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济中：把“文革”说得“可怕”是政治阴谋

　　习近平同志说：“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国共产党本着从实事求是为出发点，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以来工作的成就。后来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决议》中指出文革的主要错误是其“论点不符合马列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国情”，也就是说，错误的性质是认识上的问题。敌对势力利用党内党内走资派的权力和个别领导同志的私心杂念以及一部份人的个人恩怨，大造舆论进行挑拨，故意扩大“文革”的负面作用，把党内认定“文革”本来属于认识上的错误误导为立场方向性的错误，将“文革”推向党的对立面，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否定中国共产党。

　　把“文革”误导为立场方向性错误是敌对势力的一个重大阴谋，他们意在破坏中国共产党内的团结，挑拨党群关系，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领导的人民政权。改革开放后的各种敌对势力对中国共产党的颠覆，就是有力的证明。

　　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遭到摒弃

　　《决议》中表明“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但是由于全面否定“文革”和毛主席“犯了严重错误”的论述被敌对分子作为否定“文革”的依据，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被敌对分子利用，变为“放弃阶级斗争”。这样，中国共产党被反动势力抓到了政治辫子，加之中国共产党内混进了象胡耀邦、赵紫阳之类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热衷于在中国推行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配合敌对势力对“文革”的诬陷，从放弃阶级斗争到破坏社会主义，最后失去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动权。尽管在《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依然提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但是由于“走资派还在走”，加之敌对势力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这种提法已经成了写在纸上的空洞口号。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冲淡了无产阶级政治的目的。三十多年来，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是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学说和旧中国封建的发财理论，中国政府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所有是是非非。中国的主流媒体为迎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也配合国内外资产阶级媒体吹捧资本主义普世价值。中国共产党政府派遣党的高层干部专门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资本主义管理经验，接受资产阶级世界观教育，为在中国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作人才准备。中国政府强制老百姓“人人学英语”，英语成了升学，晋级、考评、招聘公务员必考科目，在中国大陆掀起一股对西方国家的留学热、英语热、移民热、财产转移热，崇洋热、宗教热。共产党员不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为荣，反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领域中销声匿迹，遭到中国政府的摒弃，连党的基层组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时间也取消了，党和政府直至民间唯一的话题就是如何“发财”。三十多年来，在政府上层，很少有人提到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基层更没有人敢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真理的共产党员似乎成了“地下党”。如果有人在中国宣传封建宗族迷信或者宣扬资本主义“普世价值”，反而会得到各地方政府和共产党内部的支持。于是，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地办“孔子学院”，中国各地城乡到处兴建祠堂庙宇，基督教堂，宣传封建宗教统治阶级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党校公开宣扬资本主义“普世价值”，党的媒体大篇幅宣扬西方资产阶级享乐思想，宣传庸俗、媚俗、低俗的“三俗”文化，中国政府创办的大学教授在课堂上讲授“宪政”政治，攻击中国共产党，抹黑社会主义……在中国，除了虚假的商业广告就是封建和资产阶级文化。三十多年来，从来看不到政府有组织宣传、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活动，连在春晚上唱一首红歌都遭到来自各种敌对势力的攻击。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日前一次关于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等内容的讲话在互联网上遭到攻击，个别高校教师和社会上的公知大V甚至联合起来围攻。袁贵仁部长的言行是其职责所在，为何竟然遭到围攻?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朱继东同志告诉我们：“某些人或势力之所以对在意识形态领域敢于亮剑者一次次进行围攻，这些人或势力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政府的不作为，有的政府领导甚至有可能是这些围攻者的强硬政治后台，反华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势力才得以在中国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改革开放后，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遭到摒弃，共产党员的理想信仰严重缺失，人们惭惭地成了金钱的奴隶。为了钱，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政府变成了创收营利的商业集团，卖官买官，贪污腐败，没有钱到政府办不了事;学校、医院……等公益单位都产业化。官员入股经商，官员家属亲友和红二代、“官二代”利用权力资源经商变成了一掷千金的大富豪，“红顶中介”遍布，官商勾结，警匪一家，工人下岗，农民失地，房地产业和股票等金融行业成了中国泡沫经济的龙头……大家都在做着“发财梦”。为了发财，有的党员相信迷信，烧香拜佛，求神拜鬼，迷恋风水，算命卜卦，求财许愿;有的加入宗教组织;有的参加同乡会，同学会搞小山头、小团体、小帮派活动;有的腐败犯罪……一切都在向钱看!反而如果有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可能会遭到共产党政府的阻止和发难。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好像成了“异教徒”似的，“共产主义”被人诬蔑为不可实现的“骗人”口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已经“过时论”占了上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坚持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有良知的共产党人打成“文革余孽”，取而代之的是封建思想复活和资本主义思想泛滥。

　　二、否定“文革”成了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尖锐武器

　　30多年来，只要有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只要有人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中国共产党，只要有人坚持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大道，就会被人攻击为“文革余孽”，甚至还有人叫嚣：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是亡党亡国。不知道这些人说亡的是什么党?亡的是什么国?共产党的媒体学着境外媒体的论调，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在论述什么评价什么，开口闭口就是以“文革”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

　　“文革”前，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大陆发动劳动人民进行“忆苦思甜”活动，是用毛泽东时代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新旧社会的对比来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可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借用中国共产党的手段搞“忆苦思甜”，只不过忆苦的对象不是旧社会而是“文革”，于是许多“伤痕”文学的书籍统统出笼。一夜之间，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革”描写得远比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还要黑暗，“文革余孽”远比“国民党余孽”更可怕“

　　2008年2月13日，贺卫方在西山会议上公开叫嚣：“老话说“图穷匕首见”，我们的匕首包裹着一大堆地图，把匕首包起来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天机不可泄漏，不敢说。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明确的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逐渐地走向国家化……我们这个国家里却有这样的政党完全不符合这样的要求。我们参加了这个组织，我在这个组织20多年，但是它没有注册登记，这是很麻烦的事情。这样的政党所行使的是什么权力?是法外权力。这是严重的违法。”

　　贺卫方的叫嚣无疑是向中国共产党挑战，不知道贺卫方说共产党没有注册登记是要中国共产党到美国政府注册登记还是要去台湾政府注册登记?贺卫方说共产党是违法的组织，目的就是要共产党下台。不知道贺卫方在20多年前是怎么样混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议有关方面查一查他的底。象贺卫方这样的党员在中国共产党内不只几个，他们抱着美国政府的大腿，梦想复辟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如果中国的八千多万共产党员都象贺卫方一样，中国共产党马上就会变成为前苏联第二。

　　中国共产党政府对这类反动的人和事不但不进行阻止，反而助长这股逆流的发展，是因为在中国政府内有他们的后台。

　　从否定文革、攻击“文革”、攻击毛泽东到攻击共产党延伸到敌对势力攻击“大跃进”，“反右”、“人民公社”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部历史，他们公开宣称中国共产党不合法;造谣诬蔑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是“游而不击”;颠覆毛主席的《桃子该由谁摘》论断，把害怕日本鬼子躲在峨眉山上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政府一夜之间突然吹捧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说实话，如果国民党军队真能够成为抗日战争中的主力那可是中国人民之大幸，这样就不会丢失中国大片领土，就不会有南京大屠杀。遗憾的是国民党对日寇采取是的是不抵抗政策，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导致日本鬼子在中国横行。可有些人偏要颠倒历史，伪造历史，虚无历史。他们造谣诬蔑攻击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董存瑞……为了达到颠覆共产党政权的目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张灵甫本来是国民党王耀武的部下，他们不宣扬李宗仁、王耀武更不宣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功劳却竭力歌颂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敌并残杀中国人民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毙的国民党战犯张灵甫为“抗日名将”，这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后的种种事实证明，借“文革”否定毛泽东已经造成了敌对国家及其反动势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尖锐武器。

　　三、攻击“文革”成了攻击毛主席的尖刀利剑

　　1976年6月15日，早已重病在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毛泽东，在病情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对华国锋及当时也在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决议》中虽然肯定了毛泽东的功绩，但由于全面否定“文革”并指出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这一把柄成了反共反华反毛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阶级敌人握在手中攻击毛泽东同志的尖刀利剑。有人借用邓小平同志的“三七”开来评价毛主席。其实按毛泽东“一生干了两件事”的说法，应该是“五五开”。可是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赞毛主席的“七”而是在贬低和攻击毛主席的“三”。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在中国出现一股否定毛泽东，攻击毛泽东的歪风。习近平同志说：“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从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中可以推断出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共产党站不住脚(党群关系紧张)、社会主义公有制受到严重破坏、国有企业被瓜分，国家机关遭到老百姓的冲击，警察杀害人民群众，贫富两极分化等所有一切乱象都是由于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所造成的恶果。因为中国有良知的人毕竟是大多数，而且毛泽东同志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内的大部份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爱和拥护，否定毛泽东的妖风才翻不起大浪，所以乱象也不会完全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根基。不过，其危害也不小，如果放任继续下去，必然祸及子孙。直到最近几年，仍然有人毁坏毛泽东同志的画像，砸烂毛泽东的雕像，侮辱毛泽东的人格，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对此不敢反对。有些别有用心的人通过自己篡夺的权力、财力和地位、名声在两会上提议要拆除毛主席纪念堂，毁掉毛泽东的遗体，是可忍，孰不可忍!

　　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肯定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在提倡“依法治国”的中国，可是还有人在公开场合攻击毛泽东，在媒体上恶意诽谤谩骂毛泽东，这不是明显的违宪犯罪么?国际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势力反毛，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反毛，出卖国家利益的汉奸反毛，甚至共产党的党校反毛，共产党的媒体反毛，共产党员反毛都是以《决议》中的毛主席“犯了严重错误”为借口作为进攻的武器。无论何时何地，甚至在毛泽东的诞辰讲话中也被套上一句毛主席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的话，这是对毛主席的极不尊重，更是不公。试问：孔子有没有犯过错误?孙中山有没有犯过错误?刘少奇有没有犯过错误?邓小平有没有犯过错误?中国所有曾经由政府组织纪念过的人有没有犯过错误?为什么在纪念他们的时候没有人提他们犯过错误的话?而偏偏在纪念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中说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呢?如果毛泽东真的象敌对势力攻击的那样是“犯了严重错误”，那么就没有必要纪念毛泽东。如果不纪念毛泽东，就是否定毛泽东，中国人民不答应啊，这样，中国共产党就站不住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站不住，中国就会大乱。纪念毛泽东的活动难道只是为了暂时蒙骗人民的愿望不得已才举行的活动?提“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难道是为了迎合反华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敌对势力的进攻和敌对势力一起产生的共鸣?如果这样，也必然会引起热爱毛泽东和有良知的亿万人民群众的更大不满和强烈反对。

　　四、否定“文革”和否定“改革”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代表团时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以后，他又在多种场合、多次提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2006年7月21日，新华网刊登了艾琳写的一篇《正确理解小平同志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文章，文章中说：“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目的基本达到，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富人群体’。据有关资料，这些先富起来的群体虽然比例不足20%，却占有了全部财富的60%以上，而且这只是一个保守数字。但是，带动其他人一起富裕、走共同富裕之路的目的并没有完全达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论断，也一度受到了质疑，被认为是形成社会“两极分化”、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文章也承认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后并没有按邓小平所说的“带动其他人一起富裕”反而事实上是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文章中说“把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归咎于小平同志的论断是荒谬的、荒唐的。”

　　再来看文革的目的是什么?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第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指出：“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如果说文革中出现的错误是“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那么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中“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和“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论点所造成的各种社会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导致失败则更是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也是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参照对“文革”评价的标准，人们把“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归咎于邓小平的“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论断也应该不是“荒谬的、荒唐的”吧?

　　邓小平同志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从“党章”到“宪法”，从改革开放后的所有中央文件到共产党的领导讲话中都坚持提“邓小平理论”，难道邓小平说的这句话就不是“邓小平理论”吗?

　　那么，“文革”的目的“一斗二批三改革”也是对的，不然为什么这么多久经考验的革命领袖们会举手同意发动“文革”?邓小平同志也曾赞成“文革”，称“文革”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文革”中的失误导致“文革”失败，中央开全会作了一个《决议》，否定了文革。改革开放出现“贫富两极分化”，按照邓小平理论也应该是“失败”了。中国共产党在对待“文革”的问题上敢于承认“错误”，为什么在对待“改革”中出现的错误不敢遵照“邓小平理论”承认“失败”?也没有象对待“文革”一样作出《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总结改革开放中的失误，更没有作出结论说改革中的这些失误应该由谁负主要责任，是谁的错误造成的，这公平吗?

　　五、把“文革”说得可怕是政治阴谋

　　翻开“文革”历史的一页，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邓小平同志当时是政治局常委，一定参加了这个会议并对“通知”表决时投了赞成票)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第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两个文件一个是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一个是全体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的，根据时间推算，时隔不到15年后，参加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大部份中央委员，包括邓小平同志在内，应该也曾参加过八届十一中全会，而且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应该都是举手赞成的。换句话说。如果参加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委员们在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时不举手赞成《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不可能通过，这样的推断应该正确的。所以说《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决定，而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体委员们的决定，是党的决定。

　　邓小平同志在文革初期曾经对“文革”评价说：“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1966年10 月23日)】

　　邓小平还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同上】

　　1967年6月，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说：“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我的自述》(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

　　也许有人为之辩解说是他们是在文革中没有办法才这样表态，或者说是迫于某种压力才这样做。这样的辩解只能欺骗不懂世事的小孩子，只是一种狡辩。只要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只要稍微懂得一些马列主义常识的革命者，只要还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就不会被这种狡辩所蒙骗。在这里我举两个共产党员的事迹就会明白：一个是方志敏，一个是夏明翰。方志敏同志在被捕后，受到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严刑拷打和诱降，英勇就义，这种压力大不大?夏明翰同志英勇就义时“戴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的诗歌雄壮有力，至今还在余音缭绕，面对牺牲，这种压力大不大?他们为什么没有迫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投降叛变革命?是因为他们在坚守一种信仰，坚持一个真理，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在坚守一种信仰，是坚持真理的模范，都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先烈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人民的解放，在敌人面前始终都没有屈服，最后牺牲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赢得了全中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他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革中的表现与对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的表现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在不同时期的举手赞成过某种决议并说过不同的话，只不过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认识，而不是立场问题。

　　2015年2月3日，曹林在中青报发表文章中称：“不想回到可怕的‘文革’”。这种否定“文革”拔高“文革”危害性的作法在中国不是少数，其目的就是转移中国共产党人的目标，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为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应该弄清楚。“文革”中有错，但把“文革”作为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是一个极大的阴谋。难道“文革”比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更“可怕”?难道“文革”中伤害的人比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马日事变”中杀害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多?难道“文革”中的“造反派”比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待革命人民还凶残?难道“文革”中的共产党员全部是欺侮人民群众的强盗土匪?是欺压老百姓的官僚?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寄生虫”?“文革”中有的共产党人被罢“官”，让群众出出气，被批斗一番，有的下放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锻炼，总不至于比国民党反动派“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还残忍吧?更何况罢“官”、批斗、下乡劳动也是对共产党人的磨炼，连共产党员的党籍都保留了，有什么值得怀恨呢?为什么不说复辟到国民党时期要掉脑袋的“可怕”，却偏偏执意要说回到“文革”下乡参加劳动的可怕?如果抛开个人利益，“文革”究竟有什么可怕的呢?

　　对“文革”结论，历史一定会有一个公正的评说。如果“文革”真象曹青们所说的比国民党时期还“可怕”，真象“文革”后有人把十年“文革”当作比国民党时期还可怕的“十年浩劫”，那么，作为共产党员，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们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枪炮和屠刀面前都没有屈服过，难道还会被“可怕”的“文革”所吓倒?这样的拔高“文革”的错误为“十年动乱”和“十年浩劫”，其目的就是要挑起共产党内部的矛盾，贬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格，麻痹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警惕，提升国民党反动派的地位，企图复辟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邓小平同志所指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也就是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才是真正对“文革”感到“可怕”的人。当然还有那些心胸狭窄，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对“文革”心存恐惧之心。真正的共产党人和正直的人民群众对“文革”并不感到可怕，因为他们并没有做亏心事，并没有危害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

　　如果“文革”真的象曹林所说的那么“可怕”，那为什么在“文革”中受委屈最大的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同志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当记者问：夫人，你是怎样看待当年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的?

　　王光美深思了片刻说：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

　　张爱萍将军的儿子 张胜说：“文革”结束后，父亲全心全意呼唤改革。可是，改革开放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贫富悬殊，带来了卖淫、吸毒、走私、警匪勾结的黑社会的恃强凌弱等等，带来了所有解放初期曾经被他们彻底消灭了的社会丑恶现象。这不能不使革命了一辈子的父亲在晚年陷入痛苦、迷惘、难以容忍的境地。他常自言自语地说：“难道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如果“文革”真的象曹林们所说的那么“可怕”，张爱萍将军晚年就不会说“如果革命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我当初就不该参加革命。”

　　承认“文革”有错误并提出纠正这些错误的办法才是明智之举;借用“文革”中的错误来夸大事实拔高“文革”的“罪恶”，把“文革”说成是“十年浩劫”，企图把“文革”推向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甚至把“文革”描绘得比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还黑暗。这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文革”本来属于认识问题，却被别有用心的人提升到立场问题，其真实意图是要诋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德，诬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没有坚定的革命意志，不能坚守共产主义崇高信仰，不能坚持真理。这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成是历史上“出尔反而”、“反复无常”的“小人”，他们贬低老一辈革命家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否定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同志说：“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2013年1月5日)】

　　改革开放前后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探索，都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文革”是“抓革命，促生产”，用政治带动经济的发展;改革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促进政治的巩固。警惕有人无限夸大“文革”的错误，不用共产党的标准反而以西方国家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成就是极端错误的。

　　习近平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叶的讲话》(2012年12月31日)】

　　改革开放前后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措施，而不是为了迎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文革”完全不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被他们诬蔑为“十年浩劫”，有良知的中国人不应该跟着西方敌对国家起哄。18大以后，习近平同志提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共产党开始总结过去30多年来走资本主义邪路的教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闻到中国共产党要重返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进军号声，敌对势力妄图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切成就，其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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