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碧蓉，史星宇，于川
随着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皖南事变”以后，国共关系陷入了僵局。“谁是真抗日”的话题在重庆政坛被重新炒作，大肆诬蔑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斗争，诸如“游而不击”“1937年以来就没打过仗”等奇谈怪论甚嚣尘上。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党政喉舌集体失语，开始对敌后战场进行新闻封锁，以致从1942年下半年起，国民党的重要报刊几乎不再报导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敌战况。相反地，日伪报纸中刊载八路军和其他抗日武装作战的消息屡见不鲜、日渐增多。就此现象，本文引南京图书馆藏诸多日伪报刊的摘录为佐证，可对各种谬论逐一驳斥。
一、日伪报章所见共产党敌后抗日形势
中国共产党实行全民抗战方针，除了八路军、新四军两支主要的正规部队外，还有各种类型的游击队、地方民兵组织等，共同构成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据日伪的估计，中共军队的总数为280万左右，包括20余万正规军，60万游击队及200万农民自卫团。
据伪《新民报》的报导：“为共产军武力中心者，乃为以朱德司令，彭德怀为副司令之第十八集团军，即共产八路军也。……再加华中方面新编第四军约4万，总计其正规军约24万之众。”而除此之外的各类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规模，则据伪《中国青年》对各类民兵组织的报导，“至于八路的数目，恐怕就是总司令朱德亦计算不清，正规军、国军、地方纵队、挺进支队、民兵、游击小组武装宣传队、少年先锋队，名目繁杂”。
华北是侵华日军用兵的重点，也是中共军队与日军交战最激烈的战场。自抗战初期开始，八路军便在华北战场以游击战的方式打击敌人，同时不断扩大自身实力。日军在1938~1940年期间，也曾发动多次针对八路军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战行动，始终徒劳无功，反而耗费了大量兵力。据日本军方统计，至1940年，日军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的强大兵力被钉死在华北，从而导致整个战局陷入完全被动的局面。
不断积蓄力量的八路军，于1940年8月至12月发起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共进行大小战斗1 800余次，攻克据点2 900余个，歼灭日伪军45 000余人，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华北治安战》一书记载：“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此后，日军迅速抽调大量兵力回师华北，连续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并实行残酷的 “三光政策”。1941年春至1942年秋，日军在华北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规模不断扩大。此后，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日军的主要作战目标。据统计，这一时期，日军在华北七成以上的战斗都是与八路军的搏斗，且十分频繁。应当说，在华北战场上，中共是抵抗日军的绝对主力。“华北军发表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在今天已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的事实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延绵甚广，分布纵横，威胁着日本在中国各地的统治。中共活动地区，除华北、华中外，东北有抗日联军，“湖北襄樊以东，湖南长沙以东，福建厦门以西，广州以东等等无不大小零星散布其势力”。敌《每日新闻》报道中宣称：“他们像细菌一样，有空就钻，因之满洲国的行政不能浸润于热河……他们从南平一直发展侵入到西北部的丰宁县，康德七年(1940)八路军的策动就表面化了。于是延安的触角伸长到满洲国。”由此可见，华中、华北是中共的主攻区域。
在长江下游，新四军游弋于长江地区，并在江苏北部，建立了不少抗日根据地。“淮海省……现在新四军仍然盘踞在内……新四军以巧妙的组织和战术，继续着顽强的抵抗。特别他们的最得意的强化民兵组织，和巧妙的掌握农民，是今后新省政府应当大大注意的。”在长江南岸，镇江地区是江南、江北物资集散地，新四军在武进县的西北角和丹阳、金坛县境附近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他们利用百姓的船只游走于长江和运河之上，从江北运送武器，威胁京沪铁路运输线。安徽省，尽管当时处于汪伪、国民党和中共三者势力交汇的省份，但是中共的力量依然被视为日伪最大的敌人。“(在安徽)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的各种工作，八路军的沉着踏实，和新四军的机敏灵活的工作，都是日本军及和平派军最烦恼的地方。”
二、日伪报刊中共产党武装及其根据地
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具有过硬的素质和良好的军民关系，这是敌人也无法否认的。敌《文友报》发表的“中共军内幕之分析”中称赞道：“思想统一了，意志集中了，行动一致了，动作协同了。只有一个信念——为党而牺牲奋斗。从生到死，从早到晚，今天，明天，现在，将来，服从于党，努力于党所授予的工作;不计劳苦，不问成败，不断的，无休止的，把一切都贡献于党。这就是共军在训练中所得的成就。”
作为以上分析的一种补注，日伪曾公开了一位英勇牺牲的八路军战士的日记和信件。从这些私人性质材料的记录来看，个人对抗战的认识、对党和国家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凡是抗日战士，都是思想头脑最优秀的分子，不怕牺牲自己的一切，能够克服困难，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自觉的工作。我们拥护我们的政府，爱护我们的人民，为了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了获得自由而战。我们都是同志，都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要有踏踏实实领导自己的部下勇敢奋战，把日寇赶出中国的信念。”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坚信中国是不会灭亡的……然而中国的抗战是长期的，我们应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倾全力驱逐日寇出中国，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幸福。”
更令日军惊叹的是八路军与群众的关系。在日方看来，中共远比国民党得民心。“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据其观察，中共能够保障贫民利益、严明军纪和加强宣传教育是其得民心的关键。“游击战八路军特别注意者，即为与民众之关系……由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工作，常谋民众尤以大多数贫农利益之拥护，军方常与民众谋求融和，于此称八路兵士为‘子弟兵’，在教下级兵士之识字读本中，则有‘边区子弟兵与边区人民如鱼水，应一致团结扫荡敌人，保卫我等边区，保卫我等祖国’，八路军将军将兵中有八项注意，言辞和气，买卖公平，借物必还，破坏器物必须赔偿。” “共军对军纪的要求极为严格。例如在行军中，有人摘了路旁树上的梨子给在押的俘虏，俘虏拒绝接受，并说农民的东西不能随便吃。”
正是因为中共深得人心，才能促成军民一致抗日的局面。在华北敌后，全民皆兵，全民参战，军民一致打击侵略者，令日军震惊不已。日本第一军参谋朝枝回忆：“(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党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百团大战之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的大规模扫荡。当地居民在八路军的指挥下，采用“坚壁清野”的方式，使扫荡落空。日军所到之处，不见一个村民。
伪《蒙疆新报》登载的《冀西剿共从军记》中记载日本军官的见闻：“使我最惊讶的，是日本皇军所到的地方并看不见一个部落民(村民)，我最初还以为无论是怎样的敌人的地区，总不该没有部落民的，谁料竟是反乎我们的期待，这真使我呆然自失，感觉着真是到了敌人的区域。民众既然是没有，那么我们所计划的口头宣传，是完全失败了。”《华北治安战》中也提到：“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做得彻底，根据以往的经验，凡我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带路人、搬运夫、以至收集情报都极为困难。另外，空室清野做得彻底，扫荡搜索隐蔽物资，很不容易。”在面对敌人的时候，老百姓往往也不会透露八路军的去向。北平伪《新民报》曾报道过日军扫荡时向一老妇问及村中地道、八路军等情况，老妇一概推说不知，感慨道：“如此无知之贫农竟如此……为八路牺牲，始终不言真实之事。可怕之‘赤魔’之政治力!”民众还会利用带路之机，将日军引入包围圈中消灭。《华北治安战》记载，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在冀南作战中，“冈村支队的一个中队，当脱离大队主力分进之际，带路的当地居民将其带进不利的地形，使我陷于共军的包围之中”。
一再经历这种人民战争之后，日军对八路军有了新的认识，“在估计其军事实力时，则必须将共军及其潜在民众之中广泛的武装力量考虑在内。”敌伪的报纸甚至认为“冀西之住民，悉为八路”。
三、日伪所见共产党抗日武装的战略战术
中共在抗战中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战术令敌人十分佩服。上海《朝日新闻》“文友半月刊”载：“共军善于运用他的兵力和坚强政治力量所造成的非常高涨的战斗情绪，因而对他的战斗力就带有闪烁的感觉，以至视为神通广大，莫测高深。”这些战术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登峰造极的游击战。由于兵力及武器装备上的劣势，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对日作战中采取的主要方法是游击战。据日方观察：“共军的战斗技术，在战斗生活中锻炼起来，他们很少从外面得到接济，必须珍惜他们的弹药，使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不致浪费。”“在优势兵力‘围剿’之下，稍一不慎，则有被歼的危险，乃要求具有高度的运动性，这就是中共军在环境中磨练出来的两项特长，即精确的射击与敏捷的行动。”日方认为游击战是中共军队能够坚持在敌后存在的关键：“事变后窜扰于华北腹地之共产军……其所以几年仍未全灭者，实不能不归功于其特有战法……亦即彼等所自诩得意之游击战。”
战争初期，日军在山西、河北一带初次体验游击战，就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在其后的“扫荡作战”中深感讨伐游击队之不易。《华北治安战》写道：“我军的扫荡作战仅是将其驱散，殆未取得歼灭的成果，终归于徒劳。对擅长游击战及退避战术的共军，以武装讨伐犹如驱赶苍蝇，收效甚微。”在不断的交战中，日军深切体会到游击战的威力，认为游击战使得中共军队较之国民党军更难以击破。“如中央军者，集则易乱，散则无力，其溃灭尚较为容易，而共产军集则为整，化则为零，其每个散在之小组皆为有机体，更恃彼等所最熟悉之山路，可以巧妙运用。”
第二，惊破敌胆的地雷战和地道战。中共在华北战场打击敌人的两样法宝是地雷战与地道战，它们有效地保护了自己、打击了敌人。曾在冀中一带作战的加岛武中佐回忆：“部队在行动中经常受到来自住房的窗口、墙上、丘陵树林中的突然射击。偶尔发现敌人，紧追过去，却无影无踪。以后得知他们挖有地道，地道的入口设在仓库、枯井、小丘的洞穴等处，地道四通八达，甚至有地下集合的场所。”加岛武哀叹：“日军总像是在和鼹鼠作战一样，旷时费力，真想举手服输。”地雷战则是将大量地雷埋在日军的必经道路上，或是在日军扫荡前，埋于村落中：“八路军……常于我军必经道路附近暗处埋设多量地雷，故我军若稍不留意，即不免遭受损害，前头部队更宜注意，‘匪军’埋设地雷，多在单独路口，必经路口，十字路口，或山脚山腰山顶，尤其山的鞍部，其余如水井附近，房屋内粮食器具或箱柜、柴草煤炭内均可为地雷匿伏地点……地上放置树枝、柴草或其他破烂器具，均有埋藏地雷嫌疑……地雷毒害教训，一二年来给予我方的经验是太多了，谁能忘记呢?”地雷战的威力不仅仅是在生理上消灭敌人，更是心灵上的恐吓，是一场“残忍已极的神经战”，面对无处不在的地雷，“全员都怀着不安的心，正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默默中决不敢说出踏地雷、过八路军等笑谈，恐怕遭遇到他们，将不会平安的过去。”
伪《新民声杂志》提及视察冀西时的感受：“我们几乎是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后边的人一定要踏着前边人的足迹，多一步也不敢走，耳朵里充满了工兵警告我们‘地雷地雷’的声音，脑子里浮满了地雷的影子。”
第三，巧妙有力的政治攻势。日伪将中共对敌占区的政治攻势概括为“妨碍与瓦解新政权，扰乱民心，提高抗日思想，离间民众对日关系”，称其“无孔不入”。
日方发行的《剿共指针》中提到，中共在敌占区的工作方式主要是秘密潜入伪政权内部从事地下活动，窃取情报，肆机破坏;妨碍与破坏日方开发经济资源、反封锁、密运和搅乱金融等，特别是对重要设施的进行纵火破坏，并进行煽动工人怠工，以减低生产效率;通过宣传国际情势，日本国内困境及前线日军的败绩以坚定民众的抗战信心等。该材料还以中共在热河南部地区的策略与行动为例，详细说明了这种巧妙而有力的政治攻势：“他们争取民众的宣传是‘污蔑’和反对‘满洲国’政府的：一、统治经济，二、整理蒙地，三、招募劳工，四、禁止鸦片等。而他们巧妙利用‘在家理’和‘红枪会’作为进行工作的组织基础，这一点是应当注意的。在整理蒙地，缴土工作上，他们抓住农民的土地观念这个封建的顽固思想，利用这种容易陷于怀疑的弱点进行反对宣传，煽动人心，进行反对‘满洲国’政府的工作，因之往往土地多的便由于害怕整理土地而被所诱惑，以致参加了反满抗日的工作。”
第四，无比灵通的谍报工作。根据日方的观察，中共的情报能力相当强。不仅使日军无法掌握其动向，相反，日军的作战部署多为其所探知。
1939年5月，日军分兵多路，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围攻，最终以失败收场。参加此次围攻的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的参谋小崛晃中尉回忆：“作战开始后，敌情完全不明，宛如堕在雾中，进行无法捉摸的作战。虽然采用在满洲实行的分进合击治安讨伐方式，但由于中共方面的情报活动周密而巧妙，我方的期望终归落空，毫无结果。”
1940年初，日军一一○师团作战部主任参谋中村三郎回忆：“共军的情报收集、传递，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军的讨伐行动，往往在事前便被侦悉。到处都有彼等安插的密探。”伪《新上海报》发表的一篇名为“共产军旧账——间谍”，介绍了八路军在抗战中的谍报工作：“八路军之间谍网，遂广布于华北七省，洎乎今日，关外四省，亦莫不有八路军之间谍行踪矣。至今之间谍功绩，尤彰彰在人耳目，大同太原五次大会战，考其根源，尤不能不归功于间谍之努力活动，而后消息灵通，日军大队来犯，则早分藏于深山穷谷中，动静自如，指挥如意，在日军方从某一城市出发时，数目多少，器械如何，八路军早得无线电报，列阵以待矣。”
四、日伪对共产党能够取得胜利的观察
据日方观察，中共不仅在士气民心、战略战术上不容小觑，作为一个政党，也不断走向独立、成熟。日方注意到中共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这是其逐渐成熟的标志。
中共“历行其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建设，其理论的创造及斗争经验的积累，亦均是中共本身根据中国具体情形所创造……(毛泽东)所著之论持久战、论新阶段、论新民主主义三大论著，不但作了中共目前进行‘抗日战争的理论根据’。且被苏联称为‘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及弱小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中共号召干部学习，亦提倡学习中国事情，了解中国具体社会，并皷励干部力求实际，将马列主义及其辩证法，灵活运用到中国具体情形上去。最近中共所倡导的整顿三风运动及调查研究工作，既可说明中共在日益走向中国化的过程中”。不仅如此，经过多年的实践，中共建成了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长于作战，善于自律：“共产党具有相当强忍之势力，尤其指导之干部，有丰富之经验，彼等对于战法战术,常以全力研究之，並对自己之失能弱点，反省修正，颇为机敏，对下级党员及民众，常以身作则，抱有实践之热情。”他们时刻注意倾听群众的声音，走群众路线。“其干部每临指导时，则言必须以现实为可贵，並非站在群众之上，而是长在群众之中，不是应该命令群众，而是听纳群众的希望与意向，如此种种，成为中共实践的指南。”与此同时，中共实行了正确的政策。日方注意到根据地开展的大生产运动，认为其卓有成效地解决了粮食问题。“(八路)从军师部到下级战士都疯狂发起一种农兵政策，与代耕运动，他们亲身有计划的节省开支来自己开垦经营，喂猪种菜，这样使他们‘丰衣足食’了!”
面对这样强劲的对手，日本日益确信，中共才是其最大的敌人。华北军很早便提出以中共军队为主要作战目标。1938年11月18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编写的情报记录写道：“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 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进一步指出：“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由此，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的1940年“肃正工作计划”规定：“中共势力迅速壮大，不容忽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讨伐的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抗战后期，日本已经承认，中共才是在中国战场上的首要敌人。1943年，松本铃吉在《中日事变解决的要谛》中说：“再当考察大东亚战争和抗日意识的关系时，所不能忘却或看过的是中共政权。在中国民众抗日意识的源泉点上，中共政权在重庆的上位。”日方主办的“同盟世界周报”也指出：“如果有人以为只要和重庆能够谈判成功，就可以解决中国事变，那是很大的错误。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
令日伪方面忧虑的是，中共实在难以战胜。他们甚至以国民党在抗战前“反共”的失败例子，来表明“灭共”的不可能。“当事变未发生前，政府以中国的全军力讨伐‘共匪’，犹且不能克奏肤功，何况时至今日。……‘新中国政府’所拥之土地人民，目前尚不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所谓清乡军，所谓靖国军，是否足以铲除‘共禍’，今人不无几分疑问，现在治安政策固次第遂行，在治下的人民，有无已治已安之实效，自有欺世欺人之听闻。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共禍’仍然不能铲除。”
伪新民学会中央总会宣传局长陈载平则直接预言了中国共产党必胜，日军必败的命运：“现在‘匪共’方面，相当于有思想、有组织、有力量。而且他们是党政军一体，力量是集中的，反观我们的阵营，因为‘革新思想’与‘革新势力’未能滲透于政治和军事，所以一切新的工作，新的组织，新的斗争技术，不能顺利展开。而且因受封建残余的障碍，收效极难……现在时势危迫，生灵涂炭，我们不能‘灭共’便将‘为共灭’”。
综上所述，与国民党方面的宣传相反，在日伪政府和武装的宣传媒体上，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熟的、独立的政党，她所领导的抗日武装组织严密、思想统一、意志集中、行动一致，不仅深得民心，游击战、地雷战等等战略战术也运用得出神入化;她在艰难的环境中，动员人民，不断发展壮大，在敌后战场给予日伪很大打击，成为阻碍日本侵略中国最主要的而又难以战胜的对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必将取得抗战斗争的最后胜利。
(单位：南京图书馆。原文刊发于《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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