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与唯物辩证法原理考略

　　——东方社会“思维舞步”的方法论性质及政治经济学通史考

　　(谨以本文纪念一百五十周年诞辰)

　　【文章被“政经中国”公众号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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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资本论》试图回答什么是唯物辩证法?它的作答方式是机理考察，采取了特殊发生学和实践化的对结果进行呈现的批判的艺术方式。经由谱系学考订，《资本论》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活化石”，具有完结形态上的意义。《资本论》科学运用一种特别的学科——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中华思维学的学科规定”历史遥相呼应。它用彻底的事格研究锁定历史的“对象”和“研究对象”。然则这个机理系统可以确定是母子体用、经纬合一的体式，包括历史机理、结构机理、矛盾机理及认识机理，它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对话”和“无缝结合”。中华历史实践及东方社会特有的“思维舞步”彻底击破了西方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观，赋予自然历史过程准确的时代感以及应有的民族文化内涵。这一方法论发现有力地支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共同体”的理论，通过丰富批判科学的实践素材，深刻具体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内涵及其独特“工作机制”。研究亦表明，在考量资产阶级“现代主流经济学”贫困性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学科必须实施通史领域内的“虚”“实”强强联合，以具体指导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

　　关键词：《资本论》;唯物辩证法;思维结构;历史机理;结构机理;矛盾机理;认识机理

　　《资本论》具有深刻的唯物辩证法原理。然而面对“新生代”的《资本论》受众，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经济全球化的新的斗争局面——其意味着“人民至上”“资本至上”视角的截然不同必然反映为不同的再生产构成方式，《资本论》研究必不能满足于客体构成，而要深入探究背后的“社会主体构成”，寻求政治经济学批判“主体侧”与“客体侧”的统一，寻求其历史的具体实现方式和机理形式。彻底事格化的历史和思维研究将创造性地使唯物辩证法“艺术舞步化”(以发生学工作逻辑总体拒绝解释学)，进而赋予西方意义的“逻辑”艺术化的知识形态。如基于天人合一与劳动过程的历史文明规划，从“母子体用”思考路径出发，能够建立将知识的理解、运用归结于主体自身的“现代中华学”体系。一句话，《资本论》需要“实学”“虚学”并举，发挥自身固有优势，建立“百科版资本论”的新时代理念，有力支撑国家经济学教科书的体系建设。总之，须得认识到《资本论》文本是确定型与非确定型统一，从而和历史保持良好同构性。然则《资本论》所体现之“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不仅仅作为认识以及作为方法，也必须同时作为“大写工作规定”予以规划。在高度上，唯物辩证法与《资本论》应首先视为科学史意义的源流互济的思想共同体。列宁东方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思想——作为具有原生态规定的社会主义文明规划——正是对这一科学理念的绝好的灵活巧妙运用。一言以蔽之，必须基于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互看”和有机统一，基于中西学术对话掌握东方社会特有的“辩证法舞步”和历史文化思维遗产，审视世界革命和科学道路中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如何结合”。

一、引论：从《资本论》第二卷“未完成的性质”说起

　　什么是唯物辩证法?一般人容易脱口而出：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相结合。这似乎是全部的命题真义，但很遗憾，只是形式化的“真理法”解题，却不会是“原理之法”。例如在列宁看来，唯物辩证法在于思维形式的艺术化妙用。“思维应当把握住运动着的全部‘表象’，为此，思维就必须是辩证的。”[1]141【注：[1]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至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如何结合”之命题为何不被重视，似乎说来话长，——但如果不拘泥于经济分析细节，那么“天人合一→事物合一→知行合一→经纬合一”结合的序列，则会得到深度地响应。这得益于共同体生产的伟大启示。由于《资本论》主要地不是提供一般意义的知识论，其不应被视作“一个理论模型的等级序列”，换言之，由于人们通常难以分辨“内容-形式”路径(历史规定)和“内涵-外延”形态(逻辑规定)的“从本质到现象”，也可能导致无法正确把握《资本论》的总体写作方法和思想实现的特别方式。《资本论》决不是思维的单边主义，而是以“阴阳”(劳动二重性)——对马克思而言，它既是“母子”也是“体用”——总领取象/比类、分析/综合、抽象/具体、归纳/演绎等成对的思维形式。演绎者只能是“逻辑的本质”，归纳者只能是“历史的现象”，换言之，本质和现象(现象总体及事物表象形式)的思维形式规定即是“演绎和归纳”;而要达成发生学意义的归纳、演绎之统一，将内涵具象为一定的外延种类形式，势必要将范畴和概念的思维形式视为“抽象和具体”，进一步要将内容和形式的思维形式视为“分析和综合”，导致在行动上首要是把事物本身及其内在固有的属性的思维形式视为“取象和比类(行动)”。可见，立在“历史为逻辑立法”背后的是个别对一般的关系。当其以“历史”为个别，得到的是历史和实践的总出发点，抓住了“内容”;以“矛盾规定”为个别规定的内涵，得到的是个别对一般关系的初成，抓住了“内容和形式的结合”;以“规律规定”为个别上升到一般关系的总体规定——内容和形式结合向“概念内涵”的转化，则得到的是个别对一般关系的终成，最终抓住“历史的内涵逻辑”;以“范畴”为一般，则系统得到反映内容的形式规定以及反映内涵逻辑的思维形式的概念外延规定——事物的种类，等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实现的是“本质”“现象”在相分基础上的有机统一，亦即从内容和形式的能动性的历史统一到内涵和外延的能动性的认识统一。

　　然而从本质到现象，依据“原理之法”，其实有更准确的说法：从本质到“总体”(本质与现象的结合体)研究，“因为现象的分析已经包含了对现象中的本质规定的肯定，本质非在现象之外，而实为现象之体。”[2]53【注：[2]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中国人的“心外无物”所针对的是拜物之宗教批判，从而是行动主义版本的“从本质到现象”。关于本质栖身现象的这一存在和认识特性，阿尔都塞借用了“结构”术语指明：“结构对于它的作用来说的外在性可以理解为纯粹的外在性，也可以理解为内在性，唯一的前提是，这种外在性或者这种内在性应该作为不同于结构的作用的东西被提出来。”于是，“这种区别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经常采取古典的形式，即内在的和外在的区别，事物的‘内在本质’和事物的现象‘外观’的区别，事物的‘内在’关系、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同一些事物的外在关系、外在联系的区别。”[3]213【注：[3] 路易·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进一步而言，“现象(批判)-本质(批判)-现象(批判)，故而并不就是具体-抽象-具体的解释学工作循环，乃在于根据历史规定显露范畴生产特征，把握具有‘母子(体用)’工作关系的发展规定或认识形式——如质和量、内容和形式、一般和特殊以及抽象和具体、生成和否定等成对的范畴。”[2]53【注：[2]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通常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的是非人格化研究，这是依据《资本论》一版序的一个讲法，其实《资本论》是关于劳者、资者的事格研究，以“事格化”领导“非人格化(范畴)”和“非物格化(范畴)”。“《资本论》事格范畴就大类而言一共有10个，它们结成有机的从历史到认识的母子推衍系列：(1)商品→……→(10)剩余价值(即资本的自我认识形式);亦即第一个范畴和后面九个范畴地位不对称，在于形成‘内容’和‘形式’关系的总揽。”这是就“马克思以‘商品形式’为历史唯物主义工作批判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规定，决定商品的自我认识形式必然是‘价值’”的思想性质进行立论的，然则了解到这一“认识机理：价值规律为何从‘商品拜物教批判’中引出”[4]。【注：[4] 许光伟.劳动过程与商品拜物教批判——兼析恩格斯对《资本论》方法贡献的性质[J].当代经济研究，2020，(4): 11-23.】

　　“危机(市场失败)→市场(市场有效)”为经济学教科书所凸显，这是资产阶级资源配置理论所特有的“仿体用”技术，为的是塑造“非人”“非事”的经济学物象化的虚假本体论之理性空间。其以物为本的“假设”，可能是说市场危机之真实——资源稀缺;所言“理性”配置之重要性，可能是经济景气预期逐渐增强。就再生产周期的环节而论，危机尔后萧条——实为“资本集中”之指向，复苏尔后高涨——实为“资本积聚”之指向，只因“商品形式的内在矛盾潜藏于理论上纯粹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中”，“由于马克思关于商品形式理论的深刻性，其既能够展示抽象理论层面商品形式的矛盾性质，也能展示所有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形式的不完全性”，——“这绝对是马克思和几乎所有其他经济学家本质性和关键性的区别。”[5]16【注：[5] 罗伯特·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从而，《资本论》实际又是从历史部分和理论部分的统一开始。在母子推衍系列中，接续的(3)剩余价值→(4)资本积累为《资本的生产过程》，其中，(3)为“资本主义的历史之始(总规定)”;(5)市场→(6)危机为《资本的流通过程》;(7)平均利润(或总规律范畴：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8)资本的诸种社会形式(资本家族)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9)资本→(10)剩余价值则为《剩余价值理论》，(9)系列言明“资本是生产方式”以及“资本是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显然，资本作为历史认识规定，即是资本主义的“唯一在场者(规定)”，而(10)即为“资本主义的认识之终(总规定)”。从剩余价值(历史规定)到剩余价值(认识规定)形成一个“闭路循环”，但这个运动为“价值→剩余价值”过程所打破，然则在内部机理的表述上，首要引入“前史”规定的研究，其后必定沿着价值扬弃的路线，寻找其“未来史”。然则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机理的处理以“二”(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范畴)言“四”，只因当时“市场/危机”成对范畴尚未确立。按资本积累的发生机制而论，“资本积聚→资本集中”说明了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的根据以及资本周转的根据，说明了个别资本循环运动向周转运动转化的内在必然性，这是系统结构形成的基础，——即本身属于再生产运动体式内部“数量机制向结构机制的一种转换”。为仿真计，这个过程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替代以“局部均衡→一般均衡”。但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领导机制是“一般均衡论”，——其数量机制的代表一般认为是帕累托最优，结构机制则集中于后来的“宏观经济学”当中。可见，“现有经济学始终陷于体系分裂之状况，可谓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大体说来，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原理可用六句话概括：无‘母’无‘体’，皆‘子’皆‘用’，以‘母’设假，以‘子’设用，以‘子’假设，以‘用’结论。”[6]【注：[6] 许光伟.中国经济学行动议程与方法论命题——中华思维学的进展及其创造性转化[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 207-216.】

　　这是所谓的“公理假设”和“理论普适”。然而其不是从实际出发，以母作设、以子施用，而以母设假、以子设用，结果是造成背离人本位的“以物为本”。资本主义的本质当然不是个人主义;其实效用主义、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从学理上看，也仅仅是资本主义一系列外表上的用以意识形态伪装的道具。新古典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故而“不是基于人性，而是基于他们设想下的机器人(而且这些机器人是互相联网的，一百年之前他们的设想很超前)，所以他们得出了一个机器人在他们安排的系统下的经济均衡，而这放在人类社会是完全行不通的”;并且毫无疑问，“跟马克思提出的‘价格的阶级斗争决定论’这一伟大理论比起来，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还在玩弹珠的小朋友的幻想一样的天真……(归根结底)新古典经济学家只谈效率，漠视公平，虚伪的帕累托改进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7]41~42【注：[7] 郎咸平.马克思中观经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进一步，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以“克服危机”为叙述起点，只因在研究性质上其试图否认危机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上的内在原因，这个对事实的否认从反面突出《资本论》结构的“体用性”，“危机阐明了资本逻辑的内部矛盾”，“危机理论某种意义上是《资本论》的全部”，从而，其委实以市场-危机为体用合一的关系[5]142。【注：[5] 罗伯特·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从矛盾发生起点到市场关系无处不在的“用”，危机“亦体亦用”，因为“这一内在逻辑揭示了资本的本质：纯粹的资本不会受外因干扰。它既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逻辑，也不是资本家的逻辑，而只是资本本身的逻辑”[5]96。【注：[5] 罗伯特·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资本论》开篇言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因此，单个的商品即表现为资本主义财富的元素形式。探究必须从对商品的内容分析开始，从对商品的矛盾解剖开始，同时就意味着对危机存在性的肯定。并且将危机从研究的一开始就突现出来，更在于意图进行“大写规定的写意”，也可以说是以“对立统一规律”为大前提的结构写意。这种特别的历史写意使得第一卷可以专注于写实：依据历史既有的进程，书写“阴阳-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规律)”从联系到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样看来，第二卷和第三卷都是对立统一规律写实规定的“补写”：一为流通层面的资本形式的结构形成机理(肯定→否定)，一为分配层面的资本生活过程的矛盾机理的解析(量变→质变)。马克思原初的计划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的流通过程》合为一卷，后来迫于形势放弃，终成第二卷“未完成之性质”。但第一、二卷终归是本质研究，从而“市场/危机”范畴的生产必定格于此。况且《资本论》乃是“时空结合体”之历史研究，所谓：时，行成于图;空，结绳于书，——这完全不同于西方经济学“概念出乎图、工具出乎书”的教科书工作性质。所有这些表述，使得我们必须立足《资本论》业已给出的“矛盾”分析，进行唯物辩证法再出发，藉以结晶出资本主义危机完整的图像来。①

　　【注1：须知就本质研究而论，“避免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对象的概念由非经济结构从外部决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结构不是外在于经济现象的这样一种本质，这种本质会改变经济现象的外观、形式和关系，会作为空缺的原因对经济现象发生作用”。对危机理论而言，“进一步说，用何种概念和通过何种概念体系人们可以思考从属的结构由支配的结构决定?或者说，如何说明结构的因果性概念?这个简单的理论问题本身可以归结为马克思的巨大的科学发现：历史理论的发现，政治经济学的发现，《资本论》的发现。但是这个问题把这种发现概括为以‘实践形式’包含在马克思的科学发现中的巨大理论问题，也就是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在实践上’所研究的问题。”所以，阿尔都塞指明：“这里说本质是空缺的原因，是因为原因外在于经济现象。在结构对它的作用的‘替代性因果关系’中的原因的空缺，不是结构与经济现象相比而言的外在性的结果，相反，是结构作为结构内在于它的作用中的存在形式本身……结构内在于它的作用，是内在于它的作用的原因。用斯宾诺莎的话来说，全部结构的存在在于它的作用，总之，结构只是它自己的要素的特殊的结合，除了结构的作用，它什么也不是。”[3]209~213】

　　【注：[3] 路易·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二、《资本论》“母子体用”体式及其定格的机理系统

　　葛兰西《反〈资本论〉的革命》意在彰显“主体逻辑”，它的准确译名其实应该是“一场对抗《资本论》的革命”，意在强调布尔什维克“革命者自己将创造为全面达到他们的目标所需要的条件”，走完全有别于西欧的另一种道路。“但他的理论建构既误读了十月革命，也误读了《资本论》”;的确，“作为一枚硬币的两面，葛兰西对《资本论》的误读还在于他仅仅将其归结为单一的客观逻辑批判，抹杀了内涵其中的主体批判逻辑。”[8]【注：[8] 许恒兵.葛兰西对《资本论》批判逻辑的重及反思——从《反〈资本论〉的革命》一文谈开去[J].理论月刊，2020，(4) : 13-20.】

　　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列宁道路，是指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特殊文明形态，列宁认为东方社会的经济形态是一个统一的经济社会类型。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论》中所作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可以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9]269【注：[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进一步，这可归纳为“列宁-恩格斯道路理论”。列宁进一步指出：恩格斯始终是从生产力、从经济基础、从俄国的国内外环境的唯物论视角来看待俄国社会可能的命运，体现了“恩格斯立论的重心在于：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现实的历史过程”[10]31。【注：[10]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列宁在社会主义如何建设问题上与恩格斯高度一致。列宁十分强调俄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只是在实现路径上，认为可以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生产力发展扫清障碍、奠定前提，然后逐渐赶上西方国家。

　　如果将上述革命和建设的发生逻辑进行适当反转，则得到描绘科学社会主义建构形态的道路原理——“恩格斯-列宁道路理论”。在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历史认知前提上，恩格斯则与列宁高度统一。恩格斯意识到“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有可能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而俄国农民无须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即恩格斯当时虽然没有用“卡夫丁峡谷”的字眼，却事实上提出了俄国不通过“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发生的前提是“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条件”。此外，恩格斯甚至认识到，俄国内部的种种矛盾决定了“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11]282~284。【注：[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同样，正是列宁通过其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把俄国革命从理论变成现实，完成了对恩格斯道路理论的实践诠释与历史补充。这两种道路理论其内在是统一的，即这两种道路理论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统一辩证法”，结晶出指导东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恩格斯列宁思想共同体”。

　　这样，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关系通过发挥领导机制作用的方式“反作用生产力”，就正是列宁和《资本论》对话的全部出发点和工作根据。“现在俄国能够证明社会主义是正确的”，当然也就证明《资本论》是正确的。马克思表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的命题得到充分确认和巩固。列宁进一步从中发掘出“东方社会主义革命原理”。然则遵从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列宁的社会主义逻辑是大写字母意义的——由共同体本位上升到国家本位的工作逻辑。这是行动主义辩证法意义上的目标追求，确证东方社会以“经济形态社会形成原理”为行动追求的内在根据。从经济形态的逐步独立化到社会形态的自觉选择，可从中提炼两个工作版本用以意义的对照：一为“发生学版本”，一为“解释学版本”。②

　　【注2：生产力→所有制→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社会类型的定格依存于所有制内在因素的对立与分化状况。这导致在具体理解唯物史观含义上，我国学界存在持久争议。虽然不是理论路线斗争，但代表了方法论上的严重分歧。】

　　一者是将母子和体用视为“两重意义的发生学”，用以解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亦即，以“发生-结构”母子路径定格“生产力(母)→生产关系(子)”，以之为经;相应以“结构-发生”体用结构定格“生产关系(体)→生产力(用)”，以之为纬。一者则以“一元论历史观”解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进一步归结为“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即“这样一来，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的任何发展和变革，都被看作生产力发展的直接结果;而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又被看作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变化的结果。”[12]1【注：[12] 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其可概括为：物质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经线)，以及生产力或生产力系统→生产关系本身或生产关系社会系统(纬线)。

　　简言之，发生学意义的唯物史观倾向于把生产力确定为“发生规定”的总装置，以此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作用关系的生成;相应地，把生产关系确定为“结构规定”的总装置，以此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机理的展开关系。所谓以历史的写实引领写意，以结构的写意进一步领导经济运动形式的写实化;所谓以历史引领认识，复以通史的认识领导理论生产。然则，孟捷教授以“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为依托所发起对唯物史观的“新阐释”，只能视为针对“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一次内部争锋。③

　　【注3：所谓：“通过引入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概念，我们保留了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合理内核，在承认生产力的归根结底作用的同时，又对这种作用的实现方式做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解释。根据这种解释，生产力的归根结底的作用不同于在历史过程中的直接决定作用;推动生产方式改变的直接原因可能和生产力的发展无关，但一种生产方式要在整体上实现不可逆的改变，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最终条件。”[12]99】

　　【注：[12] 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然而将生产力摄入生产方式体系内考察“决定论”，或以生产关系功能反向求索“有机生产方式”是不适当的。而将劳动过程本身作为生产力的“生长内核”，即“生产力本体”(生长单位)，则显示了马克思的这一判断：“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13]27【注：[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这表明，历史发展在矛盾作用规定性上强调的是“生产力系统”和“生产关系系统”的整体互系性：矛盾作用乃是发生于系统层面，系统以自我构造为前提，以历史发生为基础。

　　进一步，马克思1859年的序言可以视为对“发生学的诠释”的绝好回应：它将因果联系变作行动链条，将功能和意图性解释编织于过程环节，恰当地论证说明了资本主义以劳动剥削驱动生产剥削、经济剥削乃至政治剥削、又复归于劳动剥削本身的机理流程。亦即那种把生产方式的“中介学说”和“结构主义”路径对接起来的研究富有启发，尽管如此，它仍然忽略了序言中对于“发生型矛盾”和“结构型矛盾”所做的明确区分和关系的辩证把握。首先是历史发生论上的“系统生成”，其次是“社会的形成”，最后是矛盾作用的发生和持续的、机制的社会存在。可见，生成渗透于变迁之中，亦即是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3]32【注：[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这是把社会变革的动力牢牢镶嵌在生成论基础的规定当中了，产生动力变迁装置：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变迁标准的科学制订是要“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13]33【注：[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图1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对比④

　　【注4：图中，水平线代表“经线”，竖直线代表“纬线”;以下同。经纬两条线所联合而成的结构工具，取义时空一体意义的“母子体用、经纬合一”，该作图法在表现力上或曰：时空相分，时空相成，时空相合，一体相克。】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内部的理论斗争持续升温之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仿真体系业已成型化，模型技术历经打磨也业已成熟化。图1给出了两大体系的理论逻辑对比。以仿真为起步，资产阶级理论经线被确定为“资源→资源配置(方式)”。这个“资源”是个特定的术语，指示仿事格的“物象(概念)”。初为完全物质形式的东西，是物格的东西，后为物象化的东西，因而物象→物象化，它的实质即“物象二重性”。于是所谓资源配置，在资产阶级理论家看来，不过是“物象化”的一种秩序。虽则如此，资源配置能否完全替代“事格化范畴”生产方式?结论是不可能。“资源配置崇拜症”试图仿真“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然而这一仿真术的唯一效能是以“仿生产力”实现对市场关系(本身作为“仿生产关系范畴”)进行绝对或相对领导。⑤

　　【注5：犹如资源配置本身是生产力的实现形式，特定的市场关系乃是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

　　相应地，这个“仿生产力”的范畴即是“效率”，仿真结构是：效率为体、市场(关系)为用。“我们举个非常恰当的比喻，新古典经济学的完美演绎和结果就类似于以下的物理学推论……假设小球在重力作用下倾向于向下滚动……有一个半球形(注意此时形状参数函数已经定好，包括凸性和边际下降递减)正放向上的碗……如果有3个小球(或初始或任意追加)，它们最终将静止于碗底，且两两相切，且其重心连线成正三角形，且正三角形的重心即为碗的正中央(三球均衡)……如此我们可以推出无数个完美的结果……但是这种完美并不是结果的完美，也不是推理者的完美，而是前提假设的完美。”[7]40~41【注：[7] 郎咸平.马克思中观经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越是把自己打扮得像自然科学，每一问题都应对有数学规划和解答，却反而越发显得自己不过就是自然科学中“社会伦理学”的一个分支。

　　图1的右侧，我们尝试给出资产阶级经济学所仿的“原相”。替换物象二重性位置的显然是“劳动二重性”，但需要指出，作为唯物史观出发点规定的事格的范畴，其应当是劳动过程与劳动二重性的“工作合一”。这是个总规定。因资源配置仅仅指示物者之事，是仿真“知者→生产力”这个过程。⑥

　　【注6：市场=资源配置+商品价值实现，那么《资本论》也讲资源配置理论吗?社会主义效用(供给侧以及人民的需要)实际上仅仅是物资平衡问题，或者就是马克思以“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名义”所声称的社会总产品的决定问题。价值规律的内容和核心原则是经济平等关系，而非资源配置。结构效用或许直接影响市场配置结果，但不会影响利润配置、剩余价值分配的最终结果。因而社会主义的一般当然不会是资源配置。社会主义时代，从产品效用上体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自觉进步，是通过每个社会成员的消费选择自觉实现的，但前提是集体行动机制的形成。计划通过资源配置(流通)起作用，但计划根本反映的是社会主体(如共同体国家)按照社会化大生产办事的集体意志，这个问题解决了，则马克思主义基于按需生产的、消费结构引导供给结构的关于产业革命政策性的应用经济学便会应运而生。“资源配置崇拜症”的症结所在依然是市场拜物教意识，而一旦走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物统治随之瓦解。于是，“资源配置方式在概念上并不能代替生产方式，这是因为，资源配置方式这一概念缺失了作为人的类本质的生产活动这一维度……资源配置的背面是权力的配置。尽管土地、劳动力、技术知识归不同的人所有，但资本会创造条件，使土地所有权、劳动力所有权以及知识产权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隶属于自己，从而在资源的社会配置中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14]】

　　【注：[14] 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中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J].教学与研究，2000，(6): 22-29.】

　　相反，固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探究了劳动过程构成的一般形式，但它本身属于历史结构的范畴，是一切出发点规定之始——事格之始。而又因为出发点规定必须统一“知者→生产力”及“行者→生产关系”两个行程，以实现“四格归一”，决定需要基于劳动过程的统一视角看待“行者”“知者”，并将其同时视为客观思维结构的形态，即视为“劳动二重性”的认识构造。⑦

　　【注7：四格指人格、物格以及非人格、非物格;归一的“一”，指事格本身。】

　　因而很显然，无产阶级全部学说以对物象二重性“解释学秘密”的揭露为开端，以在资产阶级理论对立面竖立劳动二重性之思维旗帜为开始，“目的是说明劳动发展——创造对抗的物质条件的发展，反过来引导了对抗本身的历史解决，即劳动规定及其二重性学说提示了人类生产的客观发展。”[2]179【注：[2]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决定论基础上的生产方式(或“有机生产方式”)在意义上是个全体的规定：历史、结构、理论(认识)的三者统一。从中可以发现，“决定”和“有机”在概念上并不对立，“决定”亦不能简单说成“必然性因果关系”;于是所谓有机生产方式，应始终理解为“劳动过程中的生产方式”(如生产组织和流通组织)，直至理解为唯一的全体意义的事格化范畴(即事者)。因此，以“劳动过程→生产方式”为经，就可实现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仿真的经线”的全兼容，使之可能还原为“市场范畴”意义，为政治经济学所用。另外，其延伸意义必然在于实现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之纬线结构翻转。那么“生产关系为体”的真实意义就包括如下：一是对结构机理存在性的肯定，据此出发，寻求对矛盾机理的探究与解剖;二是由根据规律把握范畴之路径制订理论，杜绝将理论经济学视为根本难以把握真正规律之“玄学看法”， “同谓之玄”指范畴源出规律，如剩余价值理论之在剩余价值规律意义上的成立，“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乃是说“运动复运动，构造中构造”，于是“对循环反复以至无穷的现象的观察引导进入理解‘道’的大门”，乃是强调“它们皆同出于道根而又领取不同的名字”这个事实[15];【注：[15] 许光伟.唐诗宋词与《资本论》引论——兼及行动主义、主体工作结构及时代内涵[J].社会科学动态，2019，(12) : 13-20.】

　　三是进一步推动矛盾机理和认识机理统一，从而奠立“理论社会科学”的基础，如资本形式运动之研究。然则所谓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直接是生产关系，论断依据即如上;且从这些意义上看，生产关系范畴本身即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规定性。同时，唯有立足事格化理论，方能将“生产关系之用”涵义贯彻于经济运动形式。因此很显然，《资本论》使市场形式扎根于商品形式，就在于力图实现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之真正把握，这样的经济运动形式借助于孟捷教授的术语，即是“生产型”或“榨取型”生产关系。对资本总公式而言的生产型生产关系，如资本积累;榨取型生产关系则专指非职能资本的社会形式。⑧

　　【注8：生产关系的功能类型如果可以细分，是指向“阶级斗争的全体概念”而言的。生产关系既然是“阶级”的工作规定，那么阶级斗争就必须是全体的，涉及生产关系的全局和诸环节，如有日常型政治阶级斗争和“二元冲突”型社会阶级斗争之分，以及有社会主体构成内部的政治方式的斗争和劳动方式的斗争之分、社会客体构成内部的生产方式的斗争和交换方式的斗争之分，再如生产型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型阶级斗争和文化型阶级斗争之分以及一般阶级斗争和霸权阶级斗争之分，等等。】

　　此处须得进一步认识到，所谓“生产型”和“榨取型”功能分立仅针对“用”的层面，对“生产关系本体”而言，它们是合一的规定，无分开之理，是统一功能的两个侧面。再就剩余价值范畴而论，可以说直接“榨取剩余”是绝对的，更多的“生产剩余”则是相对的，因此，以下说法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某些条件下，一种生产关系可能更多地表现出生产型功能，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则可能更多地表现出榨取型功能。”[12]47【注：[12] 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因为作为生产方法和占有剩余的手段，固然可有所选择、有所偏重，但作为制度上的基本安排和生产关系本质之考量，无论如何，两者绝无分开的可能。如作为制度的系列安排形式，劳动力价值、计时工资、计件工资乃是一衣带水的内部连通关系，又或者说本质上是一个东西，马克思扼要说明：“计件工资只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正如计时工资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一样。”[16]572【注：[16]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劳动过程总归是生产方式的历史实体。即如果说“官者的经济学”(关于身份配置的政治经济学)必须从“人”出发——执行身份批判，相比之下，“资者的经济学”(关于财产配置的政治经济学)则必须从“物”——执行财产批判出发，这些也即葛兰西所说的“批判地论证事件应该如何沿着事先确定的进程发展下去”，那么，“劳者的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批判)要总体上由劳动过程本身(工艺学和劳动过程文明规划)出发。这说明《资本论》开头的一章分四节内容，完全是说商品生产方式的历史发生学(或“历史机理”)、系统发生学(或“历史结构机理”)、现象发生学(或“历史矛盾机理”)以及认识发生学(或“历史认识机理”)。盖因西方文明模式一旦建立，就必须探究它怎样必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又怎样必定开始一个资本主义时代。以此观之，《资本论》实际上科学讲述了“四大机理”：(1)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和形式，这个构成指向“历史本身的机理”;(2)分析-综合的思维方式和形式，这个构成指向“历史结构的机理”;(3)抽象-具体的思维方式和形式，这个构成指向“历史矛盾的机理”;(4)归纳-演绎的思维方式和形式，这个构成指向“历史认识的机理”。又或说，经线的规定正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纬线的规定正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于是商品生产方式的历史机理所对应者即“商品的两因素”，其结构机理所对应者即“劳动二重性”，矛盾机理所对应者即“价值形式发展”，认识机理所对应者即“拜物教批判”。这些又都是从生产方式的可识别的特征上立论的，即遵循了生产史的内在发展理路：劳动过程→生产方式。

　　这样看来，当我们由“生产方式”重新回到劳动过程本体，也就根本意味着追求文明规划的“天人合一”。而从个别对一般的历史发展关系中引出并揭示抽象对具体的内在联系，就正是唯物辩证法识别事物机理的特有方式，然则天人合一本身即化为母子体用意义的“经纬合一”。⑨

　　【注9：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资本论》与中华唐诗宋词遵守相同的思维学顶层设计，这就是“经济学的文化自信”。“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马克思没有顺从资产阶级“经济人假设”的思路，是因为从否定中得到真理和本质已经不是理性假设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为历史-社会的分析根本目的其实是超越“思想范式”，建立历史尺度的“批判的知识理论”。相反，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试图通过虚拟一个普适的人性行为假设，是把历史研究的真实过程隐去了。于是借助“生产一般”的系统性研究，《资本论》得以展示劳动生产机理各个向度上的历史真实。】

　　可见，从既“找线索”又“结构化”的《资本论》的这一特殊工作体式看：(1)历史机理，即以“简单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生产”为“个别上升到一般”的商品生产历史路径，从中整理“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体用结构，——回答商品生产方式的历史内容;(2)接续的结构机理，以“资本直接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发展为“个别上升到一般”的具体路径(历史经线)，并整理出体用结构意义的“市场”上升为“危机形式”的社会纬线，——回答商品生产方式的历史形式(以内容为基础的直接形式);(3)累积形成并且社会表现出来的矛盾机理，则以“再生产结构系统本身的个别上升到一般”——资本主义分配的唯物主义发展过程——为线索路径，以“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范畴”对“资本的诸种社会形式”的上升运动为体用结构，作为实现对矛盾机理的“系统性解析”与“具象性呈现”的逻辑纬线，——回答商品生产方式的历史内涵逻辑;(4)于是所谓认识机理，就相应以“历史→认识”(这是典型的个别上升到一般规定)为经，再以所形成和业已定格了的“历史认识”返回社会系统的行动规定为纬，最终实现历史和认识互译、个别对一般的关系与抽象对具体的关系同构的“母子体用”工作关系的批判格局，——藉以回答商品生产方式的外延知识，从中揭示“批判的知识理论”[4]。【注：[4] 许光伟.劳动过程与商品拜物教批判——兼析恩格斯对《资本论》方法贡献的性质[J].当代经济研究，2020，(4): 11-23.】

　　三、认识机理、矛盾机理的具体统一过程——《资本论》唯物辩证法体式的工作性质

　　政治经济学是工艺学的阶级社会的衍生规定。工艺学研究劳动过程本身，研究劳动过程的全部事件，以此向自然科学进军;政治经济学则不然，其以对劳动过程的产物形式进行批判性解剖，揭示社会科学的理论内核。因此诚如葛兰西所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并不像人们可能认为和一直被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关于《资本论》的科学研究事件，列宁则指出，“马克思说的只是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也就是他说的，他研究的只是这个形态而不是别的形态的发展规律。”[1]157【注：[1]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为此马克思调用了全部的思维形式工具，而决不只是抽象和具体。“王亚南提出，不能把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方法简单地等同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提出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或是其他方法。”[17]【注：[17] 周可.王亚南与新中国《资本论》方法研究的开启[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 (6): 77-83.】

　　此处，我们看到唯物辩证法这个用语在多个术语的意义上同时成立。而设若唯物辩证法以“母子体用”结构体式成行，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一种特别款式的“唯物辩证法的中华定义”?是不是意味着以唯物辩证法为事物对象之规定又似乎构成了一种“预设性定义”呢?

　　首先，就《资本论》对矛盾规定的解决而言，本身是一个辩证法的行动问题。“然则，这是马克思将价值规律同时视为批判和建构规定的理由。矛盾的历史论(历史机理形成和发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危机论(结构机理)、矛盾的实践论(矛盾机理本身)以及历史矛盾的认识论(即认识机理形式)，它们依次展开，马克思全面揭示了拜物教意识所赖以产生的经济根源和认识动因。”[4]【注：[4] 许光伟.劳动过程与商品拜物教批判——兼析恩格斯对《资本论》方法贡献的性质[J].当代经济研究，2020，(4): 11-23.】

　　自由女神从黄昏时起飞!定义完成了内涵逻辑对外延的知识具象，然则需要执行前提批判。进一步，对唯物辩证法自身进行规定，亦未必是单方面给辩证法规定限制语的问题，而必须同时要给唯物主义加上“辩证法的限制语”，——但这似乎又是在进行唯物辩证法的“相互循环定义”。犹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关系反作用生产力”，人们极易满足预设性定义活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当然不是互译。具体而言，《资本论》走出预设循环的办法是坚持“史态的唯物辩证法”概念(唯物辩证法=历史)，即如上指出，藉由四大机理系统的科学说明，完成对这一规定的过程性锻造。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劳动过程、劳动二重性之视为同一个术语，在于其内部认识规定和矛盾规定的统一，即它们不是一为唯物主义、一为辩证法，而是互为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规定。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不能视为“相互定义”，而委实在于分别从联系和发展方面，去推动各种事物定义的批判性前进。亦因此，《资本论》没有局限于形式逻辑的定义，而深入到矛盾机理问题探究的领域，从历史和资本主义数量机制的发展过程两个层面入手，分别探讨了“结构化矛盾”形成的机理，据此给出其在生活过程的全面性表现。然则，《资本论》四卷毋宁说成均以矛盾开局：矛盾规定初成于第一卷，形成和定格在第二卷，系统展开和生活呈现是第三卷，最后形成认识范畴的则是第四卷。而毫不夸张地说，所谓历史认识，完全由矛盾分析所“沉淀”而成;须知“矛盾”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有机统一之理性认识，矛盾认识法则是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思维学把握。⑩

　　【注10：早在1937年，毛泽东就指出在看待事物的矛盾及其发展中，既要注意区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又要注意区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所谓普遍矛盾，是就事物联系与发展所普遍遵循而论，是原则性强的矛盾规律。如对中国而言，“列宁-恩格斯道路”是个普遍运动规则，是个“大矛盾”;相反，“恩格斯-列宁道路”则是特殊运动规则，是相比大矛盾的“小矛盾”，但在特定发展阶段上又可能是尖锐和突出的特殊矛盾，乃至成为“大矛盾”。矛盾的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也是相互转化的。于是就社会主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矛盾个性”而言，它仍然体现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规定”之统一，乃至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规定性与社会主义的阶段发展的矛盾之统一。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作用的水准与层级做出的科学判断，但同时决不意味着它不随时准备着向更高一级的发展阶段进行过渡和转化，实际上，生产方式内部的越来越激烈的矛盾对抗性已然充分表明了这种工作转化的可能性。逻辑是历史智慧学，而非现象学的兜圈子，可有人总是一味操弄“一般、特殊、个别”概念逻辑，欲将概念形式的逻辑学作为真理的公式，根本不了解个别对一般关系的唯物主义工作内涵。列宁站在历史高度指出，社会主义本质上只能是这一运动形式和斗争形式：“他们根本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下述见解——他们到目前为止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因此，他们不能想象到，这条道路只有作相应的改变，也就是说，做某些修正(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来看，这种修正是微不足道的)，才能当作榜样。”[18]】

　　【注：[18]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7.】

　　亦即是说，“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新过程的发生是什么呢?这是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于是新过程就代替旧过程而发生。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19]【注：[1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07.】

　　然则，这个历史(矛盾)下降的路线，还应归结为“唯物主义的工作路径”。具体而言，《资本论》的总开局是“商品的两因素”(矛盾规定——阴阳联系)。以之为总揽：《资本的生产过程》以“资本主义直接生产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生产)为开局，尔后有资本协作形式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以“资本主义流通结构的两个因素”(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为开局，尔后有资本运动结构的形式层面的肯定到否定的变化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以“资本主义再生产总过程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再生产和剩余价值再生产)为开局，尔后有资本系统矛盾的总爆发。最后，《剩余价值理论》以“资本本身的两因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从而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乃至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矛盾——这意味着剩余产品的历史概念要转化为剩余价值，并且后者要完全取代前者作为其认识的收结。矛盾的历史论、危机论、实践论及历史矛盾的认识论，其中后三项内容逐次形成对前面一项内容的内部秩序的嵌入式扩展，这就造成辩证法同时是唯物主义的分析结果，“辩证法生唯物主义”所达成的效果是历史发现了“结构型矛盾”的形成，并对其实施了机理解剖。

　　其次，《资本论》对历史认识的解决，说到底是个唯物主义的问题，本质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论。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给出的结论，其第四节构筑的内容既是“认识的历史部分”，又是完整意义的自然史和人类史互动过程，是历史结构对认识史的检验。同样如上指出，《资本论》没有局限于“认识的解决”问题，而全面展开认识机理的探索与宏构。以“认识机理”(事格行动)归结矛盾，这种唯物主义过程毋宁说就是“辩证法”，是辩证法在唯物主义行程中的落实。然则，产生认识史上的理论逻辑链条(历史部分→理论部分或者说历史部分贯彻于理论部分)：物质与意识统一(《资本论》开篇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寓意)→物质与行动(规定)统一(《资本的生产过程》)→自然过程与历史过程统一(《资本的流通过程》)→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统一(《资本论》第三卷和第四卷)。须知《资本论》从商品开始，亦是从对商品及其拜物教的批判开始，这势必要将商品理解为一个暂时的历史规定：一个暂时的存在规定和一个暂时的发展规定。这进一步表明认识批判是沿着“发生型矛盾”路线前进和上升的，即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个别资本(运动)和社会总资本(运动)→体现在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要素二重性”(生产资料社会要素和消费资料社会要素)→资本的二重性(商品和货币)。简言之，这是唯物主义领导辩证法的过程。

　　如此一来，历史→认识(经线)和认识→历史(纬线)，可扩充为：历史(辩证法)→认识(唯物主义)，作为经线;以及认识(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作为纬线。纬线的规定或可写为：认识I(唯物主义)——事格(过程)——矛盾(辩证法);经线的规定或可写为：矛盾(辩证法)——事格(过程)——认识II(行动主义)。这两个系列又可以分别合成为：矛盾I(发生型矛盾)——事格(过程)——认识(唯物主义)——事格(过程)——矛盾II(结构型矛盾)，作为母子关系发展系列;以及认识I(唯物主义)——事格(过程)——矛盾(辩证法)——事格(过程)——认识II(行动主义)，作为体用关系发展系列。从中可做几点小结：(1)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工作统一体的两个规定侧面，一为狭义的“认识机理”(揭示认识形成及发展的道路和结构化机理)，一为狭义的“矛盾机理”(揭示矛盾形成及发展的道路和结构化机理);⑪

　　【注11：王亚南认为，“应该从认识论方面和方法论方面分别考察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从认识论方面来看，承认事物自身的矛盾运动过程，就已经是在运用辩证方法;而从方法论方面来看，不仅要按照认识论所肯定的那样，把对象看作是辩证发展着的，还要按照对象的辩证特性来认识它研究它。”[17]】

　　【注：[17] 周可.王亚南与新中国《资本论》方法研究的开启[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 (6): 77-83.】

　　(2)进一步，唯物主义由于在政治经济学中普遍采用了“事格”，也就成了“辩证法”;(3)同样，辩证法沿着“事格”扩展自身的规定，也就成了“行动主义(认识)”;(4)母子路径对体用结构的整体规定性的辐射作用，保证了认识的同一，即“人格化的事格”“物格化的事格”始终保持着内在的工作连通性。归根结底，历史是硬标准，“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历史(行动和矛盾)下降与历史(思维和认识)上升是同一过程，实质都是历史对知识的关系生长过程，而可从中提炼“对象知识”(即范畴规定)。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机理联系于是决不可做“公式化”理解，亦不能怀有“普世主义”工具想法，须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种“广义的方法”最终只能由自然历史过程来做总体的布局。⑫

　　【注12：所谓合母子而成体用：合历史而成规律(工具)定义，合规律而成范畴(工具)定义，合辩证法而成逻辑概念(工具)定义，合形式逻辑而成知识概念(工具)定义;进一步，概念形式成而有逻辑，逻辑形式成而有知识，知识形式成而有内涵和外延之分，内涵者定义之总格也，外延者知识形式之分格。然则概念定义者，曰一分到底，至无可分止也。一言以蔽之，定义不过是“用之工具”，概念定义则是最后的亦必是最完备的知识形态，同样也必定是自我否定的一个认识上的开端。】

　　如何吹响《资本论》“新时代集结号”呢?行动主义的方向维度是“进和退”，唯物主义的方向维度是“实和虚”。第一场——起义：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资本积聚→资本集中;第二场——长征：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简单再生产运动形式→扩大再生产运动形式;第三场——抗战：挣得职能资本的一般利润→挣得职能资本的平均利润→挣得非职能资本的利息→挣得非职能资本的地租;第四场——解放：求得价值的共识→求得利润的共识→求得垄断的共识→求得虚拟的共识，如此等等。所有制决定了劳动过程文明规划与经济形式文明规划的相互转化，然则财产所有制只能确定为“生产方式对交换方式的关系”，相应身份所有制只能确定为“劳动方式对政治方式的关系”。⑬

　　【注13：它试图回答这一问题：马克思既然剖析了“一般”，那么，是否需要把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纳入“特殊的层面”展开研究呢?其实马克思的方法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统一，而不是其他。据笔者的研究，从中华唐诗宋词到《资本论》的道路业已彰明“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之统一;中华思维学的学科体系业已给予“共同体经济学”顶层设计的位置考虑。进一步，劳者的事格蕴涵政治经济学批判“主体秩序”和“客体秩序”的发展，从批判角度看，它显然有机兼容了“从统制到计划”以及“从契约到市场”的经济体式。从而在学理上，可以将“社会身份关系的组织生产”和“个人财产关系的组织生产”的规定汇融一体。总体而言，这是由“共同体本位”不断地转向“国家本位”，建立共同体“国家一般”与“个人一般”之间历史对话的经济学。决定在这个场合，劳动生产方式也必须既作为“历史个别”又作为“抽象”(生产抽象范畴的规定)对待，同样地，政治方式以及交换方式则既作为“社会一般”又作为“具体”(表现具体多样性的规定)。】

　　剩余价值具有行动主义的“进和退”以及唯物主义的“实和虚”，这总体解释了为什么当下必然会有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⑭

　　【注14：任何病毒不独具有自然性、物质性，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性、政治性。仅此意义而言，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发生的卫生疫情表现为可生仔的“特殊社会病毒”，在性质上成为了社会增殖性的“剩余病毒”。】

　　因为劳动过程的产物是“有机构成”的规定，是物质构成和社会构成的统一;其物质实体构成必然是使用价值，同时也包含“不良的东西”(破坏再生产因素);其社会构成又是社会主体构成(身份实体)和社会客体构成(财产实体)的结合和统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资本论》探究的商品价值构成同样也作为“身份构成”：作为价值构成，它是c、v、m;而作为阶级身份的构成(规定源自“产品身份构成”)，它是占有生产资料的“政治身份”、占有生活资料的“生产身份”以及作为与二者的对立关系对应的“经济身份”。所有经济形态都是围绕“剩余”进行的，在这里，剩余价值是纯粹的经济身份的社会客体。其进一步表示社会主体构成是按照占有者状况和占有标的进行建构的，一言以蔽之，“w= c + v + m”主体构成是隐含的!“政治身份+生产身份+经济身份”乃是商品客体构成背后的主体规定。可见，社会客体是不能脱离社会主体而单独构成的。两者的辩证关系是：主体构成可看成行动主义的构成因素，而客体构成应直接看成唯物主义的构成因素;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历史规定性)，后者巩固前者并落实了它的社会规定性。然则正是经由极为详尽的历史考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正是由于价值构成的历史的社会的发展，导致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体构成的特殊类型。作为“主体的构成”，它的先兆和征候是传统产品社会的剥削的经济规定，它的政治的社会的表现即是上述“特殊阶级类型”——二元化对立的社会阶级结构。概言之，从原理上看，这些是“病毒二重性”具体发生作用的社会机理与根据。⑮

　　【注15：自然科学是以实验室技术为基础的单纯的物的科学。自然科学之和社会科学结合，在于提升物的科学为“事的科学”。当下，它的一个突出的社会征候即为“政治病毒(规定性)”，因其利用“政治身份”，直接驱使作为“社会存在”的卫生疫情，藉由病毒的恣肆、社会蔓延，造成追捉剩余价值意义的“剩余病毒”。正是由于再生产所内生的“病毒”具有二重性，“政治病毒+再生产中的公共疫情(病毒本身)+剩余病毒(以社会方式进行扩散、传播)”之再生产构成将成为理解上的一个总公式。】

　　四、两个世界的对决：“仿真术”与“反仿真行动”相关问题

　　唯物主义和行动主义天然结盟，唯心主义(拜物神和唯灵主义)与神秘主义(人格崇拜和主观主义)天然结盟。市场其实是“拜物格化神”，是由拜物教角度观看所有制的结果，仿佛财产就是“资源配置的结果”，又或是其天然前提。同样，那种将计划和计划经济等同化考虑的人一定领受了“拜人格化神”意识的影响。物质和行动、物质和意识说到底是唯物主义内部斗争关系的同时性形成：一者针对“思维的发生”，一者针对“意识的发生”;以及一者因应“人的迷信问题”——着力解决主体“行动如何可能”，一者因应“社会宗教问题”——着力解决客体世界如何摆脱“宗教神秘主义”。⑯

　　【注16：这真正触及到了问题要害之处。两种唯心主义：起源于迷信的唯人主义(“人神崇拜”或曰拜人格神的唯心主义)和起源于宗教的唯神主义(“物神崇拜”或曰拜物格神的唯心主义)，现代拜物教意识更是深度结合了它们，使得商品教的意识形式中不仅发展出货币和资本的阶级意识，而且提炼出一种“市场拜物教”的理论，以统一阶级意识和认识形式。方法论学理高于一切。“马克思革命”主旨在于揭示行动的语境，《资本论》由于自身特殊性质，注定成为理论生产的思想之泉、方法之石。以应对全球化公共卫生危机为例，我们要说的是，唯物辩证法注定是当前实践化解决问题的总理路。人们愿意思考历史，即能够用历史进行思考;然则，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泛泛而论的毒源的“天然论”“非天然论”和“阳谋论”“阴谋论”，作为对《资本论》原理的方法应用，也远远抛开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考政论”。一言以蔽之，以上科学考察是通过结合政治经济学批判“主体侧”和“客体侧”，通过摒除“主体的唯心主义”和“客体的唯心主义”，而得到的一个总的认识成果。】

　　亦因此，说计划和市场是“调节手段”，一定要认识到它们的涵义决不限于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是同一的。”[1]109【注：[1]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所谓计划，宗旨在于“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20]。【注：[20] 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306.】

　　对一定形态的所有制而言，计划和市场必然是生产关系的范畴形式。以《资本论》而论，如上指出，设若《资本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的流通过程》为“合卷体”，那么，资本积累、市场、危机这三个范畴的写作就会是另外一种布局，或宁可说目前的版本乃是原有底稿的“重新布局”。劳动过程→工厂机构→商业机构→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机构，决定在工厂制研究之后，必定首要引入个别资本的市场行动——资本循环和周转过程，即研究资本按正常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流通过程。其实前面说了，这是资本结构的形成——数量机制转向结构机制;与之契合的是资本积累的积聚形式和集中形式的对比研究。其后才是系统化的市场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研究。一是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及其转向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形式的研究，除开已建立在第一卷中的性质分析和第二卷中基于数量关系的结构分析，这里还将包括积聚形式转向集中形式的结构机制和条件的分析。二是结合资本积累过程的危机阶段机理的解剖，与上面的分析路径不同，这里将从资本集中(因为它代表了“危机”“萧条”两个阶段)反转向资本积聚(代表“复苏”“高涨”两个阶段)，以说明资本积累两种基本形式的动态回环过程。盖因马克思在第一卷已表明这种看法：“社会资本分裂为许多单个资本或社会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互相排斥运动，在经济发展的一定点上，会遭到各部分间的互相吸引的对立运动的阻碍。这个对立的运动不再是与积累等同的积聚，而是根本不同的过程，是把不同的积累和积聚点结合在一起的吸引，是已经形成的各资本的积聚，是数量较多的资本合并为数量较少的资本，总之，这是本来意义的集中。资本的这种集中或资本吸引资本的规律，在这里我们就不深入研究了。我们只做一些简单扼要的论述。”[16]663【注：[16]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及原始积累篇仍作为上述三个范畴的写作内容，只不过是作为了资本主义全部本质研究的总结。

　　与《资本论》相反相成，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之作为“体系”，只因其具有理论的伪装形式，不遗余力地动用了仿真术。如果说《资本论》面对的始终是一个历史系统的世界，那么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则以“轨道系统”作为世界之规定，因为这便于进行仿真术的实施和操作形式上的全伪装。对1.0版的教科书而言，新古典(微观)经济学首先进行的是“一次仿真”：以均衡为经，以秩序为纬。亦即经线作为仿市场的自然过程，纬线作为仿市场的社会过程，又以轨道世界的底层仿真活动作为“局部均衡”，以轨道世界的顶层仿真活动作为“一般均衡”。其次进行这个基础上的“二次仿真”活动，其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既致力于对《资本论》进行“体系仿真”，又坚持这样一种策略性：对纬线加以“全仿”，对经线则进行“半仿真”活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事格化道路”(劳动过程——生产方式)在经线上是难以全部更换的，然而资源对劳动过程以及资源配置方式对生产方式仅仅达成“物象化拟制”的仿真工作关系。一般均衡的顶层设计本身就是一项纯粹的工程学仿真技术。⑰

　　【注17：这些论述部分透露出这个信息：“马克思几乎和瓦尔拉斯在同一时期建立了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模型，《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再生产理论便是经济均衡理论……(然而)马克思的视野要比瓦尔拉斯更广。瓦尔拉斯只关注商品的再生产，而马克思则同时关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再生产，即如何维持两个对立阶级的关系。生产力的再生产加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才能完整描述整个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特性。”[7]43“斯蒂德曼立场最令我困惑的地方是他的假定，仅仅因为不能在数学上从价值推演出价格，价值就毫无用处……他对斯拉法的改编甚为无用，因为这种改编盲目迷恋一种价格决定的一般理论而完全无视资本主义基本的深层社会经济结构。”[5]220】

　　【注：[7] 郎咸平.马克思中观经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注：[5] 罗伯特·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资本论》第二卷理论的实质当然不是均衡轨道的理性规定，而是资本主义历史世界的特定矛盾事件——生产非均衡。这证伪了均衡作为“全仿真事件”的假定，也意味着“宏观局部均衡”工具的出台，藉以弥补仿真性不足。⑱

　　【注18：其依据的“自然原理”即是“专用——通论——通用”，即在微观体现的“专用→通论”(为经)基础上进一步引入“通论→通用”，而反过来从工作本位上提出“通用→通论”治理的理论;所谓通论，即“通用之理论”也，直接由现实通用提炼理论，实为实证主义对实用主义的工作转换。】

　　这事实上宣告了新古典经济学微观体系的理论破产，因其完全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行“全体系仿真”，无数的底层仿真活动仅仅制造出美学版的顶层仿真设计。但对宏观经济学的终极目标——追求全体轨道参数意义的均衡活动(即宏观顶层仿真)而言，1.0版的教科书已明显陈旧，无论概念或工具均显得不敷使用。新古典经济学极力打造“宏观体系”，却始终无法面对一个业已完全破败了的微观体系之理论尴尬现实，只能走向教科书的2.0版建设。可见，“1.0版的教科书从‘捍卫市场’起步，但迫于‘理性布局’失败，‘仿事格’制名法(无道伪器)已然失效，2.0版的教科书必须尽快粉墨登场：仿佛从‘捍卫市场’到‘捍卫私有制’——这就是光明的前途，然过与不及，犹者也，结局终究是一样的。其真能做到时图纪事、空书结绳吗?恐怕难以做到。”[21]【注：[21] 许光伟.熊十力本体论批判范畴研究——中西学术对话方法论的进一步深思[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 : 1-19.】

　　其徒能进行空间布局意义的理论为体、工具为用罢了。如皮凯蒂的作品里面并没有真正的历史理论，乃是“空布乎图”，他以6张图揭露“两极分化”，然后先将收入分配研究定格为“空间布局”，再从计量技术形成图的手段上提供“证明”。但在理论实质上，“《21世纪资本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现象特征的讨论。”[22]【注：[22] 许光伟.《21世纪资本论》缺失了什么[J].当代经济研究，2015，(1) : 55-61.】

　　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在商品和资本之间挖了一条壕沟，曰“货币中性”(货币数量论)，似乎能够切断商品和资本之间的制度性联系;所谓：“现代在金钱上的自主，以及契约的自由和不可侵犯，其关键所在、一切依它而变动的，是货币价值。因此有一个假定，成为一切金钱上的契约的基础的，是货币价值单位的稳定不变。契约的不可侵犯性需要有这样一个假定。这已被毫无疑问地认为是一切商业交易的出发点。在契约的订立与实施中，货币的稳定不变是在法律上、习俗上的一个基本要点。资本以及契约在这个条件上成立的，控制着工业的那些企业家们的规划，是依靠在货币单位上作为其一切商业行为的确定为依据的。”[23]54【注：[23] 凡勃伦.企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殊不知，企业恰好是生产过程中建立的财产关系，而不是什么别的关系。凯恩斯主义不幸地摧毁了资产阶级国家作为“市场国家”(总体资本家意义的央行制度体系国家)或“计划国家”(追求全民福祉意义的政府制度体系国家)的信条，即国家仅仅做“短期调解人”。然则不同于新古典教科书1.0版，教科书2.0的版本以演化为经，以制度为纬;亦即，它有效针对这一点：“社会主义者所企望的是财产权的消灭，不是财产权的重新分配。”[23]219【注：[23] 凡勃伦.企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从而，可向无产阶级澄清这样“妙不可言”的改良立场：“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所有的财物，而是在于职业;不是相对的富力而是相对的工作。因此，我们说这是一个工作的问题，这是一个思想习惯的问题，工作从而形成思想习惯。社会主义在他们解释这个区别时说，区别是跟思想习惯有关的;而构成思想习惯的乃是生活习惯，并不是蓄积的财物的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在若干经济阶级仇恨心的形成中或者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把这一点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扩展的原因，似乎并不恰当。”[23]224~225【注：[23] 凡勃伦.企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由于坚持了“理论设计历史”观念，霍奇逊遂有这样的考量：“资本主义是制度的结构结合体，这些制度包括市场、资本主义企业、家庭结构和政府。对资本主义整体的研究，必须从对这四个维持性制度类型的个别研究中得到启发。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缺陷就是仅仅集中于研究市场和资本主义企业，而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是试图在一个单一的、非历史的分析框架中处理所有四种现象类型。”[24]【注：[24] 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99.】

　　时托乎书——历史为思想所打造，空谋乎图——空间为模型图技术所布局，然则，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思想工具的全部实质，诠释了《资本论》在整体上为何不能被“全体系仿真”!试设想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全仿真的教科书版本：以演化为经，以秩序为纬;然则，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仿真阶级斗争学说呢?那只能寄希望于主观设计——“理中客”的生物斗争学说的暗喻了，又不过是数学物理学暗喻的另外的版本，作为手段，它早已为资产阶级古典学所试用和抛弃。归根结底，立足历史的事的科学本身即是“反仿真”行动，由于采取“仿事格”，新古典教科书被迫研究其能研究的东西(所谓“内生变量”概念工具之创设)，将其不愿意研究的一些东西——特别是反映资本主义本质的规定(如私有制、价值、计划、危机)，完全放入外生变量，或直接作为“理性假设”进行处理。所以，“轨道世界”实际就是局限版的世界轨道，它对“历史世界”(完整版)而言是完全不能仿的，是彻头彻尾的主观设计物。新古典世界从来是由康德的“世界两分”(信仰和物自体的彼岸世界/科学和理性的此岸世界)而来，向着康德主义知识论而去的，那么，按照主观原则设计的物象化世界如何能够全面仿真和伪装本身是按照客观原则设计的事格化世界?毕竟概念工具——如需求曲线、供给曲线，一旦离开它所直接依附的范畴(资本的商品和货币、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范畴)就变成了“孤鬼游魂”，除了执行维护现状的意识形态功能之外，就别无他用了。一句话，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就其作为“资产阶级理论科学”的学科属性而论，是按照“仿事格”要求予以定制的彻头彻尾的意识形态理论。

　　五、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代性命题——政治经济学通史考

　　在为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写的《书评》中，列宁盛赞了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定义：“政治经济学‘是从发展中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科学’”，并进一步指出，“政治经济学入门书的全部任务，是要使研究这门科学的人对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每一种制度的根本特点有一个基本概念”，因此，必须丝毫不离开“唯物主义历史观”[25]。【注：[25] 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3.】

　　然而以新古典2.0版教科书的设计理念为切入点，“历史特性”似乎是概念的供给方，而“普世主义理论”则是概念的需求方，乃寻找“供给的历史曲线”和“需求的历史曲线”，以实现对主观供求曲线理论认识的纠偏[21]。【注：[21] 许光伟.熊十力本体论批判范畴研究——中西学术对话方法论的进一步深思[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 : 1-19.】

　　这是倚靠自然科学，并通过添加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内容，把自然科学仿真为以“通论→专用”为经，以“专用→通论”为纬了。⑲

　　【注19：这是所谓“特性理论”的历史根据，以及“专论”的通用内涵。】

　　自然科学自然不认可这一点，因其历史的原相是专用→通用(经线史)和直接以之为规定性根据的通用→专用(纬线史)。⑳

　　【注20：理论自然科学的完整路线是“经：专用→通用(通论)，纬：通论→专用”。它成了新古典体系用作“仿真术”的基本依据。】

　　于是可以反过来依据真实的自然科学发展原则，设计出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科学”的若干时代发展阶段：

　　第一时代：经济学科-资源配置(对象1.0)科学，可称为“物格时代”。经济学和经济学科当然可简单视为同义语，所谓“食哉惟时”。以万物为配置的对象，“天生烝民，有物有则”，——这是本来意义的“资源配置”;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毋令“材尽其能、物尽其用”。此阶级矛盾潜伏期和萌生之际的人和物的管理景象。此共同体经济学时代也，劳动过程处在共同体全体掌控中：经济形式=产品形式，共同体本身规定成为国家制度之源起。此阶段，无自然科学，或者说自然科学尚不独立，处于成长期，直接隶属总科学系统。此时代，经济学尚出于言论思想——可追溯中国易经中的古老思想以及古希腊的早期思想议论;其制度典籍尚处于筹备阶段，如《尚书》所记述状况;但亦不排斥“体系思想”的文本初成，如《道德经》实为其理论科学规定之认识收结也。

　　第二时代：国民经济学-劳动过程(实践1.0)科学，可称为“人格时代”。国民，是经济的最初人格。士、农、工、商、役乃是中华民族经济系统形成的主体人格类型标识。“拍卖者”乃是瓦尔拉斯“商民假设”的主体人格标识。这是以“家”和“自然单位”为主体掌握劳动过程的时代，家(单位)相应是国家制度之奠立基础;价值论逐步从统一的财富理论中向外游离。自然科学方面的情况是，开始形成独立体系，却是局部的，且以物格为其直接领导(如中国古代工匠科学)。人们习惯于将这个时代称之为“封建时代”，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仍然是这一阶段的基本主题。虽说皇权是绝对的在场者，但经济上，不排斥多个在场者的身份共处，犹如中国古代身份与财产的共治：首先，“中国的人，本着一贯的中庸之道，在道德上，有怜老恤贫的伦理观念，重精神而不重物质。剥削农民虽然有物质上的，但是中国人，尤其是富有者，为了顾全面子，往往更不愿意压迫下层阶级的人。”其次，“在经济上，由于农业社会的自给自足，而趋于自然的调节，封建经济的资产分散，农民生活虽然清苦，但仍可以维持自己的衣食，并没有更大的奢望，即使生活困难，也只是自怨命苦，并不怨人，所以他们没有打破这种阶级的企图。”[26]【注：[26] 王增宝，等.红楼梦：名家汇评本(上)[M].武汉：崇文书局，2016：292.】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封建地主经济体系在中国取得了两千多年的绝对支配地位，如果把它在旧领主经济体系内部产生和成长的时期合并计算，即中国封建制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历史时期是属于地主经济的类型。”[27]【注：[27]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序言：5.】

　　这个时代的重要理论科学作品如《史记》和《国富论》，一为开创，一为收结(向新的时代过渡)，可谓中西合璧。

　　第三时代：政治经济学-生产关系(对象2.0)科学，可称为“事格I时代”。这个时代，首先是自然科学进入自主发展阶段，即“非物格(化)领导”时代。“政治”取代“国民”具有独立的意义，国家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市场形式几乎成了商品形式的同义语，劳动过程高度组织学化。经济学对象迈入2.0时代，这也意味着“经济科学”覆盖了“经济学科”用语，后者仅仅作为基层工。价值论是产生“唯一在场者(身份)”经济规定的理论。如上所述，剩余价值，而不是剩余产品本身，成为领航社会剩余的财产关系规定。且在这个时代阶段，资产阶级理论家迫于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袭扰自身体系之窘境，开始利用自己掌握的法律手段，进行“国家治理”，产生凯恩斯政府干预主义。同时，新自由主义粉墨登场，试图鼓吹乃至推行极端自由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制度与理论。这一时代伟大作品中执牛耳者，当属《红楼梦》和《资本论》，同样一为开创，一为收结，可谓中西合璧之续。21

　　【注21：开创者身份准确来说是“《红楼梦》-《国富论》”。《国富论》叙事对象是资本主义，但方法论依然属于“人格时代”，运用的是人格化范畴之理论与方法，因此作为第二时代之总结与第三时代之开创。而《红楼梦》之典型事格研究，实开第三时代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之先河。】

　　第四时代：社会主义经济学-生产方式(实践2.0)科学，曰“事格II时代”。社会主义说的是“政治(制度)”“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因此不能直接用作公平分配的语义。“实践2.0”是对社会主义学科基础的限定，亦是对“实践1.0”的继承与时代超越。社会主义劳动过程重回“队生产”效率，但组织社会学特征日益突出、显著，智慧学意义的工艺学和社会权力(产品形式的国家治理)的对话日益频繁、具有互动性。自然科学重回“总体科学”。社会剩余开始成为领航一切剩余形式的经济新规定，等等。总之，这个时代是全面回归历史意义的“科学新启航”——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劳动过程的共产主义文明导向的规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为其道路之开创也!

　　然则可以说，《资本论》是“广义政治经济学”中结出的最为华彩的硕果，其内涵规定极为丰富。《资本论》与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连通的工作语境是：有史书，方有理论;有河图，方言洛书;有史路，方望图成;有绝句，而终结构。这样看来，资产阶级教科书1.0版、2.0版的体系设计是被完全解构了，是被时空结合体的理论设计彻底击垮了;因对象1.0、2.0浑然一体(对象是经线上的概念)，实践1.0、2.0体系连通(实践是经和纬的概念)，为了仿真计，图人为造设，必徒劳无功。简洁起见，以图2小结其义。

　　图2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轴”“线”结构的形成机理

　　“中国舞步”包含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如何结合”的理解妙义，于是图2中可以真实呈现和设计一个经纬从“相生相克”到“相成相克”的生长关系。所谓时间轴，指相生相克的历史生长关系连线规定;所谓空间轴，相应指社会空间扩张秩序(相成相克的时空生长关系)的连线规定。轴1.0，线2.0，线为轴余，无论经线或纬线，皆“轴”“线”一体相成;于是时间轴通过内蕴“时间对空间的生成关系”而成真正的过程规定，空间轴通过内蕴“空间对时间的制约关系”而成真正的结构规定。如果说《资本论》由剩余价值的规定认识而起，那么广义政治经济学当由“广义剩余”范畴(剩余产品、剩余价值、社会剩余)的认识机理连缀而成。广义剩余范畴皆由人类劳动而成，系经由特定分配关系所成，尔后对应于一定的剩余劳动的社会形态。由广义剩余所结成的历史认识机理，如图2中的“经线(复合)”位置，简单来说，这就是人类广义的剩余生产过程——其中的生生灭灭过程。以此历史形成的认识原理把握资本的深层结构，即空间轴线所展示的结构形成机理：所谓的“剩余价值”，即为道的规定性——马克思以《六册计划》的“前3册”界定之，相应具有“市场象”——马克思以《六册计划》的“后3册”界定之;同样，资本积累亦为道，它的象(规定)指向“危机”。市场和危机的象的层次性，代表了资本分析的层级水准，并且在机制上内外一体，从而，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的理论建构确实为成功建立资本深层结构理论奠定了基础。又则，《资本论》的十大事格范畴其实是指示了这一路径：总历史(规定)→道·象·识→总认识(规定);历史和认识的浑然一体即对应了图2中所展示的结构形成机理，从而口占一绝：史路万山重(时间轴或经线1.0)，梅园香数透(空间轴或纬线1.0)，宝图形海河(经线2.0)，书卦落宇宙(纬线2.0)。然则，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确实能够通过对唯物史观的建设性的认识元素的把握，建立总体历史和理论范畴的统一。

　　以上亦说明，生产一般决非永恒不变的知识，历史毕竟不能由“简单的公式”来创造，相反，需要考察多条线索和多种维度。如上指出，《资本论》其实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它在词章构造上进退有据，虚实并举。第一卷名为《资本的生产过程》，其实是在生产过程领域内展开对资产阶级概念的批判，揭示市场范畴的历史虚假性;第二卷名为《资本的流通过程》，是在流通过程领域继续展开对资产阶级概念的批判，揭示市场范畴的社会理论实在的规定，引出“市场/危机”浑然天成的有机的成对范畴，构造出“经脉+络脉”一气贯通的叙述整体;第三卷名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其实是从机理上解剖范畴与概念的区别;第四卷被恩格斯命名为《剩余价值理论》，正面解决“政治经济学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必须受到批判”的所谓价值判断问题，挑明所谓政治经济学之“科学家身份”，其实是历史学家之研究身份;弄清“科学”与“批判”之间的内在联系，《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书名本身就已提供了一个确切的进行历史文化原理探究的指导线索。可见，以“生产一般”为对象的经济学乃是“四个自信”深层构境的方法论根据。亦因此，至为重要之处在于把握“什么是政治经济学”，以展开“仿真”与“反仿真”行动勘察。通过系统解说历史元素所形成的工作关系总体，经由中华道路，匡正科学研究纲领，就能够准确勾勒“政治经济学中的唯物辩证法”之总形式、总路径。其开显“中国原理”视野的学科建设，谋划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

　　从历史到现实的发展轨迹，同时，又必然是对历史思维结构的科学工具的最高程度掌握。“这种考察原则并使中国和《资本论》有望成为‘源流互济的思想共同体’”，因此，“以历史世界为中心的研究，所杜绝者即零碎资料整理的方式，势必转而强调多学科协同的思维优势，从中彰显与最大提升中国话语对世界体系之理论贡献度。”[21]【注：[21] 许光伟.熊十力本体论批判范畴研究——中西学术对话方法论的进一步深思[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 : 1-19.】

六、唯物辩证法：历史的思维结构

　　在列宁看来，思维形式本身仅仅是“十八般兵器”，是隶属于道的“术”的范畴工具。如本文一开头的判明：唯物辩证法艺术之妙在于诸种思维形式(取象与比类、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的统一，“推理的‘格’的区别完全是由它们的起中介作用的环节在性质上的区别而产生的……黑格尔确实证明了：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不是空洞的外壳，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黑格尔“不是证明了，而是天才地猜测到了”。列宁同样是天才，他纯然地看到，“辩证的规律性(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量向质的转化，等等)不仅是自然界和社会固有的，而且是思维所固有的;它们在思维中又不仅与内容有关，而且与形式本身有关。”[28]【注：[28] 前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哲学研究所.列宁《哲学笔记》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253-254.】

　　然则当黑格尔指认“逻辑学是以纯粹思想或纯粹思维形式为研究对象”时，是以“逻辑的真理”为思维立法，从而强调“物理学与自然哲学的区别，只在于自然哲学能使我们在自然事物里意识到概念的真正形式”。由此可见，黑格尔眼里的“逻辑学是使一切科学生气蓬勃的精神，逻辑学中的思维规定是一些纯粹的精神力量”[29]。【注：[29] 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83-84.】

　　这样看来，唯物主义当然不可能作为辩证法的“真理”，而是恰恰相反。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认为恰恰思维形式本身乃是逻辑的真理，以“逻辑”(无论辩证的逻辑或形式的逻辑)为思维形式的真理，是把思维形式纯粹化了。但是，纯粹思维形式的做法仅仅将思维看作自为的抽象活动规定了。走出抽象的呓语，是将历史本身作为思维形式的真理;因此，商品形式作为“思维形式的辩证法”是有前提的，商品本身必须作为“实在的规定”，作为历史的熔炉的规定。这是规律发生的实在过程，商品必须溶入生产史和交换史。恩格斯以“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作为譬喻，强调“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30]【注：[3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3.】

　　这即是说，历史为思维活动立法，乃至于对思维形式本身做出规定时，就可能产生我们这里标题所指示的“历史的思维结构”问题。同样当列宁谈到“唯物主义的逻辑”“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三位一体的时候，他是指历史的内部结构的规定——各个主观表现和行动侧面，它们实际上并不是彼此分立的，而是结成了“过程统一体”。然则，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分进合击”的道路可分表展示(见图3)。

　　图3生产史的唯物主义与商品形式辩证法的结合道路

　　图3锁定资本主义研究对象的经线“劳动过程(劳动二重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点规定(始)的结构是“生产力+商品(形式)”，成长和结束过程(终)的结构是“生产关系+资本(形式)”。相应地，纬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力形式”亦可看成由生产关系和资本(形式)合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体”，以及由本身作为生产关系之用的生产力规定和商品(形式)合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用”(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社会形式)所构成。由此，与其说唯物辩证法进行了“唯物主义侧”和“辩证法侧”的分解工作，不如说它是为了实现“道路结合”而进行的这种分解，于是有了规律和范畴的结合。唯物主义侧→辩证法道路侧以及辩证法侧→唯物主义道路侧，事格的规定毋宁说就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性工作规定。这有效控制了黑格尔的“神秘逻辑学”(以“逻辑史”为经，以“认识史”为纬)。例如黑格尔辩证法版本的“母子体用”在《资本论》上的运用，通常被描绘为：商品→资本，作为经线;以及资本(形式)→商品(形式)，作为纬线;商品是“存在论”，资本是“本质论”，以及“资本(形式)→商品(形式)”的认识路线本身作为“概念论”。须知历史对“逻辑→认识”的统领，是通过唯物主义的工作介入实现的，于是生产史I被称为“技术史”(生产技术史)，生产史II被称为“技术史”(生产制度史)，对它们的工作分解是为了实现对“辩证法意蕴之唯物主义生产”的对象把握。二者进而构成“生产(历史)/生产一般(思维结构)”的唯物主义对象侧面。同样，商品生产史I被称为“一般商品生产史”，商品生产史II被称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史”，对其内容分解乃是为了实现对“唯物主义意蕴之辩证法对象”的把握。此二者则构成“生产(历史)/生产一般(思维结构)”的辩证法对象侧面。对生产一般(对象思维学规定)进行“劳动过程→生产方式”路径的把握，就把劳动二重性的“事的思维”唯物主义化了，也定格了历史的思维的总结构。

　　生产——对象，生产一般——对象思维，它们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角度“一而二、二而一”，于是具象出历史之思维结构规定(即唯物辩证法)。“正是马克思的抽象方法使他能够在《资本论》开篇把商品看成一个‘抽象’(只具有一些规定性)，继而把资本看成一个‘具体’(具有多种多样的规定性)，并暂时省略——正如系统辩证法正确地认识到的——他所使用的范畴的历史方面，以便于突出它们在他的概念逻辑中的作用。”[31]244【注：[31] 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换言之，唯物辩证法是以“历史/思维结构”为工具规定的，而能够将“劳动”和“生产”于历史之始和终意义上予以贯通和内在结合。所谓“历史的思维结构”，指唯物主义的“对象”(即思维学)、辩证法的“逻辑”(即逻辑学)、唯物辩证法的“知识”(即知识论)三者之有机统一。以母作设、以子施用，生产史上的商品形式辩证法得以创造性提出“商品(形式)”这一辩证法全体的工作概念，一时间使得资产阶级经济学面临“无仿可仿”的情形。因为商品的完全化的历史步伐，按其内在要求而集结全部种类的社会矛盾，就要求完全拒绝理论普适主义的研究，所以这种辩证法就本性而言是彻底的“历史特性研究”;它寓特殊于一般之中，故求得“资本主义生产一般”。这样才能认为，“马克思《资本论》内在逻辑始于商品形式，理论上不应被认为是外来形式到内容的逐步实施”，亦即是说，“资本商品形式恰恰是这种形式的实质性内容，这就是资本主义。”一句话，“生产关系，而不是流通形式，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然则“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一个社会的资本主义越深入，经济就变得越清晰和独特”[5]64~65。【注：[5] 罗伯特·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归根结底，《资本论》认识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是具有客观真实性的理论形式，因为它们反映着现实的社会关系，不过这些关系只属于商品生产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的这个一定的历史时期。因此，如果我们考察其他的生产形式，我们就会看到，在当前时期使劳动产品模糊不清的一切神秘性质都立刻消失了。”[16]56【注：[16]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但是按照逻辑学的范畴排列方式，“马克思被说成是从具有狭窄指向的抽象或简单范畴出发，进而到达了其含义反映资本主义社会全面丰富性的具体或复杂范畴。”[31]236【注：[31] 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鉴于此，系统辩证法只能被理解为，被误导的一种把马克思多种多样的叙述策略简化为单一策略的企图，尽管这一策略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特征发挥了重要作用。”[31]241【注：[31] 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然则，列宁的《资本论》“新论”是：“俄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就是要使农民摆脱这种中世纪的状况”，必须实行“土地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全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以“完全摆脱农村中的农奴制度”;“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而土地革命不实行土地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10]782~783【注：[10]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而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的看法，“生产资料属于生产者只有两种方式……个体占有方式……日益为工业进步所排斥;集体占有方式，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为这种方式创造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9]264【注：[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所谓社会形态选择，是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原理而进行的，而东方社会的特殊经济形态形成原理使得以“主体身份”为基本内容的社会生产关系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即生产关系起来领导社会生产力，及时组织社会革命，历史性地实现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关于农村公社，列宁实事求是地指出“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大大向前发展了，农业方面再要保存农奴制度已经是绝对不可能了”，中世纪式的俄国土地占有制“极其混乱”，其“把农民分为无数细小的中世纪式的类别和等级”[10]780~782。【注：[10]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因此，列宁事实上是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是可以跨越的。

　　如前文所述，社会主义革命的“列宁道路理论”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32]【注：[32] 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

　　然则在“社会主义如何建设”上，东方列宁-毛泽东道路必然与“马恩思想共同体”内在一致、高度统一。恩格斯从资产阶级社会形态选择的事实前提出发，强调生产方式运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社会生产力，尤其是业已组织起来的物质生产力的社会力量，强调世界革命的有组织性和巩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资本主义成果的内在支撑性，是列宁高度赞同的。恩格斯反复强调在不通过“卡夫丁峡谷”的进程中，要吸收资本主义发展的优秀成果，特别是生产力成果，这是将建设寓于革命之中。列宁及东方社会历史的“思维(结构)舞步”再次表明这一路线立场：“唯物主义如果不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并不断地完成这个任务，它就不能成为战斗的唯物主义。”[1]329【注：[1]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七、附论：《资本论》果真是形式系统么？

　　概言之，以上是所谓《资本论》“唯物辩证法原理”发现与具体表述之过程。《资本论》必须视为唯物辩证法考古意义上的“活化石”，是唯物辩证法完结形态的谱系。然则，可以运用“母子体用”体式刻画《资本论》所定格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机理系统，亦即历史机理、结构机理、矛盾机理以及认识机理。这种彻底事格化的历史研究意欲为批判设立“科学标准”，意欲建立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科学的内部联系，意欲将对科学本身的运用建立为“最高的手段”，意欲确立和“实验的科学”(自然科学)对应的“批判的科学”(社会科学)，从而迫使资产阶级理论工整体从事“仿事格”研究[21]。【注：[21] 许光伟.熊十力本体论批判范畴研究——中西学术对话方法论的进一步深思[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 : 1-19.】

　　由于掌握了历史思维结构的科学工具，《资本论》不仅具有“时代性命题”涵义，必然也具备指导政治经济学通史研究之资质。很显然，这种研究提升了中国话语对世界理论体系的贡献度，其最大的实践价值性则在于通过最大程度地延伸向过去，而有效展望未来。其不仅揭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共同体，揭示这个共同体的实践根据和历史根据，揭示思想形式的发展道路，同样深刻地显露“列宁-恩格斯道路”与“恩格斯-列宁道路”的内在统一性(所谓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共同体规定”)，这就可能将马克思主义文本在形成机理上的独特性真正具象出来。22

　　【注22：历史如诗，步伐成图;诗的脚步，图的落成，此历史(矛盾)的沉降路线和过程;又曰结构故成绝句，绝句故有思成，此历史(认识)的上升定格化，——前文称为“写意”也!故而矛盾，乃写意、写实两兼也!由于矛盾，而有辩证法，由于对矛盾的科学分析与把握，于是有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实为历史(对象和实践)的自我认识(规定)也，是认识同时作为行动规定性的方法总称。然则这项研究的深层次内容在于将《资本论》对原理的贡献拓展至与科学史和中华典籍结合的高度，力求根据历史展开“马克思的思路”，疏浚通史意义之思想认识线索。】

　　对《资本论》的教学科研而言，这些都是源流并举意义的“刮骨疗伤”好方式。新时代境遇下，“资本论+”学术的有力推动和支撑乃是政治经济学大学课堂的真正转捩点。为此，我们提出工作口号：一边读《资本论》，一边读《红楼梦》;一边读《红楼梦》，一边读《资本论》。诗云：一曲红豆唐宋吟，红楼原本诗词心;板荡已随忠魂去，西魄东来忆雪芹。诚哉斯言!23

　　【注23：阶级社会的思想意识总具有阶级的印记。然则《资本论》不仅是阶级理论，同时也必是“诗和远方”。但《资本论》之作为“劳者品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决不能够用概念解释概念，其在工作意蕴上有着特殊的艺术构境方式。闻多素心人，“《资本论》义鹘行”将会一举扭转课堂颓势!岂不闻脱离阶级的诗意是不存在的，又怎能不闻“《资本论》九张机”：一张机曰“何谓劳动价值论”(取“采桑陌上试春衣”词章义)，二张机曰“何谓剩余价值论”(合“行人立马意迟迟”词章义)，三张机曰“何谓资本积累论”(深取“吴蚕已老燕雏飞”词章义)，四张机曰“何谓资本循环论”(深合“咿哑声里暗颦眉”词章义)，五张机曰“何谓资本周转论”(暗合“横纹织就沈郎诗”词章义)，六张机曰“何谓资本主义再生产论”(深取“行行都是耍花儿”词章义)，七张机曰“何谓实体资本分配论”(巧取“鸳鸯织就又迟疑”词章义)，八张机曰“何谓虚拟资本分配论”(深合“回纹知是阿谁诗”词章义)，九张机曰“何谓资本主义地租论”(巧取“双花双叶又双枝”词章义)。经典的对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钜”。唐诗宋词“道象识”意象、意境和音韵将带给《资本论》解读的新境界和奇妙的艺术领悟力，也将会给中国经济研究工作掘新源，注活水，引入新流。义鹘行，九张机，素书权一束，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经典的对话于是同样意味着“先知一语传千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纵通者，古今一体;横通者，中西合璧。中国舞步有助于进一步在细节上解决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如何结合”的问题。结论：万山重(时)、数香透(空)、海河形(图)、宇宙落(书)(上述“口占一绝”写意)。结论推理和具象过程为：(1)必须以“事格法”归结《资本论》范畴，显露历史时空性质;(2)以母子体用、经纬合一体式定格《资本论》机理系统;(3)以唯物辩证法结构特征揭示认识机理、矛盾机理统一的实质;(4)以历史应用彰显理论科学“特别的质性”。

　　以上从侧面表明，马克思并不一味依靠辩证法做“推理”，而可逃出“资本本体论”之逻辑学炼狱。虽然唯物辩证法(历史思维法)致力于给出有机的步骤和揭示较为清晰化的认识图像，但也绝不会是药方和公式。一种解释是，“既然作为价值形式的商品，它在体现资本的内在逻辑的过程中是如此重要，那么就必须通过辩证法来形成新的范畴。”[5]98【注：[5] 罗伯特·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但是，“这里隐含的论断是，如果叙述中每一步都能显示出必然要紧跟在它前面的那一步之后，那么，在最后的结果中反映出来的复杂的社会相互作用，就会正如构建它们的概念逻辑一样是必然的。”[31]241【注：[31] 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于是必须承认，“这一由人力来加以推动的内在逻辑使得社会关系日益客体化，日益抽象化，这样就使得辩证推理成为一组内在联系的必然延伸。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资本的内在逻辑可以通过这种强大方式实现理论化，从而规避严格的辩证推理。”然则结论和进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资本作为一种理论上的辩证法，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商品的形成去探析资本本身的抽象，而不是简单地用我们构建的模型去加以套用。资本作为一个独特的认知对象，它在历史上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强大的自我具体化和抽象化动力?或者换句话说，资本如何通过自身的商品化程度来深化商品形态建构，并且又如何通过将越来越多的经济生活纳入到商品的内在逻辑中来拓展商品形态的。”[5]93~94【注：[5] 罗伯特·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出来的仿佛是一巨大的形式系统——资本形式化系统，并且这些形式化的规定仿佛就是商品形式的若干逻辑学的“操作”。但是，“《资本论》当然不是一个形式化系统，资产阶级工出于理论仿真术需要，乐于将资本权力说成‘物权力’，其实是充分利用了拜物教意识;这表明，纯粹形式系统之被利用者乃资产阶级教科书也。”[4]【注：[4] 许光伟.劳动过程与商品拜物教批判——兼析恩格斯对《资本论》方法贡献的性质[J].当代经济研究，2020，(4): 11-23.】

　　然则“在系统辩证法给出的概念逻辑的范围内，难以看到资本主义曾经能够如何发生变化，或者人们可以做什么——甚至包括可以与谁联合行动——来改变它”。可见，“它的逻辑必然性像一个封闭的圆圈在历史地发挥着作用。”[31]247【注：[31] 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或仍可以做这样的辩护性工作：“马克思从最简单且最明显的商品形式着手，运用逻辑学获得一系列从最基本的经济种类演变的不易发觉的经济类型。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揭示隐藏在商品形式间内在的资本逻辑关系。”[5]42~43【注：[5] 罗伯特·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这里，“系统辩证法错误地将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仅仅局限在它紧密联系的几个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即叙述阶段上。”[31]241【注：[31] 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所以同时，“马克思用了很多断语来描述他的理论对象：‘内部法律’‘内在逻辑’‘内部规律’‘内部经济关系’‘普遍资本’‘社会经济结构’‘资本的基本内部结构’。”其实，马克思是想表达这一点：“商品形式在历史上(包括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完全控制经济生活的，但是它在资本主义中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商品形式恰恰使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有了其独特的性质，结果也表明了它是现代社会核心”，从事者所领导的事格的范畴看，经济系统是“1+9”模式(内容转换的经济学+形式转换的经济学)，从而“即使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开始，商品形式也被看作是一种合乎逻辑发展的全面的资本主义商品”[5]41~43。【注：[5] 罗伯特·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盖因揭示经济运动形式全体(或曰发生学探究)既作为对自身进行的一个全程耙梳，也是产生出‘内容’和‘抽象规定’的地方，显然按性质讲，这是质和量、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象、规律和范畴具体结合与统一的一个全程运动过程。所以，一切的运动必须要有一个历史发生学的总过程……这就是劳动过程文明规划。”[33]【注：[33] 许光伟.《资本论》与天人合一——关于劳动过程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1) : 5-22.】

　　正因如此，必须认识到，“劳动过程和特定社会生产关系始终是所有制不变的内容根据……如果失去这一高度，就失去了把握联系的思维力、理论能力，失去掌握一切社会发展规定的话语权、逻辑思考能力，并最终失去理论的批判武器，相应就难以形成正确的判断。”[4]【注：[4] 许光伟.劳动过程与商品拜物教批判——兼析恩格斯对《资本论》方法贡献的性质[J].当代经济研究，2020，(4): 11-23.】

　　《资本论》——史书工作规定也，关于以所有制启动人本身的解放之路，马克思声明：“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并且，“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11]773~775【注：[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它孕育了列宁主义，催生列宁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思想。所以，列宁的东方道路理论立足的民族实际，实则倚靠的是恩格斯的世界革命视野主张，而归于马克思的“不通过卡夫丁峡谷”的理论。雄鸡一唱天下白，诗人兴会更无前;《资本论》同样具有文化谱系学，“中华共同体工作指向正是美学意义的劳动解放，并率先提出且实践了这一工作规定：劳动的自然形式的解放通过不断变革它的社会形式来达到!因此，当哲学家痴迷于用个别、特殊、一般的逻辑学概念进行纯粹的智力游戏时，马克思毅然揭起‘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行动旗帜;同样，当人们还迷惑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原理、沉醉于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合乎‘资产阶级原理一般’的规范并如何削足适履时，新时代社会主义学术号角已然吹响!”[34]【注：[34] 许光伟.唐诗宋词与《资本论》：中华思维学进展及知识应用考量——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统一的机理问题[J].社会科学动态，2020，(5): 13-23.】

　　其也表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本土寻根的学术意指在于拒绝研究的老生常谈和索然无味，深度启发以中华思维学为依托的学科整理工作，并着力现代应用导向的体系性重建。

注释

　　①须知就本质研究而论，“避免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对象的概念由非经济结构从外部决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结构不是外在于经济现象的这样一种本质，这种本质会改变经济现象的外观、形式和关系，会作为空缺的原因对经济现象发生作用”。对危机理论而言，“进一步说，用何种概念和通过何种概念体系人们可以思考从属的结构由支配的结构决定?或者说，如何说明结构的因果性概念?这个简单的理论问题本身可以归结为马克思的巨大的科学发现：历史理论的发现，政治经济学的发现，《资本论》的发现。但是这个问题把这种发现概括为以‘实践形式’包含在马克思的科学发现中的巨大理论问题，也就是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在实践上’所研究的问题。”所以，阿尔都塞指明：“这里说本质是空缺的原因，是因为原因外在于经济现象。在结构对它的作用的‘替代性因果关系’中的原因的空缺，不是结构与经济现象相比而言的外在性的结果，相反，是结构作为结构内在于它的作用中的存在形式本身……结构内在于它的作用，是内在于它的作用的原因。用斯宾诺莎的话来说，全部结构的存在在于它的作用，总之，结构只是它自己的要素的特殊的结合，除了结构的作用，它什么也不是。”[3]209~213

　　②生产力→所有制→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社会类型的定格依存于所有制内在因素的对立与分化状况。这导致在具体理解唯物史观含义上，我国学界存在持久争议。虽然不是理论路线斗争，但代表了方法论上的严重分歧。

　　③所谓：“通过引入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概念，我们保留了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合理内核，在承认生产力的归根结底作用的同时，又对这种作用的实现方式做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解释。根据这种解释，生产力的归根结底的作用不同于在历史过程中的直接决定作用;推动生产方式改变的直接原因可能和生产力的发展无关，但一种生产方式要在整体上实现不可逆的改变，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最终条件。”[12]99

　　④图中，水平线代表“经线”，竖直线代表“纬线”;以下同。经纬两条线所联合而成的结构工具，取义时空一体意义的“母子体用、经纬合一”，该作图法在表现力上或曰：时空相分，时空相成，时空相合，一体相克。

　　⑤犹如资源配置本身是生产力的实现形式，特定的市场关系乃是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

　　⑥市场=资源配置+商品价值实现，那么《资本论》也讲资源配置理论吗?社会主义效用(供给侧以及人民的需要)实际上仅仅是物资平衡问题，或者就是马克思以“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名义”所声称的社会总产品的决定问题。价值规律的内容和核心原则是经济平等关系，而非资源配置。结构效用或许直接影响市场配置结果，但不会影响利润配置、剩余价值分配的最终结果。因而社会主义的一般当然不会是资源配置。社会主义时代，从产品效用上体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自觉进步，是通过每个社会成员的消费选择自觉实现的，但前提是集体行动机制的形成。计划通过资源配置(流通)起作用，但计划根本反映的是社会主体(如共同体国家)按照社会化大生产办事的集体意志，这个问题解决了，则马克思主义基于按需生产的、消费结构引导供给结构的关于产业革命政策性的应用经济学便会应运而生。“资源配置崇拜症”的症结所在依然是市场拜物教意识，而一旦走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物统治随之瓦解。于是，“资源配置方式在概念上并不能代替生产方式，这是因为，资源配置方式这一概念缺失了作为人的类本质的生产活动这一维度……资源配置的背面是权力的配置。尽管土地、劳动力、技术知识归不同的人所有，但资本会创造条件，使土地所有权、劳动力所有权以及知识产权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隶属于自己，从而在资源的社会配置中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14]

　　⑦四格指人格、物格以及非人格、非物格;归一的“一”，指事格本身。

　　⑧生产关系的功能类型如果可以细分，是指向“阶级斗争的全体概念”而言的。生产关系既然是“阶级”的工作规定，那么阶级斗争就必须是全体的，涉及生产关系的全局和诸环节，如有日常型政治阶级斗争和“二元冲突”型社会阶级斗争之分，以及有社会主体构成内部的政治方式的斗争和劳动方式的斗争之分、社会客体构成内部的生产方式的斗争和交换方式的斗争之分，再如生产型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型阶级斗争和文化型阶级斗争之分以及一般阶级斗争和霸权阶级斗争之分，等等。

　　⑨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资本论》与中华唐诗宋词遵守相同的思维学顶层设计，这就是“经济学的文化自信”。“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马克思没有顺从资产阶级“经济人假设”的思路，是因为从否定中得到真理和本质已经不是理性假设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为历史-社会的分析根本目的其实是超越“思想范式”，建立历史尺度的“批判的知识理论”。相反，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试图通过虚拟一个普适的人性行为假设，是把历史研究的真实过程隐去了。于是借助“生产一般”的系统性研究，《资本论》得以展示劳动生产机理各个向度上的历史真实。

　　⑩早在1937年，毛泽东就指出在看待事物的矛盾及其发展中，既要注意区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又要注意区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所谓普遍矛盾，是就事物联系与发展所普遍遵循而论，是原则性强的矛盾规律。如对中国而言，“列宁-恩格斯道路”是个普遍运动规则，是个“大矛盾”;相反，“恩格斯-列宁道路”则是特殊运动规则，是相比大矛盾的“小矛盾”，但在特定发展阶段上又可能是尖锐和突出的特殊矛盾，乃至成为“大矛盾”。矛盾的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也是相互转化的。于是就社会主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矛盾个性”而言，它仍然体现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规定”之统一，乃至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规定性与社会主义的阶段发展的矛盾之统一。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作用的水准与层级做出的科学判断，但同时决不意味着它不随时准备着向更高一级的发展阶段进行过渡和转化，实际上，生产方式内部的越来越激烈的矛盾对抗性已然充分表明了这种工作转化的可能性。逻辑是历史智慧学，而非现象学的兜圈子，可有人总是一味操弄“一般、特殊、个别”概念逻辑，欲将概念形式的逻辑学作为真理的公式，根本不了解个别对一般关系的唯物主义工作内涵。列宁站在历史高度指出，社会主义本质上只能是这一运动形式和斗争形式：“他们根本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下述见解——他们到目前为止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因此，他们不能想象到，这条道路只有作相应的改变，也就是说，做某些修正(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来看，这种修正是微不足道的)，才能当作榜样。”[18]

　　⑪王亚南认为，“应该从认识论方面和方法论方面分别考察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从认识论方面来看，承认事物自身的矛盾运动过程，就已经是在运用辩证方法;而从方法论方面来看，不仅要按照认识论所肯定的那样，把对象看作是辩证发展着的，还要按照对象的辩证特性来认识它研究它。”[17]

　　⑫所谓合母子而成体用：合历史而成规律(工具)定义，合规律而成范畴(工具)定义，合辩证法而成逻辑概念(工具)定义，合形式逻辑而成知识概念(工具)定义;进一步，概念形式成而有逻辑，逻辑形式成而有知识，知识形式成而有内涵和外延之分，内涵者定义之总格也，外延者知识形式之分格。然则概念定义者，曰一分到底，至无可分止也。一言以蔽之，定义不过是“用之工具”，概念定义则是最后的亦必是最完备的知识形态，同样也必定是自我否定的一个认识上的开端。

　　⑬它试图回答这一问题：马克思既然剖析了“一般”，那么，是否需要把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纳入“特殊的层面”展开研究呢?其实马克思的方法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统一，而不是其他。据笔者的研究，从中华唐诗宋词到《资本论》的道路业已彰明“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之统一;中华思维学的学科体系业已给予“共同体经济学”顶层设计的位置考虑。进一步，劳者的事格蕴涵政治经济学批判“主体秩序”和“客体秩序”的发展，从批判角度看，它显然有机兼容了“从统制到计划”以及“从契约到市场”的经济体式。从而在学理上，可以将“社会身份关系的组织生产”和“个人财产关系的组织生产”的规定汇融一体。总体而言，这是由“共同体本位”不断地转向“国家本位”，建立共同体“国家一般”与“个人一般”之间历史对话的经济学。决定在这个场合，劳动生产方式也必须既作为“历史个别”又作为“抽象”(生产抽象范畴的规定)对待，同样地，政治方式以及交换方式则既作为“社会一般”又作为“具体”(表现具体多样性的规定)。

　　⑭任何病毒不独具有自然性、物质性，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性、政治性。仅此意义而言，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发生的卫生疫情表现为可生仔的“特殊社会病毒”，在性质上成为了社会增殖性的“剩余病毒”。

　　⑮自然科学是以实验室技术为基础的单纯的物的科学。自然科学之和社会科学结合，在于提升物的科学为“事的科学”。当下，它的一个突出的社会征候即为“政治病毒(规定性)”，因其利用“政治身份”，直接驱使作为“社会存在”的卫生疫情，藉由病毒的恣肆、社会蔓延，造成追捉剩余价值意义的“剩余病毒”。正是由于再生产所内生的“病毒”具有二重性，“政治病毒+再生产中的公共疫情(病毒本身)+剩余病毒(以社会方式进行扩散、传播)”之再生产构成将成为理解上的一个总公式。

　　⑯这真正触及到了问题要害之处。两种唯心主义：起源于迷信的唯人主义(“人神崇拜”或曰拜人格神的唯心主义)和起源于宗教的唯神主义(“物神崇拜”或曰拜物格神的唯心主义)，现代拜物教意识更是深度结合了它们，使得商品教的意识形式中不仅发展出货币和资本的阶级意识，而且提炼出一种“市场拜物教”的理论，以统一阶级意识和认识形式。方法论学理高于一切。“马克思革命”主旨在于揭示行动的语境，《资本论》由于自身特殊性质，注定成为理论生产的思想之泉、方法之石。以应对全球化公共卫生危机为例，我们要说的是，唯物辩证法注定是当前实践化解决问题的总理路。人们愿意思考历史，即能够用历史进行思考;然则，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泛泛而论的毒源的“天然论”“非天然论”和“阳谋论”“阴谋论”，作为对《资本论》原理的方法应用，也远远抛开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考政论”。一言以蔽之，以上科学考察是通过结合政治经济学批判“主体侧”和“客体侧”，通过摒除“主体的唯心主义”和“客体的唯心主义”，而得到的一个总的认识成果。

　　⑰这些论述部分透露出这个信息：“马克思几乎和瓦尔拉斯在同一时期建立了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模型，《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再生产理论便是经济均衡理论……(然而)马克思的视野要比瓦尔拉斯更广。瓦尔拉斯只关注商品的再生产，而马克思则同时关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再生产，即如何维持两个对立阶级的关系。生产力的再生产加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才能完整描述整个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特性。”[7]43“斯蒂德曼立场最令我困惑的地方是他的假定，仅仅因为不能在数学上从价值推演出价格，价值就毫无用处……他对斯拉法的改编甚为无用，因为这种改编盲目迷恋一种价格决定的一般理论而完全无视资本主义基本的深层社会经济结构。”[5]220

　　⑱其依据的“自然原理”即是“专用——通论——通用”，即在微观体现的“专用→通论”(为经)基础上进一步引入“通论→通用”，而反过来从工作本位上提出“通用→通论”治理的理论;所谓通论，即“通用之理论”也，直接由现实通用提炼理论，实为实证主义对实用主义的工作转换。

　　⑲这是所谓“特性理论”的历史根据，以及“专论”的通用内涵。

　　⑳理论自然科学的完整路线是“经：专用→通用(通论)，纬：通论→专用”。它成了新古典体系用作“仿真术”的基本依据。

　　21开创者身份准确来说是“《红楼梦》-《国富论》”。《国富论》叙事对象是资本主义，但方法论依然属于“人格时代”，运用的是人格化范畴之理论与方法，因此作为第二时代之总结与第三时代之开创。而《红楼梦》之典型事格研究，实开第三时代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之先河。

　　22历史如诗，步伐成图;诗的脚步，图的落成，此历史(矛盾)的沉降路线和过程;又曰结构故成绝句，绝句故有思成，此历史(认识)的上升定格化，——前文称为“写意”也!故而矛盾，乃写意、写实两兼也!由于矛盾，而有辩证法，由于对矛盾的科学分析与把握，于是有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实为历史(对象和实践)的自我认识(规定)也，是认识同时作为行动规定性的方法总称。然则这项研究的深层次内容在于将《资本论》对原理的贡献拓展至与科学史和中华典籍结合的高度，力求根据历史展开“马克思的思路”，疏浚通史意义之思想认识线索。

　　23阶级社会的思想意识总具有阶级的印记。然则《资本论》不仅是阶级理论，同时也必是“诗和远方”。但《资本论》之作为“劳者品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决不能够用概念解释概念，其在工作意蕴上有着特殊的艺术构境方式。闻多素心人，“《资本论》义鹘行”将会一举扭转课堂颓势!岂不闻脱离阶级的诗意是不存在的，又怎能不闻“《资本论》九张机”：一张机曰“何谓劳动价值论”(取“采桑陌上试春衣”词章义)，二张机曰“何谓剩余价值论”(合“行人立马意迟迟”词章义)，三张机曰“何谓资本积累论”(深取“吴蚕已老燕雏飞”词章义)，四张机曰“何谓资本循环论”(深合“咿哑声里暗颦眉”词章义)，五张机曰“何谓资本周转论”(暗合“横纹织就沈郎诗”词章义)，六张机曰“何谓资本主义再生产论”(深取“行行都是耍花儿”词章义)，七张机曰“何谓实体资本分配论”(巧取“鸳鸯织就又迟疑”词章义)，八张机曰“何谓虚拟资本分配论”(深合“回纹知是阿谁诗”词章义)，九张机曰“何谓资本主义地租论”(巧取“双花双叶又双枝”词章义)。经典的对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钜”。唐诗宋词“道象识”意象、意境和音韵将带给《资本论》解读的新境界和奇妙的艺术领悟力，也将会给中国经济研究工作掘新源，注活水，引入新流。义鹘行，九张机，素书权一束，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经典的对话于是同样意味着“先知一语传千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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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4)  qks.hbue.edu.cn/_upload/article/files/e1/b0/d792f2be4d788bddd71636a71178/71fd18b5-0c50-4a04-9eea-b3b7dd321cae.pdf

　　：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经济学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资本论》与中国经济学。文章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总第106期)，第36-57页。鸣谢责编彭晶晶老师的辛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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