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刘学艺曾采访了原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张斌，了解到张老打飞机的故事。张老于今年1月5日逝世，被中央军委追授了抗美援朝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今天，正好是空军节，特此分享这位老八路的飞行员的精彩故事!
1949年初，第四野战军南下作战，华北、东北军区组织了几个独立师保卫北京。我(1937年10月参加八路军，曾任冀中军区一分区司令部参谋、秘书)当时在华北军区206师(师长肖思明，政委杜文达)政治部任保卫科副科长。因为要从全军调一百个陆军干部支援空军，要求符合条件的营以上干部都去体检，我身体合格，被选上了。
张斌(站立中间者)1937年10月(14岁)参加八路军，抗战时期曾任冀中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司令部作战参谋、秘书。
1950年6月，我被调到锦州三航校学习飞歼击机，这一期共4个班，约70人(营、团、师干部)，同学有郑长华(原空四军军长，现在与我住一个干休所)、鲁珉(原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他当时是三航校的警卫连指导员，是唯一参加学习的连职干部)等。
另有军、师、团级干部约30人，去长春轰炸运输机航校学习(原空军司令员马宁同志当时也在那里学飞行)。当时三航校的校长陈熹(后来任空军军校部长)、副校长袁彬 (后来任南京空军司令员)。陈熹、袁彬在红军时期曾经被派往新疆军阀盛世才的航校学习过飞行。
当时航校及大队、中队都有苏联空军顾问，助教也有国民党、日伪空军的留用人员。我的教员是格拉夫钦科(乌克兰人，参加苏联过卫国战争的老飞行员)，其他飞行教员也是苏联人。我们先学习3个月理论，然后飞雅克-11、雅克-18 ，每种飞机大约飞了约30个小时，学地面滑行用的是拉-11飞机，总共只飞行了50--60小时。
我们这些学习飞行的师、团级干部，不少同志当时已经30多岁了，有的已经35岁。我们虽然身经百战，但由于年纪大、文化低，学习很吃力，难免有时发发牢骚：“人生七十古来稀，咱们三十多岁还学开飞机”。那时有的苏联教官耍军阀作风骂人，在后舱用联动的驾驶杆拍击学员，原二野某旅参谋长柏沙同志不买帐，也回骂苏联教官，也用驾驶杆拍击教官，结果让苏联教官给淘汰了，后来他在军委工程兵工作。
当时一个苏联教官带一个组，我们组共5个人(见照片)，王斌同志(曾任广州民航局长)成绩差一点，可能不能毕业，面临被苏联教官淘汰。我们就开展“互相帮助”，给他出主意，让他装病号住进卫生队，下一期再参加学习，后来他在下一期也毕业了。我们这些老红军、老八路克服了种种困难，大多数同志还是完成了学业，放了单飞，其中鲁珉同学最年轻，飞行成绩也最好。
我1951年3月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南苑的空14师任42团团长，14师开始没有师长，副师长舒雨旺(不久任师长)，后来二野某军参谋长王毓槐(曾任沈阳空军司令，现已去世)调来当师长。我到14师后就改装米格-9(有两个发动机)，再改装米格-15。
1951年10月1日，我在天津杨村机场指挥米格-15起飞，参加国庆节天安门空中受阅后，就带42团去东北大孤山机场参加抗美援朝。那时大孤山机场是土跑道，只好临时全部用钢板铺成跑道、滑行道，前面的飞机一起飞，还是吹起很大的尘土，后面的飞行员完全看不见跑道，只好数“1、2、3......”估计时间间隔后跟着起飞，到高度50米以上才能够看见前面起飞的飞机。那时我军航空器材贫乏，由于战斗起飞后遇到敌情必须投掉副油箱，需求量很大，而我军没有足够的备份副油箱，所以就用柳条编制(类似过去的酒篓子)的土油箱代替铝合金的副油箱，实践证明也能够使用。而美军用的都是铝合金的副油箱，他们投掉的大量副油箱被朝鲜地面我军或朝鲜老百姓检到就制成各种生活用品。
你打下我1架，老子也干掉你1架F-86
那时按照苏联大机群作战的战术，都是以团为单位起飞。通常飞到预定高度后，在鸭绿江大桥上空集合，苏军在高层;空3师、空4师在中层;我们在低层，各层高差保持 1000米。
1951年11月中旬某天，我们全团起飞，同时起飞的还有空3师的9团(该团团长不会飞行，林虎同志任9团飞行副团长，王海同志任该团2大队大队长)，40团、7团也轮流参加战斗起飞(空3师比我们早几个月参加抗美援朝)。苏联航空兵(机型为比斯，性能较米格-15好些，这几个苏联航空兵师都是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英雄部队)也从安东浪头、大东沟等机场起飞。美军那时的机型高空为F-86，中、低空为F-84。我们的作战空域在清川江和平壤上空。
起飞后，我们发现朝鲜西海岸上空有一队、一队飞机往北飞，我们就报告地面指挥所：“发现‘小狼’”，联司指挥所就告诉我们“那是‘朋友’，不是‘小狼’，不要误会”。
其实我们开始发现的是苏军飞机，后来发现的是美机。美机发现我们后，就绕到我们后面。我突然发现我团后面中队的一架飞机冒烟往下栽，就呼喊“拉起来、拉起来!”，但他没有反映，一直向下掉(这个牺牲的飞行员是我团刘清军同志)。这时我往后看，自己已被两架美机F-86咬尾，我立即猛拉杆转向，美机由于速度太大，一下就冲到我的前面，距离很近。我眼前这时看到的美机投影已经很大，我就连续开了十几炮，美机立即冒烟栽了下去，当时的高度大约1万米，敌机飞行员也没有跳伞。
我的僚机邸宝善同志(见照片，后来调第11航校飞歼-7训练时，因飞机失事牺牲)见我击落了敌长机，也就咬住敌僚机追了出去，与我散队了，后来我们分别安全返回了大孤山机场。
这次我击落美机一架，空军给我记二等功(击落2架才能记一等功)，颁发了军功章(军事博物馆开馆时被征集去了)，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参谋长王秉璋颁发证书、奖状(见影印件)，并给我们照相(右起：张斌、邸宝善)，我的飞机喷上了一颗红五星(这架米格-15飞机在我离开14师后，在一次飞行中失事)。
后来的空战中，我团2大队副大队长郭子谭同志也击落美机F-84一架。这次参加抗美援朝，我团共击落美机2架;被美军击落一架、击伤一架(我们42团2大队的飞行员刘勋同志的米格-15飞机被打了9个洞，但安全回来了)。
当时击落敌机的根据是：1、 照相枪的胶卷;2、僚机目击证明;3、地面发现敌机坠落及残骸报告(我击落敌机时，志愿军空军司令员是刘震，前线地面指挥所负责人是梁璞同志报告发现敌机坠落及残骸)。
敢打敢拼，有敌无我，有我无敌！
我参加朝鲜空战开过两次炮，第二次在空战中开炮是某次战斗起飞，遇到敌机8架F-84，高度5、6千米。敌机发现我们后，就编成盘旋队形，互相掩护，向南飞，我们钻不进去。
F-84低空性能好，速度比米格-15小，那时我们虽然没有打过地靶，但知道怎么打，所以我还是从敌机上方实施攻击，开了炮，但没有击中敌机。那时天天战斗起飞，我最多时一天起飞3次。那时米格-15装备了一门 37mm航炮、两门23mm航炮，威力大;而F-86、F-84装备的都是6挺机枪，火力密集，但口径小，破坏力也小。所以那时的空四师中队长李永泰同志(曾任空军副司令)的飞机曾经被美机打了52个洞，还能够飞回来。
当时我们志愿军空军的飞机性能与比美军差不多，但技术水平比那些参加过二战的美军飞行员差许多。战争初期受苏联空军的大机群、大编队，强调机械地保持高度、坡度、编队的战术指挥影响，我志愿军空军往往陷于被动，敌机从我大编队后面袭击，而我军无法机动、灵活地打击敌机，有的飞行团因为损失大，几乎失去战斗力，还需要从我团调飞机支援。
后来，工作严谨的刘亚楼司令员亲自参加前方的事故调查，多次参加战斗讲评，听取指战员的意见和建议，总结提出了“一域、多层、四四制”的战术原则，在高、中、低空以小编队打击美机，开始扭转了被动的局面。但由于我们当时的飞行技术还不具备在夜间或复杂气象条件下升空作战，所以在夜间或天气不好时，只有苏联飞行员能够起飞，朝鲜战场在这种情况下的制空权基本还是在敌人手里。
那时朝鲜人民军也组建了航空兵师，人民军飞行员刚学会飞起落，就勇敢地参加了空战，我在安东开会时曾经遇见过他们。
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与美军相比，除了勇敢，没有任何优势。初出茅庐的志愿军空军所以敢于与美国空军交手，主要是靠我们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培养出来的不怕牺牲，敢于打硬仗的战斗作风。
1952年4月我离开空14师，调到天津杨村新组建的空7师(韩顾三同志任师长)任21团团长。空14师42团后来又转场到辽宁凤城机场，第二次参加了抗美援朝。
空7师21团的苏联顾问，见师里其他苏联人都走了，他也着急回国，听说我要来，就急忙帮助买来留声机的电源线，安装插座(因为我的宿舍没有电源插座)，安装好留声机。一见我的面就说：“你可来了，这下我可以回家了，我们全家都感谢你!”
1952年底，上级调我去中南军区空军19师任副师长，当时因驻白云机场的空18师去东北参加抗美援朝轮战了，19师已经转场到白云机场接替18师担任防空任务。所以我只在武汉作了短暂停留，中南空军司令员曹里怀与我谈话，他请我吃饭后，我就赶去广州白云机场19师就职(师长杨思禄头一天刚调走。19师还有一位副师长刘鹤田，他是从陆军第41军调来的，离休前是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1953年3月5日，19师转场回到武汉王家墩机场。1956年，刘鹤田师长调离，我即接任空19师师长。
来源：刘学艺(中共江西省委省直机关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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