馆参赞张冠有叛变嫌疑，要求东北局负责查清楚。当时东北局纪委张子衡同志主抓，李正亭具体负责。此事我没有参与，但知道最后材料证明张冠确有叛变行为，调离驻苏使馆不再任参赞。
事后，我们认为干部中有许多同志在做地下工作时有过被捕的经历，有许多历史问题需要审查。比如，辽东省公安局长孙雨泰等。因此我们就组织了一个班子，由李正亭同志负责，下面分几个组，李纯六带一个，刘华带一个组，好像组织部干部处一个副处长带一个组。在清理满洲省委档案时发现当时曾多次开会批判刘少猷革命意志衰退，生活腐化等，但并没有发现刘少奇有任何问题。李纯六则认为刘少猷就是刘少奇，文件里是笔误，主张把二人合为一个人。他请示我要把刘少猷改为刘少奇。我认为没有依据没有同意。他在这之前也多次找李正亭，但由于我不同意最后还是没改成。
高岗事件发生后，李纯六揭发说，高岗为反刘少奇，给刘少奇栽赃，在查满洲省委档案时布置郭峰把刘少猷改为刘少奇。当时我已经下放到大连，又派人去找我谈此事。
“文化大革命”时期，李纯六又揭发说，当年我们审查刘少奇在满洲省委时的档案郭峰不让审查，弄得我又写材料证明这件事的真相。
当时清理的档案有满洲省委的，有日伪的，也有从中央调来的一部分。共整理了12卷，给中组部、中央档案馆等后，东北共留5份，东北局书记人手1份，组织部1份，我手原有1份，“文化大革命”时都交了。
1952年清理档案事基本情况就是如此，但我从未听说有毛主席的授意，也没听过是高岗作的布置，张秀山也没给我讲过，张秀山是否个别进行过?但我觉得我管这件事，有动作的话一定能知道。李纯六盯着刘少奇不放能否与此事有关?我觉得可能性不大。2000年2月17日戴茂林、赵晓光访问郭峰的谈话记录。
郭峰谈话中提到的几个问题是需要特殊强调的：第一，东北局组织部普遍查阅敌伪档案确有其事，但不是张秀山和赵家梁说的1953年初或春夏之交，而是1952年7月之前。第二，这次查档工作的起因是中央发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张冠有叛变嫌疑，要求东北局负责查清楚。第三，在清理满洲省委档案时发现当时曾多次开会批判刘少猷革命意志衰退、生活腐化等，并没有发现刘少奇有任何问题，但参与此项工作的李纯六则认为刘少猷就是刘少奇。第四，郭峰明确说：“我从未听说有毛主席的授意，也没听过是高岗作的布置，张秀山也没给我讲过”。
郭峰谈话中提出的这几个问题非常重要，但事隔近半个世纪，郭峰的回忆是否准确?哪些材料能够给予佐证呢?
从1952年7月前到1953年5月左右，东北局确实搞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清理敌伪档案工作
说起1952年东北局清理敌伪档案的缘由，还得从郭峰在“高岗事件”后的遭遇讲起。“高岗事件”发生后，郭峰被打成高岗“五虎上将”中的一员，下放到了位于大连地区的旅大地方国营机械五金总厂，任第二副厂长。1959年初，郭峰被调到大连市计委工作，1962年7月又被调到辽宁省财贸办公室任副主任。“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郭峰于1967年再度被打倒。1968年2月13日，郭峰撰写了一份《关于清理敌伪档案问题》的交代材料。这份材料有4000多字，密密麻麻地用钢笔写在稿纸的背面，共有七张，详细地叙述了1952年东北局清理敌伪档案的由来。
这份难得保存下来的材料共分四个部分：
(一)清理敌伪档案问题的提出是中央组织部指示审查张冠问题引起的。由于在工作中发现很多有关干部历史问题的档案材料和有关满洲党史的资料，因此当时干部处同志和工作组同志提议把这一工作范围扩大，增派人力来搞。我当时同意，积极支持，直到这一工作结束我都是重视的。我为什么对这件事积极、重视?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没有。老实地说没有。因为当时我只是想到这一工作是组织工作一项基本建设工作，对于今后审查干部和研究满洲党史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当时在这个工作上完全没有想去搞刘少奇什么问题。是否想到搞敌伪档案与自己历史问题的关系?这是想到了的。当时我的思想上是毫无顾虑的，因为我当时认为，我1933年被捕入狱、出狱是没有大问题的，有些问题我在1943年整风审干时都作了交代，都是真实的。在清理敌伪档案中如能清理到与我有关的档案，只能证实我的情况和我过去的交代，对于弄清我的问题有好处，所以当时我是认真积极支持来搞好的。
清理敌伪档案的工作是1952年八九月间开始到1953年四五月或五六月结束的，为什么结束?主要是由于当时审查张冠的任务已经完成，弄清了张冠是叛变投敌分子。当时收集有关干部历史问题敌伪档案材料也差不多了。当时在沈阳、哈尔滨、大连、长春以及抚顺、丹东、锦州、吉林都进行了工作。据工作组同志说，有些材料不全，但能查找的地方均查过了再也查不到了，因此决定进行整理，结束这一工作……
(二)在清理敌伪档案过程中我是怎样抓这一工作的，有无非法活动?我对这一工作是重视的、积极支持的，但是我当时并没有直接的具体抓这一工作，也就是说没有直接参与审阅材料或参加研究材料，也没有具体指导如何整理材料等等工作。当时具体管这一工作的是李纯六(当时是纪委会的一个副处长)，在组织部责成干部处管，主要是由当时干部处处长李正亭管。有些工作问题李纯六与李正亭商量决定，他们决定不了的找我解决。以后工作范围扩大，人数增多，工作大致分两大部分。一部分党史资料部分由李纯六侧重负责，一部分干部历史问题档案材料由刘华(干部处一科长，现在何处，不知)、李正亭管。他们有问题，有时分别找我谈，有时一起碰头谈……
(三)清理敌伪档案的结果，曾经编辑成册的材料有两大部分，也是两种。一是关于满洲党史资料汇编，一是有关干部历史问题敌伪档案材料汇编。(这两个材料名称，记不很准确，大体是这样两种性质的)
关于满洲党史资料汇编是由李纯六负责编辑的。编完，打印汇编成册，共装订十三册。这个材料我看过，大约是在五三年上半年或是五三年春节前后记不清楚(总之是已经整理装订成册之后)……
关于另一个材料即关于干部历史问题敌伪档案材料汇编，这是当时东北局组织部干部处最后汇编成册的。是在清理档案过程中按人按每一个案件整理、打印编辑的材料。在整理过程中，凡涉及属于省市委管的干部均把每个干部的单项材料或专案材料转给有关省市委，东北区、外省的抄到中央组织部，东北局管的干部留在东北局组织部。在后期干部处把各个专案或有关每个高级干部的有关材料汇编成册，留在东北局组织部干部处，以便查找使用。装订多少册，我记不清了。这个材料我也看过，也是在最后装订成册后，时间较晚，是在1954年一二月间我才看到的……
(四)清理敌伪档案过程中是否有过销毁档案的问题?对于这批档案材料是怎样处理的?关于清理出来的大批敌伪档案原材料，当时没有转送给各省市。我记得李正亭提出过装箱保存起来以备将来用时，便于查找。当时我同意这样办。当时我的印象里大部分存沈阳东北局组织部干部处，一部分在哈尔滨搞的材料，似乎未拿回来存在哈尔滨市。当时，一直到1954年3月，从未做过销毁这批敌伪档案的决定。我也未接到中央任何部门、任何人指示，要销毁这批档案……
以上就是有关清理敌伪档案问题与我个人关系的全部情况。郭峰：《关于清理敌伪档案问题》，1968年2月13日。
这份写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交代材料，对于我们解开本文提出的历史谜团极为重要。不过，虽然这份交代材料可信度很高，但就史学考证而言，一个人的叙述终究还是孤证，还有哪些原始文献能够证实郭峰说法的准确性呢?
存于公安部办公厅档案处总号128、类号4-3的档案材料，不但可以证明郭峰所讲的这次清理敌伪档案工作确实进行了，而且还可以证明清理的结果确实是把有关文件整理成册，一部分编成了《满洲党史资料》。只不过《满洲党史资料》不是郭峰1968年讲的13册，也不是他后来讲的12册，而是14册。
这份满洲党史资料文件就是李纯六负责整理的14册《满洲党史资料》中的一件。文件的前面有李纯六写的这样一段话：“此译稿未经审核，用时还要与原日文对照审核始可。如其中有已编入十四集参考资料内者，则以参考资料所载之为准。”这份档案的前言是1952年10月东北局组织部、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合调查组写的：
我们收集了一部分日寇关于我们党和抗联的案卷，为了工作的需要和参考的便利，我们临时邀请几位同志来加以翻译。因为案卷颇多，时间又较匆促，他们既非专做翻译工作的人员，所译案卷又不同于一般书报，因此在译稿中词不达意甚至误译之处，在所难免;而我们又因工作较忙，且有原卷可供参考，故未暇在译稿上详加校阅。希望阅读译稿的同志，如有不明之处或发现有误译者，除以我们的正式报告为准外，可参考原卷。
东北局组织部、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合调查组
1952年10月
这份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东北局在1952年进行了清理敌伪档案工作，而且还让我们知道了这项工作是以“东北局组织部、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合调查组”的名义进行的。把这份当年的原始记载与郭峰在1968年2月13日写的那份交代材料以及2000年的谈话内容结合起来，我们不难回答上述几个疑问：
第一，东北局开始清理敌伪档案的工作应在1952年7月前。虽然郭峰在1968年的交代材料中说这项工作始于1952年八九月间，但从后来的谈话中可知，郭峰对于自己是1952年7月1日去东北局组织部报到的印象深刻，而且他记得这项工作在他去之前已经开始了。
第二，东北局之所以开展此项工作，是因为中央组织部发现中国驻苏大使馆参赞张冠有叛变嫌疑，所以要求东北局负责查清楚张冠的问题。东北局在审查张冠问题的过程中发现还有一些干部的历史问题也需要审查，所以才搞了这次清理敌伪档案工作。
第三，这次清理敌伪档案虽然分成了几个组，但实际上是以“东北局组织部、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合调查组”的名义进行的。调查的结果是编辑成册了两部分材料：一是关于满洲党史资料汇编，一是有关干部历史问题敌伪档案材料汇编。
第四，虽然这次清理敌伪档案工作并不是为刘少奇而来，“当时在这个工作上完全没有想去搞刘少奇什么问题”，但在清理满洲省委档案的过程中确实发生了工作人员把刘少猷当成刘少奇的事情。
不过，这里有一个细节郭峰可能并不清楚，就是李纯六不但找过李正亭和他，要把刘少猷改为刘少奇，而且还向张秀山汇报过此事。
据参与了此项工作的黎明回忆：“查敌档的事，最早是1952年、1953年，不知为什么查档案，一部分是一般干部的，一部分是敌伪档案。我当时在组织部，不愿介入敌伪档案，就去查一般档案。李纯六去查的敌伪档案。此人可坏了，奸污妇女，去哈尔滨出差，又到百货公司去抠人家女同志手心。这么个人，原是一个县的公安局长，提到组织部的。他发现一个叫刘少猷的，硬说是刘少奇，就改了档案，向张秀山汇报，张信用他。这件事我最清楚。”2000年1月7日张晓霁访问黎明的谈话记录。
至于李纯六为什么会把刘少猷说成了刘少奇，则需要从更为遥远的满洲省委讲起。
在这次清理敌伪档案的过程中，曾经发生了误把刘少猷与刘少奇混同为一个人的事情
根据郭峰1968年的交代和2000年的回忆以及黎明的回忆，我们可知，当年东北局组织部在清理敌伪档案的过程中，确实发生了工作人员误把刘少猷与刘少奇混同为一个人的事情。这件事情之所以发生，固然有二者名字仅有一字之差的因素，但更为主要的原因是二人曾前后任满洲省委书记。
中共满洲省委自1927年10月成立至1936年1月撤销，8年多的时间里共有13位书记，其中第三任书记是刘少猷，第四任书记就是刘少奇。
刘少猷生于1902年，云南省彝良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书记、闸北区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等职，1928年12月被中央派赴东北参加满洲省委工作。但他与夫人到沈阳后，刚与满洲省委接上关系，满洲省委就遭到了破坏。在这种特殊的时刻，刘少猷及时向中央汇报了满洲省委被破坏的情况，并于1929年1月在沈阳主持成立了中共满洲临时省委，自任书记兼军委书记。2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正式成立省委，任命王立功为省委书记，但由于王立功正患肺病在上海治疗，所以同时任命刘少猷为代理省委书记。
刘少猷负责满洲省委期间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但王立功于1929年3月回到沈阳后，对刘少猷的工作不满，二人隔阂日深。1929年4月15日，中央调刘少猷回上海。5月28日，王立功等以中共满洲省委的名义给中央写了一封关于刘少猷问题的信，对刘少猷进行了全面否定。信中还开列了刘少猷的三大罪状：一是“根本观念的动摇”，二是“工作情绪的消极及生活表现的官僚化”，三是“经济管理及支配”方面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并提出“希望中央对他能有相当的处分，至少也须要查看几年”。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3月至1929年10月)》，第133页。
鉴于满洲省委的这种状况，1929年6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时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书记的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和夫人何宝珍于7月14日辗转到达沈阳后，很快就开创了满洲省委工作的新局面。
由于刘少猷于1930年7月即在云南被军阀杀害，年仅28岁，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知道刘少猷的人很少，以至于在清理满洲省委档案时，发生了李纯六认为刘少猷就是刘少奇的事情。虽然由于郭峰等人的坚持，当时没有把刘少猷改为刘少奇，但还是为后来留下了一系列的隐患。
通过上述材料可以搞清楚，虽然当时在清理敌伪档案时有人把刘少猷当成了刘少奇，但刘少猷在满洲省委工作期间并没有被捕，此事与查阅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事件并无关联。
张秀山在世时整理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查档事件”的相关内容
搞清了东北局查阅敌伪档案事件的来龙去脉，还不等于解开了毛泽东是否让高岗去查阅敌伪档案中刘少奇被捕情况的谜团。《我的八十五年》是以张秀山回忆录的形式问世的，只有搞清《我的八十五年》中关于“查档事件”叙述的原委，才能解开“查档事件”的谜团。
张秀山1911年7月18日生于陕西省神木县，从1930年起就与高岗战斗在一起，共同参加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解放战争爆发后，张秀山来到东北，先后任中共松江省工委书记兼松江军区政委、辽宁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等重要职务。1952年8月，张秀山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成为仅次于高岗、林枫的东北局第三把手。“高岗事件”发生后，张秀山被打成“高岗反党宗派”的核心成员，于1954年12月被下放到辽宁省盘山机械农场任副场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秀山被任命为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研究中心顾问、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专职委员，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我的八十五年》的后记在回顾这本书产生过程时说：“20世纪80年代初，在一些老同志和家人的一再催促下，父亲开始口述他的经历，当时担任父亲秘书的孙普希，不辞辛苦整理出了近10万字的《我的回忆》初稿。”“在父亲去世后，很多叔叔一再叮嘱我们：你父亲一生很不容易，你们一定要把他的回忆整理好啊!”“我们按照父亲的回忆，根据他对我们讲述的历史事件和他留存的资料作了整理和补充，对父亲回忆中的一些重要史实，按照他的嘱托，查对了有关历史文献和老同志们的著述，进行了校对，并加了注释……我们给这本书加了一个能反映他大部分经历的题目——《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这就是父亲这本书产生的过程。”[1](pp442～443)
从后记中的这段叙述我们得知，《我的八十五年》这本书的初稿是近10万字的《我的回忆》，40多万字的《我的八十五年》是张秀山去世后，儿女们根据他的回忆并参考了相关资料整理而成的。那么张秀山在世时完稿的《我的回忆》是否有对“查档事件”的叙述呢?
《我的回忆》是1989年4月完稿的。笔者查阅了这本油印的小册子，发现书稿中虽然比较详细地讲述了七届四中全会后召开的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的一些情况，但并没有张秀山与罗瑞卿的对话，书中只字未提“查档事件”。
2002年7月15日，郭峰让他的秘书给笔者送来了张秀山的家属整理的张秀山回忆录，当时的书名叫《尘封的历史》。这份书稿中关于“查档事件”的叙述如下：
罗瑞卿在与张秀山的一次谈话中，突然问道：“你们查看少奇同志的档案是什么目的?”这个话使张秀山终生记忆犹新。多年后当张秀山再谈起这件事时，他说：“我听后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便对他说：‘罗部长，这件事我建议你同毛主席核实一下。去年春天，高岗同我说，毛主席让看沈阳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沈阳)被捕的情况。高岗要我去组织落实。’我问他这件事给别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同志说过。我又问他，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之后，我是布置给郭峰去办的，我要求郭峰要严格保密，查阅的对象不要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象。查看后的情况，要严加保密。郭峰也是这样去办的。至今在东北局内没有他人知道这件事。”
从这段叙述中可知，2002年时整理的张秀山回忆录已经不同于1989年的《我的回忆》，出现了“查档事件”的内容，但是关于此事的叙述与2007年正式出版的《我的八十五年》中的叙述有两点重大不同：一是没有强调“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二是说这件工作“我是布置给郭峰去办的”，而且还强调“至今在东北局内没有他人知道这件事”。
然而，当事人郭峰却在这段话的旁边画上了三个问号，后来他跟笔者说，他不同意张秀山家属的这个写法，因为他不知道这件事，更没有去办这件事。实际上，正是因为郭峰的反对，张秀山的家属整理出版的《我的八十五年》在叙述“查档事件”时才出现了“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这句话，还出现了把本不在场的高岗秘书说成是在场的明显错误。
为什么在《我的回忆》中没有的“查档事件”在《我的八十五年》中出现了呢?2011年7月20日，笔者就此疑问访问了张秀山的女儿张元生。她回答说：“那个时候他还不可能说这个事情。是后来他跟我说的。”
张秀山因“高岗事件”的牵累而被下放到基层20多年，重新回到部级领导岗位后，面对敏感的历史问题持慎重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的回忆》是1989年4月完稿的，张秀山1982年就从国家农委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为什么仍然不愿谈论此事?而且，比照一下《我的回忆》和《我的八十五年》两本书中关于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的叙述可以发现，《我的回忆》中写的“林枫利用这次会议的机会整人”、“安子文事先把中央对高岗的处理意见告诉了安志文”、“高岗自己也认为他是过不了刘少奇这一关的”等敏感的话语在《我的八十五年》中不见了。看来，对于在《我的回忆》中没有提到的“查档事件”却在《我的八十五年》中出现了这个问题，仅靠《我的八十五年》执笔人的说明也是很难解开的。
几 点 结 论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从两个方面提出关于“查档事件”的研究结论。
（一）关于“查档事件”的由来
第一，从1952年7月前到1953年5月左右，中共中央东北局开展了一场清理敌伪档案的工作。
第二，东北局之所以开展此项工作，并不是源于毛泽东指示高岗查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沈阳)被捕的情况，而是因为中央组织部发现中国驻苏大使馆参赞张冠有叛变嫌疑，所以，中组部要求东北局负责查清楚张冠的问题。东北局在审查张冠问题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干部的历史问题也需要审查，所以才搞了这次清理敌伪档案工作。
第三，这次清理敌伪档案的工作虽然分成了几个组，但实际上是以“东北局组织部、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合调查组”的名义进行的，调查的结果是编辑成册了两部分材料。
第四，虽然这次清理敌伪档案工作并不是为刘少奇而来，但在清理满洲省委档案时发现当时曾多次开会批判满洲省委书记刘少猷革命意志衰退、生活腐化等问题。参加此项工作的李纯六主观地认为刘少猷就是刘少奇，而且还把他的观点向郭峰、张秀山做了汇报。
第五，虽然当时在清理敌伪档案时有人把刘少猷当成了刘少奇，但刘少猷在满洲省委工作期间并没有被捕，此事与查阅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情况的事件并无关联。
（二）关于《我的八十五年》对“查档事件”的记述
由于《我的八十五年》中关于“查档事件”的叙述有明显的错误，《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一书中的相关叙述也不能给其佐证，时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且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郭峰又明确说：“我从未听说有毛主席的授意，也没听过是高岗作的布置，张秀山也没给我讲过”，而且还认为如果“张秀山个别进行，我管这件事一定能知道”，所以仅根据《我的八十五年》中的叙述就得出“毛泽东在1953年让高岗查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沈阳)被捕情况”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参引文献］
[1]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21页。
[2]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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