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民主党分为左、中、右三个派别。其中右派以艾伯特、谢德曼为代表，较为推崇民族主义，不但支持战争政策，还反对暴力革命政策，主张与资产阶级妥协；中派以考茨基、哈塞等人为代表，虽然反对右派的观点，但实际上站在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立场上，与右派一样叛变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左派以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为代表，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因其出版的秘密政治通讯《斯巴达克信札》，所以又称斯巴达克派。1917年，随着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思想进一步分裂，中派宣布脱离社会民主党，并成立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随后斯巴达克派也在组织上加入独立社民党。
一战时期，德国容克贵族和垄断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把底层人民拖入了战争泥潭。对统治阶级来说，士兵、底层民众只是他们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而已，如蝼蚁般不值一提。因此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对被统治阶级来说，要是不想无意义地做炮灰送死，要想结束战争并早日实现和平，那就只有革命斗争这一条路可走。在这种情况下，濒临崩溃的德国，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各地屡次出现有数十万工人参加的罢工、游行活动。1918年1月，柏林再度爆发了有数十万工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活动，对战争不满的情绪在士兵群体中也迅速蔓延。士气下降到最低点的德国水兵们终于在1918年的11月3日打响了十一月革命的枪声。
一、十一月革命失败的过程
1918年10月28日，德国总参谋部准备下令基尔港水兵出海迎战的流言引起了水兵的不安，因而零星产生了几起示威活动。11月1日，水兵们在基尔的工会中心开会，并决定于第二天举行公开会议，但是政府警察迅速于2日占领了工会中心。一位曾在1917年被判处五个月监禁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党员提议在3日进行街头示威。尽管工会负责人呼吁各方保持冷静，但11月3日当天，在街头示威的水兵们已经和政府巡逻队发生了流血冲突，共有9人遇难、29人受伤。这次流血事件惊动了汉堡当地政府驻军，而且这么一来，水兵们便再也无法回头了。
基尔港的水兵迅速控制了港内军舰，并成立了水兵苏维埃，同时接管了舰队指挥权。汉堡城内的工人阶级也积极响应水兵发动的起义，与水兵共同成立了全德第一个“工兵代表苏维埃”。很快革命的烈火从基尔港蔓延至全德各地。
在柏林，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也给政府下了最后通牒，强烈要求威廉二世在8日中午前退位，否则他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不会负责。但德国皇室直到最后一刻仍然犹豫不决，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无奈把最后期限延长到了9日，但此时，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控制。
11月9日凌晨开始，柏林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人民起义。从当天黎明开始，便不断有人加入到游行示威队伍中去。斯巴达克派、独立社会民主党以及革命工长组织决心联合发动起义，分别占领皇宫、警察局、卫戍司令部等柏林重要地点。在这场有几十万人参加的起义中，绝大多数政府士兵并没有拿起枪对准愤怒的人民，而是和群众一起加入了革命。
群情激愤下，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菲利普·谢德曼被迫在国会大厦作出了成立共和国的决定，并大喊“伟大的德意志共和国万岁”；而另一方面，左派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也在皇宫的一辆汽车车顶上也宣告成立了“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时他还跑到霍亨索伦家族寝宫的阳台上，发表了一场更加充满激情的演说。而曾经试图阻止革命的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从9日起被巴登亲王任命为总理，并在10日通过柏林的苏维埃得到了正式任命。
值得一提的是，十一月革命的爆发是具有突然性质的，因此无论是独立社会民主党还是斯巴达克派，都没有做好迎接革命的准备。虽然三派都没有做好迎接革命的准备，但对于停战这一点，三大派别却达成了共识。很快在11日，革命政府便和协约国签署了停战协定。只是在11月9日同一天内，柏林同时出现了关于共和国的两种不同声音，隐约有“一个国家，两个政府”的趋势，这似乎也昭示着这场革命未来的命运。
而随着德国皇帝的被动退位，三派在国家建设上的分歧也愈来愈严重。德国各地成立的苏维埃，尽管不能和十月革命后俄国各地的苏维埃相提并论，但不少地区如汉堡、慕尼黑、不莱梅等地的苏维埃由赞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控制着，似乎形势一片大好。这个时候，罗莎·卢森堡在报纸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德国革命的任务，其问题不是民主制还是君主制的问题，而是选择资产阶级民主制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制的问题。
李卜克内西为首的斯巴达克派也强烈要求建立一个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并在德国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但中派和右派却强烈反对这种思想，对李卜克内西的这种思想产生了极大的恐慌。社会民主党人仍然试图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独立社会民主党虽然对社会民主党的一些主张感到不满，但也不想建立苏俄式的政权，这样一来，激进的斯巴达克派在关于政权建设上的话语权明显落在了下风。
艾伯特政府自成立以来便是一个反动的政府，它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不仅仅是妥协，甚至是合作。虽然政府一开始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失业救济、给予妇女选举权、言论自由、取消书报检查等政策，但实际上并未触动原有资产阶级的太多利益。至少重要的宣传工具，比如不少报刊、出版物仍然由反工人阶级势力所把持着。更无耻的是，艾伯特政府还和军方以及协约国势力开始密谋铲除德国国内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因此，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着被国内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的风险。
12月16日，在“全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斯巴达克派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败，不但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未能以代表身份出席大会，甚至在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决议上也有艾伯特为首的社会民主党所把持。这场大会决定于次年1月19日选举制宪的国民议会，留给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时间不多了。12月29日，斯巴达克同盟（当年11月11日改名）脱离独立社会民主党，正式成立德国共产党（斯），而同一天，独立社会民主党也脱离反动的艾伯特政府。随着临时政府内部进一步的分裂，军队内部也开始分裂成革命派和反革命派，内战似乎变得不可避免。
1918年的平安夜那天，德国人民海军师和支持艾伯特一方的军队爆发了流血冲突。而该月的稍早时候，军方成立了反布尔什维克、反革命的“志愿轻步兵自由军团”。1919年1月4日，艾伯特政府强行解除了独立社民党人、革命同情者艾希霍恩的柏林警察总监职务。艾伯特政府的这一举动，让德共（斯）和独立社民党有如坐针毡之感。6日，在德共（斯）和独立社民党联合领导下，柏林爆发了反对艾伯特政府的大罢工，反艾伯特方和艾伯特方都号召支持自己的工人走上街头打倒对方。双方在冲突开始后，一度有谈判的做法。但所谓谈判，只不过唬人的把戏而已，这时左派和右派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谈判也迅速破裂。艾伯特政府开始动用上面所述的“自由军团”血腥镇压革命群众，一时间内，柏林被白色恐怖笼罩，遍地都是革命者的鲜血。
自由军团大举搜捕革命领袖时，部分革命人士逃离了柏林，但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都选择了留下，拒绝在柏林工人被镇压时离开柏林。自由军团逮捕两位革命领袖后，迅速地将他们杀害，事后还诬陷李卜克内西因企图逃跑而被打死、卢森堡在押往监狱途中被不明人士拦车拉下打死。
镇压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后，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在1月19日的全国大选中取得了绝对优势，有一半以上的席位由资产阶级势力所控制。2月，制宪会议在魏玛召开。同月，艾伯特和谢德曼分别就任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与总理，并与资产阶级势力组建联合政府。
尽管柏林的一月罢工就此失败了，但德国各地都零星进行着反艾伯特政府的斗争，不过由于没有统一的领导，再加上反动派势力不断壮大，因此逐渐被镇压。1919年4月，巴伐利亚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但共和国仅仅存在了一个月，便于5月遭到了反动派的镇压。随后莱比锡、鲁尔等地的工人运动，也相继遭到政府的镇压。至于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建立的其他苏维埃基层政权，也很快不复存在。革命的烈火逐渐熄灭了。
二、德国十一月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对比
从德国十一月革命的突然性质这点来看，苏俄十月革命与其完全不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从一开始就确定好了进行武装斗争的方针，所以能够迅速建立属于无产阶级自己的军队，以与国内外反动势力作斗争。但十一月革命的突然性质，再加上德国工人阶级因分裂而未能形成统一力量的事实，以及德国工人阶级觉悟度不够高、缺乏武装斗争经验的现象，都使得德共（斯）难以在短时间内组织与反动势力拮抗的武装力量。两位革命领袖的死以及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覆灭，昭示了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失败。就如同辛亥革命一样，十一月革命的果实被反动的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及资产阶级反动派所篡夺了。
（一）德俄革命的相同之处
第一，革命的背景都是本国当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重大的军事失败，国家暴力机器受到巨大损失，统治力大大削弱。
第二，革命最初都是以工人、士兵的自发反抗、罢工、暴动开始的
。
第三，旧政府（德国皇帝和俄国沙皇政府）在这种自发革命中，摧枯拉朽地轰然倒塌，新的政权没有建立起来，而旧的统治秩序已经崩溃，出现了一定时期的无政府状态。
第四，最初的革命者都分为左右两派，而这两派中的主力都曾经是一个工人运动政党内的左右两派，而这两派在旧秩序瓦解后都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还有“中派”，考茨基的独立社民党尽管跟右翼不同，但在革命中采取了居中观望的态度，未能充分利用自身影响力去发动革命，实际上支持了反革命一方；而俄国除了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外，社会革命党也分裂出来左派社会革命党。
第五，革命中都建立了苏维埃，而在自发革命阶段苏维埃都掌握在了右派手里，右派掌握的苏维埃又都试图承认右派组织的临时政府。
第六，右派的临时政府又都受到更反动的政治派别的威胁。俄国发生了科尔尼洛夫叛乱，而德国发生了卡普叛乱。
（二）德俄革命的差别
德国十一月革命失败了，政权落入资产阶级之手；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了，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这是两国革命最大的差别。从导致这一差别的原因入手，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斯巴达克派、德国共产党）与俄国布尔什维克相比，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一个先锋队，缺少经受革命高潮和低潮考验、具有领导基层群众能力的革命家组织，最终导致了他们在十一月革命中的惨重失败。
第一，在列宁按照《怎么办》思路建党之后，卢森堡等人实际上反对建立高度集中、严密的先锋队组织，德国并未推进相应工作，导致到1918年革命爆发时德国没有坚强的领导力量。在俄国布尔什维克之前，世界上并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先锋队。以前的工人政党实际上跟社团类似，都采取一种松散的、“民主”的、自下而上的组织模式，其主要内容包括：宽松的党员发展方式，一般只要申请加入都可以得到批准，甚至可以自行宣布成为党员；党员并不需要加入党的一个组织，可以不受纪律约束；党的纲领又由这些通过“宽松方式”入党的党员“民主”选举的代表“民主”决定。因此哪些倾向能够影响政党走向并不确定，阶级矛盾尖锐的时期革命思想就占上风，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就会更多地进入纲领；而阶级矛盾缓和的时期改良思想就会占上风，修正主义的内容就会更多地进入纲领。即便革命思想写入了纲领，由于这个党是松散的，也无法使全党贯彻这些内容。这样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在和其他思想（比如拉萨尔主义、蒲鲁东主义）在“自由竞争”着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力，而在一个工人运动政党内也是这样“自由竞争”着对党的影响力，各个工人运动政党又“自由竞争”着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力，这些政党又通过议会选举“自由竞争”着对国家的影响力。这样整个工人运动完全处于各种思想的“自由竞争”状态下，根本没有一种思想可以称为国际或某国或某党的指导思想。
而列宁主义的政党是严密的自上而下模式的先锋队组织，其主要内容包括：严格地吸收党员，党员是按照一个确定的马列主义的纲领、章程吸收的；党员必须加入党的一个组织，必须接受严格的纪律约束；党的纲领、章程只有按照纲领、章程严格吸收的党员选举的代表才能够修改。这样就使党的马列主义纲领具有了“确定性”和“继承性”，而严密的党的组织模式，又使这一纲领能够在全党贯彻。列宁主义的“灌输论”又通过党对工人运动的“灌输”，通过先锋队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把这一纲领贯彻于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因此只有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才可能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队，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贯彻于一个党、一国的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以上两种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就是罗莎·卢森堡和列宁之间曾经发生的激烈争论的内容。1904年卢森堡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反对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主张以“自我集中制”代替。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松散，但决定权仍在党中央（主要是中派考茨基），党中央在批判修正主义、抵制帝国主义战争方面一贯模棱两可，又充满官僚习气，卢森堡对此不满已久，因此卢森堡更多的把希望寄托在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基层党员的积极性上。实际上，卢森堡是反对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这就使得卢森堡的“自我集中制”变成了空谈。如果政党要形成全党共同的意志，就必然从地方党组织中选举出中央代表，由全国代表大会来决策革命路线、方针、政策。而如果地方党组织对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持反对意见，在实际工作中不予落实，那必然导致整个党分崩离析、各个党组织各行其是。如果这就是“自我集中制”的话，这同不搞“自我集中制”的状态也没有任何区别，本质上仍然是松散的党团，大家都是来开party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在实践中，“自我集中制”就是一种虚幻的自我安慰剂。
第二，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只局限于在党内和党的右派修正主义分子斗争，却不在组织上独立成立政党。而列宁及时地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右派——孟什维克分子彻底地分道扬镳，组建了马列主义的布尔什维克。1916年斯巴达克同盟成立，尽管在组织上已进行改组，但它仍然不是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仅仅是作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部分，这就妨碍了左派开展自己的革命活动。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直到1917年4月才和右派彻底决裂，而且还在和“中派”一起按照旧的组织模式组成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直到1918年12月才建立了仿效布尔什维克的独立的德国共产党，而这时右派已经对他们举起了屠刀，一个月以后，也就是1919年1月，右派的临时政府镇压了柏林工人的“一月起义”，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也被逮捕杀害。
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虽然在理论上同伯恩斯坦的和平过渡、议会斗争思想进行斗争，坚持暴力革命原则；但是在组织上却没有按照暴力革命的要求去建立党的组织，而是贯彻和改良主义一样的组织模式；也就是说他们在组织路线上和改良主义没有区别。正是这种革命的主张和改良主义的组织模式的错位搭配，决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必然失败。到1918年，李卜克内西、卢森堡醒悟过来时，为时已晚，新组建的共产党人数太少，无法领导群众组织推动革命运动。在十一月革命已经爆发的时候，德国共产党在柏林只有几百人，在大工业中心汉堡还不到70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没有在工人、士兵中单独建立基层组织，与各地的联系也不多。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中仍处于少数的地位。
相比之下，俄国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1905年，布尔什维克已经独立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三大”，修改了党章，贯彻了列宁主义的组织路线。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六大”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形式上彻底决裂，成为独立的政党。因此布尔什维克按照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从1903年到1917年为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进行了长达14年的组织准备工作，才建成了一个可以在二月革命后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革命先锋队。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已经有了八万人，这八万人领导了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大工业城市周围200万产业工人队伍，最终取得十月革命胜利。
可见列宁是主动地为着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做着长期的组织准备工作，而卢森堡等人则是在残酷的斗争驱使下，被动地和右派决裂、再和“中派”决裂，最后才按照暴力革命的要求建立起严密的革命组织，但为时已晚，因力量过于弱小而被镇压。
三、德国革命者失败的教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俄国在1917年爆发二月革命、建立了工兵苏维埃并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布尔什维克党因势利导发动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取得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德国在1918年爆发了十一月革命，也建立工兵苏维埃，可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把持苏维埃、清除左派、镇压革命、颠覆无产阶级政权，最终建立了资产阶级魏玛共和国。同样的革命形势，结果迥异，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核心问题是德国缺乏一支能领导革命运动的先锋队。德国革命者没有及早地同机会主义派别彻底决裂，建立独立的组织。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无法清除党内占上风的机会主义，就应该及时决裂。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党内的右派分子已经赤裸裸地投靠德皇政府、替当局鼓吹帝国主义战争，用“保卫祖国”的口号欺骗工人为资产阶级政府卖命。党内的革命者就应彻底和机会主义分子决裂，建立独立的组织开展工作，以揭露战争的性质、争取更多群众。191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中派”同右派分裂时，斯巴达克同盟决定留在（“中派”主导的）独立的社会民主党内部，作为一个派别开展活动。这种决定也是错误的。在革命中，中派不断为右派叛变行为进行辩护，主张无原则的妥协，左派不同中派决裂，最后付出了惨痛代价。例如1918年12月16日在柏林召开全德苏维埃代表大会，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竭力要求恢复“和平与秩序”，主张召开立宪的国民会议，成立正式政府，“中派”对这些要求表示支持，左派被孤立了。
独立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开始时肯定会有各种困难，但随着战争进程不断深化的矛盾，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群众觉醒，凝聚在革命组织周围。而且这也是党组织不断磨合、锻炼的过程，其中的工作经验、斗争经验都是宝贵的财富。在1918年11月爆发革命时，会有更大的作为，肯定要比1918年底—1919年初才正式建立组织更加从容地领导革命。
我们应当明白，不管是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还是由于无可救药的愚蠢幼稚，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吹捧、对右翼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罪行的粉饰，都是不可容忍的，其传播与泛滥必将诱使众多在未来参与决定一国乃至全世界政治走向的年轻人从进步的一面转向反动的一面、从解放的一面转向压迫的一面、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一面、从共产主义转向反共主义的一面、从最广大劳动工农的一面转向一小撮剥削阶级的一面，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十一月革命的终结与两位领袖人物的殉难无疑是一道重要的舆论阵地，为此我们全体共产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与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应当在今天团结起来，向任何敢于逾越这条底线的人表明我们的立场、证明我们的力量——
绝不容许为罪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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