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主义视阈下的工人运动：阶级运动和民族运动的统一——为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所作

　　如果只从实践意义而不从理论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无产阶级的解放条件的学说，是工人运动的产物并服务于工人运动。列宁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任务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运动的学说，把工人运动从单纯的阶级运动和民族运动结合起来，从而把工人运动从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推进到帝国主义时代。阶级运动的实质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其政治要求是无产阶级专政和对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改造，而民族运动的实质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其政治要求表现为民族统一、国家强大，公民权利，经济平等，反对专制主义和封建地主所有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典型的民族运动。从世界历史的范围看，民族运动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列宁在区分了三种类型的民族运动后，认为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运动具有先进性，可以且必须和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形成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统一战线。

　　一、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给阶级运动以政治方向

　　列宁创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及实践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瓦解和破产是同一个过程的两面。社会民主党最终虽然是因战争问题破产于帝国主义大战前夕，但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开始，就已经处于瓦解过程中了。列宁把修正主义在俄国党内的表现总结为经济主义和尾巴主义，因此可以说，列宁关于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是与批判经济主义和尾巴主义为主要目标的。

　　1893年，当列宁初到圣彼得堡时，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还没有与产业工人建立联系，但是谁都承认，如果不深入工人运动中去，那么他们就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并且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无益的。因此，列宁和当时为数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容易就深入到工人运动中去，在1895年之后，建立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等组织。但是，这些初次深入的工人运动中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快就被工人运动的大潮淹没了。比如，当时作为列宁战友的马尔托夫，写了一本《论鼓动》的小册子，它的基本思想是：“工人们不是通过书本学习和理论上的训练，而是通过反思战斗的经验而走向社会主义，这些战斗是他们为了改善自己悲惨的经济条件而不得不战的。争取更好条件，提高报酬和安全，从很多工业机构所特有的残忍待遇和任意罚款中解放出来，这些斗争将使工人们懂得团结和预先组织的重要性。”[1]这种思想代表当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的想法，但对列宁而言，把阶级运动局限于经济斗争，把改善工人阶级的经济条件作为斗争的首要目标，这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应报的观点，“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是《共产党宣言》里早就指出过的，阶级运动首先应该是政治运动，因而政治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思想应该是阶级运动首先要关切的内容。也就是说，工人运动不是工人作为个体或集体，而是作为整个阶级去进行改变现状(经济和政治相统一)的政治运动。即“普遍性的要求、代表所有雇佣工人的要求完全是阶级的需求，在本质上直接针对政府的政治要求。”[2]既然工人运动是作为整个阶级去进行的政治运动，那么没有一个组织严密、纲领明确的、遍及全国的政党，工人运动就不可能上升为阶级运动，工人阶级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自为的阶级。在列宁看来，工人阶级的形成与阶级运动的发展是同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的核心就是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

　　那么如何建立新型政党呢?首先就需要的是理论武装，工人运动要成为阶级运动，不能不经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其次，要进行政治领导，新型政党必须能够在政治上领导工人运动，如果工人运动不受新型政党的政治领导，那么工人运动就会屈从于资产阶级的领导，而不会有任何自主性可言。因此，“在1900-1903年期间，列宁坚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不是阶级辜负政党，而是政党辜负阶级。”[3]给运动以政治，而不是给政治以运动。党必须能够从每一个特殊的工人运动中提炼出阶级运动的一般条件，才能够预测甚至指导下一个阶段的工人运动。虽然每一起工人运动都是单独发生的，但它必须具有普遍的阶级意义，它的每一场胜利都应该看作是整个阶级的胜利，而非仅仅只是参与这场运动的工人们的胜利。

　　基于以上这种看法，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仅仅深入到工人运动中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实现把社会主义政治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这一历史任务。列宁的主张引起了党内强烈的批评，列宁的《怎么办》公开出版后，普列汉诺夫先是写了《不该这么办》，随后在《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一文中对列宁主张的“灌输论”进行了严厉批评：“列宁企图使读者相信，无产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不能超出工联主义的狭隘范围。按照列宁的意见，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改善出卖自己劳力的条件的斗争。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这个阶级一定要力图消灭这些关系，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谁对呢?”[4]普列汉诺夫把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起来的地方，恰恰就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地方。列宁争辩说：工人运动一定会消灭资本主义，可以有两种理解，一个是“理解为崇拜这个运动的自发性，即把社会民主党的作用降低为专替这个运动当听差”，另一个则是理解为工人运动向党“提出了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新任务”[5]。在列宁看来，党“如果做运动的尾巴，那么好则对运动无益，坏则极其有害。”[6]

　　给阶级运动以政治方向，使工人阶级政治化，这是列宁主义关于工人运动核心思想。首先，经济派虽然也同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但是，列宁认为这句漂亮话实际上“掩盖着那种力求把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的传统意图!”[7]因此，在列宁看来，这里所谓的政治不是一般的政治，而是特指社会主义政治。其次，经济派也同意对工人阶级要“进行政治鼓动”，但是列宁认为，“‘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在我们不局限于‘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这个条件下才能够做到。”[8]因为如果只是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观察力和意识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自己身上，而不是对现代社会的一切阶级关系和政治问题密切关注，也就是说如果像经济派那样“宣扬经济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运动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按其实际意义来说，是极其有害而且极端反动的。”[9]

　　既然不能把工人运动局限于工人阶级自身，那么就要求把工人阶级的阶级运动打造成为全社会各个阶级的各种形式的革命运动的集合点。就当时的俄国而言，革命运动首要目标是打碎沙皇专制制度，也就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就是说，当时蓬勃发展的主要是以资产阶级为领导、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力的民族运动。而在民主革命的策略问题上，由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如何看待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农民问题就成为了列宁关于工人运动的第二个重大问题。

　　二、革命策略中的土地纲领：阶级运动和财产运动的内在张力

　　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曾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经典之作被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所广知。因此，当列宁提出农民问题的时候，似乎问题早已得到了解决。但实际上，列宁在农民问题上的真知灼见丝毫不亚于他在建党理论上的贡献。1899年，列宁在《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中认为：“在西欧所谈的农民几乎都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农民，在俄国所谈的，主要是受资本主义前的制度和关系的压迫、受农奴制残余的压迫并不比资本主义压迫轻(甚至更重)的农民。在西欧，农民作为阶级已经完成了为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残余提供战士的使命，在俄国则还没有完成。”[10]从阶级立场和阶级运动的观点来看，资产阶级很容易和地主结成联盟，而无产阶级则很容易和农民结成联盟。但是，从西欧民族运动和民主革命的历史(主要是法国)来看，有趣的地方在于作为历史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实际上肩负着领导农民去完成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性改造，也就是说肩负着解放农民的历史任务，即通过农民对地主的胜利来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在帝国主义时代，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即通过地主对农民的胜利也可以保证资本主义，特别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族运动具有了两种情况：一种含义是资本主义处在上升阶段的民族运动，这时的资产阶级可以领导农民实现对地主的胜利，保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这种民族运动是为了打碎封建制度而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另一种民族运动则是资本主义处于垄断阶段的民族运动，这时的资产阶级就会很容易和地主阶级联合起来，或者使地主阶级容克化(即资产阶级化)，以垄断的方式实现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土地关系的资本主义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消灭大土地所有制形成小农经济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或者以土地国有化的方式分块出租给个体农民)，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商品经济和自由竞争发展到资本主义，另一种则是在大土地所有制基础上进行资本主义生产，也就说地主不是把土地出租给农民，而是直接出租给租地农场主(农业资本家)，其社会结构就是《资本论》里的典型情况：资本家阶级、雇佣工人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因此，列宁很敏锐地抓住了当时俄国革命的核心问题：“从俄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恰恰在于，革命要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通过农民对地主的彻底胜利呢?还是通过地主对农民的胜利。”[11]

　　那么列宁为什么会这样提问题呢?因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即土地所有权的变革问题，而土地所有权又是财产运动的特殊历史形式，反映的是土地所有者(地主)和土地使用者(农民)之间的关系。虽然，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即所谓的共产主义运动反映的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上的消灭私有制的财产运动，但是对于像二十世纪初俄国这样资本主义发展还很不充分的情况下，其阶级运动所要实现的就不单纯是工人阶级所特有的以消灭私有制为核心共产主义革命目标，而是包含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在内的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民主革命目标。或者说，财产运动有自己的独立形式，这种运动依据的是生产关系(特别是财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封建土地所有权终究要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代替。但问题在于，这一过程是由地主对农民的胜利还是由农民对地主的胜利来实现，对历史的当事人而言是极不相同的，在这里，农民运动就它在调整财产关系的意义上说并不符合历史的发展方向，但是在阶级运动的意义上却可以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提供革命力量。列宁把这两种不同的方式归结为“普鲁士式道路”和“美国式道路”，前者是改良的道路，后者是革命的道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这两条道路的选择问题，“1905-1907年的斗争提出了俄国农业按普鲁士类型还是按美国类型演进的问题。”[12]

　　选择革命道路即无条件地意味着没收地主土地，但是，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没收地主土地，或者说如何处理没收来的地主土地，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土地纲领问题上的分歧。农民问题和土地纲领考验的是党的策略[13]，阶级运动反映的是财产运动，作为“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以无财产为特征的工人阶级的出现，意味着以财产占有状况不同为标志的阶级社会解体时代的到来。除工人阶级之外，所有阶级在取得统治地位后都要维护本阶级的财产占有方式，因此，财产运动以阶级运动为形式表现了出来，不同的阶级意味着不同的财产占有方式，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之所以要取得统治地位，就在于要消灭特定阶级的财产占有方式，因而也就是要消灭阶级本身，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表现为消灭私有制为目的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因。那么要实现农民对地主的胜利，从财产运动的角度看，是用小私有制代替了大私有制。从单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看，是不利于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从发展生产力和机器大生产的角度看，是不利于农业中对机器和化学工业等技术的采用。在列宁之前，由于“普鲁士式道路”和“美国式道路”之间的差别并没有被清晰地意识到，这就使得阶级运动和财产运动之间的张力没有被凸显出来，即在资产阶级代表了财产运动的未来，而农民却代表了财产运动的过去时该怎么办?或者说在“没收地主土地”之后，在“土地国有化”和“土地平分”之间该如何取舍?应该说，如果从迎合农民的要求来说，工人阶级无疑是应该支持农民的平分土地要求，但是土地问题绝不是一个迎合农民要求的问题，在列宁看来，“在奴役性的、农奴制的大地产占优势而实现大规模社会主义生产的物质条件尚未具备的地方，可能是把土地转归小私有农民阶级掌握;而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下，可能是国有化;也可能是把巨大的资本主义地产转交给工人协会……”[14]也就是说，土地纲领要视革命运动的发展阶段而论，而能够决定革命运动的发展阶段则是阶级运动的广度和深度。因此，是“土地国有化”还是“平分土地”，在俄国和在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提出了“土地国有化”的纲领，而中国的革命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因此大致实行的是“平分土地”的纲领(只能是大致，因为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纲领也是不尽相同的)

　　三、民族自决权：民族运动与国际主义的和解

　　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把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把同盟的口号从“四海之内人人皆兄弟!”变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从一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就强调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同一性，并认为共产主义“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15]从根本上说，阶级运动之所以表现出国际主义色彩是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6]

　　阶级运动产生于经济关系中的矛盾运动，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或者说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即“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17]而资本主义在使市场世界化的同时，也使全世界各个民族内部的财产关系都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需要，即“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18]。民族运动，从根本上也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是民族运动有其自己的独立性。各个民族与其说是在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条件中去寻求独立解放的物质力量，不如说是从自身的历史文化中去汲取自主自强的斗争勇气。或者说，阶级运动一般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中去寻找自己存在的地位;而民族运动则相反，一般是从本民族历史的独特性中去证明自己存在的依据。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是阶级运动的普遍性的另一种表述。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从“理性统治了世界, 也同样统治了世界历史”建构他的世界历史理论。在他看来, 世界历史不是各民族历史的机械相加，而是根据每个民族因其在历史发展中的不同地位所构成有机整体, 正如列宁所言：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19]。历史上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民族依次兴起和衰落，都是由于这些民族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或者说体现了绝对理性的发展阶段。毋庸置疑，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的根基上，而马克思则改造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用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社会形态理论充实了世界历史理论，因此，历史不再被看作是每一个体现了绝对理性发展阶段的民族兴亡史，而被看作是由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阶级斗争史，因此阶级运动具有国际性，国际主义是阶级运动的应有之义。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正是阶级运动之所以具有推动历史进步的关键之处;但是，每一个民族由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由此各个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状况也不同，因此，也就提出了不同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在推动历史前进方向所起的作用不同的问题。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明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并把这一问题上升到理论高度，即民族自决权理论。

　　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视角来看，各个民族发展的阶段不同，由此必须把民族运动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去看;而从民族运动的视角来看，资本主义则有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即列宁所指出的：“首先必须把从民族运动的角度来看根本不同的两个资本主义时代严格区别开来。一个是时代是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和国家形成的时代，当时民族运动第一次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它通过报刊和参加代表机关等等途径，以不同方式把一切阶级的居民卷入了政治。另一个时代，就是我们所处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全形成，宪制早已确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对抗大大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叫作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20]

　　这一点也正如希法亭在《金融资本》里所言：“现代国家是由于民族统一努力的实现而产生的。因为民族思想承认所有民族有形成自己国家的权利，从而国界是由民族的自然边界而定，所以这种思想在民族构成国家的基础时发现了自己的自然边界。这种民族思想现在转化为把本民族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的思想。现在作为理想表现出来的是，保证自己的民族对世界的支配;这种努力正像它由以产生的资本追逐利润的努力一样，是无限的。……这种民族思想不再承认每个民族的政治自决权和独立性，不再是一切人类成员平等的民主信条在民族范围内的表现。垄断的经济上优越性，反映在别的民族必须依附于自己民族的优越地位上。”[21]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民族运动有了新的意义，每一个民族由于其自身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同，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使本民族成为处于帝国主义宗主国地位的压迫民族，在这里民族运动大多是反动的;二是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被压迫民族;在这里民族运动具有历史进步性，而且一般都能够实现与反帝运动的统一;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是能够且必须成为民族运动的领导力量;三是还未被帝国主义力量所裹挟、大多还处于前资本主义状态的自然经济的阶段，在这里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还很难领导本民族的独立运动，其民族运动也很难和反帝运动建立联盟。在第一种情况下，民族运动已是过去式，如果有民族运动的话，也只能为右翼法西斯主义所利用;第二种情况下，由于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又发展很不充分，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处于边缘半边缘的地位，这些地区的资产阶级也就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可以分为与帝国主义宗主国矛盾较深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依赖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因而其民族运动就天然具有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诉求，无产阶级在这些地区要力求实现对民族运动的领导权，使民族运动的利益符合于具有阶级运动性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在第三种情况下，由于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比较弱，阶级运动还很不发展，这些落后民族的统治阶级就很容易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极力遏制其民族运动的发展，这些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只能在客观上起到削弱帝国主义的统治力量，但却很难成为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那么综上所述，其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在第二种情况最为明显，因此要这些地区的无产阶级要力求实现对本国民族运动的领导权，践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也就是在第二种情况下，民族运动和国际主义达成了和解，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民族运动成为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四、国家理论：从民族的凝合剂到阶级统治的工具（未完成）

　　近代民族国家是在各个王朝统治的废墟上兴起的，西欧各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旧的封建统治王朝的崩溃是一个过程的两面，因此国家从一开始被认为是整合民族力量、提升民族自信的主要力量。

　　五、结论

　　帝国主义时代下工人运动的两个变化：1从工人运动的政治独立化到工人阶级与农民等小资产阶级结成的政治联盟。2.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到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注释

　　[1] 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26页。

　　[2] 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28页。

　　[3] 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32页。

　　[4] 《普列汉诺夫文选》，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3页。

　　[5]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页。

　　[6]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页。

　　[7]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8]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4页。

　　[9]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页。

　　[10]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197页。

　　[11] 《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第336页。

　　[12] 《列宁全集》第19卷，第140页。

　　[13] “党的策略是指党的政治行为，或者说，是指党的政治活动的性质、方向和方法。党代表大会通过策略决议，就是要确切规定整个党在新的任务方面或是针对新的政治形势所应采取的政治行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

　　[14] 《列宁全集》第11卷，第223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7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19]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8页。

　　[20]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

　　[21] 希法亭：《金融资本》第386页，商务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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