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1818—1883)是德国人吗?实际上，马克思出生的时候，还没有德国这个国家呢(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成立于1871年)!那么，马克思是普鲁士人吗?可如今普鲁士这个国家早就不存在了(“二战”结束后，连德国的普鲁士省也被取消了)。
就像卢梭不是法国人而是日内瓦人一样，马克思原本是法国人，而不是普鲁士人。
马克思的家乡特利尔，公元293年成为罗马帝国的西部首都，但在随后的1500年中逐渐衰败，直到1794年8月8日法国的军队开到这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共和革命，1797年，特里尔作为莱茵联邦的一部分，正式并入了法兰西共和国。
1815年6月，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被“反法同盟” 打倒后，这个地区方才沦为普鲁士的殖民地，而马克思童年经历的是：莱茵地区的居民希望成为法国人，希望回到共和的法国去。
滑铁卢战争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是历史上第一场资本家支配的战争，开辟了资本与军事强权联合统治的模式。1814年，欧洲最大的银行家梅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的第三子内森担任了反法联军的财务官，集全欧的资本之力与拿破仑的共和革命相对抗，关于滑铁卢事变有许多的传说，其中就包括内森在战争胜负已见分晓时辞别战场，闯过风高浪大的英吉利海峡一路狂奔回家，大肆购买已经崩盘的英国股票，因为他知道反法同盟战胜的消息会极大抬升英国股票的价格，据称，他此举将1·35亿英镑收入囊中。
普鲁士虽侥幸赢得了战争，但财政却因此破产，遂不得不求助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而后者发放贷款的条件却是以普鲁士皇家领土为抵押。
滑铁卢战役改变了人类历史，从此后，人类战争最终往往只会有一个胜者，即投资于战争的资本家集团。
实际上，比起创造了现代银行制度的梅迪奇家族，来自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还算是迟到者。早在1513年，当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撰写《君主论》这部西方社会科学的奠基之作时，他就已预见到了什么叫“资本家的统治”，时值意大利银行家梅迪奇家族获得了佛罗伦萨的统治权，马基雅维利敏感于这种全新的统治形式，于是，他把梅迪奇家族称为“新君主”。两百多年后，卡尔·马克思把这个“新君主”的统治称为资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在那里，国家已经沦为了“资产阶级的资产管理委员会”。
马克思出生于罗马古都，而马基雅维利对罗马共和制衰亡教训的总结，想必令他终生难忘，《君主论》的这样指出：被放债者所绑架，这就是罗马帝国崩溃的原因。正是那些放债的巨富，使罗马公民感到：为私人巨富服务，比为国家服务、为公共事业服务获得的报酬更丰厚、奖赏更多，为国家而战、为共和而战，远不如为这些富人而战;与其保卫公共事业，还不如保卫富人的利益。当罗马的将军和士兵纷纷沦为这些巨富的债务人，他们就必然将公共利益、公共事业置之度外，俯首帖耳听命于自己的债主。罗马公民道德的崩溃、法律的崩溃，其根源就在于“城邦内部的巨大不平等。”
马克思少年时代就读的特里尔中学，至今还是德国著名的精英学校，少年时代即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的马克思，自然是马基雅维利的热心读者。而当拿破仑的“新共和”被银行家支配的联军所击溃，普鲁士被罗斯柴尔德家族所绑架，这少年时代目睹的变故，想必也给马克思上了宝贵的“人生的第一课”。
多年后的1852年，马克思写下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系统地总结了从古罗马到拿破仑，“共和”所走过的波澜壮阔的历程，这篇文献，成为了研究西方政治史的经典。
现代共和制的缔造者是拿破仑。1795年，拿破仑的军队开进莱茵河流域，对那里的封建等级制度进行了民主改革。法军的这些改革，使备受歧视的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较全面的改善，比如犹太人过去是不能从政、当兵、不能从事律师这种职业的，拿破仑来了，这些禁令被废除了，所以，许多犹太思想家都是崇拜拿破仑的，除了马克思之外，拿破仑在哲学家中的拥趸还包括尼采。
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认为，要使“献身于公共事业”的罗马共和精神再度复活，而不再是飘荡的幽灵，就需要一个实践这种精神的人，去唤醒沉睡的欧洲。而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就被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奴隶道德”所麻醉，直到再次产生了一个具有罗马共和精神的大英雄，他代表“主人道德”，这个英雄就是拿破仑。尼采说：“拿破仑是那个时代最孤独的人，是出生太晚、生不逢时的人。高贵理想问题已经化作拿破仑的肉身。人们或许应当想一想，这是个什么问题，拿破仑，这个非人和超人的问题……”
恩格斯并没有把拿破仑当超人，不过他也指出，拿破仑“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残人”。
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被英国、荷兰、普鲁士联军打败后，莱茵地区归了普鲁士，特利尔的犹太人就开始遭受迫害，包括屈从于禁止他们从事某些职业的法令。马克思的父亲海因里希·马克思为了当律师，就不得不改宗路德教 ，这使他非常怀念拿破仑。卡尔·马克思幼年时代，父亲就经常给这个天才的儿子大声朗诵伏尔泰和卢梭的作品，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说，马克思的父亲是一个真正的18世纪的法国人，他从心眼里了解他的伏尔泰、卢梭，他一直说他自己就是法国人。
马克思的父亲是法国人，而马克思起码在思想归属上，同样也是一个法国人。在整个青少年时代，马克思都是认同革命的法兰西而拒斥专制保守的普鲁士的。正像贝多芬将他的《英雄》交响乐献给拿破仑一样，马克思青年时代也把一首题为《陵墓曲》的抒情长诗献给自己的偶像拿破仑，诗中充满了欢乐与斗争的激情。
搞清楚马克思究竟是哪里人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我们从亚得里亚海到北海划一条界线，这条线正好从莱茵地区穿过，它把欧洲分为东(欧)、西(欧)两个部分，马克思的家乡莱茵属于西欧，而普鲁士则向东越过了这条分界线，柏林和维也纳同样如此，它们在地理上属于东欧。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东欧的各个方面，尤其是政治方面，都是远远落后于西欧的。西欧与东欧之间的斗争，在当时表现为拿破仑与“神圣同盟”的斗争。
尽管在19世纪以降的东西方大博弈中，马克思主义炬火照亮的首先是东欧和东方世界，但马克思主义却是在西欧的思想、知识和社会谱系中产生的，马克思的一生主要是在西欧(法国、比利时和英国)度过的。
值得一提的是，普鲁士对于莱茵的殖民统治在1848年终于得到了报应，那一年，特里尔城爆发起义，要求从普鲁士独立出来，直到占领军将大炮对准特里尔，威胁炸毁这座古城，起义才被镇压下去。而“先进的西部”与“落后的东部”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则贯穿于德意志建国的整个过程，一个重要例证就是：1895年，与马克思并称社会学奠基人的马克斯·韦伯，在弗赖堡大学发表了著名的就职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这篇演讲探讨的，依旧还是德国东部与西部之间的矛盾问题。
建立一个共和的、统一的德意志，这是马克思青年时代的理想，而这意味着以先进的莱茵去改造落后的普鲁士，马克思最初的合作伙伴，正是这样一批志同道合的莱茵青年才俊，他们大都出身于犹太巨富之家，这些人也构成了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的投资人，1848年，当马克思创办《新莱茵报》时，他们又一次团结在马克思周围，正像毛泽东的许多战友是他的湖南乡亲一样，莱茵也是马克思革命事业的根据地。
正因为马克思最初的朋友圈是由莱茵青年才俊构成的，所以，当裁缝出身的威廉·魏特林在与马克思争夺德国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时，就曾愤愤不平地指责马克思说：“他的影响力来自富人，富人让他当上了报纸编辑，就这么回事。”
魏特林的话并非刻意诽谤，最有意思的的确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出身于一个高贵的资产阶级家庭(马克思父亲的年收入高达1500泰勒，跻身于特里尔首富行列)。而有人说马克思家境殷实，但谈不上富有，这是不了解马克思的母亲。马克思的母亲是荷兰人，马克思的父系有五代是犹太拉比，而马克思的母系则不知道可以上溯到多少代——统统都是欧洲的大拉比。马克思的女儿说，很少有人注意到马克思有一半荷兰血统，正如大家很少注意到，马克思家的祖宗几乎都是犹太拉比。
马克思的母亲叫罕莉娅，她嫁过来的时候带了很多的嫁妆。马克思的姨妈叫索菲亚，索菲亚留在了荷兰，她嫁给一个有名的荷兰巨商利奥·菲利普(Lion Philips)，索菲亚和这位利奥·菲利普先生，就是飞利浦公司的创始人。
马克思的表兄弟叫奥古斯特·菲利普，他是飞利浦公司的第二代传人，飞利浦公司正是在他的子孙手里真正站起来的。大家可能用过飞利浦剃须刀、飞利浦洗衣机，质量非常好，但几乎没有人知道，那就是马克思姨妈家的产品。
1872年2月，《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译就，但出版商却提出印刷费需要本人先行垫付，于是，马克思便给他的表兄弟奥古斯特·菲利普写信说：给点钱印《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吧!奥古斯特·菲利普很快就回了信。信中说：作为表兄弟，别说这点钱，更多的钱都可以给你。犹太人重视钱也重视学问，像你这样的大学者，本公司各方面的帮助原本都会有，但是，鉴于你的立场，这笔钱不会给。
不过话说回来，革命也是需要钱的，如果没有来自母亲一方的资助，马克思是不会有经济能力写出《资本论》来的。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这说明：马克思不是因为遭受了阶级压迫、不是因为“仇富”，才成了无产阶级伟大导师的，马克思生来富贵，从不愤世嫉俗，马克思的出发点不是个人，如果一切从个人出发，那不过是个“市民”，一切从钱出发，那就是夏洛克式的犹太人，而一切从别人出发、从共同体出发，这才是“公民”。
卡尔·马克思，他生为法兰西公民。马克思的家乡特里尔，虽被普鲁士所殖民，但作为罗马古都，共和的精神——“为公共事业而献身”，在古老的城墙与廊柱间，一如幽灵在游荡，从未消失离去。
(本文摘自新著《伟大也要有人懂》，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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