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宣布将在1956年下半年举行中共八大的决定以后，各项准备工作就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开始了。在各项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就是起草八大政治报告。因为中共八大政治决议是在审议和讨论八大政治报告的基础上形成的。八大文献的起草和修改，始终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领导下集体进行的。作为八大纲领性文献的政治报告稿，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反复修改，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是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使政治报告日臻完善，毛泽东在筹备过程中对它反复修改，下了很大工夫，倾注了许多心血。
（一）
为起草中央提交大会讨论的五个主要文件，当时中央成立了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和修改党章报告及党的章程起草委员会。前者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后者有邓小平、谭震林、刘澜涛、杨尚昆等人。周恩来则亲自组织国家计委的人员起草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建议报告。这些报告、文件，经过起草小组和中央领导层多次讨论和修改后，有的还组织各省、市、自治区及军队、中央和国家机关各方面人员在较大的范围内讨论，征求意见。前后经过一年左右时间的准备，于1956年8月中旬基本拿出来，提交党的七届七中全会进一步讨论。
◆中共八大会场。
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是由毛泽东确定的。起初，他为政治报告提出的指导思想是：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并且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毛泽东对中国现状的深入调查研究和当时苏联斯大林问题的暴露等，引发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一系列新的认识和思考。 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拉开了全党从“以俄为师”向“以苏为鉴”伟大思想转变的序幕，为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提供了新的指导思想。他在讲话中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十种关系和矛盾。为了肯定正确的，批评错误的，毛泽东在讲话过程中处处把中国与苏联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并且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前景充满信心。
此后，刘少奇在主持起草八大政治报告初稿的过程中开始明确地以《论十大关系》作为指导思想。关于这个问题，1958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也明确地谈到：“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提出的。”
据邓力群回忆说：少奇同志开始准备八大的报告，首先是要陈伯达起草。陈伯达的报告稿出来以后，他就找胡乔木看。胡乔木看了以后，说这个报告作为一个学术报告是很好的，但作为党的政治报告不行。少奇同志说，那好，你去改。修改了两次，也没改好。这期间，毛主席在少数人的范围里讲了关于十大关系的观点。毛主席讲完后当晚大约10点多钟，少奇同志赶紧把我们这些人找去，说，唉呀，这个政治报告改来改去，乔木也搞不透，现在毛主席讲了十大关系，问题解决了，就以十大关系为我们这个报告的纲。“八大”报告，以后就是按照这个精神，由胡乔木改的。可以说，八大报告是少奇和毛主席两个人密切合作形成的。
根据这个指导思想，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八大政治报告的重点。他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建设。”
◆毛主席致开幕词。
毛泽东对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多次逐字逐句地认真推敲和反复修改。根据有关专家对现有八大政治报告的修改情况的统计：“在保存下来的八十多份修改稿中，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就有二十一份。”事实上，从1956年7月初刘少奇主持的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写出第一稿之后，毛泽东就开始直接主持对八大政治报告的讨论和修改。从7月6日到14日，毛泽东先后六次召集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政治报告初稿；15日和19日他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7月23日以后，中央主要领导移往北戴河继续商讨修改政治报告。
尽管这样，到8月22日时，刘少奇提交给中共七届七中全会讨论修改的政治报告文稿仍然长达九万多字，距离毛泽东提出的将政治报告缩减到三万字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此后，虽然继续经过反复的修改，毛泽东仍然对其中的建设部分、国际部分和党的部分很不满意，仍然要求周恩来、陈云、张闻天等再作修改。八大开幕的前一天，即9月14日凌晨六点，毛泽东还审阅了前一天刚刚修改排版出来的政治报告文稿，并且作了少量的文字修改。
尽管毛泽东对最后提交给八大的政治报告文稿不是很满意，但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讲话中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和观点都在报告中得到了比较准确的反映。八大政治报告在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原创思想的基础上，吸收和汇集了党内党外各方的意见，代表了当时全党在认识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道路上取得的最高认识水平。
（二）
1956年7月6日到9月8日，毛泽东先后在北京和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等多种类型的会议，前后共有19次之多。
在修改过程中，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反复交换过多次意见。直到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还在9月6日到8日，连续三天，分别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伯达、胡乔木研究政治报告的修改问题。
◆刘少奇作政治报告。
8月中旬，毛泽东对刘少奇于1956年8月14日送给他的政治报告修改稿中“党的领导”部分所作的修改中加写：“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残余思想消灭以后，社会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人们的主观与客观世界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这又是人们永远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性的原因。”8月21日，毛泽东对有刘少奇21日写的“今日12时前印好”的政治报告修改稿进行审阅，着重对其中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两部分作了13处修改。
就在8月22日召开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等领导人认为，八大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即政治报告写了9万多字，太长。毛泽东表示：要砍掉三分之一，打乱重分。怎么修改？毛泽东提出，主要从三个方面改：“一是大势，二是细节，三是文字，凡有意见的都在这个本子上批。”刘少奇也提出：“其中有一些部分恐怕需要重写，就是要推翻，打乱重分，重新再搞。”重写政治报告，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部分就特别需要慎重处理。9月10日，周恩来细读了由外交部同志起草的国际问题部分的修改稿后，给起草委员会的胡乔木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修改意见：“我以为这部分题目或者叫‘国际关系问题’，或者叫‘我们在国际关系中的政策’，而不宜叫‘加强国际团结’。内容先讲形势，后讲任务。”关于怎么讲形势和任务，他还提了一些明确的修改建议。经过大家共同努力，重写后的政治报告，砍掉的不止三分之一，而是二分之一。国际关系部分，基本框架接受了周恩来的修改意见。
毛泽东一直很重视政治报告的内容，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刘少奇政治报告的修改上。为此，在八大筹备期间毛泽东发出的24件信函中，大部分是写给刘少奇的。整个修改过程，洋溢着民主协商的和谐气氛。从现在保存下来的几份批件上，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8月24日，毛泽东对八大政治报告稿的“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问题”部分作比较集中的修改。修改后致刘少奇：“此件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拖累的地方，还可以删节一些，可待下月上旬去做。”
8月30日，毛泽东阅审刘少奇本日提交的政治报告第三次修改稿的各部分编排顺序稿后，致刘少奇：“可以这样编排，将来再考虑是否变动。”另外提出：“在国防问题上可以讲几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的鼓励话。”
8月31日，毛泽东对政治报告稿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部分审阅后，于3时写了如下批语：“伯达同志阅后，即送少奇同志：此部分改得很好，可以作为定稿了。我只作了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请伯达即行着手对‘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修改，在九月五日以前改好，打清样于九月五日晚上送阅为盼！”5时又批示：“即退胡乔木同志阅后，即送少奇同志阅。此件修改得很好。我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第七页上有一个问题，请乔木注意。”6时，毛泽东再批示：“乔木同志：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8000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谈时和其他部分编辑付印。”
（三）
到了9月上旬，离大会召开的时间步步逼近，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赶制各项工作的步伐加快，真正呈现出快马加鞭、只争朝夕的极度紧张高效的景象。9月4日，政治报告中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部分修改好以后，毛泽东特地嘱咐陆定一送给陈云征求意见，并要在5日晚10时以前将陈云的修改意见送给他看。9月5日，陈云写信给毛泽东：“有几个地方与定一、乔木商量后改了一下。商业一节，还有一些修改，稿子在乔木处，由他改好后送我看，再送你。”9月6日凌晨2时前后，毛泽东阅审政治报告稿“社会主义建设”部分。在看了陈云送来的部分修改意见，再次作了修改，并向胡乔木催要尚未送来的有关商业的一节。他在批语中说：“即送乔木同志：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7时，又写了批语：“伯达同志：周总理及洛甫同志今日开始修改政治报告，请你与总理联系，或即与总理处合并举行。”当日，周恩来和张闻天（洛甫）、陈伯达、章汉夫、乔冠华一起，商谈对政治报告稿中目前形势部分的修改。
◆出席中共八大的代表步入会场。
9月7日6时，毛泽东致周恩来：“政治报告头几部分修改了以后，请你继续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这几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毕，今晚一定要交付翻译，否则就来不及了。修改时请与伯达联系。”同时，毛泽东又致胡乔木：“国家问题这一部分，也许你可以在一天内修改好，困难问题不很多。但对肃反问题写得太简单，没有提党对反革命分子的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处理政策，请加注意。不知15页上还有这个问题的话没有?”7时，毛泽东致陈伯达：“‘改造’、‘建设’两部分乔木改稿，我看可用，不须大改，但小改是必要的。务请你们在今日加班加点，请于今日晚上十二时以前全部改好，交我看过，再送刘少奇看过打样，于明日上午交付翻译。我们请总理同时修改，请你与他联系，于晚上九时以前索取他的改样，由你酌量采取。头二部分（指“序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三部分）今日也要争取改好，我已告总理注意，改好后交你。”10时，毛泽东致周恩来：“政治报告的头三部分，请你主持，于今日改好。形势部分，可以大修或重写。但请于今晚十时前，交伯达看一下，然后交我。‘改造’、‘建设’两部分请你与富春一道修改，请需于今日修好，于晚上9时交伯达汇总。以上各部分我和少奇看一下以后，必需于八日上午交付翻译。你担任的建议和报告两件（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亦须九日交付翻译，请将最后修改于八日交我看一下。”10时，毛泽东再致胡乔木：“‘国家’部分内容贫弱，和‘改造’、‘建设’、‘党’各部分量不相称，似需大改。请你将一、二次稿看一下，好好想一下，再行动手。如今日不能完稿，可于明日完毕。如你需要，可找彭真、瑞卿谈一下。” 于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修改政治报告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除对一些数字进行核准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中增写了：“应当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9月8日9时，毛泽东致刘少奇：“恩来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如你同意，请饬人将改处准确地抄在一个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译。”9月9日8时，毛泽东致杨尚昆：“少奇同志修改处请交翻译注意照改。改印，暂可等一下，待各同志修改意见上来，汇总修改，并经少奇和我看过后，再行付印。”9月10日5时，毛泽东致陈伯达：“国家生活部分，读改时，请邀彭真、罗瑞卿、董老三同志参加，今日改毕，照前抄三份，分送刘、周及我。”
9月12日2时半，毛泽东对政治报告稿作了一些修改后致函刘少奇：“同意你的修改。我又修改了一些，另有两处是和乔木、伯达商量修改的，请酌定。周总理今晚没有时间看此件，他在改他自己的报告。因此，请即将这一部分的两个改本合在一处，立即付印，付翻译。同时印发全体代表，请他们提意见，于九月十三日下午交中央。”
9月13日7时，毛泽东阅改了刘少奇修改的政治报告稿之后致函刘：“这些修改都很好，可以即刻付印，付翻译。只是‘国际关系’第六页，‘以不同的方式（有的是在经济上，有的是在政治上）’这一些新增的字，可以不要，以求与周总理报告一致。这原是我提议的，现觉应该取消。请酌定。”
直到八大开幕的前一天，9月14日2时，毛泽东对政治报告稿的国际部分和党的部分又作了修改后致刘少奇：“(一)国际部分的一段增加和其他一些文字修改，请即令人抄正翻译，并另打清样。(二)党的部分，本日十二时前伯达等修改，已要他们直接付翻译。”“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送我看了。”6时，毛泽东又致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一）‘党的领导’部分，看了一遍，可用，估计不会有太多的修改了。但是一定还会有一些修改。我们都要睡觉。你们在上午十二时以前改好后，直接交尚昆付翻译和付印。我们起床后再看改样好了。(二)开幕词又作了一些修改，已去打清样送你们，请再斟酌，于下午交我为盼。”同时又致杨尚昆，指示他把政治报告中“党的领导”部分，即交帮助翻译的外国同志去作翻译，不要等候修改。并嘱：“总理报告的翻译工作，亦请抓紧。”
（四）
类似的来往信件和批示还有一些，都是毛泽东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平等磋商、共同修改审定八大政治报告的历史见证。
毛泽东对八大政治报告作了极为认真的修改。其中，毛泽东最重要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个地方：
第一，关于党的中心任务。在政治报告里，这样写道：“目前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依靠业已组织起来的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这段表述，经过了毛泽东的认真推敲和斟酌。
第二，关于防止个人突出。在政治报告的初稿上，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还应该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毛泽东同志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大城市以前，就号召共产党员不做寿，不送礼，在中央和各级负责同志外出工作或作其他活动的时候不许组织欢迎欢送，不许献旗献花，不经中央同意不许以人名为地方、机关、企业等命名。”毛泽东看了这段话，感到没有点出问题的实质原因，在一旁批道：“要讲一讲理由：即为了不要个人突出。”
正是本着这个精神，在八大政治报告“党的领导”一节中，加强了关于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的论述。而且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把防止对于个人的神化，作为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内容。
第三，关于解放台湾的方针。在政治报告“国家的政治生活”一节里，郑重宣布：“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这个重要决策，是1955年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作出的。
在修改这部分内容时，毛泽东加写了两段十分重要的话：“解放台湾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则，昭示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第四，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争取持久和平。政治报告中，有“国际关系”一节，提出了“争取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的总方针。毛泽东对这一节反复作了修改。
◆中共八大会场。
毛泽东在修改稿上，曾经加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支持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我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今后还应当做更多的工作，争取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使它们更加发展，以有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也就有利于我国的建设。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要做到的。”
这段重要的思想，在修改定稿后的政治报告中，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发挥。
（五）
毛泽东对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虽然没有像政治报告那样投入巨大精力，反复修改，但也同样认真审阅过。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里，专门谈到修改党章问题。他说：“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还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很快被吸收到党章修改稿里。5月28日，邓小平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党章修改稿交各地方、各单位讨论的通知》，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常任制和增设几个中央副主席、设立另外性质的书记处等问题，提请各地党委主要负责人讨论。《通知》指出：“在党章修改稿中，有两个问题请你们特别注意：（一）修改稿中规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采用常任制度，并且规定各级代表大会每年开会一次。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请你们考虑这种制度是否适当。（二）……关于中央机构问题，曾考虑到两种形式。一种是保持原来性质的书记处，增设一个副主席或者不设副主席；一种是不设原来性质的书记处，增设几个副主席，并且设立另外性质的书记处或者其他名义的组织。请你们考虑哪一种形式较好。”
◆中共八大闭幕式主席台照片。
两个多月后，党章起草委员会在收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党组、党委的意见后，形成新的党章修改稿。8月5日，邓小平向毛泽东报送中央领导机构设置方案即党章第37条草案，该条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且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
毛泽东审阅该条时，在“副主席若干人”后加写了“和总书记一人”6个字。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党章修改稿作了修改，准备提交八大讨论通过。8月27日，邓小平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修改稿）提交起草委员会集体修改。当日，邓小平嘱杨尚昆将该稿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连夜将送审稿进行了审改，并在稿子的首页上写下如下的批示意见：“此件看了一遍，觉得大体可用。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你们酌定。第23页批了一点修改的意见，请考虑。许多句子太长，不好读。我在第23页的一段中试增了一些标点。”
毛泽东所作的修改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在报告第一部分的第一段，“这个草案，同第七次大会所通过的党章比较起来，并没有根本原则上的不同，但是，在具体内容上却有了很多的改变”之后，加写了“其中包含一些带有原则性的改变”14个字；另一处是在报告倒数第四段分析党胜利的原因时，在“要归功于人民群众对于我们的信任和支持，要归功于全体党员的艰苦奋斗”前面，加写了“首先和最主要地”7个字。这两处修改意见，邓小平都采纳进了1956年9月16日向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修改稿）第23页在论述党内民主并未因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开得不经常而受到影响的理由时，列举了一系列重要会议。
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批了两条意见：一条是“1955年3月的全国代表会议应在此处提出”；另一条是“没有说1953年的财经会议和粮食统购统销会议，也没有说1949年的扩大的二中会议”。邓小平据此又加写了这四次会议。
9月10日22时，毛泽东对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又作了推敲之后，写了批语：“退小平同志两件，改处看过，同意这些修改。我只在第三条觉得应添三个字，请酌定。”
毛泽东对八大上述三个报告的准备和修改过程，十分满意。9月13日，他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这三个报告的修改过程时，他讲到，报告起草的过程，是民主讨论、民主决策的过程。他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这三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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