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51年和1952年两年中，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共向总社发回消息、通讯、述评约1000篇，平均每月发稿40多篇。北京电影制片厂也派出抗美援朝摄影队奔赴朝鲜，他们拍摄的抗美援朝新闻简报极大地鼓舞了国内亿万民众。摄影师在战地活动时还曾与敌军对射并抓到了俘虏。
1952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关于《志愿军某部在上甘岭创光辉战例》的报道。
1951年，新华社记者徐学增在阵地一处山坡上写稿子。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除了真枪实弹与敌殊死搏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外，还活跃着一支特殊的队伍——新闻工。在枪林弹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他们以笔为枪，鼓舞士气，打击敌人，铸就了新闻史上不朽的篇章。
赴前线去采访
“要不是我积极争取，差点上不了前线。”原第27军《胜利报》编辑沉冰回忆道。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后，第27军立即北上待命。《胜利报》社社长曲中一考虑沉冰是女同志，决定把她留在国内。但在沉冰的强烈要求下，她作为报社唯一一名女同志奔赴朝鲜。
当时，在志愿军部队有很多新闻工，他们发扬人民军队战时新闻宣传的传统，在抗美援朝战场采写了大量战地报道，推出了数量可观的报刊。这支队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对志愿军指战员发挥了巨大的激励和鼓舞作用，也为后人了解抗美援朝战争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史料。
朝鲜战争爆发后，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先后派出记者奔赴前线采访。第一位进入朝鲜的中国记者是《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李庄。他与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魏宁敦、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尼安组成一个小型记者团从北京出发前往朝鲜。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拉开序幕，国内几大媒体也陆续将记者派送到前线进行报道。
10月中旬，《解放军画报》派出孟昭瑞等摄影记者奔赴前线。孟昭瑞在鸭绿江边拍摄到我军将士守卫在江边的画面。接着，他又拍摄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大队人马跨过鸭绿江的浩大场面，并随参战部队来到朝鲜。
10月下旬，新华社三野总分社指派林麟、徐熊和李耐因组成记者团，由林麟任队长，奔赴前线开展采访工作。徐熊和李耐因分别跟随第26军和第20军进行采访，林麟留兵团机关负责审编稿件和机动采访。
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后，新华社总社又从三野总分社调记者阎吾、王玉章、尤璐、赵普来到第9兵团参与报道。
《人民日报》于12月组成一个包括田流、林韦、谭文瑞、陆超祺、姚力文、张荣安和李庄在内的7人记者团赴战场前线。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51年和1952年两年中，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共向总社发回消息、通讯、述评约1000篇，平均每月发稿40多篇。广播是当时唯一能及时沟通朝鲜战地与国内信息的便捷媒介，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主的新中国广播电台对抗美援朝做了大力宣传。
北京电影制片厂也派出抗美援朝摄影队奔赴朝鲜，他们拍摄的抗美援朝新闻简报极大地鼓舞了国内亿万民众。摄影师在战地活动时还曾与敌军对射并抓到了俘虏。
在地方报社方面,《东北日报》作为东北局的机关报，在抗美援朝战争准备阶段就开始部署随军采访报道工作。新闻记者与志愿军一道入朝，采写战地通讯，及时传递前线动态信息。前线记者发回很多战地通讯，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自1950年12月到1951年5月，《东北日报》即刊载了近40篇战地通讯。1951年1月，在《解放日报》牵头下，《解放日报》的刘时平、《大公报》的刘北汜、《新闻日报》的谷斯范、《新民晚报》的蒋文杰和《文汇报》的叶冈组成上海记者组经由北京前往朝鲜。
中国派往朝鲜前线记者的数量在1953年谈判之前达到高潮，加入开城停战报道团的新闻工有100人左右，其中包括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和电影摄制记者。
穿越生死线
“美军飞机炸完军事目标，就炸公路上的机动车辆。我们乘车赶路时就曾多次遇险。”第一位进入朝鲜的新闻工李庄回忆道。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战地记者们顶着敌军飞机轰炸，冒着高密度的炮火覆盖，出现在战场的不同角落。1952年8月2日上午，新华社记者刘鸣正在位于坑道式防空洞内的我志愿军西线某师前线指挥所的值班室伏案写稿，一架敌机飞过该地上空，并投下6枚炸弹，其中一枚炸弹在洞顶爆炸，防空洞顿时垮塌，土块、石块倾泻而下，刘鸣在爆炸中牺牲，鲜血染红了身边未完成的稿件。
1952年国庆节刚过，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组成赴朝战地摄制组，随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拍摄纪录片《慰问最可爱的人》。摄制组正在采访罗盛教所在部队的领导，突然低空中传来密集的枪炮声，炸弹也随声而落，大家赶紧躲避。但黄宝善、陈毓中和高庆生不顾危险，迅速跑去抢救摄影机和电影胶片。这时，敌机冲着他们投下两颗炸弹。随着一阵巨响，黄宝善的耳膜穿孔，顿时失去听觉；年仅25岁的高庆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53年8月4日上午，新华社记者周斯杰随联合观察小组前往东海岸江亭村军事分界线与对方组员会晤。途中，我方一辆卡车触雷被炸毁，导致后方车辆无法通过。
于是，有几个人乘坐前面带路的吉普车先行前往，周斯杰本来不在那辆吉普车上，但他为了尽快前去采访和了解情况，在车子开动时跃身跳了上去，车子开出百米左右触雷爆炸，周斯杰光荣牺牲。
记录真实的战场
战争期间，新闻工的工作环境是十分艰苦和危险的。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的编辑部常年设在阴暗潮湿的山洞里，由于洞内“滴答滴答”不停地渗水，被大家戏称为“水帘洞”。洞内空气不好，还曾发生过有害气体逸出致使两位同志昏厥，幸好被及时抬到洞外，才保住性命。
后来大家在山洞外搭起一座简易的棚屋，编辑们平时在棚屋内办公，遇到敌机空袭时就钻进山洞。
虽然条件艰苦，但在短短两三年中，新闻工们发表的通讯和报告作品数以千计，并产生了诸如《不朽的杨根思英雄排》《伟大的战士邱少云》《祖国的好儿子黄继光》《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志愿军某部在上甘岭创光辉战例》等在读者中广为传颂的名作。
1951年6月，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共7辑的《朝鲜前线通讯集》。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3集共计109篇的《朝鲜通讯报告选》，成为中国当代新闻史上的光辉篇章。其中，任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魏巍采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影响最为深远。
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言，“我们就是要写工农兵中的优秀人物，写他们中间的理想人物。魏巍同志所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这种类型的歌颂。它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我们就是要刻画这些典型人物来推动社会前进。”后来，“最可爱的人”成为全国人民对志愿军官兵最亲切的称呼。
除了新闻报道，抗美援朝战场上，还有很多人利用速写画、电影等多种形式来宣传报道志愿军的光辉事迹。
1951年3月，首批奔赴抗美援朝前线的美术家们，历经3个多月的前线采访和战地写生，辗转回到祖国并带回了他们的战地速写成果。
《人民日报》1951年4月1日至12日以及6月20日至7月3日集中刊发了这批作品，共计19幅铅笔画组画《朝鲜战场速写》终于与全国人民见面。美术家们通过速写语言记录了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用生动的画笔把前线的一切告诉给祖国人民，塑造了许多“最可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形象。
同时，新影厂、八一厂赴朝鲜拍摄了《钢铁运输线》《救死扶伤的英雄们》等十余部纪录片。为了真实地记录钢铁运输线上的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八一厂组成了26人的《钢铁运输线》摄制组，年龄最大的薛伯青43岁，最小的沈友春只有18岁。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钢铁运输线》拍摄完成。影片真实地记录了志愿军后勤官兵为了保障部队供给，不畏严寒，战天斗地，与敌人斗智斗勇的鲜活场面。
在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新闻工将生死置之度外，冒着战火硝烟，以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下了那段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用生命写下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来自朝鲜战场的一条条电文、一篇篇通讯，真实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的重大胜利，反映了战争的进程和基本形势，颂扬了志愿军战士旺盛的战斗精神、钢铁般的战斗意志和崇高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思想，始终感召、鼓舞和激励着志愿军战士和国内人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的爱国情怀，直至最终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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