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大屠杀是不可推翻的铁案
——写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之际
【核心提示】如今在西方，纳粹大屠杀已经成为不可推翻的铁案。政治家和主流学者如果在公开场合否定纳粹大屠杀无异于拿自身的职业生涯开玩笑，而且在一些国家还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70年前的1月27日，苏联红军第322师的士兵根里·科普捷夫-戈莫洛夫(Genri Nikolaevich Koptev-Gomolov)在没有做好足够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随部队进入了奥斯维辛集中营。2000多名瘦骨嶙峋、形同鬼魅的幸存者向这些红军战士表示欢迎。“这些人又哭又笑，用不同的语言喊着‘谢谢你们’。”其中一些尚有力气的人挥舞着仓促制成的红旗，这时，科普捷夫才意识到自己已成为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者中的一员。
奥斯维辛集中营并不是盟军在欧洲发现的第一个大型集中营，此前，美英苏军已在欧洲发现了多处大型集中营。参与解放达豪集中营的美国陆军上校威廉·奎恩(William Quinn)回忆道：“在那里，我们的军队所见到的场景、所听到的声音、所闻到的恶臭，都是难以想象的，这里的惨无人道，已经到了正常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奥斯维辛之后，否认比写诗更加野蛮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德国哲学家希奥多·阿多尔诺(Theoder Wiesengrund Adorno)的名言提醒我们：在人类进入现代文明之后，居然发生了如此大规模有组织的、利用现代技术手段的灭绝性大屠杀。人类不得不对此进行深刻反思，以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然而，亲历者的证词笔墨未干，就出现了否定纳粹大屠杀的杂音。
哈里·埃尔默·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是战后率先发出这种声音的主流历史学家之一。此前作为反战人士的他从1955年开始逐渐形成否认纳粹大屠杀的思想。他认为，对德国和日本战争罪行的指控，是为了让美国脱离孤立主义而加入二战的战争宣传手段。他甚至认为纳粹德国1939年在欧洲挑起战争的事实以及纳粹大屠杀都是不存在的。
除了巴恩斯以外，西方历史学领域先后有大卫·霍根(David Hoggan)、保罗·拉西涅(Paul Rassinier)、阿瑟·巴兹(Arthur Butz)和大卫·欧文(David Irving)等学者否认纳粹大屠杀的存在。1978年，信奉新法西斯主义的美国政客威利斯·卡托(Willis Carto)在加州成立了“历史评论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Review)，该所以历史学研究机构的名义公开挑战人们对于纳粹大屠杀的历史认知。在上述学者和其他一些对纳粹持同情态度的所谓历史学家的支持下，它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否认纳粹大屠杀的组织。
战争罪行辩护者玩弄文字游戏
相对于早期单纯否认纳粹罪行的拙劣手段，“历史评论研究所”开始在方法上寻求转型，以期更好地为纳粹罪行辩解。他们声称自己并不否认屠杀的存在，却在数量和动机上极力做文章。这种方法与日本一些政客和学者在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问题上玩弄的伎俩如出一辙。一位名叫赫尔曼·奥登(Herman Otten)的人在“历史评论研究所”第九次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我们并不否认，二战时大量犹太人被驱赶到集中营或者隔离区，也不否认有许多人因此丧命。不过现在学者们已经提供了证据，证明德国对欧洲犹太人的最终解决计划并不存在。二战时在欧洲有600万犹太人死亡的估计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夸大其词。”
然而，主流社会和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不会轻易被这些人的文字游戏所迷惑。美国媒体人保罗·劳勃(Paul Rauber)表示：“在‘历史评论研究所’的人看来，对于‘大屠杀’这个词，如果你的解读是对犹太人的政治迫害和一些无组织的杀戮，或者是一些残忍的行为，那么没有人会否认。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个词指的是对集中营中600万—800万犹太人进行的有组织的灭绝性屠杀，那他们会说你的观点毫无依据。”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J. Evans)认为：“大屠杀否认者们承认小规模杀戮行为的存在，这种让步是为了分散对于更重要问题的注意力。不过他们不会承认遇难者在百万以上，也不会承认屠杀是在有组织的情况下发生的。”
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科教授石田勇治提醒人们不要陷入这种思维陷阱，他说：“如果我们(历史学家)撇开种族屠杀发生时的前后事件而孤立地加以研究，久而久之可能只理解一个完整事件中的一部分，大屠杀的否认派也会利用这一点。”
以法律维护人类的正义和受害者的尊严
尽管一些政客和学者出于不同目的来粉饰纳粹的罪行，但他们徒劳的行为基本上已成为明日黄花。如今在西方，纳粹大屠杀已经成为不可推翻的铁案。政治家和主流学者如果在公开场合否定纳粹大屠杀无异于拿自身的职业生涯开玩笑，而且在一些国家还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早在1984年，加拿大中学教师詹姆斯·吉格斯特拉(James Keegstra)就因被指控在课堂否认纳粹大屠杀以及宣传反犹言论被加拿大最高法院判定有罪，他也因此被学校解雇。英国历史学家、大屠杀否认者大卫·欧文曾因为其1989年否认奥斯维辛毒气室的存在而被奥地利通缉。2006年，欧文因赴奥地利出席一个讲座而被捕并且被判有罪。欧文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其中包括从被捕到审判期间的时间。最终，欧文在服刑13个月后被奥地利驱逐出境。欧文本人也表示他承认对其罪行的指控，他承认自己一直犯着错误，并且他对于纳粹大屠杀的观念已经转变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对大量无辜民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然而在今天，德国和日本对战争罪行的认知层次和悔过程度截然不同。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二战以后，西方对纳粹战争罪行比较重视，对日本的战争罪行却知之甚少，重视程度与前者也不可同日而语。由于时局原因，战后早些年间，亚洲的被侵略国家也没能及时、充分揭露和追讨日本侵略罪行。”这个问题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愈加凸现。先有2012年2月时任日本名古屋市市长的河村隆之否认南京大屠杀，最近，又发生了日本外务省要求美国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对其教科书内有关“慰安妇”的内容进行修改的事件。
对此，石田勇治认为：“(日本战争罪行)否认派的做法与纳粹大屠杀否认派所谓的‘奥斯维辛谎言’如出一辙。这与近来日本国内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复活的倾向有关，一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歪曲历史。这是一种我们不能忽视的现象。”
二战罪行不容翻案
有迹象表明，对此现象，西方国家已经从懵懂、漠然的态度中醒悟出来。比如2012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指示美国国务院所有文件禁止使用按日语直译的“慰安妇”(comfort women)，要求改称其为“被强迫的性奴隶”(enforced sex slaves)。美国众议员迈克尔·本田(Michael Makoto Honda)也一再敦促日本承认其在二战中犯下的罪行，并且一再提出议案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承担相应责任。美国众议院也在2007年通过了由他提出的“日军慰安妇法案”(HR-121)。可见，如今相当一部分头脑清醒的西方政治家已经逐渐认识到日本在二战中反人类的战争罪行在当今的巨大危害性和警示意义。国际社会在法律层面具备了对轴心国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犯下的战争罪行进行联合治理的条件，也有能力在法律层面上约束少数军国主义残余分子的不当言行。大卫·欧文在奥地利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经盛鸿向记者表示：“以法律的形式限制为德日战争罪行翻案的经验是可以借鉴和学习的。”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解放70周年的时刻，我们有理由期待，随着国际社会对战争罪行领域法律治理的不断完善，无数受害者的冤屈和苦难也将在未来得到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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