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鼓吹所谓乡贤政治，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明清两代的所谓“乡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所谓“乡贤”最初源自于明初挡朱洪武推行的“里甲制”，即每110户编为1里，由丁粮最多的10户担任里长，其余100户则称为甲首。10名里长以10年为一个周期轮流应役，先后顺序根据丁粮多寡预先编排，每年由1名里长率领10名甲首应当差役，并负责“管摄一里之事”。注意，是“丁粮最多者”。在明之前，唐代主要地方势力是门阀和世家，而宋代进入平民政治时代之后，地方的主要势力变成了地方豪强、官宦家族等，这些人论势力，不少是要强于明清的“乡贤”的，但论及对地方草民的“控制力”，则远不如明清的所谓“乡贤”们，最主要原因在于明之前，之前的税赋的征收是由税吏负责，是“官对民”，而明清则变成了“官对绅，绅再对民”。
明清政府结构的一大特点是“官府不下乡”，也就是说官府只到府县一级，再往下，靠的是“乡民自治”，而这个自治的关键，就是胥吏和乡绅，而所谓自治的核心问题，就是“税赋”。而其它的所谓教化，地方安靖之类的，全都是为这个“税赋”服务的。自宋以后，“税赋”的征收率就成了考核官员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到了清代，说得极端一点，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官员就是中央的包税商，对于一个官员，只要征税指标完成得好，地方不闹出乱子，就可以被认为是“干吏”了。因为明代对赋税的考核一般是六七成左右，而清代通常要到九成。
我们再来看看，草民所需要负担的所谓“税赋”，以康熙时期为例，除了中央的正税(包括田税和丁银)外，主要的负担是中地方的杂派、火耗和胥吏乡绅的层层加码，而这些杂派，通常会是中央正税的数倍，高的甚至有十倍。这些杂派，有一些是必要的，比如维持县衙的正常工作(像编制外的巡丁，捕快一类的费用，聘请幕僚师爷等等)和一些基本的基建(修个桥，补个路啥的)之类，剩下的，通常都落到了县令、胥吏以及中间的乡绅手里面。，我们通常所说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说的就是这些落到县令手里的杂派、火耗和孝敬。
而收这些赋税的关键人物，就是这些地方的乡绅了。还是以康熙时期为例，收税基本编制是沿自明时的“里甲制”，这个最早由明洪武时期制定的民人自治的制度，到张居正时期，里甲制已经是名存实亡，转变成了单纯的赋税单位，而这里的里长，所谓十年一轮很多时候已成空谈，而往往固定在一两户所谓“小乡贤”或“大乡贤”的狗腿子身上。县里派下来的税赋以里为单位，派到里长(乡贤)，里长派到轮到的甲首，由甲首收这里甲十户人的税赋，如有不足，由甲首补足。
所以，这里的所谓“乡贤”，实质上就是整个税收环节中最重要的一个基层的节点，他直接面对最基层的税收单元：甲首。而这些“乡贤”，往往都是地方豪强，通过通过勾结胥吏，层层加派，中间的好处就落在了他们和胥吏的身上，而轮到的甲首，倒霉一点儿的就得卖田卖地，甚至破家的，因为他们要补不足。举个例子，现在很多满遗鼓吹的康熙时期的一项“仁政”，即康熙五十年时，为了庆祝自己登基五十年，搞了一个三年轮免，但轮免的地方，官府最多出个告示，就算尽到义务了，对上面也有一个说法，但是仅仅是只有士绅和读书人知道这个事情，而对于那些斗大字不识的草民，税是要照收，而钱，就落到了各层官员，胥吏和这些所谓“乡贤”的手里。
为什么对于甲首来说，十年一轮，往往都是生死关呢?还是以康熙时期为例，所谓“田税”和“丁银”，很多时候都是空对空的，官府手里面的丁口黄册，往往和实际根本对不上，有的甚至是沿用自前明，那么“丁银”总得收啊，有的地方黄册实在不着调的，实行的是“丁随田走”，即后来的“摊丁入亩”，然后弄一本假帐应付上面，当然，怎么摊，还是官老爷摊给里长，里长再摊给民人。有的地方还是收丁银，但很多时候，活人还要负担死人的丁银这并不是笑话，因为官府的黄册里，这些人还活着。丁口的黄册要改，可以啊，必须里长出面，普通民人是不成的，根本见不到那些“清天大老爷”们。只能等里长哪天心情好了去帮你改，这一等往往就得拖个好几年。对于田税，这里又还有另一个问题，一些已经把所谓“田骨(所有权)”卖出去了，只留有“田皮(使用权，也叫永佃权)”的人，甚至一些破家的，连田皮、田粮田和宅地都卖掉的人，有的时候也是需要负担田税。因为田产所有权要改，也是要过官府，还要收取所谓的“契税”以及经办胥吏的润笔费，这个钱是需要卖田人负担的。因此民人一般都是使用官府不认的“白契(没有在官府备案的契约)”，这个税，自然就免不了，因为官府认为，这个地还是你的。何况，很多时候买地的人，很多时候都是这些所谓的“乡贤”们。因此，一旦轮到甲首，这一甲的人如果情况不是太好的有个三两户，那甲首就倒大霉了，卖物卖田就是小事，破家都不罕见。
那“乡贤”们呢?很多时候看你可怜，不往摊派里加码就已经不错了，帮你出?凭什么?买你家田产时多出几两银子，或看你家姑娘长得标志，多出几两银子买了去就积德了，很杯具的，这个现在看来恨不得打一顿的事情，在当时，在大多数人眼里看来，真的是在积德。
我们再看看“乡贤”是不是都是“南霸天”式的人物呢?也不尽然，南霸天式的恶霸“乡贤”更多的是出在清末和民国时期，而明清时期这类人相对比较少。 明清时期传统的“乡贤”一部分是有功名的举人(预备官员)、致仕官员或官宦家属，他们和官府是一类人，地位较高，又相对较爱惜羽毛，读过书是一方面，更重要的，留下一个好名声，避免被政敌攻击也是重要原因，因此他们对民人相对会好一些。一部分人是回乡置田的富商，这部分人本着叶落归根的心理，加之有钱，也不至于太过于煎迫民人，但他们也是官府眼里的肥羊，如果没有够硬的靠山的，日子也不会太好过。除了前面的两类和少量的恶霸之外，大部分的“乡贤”则是那种大错不犯，小手段不断，一面受着官府的压力，又勾结胥吏压榨民人的，这部分人才是“乡贤”的主流。
在明朝和清中前时期，对于普通民人，这些“乡贤”也是必不可少的人物，毕竟要通过他们和官府沟通，官府有事了要靠他们出头，官府纳捐摊派，也需要他们和官府协调。而“乡贤”们，本着不出事的原则，对乡邻，只要没有得罪到这些“乡贤”，也不致于被压迫过甚，毕竟在当时，不少乡民还是这些“乡贤”的佃户，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帮着乡民在官府面前说两句话。最终，乡民与“乡贤”们形成一种奇怪的供养关系。
到了清末和民国时期，由于战乱，“乡贤”的评判标准就变成了武力是主要标准了。拥有强有力武力的，就成了军阀和高官，而拥有“小武力”的那种，往往就是地方势力，就是通常所说的“乡贤”了。这个时代的“乡贤”和之前相比，对小民的煎迫要强得多，毕竟劳心劳力地动嘴，哪有动刀子省心，何况多数这些所谓“乡贤”的出身也注定他们没多少耐性和民人动嘴，这个年代，南霸天式的人物并不少见。这也就是为什么建国后宣传的地方和现在一些人嘴里的“乡贤”差别这么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实质上他们根本就是两类人，前者就是土匪强盗，后者才叫乡绅。而很不幸的，在民国，有武力保障的前者才是主流，后者，很多时候都被拥有武力的家伙们吃干抹净了。
这些就是明代和清中前期的所谓“乡贤”，本质上不过是官府不下乡的一个产物。
“乡贤”的彻底消失源自于49年建国后，党支部建在乡村，建在街道，这个本质是政府管控到了基层，这也是现代社会分工的必然，是比“官府不下乡”先进很多的组织机构，现代的国家(部分黑黍黍国家不算)，虽然制度上有一些差别，但本质上差不多，政府的管控触角都是伸到了最底层。说这种制度先进，是因为这种制度不会出现政府对民众中间隔着一层“乡贤”或“领主”，不会空对空，可以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
因此没必要再谈什么“乡贤”政治，那是扯淡。与其搞什么乡贤，不如按现在的制度，真正加强市县一级的基层人大政协，乡村一级基层组织机构才是正经，让能人去当村长，当乡长，并且能被大家监督。至少这些人是浮在水面上的，可以被监管的，而这些“乡贤”，是沉在水下的，是无法监督的。其实带领大家致富的例子很多，比如华西村的老支书就是特别耀眼的一个例子之一。既然有更好的东西，为什么要去开历史的倒车呢，捡历史的垃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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