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党的理论第一刊《红旗》杂志，是在毛主席的直接关怀和具体指导下创刊的。
1955年1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各省市要办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正式提出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问题。同年3月，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决策，在成都会议上被具体化。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主席作出创办党的刊物的正式决定，定名为 《红旗》，并亲笔题写了刊头。
1958年6月1日，《红旗》创刊号出版，发刊词由胡绳执笔，经毛主席审定。同期发表了毛主席的文章 《介绍一个合作社》。
此后，毛主席一直关注 《红旗》的工作，不仅经常向 《红旗》，还对一些稿件提出修改意见，甚至为《红旗》编辑部写约稿信、按语。
从1958年6月1日创刊，到1988年7月1日终刊，《红旗》杂志总计出版544期。作为党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30年间一直肩负着解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的重大使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因其严谨深入的理论分析和鲜明的政治观点，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尊重，每期发行量高达240万份。
198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关于中央、国务院关于机构改革方案》，其中有一项：撤销 《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
《红旗》自创刊以来，每个时期都是按照中央的意见、指导思想进行编辑工作的，此消息一出，无论是做 《红旗》杂志工作的同志，还是党内外的一些同志，都感到很突然。
当时，有一个很迫切的问题，那就是 《红旗》杂志1988年第一期到底还发不发？
对此，《红旗》杂志编委会于1987年12月21日向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和书记处请示：“近日社内外盛传 《红旗》机构要变动， 1988年第一期按计划12月25日发稿， 27日付印。《红旗》是否照常出版，请批示。”
12月23日，中央在宣传思想工作会上重申，《红旗》杂志必须停刊， 1988年第一期照印照发，同时成立一个三人小组起草改刊方案。随后，三人小组紧锣密鼓地开会讨论第一步方案。
1988年2月12日，党校负责人与 《红旗》杂志的干部接触后，感到党校确实不可能有力量办刊。于是，他们于3月2日给中央写信建言："《红旗》在国内外已有相当影响，发行量达240万份，建议还是不改刊名为利。"但中央最后决定，刊名必须改，并确定 《红旗》 6月15日停刊。
6月16日， 《红旗》 杂志1988年第十二期出版，杂志正文并无一字提及停刊一事，但封底 “欢迎订阅《求是杂志》”的大标题下，标注着 “中共中央决定，《红旗》杂志今年6月底停刊， 《求是》杂志7月1日创刊”的字样。
就这样，《红旗》被更名为《求是》。
那么，好好的《红旗》为什么要更名呢？
或者说，《红旗》更名为《求是》，意味着什么呢？
对此，中国西柏坡精神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赵新月分析、总结出了十大变化。
他认为，将《红旗》更名为《求是》，标志着国家意识形态从毛泽东思想变为邓小平理论；
意味着毛时代的结束，邓时代的开始；
意味着红色社会主义向特色社会主义转变；
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结束和阶级调和的开始；
意味着纯粹的公有制时代终结了，而包括私有制在内的混合所有制开始了；
意味着理想主义变成了经验主义，告别红色革命而拥抱市场，拒绝崇高而回归世俗；
意味着先锋队的宗旨从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全民服务，人民概念的内涵从工农兵为主体变成了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
意味着华夏民族从勇立潮头变成了韬光养晦，从世界革命中心变成了世界工厂；
意味着从理想社会主义回归到新民主主义；
意味着全党、全民的政治学习教材，从《毛选》变成了《邓选》。
应该说，赵新月老师的总结鞭辟入里。
不过，事实证明，《红旗》杂志更名为《求是》杂志后，其亲和力和感染力以及影响力远不如《红旗》。
更名后的《求是》跟《红旗》一样为半月刊，即每个月出版两期。当年《红旗》杂志每一期的发行量为240万份，而《求是》杂志的年度发行量才180万份，仅为《红旗》的十六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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