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柳林政协文史资料——《柳林知青专辑》在县政协领导的高度重视下，终于可以杀青了，这是柳林知青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全县知青的殷切期盼。作为专辑资料收集的一名组织者和编辑者，心中确实感到无比兴奋。
编辑柳林知青专辑，最初源于全省知青史料收集工作。2021年4月，山西省知青创业文化研究会安排部署全省各市收集知青有关史料，准备出版《山西知青志》。接受任务后，吕梁知青工作站的几位负责人经过商量，决定各县区明确一名县级干部作为牵头人，负责本县区知青史料收集的组织工作。作为吕梁工作站的副站长，一名曾经的知青，我自然义不容辞地主动承担起自己家乡——柳林县知青史料收集牵头工作。为了保证尽快圆满完成工作任务，我们经过商量与沟通，确定由白香兰、蔡爱珍、高杰明三位老知青先到县档案局查找有关原始资料，以便了解基本情况，寻找入手处。并积极与吕梁市档案局及其我县知青所涉及的离石县、方山县有关部门和个人联系。经过同志们几天的辛勤努力，在县档案局领导和有关同志们配合下，基本上对我县知青情况有了一定了解。为了表示感谢，经请示省同意，白香兰同志自费制作一面锦旗，以山西省知青创业文化研究会名义赠送柳林县档案局。
有关档案基础资料，虽然为我们全面收集知青史料工作提供了一定线索，但离省要求的收集标准还相差甚远。为了发动所有知青尽可能提供当时的情况，我们充分利用现代网络的便捷条件，建立了“柳林知青微信群”。经过大家滚雪球似的互拉，“柳林知青微信群”不久就达到500人的极限，这为我们做好下一步的摸底工作奠定了良好的队伍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又确定了各集体知青点和单插知青片区的联络员。同时，还确定由杨斌、杨雪平、蔡爱珍、李翠萍等同志，在做好联络员的同时，肩负有关专门资料的收集汇总、督促和统计等工作。如此，也算是形成了一定的组织机构。这为我们做好下一步的摸底工作提供了充分保证。
在各类人员均到位后，我们按照省知青创业研究会的要求，先后组织安排了本县知青工作组织机构、各点各片区知青名录、各点带队干部、插队期间受表彰奖励知青、副县级及其副高以上职称知青、知青插队期间接受各种培训和担任各种职务、职业情况，各点宣传队建立及其演出情况、知青返城后回访及其为插队点做好事情况、下岗知青情况等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为了保证资料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我们不仅设置了小程序，方便大家申报各类情况，而且将申报回的资料与档案查询资料进行认真核对，对有出入的逐一订正，直至完全弄清楚为止。在此过程中，广大知青知青战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各位联络员及其有关工作人员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大家积极参与，互相提醒，踊跃提供各种情况，使省要求提供的情况在短期内就全部收集完毕。于2021年6月即向省呈报有关情况，成为全省呈报情况最早的县之一，且一次性通过省知青创业文化研会的验收。此后，省知青创业文化研究会将我县作为全省的典型，在全省多次会议上交流了经验。
省知青创研会要求的有关资料收集工作虽然完成了，但大家对知青生活回忆的热情并未减弱，知青之间的友谊越来越浓烈。不少知青点的知青再次组织起来，或重返第二故乡，看望当年的村干部、老房东及其乡亲们，或组织聚会旅游。即使过去互相不熟悉的知青，由于资料收集过程中的交往，也逐渐熟悉起来。大家免不了互相联系，把盏言欢，共同回忆当年的往事，交流对知青生活的感慨。在此过程中，不少知青认为，省知青志即使出版，考虑到全省知青数量庞大，对大多数知青而言，可能只是在某个表格中体现一下，这样，大家费了千辛万苦收集到的史料，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为此呼吁能否和县有关部门联系，出一本柳林专有的知青志。
为了满足大家的心愿，2021年8月，我们与县政协张兵年主席及其有关人员进行了联系沟通。经商榷，初步同意以县政协文史资料的角度，编撰一本知青专辑。2021年9月8日，县政协为此专门组织有关人员召开了座谈会，县政协主席、副主席及其秘书长悉数出席。适逢山西省知青创业文化研究会会长乔晋湘、副秘书长王润兰就知青志史料收集工作赴吕梁进行调研，为此同时邀请二位领导参加了会议。会议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后，正式决定编辑出版《柳林文史资料—知青专辑》，并明确由柳林县政协副主席穆树全、秘书长刘海兵及其原县史志办主任卫彦平具体负责工作对接和协调。
为了有效落实“9.8会议”精神，经多次对接和协商，初步拟定了知青专辑编撰提纲。为此，围绕编撰提纲，我们在原有基础上，又组织了知青史料补充收集工作，其主要包括各知青点情况介绍、知青个人简介及其知青生活感言、知青下乡期间入伍、入学情况、知青个人回忆录、副科级以上干部及其中级职称以上人员情况、知青分配工作后取得大专以上学历情况、知青参加工作以后受表彰奖励情况等。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这些资料在不长时间内就得以收集。
为了检验知青史料的社会反响，同时展示柳林知青的精神风貌，我们对收回的资料，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进行了修改润色，又通过个人美篇平台，推出了“柳林知青的火红青春”系列。这一系列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知青个人回忆录，共推出28期；二是知青先锋人物简介，共推出14期，介绍了在插队期间受到表彰奖励以及晋升为副科级以上职务、中级以上职称的43位知青的个人简介及其知青生活感言；三是第二故乡记忆，共推出17期，介绍了21个知青点的情况。在每一部分结束后，我们都在美篇中推出了阶段小结。这些文章及其有关情况介绍，从各个侧面全方位地展示了我县知青在插队、插场期间的工作、生活情况以及逸闻趣事，抒发了大家对走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感情及其感受，更回味了知青生活对今后人生道路的重要影响。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我县知青在“三大革命”过程中，转变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逐步成长的历史缩印，更是62幅波澜壮阔、气势宏伟的柳林知青的青春历史画卷。
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美篇系列，不仅在柳林、吕梁、山西引起极大反响，而且辐射到全国。62期美篇的总阅读量达到32万余人次，平均每期的阅读量超过5000人，最多的有4期超过了1.2万人，共收到评论1223条，接受点赞8769次，接受专栏访客1228人。更意想不到的是北京昆仑策研究院、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上海老晨光网、西安知青文苑、四川知青问题研究等大平台，纷纷与我们联系，要求转载我们美篇系列刊登的有关文章，先后共有12期美篇被上述各平台转载。这些平台转载以后，有9篇又被国内最大的微信平台“今日头条”转载。
这次系列美篇的发布，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知青生活是对青年一代的触动。通过美篇的广泛转发，使不少年轻人了解到我们这一代人曾经的故事，也对我们这一代的意志和品德来源有了全新的思考。如一位署名“Sarah”的读者写到：“今天看到婶婶的回忆录，内心无比的感动。婶婶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描述了自己在农村生活的甘甜苦辣。正如婶婶所说，曾经的插队经历是一种财富。这也铸就了婶婶积极向上、乐观的生活态度和不惧困难的坚强品质，值得我们学习。”署名为“我心怡阳”的读者写到：“你的人生财富来源于插队，也是你们那一代人的艰辛付出，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向你致敬，向所有知青先辈致敬！”一位署名为“沂蒙老兵”的读者写到：“知青是了不起的一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知青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时代的英雄群体。当年知青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为建设一穷二白的新中国，为了缩小城乡差别、工农成本，缩小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承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知青精神永放光芒！”一位署名为“高芳芳”的读者写到：“一位城里的姑娘，在最美好的年华，选择到农村插队，其中的酸甜苦辣可想而知。但也许正是那段艰苦岁月真的铸就了你坚强不屈，不甘落后，积极乐观的精神品质！”类似这样的评论与留言很多，这里不再一一赘述。作为编者，看到我们的故事能撞击到下一代人的心灵，能为祖国兴旺发达再增加一份正能量，心中的感动确实难以言表。
上述情况充分证明，我们所发布的文章，是弘扬社会正气，彰显社会正能量的，更说明知青问题仍然是当前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他有力地表明，时代关注知青精神！历史需要知青精神！
而这次知青史料的收集，其意义还绝不仅仅如此。更重要的是，随着各种文章的整理和各种历史资料的查阅，使我们对许多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有了更加清晰和理性的认识。这些问题主要是：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绝不是所谓“文革”的产物。长期以来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观点：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所谓“文革”的产物；既然“文革”已经被彻底否定，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应该予以否定。这种观点的传播，使不少人对知青问题及其研究噤若寒蝉。如果没有对历史资料的大量研究和占有，我们很可能也会人云亦云，或者即使感到这种说法有失偏颇，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驳斥。但在这次史料收集过程中，由于工作需要，我们不得不去翻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大量史料证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党中央在50年代中期已经明确提出。在1966年文革前，全国已经有一大批知青下乡插队，最有名的如邢燕子、侯镌、董家耕等全国典型。我县在文革前，当时的离石县柳林镇就组织了140余名知青插队、插场。
党中央之所以提出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主要是鉴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其主要是针对美国提出的“和平演变”战略和苏联走向修正主义的现实教训。为了防止无数先烈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防止青年一代“脱离工农兵”，毛主席和党中央高瞻远瞩，要求青年一代必须到农村去、到边疆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深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第一线。通过和工农相结合，了解国情民情，体察老百姓的艰难，锻炼青年意志，在“三大革命”中逐步改造世界观，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二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只有走工业化的道路才能保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工业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侵略和掠夺来完成原始积累，只能依靠当时占国民经济总产值70%的农业来积累资金。而当时国家面临的现实是：一方面国家财力还不可能达到全部安置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的条件。据1953-1983年平均每亿元投资可增加劳动力的统计，当时轻工业平均每增加一个劳动力，需国家投入6250元；重工业每增加一人需要2万元[ 金大陆、金光耀：《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另一方面，农村95%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和半文盲，劳动力不足，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鉴于这多方面的因素，中央才决定把城市青年输送到农村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1963年，周总理在中央安置领导小组会上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的建议，我赞成...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并要求各地编制15年安置计划。1964年1月16日，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制定的《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和《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向中央的报告》下达后，中央做出每年安排100万以上的城市青年到农村去插队落户的计划。（中央文献出版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98年版第十八册），
上世纪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上山下乡掀起高潮，还源于建国后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改善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大发展，带来的生育高峰。这部分人步入成人时，正处于“文革”时期。特别是1968年和1969年两年，由于1966和1967“文革”的冲击，国家未组织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因此，68、69两年的插队高峰，其实是完成了4年的计划。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本专辑“写在前面的话——《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已经进行了详细阐述，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因此，知青上山下乡为文革产物一说，完全是一些人出于某种目的的信口雌黄，完全没有政策和事实依据。
二．上山下乡并没有耽误一代人的教育。这一观点影响面也非常广泛。但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人就会知道和理解，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教育的发展和其他的发展一样，都是循序渐进的。新中国建立后，国家非常重视教育的发展，但教育发展必须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相配套，也与全社会思想认识紧密相连。据有关资料，我国在五十年代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基本上完成扫盲”，“争取全国平均有80%的学龄儿童入学”。（参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8-31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赵艳、栗洪武《普及义务教育：百年历程及客观态势》）直到1964年，全国小学平均入学率才达到84.7%。“文革”中虽然发生了社会动荡，但小学教育还是得到快速发展，到1976年底全国小学平均入学率达到96%。（参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页。）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才提出“全国应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1982年12月，又通过《宪法》形式，进一步明确规定，要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小学教育尚且如此，更不要说中学教育和大中专教育了。
吕梁作为贫困地区，柳林作为新建县，教育水平更落后于全国。据《柳林县志》（90版）提供的数字推算，1971年，我县小学毕业生只占当龄人口的89.7%（有一些儿童上小学后并未毕业）；小学毕业后升入初中的占毕业生总数的90.9%，初中生只占当龄人口的81.54%；初中毕业升入高中的占毕业生总数的25%左右，高中生占当龄人口的比率为17%左右。可见，当时能升入高中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而在我们这样的贫困地区，要升入大中专学校，更是难上加难。据网载：到文革前，我国每年通过高考进入大中专院校学习的大中专学生，基本上在20万左右徘徊；即使到八十年代中期，每年大中专加在一起，招生人数也只有30万左右。以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县高考为例：1977年全县有601人报名参加高考，只录取11人，录取率为3.33%，其中，本科7人，专科4人。1978年达到高峰（主要原因是应往届高中毕业生加大了备考力度），在529名参考人员中，录取31名，录取率提高到5.86%。到1979年后，又大幅度跌落，全县录取仅有18名，录取率为1.13%。1980年录取23名，录取率为3.96%，回归正常。应该强调的是，上述数字仅是参考人数与录取人数的比率，如果按当龄学生计算，应该在千分之几以下。由此可见，“耽误了一代人”之说，完全是一些人的无中生有，根本难以站的住脚。
从另一方面讲，学校教育并不代表教育的全部，社会大熔炉的实践教育有时往往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如果一昧强调只有学校教育才是成才之道，就难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土包子”出生的共产党将领，能够打败几乎全部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将领。因此，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所讲的那样：一个人能不能对国家做出贡献，并不在于是否上过大学，而在于是否有历史责任感和民族责任感，是否经受过各种历练。并说：“我上的是梁家河的高中、梁家河的大学。上了这个高中和大学，对老百姓才会有很深的感情。”同时鼓励年轻人：“你们一定要下基层，才能培养出对老百姓的感情，才能提高自己，干出实事，做出实效。”这是有着七年插队生涯的总书记深切的实践体会。在实际生活中，许多未上过大学的人在理论和实践中做出骄人成绩的车载斗量，而许多上过大学甚至更高学历的人，一事无成的也比比皆是。因此，抱怨所谓插队“耽误了自己”的人，其主要根源还是思想认识问题。
三．关于上山下乡是对青少年身体的摧残之说。还有一些人认为，上山下乡期间，正是大多数青少年身体成长时期，但这些青少年插队后，吃的不好有时还吃不饱，还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是对青少年身体的极大摧残。这一观点从现在角度看，也许还有人相信，但只要有过插队经历的人就会感到完全是信口雌黄。以我县为例，当时农村人口每年的口粮标准是360—380斤毛粮，另外还有工分粮，按照我县的最低标准每个工分0.4斤算（最高0.8斤），每年至少应该在300个工分以上，最少还可分得120斤毛粮，即每年的毛粮应该在500斤左右，折算成成品粮，在420斤左右；再加之插队青年都分有自留地，还可以适当补充，如此，平均每天的成品粮在1.2市斤以上，远高于当地农村家庭平均口粮。因此，即使是我县这样的山区农业落后县，也根本不存在吃不饱的问题。至于繁重劳动问题，绝大多数生产队还是对插队青年非常照顾的，根本不存在超出身体极限的劳动。当然，当时我国整体上社会生活水平较低，吃的不好是客观存在，但正像六十年代插队的老知青高继平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国家就像一个家庭一样，要发展起来，没有几代人的艰辛努力是不可能的。当时不仅是我们苦和累，全国人民都和我们一样，在出大力，流大汗，吞糠咽菜加班干。即使我们不插队，在任何岗位上也一样得大干。如果没有我们这一代人当年的付出，就绝对没有子孙后代今天这样的好日子。”而大多数知青的回忆录和知青感言，对国家当时的客观困难也表示出充分的体谅和理解。
有学者曾把人分为三个层次：只强调感官满足的自私贪婪型；追求社会公德和公理的精神知性型；有着崇高理想和远大抱负的高尚人格型。而持上述观点的人，不能站在客观历史的现实基础上看问题，从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这些人只能是低层次上的徘徊者。由此也可以证明，世界观的改造，绝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异常漫长的过程。
历史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这代人，大多数已经步入老年。在我们有生之年，能看到我们曾经奋斗的足迹被历史所记载，被历史所认可，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而看到祖国日益繁荣昌盛，看到国家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看到我们的子孙后代越来越幸福，想着我们今天基本上能衣食无忧，大多数人都会感到，我们当年的奋斗，当年所经历的一切艰难困苦，都是值得的！为此我们可以豪迈地说：做一回知青，我们无悔今生！
特以此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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