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1932年，没有1927年上井冈山时“霹雳一声暴动”的轰轰烈，也没有1935年遵义会议时“挽狂澜于既倒”的惊心动魄，但这一年绝非无足轻重。
1932年的毛主席，经历了一次靠边站和一次军职被撤。这不但对于他，更重要的是对红军和整个革命事业，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尤其是军职被撤，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回顾他的1932年，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毛主席1932年经历的一次靠边站，是因为不同意攻打赣州。
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接替毛泽东担任了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此时，毛泽东的职务只剩下中革军委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了，原本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前不久已随红一方面军番号的取消被体面的撤销了。也就是说，毛主席已丧失了对红军的最高决策权。周恩来到达苏区的第一件大事情，就是组织讨论攻打赣州的事情。1932年1月讨论攻打赣州时，毛主席坚决表示不同意，理由是赣州城池坚固，红军技术装备落后，打不进去，两年前自己和朱德已攻打过一次，没有成功。可是，与会的多数领导人认为，在赣州、吉安、抚州之间选择一个大城市来攻打，这是上海中央的决策，彭德怀等一线指挥者也认为攻打赣州并非不可行。周恩来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就拍板决策了攻打赣州。这一次，毛主席被孤立了，靠边站了，于是只好带着警卫员和家属，到瑞金东郊的东华山休养去了。红军攻打赣州33天毫无结果，反而损兵折将，红三军团还陷入了敌阵中，情况十分危急。周恩来派项英到东华山请毛主席下山。事情一到毛主席手上似乎就变得简单了：他建议果断启用刚刚起义过来的红五军团。此计一出，红三军团之围果然得以解除。
2023年12月17日，古田会址合影
毛主席1932年经历的被撤军职，是因为和中央局的矛盾已不可调和。
撤出赣州后，周恩来听取了毛主席的建议，授权毛主席指挥红军成功打下了漳州，随后在广东南雄取得水口战役的胜利，又在江西接连取得乐安、宜黄两次大捷。红一方面军建制恢复后，在周恩来的一再坚持下，毛主席也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一切似乎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起来。然而，苏区中央局和刚刚重掌军权的毛泽东之间的矛盾，也就进一步爆发出来。乐安、宜黄大捷后，毛主席反对上海中央及苏区中央局要求进一步攻打抚州乃至南昌的意见，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等人对此十分生气，要求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村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主席、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这次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矛头直指毛主席。会议批评毛主席“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并且指责毛主席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会议还把毛主席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会后，毛主席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再次被撤销。对宁都会议的影响，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官方《毛泽东传》说：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红军。这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打击，而且最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这真是一个准确的、沉重的结论！
宁都会议后不久，博古也从上海到了苏区。为了进一步肃清毛主席影响，博古等人随发动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撤销了邓毛谢古四人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还在军队中反罗明路线，抓捕了肖劲光。这些举动都是针对毛主席的。毛主席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1932年毛主席的这两段经历，本质是毛主席实事求是路线和王明教条主义路线之间的激烈斗争。1932年的前一年，毛主席带领红军连续取得了三次反围剿作战的伟大胜利。就在红军节节胜利之际，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也在上海召开了，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扶持之下，逐渐掌握了上海中央的领导权，开始推行了一套“左”的方针。这条方针认为，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红军应该攻打和占领大城市，应该首先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这条方针执行者的眼中，毛主席那一套是根本错误的，军事上是“游击主义”，政治上是“机会主义”，经济上是“富农路线”……总之一无是处。正因为如此，随着王明路线的上台，才出现了毛主席越是打胜仗，越是被批判的怪事。
遭受这番误解、冷落、挫折，换做一般人要么一拍两散或公开对着干了，要么负气躺平或者消极对待了。前者如罗章龙，后者如瞿秋白。面对接踵而至的打击，毛主席是如何处理和应对的呢？一句话，他没有丝毫的消极，而是服从纪律，积极工作，耐心等待别人的转变，并且抓住一切机会提供自己的建议，努力推动事情的转变。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出发，这两年中的毛主席不掌握任何军权，主要精力放在了政府工作和读书学习上。他的指导下，苏维埃区域政府领导下的经济工作有声有色，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书籍，为延安时期写下《矛盾论》、《实践论》等一批光辉著作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1933年，毛主席路过大柏地时，回忆起四年前的大柏地之战，挥笔写下《菩萨蛮·大柏地》：“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笔下色彩斑斓，没有丝毫的晦暗；1934年长征前夕，他在南线粤赣省卓有成效的工作了两个月，稳定了南线战局，挥笔写下了《清平乐·会昌》：“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一股自信、乐观和豪迈之气竟然油然而生。这就是备受打击、排挤时的毛主席！
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这是杰出人才成长的规律，是成就事业的必经之路。毛主席作为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少有的杰出领导者，或许注定了他比别人要经历更多磨难吧。
毛主席1932年经历的磨难，其影响历史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而他至今遭受的误解，我相信天理昭昭！
以上感言，来自刚刚结束的由我带团的“追寻毛主席赣南闽西足迹红色之旅”途中，回来后整理成文，以此纪念130周年！
2023年12月21日·我在宁都会议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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