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而是一篇随笔，梳理了一些史料，仅供各位参考，希望能对同志们、同路人们有所启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为了改造世界，坚持这一世界观的毛主席，一辈子都在“改造中国与世界”，包括面对逆境甚至绝境的时候不断地带领中国共产党绝境重生、从而以更大的智慧继续改造世界。
我们可以说主席是比神还伟大的存在，没有一个“神”能为劳苦大众做出这样的丰功伟绩。主席的历史功绩，尤其是他领导的革命的彻底性，在古今中外，至今没有人能和他相比。但是我们还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主席是人不是神，所以他也是在不断地成长过程之中，越变越伟大、光荣、正确。没有什么一生不变，只有一生变化。主席也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逆境和绝境中不断变化的。
中国大革命，面临逆境、绝境可以说是极其正常的现象，不面临这些反而奇怪了。我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要知道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场革命比中国大革命的阻力更大、条件更困难。中国经历了三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又有强大的帝国主义殖民买办势力和封建势力的勾结，还有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规模都大的小生产者，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更是极端薄弱……这样的困难，这样复杂的情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是俄国所没有遇到的。
不仅是这些，包括还有军事上、政治上，也千万别小瞧蒋介石的力量。蒋介石真的蠢吗？他一点不蠢，他只是遇上了毛泽东、遇上了中国共产党。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龙云、马鸿逵、马步芳……各路诸侯都不是他的对手。美帝的杜鲁门、司徒雷登联合李宗仁想把他弄下去，他也还是稳坐匪首宝座。斯大林至少两次“斗法”都败给了蒋介石。一次是国民大革命时期，被蒋介石成功欺骗，幻想着他“坚持革命”；第二次是解放战争前，他极力吹捧蒋介石，甚至不愿意主席带我们打解放战争。
蒋匪军强不强？实际上壮的厉害。看看主席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知道，蒋匪军有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数量的常备军，更有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大规模装备援助、资金援助，到解放战争的时候，蒋匪军正规军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美式、四分之一的德式、二分之一的日式，我们和他们的差距是极端悬殊的。这样困难的条件，这样悬殊的敌我差距，不经历逆境和绝境，反而不正常了。
正是这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空前困难的环境，锻炼出了主席这样具有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特别是无与伦比的军事艺术的伟大领袖
那个年代，想来中国共产党的，多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必须“身怀绝技”，不然生存危险都极大——这在当时是最危险的“高危职业”，多数愿意保命的是不敢做这样的“赔本生意”的；另一个是必须具有奉献精神、足够无私，共产党搞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搞供给制（这是也主席在井冈山的重要发明，有利于净化革命队伍），生活条件总体上远远比不上蒋匪高官们，所以想吃喝玩乐的多数更是根本不愿意来共产党的。
正是真的共产党人在这样的高危环境的斗争中，成长为了一大批从事这一迄今为止最高危职业的革命家。其中，亲手缔造中国共产党的毛主席无疑就是这一迄今为止最高危职业革命家队伍中最核心的掌舵者。
毛主席面临的空前困难不仅来自党外，而且很多来自党内。在高危环境中，毛主席也有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
中国大革命的第一个逆境，就是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导致的国民大革命失败。当时共产国际的建议就是阻止我们搞农民运动，并且多次表示大力支持蒋介石。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前夕还收到了斯大林送他的签名照。现在还有人想给斯大林的荒唐举动洗白，休想！很简单，人家屠刀都要举起来了，你再怎么求着人家，人家也不会和你握手言和的，你最应该做的是发展武装准备和蒋介石决裂！斯大林这件事上和蒋介石的妥协，犹如后来张伯伦对希特勒的绥靖，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幻想。陈独秀中央接受了斯大林的错误建议，无疑也要负路线责任的。
而毛主席和他们不同，他是较早重视农民运动的，更是最早重视发展中共武装的。毛主席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起初，毛主席也坚持以城市工人运动为中心，是之后经过了大量、详细的调查研究之后，才重视农民运动，并大量发展农民武装力量。湖南农民运动的开展、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开办……都是毛主席发展农民运动和工农武装力量的典型成绩。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已经尽力而为。
中国大革命的第二个逆境，分为四个阶段。这一阶段是中国大革命中具有十字路口性质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中共几乎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最终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绝境重生、转危为安。老一辈很多开国将帅总是不由自主的对毛主席充满深厚感情也是有原因的——他们曾经在死亡的边缘，曾经几乎看不到希望，但是毛主席把希望带给了他们，让他们不仅生存了，而且胜利了。
第二个逆境，经历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其中，瞿秋白路线离不开共产国际的“三个阶段论”、城市暴动论，李立三路线更是离不开共产国际的中国问题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来信，王明路线更是共产国际长期积累的错误建议的“集大成”。当然，共产国际的问题属于外因，毛主席在《矛盾论》讲过，内因是决定因素。共产国际“左”的错误建议之所以能在当时我们党内有这么大的市场，离不开党内当时的小资产阶级“左”倾冒险情绪——这是社会上小生产者的阶级习惯在党内的反映，这也是当时党还没有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路线武装起来、没有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充分武装起来的表现。
毛主席也不是第一天就知道农村包围城市，刚开始他和瞿秋白一样意气风发，要打下长沙、饮马长江。但是毛主席是最早发现问题、最早纠正错误、最早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模式，最早开辟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的。毛主席当时读的马列著作还是有限的，但是他已经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既然大城市打不下来，我就去乡村；既然我们城市人手不多、力量不足，我们就“占山头”，把农民发展起来，把工作中心放到农村……农村包围城市不是农民起义那么简单，而有在农村发展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力量、发展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发展工农武装割据政权组织、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等等各种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新任务。我列出的这几条，每一条都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全新实践，古人都没做过。在国际共运历史上，如前文所述，在中国这样的条件空前困难而且当时人口最多的大国进行革命本身就是“炼狱模式”，在这种空前困难的条件下建党、建军、建政、创制、发展经济……也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
为了革命力量大发展，毛主席对内对外都是斗智斗勇，和蒋介石为首的各路军阀斗，和中央特派员斗，和流苏归来的“布尔什维克”们斗，和共产国际斗，和张国焘斗……周鲁、杜修经、刘安恭、周以栗，这些都是带着“左”的路线来破坏革命进程的“特派员”。后来，“左”倾中央各大员直接从天而降，彻底剥夺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苏联、共产国际当时的报纸经常盛赞毛主席领导下红军的辉煌战绩，但是他们终究在路线问题上站在了王明、博古这边。对于宁都会议否定毛主席路线的决定，共产国际持认可态度。值的讽刺的是，王明能受到共产国际的大员们那样的重视，其背后的基础正是毛主席率领红军打下的一系列辉煌战绩。拿着主席的战绩赢得共产国际重视，又借着共产国际的威信否定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王明做的这叫什么事情？我不多说了。
不仅是共产国际和当时的“左”倾中央及其特派员不理解毛主席，而且很多主席的战友，很多红军将领也是不理解和不信任毛主席的。朱老总和陈老总都是我们敬佩的革命前辈，但是他们在古田会议前并不理解主席的建军思想；周总理是执行王明错误军事路线的“三人团”一员，无疑也是要对大量败绩负责的；彭总打下过一次长沙，就比较骄傲自满，他是主张二打长沙和打赣州的，不认可主席当时的军事分析，结果他无疑都是大败而归；刘帅起初也没有接受主席的战略战术，比较倾向于“正规化”；林彪和聂帅同意打打鼓新场，而主席是反对的，他们无疑也是对主席的正确军事决策的不理解；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都执行过王明路线，都不理解过毛主席正确路线；徐帅起初也不理解主席的正确军事路线，受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对西路军的失败要负责……以上提到的很多人物都是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开国元勋，其中还有很多是战功卓著的开国将帅，但是他们对主席正确路线的接受也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劝导这么多人同意他的正确路线，劝导这么多人团结在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呀！但是毛主席做到了。在这一过程中，毛主席本人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不仅保持了曾经的用兵如神、实事求是、精谋善断，而且有了更丰富而成熟的党内劝导艺术和批评艺术。以整风缔造党，这是毛主席对于无产阶级党建发展史的原创性贡献。通过整风，开展全党的历史得失分析，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历史决议作为警示，从而把党的路线确立和党的组织建设高度融合，实现实事求是路线的全面确立……毛主席成功缔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有了整风，革命大业蓬勃发展，革命大军势如破竹。三年解放战争，迅速解放了全中国大部分地区。
中国大革命的新阶段——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困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大革命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李慎明老师在纪念130周年的文章中强调：“新中国经济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宏伟而又十分艰巨的事业，是要彻底掀翻人类几千年剥削阶级的经济基础。”这句话我十分同意。
在中国这样脱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极端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毫无先例可循。我们不仅现代化程度低、起点低（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电量比印度还低），而且封建旧势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空前浓厚，殖民买办势力残余浓厚（这恰恰是俄国所没有的），小生产者规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空前巨大，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也是空前薄弱（我们没有俄国那么幸运，没有俄国无产阶级那么多）。这些困难，都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无法回避的，也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不断的克服的。
我们没有苏联那么好运，可以赶上世界经济危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了欧美国家的1929年以来的经济危机，苏联得以引进了大规模的国外设备；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美国家也不得不给苏联大规模非常先进的武器和工业设备。
我们用大量农产品和苏联做交易才换来的156工程的总量，远远小于欧美国家在世界大战以及经济危机的时候给苏联提供的大规模的贸易设备，更远远小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我们靠自己独立建立起来的1100多个工业项目。1959年，苏联撤资之后，长达17年，我们独立自主的发展出来了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及国防设备体系，这种困难的环境是苏联没有面对过的。
本来现代化程度低、起点就低，而且封建阻力空前，小生产者规模空前，殖民买办残余也有，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也比较薄弱，而且国际环境还极其恶劣，在这种条件下，搞社会主义建设，那阻力确实是空前的。说这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丝毫不夸张。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事业，由于中国是在极为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在前进道路上出现这样那样的曲折和失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句话本身是正确的。
所以，毛主席在《十年总结》深刻指出：“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我试图做出一个十年经验的总结。”
对于社会主要建设之中所出现的问题，毛主席是发现最早的、纠正最早的，更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做的最多最严厉的。
我们面临的困难是空前的、阻力是空前的，而且毫无经验可循，有曲折是难免的，但是辉煌成就才是最主要的。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没有哪个工业化建设历程可以和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业化建设历程相比。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历程不仅是面临国内外困难最大的，而且也是迄今为止几个工业化国家之中起点最低但是效率最高的。毛主席不仅懂经济，而且最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之后，大家都在建设问题上坚持“泼冷水”，毛主席也支持“泼冷水”。但是泼太久了，甚至过度了、过分了，所以两个月后，经过大量调查研究，主席才确定要反对过度给群众泼冷水。最严重的是，泼冷水被一些右派资产阶级利用了，以至于他们借此攻击工农群众、诋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也是反右斗争不得不开展的重要原因。所以反右完全必要。黄克诚将军回忆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扩大化了，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言归正传，继续讲关于主席反对给群众泼冷水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看看《毛泽东年谱》中铁的事实就可以知道，主席大量调查询问了各部和省市自治区干部之后，发现大量事实，决定反对泼冷水的，而反冒的时候恰恰是缺乏对下层调查研究、上层自己下达的。
对于这一问题，进一步分析的话，可以看出：主席坚持了辩证法的适度原则，而过度泼冷水过于脱离了辩证法；主席在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这些底线，特别是在捍卫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而过度泼冷水的话，给当时要压在工农头上的资产阶级右派助长了气焰；主席有大量调查研究，坚持了实事求是，而过度泼冷水恰恰缺乏调查研究。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利用人类的一切先进成果，多、快、好、省的实现社会主义建设比较迅速的、大规模的飞跃，这是毛主席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这一路线的提出，离不开对“泼冷水”带来的问题的纠正，离不开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离不开毛主席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做了调查研究，知道了群众的热情）……这不是毛主席拍脑门想出来的，而是毛主席在调查中逐渐积累出来的。
尽可能要高速发展的路线的提出，也离不开当时极端紧张的国际环境。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多紧张，我们有一定党史常识的话都是知道的——美帝和蒋介石极端嚣张、中苏关系即将破裂、印度反华势力蠢蠢欲动、美帝的爪牙伸到了中东……我们随时面临的世界大战的威胁。
面对如此困难的国际局势，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不超高速发展，要不就亡国灭种。所以一看到五十年代末出现了1070吨钢这样的高指标，先不要盲目的批为“错误”，要做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当时主席之所以同意这样的高指标，完全是当时极端紧张的国际环境下刺激一段时间生产的战略需要，如同打鲁班场，即使打不下来，也震慑了周浑元不敢不让我们三渡赤水；即使指标完不成，尽可能的刺激了生产，在当时也有利于极尽所能最大限度备战。后来炮击金门结束，美蒋相对老实、国际局势相对缓和之后，毛主席就最早提出了降低指标，并逐步予以实施。
而且，如薄一波回忆所说，对于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毛主席发现是最早的，纠正也是最早的，批评也是最严厉的。看看《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文集》就知道，主席对于“左”的问题的批评，要比彭德怀的“万言书”严厉得多、干脆直接的多。任何“万言书”也没有毛主席的这些讲话对“左”的问题批判的严厉。对于粮食产量的浮夸风、对于“一平二调”、对于取消商品生产、对于“取消家庭”、对于“穷过渡”，毛主席都是坚决反对的。
毛主席每次调查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的资料就是毛主席对群众的发热选择了不置可否，但是对领导干部的发热则是不留情面、直接否定，从来没有相信过“亩产万斤”。在《党内通信》，毛主席更是全面批判了浮夸风、批判“放卫星”，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纠正“左”的错误。毛主席说：“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他还说：“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看看，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从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到第二次郑州会议，到上海会议，再到庐山会议，毛主席严厉批判并坚决否定“共产风”，甚至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为了纠正“左”的错误，毛主席提出他要“右倾到底”、直到被开除党籍。对于取消商品生产，毛主席在郑州会议就坚决反对，并亲自为大家讲解《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主席严厉批判“取消家庭”的行为、毛主席反对少奇和彭真同志提出的“趁穷过渡“意见，这些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年谱》记载的都很具体，翻翻就可以看到了。因为主席当时是退居二线，主要抓国际和军事问题，以及在1960年用大量时间在读书、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负责具体经济工作的一线领导同志们对于主席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纠“左”的方针执行力度还是不够的，甚至有些是背离的，但是每当毛主席发现的时候，都是第一时间纠正他们的问题。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每一位读者，一切一线具体执行者“左”的行为，恰恰都是毛主席所反对的、坚决抵制的。毛周朱刘邓陈在1958——1961的文集都出来了，只有退居二线、不负责具体经济执行工作的毛主席在这一时期有二十多篇纠“左”的文章，其他同志却几乎没有这方面论述。再看看《毛泽东年谱》，毛主席做自我批评的次数也是最多的。
我们在深刻总结“二五“计划时期的经验教训同时，千万不要忘记二五计划的伟大成绩，这一时期对于我国工业化建设具有重大的奠基作用，其成就丝毫不亚于一五计划。
这一时期，我们完成和部分完成并投入使用了1100个大型工业项目，9万多个小型工业项目，而且发展了石油工业，不再是“贫油国”，新建了石油化工设备、拖拉机制造、精密仪器制造、有机合成等过去没有的重要工业部门。1960年同1957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由334.6亿元增长到721.8亿元，增长了1.16倍。极大的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这一时期，农村工业第一次迅猛发展，到1960年，社办工业企业总数达到11.7万个，占工业企业总数的46.1%，占集体工业企业总数的74.1%，极大缩小了城乡差距。
忧患百姓忧患党——前所未有的彻底的决战，前所未有的困难阻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智慧
新中国刚刚成立，三年的时间，中国人民志愿军竟然就把当时世界上装备最强大的美军为核心的十七国联军从鸭绿江打到了三八线，使嚣张的帝国主义被迫接受停战了；面对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特别是面对苏联修正主义撤资和逼债导致的经济条件困难，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多数人民竟然勒紧裤腰带，跟着共产党，同甘共苦的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工业产值达到了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工业化基本实现，朝着四个现代化的方向迈进；我们自己的导弹造了出来，连自己的原子弹也造出来了……我们的社会风气极大净化，全国干部争着学焦裕禄、群众争着学王进喜、战士和干群都争着学雷锋……这就是真实的毛泽东时代。
但是，抗美援朝、炮击金门、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辉煌战绩，以及一五、二五计划辉煌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并没有使毛主席骄傲自满起来。恰恰相反，他比以往更加忧虑，更加担心党的变质，担心社会的腐化。
他那深邃的目光一针见血的看到——形势比以往更加危险，我们走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困难的一条路。如果党变质了，社会变质了，数千万烈士的鲜血就白流了！
毛主席不愧是最敏锐的、最有远见的大战略家，他深知：中国的农民小生产者规模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大，封建阻力残余和买办势力残余的浓厚程度在国际共运历史上也空前的；我们取得了辉煌的建设成就，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但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也是相对不足的；无产阶级进行政治革命夺取了政权，进行经济革命改造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但是思想上灵魂上，如果多数群众和干部没有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党的干部蜕变为剥削阶级分子，蜕变为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被旧的上层建筑腐蚀，并掌握了政权的话，那就有社会主义社会变质的危险了！所以，思想上灵魂上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对于预防党的变质至关重要。
毛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无人可比的革命彻底性。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最全面贯彻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三个环节——政治的社会主义革命、经济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灵魂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革命。预防党的变质、思想上灵魂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毛主席所开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道路。他以准备好跌得粉碎的革命精神，开展了前无古人、迄今为止后无来者的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预防党的变质的实践探索——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和数千年剥削阶级带来的一切腐朽产物最彻底的决战。
由于这次决战的彻底性空前，其困难和阻力的巨大程度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而且毫无先例可循，出现一定曲折也是难免的，但是毛主席关于预防党的变质、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的理论无疑是正确的，实践也是完全必要的。
李慎明老师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袖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十分敏锐地借鉴苏联党静悄悄地改变颜色的深刻教训，是最为重视解决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问题的第一人。他及时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确保党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并努力艰辛实践。至于在艰难探索如何实现党永不变质这一根本性的战略思想中所出现的失误甚至错误，我们亦必须实事求是加以重视，并切实改正。但决不能由此否定毛泽东关于党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本身。”这句话完全正确，请那些想否定毛主席关于预防党的变质理论的小丑们闭嘴吧！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出现过曲折， “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也实现了大幅度超额完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1970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在这五年中……经过1969年特别是1970 年的努力,1970年我国经济还是基本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三五’计划原定该年度的主要指标。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三五’计划指标的16.2%-14.1%、其中:农业总产值超过2.3%,完成了低线指标;工业总产值超额完成21.1%。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完成计划的百分比为:粮食109.1%-100%,棉花103.5%一94.9%,棉纱125.7%,棉布122%,钢 111.2%，原煤122.1%,原油165.7%，发电量105.4%,铁路货运量为计划的97.1%,财政收入为计划的82.9%,社会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分别完成计划的104.8%和101.4%;全民所有制部门职工平均工资为609元,为计划的 82.6%;五年基本建设投资完成810.5亿元,为计划的 95.4%。”“1971年底，绝大部分经济指标都按原计划完成，工农业总产业到3482亿元,比上年增长12.2%。其中,农业总产值1107亿元,比年增长 3.1%;工业总产值增长2375亿元，比上年增长14.9%;粮食产量5020.8亿斤,比上年增长4.2%,完成计划的104.2%-100%2132万吨,比上年增长19.8%,完成计划的106.6%-101.5%。”“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46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3207亿元，增长 15.5%;农业总产值1260 亿元,增长3.1%。在工农业产品产量方面，粮食产量达到5690 亿斤,比上年增长3.36%,创历史最高水平;钢产量2390 万吨,增长 13.16%;原煤 4.82亿吨，增长16.71%;原油7706万吨,增长18.83%;发电量1958亿度,增长17.39%;铁路货运量8.9亿吨,增长12.9%。财政收入815.6亿元,比1974年增长32.5亿元。”“1975年是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和大多数产品产量指标已经按照计划要求完成。工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101.7%”“其中农业总产值‘四五’计划规定1975年达到1230亿元,实际达到1260亿元,完成104.5%,比1970年增长18.1%,平均每年增长3.4%。四种主要农产品中粮食超过指标，完成103.5%,平均每年增长891万吨;生猪、水产品达到指标;棉花产量计划规定为250 万吨,1973年曾经达到256.2万吨,提前实现‘四五’计划指标,1975年因灾减产,完成95.2%。工业总产值完成100.6%，比规定指标 3200亿元略为超过,同1970年比较,五年增长了56%，平均每年增长9.3%。主要工业产品,原煤完成109.5%,原油完成110.1%，发电量完成103.1%,棉纱完成96.8%。钢产量计划规定为3000万吨,完成了79.7%。铁路货运量完成98.7%。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完成下限的101.6%。财政收入完成98%。‘四五’期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共有2579个,全部建成投产的有700多个。其中包括:全长820公里的湘黔铁路,全长753公里的焦枝铁路,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电气化工程,大港油田,刘家峡水电站等。这些施工项目的完成大大增加了生产能力,进一步改变了生产布局。”污蔑毛泽东时代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瞎子、傻子、白痴们，仔细读一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党史教材吧！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中国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迄今为止困难阻力最大、时间最长、革命彻底性最强的一次大革命，正是因为困难阻力空前，我们多次面临困境、绝境，经历过很多曲折。但是，我们的领袖毛泽东总是能在曲折中成长，带我们绝地重生、克服困难，从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毛主席正是因为有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从而锻炼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独有的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和高瞻远瞩的战略远见。处于逆境，最需要的就是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从而实现成长、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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