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乾隆皇帝的作风问题
（本文纯粹说的是历史，请勿与现实相联系）
乾隆皇帝，即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年9月25日-1799年2月7日)，他是清朝的第六位皇帝，入关之后的第四位皇帝。他25岁登基，在位六十年，禅位后又任三年零四个月太上皇，实际行使国家最高权力长达六十三年零四个月，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掌国家最高权力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
在乾隆年的中后期，官场的贪腐十分严重，这与乾隆帝的“作风问题”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乾隆帝好大喜功，只愿听颂扬之声，导致他重用了一批阿谀奉承之徒。
乾隆帝的才能不如他的祖父康熙帝，实干精神又不如他的父亲雍正帝，然而他却好大喜功，处处显示自己比他的前任还能干。为此，他连年用兵邀功，在边疆地区和周邻诸国发动战争，接连打了大小10战，自诩为“十全武功”，自称是“十全老人”。而综观这10次战争，过大于功，败多于胜，并且大都是可以避免和不打的，其结果，使国力大受消耗。
乾隆帝好大喜功、自我欣赏的心态，在他晚年驳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尹壮图关于“官吏贪婪”奏报时说的一段话中，表露得非常明显。他说：“朕自缵绪以来，益隆继述。凡泽民之事，敷锡愈多，恩施愈溥。此不特胜国所无，即上溯三代，下讫宋元，亦复罕有伦比。”这段话的意思是：“我自从继位以来，就努力使国家更加兴盛。凡是施恩惠于民众的事情，做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这不单在我大清国是史无前例的，就是上溯到夏、商、周三个朝代，下到宋朝和元朝(明朝被我大清所灭，根本不值得一提)，也是很少有能与本朝相比的。”乾隆帝实际上是说：他当皇帝的这几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其陶醉于自我欣赏、自我赞美之心情溢于言表。
由于乾隆帝好大喜功，因此他非常喜欢听颂扬自己的话，到了晚年，他更是只愿听颂扬之声，听不得半句说他对国家的治理有问题的话。
就拿前面提到的尹壮图来说吧。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尹壮图奏报：“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培养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请旨简派满洲大臣同往各省察查望。”这实际上是对和珅执掌大权十多年以来，贪污营私，贪赃枉法，造成全国各省银库亏空的指控，请求皇上能否派出大臣下去调查清楚。
乾隆帝看了以后很不高兴。尤其是尹壮图在奏折中提出，调查的官员要秘密查访，让和珅也是愤恨不已。和珅对乾隆帝说：“尹壮图所谓的密访实在是不成体统，不能任由他身为朝廷命官任意查访，必须给他指出范围，也不致搅得各地百姓不得安宁。”乾隆帝感到和珅言之有理，就下令尹壮图每查一地之前，要用快马通知地方的官员。这样一来，那些府库亏空的府县，在尹壮图到来之前就能接到通知，想办法应付检查，瞒骗过去。和珅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又向乾隆帝推荐向来忠心依附于他的庆成陪同尹壮图查访。乾隆帝也首肯了，下诏命尹壮图与庆成一起去各省调查府库，每到一处必用五百里快马通知各地，不使地方惊慌，而且二人必须尊重地方上的官员，不得以钦差的身份压人，尹壮图要听从庆成的安排，助庆成行事。其结果，大家可想而知——尹壮图什么真实凭据也没有查到。他对和珅等人的做法满心愤懑，却无可奈何，只有仰天长叹，向乾隆帝写奏折，承认自己夸大其辞，捕风捉影，没有真实凭据，调查中也未发现有什么破绽，向乾隆帝请求回京后处罚自己。
乾隆帝在这种情况下，多次下旨，历数尹壮图的奏折是“希荣卑鄙，饰词谎奏。”等到尹壮图回到京城后，就被刑部以“比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关进了大狱，判处斩刑。在尹壮图案发之后，纪晓岚曾打算为尹壮图求情。乾隆皇帝听说后勃然大怒，当即骂道：“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全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后来，乾隆帝宽免了尹壮图的死罪，他便辞官回乡，直到嘉庆四年才被嘉庆皇帝重新起用。
乾隆帝好大喜功，只愿听颂扬之声，其结果必然是“远君子，近小人”，导致他重用了一批阿谀奉承的官员，而这些人又大都是贪赃枉法之徒;而敢说真话、廉洁奉公的官员，则不被他所喜欢，许多人最后都被和珅等贪官诬告陷害所除去。
其次，乾隆帝任人唯亲，重用了和珅等大贪官，结果带坏了一大批官员，严重败坏了风气。
乾隆帝退位前约二十年间，任用满洲正红旗钮祜禄氏和珅为军机大臣，晋授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文华殿大学士等职，朝政日益被和珅所操纵。和珅以宰辅兼户部、吏部两尚书，朝庭财赋之收支，官员之升黜，均操其手。和珅由此无厌地向各级官员索取财货，各级官员也竞向和珅纳贿输财。上下相通，层层效尤。自朝庭到地方，形成了以和珅为首的庞大的官员贪污网。
和珅原先是宫中的侍卫，是乾隆帝的“身边人”。由于他为人聪颖博闻，又很会“来事”，因而深得乾隆帝的赏识，成为乾隆帝的“亲信”。乾隆四十五年(1780)，他通过查办李侍尧案，使乾隆帝对其宠信有加，并将幼女十公主嫁给和珅长子丰绅殷德。这样，和珅就与乾隆帝成为了儿女亲家，乾隆帝由此也就更加信任他了，把许多要职和大权交给了和珅。
和珅既无战功，治国也无重大建树和成绩，完全是凭着他是乾隆帝的亲信和亲戚而受到重用的。乾隆帝重用他，是典型的任人唯亲。正是由于和珅等人的被重用，他们又带坏了一大批官员，才造成了乾隆年后20年官场上下贪赂公行，风气越来越坏的局面。
第三，乾隆帝喜爱游山玩水，崇尚浮华，导致皇室贵族和整个官场奢靡之风日盛。
在中国历史上，乾隆帝是最喜爱游山玩水的一个皇帝。他上效康熙帝，连年巡游南北各省，号为东巡、西巡和南巡。康熙帝的出巡，旨在考察形势、巩固统治和视察黄河的治理，而乾隆帝的巡游，主要以游乐为目地。上下虚耗，所经之处竞尚侈丽，造成极大的靡费。
据史书记载，乾隆帝先后五次到满州故乡和山东泰山、曲阜等地东巡;六次到山西五台山和河南嵩山等地西巡;六次到江南巡游，游经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等省。至于热河避暑、木兰行围，更是每年的常例。乾隆帝在位之年，几乎每年都有数月在外游幸。
乾隆帝的历次巡游，耗费无度，极其豪侈奢靡。例如乾隆十六年(1751)他第一次南巡，随行人员规模浩大，前呼后拥，多达2500余人。启程一年前，经行各地即已在忙于准备御舟，修筑道路，布设行营行宫，筹备迎驾。乾隆帝出发前，下谕免除了乾隆元年至十三年(1736—1748)江苏积欠的捐税银228万余两和安徽积欠的捐税银30万5000余两，浙江无积欠，就免除了来年的捐税30万两。乾隆帝巡游所到之处，当地设备接送，竞尚豪华，据说每处所费都在二、三十万两以上，超过康熙帝南巡时的10倍。乾隆帝首次南巡到底花了多少银子，史料中没有明确数字，但是光扬州盐商助其南巡就捐了100万两，由此可见一斑。
乾隆帝到各地巡游，玩赏山水，还到处题字，在中国的许多名山大川和名胜古迹，至今还可以看到他留下的“御笔”。
乾隆帝在南巡时看到江南的一些园林设计巧妙、构筑精美，十分喜爱，巡游回来，就在京师和承德等地仿照江南园林不断扩建皇家园囿。乾隆帝连年修建园囿，耗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
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帝为皇太后庆祝六十寿辰，举国上下，造成极大的靡费。由此开端，此后几十年间，皇室各种喜庆典礼，竞尚豪侈，愈演愈烈。乾隆二十六年(1761)皇太后七十寿辰，乾隆三十六年(1771)皇太后八十寿辰，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庆祝活动的靡费难以计数。
而乾隆四十五年(1780)和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过七十岁和八十岁生日时，庆典更为隆盛，靡费更是巨大。光是举办庆典本身，每次耗银都在百万两以上。
皇室奢靡，上行下效，不仅助长了浮华奢靡之风，也促使官吏的贪贿勒索日益加剧，难以遏止，对官场的贪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此可见，乾隆年中后期，官场的贪腐之所以非常严重，乾隆帝自身作风不正，是一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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