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毛泽东年谱》，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与复旦大学刘大杰、周谷城谈话，有陈丕显、江青参加，在谈话内容中，讲到乾嘉学派的评价问题。问题是刘大杰主动提出来的，年谱记载：
“刘大杰问：对清代乾嘉学派如何评价？毛泽东说：对乾嘉学派不能估价太高，不能说它是唯一的科学方法，但是它的确有成绩。雍正时代对知识分子采取高压政策，兴文字狱，有时一杀杀一千多人。到了乾隆时代改用收买政策，网罗一些知识分子，送他们钱，给他们官做，叫他们老老实实研究汉学。与此同时，在文章方面又出现了所谓桐城派，专门替清王朝宣传先王之道，迷惑人心。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有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像龚自珍这些人，出来既反对乾嘉学派，又反对桐城派。前者要知识分子脱离政治，钻牛角尖，为考证而考证，后者替封建统治阶级做宣传，两者都要反对。后来又出来康梁变法，都没有找到出路。最后还是非革命不可。”
毛主席站在乾嘉以后直到辛亥革命这一百七十多年历史发展的高度来分析和评价乾嘉学派的历史地位，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末期向近代社会转折的时期，这一时期乾嘉学派在思想和文化上无疑是一种保守思潮的代表，他们与桐城派之间在方法论上有分歧，但其本质属性是一致的，二者之间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言他们是相辅相成的。既然是评价不能太高，换一句话说，乾嘉学派在历史研究、经学研究方面还是有一定价值的。从政治倾向上讲，它是要引导知识分子脱离政治，钻牛角尖，为考证而考证。从史学研究方法上讲，它提出的“实事求是”只是停留在具体文献的考据和订正的微观层面上，如戴东原所说的那样，他们都主张“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人，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答郑用牧书》，《戴东原集》卷九)钱大昕亦称赞戴东原是“实事求是，不主一家”。采用这样的方法，在微观上诸如对古代文献的整理、辑佚、考订，对古文字的训诂和音韵的研究，可以有一些新的发现，以金石、甲骨、金文的文物考古与古代文献相对照，也可以有不少新的发现，这是他们在学术上有贡献的地方。从宏观上看，要发现和寻找历史发展的趋势，各种因素之间的制约与促进的相互关系，要寻找事物演化的规律，那就比较困难了。在这种方法指导下的研究成果，它往往陷于碎片化，缺少事物的系统性的研究。至于如《永乐大典》的缮写，武英殿的刻书，对保留古籍和传统文化也有积极作用。《续三通》的修撰，即《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的续修，亦还是只限于制度方面基本资料依时间次序的排列，为后人的研究提供文献基础，但它也无法呈现制度层面动态的规律和各种制度之间依存与制约的关系，无法勾勒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那种复杂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趋势和各种可能。尽管如此，它也确实改变了宋明理学那种空谈心性的疏阔学风，严格意义上讲，科学的历史研究，不但需要有宏观方面的理论概括和创造性的见解，而且需要有微观方面的对史料的严谨考订，如果缺少了宏观方面的理论概括，不能充分利用辩证方法处理整个历史事件内在的因果关系，仅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那么微观上的许多成果只能是一些缺少内在联系的碎片了，势必流于饾饤繁琐的一盘杂碎。反之，宏观上的论断缺少微观上的大量论证和分析，那么势必又会失之空洞和缺乏说服力，对问题的认识无法进一步深化。如建国以来，在五十年代，对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对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作用，有没有农民政权的问题，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和研究，都有失之空洞，缺乏说服力的问题。所以如此，既有缺乏理论思维素养的问题，也有缺少微观上个案的细致分析和解剖，那个时期的许多文章都有急于应景赶时髦的倾向，那么在微观和宏观上便很难两全了。到六十年代初，乾嘉学风的重新抬头，在客观上也有它的原因。在史学方面实在缺少微观和宏观能完美结合的学术成果，这种学风上的来回摆动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有很大关系。
阅读年谱至此，使我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当初罗思鼎小组之所以引起上海市委重视而被调入华东局内刊编辑部，很可能与我们以罗思鼎为笔名所写的第一篇文章——《论乾嘉考据学派及其影响》有关。
二、罗思鼎小组成立的背景
我们在被借调到华东局内刊编辑部及写作班之前，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一个写作小组，也就是罗思鼎小组，这是我们几个青年教师自发形成的写作小组，我与朱维铮是中国古代史组的教师，王知常与吴瑞武是中国近现代史组的教师，我们成立这个写作小组的时间是在1964年的春天，我们几个人都喜欢写作，志同道合地凑合在一起。那时我们都是青年教师，从职称上讲，只有我一个人是讲师，其他三个同志都是助教，那时我也只有三十四岁，大家都属于这个年龄段，朱维铮最年轻，他刚本科毕业不久，留校当助教。事实上我们集体写作文章是受陈守实老师的影响，《学术月刊》1960年第12期发表的《论“四权”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关系》就是他带领我们集体写作的，署名“陈嘉铮、龙德瑜”，是从陈守实、朱永嘉、朱维铮、赵人龙、李祖德、王春瑜六人姓名中各取一个字。至于我们自发组织罗思鼎写作小组集体写学术文章，引起组织上的重视，也有当时的时代背景。
1963年的11月16日，报载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接见了出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11月26日，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工的战斗任务》的报告。早在11月8日，毛泽东审改了周扬的这篇报告。年谱11月8日记载，毛泽东对这个报告作了几次修改，他加了二段话，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大无畏的，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咒骂的。因为他们知道，代表未来的不是那个看起来可怕的庞然大物，而是自己这些小人物。一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变成的。起初好象孤立的人们，只要他们手里有真理，他们最终总会要胜利，这就是列宁和第三国际。而因为丧失真理，失掉群众的拥护，有名的大人物和大团体，势必会衰亡，会变小变臭，这就是伯恩施坦和第二国际。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反对方面转化。”毛主席写下这段话是讲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列宁与第二国际那些大人物论战的形势，借此来譬喻那时的中苏论战。从思想观念上讲，毛主席总是支持敢于向庞然大物挑战的小人物，在《红楼梦》评论的问题上，他支持了那时的小人物李希凡他们。据年谱记载，12月16日，在中南海听取聂荣臻关于科学技术规划问题汇报的会议上，毛泽东有一段插话，从自然科学讲到社会科学的问题，他说：“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十年规划。社会科学落后了，这回没有搞规划。社会科学也要投一点资。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曾停了很久，现在复刊了，复刊了就好。”说明那时毛泽东同志便关心社会科学如何发展的问题。在12月30日，他注意到对世界三大宗教的研究，认为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这点请宣传部同志考虑一下。”其实这件任务到今天显得更加迫切了，这三种宗教在国内影响比过去更加广泛了。
1964年1月8日，年谱记载毛泽东与吴冷西谈《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毛泽东说：“《人民日报》要注意发表学术性文章，发表历史、哲学和其他的学术文章。”也就在这个时候，在中南海颐年堂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研究怎样回复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来信的问题时，再一次提到《人民日报》的问题，毛泽东说：“报上要发表学术方面的文章，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文章，抓活的哲学。现在报上政治新闻太多，尽是送往迎来，这个会议那个会议。这些事情完全不登也困难，但可以少登。如果要登，可以增加一两个版，多登学术力面的文章。”为此《人民日报》编委会在1月31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了报告，并报毛主席，希望增调有理论修养的十至十五个干部到编辑部。为此毛泽东批示：“少奇、小平同志：《人民日报》历来不重视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自然科学文章更少，把这个理论阵地送给《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这种情况必须改过来才好。现在他们有了改的主意了，请书记处讨论一下，并给他们解决干部问题为盼!”
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章培恒、胡锡涛、孙达人写的学术论文都曾受到过毛泽东的关注。我们这几个青年教师集合在一起，商量写历史学方面的论文。我是1956年从政治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回到历史系参加教学工作的，1959年开始上课。我接陈守实老师上过的课，先后给本科生讲过中国史学史与元明清史二门基础课。那时我们中国古代史教研组有一个风气，是陈守实老师带的头，就是在上课时，喜欢讲自己研究的心得，喜欢对当时时髦的一些论文加以评论，喜欢在课堂上发议论。学生拿先生讲的论点，写了论文，拿到报刊上去发表，老师不仅不批评，而且鼓励他。那时在我们心目中，并没有把新的观点、新的认识看作个人的知识产权，而是看作公共财富，正确的观点和认识，大家都可以去发扬，师生在学术上便是如此继承和发扬光大的。我上课也是这样，在课堂上经常讲一点自己研究的新观点，同学拿去作学年论文或毕业论文的题目，我是非常高兴的。拿去发表在报刊上，发表专门著作，在我心目中都是一件大好事，有什么值得去计较啊!当然理工科在这个问题上困难一些，我最近看到，四川大学青年教师周鼎，因大学评职称与发表论文挂钩，那么教学与科研之间便有矛盾，所以他说老子不干了。评职称应把教学放在第一位，兼顾科研成果，而科研成果是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就说抄袭，有一点创新就好，任何一个科研成果，很难说是全新的东西，在史学方面尤其如此。六十年代初，我是一面讲课，一面做研究工作，上课时，我讲稿写得勤，但讲课时，随感性的东西比较多。清代乾嘉学派，无论讲中国史学史还是元明清史都是无法回避的课题，我对乾嘉学派的评价不高，但对乾嘉学者的书还是认真看了，对钱大昕、王鸣盛、戴震、江藩、龚自珍、魏源、章太炎，包括章学诚这些大家的作品都还有一些接触，故对乾嘉学派的考据学在讲稿中还比较具体，胡适与梁启超在后期都曾把乾嘉学派的学风捧得很高，所以想着写一篇分析和批判乾嘉学派在经学和史学方面影响的文章。我这个观念还是五十年代评《红楼梦》及批判胡适思想的一个余绪，所以几个人一凑合，大家意见一致，便集体写了一篇《论乾嘉考据学派及其影响》的论文。那时正是中央号召学雷锋的大氛围之中，于是起了一个集体笔名“罗思鼎”，列宁说过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要做一个革命的螺丝钉，而罗思鼎也就是螺丝钉的谐音。这个文章交给《学术月刊》编辑部，他们在1964年第5期上正式发表了。
三、关于《论乾嘉考据学派及其影响》的基本观点
《论乾嘉考据学派及其影响》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这个学派是在清代中叶乾嘉年间朝廷怀柔政策的一个产物，文章中强调了清代从雍正到乾隆时期，在文化政策上是二手，一手是高压的文字狱，仅乾隆一朝的文字狱便有七十一件，此前雍正时的文字狱更加凶残;文化政策的另一手便是怀柔政策。而高压与怀柔两个方面，在乾隆时怀柔方面更居主要的地位。文章中说：“乾隆朝特科屡启，颇采虚声。此外《永乐大典》的缮写、续《三通》的修撰、武英殿的刻书，等等都是所谓一时盛事。乾隆自己也口口声声以‘书生’自称，在谕旨中一再强调‘书气二字尤可贵，人无书气，即为粗俗市井气’。《四库全书》的编纂，同考据学的风靡一时关系尤大。章学诚在《周书昌别传》中称：‘于是四方之士，挟策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石渠句愤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者，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骎骎乎移风俗矣!’再说，当时乾嘉时期著名的考据学者，其身份与地位都很显贵，章炳麟在《检论》、《清儒》提到那时的汉学家二十五人，其中官至二品的一人，三品的一人，四品的五人，五品的一人，六品的三人，七品的五人，其中七品以上的占十五人，著名的若高邮王氏父子，父亲王念孙任永定河道，这是一个著名的肥缺，儿子王引之，是工部尚书。此外没有计入的还有若毕沅与阮元都是当时的封疆大吏。迄今学术地位最高的是钱大昕，他著名的作品若《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还有他的《潜研堂文集》，他在自己象赞中如此描述自己，他说：‘官登四品，不为不达;岁开七秩，不为不年;插架图籍，不为不富;研思经史，不为不勤。因病得闲，因拙得安。亦仕亦隐，天之幸民。他那种悠闲自得的口吻，活脱脱地表现了这批人踌躇满志的心情，一方面朝廷的怀柔政策，另一方面这批知名的学界闻人的倡导，在这种风气下，知识分子纷纷钻进象牙塔里，一生在故纸堆中扒梳，这是稳定清朝统治一种有力的方式。那么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痛骂王充、刘知几、王安石等是名教罪人，从这里可以见到乾嘉汉学在那个时期的社会历史地位了。”
二，乾嘉时期汉学家长期在学术界的社会影响，是他们所标榜的学风和治学方法，他们竭力强调治学要“客观”，要“实事求是”，戴东原说：“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在闻道，必空所依傍。”(《与某书》，《戴东原集》卷九)他强调治学要“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答郑用牧书》，《戴东原集》卷九)钱大昕称戴震是“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故他们治学的方法，所谓训诂，便是从识字开始，“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而且每识一字，“当贯通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接下来要懂音韵、算学、律吕，这样做的结果，是“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段玉裁在晚年所作《朱子小学跋》中，自谓：“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根本，老大无成，追悔已晚。”这里所谓根本，便是所作学问碎片化，缺乏贯穿的东西，做学问缺乏识断。“束发就学，皓首穷经”的结果，还只能是一个眼光狭隘而思想锢蔽的人。这种治学方法的另一个结果，必然把学术研究引向厚古薄今的方向，他们的宗旨是“凡古必真，凡汉皆好”，言必好三代。在治学的风气上，往往是贪多务博，在“淹博”上流连忘返，“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是他们治学的格言。
三，乾嘉时期稍后至嘉道间的学者，对乾嘉学风持批判的态度，若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便已批判汉学家“舍今而求古”，“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认为乾嘉学者“起于学而不思”，“学博者长于考索，侈其富于山海，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鹜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文史通义·原学下》)龚自珍，直斥当时的所谓学问都是“衰世”之学，魏源则认为汉学家们专注的文字音韵训诂原本是雕虫小技，不足仿效，向小学家学习，只能当个“细儒”而已。那时最顽固的卫道者桐城学派也批评汉学家，如姚鼐、方东树也都指斥乾嘉学派“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也。”(《汉学商兑》卷中之上)连私淑姚鼐的曾国藩也曾认为：“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袭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說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张已伐物，专抵古人之隙。”(《朱慎甫遗书序》，《曾文正公集》卷一)故嘉道以后，汉学已不占主要地位了，梁启超在1904年发表《新史学》也批判乾嘉考据学派那种学风，他说：“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夫陆沉我国民之罪，史家实尸之矣。”但是进入民国以后，胡适与梁启超又大捧起乾嘉学派，他们发起“戴东原二百周年纪念会”的活动，胡适在1918年8月，发表了《论国故学》一文，提出“发明一个古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认为清代的朴学有科学精神，重新提倡所谓考证精神。这一次汉学的复兴，是对着社会主义学说来的。所谓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亦由此衍生而来。
回顾乾嘉学派兴起以来，从史学的发展来看，汉学的考据方法，有功也有过，作出了不少成绩。乾嘉学派在目录学、文字学、音韵学、历史学、地理沿革、版本校勘、佚书辑补、典制源流和金石器物的考订等方面，都是有成绩的，现在我们读廿四史，如钱大昕那三本书还是必备在身边，读甲骨文研究、殷周史，王国维的作品还是必不可少的。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考证方法，毕竟属于形式逻辑的范畴，它那个实事求是，仅仅是指古代的文献，他们所求的“是”，指“诠解蒙滞，审覈踳驳”，他们所谓“求”，也只是指纸面上材料的相互佐证，始终没有跳出形式逻辑归纳法的圈子，这种方法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到事物孤立和静止的状态，缺少从宏观的角度找到事物内在相互联系及事物内部运动的规律，找出发展的趋势。虽然可以解决一些比较枝节的小问题，但超出这个范围，往往成为片面的，受局限的，甚至陷于黑格尔所说的用碎片拼接图画的儿戏，很难找到事物演化内在的联系及历史发展必然的趋势和结果。我不是说这种用碎片拼接的图画的儿戏没有意义，这毕竟是一件基础性的工作，史学研究要从这儿开始，中国史学的传统便是从这里起步的，譬如纪传体的列传，便是把一个又一个人物的传记按其时间和地位排列下来，至于人物的相互关系，及其在时间上与前后人物之间的关系，在空间上与上下左右的人物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相互关系在历史过程中曾经发生哪些变化，这个变化的动因是什么，那就语焉不详了。纪传体中如《史记》的八书，《汉书》的十志，由此而衍生到廿四史中的志及专纪典章制度的杜佑的《通典》、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这一类依典章制度排列的类书，更是数量巨大，但它只是排列典章制度沿革的历史过程，至于在这样制度环境下，人们是如何运作及活动的，它对制度变化带来的影响，那就语焉不详。后来有会要体出现，它按典章制度记录了人们相关的活动，可以帮助人们看到一点典章制度沿革及其动态变化的过程，至于各项制度之间的结构和层次上的相互关系便说不清楚了。在制度方面，哪一些属于上层建筑，哪一些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相关，经济基础如何慢慢演变的，它演化的过程及其如何影响制度的变革，每一次重大制度变革的动因在哪儿，制度的形式与其实质之间的关系，如何动态地显示其内部的规律，那就很少涉及。再说纪传体史书的本纪也只是按年月日排列重大事件，由此衍生出的司马光《资治通鉴》，也只是按年月日，把重大事件排列得更加详尽一些，可以便于人们综观事件的发展演化，至于为什么是这样演化，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则语焉不详。
我现在读《毛泽东年谱》，它呈现给人们的也只是按年月日排列毛主席的言和行，而其所载的言和行也不完整，这固然可以通过一些回忆录和其他著作来补充，从中也能见到年谱编纂者的详与略，至于其何以详此略彼，那就要读者自己去思考了。把国家档案资料，有选择地按时间排列起来，对人们思考问题会有很大的帮助。中国传统史著还有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中心来排列一朝一代的重大事件，这能帮助我们了解事件的具体历史过程，至于这些事件和我们传统的体制之间是什么关系，那也同样语焉不详。传统史学的考据学的作用，只是起了把历史的记载搞得更精确的作用，当然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前提，并不是全部，它只停留在知其然、是什么的阶段，还没有回答为什么是如此的前因后果，没有对何以然作出回答。中国历史体裁中还有一种史论的体裁，这是探讨事物为什么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的问题，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便是这类题材的代表作。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和明末冯梦龙的《智囊》也是属于这一类著作，毛主席喜欢读这一类书，因为它能启发人们思考。毛主席在生命最后时刻还想着读《容斋随笔》，这本书随着毛主席从延安到西柏坡再到北京，出巡时也带在身边，可见他对该书能够启发人们思考问题作用的重视了。毛主席不仅看重廿四史和《资治通鉴》，而且还特别看重史论类的著作，因为历史的发展都有特定的时空关系，在空间上有结构和层次，有上下左右的关系，在时间上有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便不是考据学所能胜任的。这里有立场问题，有方法问题，有世界观的问题，研究历史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要解决如何站在大多数人民一边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考据学不是历史研究的全部，只能是历史研究的起点，我们不能停留在乾嘉考据这个水平线上，否则的话只能是“细儒”的“雕虫小技”而已。读《毛泽东年谱》也是这样，该书提供的只是素材，读的结果如何，就看我们的头脑如何思考了。
以上是我们在《学术月刊》上那篇文章的基本内容，当然最后一段话是我今天的认识和发挥，从这里可以知道毛主席关于厚今薄古和古为今用，是指方法论上的问题，只要坚持古为今用，便能体现厚今薄古的精神了，这不单单指古代史与近代史和当代史的比例关系。毛主席历来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好好研究，从古到今所有历史都是我们今天宝贵的财富。文章在《学术月刊》发表以后，《文汇报》的记者来找我们，希望我们续写这方面的文章。于是5月19日我们在《文汇报》上又发表了署名罗思鼎的《论乾嘉学风》一文，随后《解放日报》也找上门来约稿，我们于6月7日在《解放日报》上又发表了《评乾嘉考据学派的方法论》一文，也是署名罗思鼎，另外还写了一篇短文《考据与研究》，署名史汀，发表在同一天的同一版面。不知为什么，这几篇文章发表以后，我们受到校党委和历史系总支的重视，建立了党小组，吴瑞武是小组长，要每个月向党委和总支汇报小组的思想状况。华东局内刊成立后要写历史方面的反修文章，要写批判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关于中国北方边界是以长城为界的错误观念的文章，把我们几个人集中起来，在当时校工会楼上，安排了一个房间作办公室，金冲及来当我们罗思鼎小组的组长，还为我们从历史系和外文系配备了懂俄文的老师董进泉、李霞芬、潘咸芳，一起查找俄文资料并帮我们翻译成中文。市委一下子对我们重视起来，在1964年秋天，我们便奉调到丁香花园华东局内刊编辑部撰写反修的理论文章，金冲及是罗思鼎小组的组长，他兼华东局内刊编委，我们成了华东局内刊编辑部历史组的成员。
四、关于如何评价乾嘉学派引起的一场争论及其后续影响
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我们这一系列关于乾嘉学派的文章史学界并不都认同，华东师大历史系的吴泽便不赞成我们的观点，认为这样批判乾嘉学派的观点不科学，于是在社联和史学会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吴泽主持会议，发言批评我们文章的主要是华东师大的教师，他们是有备而来的。我与朱维铮二个人参加了这次在社联召开的座谈会，会上是一面倒地批评我们文章的观点过于偏激，认为这样否定乾嘉考据学派不妥当。我没有在会上发言争论，只是听他们的声讨，我想让他们把意见讲完，写文章与我们争论也可以，反正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可以百家争鸣嘛。但是朱维铮却默默地记录了这次会议的全部发言，回到丁香花园，那时市委宣传部理论处的处长沈竹也在丁香花园，他是哲学组的负责人，与朱维铮聊起当天会议的情况，他把记录要去了，结果把这份记录发在市委宣传部的内部动态上，立即引起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的重视，因此而把华东师大作为市里四清运动的试点单位，北京是以北大为城市四清的试点，上海缩小范围，以华东师大的历史系作为试点，派高教局的负责人余立担任四清工作队队长，金冲及的爱人奚姗姗成为工作队的成员，华东师大历史系如何开展四清运动我并不知情，这次运动，华东师大历史系主任吴泽成了批判的重点，这件事我一点也不知情。文革开始以后，在1966年的8月初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在8月5日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上海在8月6日、7日便有了，上海的“斗鬼风”是从华东师大开始的，8月4日下午两点，师大历史系在文史大楼教室里开会，批判历史系的党员教授吴泽，那个会参加的人很多，后来大教室容纳不下了，有的学生便把吴泽拖出去，架到共青广场上去斗了，架出来的时候就戴了高帽，拿了畚箕，浇了墨水，写上了“我是牛鬼蛇神”。为什么在华东师大第一个挨斗的是吴泽呢?因为吴泽在四清中就挨批了，当吴泽被拉到共青广场以后，各个系都动起来了，把以前批过的对象统统拉到广场上，跪在主席台上，这一天一共斗了194名所谓的牛鬼蛇神。这个事情事先恐怕是有准备的，高帽都提前准备好了，否则哪来那么多高帽，斗了以后，高帽都收到各个系的办公室，准备下次再用的。被斗的都是事先指定的，也有少数是在现场被群众点名揪出来的，党政干部一个也没有，都是所谓的学术权威。华东师大的党委副书记刘维寅坐镇在台上，2003年有人问过他这件事，他说是怕被斗的人太多，分散了反而不好办，集中一起可以控制一下，不想把矛盾弄得太激烈。实际上群众集中在一起反而容易产生群体性的非理性行为，因为有一个从众心理，大家都起哄啊，尤其是在革命时期。这件事我与吴泽结了怨了，他的怨气归结到到我身上，但我们毕竟是二个单位，文革以后，他把这个怨气出在从师大调到写作班工作较长一段时间的陈旭麓身上，吴泽认为他之所以挨斗是因为陈旭麓在我们面前说了他的坏话，所以死活不让陈旭麓升为教授，陈旭麓为此含冤受屈，至死也不明白其中的前因后果，我也想象不到一篇关于《论乾嘉考据学派及其影响》会在那个时代连锁性地产生如此后果。我记得吴泽说过那样的话，罗思鼎，那个鼎，是九鼎之鼎，一言定鼎。这是有气的话，因为吴泽一直认为自己是上海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是史学界的权威，我们这个文章是向他的权威地位挑战，他也想象不到自己会在这个问题上栽跟斗。这次事件的背景他不知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会引起那么多的连锁反应。
我们那几篇论述乾嘉学派的文章，从方向上说没有错，但缺少细致的剖析，没有留下更多讨论的余地。毛主席说了“对乾嘉学派评价不能太高”和“不能说它是唯一的科学方法”是问题的一面，我们只抓住了这一面，对于它的另一面，“它的确有成绩”这方面虽然说了几句，但缺乏具体论述，如我们这样的评论，当然会引起史学界许多同仁的反弹，如刘大杰在当时便不作声了，见了毛主席便当面请教这个问题。吴泽的情况就不同了，他是党员，又是华东师大历史系主任，见我们这几个小人物在论文上过于锋芒毕露，当然不会买账，挺身而出地批评我们。但他的挑战不是时候，正逢上毛主席提倡学术领域思想斗争的枪口上，这本来是一个提倡什么学风的学术问题，结果成了一个政治思想上的问题，因而使华东师大历史系成了四清运动的试点单位。接续而来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吴泽便不幸在“斗鬼风”中首当其冲。现在想来我不无歉疚，但吴泽在文革后，却去刁难陈旭麓同志，也有一点过头了。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论大家应该心平气和，不同的学术见解完全可以尖锐地针锋相对地争论，不留任何情面，但这并不影响二人之间的友谊，并不影响自己在职务范围内具体问题的处理，这方是学者之间应有的态度。
我想我们所以被上调到丁香花园成为市委写作班的历史组，成为华东局内刊编辑部的历史组，可能与这三篇文章有相当关系吧。大概文章顺应了在学术领域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开展大批判那个大潮，文章发表后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表扬，所以才引起上海市委的关注，最后我们还因此成了毛主席心目中姚文元的写作班子。
五、年谱在1967年三次提到姚文元的写作班子
《毛泽东年谱》记载：1967年的8月20日、28日和9月5日三次审阅修改姚文元和他在上海的写作班子起草的《修正主义者的丑恶灵魂——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的反动本质》一文，认为很好，建议在北京发表。同时提出宜在二三个月内写几篇批判刘(少奇)文章。毛泽东将文章题目改为《评陶铸的两本书》，在文中谈到“首都五一六兵团”处加写一段话：“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于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按：毛主席这一段话，在文章中用黑体字标出，为后来揪五·一六运动张目了。)另外，删去文中一大段话：“‘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是不通的。知识分子都从属于一定的阶级。根据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分析，只能从知识分子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来判断其属于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属于左派、中间派或右派。你咒骂这种科学分析是‘肃杀之气’也好，杀肃之气也好，对立阶级的客观存在是你反革命黑话抹杀不了的。”年谱有附注，说明那两本书是陶铸在1962年和1964年出版的。关于“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注释：“指明这个组织利用1967年5月报刊公开发表的“五一六通知”的机会，打着贯彻通知的旗号，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的传单，此案不久即清查处理。1968年，又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清查运动一度严重扩大化，许多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那时在上海的写作班子，是属于上海市革会的专题写作组，吴瑞武是组长，我是副组长，一共有八人，成员包括王知常、萧木、纪树立、王绍玺、朱惠民、吴文虎六位同志，都是党员其中王知常与纪树立均已作古了，其他人也已垂垂老矣，那时这个专题写作组的任务包括写文章、调查研究和为办公厅起草文件。姚文元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这篇文章我们并没有参加起草，也不知道他对毛主席说这个稿子是他和上海写作班子一起起草的，他的稿子基本定稿以后，在1967年8月末，才由他的秘书胡鼎君拿稿子到我们专题写作组要我们讨论和提意见。陈冀德对全文作了一次校对，校了几个错字。讨论中我们对文章提了一些意见，即认为文章缺少一根中心线，各个论点都可以，由于缺少中心线，故文章如散在一地的珍珠。胡鼎君同志把我们的意见报上去了，当时胡鼎君同志只是感到这个文章你们怎么还有那么多的意见。以后姚文元对我们说，你们干了一件傻事，只有陈冀德干了一件好事。我们所以敢于那样提意见，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此文已经由毛主席三次审阅修改过的，而且“认为很好，建议在北京发表”，事实上，毛主席提出的“宜在二三个月内写几篇批刘(指刘少奇——编者注)文章”的事我们也不知情。早知如此，我们怎敢妄加非议呢。此文的是非，今天看来也许是另一回事，但姚文元对我们的好意，迄今我还是心领的。
在此之前，《毛泽东年谱》在1967年还有两次提到姚文元的写作班子，一次是在那年的4月中旬，毛主席为江青修改她在军委扩大会议讲话，题为《为人民立新功》文中提到姚文元写《海瑞罢官》的事，主席在姚文元同志后面加写“(还有他的写作班子)”。再前一次是在2月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卡博、巴库鲁等的谈话，当时在场的有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王树森等人，主席在讲话中提到有关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文章时，他说：“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这里所指的这篇文章便是姚文元写的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5年3月间，姚文元在华东局内刊编辑部所在地丁香花园中厅(是会议厅)的老虎尾巴一个小间内找我询问明代海瑞的史事为他撰文做准备。这儿是华东局内刊编辑部下属的历史小组的办公室，当时这个只有十五、六平方米的小房间有四个人办公，那就是我与吴瑞武、王知常、朱维铮四个人，在这四个人中，吴瑞武是党小组长，我是组长，负责业务工作。这四个人中，朱维铮还不是党员。我们的编制还在复旦大学，党费也交到复旦大学党委，这说明我们只是临时因写文章借调到华东局内刊的。姚文元的专长是搞文学评论，但是他从市委接到一个任务便是要批判吴晗的那篇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当时市委是张春桥具体负责，这件事是通过柯庆施与陈丕显下达的任务，江青交给姚文元的只是一本文艺刊物(《北京文艺》)上发表的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剧本，要求批判这个历史剧。海瑞是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的一个历史人物，前一个时期，毛泽东还提倡过海瑞敢于直言的精神，这就有一个如何评价明代中后期出现在江南地区的如海瑞这样一个以清官著名于世的历史人物的问题。姚文元缺少这方面基本的历史知识，我在学校里担任元明清史的基础课，姚文元是奔着我有一点明史方面的基本知识而来的，他对我的要求也仅仅是让我给他介绍明代嘉靖隆庆年间这一个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在当时的作为及其社会影响。他并没有告诉我他要研究海瑞问题的目的是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他研究这个问题的目的是写文章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理解这是市委交给他的任务，也不宜张扬。我的任务便是为他提供他所需要的资料，当时我找到以后，交给他主要的资料是吴晗写的那本《论海瑞》，这本是一个资料汇编，以吴晗《论海瑞》的文章领头，末尾还有胡乔木鼓励吴晗写海瑞的一篇文章。另外我还找了《明史》上与海瑞相关的其他人物的传记，如《徐阶传》，以及江南地区地方志上有关的资料，也介绍了传统上对海瑞评价的状况，以及嘉靖隆庆年间江南地区社会历史状况和海瑞晚年的处境。这是我力所能及地帮助他先了解有关海瑞的明代基本状况，至于如何写文章，我没有提过任何建议，这是自己思考和写作的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遵守党的纪律，服从组织的安排，这一点我是懂的，我决不超越他所需要我做的要求。这是我踏入姚文元写作班子的第一步，这一切都是组织安排的行为，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至于他来找我，是他个人想到就近找我，因为他也是华东局内刊的编委，还是经过张春桥同意来找我的，那我就不知情了。我们在华东局内刊的时候，接受的也是双重领导，既接受华东局内刊的领导，因为我们是他们编辑部的历史组，同时也是属于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历史组。石西民离开上海去文化部工作以后，同时他把金冲及也带上去北京，我顶了金冲及的位置，成了历史组的组长，然后是由张春桥接管写作班的工作，他是市委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他那时在丁香花园中厅召开过一次写作班全体人员的见面会，那是我在正式场合第一次见到张春桥，是他代表市委来领导我们的工作。
姚文元接受江青布置的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个任务时，自然会来找我们帮助了，在《海瑞罢官》的讨论中，在撰写《评三家村》的文章，他都找我们帮忙。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二篇批判李平心的文章，署名伍丁，我问过他署这个笔名是什么意思，他说指的是他与我们罗思鼎小组的四个人。这说明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认可我们是他的助手，是他的写作班子。他第二篇批判李平心的文章太尖锐了，文革开始以后，李平心便在家里开煤气自杀了，笔杆子写文章可要手下留情啊!在毛主席心目中我们是姚文元的写作班子，应该是姚文元到北京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后，他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所以在毛主席心目中，姚文元在上海有我们这几个人，属于姚文元领导的写作班子。这是姚文元个人谦虚的结果，他完全出于好意，这样我们十年文革便离不开毛主席给我们定的这个位置了。这也不完全是我们自己能够选择的，当然也是我们心甘情愿的。真是阴差阳错被牢牢地定在这个位置上，在这十年文革中，我与姚文元、张春桥之间自始至终是工作关系，这个工作关系是组织上安排的，我们之间的交谈，除了工作以外，没有谈过一句私事。我见过他们许多次，每次谈话始终只是公事，他们讲话都很严谨，连谈思想的机会也没有，思想工作当初是复旦党委的事。后来靠自觉自律，同志之间互相监督和批评自我批评。在生活上我们都没有什么特殊化的待遇，工资待遇照旧，也没有补助过一分钱，一切干劲都来自大家精神上的追求和对毛主席的忠诚。后来因为《朝霞》杂志事件，我曾向张春桥提出辞职，但他不同意。在那种条件下，即使你想要挣脱也不行，丝毫没有机会挣脱，这也许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在起作用吧。
毛泽东读过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还说过你以后再有书出版，一定要送我一部。刘大杰是牢记毛主席这句话的，文革开始时，红卫兵不知情，刘大杰也多少受过一点冲击，工宣队进驻大学以后，我到复旦中文系开座谈会，刘大杰参加了，我设法让刘大杰得以解脱，让章培恒与刘大杰一起搞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文革期间刘大杰能安心改写它的中国文学史，其中第一、二册改写完以后，是我排大字本替他报送给中央和毛主席，帮助他公开出版。他还写信给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在1976年给他回信，这封信的原件是我在锦江小礼堂请刘大杰来读的，读完之后就退回中央作为档案封存了。记得毛主席还要江青少管闲事，要她去读刘大杰的二本《中国文学发展史》。毛泽东给刘大杰复信之事，年谱中亦有具体记载，现抄录如下：
1976年2月12日，复信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两首，拜读欣然，不胜感谢。”刘大杰一九七五年八月二日、三日两次来信，信中说：我的《中国文学发展史》 一书的修改工作，一直受到主席的关怀。但关于韩愈问题，仍有疑虑。现在报刊文章，对韩愈全部否定，说得一无是处。韩以道统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严加批判。但细读韩集，其思想中确存在着矛盾。其诸多作品，如赞扬管仲、商鞅之功业等，都与儒家思想不合，而倾向于法家。再加以他的散文技巧，语法合于规范，文字通畅流利，为柳宗元、刘禹锡所推许。关于这些，如果全部加以否定，似非所宜。关于李义山的无题诗，说有一部分是政治诗，也有少数是恋爱诗，这样妥当吗？刘大杰在信中还附有他作的《七律•呈主席》和《沁园春•七一感赋毛主席》两首诗词。
毛主席逝世后，我与刘大杰一起被列为治丧委员，一起去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并参加追悼大会。此后政局发生变化，刘大杰郁郁寡欢，他原来患有肠癌，手术以后维持了几年，是肠癌复发而去世的，那时我在牢中服刑，也无法送他一程。我当时并不知道毛主席与他谈乾嘉学派的事情，如今读《毛泽东年谱》之后，才知道前后的故事，这一切似冥冥中早有安排，心中不无感慨。从为人讲，这也是中国传统观念中不忘知遇之恩吧，为人应当如此。从个人的命运讲，还是老子说的对，从长远看，“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对我而言何尝不是如此。我一辈子为人并不想太张扬，但在文化革命这个大浪潮中，我还是不能独全其身。尽管如此，人生祸福的上下起伏，并不都是一件坏事，就看你如何对待，一个人只有上上下下，而且要经历了一些苦难，才能认识人生的真谛，为此我亦无怨无悔，只要你不是存心不良地去作恶害人就行了，至于他人在人前人后，对你的说长道短，根本就没有必要放在心上去理会他，这样的好，在思想的境界上，反而能略略高人一筹。至于我们成为姚文元写作班子以后，这十年的具体经历，容我以后结合读书，特别是以读《毛泽东年谱》为线索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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