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的官场贪腐

　　大家看了中纪委网站刊发的文章《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都知道清朝后期非常腐败。实际上，早在清朝前期的所谓“康乾盛世”，官场贪腐就已经十分严重。

　　“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是中国清王朝前期统治下的盛世，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在此期间，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疆域辽阔，是清朝统治的最高峰。因此，中国大陆、台湾等地的史学界及教科书中，将康、雍、乾时期称为“康乾盛世”或“康雍乾盛世”。西方传统史学界亦认同这种说法，或称这段时期为“High Qing”，即清朝高峰时期。

　　然而，在所谓的“康乾盛世”，特别是康熙晚期和乾隆中后期，却是官场贪腐十分严重的时期。

　　康熙帝，即清圣祖仁皇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 -1722)，他是清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1661年至1722年在位)，也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有作为的一位封建君主和政治家。然而，由于康熙帝提倡理学，标榜仁政，对官吏的贪风由宽容演为妥协，导致吏治日益败坏。

　　康熙帝曾公然提出：廉吏并非一文不取，火耗取一分即是好官。他实际上是公开准许官吏加派火耗营私。所谓“火耗”，就是对纳税人向官府交纳的税银额外加成，归州县官吏私有，并向上馈送。由于加火耗已属合法，其他各种名目的加派也就层出不穷。如官员过生日，官员的父母祝寿、生子生孙等，下属都要送礼。甚至一位官员新到任，下属都要向其送“安家费”和“见面礼。”大官对小官，小官对小民，层层刻剥，最后都加到广大农民的身上。康熙二十三年(1684)，山西地方加派的火耗，一两就加到三、四钱。搞到后来，有的地方竟然将纳税人原本该交纳的一两税银，连同火耗和各种名目的加派，加派到三两、四两、五六两以至十两。

　　康熙帝晚年实行“宽政”，甚至对于证据确凿的重大贪污案件也任意宽纵。康熙四十九年(1710)，御史参劾户部堂官希福纳等人侵贪户部内仓银64万余两，参与贪污的官吏多达一百数十人。可是，康熙帝却对近臣们说：“朕反复思之，终夜不寐，若将伊等审问，获罪之人甚多矣。”最后，只将希福纳革职，其余官员勒限赔完，免其议处。康熙帝宽纵官吏贪腐，虽然得以使各级官员上下相安，但是，与广大人民间的矛盾却日益激化了。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康熙帝病逝，他的第四个儿子——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5)继承了皇位，即清世宗雍正帝。雍正帝即位后，就以雷厉风行之势，大力整顿吏治。

　　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雍正帝接连发布上谕十一道，历举官场各种积弊和各级官吏贪贿无能、华而不实，一再告谕澄清吏治。接着，他罢免了各省巡抚中的多名贪黩和庸懦不胜任的官员，又对朝中各部的官员进行裁简。针对康熙年晚期各地历任官员侵贪肥私，所报积贮钱粮多有虚额亏空的情况，他在全国开展了清查钱粮的行动，要求各省巡抚：凡有亏空，必须在三年之内如数补足，但不得苛派民间;如限满不完，从严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由于地方官员的软抗硬拖，清查钱粮的工作前后用了6年多的时间才基本完成，而且也没能完全补足积欠，但是，对官场侵贪的积习仍然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对整顿吏治来说，成效还是显著的。此外，雍正帝还实行了“火耗养廉”制度，将过去的“州县存火耗养上司”，改为“上司拨火耗养州县”，这一制度实行后，虽然民间负担的加耗仍然繁重，但对改变官场上下公开贪污的积弊还是有作用的。

　　雍正帝为了加强对各级官员的控制和了解下情，还特别制定了密折言事的制度。他要求朝中科道诸臣每日每人上密折，一折只言一事，无论大小，据实敷陈。地方官员布政使、按察使至道员、知府，军中总兵、副将、参将等，也都可以密折陈奏。一切地方利弊，通省吏治之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属员某优某劣，营伍是否整饬，以至水旱天时，百姓生计等等都可密奏。写密折不准与他人商量，内容不准泄露，须官员亲自书写，直送京师，交雍正帝指定的几个人，由其转呈雍正帝阅看批旨。据说，给雍正帝写密折的人有一千多人。雍正帝从密折察知各地政情，又设缇骑(侦探)秘密侦查官员言行，即使生活细事也随时密报。这样，官员们心怀畏惧，也就不敢肆意妄为了。

　　雍正帝在位时，还对赋税制度进行了改革，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推行了“摊丁入亩制”。所谓“摊丁入亩”，就是统一依据占田多少来收税，占田多的地主须多纳田赋和附加的地丁银(即兵役和徭役银)，少地和无地的农民则可少交或不交赋税。

　　客观地说，雍正帝是清朝乃至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勤政的皇帝。有人甚至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写下了一千多万字的政务批语。由于工作过度劳累，他只当了13年的皇帝，就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的一天，在批阅奏章时突然去世，只活了57岁。

　　然而，由于雍正帝做事急于求成，手段过于严酷，他在位期间的一些决策，触及了官僚阶层和地主阶级的利益，他镇压满汉大臣和文士，也搞了一些冤假错案。因此，他死后，说他好话的官吏和文人并不多。

　　雍正帝去世后，他的第四个儿子——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继承了皇位，即清高宗乾隆帝。乾隆帝自幼生长深宫，不谙世事，不同于康熙、雍正两帝。他即位后，既想巩固他的统治，又想建立功业，比美于他的父亲和祖父。这种特殊的境遇和特有的性格，给他60年的统治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他在位期间力图有所作为，因而使这个时期的清朝大体上仍能保持前期的国势，并以“盛世”自诩。另一方面，又由于他好大喜功而崇尚浮华，不同于雍正帝的倡导实心实政，他连年用兵邀功，巡游宴乐，造成巨大的靡费;上至皇室贵族，下到地方州县官员，贪婪无厌，吏治日坏，国力日损。

　　乾隆三十年(1765)后，清王朝已经日益陷入了衰败的境地，满汉官员的贪腐更是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一系列的贪腐大案陆续被揭露。

　　乾隆三十三年(1768)，两淮盐引案被揭露，震动了朝野。此案涉及几任两淮盐政和众多盐商，官商勾结，连续舞弊达数年之久，共侵吞税银一千多万两。

　　乾隆四十六年(1781)，揭露了甘肃冒赈案。该案是全省官员上下勾通，在长达6年时间里，连年虚报灾荒，以捐粮赈灾为名，实际上是各级官员将捐纳银两私分。案情上报后，乾隆帝惊叹这是“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后来，陕甘总督勒尔谨、浙江巡抚王亶望(前任甘肃布政使)、甘肃布政使王廷赞等相继被处斩;按照乾隆帝批准的“府道州县官贪污2万两以上拟斩决，2万两以下拟斩后”的办法，先后处死各级官员约60人，发往伊犁、黑龙江等地充役46人，另监禁贪污官员多人。

　　浙江贪污案。甘肃冒赈案被揭露后，原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已调任浙江巡抚，乾隆帝命斩王亶望，查抄其家产。之后又发生了以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为首的浙江官员贪污查抄钱物的奇案。乾隆四十七年(1782)查明，陈辉祖等人以银两偷换金两和少报查抄珍宝等手法，贪污了查抄钱物中的4748两黄金和上百件珍宝。

　　乾隆四十七年(1782)，又揭露了山东库银案。在这起大案中，以山东巡抚国泰为首的山东官员贪污州县库银多达200万两。

　　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五十五年(1790)，查处了江苏巡抚闵鹗元包庇贪吏的大案。查处该案的江苏新任巡抚福嵩，在结案后调任浙江巡抚。不久，福嵩也因贪污受贿约20万银两被查处，成为江南的又一大案。这就是“江苏巡抚包庇贪吏案”和“苏浙巡抚贪污案”。

　　乾隆六十年(1795)，又发生了福建贪污案。闽浙总督觉罗伍拉纳察知福建将军完颜氏魁伦嫖娼之事，欲上书弹劾。魁伦知伍拉纳贪贿不法，便先发制人向乾隆帝告了伍拉纳和福建巡抚浦霖一状。乾隆帝大怒，将伍拉纳、浦霖等人革职查办，在伍拉纳家查抄出48万银两及其它财物，在浦霖家查抄出白银28万4300余两、黄金700余两等财物。

　　乾隆年间最大的贪官是乾隆帝的“身边人”和珅。和珅原先是宫中的侍卫，由于他为人聪颖博闻，又很会“来事”，因而深得乾隆帝的赏识，乾隆四十年(1775)，擢任御前侍卫，授正蓝旗副都统。次年，又先后升任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和总管内务府大臣。

　　和珅初为官时，还算清廉。乾隆四十五年(1780)，他通过查办李侍尧案，使乾隆帝对其宠信有加，并将幼女十公主嫁给和珅长子丰绅殷德。这样，和珅不仅大权在握，而且成为皇亲国戚。和珅曾担任和兼任了当时清王朝大量的政府要职，封一等忠襄公和文华殿大学士，其职务主要包括内阁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理藩院尚书，还兼任内务府总管、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库全书》总纂官、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等几十个清朝中央政府的关键要职。随着权力的增长，他的私欲也日益膨胀，利用职务之便，结党营私，聚敛钱财，打击政敌。此外，和珅还亲自经营工商业，开设当铺75间，设大小银号300多间，并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广东十三行有商业往来。

　　嘉庆四年(1799)正月十二(2月7日)，太上皇乾隆帝驾崩;正月十三(2月8日)，嘉庆帝宣布和珅的二十条大罪，下旨抄家，抄得白银8亿两。乾隆年间清廷每年的税收不过7000万两，和珅所匿藏的财产相等于当时清政府15年的收入。时人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正月二十七(2月22日)，也就是乾隆帝死后15天，嘉庆帝赐和珅在自己家中用白绫自尽。

　　乾隆中后期严重的官场贪腐，与乾隆帝的“作风问题”有很大的关系。乾隆帝的才能不如他的祖父康熙帝，实干精神又不如他的父亲雍正帝，却好大喜功，显示自己比他的前任还能干。为此，他连年用兵邀功，在边疆地区和周邻诸国发动战争，接连打了大小10战，自诩为“十全武功”，自称是“十全老人”。而综观这10次战争，过大于功，败多于胜，并且大都是可以避免和不打的，其结果，使国力大受消耗。

　　与此同时，乾隆帝连年去各地巡游，玩赏山水，且到处题字，在中国的许多名山大川和名胜古迹，至今还可以看到他留下的“御笔”。他还在京师和承德等地不段扩建皇家园林，为自己和皇太后的生日大办庆典，造成极大的靡费。由此带来皇室贵族和整个官场奢靡之风日盛。

　　特别是他重用和珅之后，和珅凭借掌管财赋与官员升黜之权，公开向各级官员索取重贿，纳贿多者升迁，少者罢黜，使官场上下贪赂公行，风气越来越坏。

　　乾隆帝即位之初，曾焚香告天，说自己若得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归政退闲，不敢有逾康熙帝六十一年纪年之数。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乾隆帝在85岁高龄时正式宣布，他将在明年归政，传位给皇太子——他的第十五个儿子嘉亲王永琰。嘉庆元年(1796)，乾隆帝退位，嘉庆帝即位，但乾隆帝仍然以太上皇干预朝政。由于乾隆帝此时已年老体衰，大脑善忘，言语不清，这几年，朝政在很大程度上被和珅掌控。这种局面，直到乾隆帝死后嘉庆帝铲除了和珅，才告结束。

　　“康乾盛世”的官场贪腐早已成为历史，但在今天把这段历史再拿出来细细品味，人们仍然能够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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