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涉及千家万户的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更是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但对一件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各种不同的人总会站在各种不同的立场，发出不同的声音。为此，在《柳林知青专辑》编撰之时，我们有必要正本清源，以事实为依据，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全部历史进行一次全面回顾。
一．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毛主席一贯所倡导的人才培养道路，绝不是所谓“文革”的产物
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指导思想的最早提出，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讲话，讲话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就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为此，毛泽东认为“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是革命的道路，就是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必由之路。【1】”并且，毛主席自己身体力行，让自己的儿子成为践行这一道路的带头者。1946年，为了让从苏联回来的爱子毛岸英适应中国革命的环境，了解中国的真正国情，毛主席把刚从苏联回国的毛岸英送到农村，拜当时最有名的延安劳动模范吴满有为老师，去当农民。主席对毛岸英说：“虽然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但是你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你还没有上过中国的‘劳动大学’，因此我希望你能够去农村拜农民为老师，在这所农村大学里，你能学到之前课本之中学不到的很多知识，你看好不好？” 毛岸英深知父亲的良苦用心，服从了父亲的安排，直到手上磨出了老茧，才从“农业大学”毕业。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毛主席一直关注着中国青年的发展方向。1955年，毛泽东在看到许昌地委报送的《大李庄乡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材料中，谈到郏县大李庄、邱庄、吴堂、杨庄四个村的7名初中毕业生和25名高小毕业生（这在当时也算是知识分子了）回到村里参加农业合作社，有效地解决了合作社缺乏会计和记工员的问题时，敏锐地捕捉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条极佳途径，于是批示道：“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农村是
一个广阔的天地，在哪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2】”此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成为影响整整一代人的口号。
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指导思想，1955年，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又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此后，从50年代底开始，就有一大批城市青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志愿报名到农村去插队落户。2009年9月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100位感动中国人物之一以及2019年9月再次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的邢燕子，就是1958年插的队；同样于2019年9月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的天津宝坻县知青侯隽，是1962年插的队。在这些先进典型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的广大城市青年纷纷报名到农村、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据不完全统计，毛主席的批示和党中央的《纲要》下达后，我们山西省就有51个县的8万多青年自愿响应号召积极报名参与，团省委在其中挑选了1038名优秀青年组成志愿者垦荒队，由各地团干带队，到内蒙古的河套地区支援边疆建设【3】。
1964年，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4】，进一步明确提出：“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地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是首次以中央的名义专门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发出的文件，也是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培养“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联系起来。此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全国如火如荼，从60年代初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全国达到一个新高潮。仅以当时还属离石县的柳林镇为例，据这次知青摸底统计，1962年到1965年到农村插队及到农场插场的城镇青年，就达到144人。因此，一些人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视为“文革”产物，显然是颠倒黑白，
混淆视听，毫无历史事实和依据！
有人之所以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视为“文革”的产物，主要根据就是上山下乡在“文革”期间在全国掀起高潮。这一阶段从上山下乡的人数上来讲，确实是比较多的。如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发表后，到1972年，山西省就接纳安排了上山下乡知青75082名，其中京、津等外地知青占62%。而山西本省由于就业压力不大，城镇（尤其是太原市）老三届毕业生大部分在城市安排了工作，因此，本省下乡知青的人数较少，仅占同期下乡知青总数的38%。直到1973年起，我省才把安排本地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从1973年至1978年底，全省上山下乡的城镇知青达到21万余人，占到历年本省下乡总数80%【5】。我们柳林县为1971年才建县的新建县，全县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1973年年底开始，除建县前插队的144名知青外，1973年以后又先后安排了618人插队。
这一阶段之所以成为上山下乡的高潮期，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客观情况所决定的。一是建国以后，由于国内环境稳定、医疗条件和生活条件相对改善等原因，使我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出生出现井喷式增长。而在此同时，教育越来越普及，受教育人数急剧增长。到六十年代底至七十年代初，这部分人大多步入成人。在当时情况下，我国国内经济基础还相当薄弱，客观上难以安排这么多的青年在城市就业。因此，相应党和国家号召，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就成为一种选择。二是在“文革”开始后，1966至1967两年，国家没有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中央《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中提出的每年安排100多万知青的任务，集中到1968年后安排。因此，一些抱着不可告人目的的人，无视这些历史条件和事实，把上山下乡视为“文革”产物，是毫无道理的，更是别有用心！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防止帝国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重大战略部署
尽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就业安排等客观因素，但凡事都有主次之分。大量历史资料已经证明，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主要目的，是毛主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防止帝国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重大战略抉择。
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怎样培养接班人？事关党和国家的事
业成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遏制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对我国进行四面围剿，联合打压的同时，又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十条诫令》第一条就包括“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等内容。
毛主席敏锐地看到了美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提出要把防止“和平演变”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党不变色、国不变质。后来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一预见绝非杞人忧天！
早在1959年他老人家就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6】”并且指出：“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这里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7】，”“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不论新党员还是旧党员，都有一些品质不纯洁和作风不纯的人。那些人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还有变质了的资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8】”
1959年12月，毛主席在组织有关人员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到：“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而要完全靠自己。【9】”
1964年，针对苏联对列宁和斯大林主义的背离，毛主席又提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问题【10】。
1964年10月，毛主席在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谈到：“我们现在的青年人没知识了，没见过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所以要请你们当教员，给他们讲讲，告诉他们，不要忘记你们还在受苦。吃蜜糖长大的，我们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我的女孩子现在下去了。
我告诉我的女孩子人家不知道你是我的孩子，你不要躲躲闪闪，你就说我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笨了，要向你们学习请教【11】。”毛主席这里所说的“女孩子”，是指安排大女儿李敏去农村锻炼。而毛主席安排唯一在自己身边长大小女儿李讷到农村去插队，却更令人感慨。李讷在大学毕业后，被安排在《解放军报》社上班，毛主席对身边的人说：“一个涉世不深的小娃娃，哪办得了报？”于是，李讷先是被安排到井冈山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后来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是毛主席的女儿，处处照顾她，锻炼不大，她想和广大青年一样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便给主席写信提出要求。主席积极支持爱女的这一行动，于是李讷便来到了江西的一个山区农村，成为一名生产队的普通社员。由此也可以看出毛主席的伟大胸襟。这无异于给了
那些认为“让插队”就是“受迫害”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1967年5月，毛泽东在和另外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中谈到：“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12】。”
1968年7月，他在接见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时又指出：“学生 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
就是脱离生产者【13】”。
综合上述一系列讲话、谈话可以看出，防止党和国家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改变颜色，是毛主席所考虑的重中之重。而和平演变最危险的群体，是“资产阶级分子”，但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却是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潜在因素。因此，要防止党的各级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一代产生上述“三个主义”，从而成为“资产阶级分子”，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自己早已在延安时期提出的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种相结合的过程，不仅是了解群众疾苦，听取群众心声的过程，更是建立和培养与群众深厚感情的过程。因此，当时不仅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包括机关干部和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文学艺术工、工程技术人员、军官等，每年也必须有一定的时间到农村、下基层，到车间，下连队，与第一线的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打成一片，以了解群众呼声，解决群众难题，增进与群众的感情，激发干事创业的灵感。正向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所讲过得那样：“农村基层的工作经历是人生的一个坐标，有了这个经历，就更清楚地知道什么是群众、如何尊重群众，知道什么叫实事求是、如何尊重事实。【14】”
三．从实践结果看毛主席当初战略决策的伟大意义
一项伟大的战略，往往需要若干年后才能看出其历史价值，且时间越长，看得越清晰。接班人问题，需要逐代过渡传承，更是需要在几十年后才能显现其真正的价值。党的十八大后，当年的知青逐渐进入高层政治舞台。据官方统计，十八大选出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有过知青经历，占这一群体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有过知青经历，占比28%；而最高层的政治局常委中，则有4人曾有知青经历，占比57.1%。十九大、二十大高层中知青也占相当高的比例。这一比例，是任何一个群体所没有的。正因为有如此多的有过知青经历的人参与高层决策，才有了“两个三十年不能分割”的正确判断，才有了“一切以人民为中心” 的初心回归，才有了脱贫攻坚伟大战役的全面胜利，也才有了毛泽东思想和灵魂逐步得以恢复的氛围。
从专家学者的角度看，不少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与没有这一经历的人也有着明显区别，他们尽管身处高位，但时刻不忘为最基层的农村老百姓鼓与呼，受到了普通群众的热烈。这与那些“现在的人哪家没有50万元的存款？”“不能剥夺低收入阶层的纳税权利”等言论发布者的所谓“砖家”们，所站的立场截然不同。当然归根结底还是与人民群众的感情不同。而现阶段许多政策严重不接地气、且越来越走向“官僚化”、资本化，也与出这些馊主意的所谓“砖家”“血汁”们没有深入实际，与老百姓没有建立起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感情有着极大关系。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一些参与政策设计、策划、论证的“海归派”和“公知”们，已经成为了他国颠覆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别动队”。
上世纪八十年代，电视剧《新星》的播放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该剧以教育干部怎么样才能当好官、当清官为主题，以其对生活的贴近，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反响和收视率。而该剧的，正是曾经在山西绛县插队四年多的一位北京知青。小说的主人翁，却是以被称为“百姓书记”的吕日周为原型的。吕日周同志在担任原平县委书记期间，根据当地农民的改革实践，推出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改革措施，仅用三年时间，就使原来穷困的原平县“咸鱼翻身”，创造出一个县财政收入相当于周边12个县总和的奇迹。2002年，该又以吕日周在长治市任市委书记时市委大院撤销门卫，百姓可以随便进出，以方便群众反映问题；为了方便接触群众，下乡不坐小车而是骑着自行车；和农民一道睡土炕，一起过年；亲自下百米深的矿井了解煤矿工人的生产安全情况，听取工人呼声；以及使《长治日报》成为国内舆论监督领导干部的第一党报等一系列亲民爱民行为，写出了长篇小说《龙年档案》，后又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在全国陆续播出后，再一次引起轰动。文学作品是作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浓缩，如果不是四年多的插队经历和老百姓建立起的深厚感情，这位就不可能喜群众之所喜，忧百姓之所忧。这与那些以污蔑祖国和人民为能事的所谓国际大奖获得者，以及那些专注于写屎尿屁的所谓作家们的所关所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再一次用事实证明了，各个阶层的人，都需要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的苦与忧。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为人类一项最伟大的千秋伟业，不仅需要一大批与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和实干精神的带头人和社会精英，更需要千千万万志同道合的普通人的价值认同和行动支持。而全国1700多万有过知青经历的人，无疑是当今这一队伍中的强大生力军。回想这部分人，在回城分配工作后，不仅在毛泽东时代苦干实干加巧干，迅速成为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不少人面对下岗失业的困境，仍然识大体、顾大局，没有气馁，没有躺平，他们用插队时期培养出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忍辱负重品德，默默地告别企业，背起行囊，开始了自己重新创业，不少人也由此取得了成功。在我们编撰《柳林知青专辑》摸底过程中，发现建县后插队的618名知青中，在县级企业破产或者改制时，就有202名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下岗失业，占到总数的32.8%强。根据编辑需要，我们要求每个知青提供“简历”并写出“知青生活感言”。原以为有些同志可能会乘机发一些牢骚，说一些抱怨的话，但没有想到，99.99%以上的人交回的“感言”，都充满了对知青生活的怀念，并纷纷表示，正是由于知青生活的历练，才使自己在后续的人生道路上，面对艰难困苦不气馁。现随意摘录几位下岗职工的的感言，以窥其一斑。“正是由于有知青生活这碗酒垫底，才使自己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面对下岗失业等艰难困境，毫不犹豫地勇往直前”（圪针湾知青高继平、破产企业职工）； “五年的知青岁月，不仅磨练了我的坚强意志，而且挑战了自我，为自己日后的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多年来，由于有了知青经历，自己战胜了生活中的一个个困难……我不可以找苦吃，但我不怕吃苦”（留誉下岔沟知青高俊兰、破产企业职工）；“插队三年，人生五味尽在其中。付出了青春年华，收获了精神财富，体现了价值，增长了知识，磨练了毅志，懂得了珍惜，理解了感恩。真正的尝到了做人的滋味，人生无悔”（圪坮林场知青阮宏向，企业下岗职工）；“知青生活虽然艰苦，但这种艰苦磨炼了我顽强的人生意志，为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家湾杨家岭知青蔡爱珍，破产企业职工）；“回望插队岁月，留给我们的是满满温暖的怀念……。知青岁月给了我农村生活的全新体验，是我人生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留誉上岔沟高美香，下岗再创业知青）......像这样充满正能量的感言，比比皆是。这一段段感言，虽然不是什么豪言壮语，但足可以从中看到我们这代人的大局意识和艰苦奋斗精神。这是这些曾经历尽苦难的人，对习近平新时代最大的价值认同！
而一些步入仕途的知青，即使身在官场，由于有着和群众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为基础，因此继续心系百姓，成为老百姓称赞的“清官”、“好官”。党的十八大后，山西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吕梁更是重中之重，被查处的领导干部数不胜数。但我们柳林县有过知青经历的13名县级以上干部，28名科级干部，无一人涉及其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通过艰苦的农村生活，深切体会到普通老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不易，从而在骨子里建立起一种深厚的感情，正像一位曾经担任过领导干部的知青所说的那样：“只要心中有了老百姓，就不会走的太远”。
出现这种状况绝非偶然，而是与知青特殊的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一是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与其他群体的最明显区别就是从小在城市家庭中熏陶出的城市思维和城市意识，使他们比之纯粹在农村长大的人眼界更为开阔；而对最底层老百姓艰难生活的切身感受以及相濡以沫培养起的深厚感情，又是一直在城市中成长起来的人所不及的。这种特殊的经历，对这部分人的成长过程影响是巨大的，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的那样“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们影响是相当深的，形成了一种情结叫‘苦难情结’。在遇到困难时想到这些，就会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15】”二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体制上打破了领导干部子女的“特权”思想，不仅使这些子女本人通过世界观、价值观改造终身受益，而且向全社会彰显了共产党人官民平等的一贯原则。在我们插队的知青中，当时县委、县革委、县武装部（属于军管时期）领导的子女无一例外地都到农村插队。到农村后，还得积极带头干，否则，不仅老百姓看不起你，一旦担上“搞特殊”的名誉，连家长声誉都会受到影响。我们插队的年龄正是一个人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当外围环境迫使领导干部的子女和大家打成一片，自然会使这些干部子弟的“特权思想”“优越感”减弱许多，对其终身世界观、价值观有着深刻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一政策和行为用事实向全社会彰显了共产党人官民平等的一贯原则。这与后来的“我爸是李岗”等事例，形成了鲜明对比。三是农村生活，使他们学会了面对实际，也学会了克服困难，培养出百折不挠的精神，这在未来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的那样：“艰难困苦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
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的困难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
干？”【16】更重要的是，由于大多数知青与高层领导人有着共同的经历和情节，使这部分人成为习近平新时代最诚心的价值认同者和最坚定的拥护者。同时这部分人亲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全过程，几十年的生活磨炼，使他们在是非判断过程中，少了年轻时的冲动而多了成熟者的理性，这是这部分人成为“毛泽东热”的积极推动者的重要原因。
中国自古就有公者千古、私者一时之说。纵观毛主席的一生，除去为民族、为人民艰苦奋斗外，无他所求。尽管在这种奋斗过程中，由于立场、观点不同，特别是对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的感情不同，毛主席也曾经伤害过包括自己战友在内的一部分人，但这种伤害，没有一次是出于自己的个人利益，没有一个是私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有不少曾经受到伤害的人，看到了毛主席的伟大及自己的短浅。因此才有了王震将军“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50年”式的感慨；才有了罗瑞卿将军从秦城监狱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在天安门前对着毛主席像虔诚地敬礼；才有了许多高级领导人晚年因自己对毛主席误解而万般忏悔，痛哭流涕。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道路，在当时自然也会有人持有异议，特别是毛主席逝世以后，一些抱着不可告人目的的人，为了迎合某种政治潮流，对这一道路进行了无情诋毁和恶毒攻击。但到今天，当我们看到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首的新的党中央陆续推出了正风肃纪、高压反腐、打黑除恶等一系列深得民心的举措后，才深深体会到，时间才是真理标准的最好检验器，才进一步看清了毛主席当年战略部署的无比英明！
总而言之，怎么样正确评价与工农相结合道路，正确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绝不仅仅是立场、观点的不同，而是共产党立党为公还是为私？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初心还是为了“一部分人”？是谋求千秋伟业还是贪图一时之利？由此我们也能更深刻地体会到：燕雀永远难知鸿鹄之志！“侏儒”永远难以理解巨人何以能伟岸！一个自私卑劣的小人，永远难以理解伟人的高尚圣洁。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用疯犬的狂吠，来玷污伟大的灵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能让越来越多的人，更清楚地看清这些小人的丑陋！
我们这些当年曾经的知青，大多数已年近古稀，有的已经过了耄耋之年，更有一些战友已经先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举措孰是孰非，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者，最有切身体会，也最有发言权。因此，趁着我们这些人现在还能拿起笔，思维还算清晰，抓紧时间把当时的真实历史情况反映出来，把当时的所思所想讲出来，把我们这些人几十年对人生的感悟倾诉出来，让我们的后代知道我们曾经的奋斗史，知道今天幸福生活的是靠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得来的，从而感激我们的党，感激我们的共和国，感激我们的新时代，确实显得刻不容缓，更是我们这些知青人发自内心的迫切愿望。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柳林县政协领导决定组织人员收集和撰写有关知青史料，确实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也是我们全体柳林知青的大喜事！为此，笔者代表柳林县600多名知青，要真诚地说一声谢谢！
谨以此作为《柳林知青专辑》的开篇语。
【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24页，详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530页 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495页
【3】见乔晋湘《对山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考察》 知青问题研究 2017.9.2
【4】（《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第37页）
【5】见乔晋湘《对山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考察》知青问题研究 2017.9.2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4卷，第237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237页
【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237页
【9】《毛泽东年谱》第四卷卷第261页
【10】《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363页
【11】《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426页
【12】《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6卷，第89页
【13】《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6卷，第176页
【14】习近平2008年10月15日，在江西省赣县茅店镇洋塘村罗坑社区活动中心与大学生村官交流时讲话
【15】《习近平：我是黄土地的儿子》，刊登于《西部大开发》2012年09期
【16】（《习近平：我是黄土地的儿子》，刊登于《西部大开发》2012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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