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
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
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话说1951年4月中，毛泽东抽空陪同程潜、王季范、程星龄驱车前往十三陵游览，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十三陵位于北京市西北方向的昌平县境内，离北京市区有百里之遥。所谓十三陵，是指明朝13座皇帝的陵墓，又称明十三陵或明陵，它们是成祖朱棣的长陵、仁宗朱高炽的献陵、宣宗朱瞻基的景陵、英宗朱祁镇的裕陵、宪宗朱见深的茂陵、孝宗朱祐樘的泰陵、武宗朱厚照的康陵、世宗朱厚熜的永陵、穆宗朱载垕的昭陵、神宗朱翊钧的定陵、光宗朱常洛的庆陵、熹宗朱由校的德陵、思宗朱由检的思陵。此外，还有几个埋葬后妃和夭折皇子的坟墓。
这一带是燕山山脉的一条支脉，以长陵所在的天寿山为主峰，东西均有山峰环抱，形成一个极为理想的山谷盆地，13座陵墓就分布在这片大约4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而且各靠一座山峰。整个陵区大体上坐北朝南，两侧有虎、蟒二山拱卫，而西南方向就是人口稠密的区域。
毛泽东一行由十三陵护林工王富有导游，先看长陵。长陵大门内，工作人员郭玉奎正在翻晒药材。毛泽东看到大殿石阶上晒有很多药材，就问：
“这是从山上采来的？”
王富有说：
“是我们俩在巡陵路上，见到陵旁山坡的药棵子，顺手采来晒干卖给收购站，换来钱改善伙食。我俩都是津贴制，生活不宽裕。”
毛泽东笑着说：
“很好，这是个好主意。”
一行人进入长陵墓隧洞，又走上宝城，观看矗立在那里的“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的石碑，再看看周围山景，还登上丘顶松柏林间，毛泽东说：
“这个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敢在北京建都城，敢把自己的陵墓放在这里，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这个皇帝长住土木行宫，理政练兵，很少在京城金殿办公，不忘戎武，这很不容易了。”
出了长陵，毛泽东说：
“我们去看看嘉靖皇帝陵，那叫什么陵？”
王富有说：
“叫永陵。”
毛泽东一行乘车向南走，拐入永陵道口，在永陵村头的坡下停了，下车顺着一条路步入永陵。
这里的大殿已经毁坏殆尽，只剩下宝城上的一通“大明世宗肃皇帝之陵”石碑。陵园内十分荒芜，松柏树木极少，村民还在这里拦着一群山羊。
毛泽东走在前面，上宝城绕了一周，登上墓顶土丘，一边看一边往下走，他说：
“永陵是朱厚熜皇帝陵。这个皇帝特别迷信，20载不亲朝政，偏听偏信，重用奸臣严嵩达20年之久，还将清官海瑞下了大牢。这个皇帝死后，他的儿子隆庆皇帝才放出海瑞。”
走出永陵，毛泽东说：
“去定陵看看吧。”
一行人驱车来到定陵门口，待工作人员打开门锁，步行进入定陵。定陵的规模仅比长陵小一点，大殿已毁。王富有引着毛泽东游了宝城，这里的碑楼全是由石块雕琢砌成，碑刻“大明神宗显皇帝之陵”几个大字。毛泽东说：
“这个碑楼不怕火烧嘛！”
他绕着巨大的碑楼看了一圈，说：
“定陵葬的是万历皇帝，他叫朱翊钧，就是京剧唱二进宫里的李艳妃抱的小皇帝，他10岁登基。这个人长大了，酒色财气都好，极度奢侈腐败，长期荒政，他是明亡的种子，是个无道昏君。他当了48年皇帝。”
毛泽东一行又踏上墓丘，观赏了松柏林。回到定陵门口，毛泽东问：
“南边能看到的是哪个陵呀？”
王富有说：
“是庆陵，万历是他的父亲。庆陵皇帝墓，已经破烂不堪了，您去看看吗？”
毛泽东说：
“时间太长不去了，耽误你这么长时间，谢谢你喽，我们送你到定陵桥上。”
王富有说：
“您刚才在3个陵讲的话，我都听清了，也记住了，对我教育很大，希望您今后再来逛陵。”
毛泽东面带笑容地握着王富有的手，说：
“再见吧！”
4月15日，志愿军第3、第19兵团入朝参战，分别在伊川、铁原、平康地区和南川店、市边里、兔山地区完成集结，原在元山地区休整的第9兵团也在平康、洗浦、淮阳地区完成集结。联合国军发觉志愿军后续兵团到达，加上连续作战部队损伤严重，因此除在铁原、金化地区继续发动进攻外，在其他地区基本上停止了进攻。
4月16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说：
“此9篇请送陈伯达同志阅后付排改正。其中，和英国记者谈话，和中央社记者谈话，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等4篇，我已照原件修改，请即照此改正，新送来这4件稿子我就不必看了。以上这些及昨付第2次看过的一大批，都可付翻译——惟其中的一篇，即《井冈山的斗争》，请送来再看一次。”
4月17日，毛泽东就“注意对付敌可能降落的伞兵”问题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
德怀同志，并告高岗同志：
4月14日电悉。你对于38军、42军的部署及开辟中间运输道路的计划，均甚好。但尚有一事请注意，即敌人若从中间各地降落伞兵，例如敌冒险以一个伞兵团在熙川、球场、德川区域降落，以一个伞兵团从破邑、谷山、遂安、伊川区域降落，到处乱窜，扰我后方，此种可能性很大，请速筹对策。50军现在何处休整，是否可以用于这一地区的防卫。
毛泽东 4月17日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西北局关于加强镇反宣传工作指示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西北局这个指示强有力地指出在镇反工作中展开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并规定了5条办法，一切地方都应当这样做。凡属现在仍然小手小脚，不敢大张旗鼓作宣传，不敢吸引广大党外人士共同参加镇反工作，以致引起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的地方，尤其要即刻改变作风，并且愈快愈好。
毛泽东 4月17日
毛泽东又为转发宿县地委关于运用农代会布置镇反工作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及地委：
皖北宿县地委运用农民代表会议布置镇反工作，审查镇反工作及审查基层干部和党团员的经验，一切新区均应照此办理，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
毛泽东 4月17日
4月19日，毛泽东在罗荣桓、罗瑞卿等人的一份联名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原来在4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兼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公安部长罗瑞卿、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与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就济南反革命刺杀事件的经过、王聚民的历史和行凶原因以及应当汲取的教训，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
“兹将罗荣桓、罗瑞卿诸同志关于黄祖炎同志被刺案调查报告发给你们研究。像王聚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很早就有许多罪恶表现，全党全军如有类似这样的人，务须注意及时处理。”
4月21日，历时87天的第4次战役结束，中朝部队战斗损失共53000人，歼敌78000余人。
是役，联合国军主动出击，步步进逼；中朝军队与主动出击的前3次战役不同的是，且战且退，进行所谓的“主动防御”，全线防御，结果，双方打成了一个消耗战。战至3月底4月初，中朝军队全线转移至三八线以北附近地区，联合国军则再次越过三八线。4月21日，联合国军被阻止在开城、长湍、高浪浦里、文惠里、华川、杨口、元通里、杆城一线，第4次战役因中朝军队准备反击遂告结束。
4月22日，为了粉碎美军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实行南北夹击的阴谋，中朝两军发动了反击作战的第5次战役。
4月22日傍晚，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和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3人，在第18军联络部长乐于泓和平措旺阶的陪同下，从陆路抵达北京。
4月下旬，毛泽东特意邀请他在湖南一师的国文老师袁吉六先生的夫人戴常珍到北京参加“五一”节观礼。他还为袁先生书写了碑文：“袁吉六先生之墓”。
4月26日，在亚东的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和僧官土丹旦达2人由印度乘飞机经香港到京。
4月27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等官员一行14人到达北京。
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代表，在北京车站和飞机场均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及各界代表上千人的欢迎。他们被安排在豪华的北京饭店。
4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司徒美堂先生写了一封回信。
早在4月上旬，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司徒美堂南下广东侨乡鹤山视察土改，他以所见所闻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粤中侨乡的土改》专栏文章。4月14日，司徒美堂上书毛泽东，报告土改情况，还说他要在广东农村再参观一段时间，并将农民献给毛泽东的礼物一并委托致公党的黄鼎臣带往北京。毛泽东接到司徒美堂的报告和礼物，立即复信给司徒美堂，他在复信中写道：
美堂先生：
4月14日来信收到，甚慰。鹤山农民同志们送来的礼物也收到了，请先生转告他们，并致谢意。先生在南方暂留一时期很好，希望先生能于6月上旬返京，面聆教益。
敬祝健康！
毛泽东 4月27日
后来，这封复信由粤中报制版刊出，侨乡农民也十分高兴。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同意志愿军第5次战役作战方针的电报上加写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请注意在此次战役中，对伪1师、美3师、25师、24师、土耳其旅及英28旅给以尽可能大的打击，目前这几天似乎还有此种可能，如能在此战中歼灭敌军15000至20000人，则于今后作战很有利。”
4月28日晚，周恩来身穿深灰色呢制中山装，和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副总理、黄炎培副总理一起，宴请了西藏和谈代表。
周恩来宣布了中央人民政府参加和谈的代表名单，首席代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代表：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军长张国华，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
周恩来说：这次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谈判，要以‘十条’为准，‘十条公约’规定的内容是谈判的基础。
此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又先后接见了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代表，向他们耐心解释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李维汉，代表张经武、孙志远（张国华尚未赶到），与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及其他4位全权代表，在北京军管会交际厅进行第一次谈判。
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和谈10项条件和西藏的实际情况，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尽量听取和采纳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建设性意见。谈判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根据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制定一系列合乎西藏实际的方针、政策的过程。
4月30日，毛泽东为转发西南局关于镇反问题给川北区党委的指示写了一个批语：
各中央局，并即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
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
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况者可以超过这个比例，但须得中央局批准，并报告中央备案。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200万，已捕及将捕人犯10000，已杀700，拟再杀700左右，共杀1400左右就够了。其原则是凡有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应坚决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中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凡判徒刑一年以上者，一般都应组织他们劳动，不能吃闲饭。）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尔后要怎样办都可以。
这个问题，即将提到5月10日在北京开会的公安人员会议上讨论，并做出决定。你们有何意见，可告你们那里来京开会的公安人员带来，或打电报来。
下面是西南局给川北区党委胡耀邦同志的指示，这个指示是合于上述原则精神的，特转发以供参考。
毛泽东 4月30日
1951年5月1日，春光明媚，阳光灿烂。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彩旗如林，歌声如潮。各族人民满怀胜利的喜悦，庆祝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
城楼上红灯高挂，红旗飞舞，许多领导人早早地来到城楼上，兴高采烈地看着沸腾的广场。他们当中有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有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有各行各业的英模代表，有志愿军归国代表，有专程来京参加观礼的各少数民族代表，还有一些兄弟国家的领导人。
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首席谈判代表李维汉和全权代表张国华等人陪同下，西藏代表团的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等也早早地来了，在城楼休息室里等候着毛泽东接见。
上午10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李济深、沈钧儒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热烈的欢呼声中登上城楼。彭真宣布大会开始。
不久，典礼司司长余心清来到休息室，通知李维汉、张国华，毛泽东会见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的时间到了，他说：
“请客人去吧！”
班禅穿了身桔黄色的缎子藏袍，显得庄重、潇洒。阿沛·阿旺晋美是噶夏政府的噶伦，穿了身藏袍，头戴礼帽。他俩的这身装束，在整个天安门城楼上十分显眼。当他们走向毛泽东时，很多人投以友好而好奇的目光。班禅庄重而又十分恭敬地向毛泽东献上哈达，然后双手合十，虔诚地为毛泽东祈祷祝福。毛泽东慈祥地握着年仅13岁的班禅的手，对他说：
“很久以来中国的历史，西藏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国内各少数民族实行羁縻压迫的政策，这是反动的，不好的。但是，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维护了我们国家的统一，使西藏没有被帝国主义霸占去。这一点还是应该肯定。”
他勉励班禅要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为西藏和平解放作出贡献。他还亲切地说：
“要搞好团结。国内各民族要团结，西藏内部也要团结。要与达赖喇嘛搞好团结。你可以给达赖发电报，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主张和平解放西藏，保护寺庙，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阿沛·阿旺晋美也向毛泽东敬献哈达。毛泽东高兴地接过哈达，举起来，轻轻地挥动，满脸笑容地让周围的其他领导人看。他亲切地紧握着阿沛·阿旺晋美的手说：
“谢谢你们啊，欢迎你们到北京来！你们从远道来，一路风尘，一定很辛苦了！”
阿沛·阿旺晋美说：
“我们在来京的路上，受到各地负责人的热情欢迎和照顾，看到各族人民空前团结的盛况。路过重庆时，刘伯承、邓小平等西南军政委员会首长接见了我们，还转达了毛主席对西藏人民的关怀和对我们的问候。一到北京，周总理代表毛主席亲自到车站迎接，这使我们深受教育。”
毛泽东笑着说：
“为了祖国团结统一，你们跋山涉水，不远万里来到祖国首都，你们是应当受到欢迎的。”
他又对阿沛·阿旺晋美和李维汉、张国华说：
“你们要好好谈，有什么问题都摆在桌子上。可以争论，可以吵架，但不要分手，都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大家要商量着办，就能办好。要谈出团结，谈出进步。祝你们谈判顺利，取得成功。祝你们在北京生活得愉快。有什么困难就找李维汉同志解决。”
5月2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克服目前学校教育工作中偏向的指示》：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委、区党委、大市委：
据2月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集的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中反映，现在各地学校教育工作中，存在着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若干地区的党、政、军机关及人民团体，往往为了眼前某些需要，不顾国家长期培养人才的计划，不遵照中央的规定，随便抽调学生参加工作，致使学生情绪时常波动，学校无法按照一定计划进行工作。
二、在中等学校中，动员全体师生参加中心工作，常常停课数日以至数周，甚至有达两三个月之久者，极大地影响了学校教学计划的完成。
三、专署以下政府中教育行政干部常常全体被派去参加中心工作，根本不管教育，以致学校教育工作陷于长期无人管的现象。我们应该认识在土改完成后，生产和教育是两件最重大的工作。各地对于上述妨碍国家教育顺利进行的情形，应即迅速加以制止和纠正。西南局于3月19日已发下关于学校教育改革工作的指示和决定，对上述一、二两点，已作了明白的规定，现转发你们供参考。对专署以下教育行政机构及其经常工作的建立与健全，亦望予以注意。
中央 5月2日
5月初的一天下午，中央3大新闻单位《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中央广播事业局的负责人到中南海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的办公室去看文件。
原来在建国最初的两年里，中央文件是不下发的，每隔两个星期，他们这些人都要去看一次。这一天去的人有《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副总编辑安岗，新华社社长陈克寒、总编辑吴冷西，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副局长徐迈进和温济泽。
温济泽在《缅怀毛泽东》一书中记载了他们这天下午的活动，他写道：下午2点去了中南海，4点左右，胡乔木说毛主席要和你们见见面。我们一听当然很高兴，那时文件不多，不到4点半，我们就看完了。我们跟着胡乔木来到毛主席办公和居住的菊香书屋。主席站在办公室的门口，胡乔木一个个介绍，主席与大家一一握手。寒暄了几句，毛主席就转脸向大家说：
“请你们来，是想了解各方面人士和人民群众对我们党、对党的政策有什么反映，有什么意见。”
安岗记得毛主席办公室陈设简单，几个旧沙发围成一圈，靠窗的办公桌上有一方砚台，几支毛笔，一个招呼人用的圆形按铃，一只茶杯，一盘点心。
毛主席说这是进城以后第一次同新闻单位的人见面。有些人毛主席在延安时就认识。毛主席是第一次见安岗，就问：
“你叫什么名字？”
安岗说：
“我姓安。”
毛主席开玩笑说：
“你是我们的安公子。”
大家听了都笑了。接着毛主席又问：
“十三妹在干什么？”
安岗说：
“十三妹在抱小孩。”
毛主席鼓着掌，连说好。（当时安岗夫人樊亢刚生孩子不久。安公子、十三妹是《儿女英雄传》中的男女主人公）。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安岗的心也放松了。毛主席听完邓拓汇报后，说：
“你们对那些全国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像张申府、焦菊隐等人，要多向他们请教。”
毛主席说了一大串知识分子的姓名，最后提到吕叔湘、朱德熙两位语言大师时说：
“要请他们多为报纸写点文章。”
毛主席还说：
“一张报纸要办得让人喜欢看。这是办报人应该研究的一门学问。《中央日报》连蒋介石都不爱看，老百姓不喜欢，我们的报纸不要办成《中央日报》，要办成老百姓喜欢的报纸。”
此时正值春耕时节，许多农民到小城镇开辟肥源，如果当年在根据地办报，开展积肥运动早登上报纸头版头条了。进了城，这个问题怎么办？安岗向毛主席请教：
“进城后，城市与农村是不是要并重，不能进了城，就忘了农村，也不能因为农村报道多，不去开辟城市报道。”
毛主席听了表示赞同，他说：
“进城后，不要忘了农民。要利用城市更好帮助农村解决问题，如肥料、农村人口就业等问题。”
说到肥料问题，毛主席建议在田间地头搞个养肥的处所，把找到的肥料积攒在里面，用的时候很方便，不用从家里拿了。当时农民刚分了土地，毛主席认为光分了地还不够，还应该让农民富起来。
大家谈得很随便。毛主席问得很仔细，从工人、农民、市民、学生、教育界、科技界、文化界、工商界、民主党派，到国民党起义人员，都问到了。毛主席正说着话，一位年轻同志撩起门帘走进来，说：
“主席，大军区的司令员都在等您呢！”
安岗以为毛主席的谈话就要结束了，很有些依依不舍，不料毛主席对那位年轻同志说：
“让他们自己先谈吧！”
胡乔木悄声告诉安岗，那位年轻的同志是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同志。
5点多钟时，毛主席兴致还很高，这时有同志说要准备上晚班，还有人要去参加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就站起来向毛主席告别。毛主席也站起来说：
“你们还有晚上没事的吧，留下几个，我们再谈一谈。”
最后留下了邓拓、安岗和温济泽。毛主席叫来勤务员，说：
“小鬼，你告诉厨房加3个客人的饭。”
公务员提来一个四屉饭盒，其中3个菜，一个汤，一个炒鸡蛋似乎专门加的。又拿来一盆饭，一瓶红葡萄酒。毛主席给每人斟了一杯酒，他说他只能喝一杯，要大家随便喝。大家举杯祝毛主席健康，不过都没有喝干。
安岗记得端上来两盘红烧肉，但毛主席没吃红烧肉，大家也都没好意思吃。毛主席吃的是义利甜面包，用手掰着吃，也吃点小菜。
大家边吃边谈，毛主席问起大家过去的经历，温济泽和邓拓30年代初期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谈起那时在王明“左倾”路线下工作的一些情况。毛主席说当时我们的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从历史谈到教训说：
“我们现在一定要注意实际，一定要密切联系群众。我们进城了，今后要更加注意各方面的人对我们的意见，不仅要注意赞扬我们的意见，拥护我们的意见，更要多听反面的意见，批评我们的意见，多注意把这些意见，及时反映给中央。”
临走的时候，毛主席站起来，一一跟大家握手。安岗清楚地记得：“他的手很重，我被他握得很疼，但感觉很好。”
5月5日，毛泽东特派江青持亲笔函到张治中家中慰问。
原来张治中和邵力子同是治淮视察团的负责人，他在即将动身前却病倒了。毛泽东在亲笔函中写道：
文白先生：
来信读悉。闻病甚念。视察团有邵先生领导也就可以了，您可以安心休养，以期早愈。
即颂痊安！
毛泽东 5月5日
5月7日，毛泽东在谭震林5月1日《关于杭州市逮捕反革命分子情况给华东局转报毛主席的报告》上作了6个批注：
一、在报告概述杭州市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情况部分，他在“汉奸75人”后面批道：“有血债及其他引起群众痛恨的汉奸分子，应当在此次镇反中解决。”
二、在报告到由于事前准备充分，审批手续严格，各方面力量组织得好，逮捕秩序很好，均未抓错这一段末尾，他批道：“应当这样慎重地做，有些地方草率从事是错误的。”
三、在报告逮捕前后的宣传动员工作的末尾，他批道：“不做好宣传工作，不要杀人。”
四、报告谈到虽然逮捕和枪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但反革命的坚决分子还在顽强地反抗，已经发生向公安分局打枪、书写反动标语、制造谣言转移群众反特斗争视线等。对潜伏的反动组织只是开始发现，有了一点线索，还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他批道：“我公安机关对于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侦察工作，在许多城市都很差，应当在此次镇反中认真建立这个工作。”
五、在报告吸收党外人士参加镇压反革命工作，审查案卷，核实材料，讨论量刑问题这一段末尾，他批道：“各城市均应当这样做，不要怕麻烦。”
六、报告还谈到杭州市确定5月份以镇压反革命为中心工作，以工厂工人、学生、居民、农民为发动群众的主要对象，以小型的控诉会、公审大会作为发动群众的方式。对文化教育界、宗教界、各民主党派、工商界有意识地放后一步，而依靠其自己的力量，进行一定的工作。他批道：“这样做很好。”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谭震林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谭震林的报告很好，杭州的经验可在一切尚未这样做的城市应用。特别是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审查反革命案卷一事，各地必须认真地做，坚决地打破在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
毛泽东 5月7日
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镇反问题的指示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地委：
兹将华北局5月6日关于镇反问题的指示电转给你们。中央认为华北局这个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各地均应照此施行。兹定于6月1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办理。各地一律照此执行。清理积案是目前几个月内的一个极其艰巨的工作，各地必须调集大批干部，在几个月内将积案基本处理清楚，整理监狱，组织劳动改造工作。在清理期内，各地除现行犯及由各中央局决定的少数地方外，一律停止捕人，待积案清理完毕后再捕应捕之人。兹定6月1日至9月30日计4个月为清理积案时间，亦即停止捕人时间。在此4个月内，“中层”及“内层”重点审查必须认真进行，有少数要犯须逮捕者须报请中央局批准。
中央 5月7日
5月8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各兵团及志司，并告中央及军委直属各部门，各特种兵司，中央政府各党组：
中央已决定，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它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估计在上述党政军教经团各界清出来的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有血债或有其他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的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只占极少数，大约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可能占十分之八九，即可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他们和农村中的匪首、惯匪、恶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恶霸、匪首、惯匪、大流氓头及会道门大首领不同，也和某些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务不同，即没有引起群众痛恨的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是严重的，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因此，中央决定对于这样的一些人，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如果这些人中有若干人不能改造，继续为恶，将来仍可以杀，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下面是东北军区保卫部在军区系统逮捕第一批204名反革命分子的报告，发给你们阅看，请东北军区即照上述原则处理。各地党、政、军、教、经、团中清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请各地均照上述原则处理。其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大约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为慎重起见，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此外，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亦只杀那些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凡人民不要杀的人一律不要杀。其中有些人亦应采取判死缓刑的政策。人民要求杀的人则必须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
中央 5月8日
笔者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死缓”这一重要刑名，是毛泽东的首创，在古今中外的法典中前所未有。后来这一刑名被列入了新中国的刑法之中。
5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对土地改革业已完成地区的地主参加劳动生产及就业问题的指示》，他写道：
华东局、西北局、西南局并告中南局：
兹将中南局4月23日关于地主参加劳动问题的电报发给你们，望你们注意处理这个问题。在土地改革业已完成、对地主的斗争已经相当彻底的地区，领导上应该说服农民主动的向那些表示服从的地主和缓一下，以便争取多数地主参加劳动，耕种自己所分得的土地，维持自己的生活。对于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或有其它技能，可以从事教书或其它职业者，应允许他们从事其它职业，或分配教书工作给他们。对于确实没有农业劳动力，而能作生意者，可以允许他们作生意。但对于有劳动力，能从事农业劳动，又无其他职业者，则应强制他们劳动，不允许他们游手好闲以讨饭为生。在他们从事农业劳动时，如有实际困难，亦应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底财，可以允许他们挖出来，投资生产，不再没收。他们以后生产所得，不论多少，均不再没收。但他们不论从事什么职业，不论到什么地方，均应加以监视，使其出处明白，行踪清楚，不得改名换姓，改变成份籍贯，到处鬼混。对于那些狡猾的至今不表示服从而表示顽抗的地主，则应继续加以斗争，使他们服从，并在可能时，亦可把他们编成劳役队强迫他们劳动。在土地改革后，适当地处理地主，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望各地加以注意，并将经验报告中央。
中央 5月10日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广东军区党委关于执行中央镇反指示的检讨报告写了一个批语：
各大军区党委会，并转各省军区及各行署军区党委会：
直到今天为止，关于各省军区和各行署军区党委会向军委作镇反工作的报告的还很少。我们要求每个区省级军区（包括各行署军区）党委会必须一律向军委作此项报告一次，限于7月1日以前交齐，由各大军区政治部主任负责督促。届时不交报告者，将受到通令批评。下面是广东军区党委会的报告。这个报告揭发了很多极端严重的现象，认真负责地处理了自己的问题，特发你们参考，并予通令表扬。
毛泽东 5月10日
5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在新区组织和建立供销合作社问题的指示》：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
兹将中南局4月4日关于新区组织合作社问题的电报发给你们参考。中南局在这个电报中提出了新区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乡村受土改影响，地主富农已不敢也无力经营土产运销，私营下层商业倒闭，有很大破坏，而国营贸易也无力全部解决土产运销的问题，因此，农民土产品销不出。农民在贸易上第一个要求是把土产卖出去，甚至不大注意出卖土产的价钱。在此情形下，唯一可想的办法，就是由党和政府及农民协会领导群众组织起来，自己想办法来推销土产，并换回农民所需要的物品。这就是领导农民组织合作社以推销土产的办法。目前在新区除尽力建立国营贸易并组织私商来推销土产外，组织农民群众的合作社来推销土产，已成为迫不及待的一个办法。应放手地普遍地在推销土产的基本要求之下来组织新区农村合作社，而不必过分小心，束手束脚，使农民的困难不能解决。为此，中南局4月4日电报中所提出的办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其中有些说法是不妥当的，例如：“三分社会七分资本”等。望各地加以考虑，并立即试办。如可普遍推广，应立即予以推广，以便能及时地解决农民的问题。同时，为了使新区合作社组织不致太乱，并避免过多的失败起见，特提出以下各项原则，望各地注意掌握：
一、农村合作社在党的区委领导下以集镇为基点建立基层社，在较远乡村设立分店。
二、合作社以推销土产为主要任务，在土产推销之后，再购回社员所需要的物品卖给社员，而不要将资金和人力用在其他经营上，忽视土产的推销。并须特别注意为那些滞销的土产品打开销路。即使经销这些土产品没有多的利润，亦应尽力经营，而不要只注意在那些行销的土产品上去与人竞销。为了使这个目的明朗起见，合作社的名称在最初甚至可定为土产推销合作社，而不要定为供销合作社。
三、合作社股金，由需要推销土产者自愿交纳，并可用土产品交纳，要推销的土产品多者多交，少者少交，无土产品可销只购买消费品者可更少交，可分数等，由社员民主决定每等最低限额，但愿多交股金者，可以不加限制。
四、合作社盈余分配，暂时亦可只分两部分：即公积金和股金分红。其余社员福利基金、文化教育费等暂时可不要，以后再说。如此，股金分红亦可提高到盈余的40%至50%，公积金占50%至60%。
五、土产品在本地推销，基层合作社可以自办，但远地推销必须依靠省县合作社或国营贸易机关。因此，必须建立省县合作社才能为土产打开远地销路。为此，基层合作社的股金和公积金必须提一部分交省县合作社作为远地经营土产的资金，交多少可由下级社民主决定。同时，为了经营土产品的大批远地推销，上级与下级合作社的资金和国营土产公司的资金可以互相调配统一使用。
六、为了补助资金缺少的困难，对土产品应多作代销、赊销、定销，少作现销。特别对滞销的土产品应该如此。赊销与现销比例，由合作社和社员自由议定。
七、合作社在掌握土产品后，出卖土产品应依照下列原则：1、国家及合作社需要的、在市场上缺少的物资，应优先卖给国家及合作社，并须降低利润若干卖给国家及合作社（无利润或利润太少者不降低），不得高抬价格，优先卖给私商。2、国家及合作社不需要或要不了的物资，可以向市场推销并卖给私商。并可设立批发的及零售的销售店进行广泛的推销。为了便利推销，减低成本，伸长销路，可以有计划地开设加工工厂，并可用租赁、合营、代加工等办法利用私人的工厂、工具和技术。
八、合作社不要兼办信贷业务，农村信贷将来应由银行领导办理。中央已另有通知。又为了使合作社业务不脱离群众起见，应坚决反对合作社去经营那些与推销土产和供给社员必需品毫无关系的而只是单纯的以赚取利润为目的的市场交易。
掌握以上各项原则去经营合作社的业务，同时又注意合作社组织上的民主生活（每个社员一个表决权），就不会使合作社走到错误的路上去，而且也不能把这些办法看作是资本主义路线。因为资本主义的商业经营的唯一目的，是追逐利润。而这种合作社商业经营的目的，则是为了推销土产并换回社县的必需品，它虽然也有利润，但追逐利润并不是它的目的，就是说，它对于那些利润不高甚至没有利润但社员迫切需要的土产推销，它也要去经营，而对于那些虽有高的利润但对社员土产推销和必需品供给无关的交易，也不要化费资金和人力去经营。这就已经脱离了资本主义经营的路线。因为它在根本上不以追逐红利为主要目的，股金分红的比例稍大一些，也不改变合作社的根本性质。望各地根据以上各项试办，并将意见和经验报告我们。
中央 5月11日
5月15日，第3次全国公安会议通过了一个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镇反工作的决议。
此前，公安部为贯彻落实毛泽东5月7日批示和5月8日起草的《决定》，于5月10日在北京召开第3次全国公安会议，5月15日通过了会议决议草案，并报请毛泽东审批。
毛泽东在《决议》草案中加写了几段话，主要有：
“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这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召开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
“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决定从6月1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杀人甚少的地方在内，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处理。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变此项决定。”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察哈尔省万全县镇压反革命经验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即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地委，并请各地委将此件一直转发到县委和小城市的市委：
兹将万全县的经验通报给你们，请你们仿照办理。
全国各县市的镇压反革命工作是如何进行的，是否向群众大张旗鼓地做了宣传，是否举行了群众的控诉会，群众的反映如何，请每个县委书记和市委书记（除已写的市）都向我写一个报告，交地委和省委转送给我。我希望全国二千余县委和市委的书记同志都和我直接通信一次。这些通信收齐后将发一通报，其中最好的经验将如万全县一样转发各地作参考。
毛泽东 5月15日
毛泽东又为转发中南局关于纠正镇反中关门主义倾向的指示写了一个批语：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及地委：
兹将中南局5月12日的指示电发给你们，请仿照办理。中央公安部正在组织15个视察组，每组3人，分赴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东北各省区检查镇反工作，定于6月16日由北京出发。请你们即派若干视察组先去各县市实行检查，迅速纠正已经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中南方面杀人最多，宣传最少，极不相称，存在着很大的关门主义倾向，必须立即纠正。从中南局5月12日的电报看来，中央和中南局历次指示在汉口这样的地方并未实行，等于说空话，必须立即派人下去检查，问明责任，纠正错误，不可一刻延缓。
此电请你们一直转发至地委，并请迅速转去。
毛泽东 5月15日
毛泽东还为转发4军党委关于镇反工作总结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大军区首长并告志司首长：
兹将4军党委对于镇反工作的总结报告转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责成你们的政治部负责督促所属各军，除已作总结报告者外，一律作一次总结报告。拖延不报者应去电催促。
毛泽东 5月15日
5月15日这一天，邵力子率领各民主党派及中央有关各部委负责人共32人，组成“中央治淮视察团”，分赴皖北、河南、苏北3省工地和南京、上海、海宁等地视察。
此前，毛泽东为了支持邵力子的工作，特意亲笔题写了“一定要把淮河治好”几个大字，邵力子命人把毛泽东的题词标在4面锦旗上，准备把这4面锦旗分别赠送给豫皖苏3省及治淮委员会。邵力子说，我们走到哪里，就让它飘到哪里。
当邵力子来到淮河岸边的时候，眼前依然是疏落的荒村，歪歪斜斜的泥搭茅屋，解放的欢欣并不能冲洗淮河两岸乡亲们脸上的菜色，穿着褴褛衣服的老人和孩子们，在阳光下曝晒着嶙峋瘦骨，妇女们黑色的眼珠中，也缺少那本来应有的闪亮的神采，劳动热情高涨的千千万万民工们，吃的是野菜粗粮，喝的是稀汤。望着这一切，邵力子的心也像淮河的水一样翻滚了起来，他深感人民太苦了，建国的任务繁重啊！他的耳边又响起了毛泽东在1950年深秋对他和傅作义所说的话。是啊，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主席提出要根治淮河，太及时啦！
邵力子在安徽的治淮工地上，恭恭敬敬地把毛泽东题写的锦旗，献给了那些勇敢的治淮英雄们。他广泛地接触群众，慰问民工，听取意见，勉励大家，尽力帮助解决困难。就这样，这位70多岁的老人，奉毛泽东之命，行程6783公里，历时52天，踏遍了淮河两岸的山山水水、大小城乡。
且说5月15日晚，一道红色电波划过长空，从北京传到了韶山。只见电报中写道：
王淑兰同志：
5月9日来信收悉，欢迎文涧泉、文运昌两兄弟来京一叙，请持此电去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见刘道衡同志，请他为两位文先生购买两张快车头等火车票，并请给路上用费，即可来京。
毛泽东 5月15日
第2天上午，王淑兰派人前往唐家圫告知文涧泉、文运昌。唐家圫的亲友们欣喜若狂，文涧泉、文运昌立即整装出发，赶往韶山招待所。
5月1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因在朝鲜战场上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无望，便和国务卿艾奇逊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为”的决策，准备与中朝两国进行停战谈判。
艾奇逊找到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让他通过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传信给中朝方面：美国准备以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
5月16日下午，毛泽东看了戚本禹起草的秘书室工作报告，就必须重视人民来信问题在给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的指示中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县委；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区、各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党组，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党组：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下面是专门处理人民给我来信的秘书室关于处理今年头3个月信件工作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我认为这个报告的观点是正确的。
毛泽东 5月16日
接着，毛泽东起草关于将捕人杀人的批准权一律提高一级给邓子恢等人的指示电：
子恢同志，并告饶、邓、习：
5月11日电收到。为了不使步骤混乱难于掌握（目前中南、西南两区已有难于掌握的形势，必须严重注意），捕人杀人的批准权必须一律提高一级，不许有例外。在土改区可由省派代表至专区，由专区派代表至县，掌握材料，用电话向专区请示批准捕人，向省请示批准杀人，这样对于捕杀少数人仍是便利的。
毛泽东 5月16日
5月15日、16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连续转载了《文艺报》5月10日刊登的一篇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文章——杨耳所撰写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么?》；《人民日报》并加了编者按，号召文艺界对《武训传》进行深入讨论。
原来早在4月下旬，文艺界出现的有关电影《武训传》的争论，已经引起了毛泽东的严重注意。他观看了这部影片，感觉《武训传》的上映以及对武训的大肆渲染，说明在旧知识分子的头脑中仍然残存着封建主义思想流毒。他便问江青：
“这部影片的脚本，你看过吗？”
江青回答说：
“没有，他们拍什么片子是从来不让我参加会议审查的。周扬、夏衍、田汉这些人霸道得很呢！对武训这个人，我小的时候听说过，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夸大了。”
毛泽东说：
“提倡什么‘武训精神’，难道他比共产党还要高明吗？这部电影提出的问题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要注意了。我看你还是研究一下这部影片，然后准备写文章。”
江青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对《武训传》剧本和影片进行了认真研究。她找到周扬说：
“《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江青并没有说明这是毛泽东的意思。周扬听罢，不以为然，他以为是江青在挑刺，便说：
“你这个人啊！有点改良主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
毛泽东听了江青的汇报，这才不得不指示《人民日报》转载杨耳的文章并加上编者按。
《武训传》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呢？说来话长，这部电影是由孙瑜根据历史人物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编导、由赵丹主演的一部传记片。影片的主人公武训，是山东堂邑人，排行老七，故名武七，绰号“豆沫”，生于1838年，卒于1896年。后来，他名字中的“训”字，是清政府在其死后为表彰他“行乞兴学”而赐给的，意在“为天下后世训”。
武训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父，随母流浪乞讨。稍长，他曾给地主扛活，后一直行乞。年青的武训在扛活和行乞的困苦生活中，十分羡慕富家子弟进学堂念书，有时到私塾学堂附近逗留、观望，往往招来欺凌、侮辱和被驱逐。由此他以为没文化是受苦受难的根由，便决心行乞兴学，好让穷人孩子们都能上学读书，免受富人的欺压。他为了攒钱“兴义学”，讨得富人的施舍，便装出笑脸，任人拳打脚踢，竖蜻蜓逗人乐，学狗爬任人骑，表演喝脏水、吃屎尿、吞蛇蝎，以博富人的围观、取乐。只要能讨到钱，什么屈辱都能忍受。这样积蓄下来的钱，一分也舍不得花，全部委托地主给他放高利贷，购置土地，租给农民。30年的行乞生活和放债、收租，终于攒下了一笔钱，办起了3所义学。他的“行乞兴学”，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嘉奖，死后被称为“义乞”、“乞圣”。
导演孙瑜在谈到编导电影《武训传》起因时说：“远在1944年的夏天，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北温泉送给我一本《武训先生画传》，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于是就改编成了和现在大致相同的《武训传》电影剧本。”
这部影片自1948年夏开机拍摄，后因淮海战役正酣，南京岌岌可危，制片厂经费困难，被迫停机。1949年2月，上海昆仑公司买来了《武训传》的拍摄权和部分胶片。全国解放后，上海市文化局和艺术界认为《武训传》仍有拍摄价值，脚本由编导者作了部分修改，在1950年12月由昆仑公司完成拍摄，1951年初先后在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和全国各城市放映。仅两三个月间，北京各界观众就多达13万人次左右，绝大部分人都为武训“行乞兴学”的“奇行”所痴迷。在此期间，各种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评介文章，大都肯定了武训和影片《武训传》，说电影《武训传》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这些文章还颂扬说，武训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使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是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是人民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武训坚韧不拔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和行为，是永垂不朽的，是值得学习的榜样；武训兴学之革命意义，和太平天国那样的革命有某种相同之处——都是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只不过是一个重在革命武装，一个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武训是一个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武训这种忘我精神，为广大贫苦阶级服务的精神，任何人都会深深地受到感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12月30日至1951年3月下旬，上海的《大公报》、《文汇报》、《新闻日报》、《新民晚报》，北京的《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大众电影》、《北京文艺》，天津的《天津日报》、《进步日报》等报刊，发表赞扬或者肯定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有30余篇。《大众电影》还把《武训传》列为1950年10部最佳国产影片之一。与《武训传》放映的同时，1951年还出版了3本关于武训的书，一本是孙瑜的电影小说《武训传》；一本是由李士钊编写、孙之隽绘画的《武训画传》；一本是由柏水撰写的章回小说《千古奇丐》。这些书同样受到了赞扬。郭沫若也曾为《武训画传》题了封面，作了序言。
直到1951年3月底，文坛上才开始出现了对《武训传》的不同意见。而对《武训传》的严肃批判，则是贾霁在4月下旬打响的第一炮。
文艺界对文艺作品的讨论和批判，并非自此始。早在1951年1月，以陆定一为部长、周扬为副部长的中宣部就开始抓批判工作：1月10日，《文艺报》载文批判了3部作品，即《愤怒的火箭》、《驴大夫》和《不拿枪的敌人》。2月10日，《文艺报》刊载陈企霞的文章，批判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4月间，各种报刊对电影《荣誉属于谁》，展开了批判。
4月25日《文艺报》第4卷第1期发表的贾霁的文章——《不足为训的武训》，说武训和《武训传》对于历史以至于今天，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武训的行为是不值得赞扬歌颂的。
5月10日，《文艺报》又在第4卷第2期发表了邓友梅的《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和杨耳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么?》一文。杨耳在文章中说：陶行知先生在蒋介石反动统治下表扬“武训精神”，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反动统治下宣扬‘武训精神’，比起今天人民取得了政权之后宣扬‘武训精神’，它的危害决不可能更小些。相反，倒不如说是可能更大些。因为，在反动统治下面宣扬‘武训精神’，就会更直接的‘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那不更加是不应该的吗?”
但总的来看，此时的文艺界对电影《武训传》还是一片赞美和歌颂之声，持否定意见的文章只是少数。这便是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转载杨耳文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5月20日，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著的位置上。
《人民日报》为批判一部电影而发表社论，这还是头一遭。毛泽东在社论中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构成了这篇社论的主题。他写道：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以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们也不去研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开展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它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中还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点出了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其48位，为开展大批判树立了箭靶。
毛泽东这一尖锐地批评，同他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阐述的文艺方针是完全一致的，即要求革命作家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去描写人和社会矛盾，要求革命文艺必须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革命作家必须和新的时代相结合写出新人物，新世界。
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中的措辞激烈，批评尖锐，对电影《武训传》的编导、演员和颂扬武训及《武训传》的人们是一个巨大的震动，使人们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这一天，《人民日报》还在“党的生活”专栏上刊发了《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的短评。短评中说：
“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都应当积极起来自觉的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担任文艺工作、教育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和《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平原等地文化界的干部，尤其应当自觉地热烈地参加这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并按照具体情况作出适当的结论。”
此后，中央文化部、教育部，中共上海市委，纷纷发出通知，号召批判《武训传》。昆仑影业公司立即通电全国，停止放映《武训传》。全国掀起了一场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群众性的讨论和批判运动。这次讨论和批判，集中在3个问题上：
一、武训是什么样的人物？二、《武训传》是什么样的影片？三、歌颂武训和《武训传》是什么思想？
批判者认为，武训不是什么“劳动人民的典型代表”，他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封建制度的崇拜者，封建道德的支持者。历代反动派表彰武训，是想老百姓都像武训那样服服贴贴当“顺民”，不惹是生非，不犯上作乱。这样的历史人物是不值得人民歌颂和学习的。
于是，原本为《武训传》叫过好的《大众电影》编辑部以及戴白韬、梅朵等人，纷纷登报公开检讨。电影《武训传》的编导孙瑜、主演赵丹，也作了检讨。郭沫若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查》一文。
然而，此时的周扬却依然说：“武训这个人，究竟有没有进步意义，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要听听群众的意见，要请示少奇同志，要做调查研究，不能急躁鲁莽。”
胡乔木也说：“《武训传》本质上是好的，革命的，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真理究竟在谁手里，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毛泽东没有想到批判《武训传》的阻力竟然会有这么大，他说：
“看到了吧，有人还想秋后算账呢。那好，通知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现在就把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解决，看看到底武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值不值得如此歌颂？”
欲知批判《武训传》的问题能否彻底解决？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一提到“文化革命”，人们就会联想到毛泽东在上个世纪中期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其实，有很多人不知道，“文化革命”是毛泽东一生都在不断地追求的一个革命目标。由于种种原因，他在“文化革命”方面的活动不得不时断时续。本传前面讲到的他在年轻时创办《湘江评论》等报刊及其发表的有关方面的重要文章，便是他“文化革命”的初期活动，而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前前后后的活动，以及这次批判《武训传》，后来在1954年又批判电影《清宫秘史》等等活动，又何尝不是“文化革命”呢？！遗憾的是，在毛泽东逝世后，封资修文化又借尸还魂、死灰复燃，其泛滥程度比起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正说明了新旧文化之间的斗争尚未有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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