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1918年，苏联一个布匹店小老板伪造了一份“共妻法令”，并将之付诸实践。这位冒险家死后，“共妻令”并没有随着法庭的审判而结束，反而成为“共产共妻”谣言的源头。
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报道里，苏联“共妻”说曾持续多年。对于这一敏感而离奇的事件，苏联史学界观点并不统一。一些苏联史学家要么三缄其口，要么只是一笔带过。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星火》、《论据与事实》等苏联中央媒体才先后披露一个事实：在1918年，在许多地方报纸上，出现了一道伪造的“共妻法令”。那些吃白饭的好色之徒将这一法令当作护身符，并将其一直实践到了1930年。
■ 冒险家的奇想
1918年6月底，莫斯科米亚斯尼茨基街的交易所大厦，正在进行的法庭审判已经进入尾声。
庭审中的被告名叫赫瓦托夫，原本为一家布匹店的小老板。赫瓦托夫被指控涉嫌编撰《俄国少女及妇女公有法令》，擅自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大肆张贴，组织无政府主义者非法团体。该伪造“法令”由19段文字组成，通篇号召劳苦大众争取性享受的权力，在“法令”开篇这样写道：“所有绝色佳人皆成为资产阶级的笼中鸟，严重扰乱了人类在地球上的正常延续。”
这一真假难辨的法令颇具煽动性地宣告：从1918年5月1日起，所有17至32岁的女性应摆脱个人控制的束缚，宣布自己为人民的公共财产。
按照这份“法令”，男人将有权“享用”一名妇女，但每周不得超过三次，每次不超过三个小时。而要得到对这一“公共财物”的使用权，当事人必须事先加入“劳动家庭”，并领取工厂委员会、工会或地方苏维埃办理的会员资格证明。对原本有家室的男子，“法令”还给予一定照顾，允许原夫在规定次数之外亲近原妻。而对那些拒绝将妻子充公的男子，剥夺其与其他女性发生亲密关系的权利。
“法令”还规定，每名渴望享用“人民财产一份子”的“劳动家庭”成员，必须从其收入中扣除10%。而不属于“劳动家庭”的男子，每个月则需交纳100卢布的会费。管理部门将用这些工资扣除款及交纳金设立一个“人民后代”基金，对公有妇女支付232卢布的补偿金，对其中的怀孕妇女发放补贴，对她们所生子女进行抚养，让孩儿们在“人民摇篮”长到17岁，失去劳动能力的妇女还可领到退休金。
■ 荒诞的实践
法庭在司法调查过程中查明，在被捕之前，赫瓦托夫已经实践了“法令”上的部分内容。为此，他在索科利尼基村买下了一幢有三个房间的木屋，并将其命名为“社员爱宫”。他还为这所“宫殿”物色到了一些“住户”，并把光顾者统称为“家庭公社社员”。从“社员们”手上拿到会费后，赫瓦托夫便将钱款据为己有。有时候他也会亲自光顾一下“爱宫”，物色他中意的年青女子，当然是完全免费的。
根据赫瓦托夫的安排，社员们每10个人睡在一个房间，男女社员各自单独分开休息。在其中两个十个床位房间中，分别隔出了一个可供两人睡觉的小号（隔间）。在征得其他社员的同意后，一对男女就可以住进隔间，尽情享受性爱的欢愉。
“公社社员”的这些生活细节被传开后，一群青年人便带着他们女友纷纷要求加入这个“公社”。这下子“爱宫”乱了套，明显处于少数的已婚妇女不干了，倍受冷落的她们开始发出抗议，用带来的板条拼命抽打地板。
■ “无罪释放”
这真是是法学史上前所未闻的案件，受到了苏维埃执法机关的高度重视。为将这一事件审理清楚，苏俄党政机关派骨干介入了法庭审判和辩论。
法院主席名叫莫基拉，是一位剑术高强的前线老战士，担任法官助理的都是人民陪审员，而辩护人一个是国家救济人民委员科隆泰，另一位则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拉林。
作为公诉一方，政府派出了两位代表：一位是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妇女部主任维诺格拉茨卡娅，一位是莫斯科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党医”扎尔金德。他们在发言中反复强调，“工人阶级从维护革命利益出发，有权干涉自己成员的性生活。”在发言结束时，两位控告人提议追究赫瓦托夫的刑事责任：剥夺自由五年，关入弗拉基米尔中央监狱，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当莫基拉请辩护方发言时，女辩护人科隆泰轻盈地跃上了讲台。在长达40分钟的发言中，她以精彩的语言捍卫她的“爱神”理论。她为被告辩护说，男女关系过于随便，缺乏形式上的严格约束，导致时下人们举止轻浮，才使赫瓦托夫“法令”中所宣扬的东西有了市场。
科隆泰强调指出，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底层固有的自由散漫，以及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的沦丧，不会随社会主义的发展而自动消亡，还会多多少少遗留下痕迹，资产阶级的沉渣陋习还会不时泛起。鉴于这种社会背景，科隆泰要求法庭对赫瓦托夫法外开恩，将其从法庭直接无罪释放，但对于从好色的“公社社员”手中收到钱款，则应予以没收，并上缴国库。
发言结束，科隆泰刚一跳下讲台，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的警卫线便被赫瓦托夫的支持者冲破。一群已婚妇女浩浩荡荡地闯入法庭，一同高声叫喊：“暴君！亵渎神灵！丧尽天良!”叫喊了一阵儿后，她们就开始乱扔臭鸡蛋、烂土豆和死猫。挨砸的不仅有法官、控诉人和辩护人，而且还包括她们前来声援的对象——被告赫瓦托夫。
见法庭形势完全失控，警卫人员立即叫来增援部队。一辆装甲车迅速赶到出事地点，一群荷枪实弹的水兵从上面跳了下来。眼看大势不好，妇女们被吓得作鸟兽散。
法院里的局势安定下来后，独臂老战士莫基拉与两名士兵陪审员便进入另一间会议室，就法庭最后的裁决进行磋商。在反复商量了大约三个小时后，因科隆泰毕竟位高权重，他们最终采纳了她的意见。结果法庭当场判决如下：因赫瓦托夫犯罪证据不足，法庭当庭释放。同时法庭责令被告，索科利尼基村的“爱宫”要立即交公，非法获取的钱财必须上缴国库。
尽管赫瓦托夫暗自庆幸得以获释，但他的平安日子没过多久。就在获释的第二天，他被一群无政府主义者杀死在自己的布店里。杀了人之后，他们还到处张贴公告，称这一谋杀是“复仇行动和正义的抗议”，原因是死者盗用无政府主义者的名义，私自发布色情的《俄国少女及妇女公有法令》，严重玷污了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声誉。
■ 传播
冒险家赫瓦托夫死了，但伪造法令的故事并没有完结，而是恰恰相反。这个荒唐的法令出笼后，就以闪电的速度在俄国大地广泛传播、蔓延。到1918年的秋天，它就被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报纸大量转载。有的把它当作一个吸引读者眼球的怪异噱头，有的则是为了诋毁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名誉，进而给苏维埃政权抹黑。要知道当时的情况是，无政府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建立了统一战线，并在各个层面参与了苏维埃的工作。
假法令四处泛滥，新政权却没有及时控制这股势头。假法令在传播过程中还以讹传讹，各式各样的新版本不断出现。如在维亚特卡边区（基洛夫州），右翼社会革命党人维诺格拉多夫从《乌法生活报》摘录了赫瓦托夫的“大作”，将其进行添油加醋地修改，并以《不朽的文件》为标题，再度登载在《维亚特卡边区报》上。
在俄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白卫军也惯于拿伪造法令当武器。为把群众煽动起来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白卫军也以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发布了大量假法令。1920年1月，白卫军头目高尔察克被捕时，在他军服的口袋也发现了赫瓦托夫的那道假法令。
■ 传播与消亡
赫瓦托夫的“杰作”及部分实践，不仅在苏俄国内家喻户晓，而且还“名扬海外”。
1918年夏天，美国和欧洲各大报纸上纷纷出现这样的头条：“禁止组建家庭，布尔什维克共妻”、“苏维埃实行群婚”、“社会主义令卖淫合法化”、“布尔什维克使俄国文明走向荒芜”等等。这些文章见诸报端后，让许多西方人对苏联留下了强烈的不良印象，认为布尔什维克破坏婚姻和家庭，将女性社会化。
英国著名作家赫伯特·威尔斯也听说了这一奇事。1920年，他专程从伦敦来到莫斯科，与列宁交谈了三个小时，想弄清俄共（布）领导是否真的颁布了《俄国少女及妇女公有法令》，是否准备在日常生活中贯彻实施。列宁解释道，苏维埃政权的中央机关与该“法令”毫无干系。威尔斯在《阴霾笼罩的俄国》一书中描写了此事。
在1920-1930年期间，苏联社会开始转向禁欲主义，社会生活规范十分严肃。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男女暧昧关系又被极度政治化。在报纸和杂志的扉页中，已经不再有对性问题的讨论文章。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衣着轻佻的姑娘也消失得无影无踪。1935年3月，在苏联一家纺织厂发生的事成为这一时期的最佳注脚：列宁共青团开除了一名青年钳工，因为他“同时与两个姑娘谈情说爱”。
对于社会主义式清心寡欲的生活，苏联政府给予了大力鼓励和提倡。1937年，《共青团真理报》发表社论说：“人民的敌人费尽了心机，妄图以资产阶级思想影响青年人的婚姻爱情观，从而在政治上腐化苏联青年。”在这个阶段，婚前性行为被彻底归入“有毒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即便是正式离婚，也被贴上了丑恶的标签，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共青团员或共产党员今后的事业和命运。
随着苏联上世纪一系列重大事件的上演，“共妻令”事件的烟云被吹拂得云消雾散，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和谈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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