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的确定

一

1937年前后，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积极促成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局面的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实现了转变，这就为军事战略转变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的阶级战争转变为民族战争，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日本是一个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都比较强的国家，它实行的是以灭亡中国为目的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进攻，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因此，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红军在十年内战期间受到很大削弱，全军只有四万多人，武器装备差，主要根据地在陕北;江南的红军游击队还分散在八省边界的十三个地区。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都是经过长征考验的革命精华，有着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熟悉游击战，更重要的是，这支军队来自人民，是服务于人民的革命队伍，这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最为宝贵的。比起几十万日军来说，八路军、新四军的数量太少，武器太简陋。如果与日军进行正面大规模作战，势必会使自己损失殆尽。因此。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用人民战争战胜敌人。

在这些特殊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场是敌后的广大地域。毛泽东指出：“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1]

二

中国共产党正确总结了党的历史上军事战略转变的经验教训，引导干部认识已经变化的敌情和任务，防止过去发生的错误再度发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对形势作出客观、全面的分析之后及时地提出了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

早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涌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提出“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作用”。[2]这一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实现战略转变的始点。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这一方针不断得到发展。

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华北工作方针问题即指示北方局立即与政府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研究具体办法，迅速组成坚固的统一的战线，对付当前的重大事变。并立即在平绥、平津以东地区，开始着手组织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八月一日，毛泽东、张闻天给正在南京进行国共合作问题谈判的周恩来的指示中指出红军改编后作战要坚持两个原则：(1)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2)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宜，兵力过去，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这两个原则，表明了中共中央对抗日游击战争的高度重视。同时这一指示提出了新的战略的要点。

中共中央的正确思想武装了广大干部，也为洛川会议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奠定了基础。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了新时期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方针和原则，明确指出八路军的主要作战地区是在晋察冀三省交界处。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应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即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红军实行战略转变，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次年，毛泽东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来考察，认为这个问题是密切地联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

“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时期全面的战略方针。独立自主是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军事行动总的指挥原则，是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在军事方针上的反映，始终保持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独立领导;在战略上同正面战场配合，在战术上、战役上不受国民党的限制和约束，主动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发动人民群众抗战。因此，毛泽东提出的我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是极富远见的。

三

这一战略转变并不是一开始就被全党所接受，在党内就这一问题引起了争论。1937年1月下旬，王明从苏联回国。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党中央的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方针、政策。他的右倾投降主义在战略转变上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在军队的指挥关系上主张绝对统一于国民党，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独立自主的原则。第二，在作战方针上提出“运动战为主而辅之以游击战和配合以阵地战”的方针。第三，在工作的重心方面，王明重视国统区的合法斗争，轻视敌后游击战，主张利用原有的合法形式进行合法斗争。因此，王明否认抗战初期我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战略转变。他的理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城市中心论的“右”倾错误在新形势下的变种。

针对党内右倾投降主义者依靠国民党打正规战，轻视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中，都十分强调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把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争，由战术范畴提高到战略范踌。他“要求把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3]抗日游击战争的作用问题，实质上是我们党和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问题。为了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正确地提出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分工。他指出，“就目前和一般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4]因为这样的分工可以避免我们和国民党发生过早的磨擦，更可以使我们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发展和壮大人民军队，建立和扩大敌后根据地。这一任务是和抗日战争存在着两条路线和两个战场相联系的，特别是和国民党战场的作用由于国民党的消积抗战路线而日益缩小联系着的。所以，毛泽东指出，当时中国革命斗争中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就是游击战，并指出：游击战争“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5]因此，可以说抗日游击战争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出发点。

关于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作用，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中间，游击战不停止于原来地位，它将把自己提高到运动战。这样，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就有两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至于游击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持久的意义说来，它的战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轻视的了。”[6]

为了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全党思想，领导抗日战争胜利发展，在1938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就我党的军事任务说来，也将大体上分为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包括战略防御、相持两个阶段)，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战略反攻阶段)，主要的将是正规战争。”[7]因此，党在军事战略上的转变，即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用具有某种正规性的八路军、新四军去执行游击战的任务，以分兵发动群众。为了说明这一转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毛泽东列举了游击战争的十八项好处，并强调指出：“这一转变关系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其特殊的广大性和长期性说来，不但在东方是空前的，在整个人类厉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8]

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及时克服了王明等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所以，正确路线在中央仍占据主导地位，游击战的战略已被多数同志接受。到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全党对战略转变问题上的认识基本一致。这样。军事战略转变的思想深入人心，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胜利实现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的保证。

四

抗日战争发展的实际情况证明：中共中央新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由运动战转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是完全必要的，这对推动坑日战争的胜利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一，游击战争在抗战初期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开辟了敌后解放区。

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胜利地实现了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把正规军分散为游击队广泛地发动群众，把建立根据地作为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有很大的发展壮大。解放区抗战的第一时期从1937年9月平型关初战胜利至1940年百团大战为止，中国共产党员由1937年四万人发展到八十万，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五十万人，解放区和游击区的人口发展到一亿人。从鸭绿江边一直到海南岛的敌人后方，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五十八(四十七万人)和全部伪军。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溃败而瓦解了的华北、华中战局，由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合作，迅速恢复起来，为国民党当局所丧失的陷入黑暗的广大沦陷区变成了光明的广大解放区。由于解放区战场在抗日战争初期牵制了日本侵略者很多兵力，造成了使日军不能全力西进的形势，相持阶段到来后又变成与日军作战的主要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在游击战争中发展为抗日的主力军。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真正成了一个人民的大革命，人民的战争，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形势，通过抗日游击战争的形式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第二，八路军、新四军运用游击战，胜利地渡过解放区战场的最困难阶段。

在这个时期，各根据地军民都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1941年抗击了日军六十一万人(占全部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五十七)和全部伪军。但是由于敌、伪、顽的夹击，根据地人口缩小至五千万以下，八路军减员至三十万。华中解放区战斗频繁仅次于华北，新四军则维持着发展的局势。经过这个困难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受到了锻炼，坚持下来了，数量减少而质量增加。日寇的“扫荡”伎俩有限，根据地军民反“扫荡”的办法则层出不穷。由于军队和人民更加亲密地结合，因而学会了坚持与敌人顽强斗争和战胜强敌的许多本事。

在解放区，针对敌人的“扫荡”，部队以一部分力量分散与民兵相结合，日夜与敌人扭打，用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到处巧妙地杀伤敌人;同时又实行空舍清野，使敌人抢不到粮食、物资，保护了人民的利益。。

在游击区，针对敌人的“蚕食”政策，采取“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使广泛的群众运动与军事斗争相结合。

在敌占区，针对敌人的“清乡”，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了无数支武装工作队，向敌后之敌后开展全面攻势。

八路军、新四军在中共中央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指导下，密切联系群众，使游击战争进一步深入地发展。这种群众战争的特点在1941年—1942年的困难阶段最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正如朱德所指出的：“这种群众战的特点，就是不但有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协力，而且有人民大众在军事作战上的协力。这种战争不是军队单独进行的，而是以人民大众共同作战的灵活配合来进行的。这种战争是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的配合作战，是正规军与游击队、民兵和人民自卫军的配合作战。”[9]

第三，抗日游击战争在抗战后期经验更加丰富，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从1942年冬到抗战胜利是解放区抗战的第三个时期。

经过1941年—1942年艰苦斗争的根据地军民，斗争经验更加丰富了，对敌斗争的方法更见成效，他们从反“清乡”、“反扫荡”、反“蚕食”及开展对日伪政治攻势中坚持和发展根据地，以敌进我进的战略，到敌后之敌后去开辟解放区，粉碎敌人的进攻。

游击战争的胜利发展，为实现抗日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转变，使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奠定了基础。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曾指出，为了猛烈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日伪的武器与资源，“各地应将我军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10]虽然，由于战略反攻时间短，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并未实现，只是在打一些城镇据点的攻坚战中开始由游击战向小型的正规战转变，但是，抗日战争时期游击战争的大发展和在战略反攻中取得的初步攻坚战的经验，为解放战争初期逐步实现这一转变奠定了基础。

在伟大理论的指导下，必然会出现伟大的革命运动。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作出科学的论证，并付之革命战争的实践，这是毛泽东在军事科学上的伟大贡献之一。抗日游击战争是人民战争的思想在抗日战争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最好的最充分的表现。广泛持久的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发展，是全面抗战路线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的确定是党走向成熟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下最英明的决策之一。

注释：

[1]《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一一6页。

[2]《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5年12月。

[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74页。

[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8页。

[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72页。

[6]《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6页。

[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3页。

[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6页。

[9]《论解放区战场》，《朱德选集》，第146页。

[10]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宜布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1945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