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策与战略初衷（下）
——兼论志愿军选帅
郭强
三、志愿军选帅
关于志愿军的选帅问题，至今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争论的焦点无非是谁更合适，同时引发出不少这样或那样的“假如”。可惜的是，历史不能假设，再怎么“假如”也改变不了历史的分毫!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应该是通过对志愿军选帅过程的回顾与探讨，进一步理解当年中国为何要出兵朝鲜以及毛泽东出兵的战略考量。
1、粟裕与选帅
根据明确的史料记载，关于粟裕未能赴任志愿军的前身——东北边防军司令兼政委的过程及原因并不复杂，“7月14日 复发高血压、肠胃病、美尼尔氏综合症，难以坚持工作。”〖注1〗此后因病未痊愈，一直未能上任。由于后来朝鲜局势急转直下，出兵已是迫在眉睫之时，毛泽东等只能将目光转向他人。所以，粟裕最终未能挂帅出征朝鲜虽然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但总的说来是个自然而然并不算复杂的过程。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时至今日，在假设粟裕如果未病能否挂帅志愿军的问题上，粟粉和粟黑打的不可开交。本来双方就如金银盾故事中的那两个将军般争执不下，著名学者沈志华又忽然横插了一杠子——抛出个粟裕不愿带四野部队的说法，使得有关粟裕选帅的争论的池水更加浑浊不堪。
粟粉与粟黑争论的焦点之一，便是最初成立的东北边防军与后来的志愿军到底是不是一回事?粟粉坚持认为是，而粟黑则坚决反对——认为是两码事。口说无凭，我们来简要地解读相关史料记载，看看历史会如何诉说。
1950年7月6日23时，毛泽泽东发报：“粟裕同志并告陈饶：现有重要任务委托粟裕同志执行，请粟于七月十六日前将三野十五处理完毕，于七月十八日来到北京接受任务，粟来时可随带秘书及参谋人员数人。”〖注2〗
那么，电报里所说的“重要任务”是什么呢?毛泽东是年7月13日批复“同意，照此执行。”〖注3〗的《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里规定的很清楚：“以第十三兵团所属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和第四十二军，以及炮兵三个师等部队，攻二十五万五千人左右，组成东北边防军，限八月五日前到达中朝边境地区集结。边防军指挥机构，以粟裕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肖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司令。”〖注4〗
根据毛泽东7月13日批复里的注解：“周恩来一九五零年七月十三日向毛泽东、朱德和刘少奇呈送《决定》，并附报告说：‘此决定系根据两次会议商定写成的’，‘请主席再次批准，交总参谋部作为各项实施之根据’。”〖注5〗
那么，引文中所言的“此决定系根据两次会议商定写成的”又是怎么一回事?
这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一卷》中说的分明：
“7日下午，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保卫国防问题第一次会议。
……
会议决定，立即抽调位于中原地区的国防机动部队第13兵团等部队北上，在中朝边境地区集结，组成东北边防军，担负保卫东北边防和在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的义务，并规定：一旦边防军参战，则‘改穿志愿军服装，使用志愿军旗帜’。
会议对东北边防军的组成与部署、指挥机关的设立和领导人选、政治动员、后勤保障、车运计划和兵员补充等问题也进行了详细讨论。
……
7月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呈送的会议记录上批示：‘同意，照此实行。’”〖注6〗
第二次会议是在10日召开的，“……对第一次会议草成的决定相加讨论，最后确定了组成东北边防军的各项事宜。”〖注7〗
上述史料足以佐证，粟裕被任命为司令兼政委的这个东北边防军，的的确确是后来入朝与美军作战的志愿军前身。粟裕后来之所以未能赴任是有原因的——根据《粟裕年谱》中的有关记载，7月14日粟裕高血压、美尼尔氏综合征等严重复发，难以继续坚持工作!只好向中央请假，得到批准后到青岛治疗休养。对于中央委以组建东北边防军重任，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唯恐定不下来耽误大事，主动向上级建议换由其他同志担任。
对于粟裕的请求，毛泽东的答复是：“来电悉。有病应当休养可以缓来，但仍希望你于八月上旬能来京，那时如身体已好，则担任工作，如身体不好则继续休养。”〖注8〗根据《粟裕年谱》的记载看，此后毛泽东依然坚持要粟裕担此重任：“毛泽东仍坚持要粟裕担任。8月1日，鉴于病情日益加重，托到青岛的罗瑞卿带信给毛泽东，报告病情未见好转，‘但又因新任务(指抗美援朝)在即，而自己病症未见好转，心中甚是焦虑，以致愈加不能定心休息。’毛泽东于8月8日复信说：‘病情乃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安心休养，直至病愈。……’。”〖注9〗
通过上述一系列引文可以看出，东北边防军的成立，就是“担负保卫东北边防和在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的义务”。对于这支部队的“选帅”，毛泽东一直是钟情于粟裕的。但由于粟裕病情加重无法赴任，而萧劲光、萧华等几个副职因客观原因同样无法到位，致使东北边防军的上层领导机关无法设立。可军中不能一日无主——“7月22日，周恩来与聂荣臻、刘亚楼研究后，与聂荣臻联名向毛泽东提出建议：‘请主席考虑边防军目前是否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委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将来粟、萧、萧去后，再成立边防军司令部。……这样，部队指挥既可免生脱节现象，供应问题也较容易解决。是否可行，请主席批示，以便及早布置。’毛泽东于23日批示：‘同意’。”〖注10〗
难以理喻的是，正是由于东北边防军被划归东北军区指挥，某些黑粟的网友如获圭臬，一口咬定其时东北边防军的级别低于大军区，并据此做出粟裕不可能出任其后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委的推断。
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或言推论值得商榷。
首先，粟裕之前虽然只是第三野战军及华东军区的副司令员，但三野的作战主要是由他指挥的。尤其在淮海战役中，粟裕指指挥华东野战军17个纵队50余万人，歼灭国民党军嫡系部队44万余人，被毛泽东誉为：“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如果认为无论如何，淮海战役时粟裕只是华野代司令员——实质还是副职，那我们再来看看粟裕此后的工作及任职。
根据《粟裕年谱》记载，在1950年6月6日至9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期间，“粟裕汇报了解放台湾的准备情况和作战方案。他认为解放台湾已经成为全国全军的重大战略行动，请求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台湾战役。毛泽东宣布，攻台作战仍由粟裕负责。”〖注11〗
不言而喻，其时解放台湾的渡海登陆作战，是人民解放军以往任何一次大的战役所不能比拟的。参战的不仅要有数量众多的陆军，还要涉及海空军力量以及庞大的后勤支援，从粟裕给中央及中央军委的报告看，总兵力将超过七十万!在粟裕明确提议由刘伯承或林彪指挥后，仍然坚持要粟裕指挥足以说明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沈志华教授竟然从这段史料记载中，推论出“而是作为第三野战军的指挥员，粟裕不想或觉得无法指挥第四野战军的部队!”〖注12〗沈志华教授其依据这段史料给出的基本逻辑是：“粟裕报告说：目前攻台作战，可集中三野和华东部队约50万人，其中战斗部队不过30～38万人，与敌对比还不能算占优势。故考虑从其他野战军抽调3～4个军作为预备队，并‘请求军委直接主持此一战役或请刘伯承、林彪两同志中来一个主持亦可’。其理由是‘能力有限不堪负此重责，另许多具体实际问题非军委统筹而不能行’(19)。试想，粟裕对于把其他野战军部队作为预备队统辖都感到不便，怎么会只带‘随身秘书和参谋人员’，去直接指挥别的部队?”〖注13〗
众所周知，史料证据应具有唯一性或排他性，但沈志华教授此处援引的证据并不具备唯一性或排他性，甚至连明确的指向性都难说具备。很明显，粟裕在此之所以提出建议，当然是因为这已超出第三野战军的范围，而且这更符合粟裕一贯谦虚的作风。
请看粟裕本人对此事是如何解释的：
“1983年4月，粟裕将这封保存多年的毛泽东来信(指毛泽东8月8日复信，笔者注。)送给中央文献室时，亲笔做了如下说明：‘这是1950年我在青岛休养时向主席写信报告我的病情后主席给我的回信。信中所指新任务是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因我的病经久未愈，后来改由彭德怀去担任了。’”〖注14〗
上述这些明确的史料记载基本可以佐证，倘若当初粟裕未患重病能够及时赴东北上任，带兵出征朝鲜几乎可以说是板上钉钉。所以硬说东北边防军与志愿军是两回事，并以此否定粟裕挂帅的可能显然过于牵强。古往今来，临阵换帅历来为兵家大忌!可以肯定地说，除非出现重大问题或变故，用人不疑的毛泽东绝不会突然冒出换帅的念头。因此，粟裕因病无法率兵赴朝鲜的说法及推测，显然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不过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乎人们的预料，否则也就不会出现或引起对粟裕挂帅的质疑和争论。根据《粟裕年谱》记载：“8月下旬 由青岛转无锡疗养。9月，经上海返回南京。”〖注15〗“9月5日 签发华东军区关于第九兵团参加东北边防军的行动方案。”〖注16〗这两段记载足以佐证，时至9月初，粟裕已开始恢复工作，但却没有到东北上任!
那么，为什么到真要出兵时毛泽东反而没有再继续考虑粟裕挂帅呢?由于缺乏明确地史料支撑，笔者不敢也不欲妄测，只能从逻辑上进行分析和探讨。
笔者以为，其中的逻辑关系大致是这样：东北边防军的基本部队来自原来的四野，因为粟裕的病一直未好所以未能赴东北上任，这就是说始终没能进行必要的磨合——在上下级关系、作战风格和指挥系统上都谈不上熟悉，而且粟裕也没到过东北及在严寒条件下指挥作战的经历。孙子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不贻;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毛泽东又怎能考虑让尚未痊愈的粟裕去统领一支他不熟悉的军队，到千里之外异国他乡去同被称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作战!
历史的轨迹告诉我们：粟裕因身体原因没有抓住这次机遇，失去了到朝鲜战场叱咤风云的机会，也失去了被评为元帅的可能——如果抗美援朝是粟裕指挥的，而且取得同样的战绩，想不当这个元帅都不行。
注释：
注1：详见《粟裕年谱》，第499页。
注2：详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 上卷》第157页。
注3：详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 上卷》第158页。
注4、5：均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 上卷》第159页注3。
注6：详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一卷》第65页。
注7：详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一卷》第66页。
注8：详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 上卷》第160页。
注9：详见《粟裕年谱》，第500页。
注10：详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一卷》第71页。
注11：详见《粟裕年谱》，第497页。
注12、13：详见沈志华《朝鲜战争初期林彪“称病不出”质疑》一文(二)。
注14：详见《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8版，第856页。
注15：详见《粟裕年谱》，第500页。
注16：详见《粟裕年谱》，第500、501页。
2、为什么是彭德怀？
关于志愿军选帅有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最终为何是彭德怀而不是林彪。从其时的史料记载看，东北边防军主要是由四野的38、39、40及42等四个军组成，未来可能的作战地域又是在与东北相连接的朝鲜半岛，按说由熟悉那一带地利和气候的林彪挂帅显然更合适，那毛泽东为什么先是选则粟裕而后来又是彭德怀呢?
目前可见文献档案对选帅过程大都是一带而过，如权威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一卷》是这样记叙的：“早在边防军组成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曾考虑在边防军出动时，由粟裕或林彪出任统帅，但林彪和粟裕均有病在身，不能挂帅出征，所以中央决定由彭德怀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挂帅出征。彭德怀临危受命，对此没有思想准备，但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注1〗不难看出，最后这句话的内中有言外之意，似有为尊者讳之嫌。但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则直言不讳，如出席过10月2日及4日两次会议、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以及出席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杨尚昆等，均回忆称林彪借口有病极力推辞。
近年来，沈志华教授发表了一篇《朝鲜战争初期林彪“称病不出”质疑》的文章，提出了两个与主流说法相悖的观点：一是其时毛泽东知晓林彪的病情，因此并无要林彪挂帅出征的想法。二是林彪做好了带兵出征朝鲜的准备。〖注2〗
那么，到底哪种说法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根据史料记载，林彪解放战争后期时身体已十分虚弱重——甚至不得不躺在担架上指挥四野作战，是以1950年3月后不得不回到北京进行必要的治疗：“3月13日：因病由汉口乘火车前往北京。抵京后，住南操场。”〖注3〗而且除军队任职外，林彪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后开始脱离工作进行诊治。如此不难理解，当年七月组建东北边防军时，毛泽东未考虑林彪挂帅是很自然的事。
那么，此后毛泽东是否考虑过由林彪挂帅去朝鲜呢?如果有，又会在什么时间呢?
沈志华教授的观点和基本论据是：“1950年9月3日，毛泽东复函高岗。谈及边防军司令部的组建，毛泽东就提到，‘林彪和粟裕均有病’(31)。10月2日晚与苏联大使会谈时，毛泽东最后说，准备即刻派周恩来和林彪赴苏，与斯大林协商出兵问题(32)。实际上，林彪是去苏联治病，顺便参与战争问题的商讨。按照规定，各国领导人到苏联治病或疗养，都需经过苏联最高领导层批准，还有一系列出国手续。所以，林彪去苏联治病应该是早有安排，而毛泽东对此也不可能不知道。如此推断，毛泽东不太可能在10月初，临时提出让林彪去朝鲜领兵打仗。”〖注4〗
笔者对沈教授的这个推论，有不太不相同的看法。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毛泽东确是有过让林彪挂帅出兵朝鲜的打算，这一点应该不存在任何异议，否则有关林彪拒绝出兵的回忆岂不成了“空穴来风”?!或者是当事人凭空捏造!?
那么，毛泽东属意林彪挂帅去朝鲜到底是在什么时间？
尽管沈教授在上述那段话里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从其基本依据的是毛泽东九月三日给高岗的复函判断，基本否定了九月三日以后的可能——也就是说，他认为应该是在此之前。但笔者经过查证相关史料后确认，毛泽东此前并未考虑过由林彪替代粟裕挂帅——“毛泽东于8月8日复信说：‘病情乃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安心休养，直至病愈。……”〖注5〗这句话足以证明，毛泽东还是想要粟裕挂帅!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沈志华教授引用毛泽东的那句电文不够完整，全句是“林、粟均病，两萧此间有工作，暂时均不能来，几个月后则有可能，估计时间是有的。”〖注6〗将这两段史料联系起来进行推断，是不是这样理解更准确：毛泽东直至九月三日前考虑的依然是粟裕，并没有考虑林彪！如果这个理解是正确的话，就只能得出毛泽东从未考虑过林彪挂帅结论——这显然同历史的真实大不相符。所以笔者据此推断，毛泽东属意林彪挂帅的时间，只能是被迫马上出兵的十月初。
笔者的这个推断是否能站住脚呢?换句话说，有真实、确切的史料支撑吗?我们可以根据后来确定出兵，和彭德怀挂帅的过程进一步推断。
笔者根据毛泽东“几个月后则有可能，估计时间是有的”(出处见上)表述推断，毛泽东九月初的判断还比较乐观，所以还在等粟裕病好后继续到东北赴任，没有料到美军仁川登陆后朝鲜的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毕竟不是神，此时已不得不马上抉择。
笔者与沈志华教授的分歧点，主要在于对毛泽东“林、粟均病”的理解上。沈教授依据这句话做出的推断是：“毛泽东不太可能在10月初，临时提出让林彪去朝鲜领兵打仗”。那问题来了，在这之前毛泽东属意的是谁呢?按照沈志华教授的说法，“毛泽东很可能已经考虑让彭德怀来挂帅” 〖注7〗，其论据是毛泽东于是年8月27日发给彭德怀的一封电报：“为应付时局，现须集中12个军以便机动(已经集中了4个军)，但此事可于9月底再做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商。”〖注8〗
笔者在此不得不说，沈志华的这个论据有些过于牵强!而且持此论点的，仅沈志华教授一人。如果这个推论成立，那彭德怀临危受命又从何而谈起?!
那么，毛泽东从何时起转而考虑彭德怀挂帅呢?这对于考证毛泽东到底何时考虑林彪挂帅出征朝鲜至关重要。
按照《彭德怀传》中的说法：“在10月2日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颐年堂开会，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原拟拍林彪率军入朝，但林彪不大赞成出兵，称病推辞。中央书记处遂改派彭德怀来挂帅。毛泽东还要周恩来速派专机去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参加准备于4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不巧，10月3日华北地区细雨蒙蒙，云层很低，当时国内只有小型飞机，不宜航行。接彭德怀的飞机10月4日上午才从北京起飞。”〖注9〗
可惜的是，到这段记载根本经不起历史的推敲!如前所述，书记处扩大会议的参与者是林彪与聂荣臻，既然此次会议并未对是否出兵达成一致意见，决定4日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中央书记处怎么可能在这个讨论会上贸然“决定要彭德怀挂帅”?!
另一个致命的不合常理之处，那就是因为天气不好(整个华北地区小雨、云低，又没有大飞机)的说法——既然秋雨连绵，怎会二日、四日天气都好，单单三日天气不好?即便真的是天气不好，难道整个白天都“细雨蒙蒙，云层很低”吗?据史载：“10月3日，……。在外地的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先后到达北京。”〖注10〗难道这些负责同志无论远近都未乘飞机进京?笔者这样说并非苛责而是有依据的——从飞行常识来讲，飞机怕的是雷雨，一般的小雨是不影响飞行的!彭德怀、高岗等就是在十月八日上午，冒雨飞抵沈阳的。〖注11〗
所以，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决定派飞机彭德怀入京，只能是4日一早临时做出的决定。之所以临时决定，最大可能是笔者之前推测的，毛泽东没有做通林彪的工作!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林彪大约是羞刀难入鞘——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显然会给人自食其言的感觉，等毛泽东明确发话似乎更名正言顺。该做的工作都做了，但林彪的表现确是“你不明说我不主动张口”，毛泽东又能怎么办?
《孙子兵法》始计第一篇曰：“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从毛泽东的一系列做法推测，如果林彪能自告奋勇的话，还是想派他率兵出战。但强迫一名反对出战的将领统兵出国打仗是军国大忌，更何况还是凶险万分、难以取胜的仗?!唯一的做法，只能是另选他人。为了防止节外生枝，毛泽东于4日上午提前做好彭德怀的工作。到下午继续开会研究时，彭德怀大义凛然的明确表态，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顺势做出彭德怀挂帅的决定顺理成章!
通过以上对挂帅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在挂帅和换帅问题上，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是根据事情的变化顺其自然进行选择的。并非像某些人以神秘的“爆料”方式，推出耸人听闻的“奇谈”或“噱头”。历史的真实往往并不那么复杂，研究和推断历史只能依据确定的史实，既不能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也不能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否则极易陷入自我矛盾、难以解脱的死胡同。
注释：
注1：详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一卷》第159页。
注2：详见沈志华《朝鲜战争初期林彪“称病不出”质疑》一文。
注3：详见闫峻著《林彪军事生涯》“一九五零年”章节。
注4：详见沈志华《朝鲜战争初期林彪“称病不出”质疑》一文(二)。
注5：详见《粟裕年谱》第500页。
注6：详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199页。
注7、8：均见沈志华《朝鲜战争初期林彪“称病不出”质疑》一文(二)。
注9：详见《彭德怀传》第400页。
注10：详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一卷》第155页。
注11：详见《彭德怀年谱》第441页。
3、谁更合适？
我们在回顾和考证历史史实时，应当尽量摈弃个人好恶，在当时大的历史框架和基本史料记载下进行，即使这样出错也在所难免。
对中共的将领来说，抗美援朝是陌生的全新战争!这场战争与以往国内战争最大的不同，就是除了指挥作战之外，还要协调好对内和对外关系：对内要协调党、政、军的关系，对外则主要是同朝鲜和苏联驻朝鲜大使的关系。笔者是想通过综合分析的方法，依据个人的性格和经历，简要评估一下粟裕、林彪和彭德怀，谁更适合做志愿军的统帅。
仅从军经历和军内威望而言，彭德怀无疑是三人中最高的：红军时期就担任过红一方面军副总指挥，长征后期率领一、三军团残余部队及中央纵队，越六盘、战吴起，胜利进入陕北根据地，结束红一方面军的万里长征。抗战时期担任过八路军实际的总指挥，1945年6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是任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兼政委，且长期同毛泽东等中央军委领导一起工作过。
林彪在红军时期担任赫赫有名的红一军团军团长，仅凭被蒋介石称之为“战争魔鬼”就可知其战绩。抗战时任八路军115师师长，虽仅打了平型关即负伤休养，但在前苏联休养期间对现代化战争有相当的了解。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四野司令员兼第一书记，率领四野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自红军时期至解放战争，一直是毛泽东的爱将。林彪作战比较谨慎，计算精确，一般不打无把握之仗，用其自己的话来讲，从未将胜仗打败。
粟裕红军时期崭露头角，长征前担任七军团参谋长。抗战时期由于新四军兵力较小，先后第二支队副司令员，先遣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副指挥。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44年底任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一九四七年一月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指挥第三野战军，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一九四九年一月，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
从以上简要资历可以看出，如果单论解放战争，粟裕的战绩和指挥能力丝毫不落下风!但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因职位等客观原因，与彭德怀和林彪相比显然处于下风。
如果论及对现代化战争的理解、认识和经历上，应该是林彪最好：二战时在苏联学习考察过现代化战争，对二战欧洲战场有比较直观的了解。解放战争中，与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印缅军等王牌部队打了三年多，统兵最多时约有百万之众。
其次是粟裕，在解放战争中先后与国民党军主力美械化装备的主力——整编第七十四师、第十一师和邱清泉的第五军以及黄维机械化兵团等打了三年有余，并将其一一斩于马下!三野拥兵最多时，约有近八十万之众。粟裕胆大心细，敢于打冒险仗，在淮海战役中快到斩乱麻，硬是会同二野将一锅夹生饭吞下!
解放战争中与彭德怀交手的国民党军主要是胡宗南所部，虽然也是老蒋的主力，但根据历史记载透露出的信息判断，武器装备及战斗力似乎不及号称国军五大主力的部队。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人数最少、装备也最差，在陕北三战三捷打得胡宗南找不着北!虽然中间有过败绩，但兵力不足是主要原因，可以说是瑕不掩瑜。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归彭德怀指挥的第一野战军，最多时不到三十五万人。
笔者所说的这个资历和威望，对领导和指挥抗美援朝战争有影响或者说影响大吗?我们可以进一步进行分析。
志愿军总部的指挥系统，主要是由原十三兵团部组成的，这对林彪来说可谓驾轻就熟，从双方了解和熟悉程度没什么问题。彭德怀虽然不熟悉十三兵团的指挥系统和风格，但以他的资历、地位和威望，没人敢不服从其指挥。但粟裕显然要有个熟悉与磨合的过程。
论在对军队的影响力方面，显然首推长期担任高级领导职务、身为军委副主席彭德怀!林彪在军中的威望，还是要略输彭德怀一筹。在抗美援朝一次战役总结会上，彭德怀把三十八军骂了个狗头喷血!彭德怀骂人有个特点，什么难听骂什么。梁兴初出身一军团那受得了这个待遇!脸上挂不住咕哝了一句，没想到彭总骂得更狠，最后连杀头的话都说出来了。换作是林彪，对梁兴初的批评也一定会是严厉的——打锦州时因十纵丢失阵地未及时上报，林彪当场就要撤梁兴初的职!如果换作是粟裕，笔者没有依据不敢妄猜，但杀头的话估计肯定是说不出来的。彭有这个地位和资格说这个大话，但林彪尤其是粟裕却不能，真要撤职或杀头的先报中央，敢于直接说“斩马谡”的恐怕只有彭德怀!
千万不要小看个人资历和威望，这在处理党政军方方面面关系中，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三人中威望最高的首推彭德怀——在党内和军中的影响力最大，敢不服从其命令的鲜有人在;其次是林彪，在四野的威望不用说，在华野和三野也有较大影响，在二野有部分影响，大概除了个别高级领导外，绝大部分还都是服气林彪的;粟裕的威望则主要是在第三野战军，事实求是地说，在军内的影响力要小于彭和林。
除了指挥作战，志愿军的一把手还要同朝鲜方面和苏联驻朝大使等打交道。应该说此前直接对外打过交道的只有林彪：二战时去过苏联，抗战时曾代表中共同蒋介石谈判过，解放战争时同朝鲜打过交道。粟裕最少——当时三野对外的，主要是陈毅和饶漱石。彭德怀虽然可能比不上林彪，但其军中威望足可镇住金日成和苏联大使——这二位基本不敢对彭说三道四，尤其是风传彭德怀抽耳光一事，换作林彪恐怕都没人敢信。以粟裕的性格，大概在表面上会对金日成保有尊重。所以敢于不讲情面，直通通硬顶的只能是彭德怀——根据报载，彭总庐山会议被打倒后，金日成曾有过要到北京当面向毛泽东诉说对彭德怀的怨气的要求。
在内政方面，彭德怀是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北局第一书记。林彪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和华中局(后改称中南局)书记。粟裕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笔者啰嗦了这许多，对抗美援朝战争有影响吗?我们可以通过几个具体实例来体会一下。
1950年12月24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和彭德怀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在总参开会，主要研究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讨论具体问题时，有人强调国内机构刚刚建立，许多问题难以马上解决。彭德怀一听火冒三丈，一通“国骂”脱口而出!其声如雷鸣般的怒吼震慑全场!会议最后虽然不欢而散，但在周恩来的积极努力主持下，迅速得到落实!“人的名，树的影”，敢当众拍桌子，连周恩来都敢骂的除了彭德怀还会有谁呢!?
根据以往经历判断，林彪虽然不敢直接开骂，但态度强硬当面直说还是能做到的。但对粟裕而言，以其性格和在党内的地位，估计通过正规渠道积极向上反映是最为可能的。从时间和效果上考量，彭德怀的开骂最有效，没人再敢讲困难和条件，所有问题立马安排解决!林彪的处置方式次之，粟裕的方式时效上显然最低。
还有两件事也可进一步佐证此问题：一是同毛泽东的关系，彭林二人敢于、也能够直接闯毛泽东的卧室，直接找毛泽东面谈，这对粟裕而言恐怕几乎是难以做到的。二是就志愿军内部来说，没人敢不服从彭德怀命令的，林彪在这方面大概也不存在问题，但相对粟裕难度就大一些。这里有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高岗——当时负责志愿军的总后勤。高岗这个人眼高于顶，连党内二把手刘少奇都敢说三道四!对彭德怀他不敢，林彪曾是他的顶头上司，粟裕与其打交道的不确定性和难度，显然要超过彭德怀和林彪二人。
通过以上简要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基本结论，相比较而言，林彪担任志愿军一把手更合适些。那么，为什么最后是彭德怀而不是林彪?
说穿了，就是毛泽东选择彭德怀到底是无奈之举，还是明智的的选择?长期以来，这粉那粉的毫无根据的臆想，异想天开地认为如果他们崇拜的偶像挂帅，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的失败就可避免，甚至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也一定会比彭总指挥的好!可惜的是这种毫无理智、有失公允的说法，只不过仅仅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可能而已。作为人人皆知的常识，不犯错误的人根本就不存在，更何况朝鲜战争所有大的作战行动，都是事先经毛泽东及中央军委审定的，其中第五次战役还是根据毛泽东等的意见发动的，你总不至于认为你心中的偶像比毛泽东还高明吧!?孙子兵法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说白了战争是敌对双方的事，那方犯的错少那方就能取得胜利!
四、战略构思及选择
距今大约九百多年以前，大文豪苏东坡写下一篇流传千古的名文——《晁错论》，对西汉初年景帝时期的政治改革家晁错的失败进行了总结，同时对晁错被杀的原因提出了有别于他人的观点：除了七国叛乱给皇帝造成的压力和受到政敌中伤的原因外，更是由于你晁错自身缺乏坚强的意志和临危不惧的精神所致。东坡先生在该文的开头便直言：“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朝鲜战争爆发之时，毛泽东及新中国所面临的形势，显然要比当年晁错改革之时的形势更是要凶险万分——稍有不慎就会有亡党亡国的可能!假若毛泽东如某些人所说“苟以求名”，则“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但实事求是地说，仅敢于犯难以求是远远不够的，一旦失败说什么都没用!
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在朝鲜战争中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制胜于无形中，纵横捭阖取得抗美援朝胜利的呢?
1、未雨绸缪
根据相关的史料记载，朝鲜战争爆发前，金日成曾根据斯大林的要求，专门征求过中国方面的意见。毛泽东曾告诫过金日成，认为朝鲜统一的时机尚不成熟，最好在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之后，那时中国就会全力支持朝鲜的解放事业。
但由于后来金日成得到斯大林首肯，且得到苏联方面的支持和武器装备等援助，信心百倍地认为他不需要中国的帮助和支援——因此在开战前，并没有将其进攻的时间和计划告知毛泽东。朝鲜战争一开打，中国方面有些措手不及!“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事后曾对师哲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注1〗
根据沈志华教授的考证，“朝鲜战争的爆发并没有引起中国政府的特别重视，全国范围内的工作重心也没有因此而转移。”〖注2〗“这些情况说明，战争之初，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尚未转移到朝鲜问题上来。美国全面卷入朝鲜战争以后，特别是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援助韩国的决议以后，中国开始重视朝鲜战局问题。这时，毛泽东一方面指示中央军委讨论调整战略部署，加强东北边防，一方面开始考虑中国如何对待朝鲜战争的问题。”〖注3〗并于之后7月13日，迅速批准中央军委关于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决定。
毛泽东为什么在朝鲜战争开战之初就马上做出这样的决策呢?
根据史料记文献记载，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军委于7月7日下午，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了讨论保卫国防的第一次会议。会议的主旨，是讨论研究组建东北边防军的问题。为什么在朝鲜战争爆发刚十余天且朝鲜人民军正进展顺利之时，中共中央就急着要组建东北边防军呢?正规的党史、军史等文献，都没有相应的记叙或记载。按照沈志华教授的考证，“从参加会议的人员、会议决议的内容看，这时中国考虑的重点只是加强东北边防，防止敌人打进来。”〖注4〗
但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有些过于拘泥于字面，没有完全理解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我们可以依据其时的态势，来进行简要的分析。
从常理讲，如果“考虑的重点只是加强东北边防，防止敌人打进来”，就近调集兵力屯集鸭绿江边即可。其时距离东北最近的野战部队，是驻在天津、塘沽和秦皇岛一线的华北野战军第二十兵团，该兵团下辖第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叁个军。如果将第二十兵团调到东北，再加上东北境内的第四十二军，总兵力与十三兵团有差距但并不算大。从地理上推断，二十兵团距离东北近在咫尺——只有千把公里，二十兵团进驻东北后可调集其他部队开进到京津一带作为二线机动。这显然能够满足“加强东北边防，防止敌人打进来”的需要。
那中央军委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将远在广州至河南信阳一线的第十三兵团调到东北组成边防军呢?这要从第十三兵团到底是什么部队讲起。
根据解放军战史记载，第十三兵团是中央军委前不久才确定的战略机动部队，该兵团的第三十八、三十九及四十等三个军都是第四野战军的头等主力。中央军委将该兵团摆在中原的本意，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哪里需要开到哪里去。如果仅仅是出于“加强东北边防，防止敌人打进来”的考虑，中央军委似无必要将这支位于中原地区的战略机动部队跋涉数千公里、横跨华南、华北大地调至东北!可以明确推断，若无没有毛泽东的直接授意，中央军委应该不会直接研究决定将刚定为战略机动部队的第十三兵团改编为东北边防军。
除十三兵团外，中央军委同时调往东北组成边防军的部队，还有炮一师、炮二师、炮八师和原驻防上海、广州的四个高炮团及两个工兵团，所有这些部队加在一起足有二十五万之众。并且限定这些部队，补足兵员、准备五个基数的步机枪弹药和20个基数的炮弹，于八月五日前抵达指定地区!此外还命令“从苏联购买已抵达哈尔滨的飞机，编成三个团，原计划置于南京、徐州，改为置于沈阳、安东和吉林的敦化训练。”〖注5〗
上述一切都说明从一开始，毛泽东的意图就不是简单地“加强东北边防”！根本就是地地道道地在做打大仗、恶仗的准备！
毛泽东为什么在朝鲜朝鲜人民军攻势如潮、捷报频传时，就迅疾做出这种“打大仗、恶仗的准备”?美军迅速出兵干涉后，毛泽东敏锐地预测到，朝鲜战争的局势复杂多变，朝鲜方面的军力不足以应付美军的加入，中国应提前做好出兵支援的准备。从朝鲜战争的进程来看，毛泽东的这个预测是相当准确的。历史告诉我们，毛泽东对朝鲜战争“不测之忧”的判断，远非金日成等所能比拟——预见到了朝鲜战争可能的进程并做了最坏的打算!
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后，第十三兵团的三个军就在邓华指挥下，片刻未停地从广东与河南向东北出发，全兵团于八月四日提前一天全部抵达中央军委的制定地域。八月十一日，司令员邓华即在沈阳召开第一次军事会议，下达了八月份必须完成各项战前准备工作的指示：决定八月十九日前各部队进行政治动员和教育;八月二十日开始转入军事训练，装备和编制的调整工作同时进行。此后全军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着手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除了按计划进行上述工作外，还详尽考察了鸭绿江沿岸的地形、水势、桥梁等情况，搜集了有关朝鲜战场态势的大量情报，针对朝鲜地理状况及了解美军作战特点，拟定了排、连、营的进攻战术训练方案，集训了兵团营以上军政干部开办了防空和反坦克骨干训练班，由针对性的制定了作战原则。经过一系列紧锣密鼓地紧张训练，整个兵团于9月底完成了战前训练准备工作，基本做好了出兵朝鲜的作战准备。
遗憾的是毛泽东毕竟不是神，虽然较为准确地预测到朝鲜战局可能的发展趋势，却没有料想到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的刚愎自用和一意孤行。8月5日毛泽东给高岗地回电中还认为：“八月四日电悉。……，八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九月上旬能战。”〖注6〗此后不久，朝鲜战争的局势产生了急剧变化——朝鲜人民军已呈现出强弩之末疲态，在洛东江一带与美韩联军形成对峙。
根据周恩来8月26日在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时中央对朝鲜战局有两种设想：第一种——“原来设想是赶李承晚下海，……使得战争很快结束，至少高一段落。”〖注7〗;第二种——“因此，不能不设想第二种情况，即战争的长期化。”〖注8〗“我们在第一种设想情况下组织边防军，是备而不用;在第二种设想情况下，是加重了我们的责任，并且应该很快地积极准备。因为这种情况即将成为现实。”〖注9〗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中共中央预测到美军会采取登陆作战并提前告诫了朝鲜方面，但金日成等却心存侥幸，孤注一掷的继续猛攻，最终造成战局被彻底扭转!俗话说得好，过度的自信就是狂妄，金日成等最终为他的狂妄自大，付出了几乎亡国的沉重代价!
孙子兵法曰：“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侥幸指望敌人不来袭我，而要依靠自己随时应付敌来的充分准备;不要侥幸指望敌人不来攻我，而要依靠自己有着使敌人不敢攻我的强大实力。朝鲜战争的进程和最终结果，雄辩地证明了恰恰是毛泽东高瞻远瞩和不失时机的深谋远虑，才为抗美援朝胜利奠定了基础!
通过上述这些史料记载及分析研究，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毛泽东对朝鲜战局前景的忧心忡忡和常人难及的深谋远虑——如果当时没有及时做出准备打仗的“未雨绸缪”，其后必定会陷入“临渴掘井”窘境——即使美军仁川登陆后马上调集部队也过于仓促。此外，正如笔者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如果仅按一般的常规应对——顶上去的是第二十兵团，恐怕很难取得十三兵团那样的战绩。笔者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第十三兵团的员额、武器装备及战斗力，均强于第二十兵团所部。
注释：
注1：详见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第85页)。
注2、3、4：均见沈志华《中国被迫出兵朝鲜：决策过程及其原因》一文“二、战争初期的军事防御战略”。
注5：详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一卷》第66页
注6：详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90页。
注7、8：均见《周恩来军事文选(四)》，第44页。
注9：详见《周恩来军事文选(四)》，第45页。
2、进退两难的抉择
根据现今可以见到的史料记载，中国方面有关出兵援助朝鲜的考虑，实际上经历了两个大的不同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朝鲜战刚刚爆发不久，中共中央就做了出兵支援朝鲜的准备。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中国虽然出兵，但只摆在鸭绿江一线或者北朝鲜地区，作为朝鲜人民军的战略支持力量，以保卫后方及战略要点为主，尽量不与美国军队正面直接交战。
第二个阶段则是十月一日，接到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之后。此时朝鲜战争的形势已急转直下——美军马上就要进入朝鲜北部，朝鲜人民军已基本失去有组织的抵抗能力，中国若是出兵不仅仅是直接与美军正面作战，而且相当时间内将独自承担与美军作战的巨大压力!但严格说来，在这个阶段中也出现过一次大的反复。
就在10月1日当天，韩军主力已率先越过三八线，熊熊战火已开始在北朝鲜大地燃烧!对于中国来说，这就好比邻家的房屋已燃起了熊熊烈火，要想阻止大火烧到与之相连的自家房屋，一是赶紧做好防火准备，但由于两家的房屋连接在一起，恐怕很难彻底将火势隔断;二是去帮助邻家救火，即使灭不了火但可设法将火势控制在邻家使其烧不过来。第二个办法虽好，但朝鲜的大火是美军点燃的，中国去帮助救火山姆大叔能愿意吗?!山姆大叔一怒之下把火烧到中国怎么办?更何况美国手中有最现代化的放火工具和手段，就凭中国手中的脸盆、拖把等原始灭火工具，能灭得了漫天的熊熊烈火吗?
其实若非万般无奈，谁愿意惹火烧身!?周恩来在9月30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中明确表示：“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注1〗之后为了尽可能避免中国直接卷入朝鲜战争，毛泽东又指示周恩来于10月3日凌晨一点，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美国政府更明确地转达了中国的立场——“10月3日国务院收到了许多电报，报告同一件事情：中国共产党威胁着要参加朝鲜作战。中国共产党政府现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曾召见印度驻北平大使潘尼迦，并告诉他，如果联合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就要派遣军队援助北朝鲜人。不过，如果只是南朝鲜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不采取这种行动。”〖注2〗
不言而喻，中国方面提出的这个“底线”大大有利于韩国方面——在美空海军及强大的火力支持下，韩军可以说是进退自如、有胜无败!唯一的问题是，韩军兵力尚不足以在短时间内攻占整个朝鲜北部，但即便如此，朝鲜方面要想翻盘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毛泽东这些做法的目的显然只有一个，就是要引起美国政府对中国可能参与朝鲜战争的重视，从而达到避免出兵直接参战的目的。可惜的是，尽管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警告有所考虑，但杜鲁门等、尤其是美军高层并没有太当回事——认为不过是中国虚张声势的恫吓而已!
根据美方相关的史料载，其时他们唯一畏惧的只有苏军，但他们的判断是苏军并未做好参战的准备。所以，“我们普遍认为红色中国独自采取行动并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区别，实际上，倒有可能给他们自己带来可耻的失败;而且，进行军事干预的最佳时间(我们被包围在釜山包围圈内)已经过去。”〖注3〗其后美国政府仅由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给麦克阿瑟下达了一个新的所谓补充指示：“今后中国共产党要是不事先声明就在北朝鲜任何地方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的部队，你应该根据自己的判断只要在你的控制下的部队有可能获得胜利，你就继续行动。”〖注4〗
以上引述的美方这三段回忆，清晰地映射出美国人的傲慢与自负——根本未将中国“洗衣匠”们放在眼里!即使后来在一次战役遭受打击、确知中国已出兵的情况下，仍然毫不迟疑地继续实施向鸭绿江畔推进的“圣诞攻势”!
幸好毛泽东没有将希望寄托在山姆大叔的“仁慈”上，而是预先就想到了这个结果并一直在不停地加紧思索和考虑出兵的策略，努力说服和打消其他政治局领导的顾虑，及时做出一旦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立即出兵朝鲜的决定。
其实大部分中共领导人之所以反对出兵，主要是因为依照此前的设想，中国出兵援助朝鲜起的是辅助作用，但现在出兵却要首当其冲——直接与美军正面交火!从朝鲜方面的颓势不难判明，即使朝鲜军队有所恢复也改变不了中美直接交火的格局!中共领导人最为担心的是，装备苏式现代化武器的朝鲜人民军尚难以抗衡美军，装备低劣又无制空权的中共军队又能怎样!而北朝鲜的北纬39°至40°线之间的东西最宽处只不过300来公里，最窄处勉强有200公里左右的样子，无法采取“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游击战术。
如此可见，出兵朝鲜的首要问题在于能否在三八线以北的适当地域，利用地形之利阻挡或拖住美韩联军的立体攻势。从军事常识讲，战略的制定完全有赖于战术，也就是说战略要服从于战术，只有战术上取得了成功，战略的目的才有可能实现。所以，如果制定的战略在战术上无法得到实现，无论多么“完美”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赵括之所以被后人诟病，就是因为他的计划虽好却超出了赵军的作战能力，所以最终造成长平之战的惨败!
毛泽东有关志愿军出兵作战的方针及策略，主要体现在那封未发出的电文中：“(四)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十二个师(五六个不够)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注5〗
如前所述，由于当天的书记处扩大会上大部分领导反对出兵，毛泽东亲自起草的这封电报并未发出。根据当晚时任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与毛泽东交谈后转述给斯大林的电文，毛泽东表示：“……如果我们派去几个师，敌人又迫使我们后退，同时还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的整个和平恢复计划就会遭到彻底毁灭，这会引起国内很多人的不满(人民受到的战争创伤没有恢复，我们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还是耐心一些，不派出军队，同时积极准备我们的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更为有利。”〖注6〗并且提议：“由于暂时的失败，朝鲜可以把斗争的形式改为游击战。”〖注7〗“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希望与您商量。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往您的疗养地，与您谈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局势。”〖注8〗
罗申的这段电文佐证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尽管毛泽东本人经过深思熟虑已经下定了出兵的决心，但在大多数领导人都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的情况下，没有贸然做出出兵援助朝鲜的决定。从后来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不出兵的害处极大!因此在思考如何解决反对出兵的意见的同时，派周恩来和林彪同志前往苏联同寻求必要的援助等。
朝鲜北部的山脉基本都是由北向南自然延伸，平壤—元山北边的蜂腰部除了西部沿海地区较为平坦外，均为高耸入云的山地——千米以上的山峰比比皆是，仅东北地区高于2000米的山就有50余座。朝鲜地理还有个特点就是河流较多，长度在40公里以上的河有138条!如果在较为平坦的地区进行作战，美军可以将其空中和炮火优势发挥到极致，再加上坦克、装甲车的冲击，劣势装备的志愿军显然是很难守住的。但志愿军可利用这一带多山多水的自然环境，通过局部正面防御、重点打击韩军及袭击其侧后背和后勤辎重部队的战术，使美军无法长驱直入迅速实现攻占全朝鲜的图谋。这就是毛泽东战略决策的初衷。
根据史料记载，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战略决策制定的作战计划是：两个军加两个炮兵师作为第一梯队先行过江，其余两个军及其他配属部队暂留在江北，待先头两个军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区站稳脚跟后，另外两个军及其余部队再开过江去参战。
可彭德怀抵达沈阳后即对这个部署计划感到疑虑，十一日中午向毛泽东建议：“原拟出动两个军，两个炮兵师，恐鸭绿江桥被炸，不易之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定全部集结江南，改编计划，以利歼敌”〖注9〗据说，这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所以当天就得到了批准。但笔者认为，这个建议显然应该是十三兵团提出的——彭德怀8日上午方冒雨抵达沈阳，当天下午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从时间上推断只能是十三兵团在在会议上提出的。
除上述建议外，邓华和洪学智等还提出，即使四个军全都过江兵力也不足——根据十三兵团作战部门的分析研究，由于志愿军火力较美韩联军相差太大，一个军的兵力可围歼韩军一个师团，但对付美军一个师则需要两个军。这样一来，四个军全部过江后，后方就必然形成真空，所以十三兵团又向军委建议，再从二线调上一个军来。
正当中国方面紧锣密鼓地进行出兵朝鲜的准备时，莫斯科却传来不好的消息——“斯大林同意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和制造技术，但对于他曾承诺过的在中国志愿军出动时将提供空中掩护问题则表示，苏联空军没有准备好，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不能出动掩护志愿军作战。”〖注10〗由于事关重大，毛泽东只好彭德怀等暂停执行出兵命令。
注释：
注1：详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4页。
注2：详见《杜鲁门回忆录(下)》第424页。
注3：详见《布莱德雷将军回忆录》第566页。
注4：详见《杜鲁门回忆录(下)》第425页。
注5：详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 上卷》第227页。
注6、7、8：引自罗申10月3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派兵入朝作战的决心》一文。
注9：详见《朝战备忘录》第139页。
注10：详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一卷》第166页。
3、审时度势下定决心
斯大林的出尔反尔，迫使毛泽东等不得不重新考虑出兵问题。13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对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害关系再次展开讨论。毛泽东“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两个月后，苏联志愿空军就可到达。……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消灭几个伪军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注1〗于是会议最后决定，即使在暂时没有苏联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不论困难有多大也必须立即出兵朝鲜，否则时间上就来不及了!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即使在政治局一致同意出兵的情况下，毛泽东还是有些犹豫：“两天后，10月15日，上午5时，毛主席发来电报‘我先头军最好能于17日出动’。”〖注2〗，但“到了17日上午，毛主席又发来指示，提出：‘(一)先头两军请于19日出动，明(18)日当再有正式命令;’”〖注3〗毛泽东为何一而再地变动志愿军出动的时间，虽未见史料有明确记载，不过这至少可以说明，毛泽东对出兵问题是非常慎重的。
毛泽东究竟为何在犹豫?
在得知苏军不能如期提供空中掩护后，毛泽东最为担心的是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志愿军到底能否同高度现代化的美军作战?毛泽东为此专门召来跟随朝鲜人民军到过南朝鲜的同志〖注4〗，进行问话调查：“我问他，究竟美国的炮火和空军杀伤力哪个大?据他说，主要杀伤力还不是空军，还是陆军。我说这样就好办了，因为我们没有空军，有的只是陆军。”〖注5〗1950年10月18日晚九点，毛泽东正式下达了志愿军出动的命令!
根据志愿军战史记载：10月9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汇报作战部署：‘按你的预定指示，十五日出动，二十至迟二十二日，四个军、三个炮兵师集结下述地区，相机适时歼敌一部：四十军集结云山，四十二军蒙山、德川，三十九军煕川，三十八军江界，炮兵司令部帅两个师集结前川，另一师集结北镇、温井。兵站重点设在江界、煕川，一部设云山附近。’毛泽东于10月11日复电彭德怀表示同意。”〖注6〗
另据十月十四日凌晨三时发给周恩来的电报，毛泽东具体的战略思路是：“……如果我军能以一个军进至平壤东北方面约二百公里之德川县山岳地区，而以其余三个军及三个炮兵师位于德川以北之熙川、前川、江界地区，则第一，可能使美伪军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保持平壤元山线以北地区至少是山岳地区不被敌占。如此，则我军可以不打仗，而争取时间装备训练。第二，如元山平壤两敌向北进攻德川等处山岳地带，则我军可以必要兵力箝制平壤之敌而集中主力歼灭由元山方向来攻之伪军，只要歼灭一二个或二三个完整的伪军师，局势就大为松动了。……”〖注7〗
当晚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进行完善：
“(三)我已告彭，在他到德川研究情况后，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如时间许可则将工事继续增强，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我们这样做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
(四)美军现尚停留在三八线，它进攻到平壤需要时间，由平壤再向德川进攻又需要时间。如平壤美军不向德川进攻，元山的伪军估计也难于单独进攻，这样就给我军的开进及修筑布防的时间。
(五) ……
(六)为着准备在十一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我们决定还是出发二十六万人(十二个步兵师、三个炮兵师)均开进为好。在工事已经修好敌又固守平壤、元山不敢来攻的情况下，再将军队的一半左右开回中国境内练兵就粮，打大仗时再去。
(七) ……”〖注8〗
请参阅笔者制作的参考图：
自上而下，依次是：江界38军，煕川39军，云山40军，德川42军。图中可以看出，江界至煕川位于狼林山主脉的西侧，德川位于狼林山脉与妙香山脉的交汇处，云山的背后是著名的狄逾岭。从辑安—江界—煕川至德川与云山之间的宁边，既有一条铁路亦有一条公路，部署在这一带的志愿军恰如一柄锋利的钢刀，插在沿西海岸北进的美第八集团军与从元山北进的美第十军团之间。
毛泽东的这个战略部署，当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打开朝鲜北部的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从三八线向北大都是高耸入云的山脉，从东向西依次为南北走向的太白山脉、鹰峰山脉、广州山脉、马息岭山脉、阿虎飞岭山脉，然后是东西走向较低的灭恶山脉，只有海州以西的海岸地带较为平坦。所以对于现代化重装备的美军而言，显然会选择沿较平坦的西海岸向鸭绿江推进——韩军负责由东部和中部的北进路线也昭示了这一点。而志愿军前锋选择的德川一带，恰好位于北纬四十度偏南的蜂腰部——东、西两面和北面全都是丛山峻岭，夹在东面的大同江和西面的清川江之间。一个军部署在前，从正面牵制北进之敌，其余三个军在德川以北待机——即可随时支援前方，又可寻机打击孤立及薄弱之敌。
不难看出，这个方案明显是采取局部防御——不在西海岸较为平坦的地区防守，因为“目前我无制空权，东西沿海诸城市甚至新义州，在敌海陆空和坦克配合轰击下是守不住的，应勇敢加以放弃，以分散敌人兵力，减少自己无谓消耗。”〖注9〗四十二军据守德川，进可威胁沿西海岸向鸭绿江推进的美韩联军——其侧后背必然会遭受志愿军的袭扰，从而拖住美韩联军北进的步伐;退可依托山区的有利地形，与美军进攻部队展开周旋。
但是计划不如变化，这个设想还未来得及实践就夭折了!虽然东路美第十军团还在海上转悠，但西路第八集团军在沃克指挥下已于十三日占领金川，正沿着公路向沙里院快速推进!沙里院是平壤正南的唯一屏障——可以依托灭恶山脉进行防御，一旦失守，美军机械化兵团只须一天就可穿越载宁平原，直抵只有六十五公里之遥的平壤。如果志愿军按照原来拟定十五日出动的计划，先头部队大约勉强可以在美军进抵清川江之前，抵达德川一带构筑防御阵地。但由于斯大林的突然变卦，致使中国方面将志愿军出兵的计划推迟到19日。
10月19日下午十三时，第十三兵团指挥部正式下达命令：“‘兵团决心控制龟城、泰川、球场、德川、宁远、五老里一线为基本防御阵地’，本晚开始渡江，进入朝鲜作战。”〖注10〗当晚十八时三十分，志愿军所部四个军和三个炮兵师，分别从安东、长甸河口和辑安开始渡江。但此时朝鲜战场的形势再次发生巨变：美韩联军已于18日下午，从三面包围了平壤并迅疾发起了强攻!
美韩联军于19日下午拿下平壤后，为切断朝鲜方面沿西海岸向北的退路，美第十一空降师第一八七团先是于二十日在顺川与肃川之间空降一支四千人的部队，切断了平壤通向新义州的铁路线，紧接着与二十一日又在肃川空降一千八百人。但在美军的空降之前，大部分朝鲜政府等及人民军残部已分成两路：一路沿西海岸撤向新义州，另一路撤向江界和楚山。此时韩军第一军团所属首都师，已占据五老里和洪原等志愿军原来预想的防御地带;韩军第二军团所属的三个师，则已进抵顺川、新仓里、成川、破邑一线，距离志愿军预想的防御地区只有区区一百二十公里!
20日后，美韩联军继续向北挺进。至24日，西线美韩联军所部已抵达德川西边约六十公里的清川江一线全面展开。东线美第十军团，也于20日开始在元山港登陆。至此东西两线的美韩联军，已基本进入最后的进攻出发地。麦克阿瑟等美军将领舒了一口气，甚至做出取消兵员补充和弹药补给的计划，他们甚至乐观的认为，不出意外的话，感恩节前朝鲜战争就将以胜利告终。
根据洪学智回忆，此时志愿军先头五个师刚刚抵达义州以东的朔州、满蒲以南之线，距离预定的防御地区还有一百二十至二百七十公里不等的距离。如此一来，原先的作战计划和设想，显然已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面对如此严峻不利的战场态势，毛泽东不得不改变原来的作战部署及计划，21日凌晨二时三十分紧急电告彭德怀、邓华等：“截止到此刻为止，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42军的主力则宜放在孟山以南地区(即伪6师的来路)，以便切断元山平壤间的铁路线，钳制元平两地之敌，使之不能北援，便于我集中三个主力军各个歼灭伪六七八等三个师。”〖注11〗紧接着在凌晨四时，又急电彭德怀、邓华：“请注意控制平安(南(平)安北咸镜三道交界之妙香山小白山等制高点，隔断东西两敌，勿让敌人战区为要。”〖注12〗
尽管由于美韩联军的快速推进，致使毛泽东最初的作战部署未能实现，但由于毛泽东为志愿军制定了正确合理的战略，根据战场态势及时进行必要调整，志愿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站稳了脚跟，为其后第一、二次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注1：详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 上卷》第252页。
注2、3：均见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第30页。
注4：毛泽东在与金日成的谈话中说的是“中国新闻记者”(见注2)，但笔者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实为总参专门派出的军事参谋。
注5：详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 下卷》第372页。
注6：详见《抗美援朝战争史 第一卷》第196页。
注7：详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 上卷》第256、257页。
注8：详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 上卷》第258、259页。
注9：详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14页。
注10：详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一卷》第202页。
注11：详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集【第一册】》第575页。
注12：详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集【第一册】》第578页。
从朝鲜战争爆发到抗美援朝这不到一百二十天的时间里，毛泽东驾驭着新中国的航船始终前进在正确的航道上，并最终引领抵达胜利的彼岸。正如苏东坡在其《晁错论》所言：“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毛泽东的成功绝非偶然!毛泽东的胸怀，又岂是小人之心能够揣度的!
——全文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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