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国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非常重视分析国情的方法，运用调查研究、矛盾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分析国情，这些方法对我们认识当代社会仍有指导意义。
一、从分析主要矛盾和矛盾的特殊性中认识社会
在毛泽东的国情分析方法中，矛盾分析法是其中的一种主要方法。毛泽东主张分析国情要抓主要矛盾。他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1]他运用这一方法，分析和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但是从鸦片战争后，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伟大的近现代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还主张分析国情要分析社会矛盾的特殊性。他说：“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2]他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就运用了这一方法，指出，自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后，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也不是资本主义，而逐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3]
毛泽东还运用上述方法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根据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资产阶级应是革命对象。但是，毛泽东从近代中国社会特点出发分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却得出了与经典理论不同的一番新认识。他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外国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他们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另一方面，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没有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4]这一分析，不仅使人们看清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为中共制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彰显了毛泽东的国情分析方法的科学性。
矛盾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由矛盾组成的，而其中主要矛盾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作为辩证法大师的毛泽东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紧紧抓住主要矛盾来分析认识社会，实践证明这是把握国情的正确方法。
二、用阶级分析法来分辨敌友
从社会国情来说，社会阶级状况及其关系是一个国家基本国情的重要内容，尤其在革命年代，能否认清社会阶级状况直接关系到革命成败。诚如毛泽东所说，敌友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但是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大概的分析。
毛泽东分析近代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及其关系，主要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即根据各社会集团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生产资料的占有多寡来划分阶级。以近代中国农村阶级为例，毛泽东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即以阶级分析法，清晰地划分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雇农)五个阶级及其社会经济地位。他指出：“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自己都有相当的工具。”“贫农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无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都须租入土地来耕，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工人(雇农在内)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极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5]
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对阶级分析法的运用，并不止于此，而在经济分析的同时，又对各个阶级相应作了革命态度的分析，借以判断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以贫农而言，他认为，无土地又无充足农具的贫农，每年劳动结果所得无几，还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因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因而“极易接受革命宣传”。而有土地和较充足工具的贫农，每年大体能得到劳动果实的一半，所以他们的革命性，“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但不论那一部分贫农，都“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6]
事实上，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经济分析虽能分清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但未必能真正分清敌友。因为在这里，一般社会中的剥削阶级并非都是敌人或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一个例子。其政治态度明显表现出两面性，“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但是当着革命……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7]这就需要做革命态度的分析。毛泽东正是从这点出发，在阶级分析中融入了革命态度的分析，从而在认定各阶级经济地位的同时，又认定了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为制定革命策略提供了可靠依据。
历史表明，阶级分析的方法在毛泽东认识近代国情中起了极大作用，他运用这一科学分析方法，不仅创造性地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而且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动力并与之建立统一战线，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三、以调查研究作为了解国情的最基本方法
根据认识论观点，认识事物最好的办法就是同客观事物接触，而调查研究可谓接触事物的最佳途径。毛泽东非常重视通过调查研究来分析国情，他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8]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常用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开调查会。早在广州农讲所期间，他就把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发放调查表和开调查会，了解他们家乡的佃主关系。1930年他在江西苏区所做的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也都使用了开调查会的方式。寻乌调查邀请了10多位不同方面的人士，兴国调查请了8个家庭的成员，或由毛泽东问其他人答，或有与会人士根据毛泽东调查提纲介绍情况。尽管被调查的人数很有限，但因毛泽东事先做了较为详细的调查纲目，所以，这些调查使毛泽东弄清了不少问题。他说：“我做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9]
另一种方式是实地考察。比如农民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阶级，也是国情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究竟起着什么作用?建党初期，许多党员对此不是很清楚。然而，毛泽东在1927年通过在湖南多地对农民运动的实地考察，对上述问题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针对当时不少人责难农民革命斗争，毛泽东在调查后旗帜鲜明地提出：农民是“革命先锋”，没有农民从乡村中奋起，“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这些认识后来被证明完全正确。秋收起义后选择什么样地方进行武装割据，毛泽东同样选用了实地考察的方式。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有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10]进入井冈山后，针对工农武装割据是不是能在那里立足并坚持下去，毛泽东继续深入实地调查，不但调查当地的实际情况，而且调查过去有没有人在那里开展过武装割据。正是通过这些实地调查研究，对近代中国农村的特点及在农村开展革命斗争心里有了谱，毛泽东才提出并论述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中国革命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还极为重视调查研究的技术。他在《反对本本主义》等论著中，从多方面对如何做好调查研究作了较为详细地阐述，要求调查研究必须领导亲自出马，拟提纲，做记录;要下马看花，眼睛向下;要运用科学方法等，充分体现了他对调查研究在分析国情问题上的重要性的认识。
四、在历史长河中用发展的变化的眼光分析近代中国
毛泽东分析近代国情，还常常使用历史的、发展的方法，把事实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把国情放到历史长河中，用动态的眼光来认识它。众所周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有着矛盾的态度。他们曾经是革命的同路人，参加过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但他们也一度成为革命的陌路人，站到了蒋介石集团那一边。因此，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不少人把民族资产阶级视作敌人。然而，毛泽东却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钉在过往的历史上，而是把过去与现时结合起来，特别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他以动态的眼光再审视国情，看到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倾向在新形势下的变化，明确指出：“在今天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呢?我们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11]“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12]历史证明这一分析是正确的。
近代中国历经清朝、民国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时期，外侵内战交替，社会纷乱动荡。毛泽东同样把它放入历史长河中，用动态的方法分析发展变化中的社会，解析不同时期的社会特点。北洋政府时期是“政治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教育更发停滞。”[13]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期是“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地方政府的小军阀同时存在”。[14]进入抗战后，毛泽东在全面考察了中国社会的演变后，重新概括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日益成为统治中国的决定力量、中国的封建势力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奴役近代中国的社会基础、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但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中国人民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不自由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等近代中国的六个特点。
其实，任何社会都是沿着相对稳定与绝对变化的轨迹运行的，不变的社会是没有的。虽说有时一定时期的社会变化置于历史长河中审视微不足道，但惟其细微易被忽视和不易察觉，就更需要我们确立动态的分析方法来分析观察事物，这对于我们全面准确地把握发展与变化中的国情的脉搏、及时作出正确决策具有重要作用。
五、在比较研究中分析国情
比较研究的方法也常见于毛泽东分析近代中国国情之中，这方面，毛泽东常用的有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
横向比较即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在论述近代中国究竟应该建立何种政治制度时，毛泽东就是从比较分析不同国家的国情来解答的。他说，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不外乎三种：一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三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第一种属于旧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今天这种形式已经过时;第二种除苏联外，是将来一定时期的世界统治形式;第三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通过比较毛泽东指出，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所以中国革命的国家形式，“就是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15]
对于中国革命战争道路和斗争形式，毛泽东同样通过分析中外间国情差异来回答。他说，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马列主义革命原则，不论在中外都是对的。但基于各国不同条件会有不同。如资本主义国家在没有法西斯和战争时期，“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所以，那里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准备最后到推翻资本主义，“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的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16]
纵向比较即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内的比较。1940年毛泽东对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的分析论述，就采用了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他说，“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那是所谓新学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是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但是“五四”以后则不同。中国革命成了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中国产生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所以，在“五四”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而在“五四”后，中国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中国的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17]
不论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其实只是一种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的方式。从认清问题的角度来说，它往往能使人们在比较中对问题看得更加清楚或更加深刻;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通过比较，不但可以清楚地反观自身，而且还可以找到更适合解决自己问题的方法。
综观毛泽东分析近代国情的方法，让人领略到科学方法的重要性，它不仅为毛泽东正确认识近代中国，引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朝着胜利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保证，也为认清国情，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注释】：
[1][2][4][5][6][7][10][11][12][1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309、309、127-129、70、4、79、145、158、188页。
[3][15][16][1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5、675-676、542-543、696-698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页。
[9]《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3页。
[13]《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 上海 200062)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