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声同志是湖北省麻城县人，他身经百战，足智多谋，能攻善守。从操枪架炮，到造枪制炮，他屡挑重任，而战功卓著；从带兵打仗的战场，到军事科研的阵地，他身先士卒，而风范永存。他的一生，是诚恳坦白，联系群众，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一、脱胎换骨要干革命，黄安战役担当重任
王树声于1905年出生在一个小地主家庭，十岁左右时，由于父母亲先后去世，不得不承担起赡养祖母、照料家业的重任。在苦闷、彷徨中，他曾在本地当过塾师，充任过本区乘马岗初等小学校长。王树声从小成长在一个革命的家庭里，他的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和妹妹均先后参加了革命。1926年，他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大革命风暴的影响下，湖北省麻城县也在1926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王树声不但热忱宣传马列主义，积极组织农民协会，成为麻城农民运动的先锋，而且大义灭亲，以正气服众。当时，在罗家河有个恶贯满盈，鱼肉乡里，号称“麻城北乡一只虎”的丁枕鱼。而丁枕鱼正是王树声父亲的舅舅，丁枕鱼和他的儿子丁岳平，都是欺压穷苦百姓的恶霸。这对豺狼父子把农民协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多次扬言要与农会较量到底。甚至公开撕毁革命标语，疯狂砸了农会的办公室。听到这一消息，王树声义愤填膺地对大家说：“要革命，就不能讲情面。谁反对农会，就是我的亲娘老子，我也要跟他斗。”不久，王树声和农会其他领导人一起带着上千农友，高举灯笼火把，挥动锄头扁担，逮捕了丁枕鱼，狠斗了这个大恶霸，最后押往县城。
在丁家岗，还有个外号叫“狗老八”的恶霸地主，是王树声的大舅，为了反对农会，此人专门到豫南光山县纠集反动的红枪会。王树声带领农友们将“狗老八”抓获后当场处决，目睹此情此景的广大民众，无不为王树声的“大义灭亲”所感动。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远，有口皆碑：王树声要脱胎换骨干革命！“四·一二”政变后，跑到河南光山的丁岳平，纠集反动红枪会1万多人，伺机包围麻城县。他们一路踏耕地、毁青苗、杀耕牛、抢财物、欺百姓，甚至血洗乘马、顺河两区，最后包围县城，狂叫：“要清党，要报仇，要杀人”，最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麻城惨案”。
面对敌人的进攻，中共麻城县委组织逃难的农友和城关的店员、学生，守城迎敌。只见王树声举枪直射，首发命中，一枪撂倒了红枪会中最狂妄的“师爷”，当场戳穿了红枪会“刀枪不入”的骗人鬼话。守在城头上的群众，用石头、瓦片，如冰雹般砸向城下的暴徒，打得敌人头破血流，乱作一团。混战中，另一匪首“王九聋子”带了一队人马企图袭击西门。王树声在暗中架好一门土炮，等到其靠近城墙时，轰隆几响，把“王九聋子”炸了个粉身碎骨。丁岳平见势不妙，急忙收拾残兵败将，向后倒退了几里。然而，麻城县仍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为了解围，王树声主动请命去省城求援，最后不仅打垮了罗家河、丁家岗、朱家冲的反动武装，还打散了围困麻城县的红枪会。
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九月间传达到黄（安）、麻（城），给正在坚持斗争的革命人民照亮了前进道路。1927年9月，王树声参加了麻城县委会议，会议决定贯彻湖北省委秋收暴动计划，在麻城举行农民暴动。王树声勇挑重担，首先带领四乡八镇的农民，与黄安农民一道，拿起土铳、鸟枪、大刀、长矛，取得了黄安、麻城两县“九月暴动”的胜利，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11月18日，在黄安县城召开的祝捷大会上，宣布了参加黄麻起义的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王树声被任命为第二路军分队长，正式成为鄂豫皖红军的一名指挥员。
◆抗日战争时期的王树声。
然而，新成立的革命军，很快就遭到了敌人疯狂镇压。12月5日，国民党军的一个师突袭黄安。王树声和他的战友虽历经艰险，黄安城仍为敌人所控制。坚持留在黄安县与敌斗争的王树声，在当地群众的保护下，多次在虎口脱险。他不得不化装成小商贩，寻找组织。1928年2月，终于找到了参加“九月暴动”的战友。他和他的战友又经过木兰山游击战，建立了柴山保武装割据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在随后的转战中，第1团团长王树声在副军长兼师长徐向前指挥下，率部两次出击京汉铁路，攻占杨家寨、伏击杨平口、突袭花园镇，三战皆捷，共歼敌2600多人。在攻打新集这个有1000多人反动武装驻守的豫南重镇中，王树声用棺材装了几百斤炸药，还有生铁、秤砣和迫击炮弹的“巨型炸弹”，硬是把这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反动堡垒，炸开了缺口，让新集成为鄂豫皖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于1931年11月7日成立，王树声任第11师师长，成为徐向前总指挥的得力助手。在黄安战役中，他提出了“死守桃花店，寸步不后退”的战斗口号，亲自带领师通信队、手枪队和31团，通过肉搏战，不仅打退了敌多路援兵，还在红军第一架飞机的配合下，让驻守黄安的敌人成了瓮中之鳖。在随后的商城、潢川战役中，王树声指挥第11师首先围攻北亚港敌曾万钟第12师一个团，又与第10师一起，迂回包抄，抢占了傅流店渡口，切断敌人退路，最后以锐不可当、势如破竹之势，发起全线进攻。经过10多天的战斗，红军以10个团的兵力击溃敌19个团，歼敌5000多人，蒋介石嫡系汤恩伯第2师更是遭到歼灭性打击。
二、克险攻关愈战愈强，全力确保主力会师
愈战愈强的红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挥，致使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撤出鄂豫皖根据地，于1932年10月12日冲破敌人的重围，越过平汉路，开始战略转移。作为第73师师长，王树声率部时而担任前锋，时而担任全军后卫，一路上左冲右击，打垮了国民党军多次堵截，特别是在掩护方面军突破平汉路和冲出漫川关，这些关系着整个方面军安危的战斗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王树声亲自指挥73师217团冒雪挺进大巴山担任开路先锋团的时候，他们伐木建棚，破冰开路，斩棘前行；他们不怕饥饿，餐风宿露，快速前进，顺利打下了入川的门户两河口。进而又指挥全师在大河口全歼敌刘汉雄一个团，夺取了南江县城，和兄弟部队一道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面对新建立的根据地，敌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颂尧，在1933年2月，以38个团的兵力向红军发起了“三路围攻”。王树声仅以73师2个团的兵力阻击了最多达到25个团的敌人的疯狂进攻。仅用10天的时间就歼敌5000多人。在西线反攻时，他率部从正面出击，在右翼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将敌13个团分割包围于空山坝地区。总指挥徐向前交代：“你那里可是要命的地方！伤亡再大，也要顶住。”王树声回答：“总指挥放心，打到最后，我还留了一挺机关枪。只要还有一颗子弹，敌人就通不过。”力量的悬殊、战斗的惨烈、任务的艰巨，对于王树声都是巨大的考验。战斗中，他冷静沉着，通过三昼夜的激战，硬是击溃敌人6个团，全歼敌人7个团，毙伤敌旅长杨选福以下官兵5000多人。在作战尾声，他又以两个连的兵力，奇袭华盖山，最后以两个人轻伤的代价，获得歼敌500多人的战果，取得反“三路围攻”的完全胜利。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王树声的军事指挥艺术在战争中不断丰富的同时，政治上也更加成熟。他对红四方面军内搞的“肃反”始终心存疑虑。在第一次“肃反”中，他的小地主家庭给已经参加革命的家庭成员带来了灾难。他的二嫂、弟弟、妹妹、堂兄等人均在第一次“肃反”中遭杀害。尽管满腹狐疑，但战场上的王树声依然雄风不减。1933年10月，国民党四川军阀刘湘纠集110个团，20多万人的兵力，在18架飞机的配合下，兵分六路向只有8万人的红四方面军实施围攻。王树声在西线率领12个团的兵力抗击敌人69个团的进攻。他胸怀大局，果断指挥，经过三次收紧阵地，机动歼敌，使敌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有力地配合了东线部队的作战。在反攻过程中，王树声率部先后收复了南江、仪陇、阆中县城，及嘉陵江左岸的广大地区。红四方面军共歼敌军8万余人，缴枪3万枝，炮100门，击落敌机一架，彻底粉碎了敌军的“六路围攻”。
在强渡嘉陵江战役时，王树声指挥31军从仓溪以北的鸳溪口强渡成功，一举攻占敌险要阵地火烧寺，击溃敌刘汉雄部1个旅。随后，又同兄弟部队一道，攻克敌人号称“插翅难飞”的天险剑门关。整个嘉陵江战役中，共歼灭敌人12个团，1万多人，攻克了嘉陵江西的九座县城，控制了北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到梓潼、北达川甘边界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在红四方面军战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为了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王树声率部向川西行动，经由江油、青川、白川等县到达茂州、威县地区。不久，奉命担任后卫，阻敌胡宗南部南犯，有力地掩护了四方面红军和一方面红军在懋功达维胜利会师。1935年7月，他又奉命率部进驻毛儿盖。此时，他对张国焘散布对党中央的不满情绪和挑拨一、四方面军关系的流言蜚语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抵制，还主动向毛泽东和朱德汇报请示工作，表达了对党的信赖和忠诚。
长征途中，他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特别是1936年6月，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两次爬雪山、三次过草地，挨饿、受冻，王树声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时刻想着部队，想着战士，照顾伤病人员，鼓励他们跟上部队。在他和各级干部带动下，干部战士咬牙坚持，忍饥饿、战严寒，战胜了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按照预定计划进入甘南地区。10月，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而王树声因对张国焘的军阀作风不满，由第31军军长职务降为总指挥部教导团团长。
三、立场坚定誓志延安，太行山上斗顽袭寇
根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的命令，1936年10月，王树声按照宁夏战役的计划西征，他率领红四方面军教导团渡过黄河后，即随第9军行动。部队在无后方、无援军、无弹药补给的情况下，首战一条山、锁罕堡；再克打拉牌、镇虏堡。西路军在初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因敌人是顽固反共的马步芳的马家军阀，他们多为骑兵，且多年盘踞西北，作战机动灵活，几仗下来，就使长途奔袭，又无根据地的红军陷入被动，最后不得不放弃宁夏战役的最初计划。1936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电令渡河红军组成西路军，任命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王树声为副总指挥，率部西进。
◆1939年冬，晋冀豫军区司令员王树声（左）在辽县芹泉村。
于是，西路军再振旗鼓，分三个纵队向西挺进。王树声仍随第9军行动，在左翼由镇虏堡向古浪推进。第9军将士进至柴洼地后，激战横梁山，力克古浪城；在马家军倾全力围攻古浪城时，他们先依托城垣，大力耗敌，继又巷战肉搏，重挫顽敌；在古浪城坍塌，不利防守时，第9军奋力反击，从古浪突围，进驻永昌城。随后，总指挥部决定王树声兼任第9军军长。他率部在永昌城沉着应战，据城抗击，歼敌2000多人，先后共40余次杀退马家军的进攻。在永昌战斗的同时，敌人重兵猛攻山丹城的5军和永昌城外的红30军阵地，使西路军由过河时的2.1万人，减至1.5万人，战斗力大大削弱。
在苍茫的腾格里大沙漠，西路军遭受着更严重的损失。先是驻守高台的5军军长董振堂以下3000多人，在高台失陷后大部壮烈牺牲；救援高台的骑兵师受阻，师长、政委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总部直属队连遭敌手。王树声率第9军进驻倪家营子后，西路军全部人马，被数万强敌团团包围于倪家营子地区的40多个屯子，处境险恶。中央虽有东返的指示，但马家军凭借其优势骑兵的拦截，使西路军东进避战将面对更大的危险。只有暂时集结，方为上策。然而，倪家营子并非是西路军的福地，顽固的马家军和王树声率领的第9军及其他兄弟部队几经攻守后，使西路军转移到康隆寺南的石窝地区时仅有不足3000兵力。
为了保存实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主持召开会议，决定将余部分为三个支队就地游击。而王树声率第20团及骑兵两个连，约700多人依托祁连山开展游击、坚持斗争。会议还决定陈昌浩和徐向前另分为一路，脱离大部队，往东潜移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情况。同时，为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王树声率领右支队，掩护徐向前及左支队转移，吸引马家军兵力。在黄番寺地区右支队先与马家军的马彪部激战，又接连打退了在强大炮火掩护下马家军两个旅的10多次进攻，终因寡不敌众，指战员迭经苦战，弹乏粮绝，大部壮烈牺牲。王树声只得率突出重围的30多人在祁连山打游击。在一次次的遭遇战中，在不停的战斗和减员中，王树声率先竭力拼杀，突出祁连山时，他的身边已不足10人。他又把身边人员分为两组，决意返回陕北，誓志延安。
王树声带着原9军骑兵师师长杜义德、营长谭云保和警卫员为一路，穿越浩瀚如烟的腾格里大沙漠。但马家军仍不时对他们进行袭扰，为了减少目标，王树声又把人员分为两组，他带两名警卫员继续行进。不久，他们再次遭遇敌人，三人再次被冲散，最后他成了地地道道的“光杆司令”。面对“腾格里，大无边，太阳晒得冒青烟。刮风天地转，尘土江河翻。飞鸟不敢过，骆驼也寒颤，神仙进去也难返！”的茫茫戈壁，他只有一个信念：到延安去，找到党中央。在极度艰难的返途中，王树声又幸运地遇到一位叫俞学仁的好心老人，一直护送他到了陕甘苏区的固原县。毛泽东听说王树声归来，就挂电话亲切地对他说：你回来就是胜利。不久，毛泽东专门派人接王树声到他的住处。本来，王树声是抱着“负荆请罪”，甘愿接受处分的想法去见毛泽东的。不料，和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就握住他的手说：你吃了不少苦头，回来了就好！毛泽东还亲自介绍他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
抗大毕业后，王树声又申请到马列学院继续深造。1938年冬，他从延安出发到抗日前线，任八路军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1939年6月，司令员倪志亮去延安学习，王树声代理军区司令员。年底，国民党军第97军军长朱怀冰充当华北地区反共高潮的急先锋，在蒋介石指使下大举向晋冀豫根据地进攻。按照八路军的统一部署，王树声率领先遣支队第一大队为左翼，配合中央队和右翼队向朱部发动进攻。先遣队在战斗中英勇顽强，猛冲猛打，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使顽军溃不成军，一举歼灭顽军和地方武装近万人。
晋冀豫军区撤销后，王树声任太行军区专职副司令员，主持军区日常工作，司令员由刘伯承兼任，政治委员由邓小平兼任。在著名的百团大战中，王树声一方面组织地方武装全力配合刘邓主力作战，同时负责军区的后勤保障工作。在他和军区其他领导的努力下，在百团大战的三个半月中，太行军区军民配合第129师主力共击毙日伪军7500多人，破坏铁路240公里、公路500余公里。全区民兵参战近6万人次，独立作战500多次，配合正规军作战52次，毙伤俘日伪军145人，破坏桥梁12座，烧毁火车头8个，车厢142节。
在太行军区召开第二次武装干部扩大会议上，王树声代表军区先后作了关于军区工作的报告和会议总结。他在报告中指出，1941年的华北战争形势更加严峻，敌人会集中更多的兵力对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和“清剿”，日本侵略军会加强其“囚笼政策”，对根据地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力战。与此同时，国内投降内战的危机会空前加重。抗日军民随时会被“寇奸夹击之可能”。同时，他指出，没有强的营兵和民兵组织，便没有广泛的游击战争，就没有广泛的抗日根据地。所以，1941年太行军区建设的任务，是加强营兵和加强民兵自卫队的工作。会后，太行军区迅速掀起了参加民兵的热潮。到1941年9月，太行区民兵由1940年底的1万人发展至4万多人。
四、飞渡黄河再击敌寇，武汉剿匪又挑重任
遵照中央的安排，王树声于1942年9月从太行军区赶回延安，参加了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1944年，日本为了其海上交通被盟军切断后，能经过中国大陆交通线补给在南洋的日军，遂调集主力，于4月发起打通平汉路南段交通的河南战役。面对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军队是节节败退，仅仅37天，郑州等38个重要县市就相继沦陷。为了保卫西北大后方，沟通陕北、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中共中央决定在河南建立抗日根据地，任命王树声为河南抗日军司令员，戴季英为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他们根据中央的指示，于1944年11月奉命率领河南人民抗日军第三、第四支队由延安出发，经太行、太岳根据地向豫西敌后挺进。
王树声和戴季英率部翻越中条山，来到黄河岸边。黄河自古就是人间天险，此时的黄河更是河水滔滔，浮冰如山，即使有船也难以渡河。而且，身后还有大批敌人分两路向他们夹击而来。面对黄河天险，王树声亲自出马访问老船工，选择渡河点，决定乘夜间寒风凛冽之时渡河。在当地群众引导下，战士们每个人还带了一帽子沙，他们边走边撤，有效地防止了冰滑，大队人马顺利地过了河。敌追兵赶到时，只好望河兴叹，看着块块浮冰而乱放枪炮，却无可奈何。
王树声率部“飞渡黄河”，沿途群众拍手叫好，争相传说：从古到今，黄河封冻了两回，一回是汉代刘秀过河，走的是这条冰路，过河后，冰就开了；再一次，就是这回八路军过河，敌人到达岸边时，河又开了。真是天遂人愿啊，河南人民福气来了！进入豫西，挺进嵩山后，王树声与先期在那里坚持抗战的皮定均、徐子荣的部队会合，组成了河南军区。他带领军队，紧紧依靠人民，以嵩山为依托，深入敌后，首先通过打“土围”，斗顽敌，迅速扩大并开辟了河南抗日根据地，圆满完成了党中央派遣王树声南下的战略意图。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树声指挥所属部队在中原大地上纵横驰骋，大胆出击，从日伪手中接收了许多失地和要塞。他奉命南下桐柏山，与新四军第5师会合，组成新的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同时进驻大别山的北麓泼皮河地区。为了击碎蒋介石“七一全歼中原军”的迷梦，1946年6月，王树声率部全线出击，分路突围。他指挥第1纵队第15旅第43团和第44团，由广水突破敌人飞机掩护、装甲车巡逻、步兵重兵把守的汉江，于8月初进入鄂西北，创建了以武当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成立了鄂西北军区，王树声任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领导鄂西北人民和军队，坚持斗争，有力地支援了西北、华北战场，为全国战略反攻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1949年，在武汉这一中南重镇解放后，王树声率部和其他兄弟部队一道进驻江城，被任命为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同其他地方一样，湖北解放后，百废待举，但首要任务就是肃清土匪，安定民生。大军南下后，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不甘心失败，于1949年5月先后派遣汪宪、樊迅等人，携带电台潜入大别山，组织土匪武装，成立“华中剿总豫鄂边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汪宪任中将总司令，袁成英任副总司令，樊迅任参谋长，到8月，土匪共达1．7万人。这些土匪建政权、扩武装、征粮款、散谣言，同时，他们大肆袭击人民政权和剿匪分队，杀害革命干部、军人家属和普通民众。
为消灭大别山股匪，华中军区决定成立由湖北军区组成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王树声为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9年8月，王树声在武昌召开了鄂豫皖边剿匪工作会议。对剿匪的方针任务、步骤、战术、策略以及政治工作，进行了部署。他强调：要剿匪、反霸、发动群众三管齐下。在具体步骤上，他认为，当股匪大量存在时，采取以军事进剿为主结合政治攻势；当股匪被打乱、打散时，则采取分散驻剿、清剿，以开展政治工作为主，达到清除散匪，收缴匪枪，瓦解匪众的目的；经过分散清剿，土匪更加分散隐蔽后，部队要大部分转为工作队，发动群众开展清匪反霸斗争。
在王树声和剿匪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各部队普遍进行了深入动员，广大指战员士气高涨，剿匪局面迅速打开。到1949年10月1日就捣毁了土匪在大别山的最高指挥部，并活捉了汪宪、袁成英、樊迅等匪首。仅仅三个月，就“歼灭土匪一万二千多人，基本上消灭了百人以上较集中的股匪及大部重要匪首。”次年，王树声升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担负起全省的剿匪任务。到1952年底，共剿灭土匪6.4万人，使湖北省的匪患被彻底肃清。
五、装备建设追求现代，军事科研尽职尽责
王树声喜欢操枪弄炮，但他也没想到，1955年3月，被正式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使他有机会“做一名名符其实的军械技术干部”。军械部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建立军械管理和技术保障体制，是军械部的基本任务。王树声上任后，首先狠抓了军械系统的政治工作。将原来的政委办公室下的各个科改为处，同时增设学校教育处，为加强军械系统的政治工作提供了保证。1955年9月27日，他在中南海怀仁堂被授予大将军衔，同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为了尽快改变军械技术力量缺乏、管理力量薄弱、保养统计制度尚未建立的现状，王树声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从召开各种会议到技术大检查，从人才的培养到各项制度的逐步建立，从对军代表工作的关注到军械科学的研究，他殚精竭虑，身先士卒。到1958年底，我军的军械工作出现了“突飞猛进万象更新的气象”。
王树声在被免去总军械部部长职务，专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一段时间后，于1959年11月，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院长为叶剑英元帅。在军事科研岗位上，他首先承担了筹建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的重任。教研馆的任务就是要用实物、图表、电动解说等直观教学法，使部队中高级干部尽快掌握现代化军事技术知识，研究技术与战术的结合、合成作战指挥等问题。在王树声的精心策划和组织领导下，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于1964年下半年建成。建成后，先后参加集训的军长、政委、副军长以下干部174人，完成了465名学员的教学任务，接待了4360名军内外人参观。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亲临技术馆视察，称赞技术馆是培训军队高级干部的好场所。可惜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一伙下令砍掉了。
在十年浩劫中，王树声受到很大冲击，被批斗、打骂。他始终牢记毛泽东的教导，一方面对自己的缺点进行自我批评，但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他恨之入骨，不但对他们迫害叶剑英的各种阴谋诡计，采取了各种办法加以抵制，而且同他们展开了极具个性的斗争。有一次，他参加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在北京饭店七楼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会后，同李先念等人乘电梯下楼，没料到，姚文元也在其中，并向王树声伸出手打招呼，他却脸一沉，转过身去，只和李先念握手，弄得姚文元尴尬不已。
受林彪等人的诬陷，叶剑英于1968年不得不离开北京。军事科学院的工作实际由王树声主持。在负责一些条例条令的修改工作中，王树声不但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指示，多次深入基层调研，在修改过程中，他坚持走群众路线，强调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注重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对军队建设的影响，在他的指导下出版的条令条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发为干戈白，心于社稷丹”，是王树声一生的真实写照。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1927年11月，他和吴光浩等指挥农民自卫军参加麻城起义，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当国民党反动派进攻黄麻地区，“围剿”鄂东军，悬赏捉拿王树声时，他仍坚信革命的红旗不倒。在他化装寻找党组织和鄂东军的过程中，是周大娘用大儿子的生命去顶替了王树声，这也成为王树声“九死一生找红军”动人故事中最让人感动的一幕。西路军失败，王树声只身一人穿过沙漠、戈壁，沿路乞讨，最后在昏迷中又是一位老人救了王树声，并最后把他送到根据地。是人民一次次救了王树声，王树声的一生也是屡挑党和人民赋予重任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在王树声病重时，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毛泽东看望他时说：树声同志，党中央、毛主席了解你，我们了解你！你是党的一个好同志，为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你是鄂豫皖的创始人之一……。王树声摇着头，流着热泪说：“我不能算！不能算！”
1974年1月7日，就在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看望了病重的王树声，并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的五天之后，这位为创建新中国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功勋卓著的大将军，与世长辞了，享年6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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