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共产党人立足赣闽边区，开辟了全国最大的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并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革命根据地的存在，让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如芒在背。国民党便加强推行所谓的“杀死政策”和“饿死政策”，企图让苏区陷入“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的绝境，使其“不战而自亡，未剿而先灭”。由于地理环境和战争的分离阻隔，中央苏区各地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财政上因此处于各自为政的分散混乱状态，自上而下的指导监督也失之于疏、失之于软，部分地区和单位渐渐形成了一股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的歪风邪气，加剧了中央苏区的经济困难，威胁着红色政权的生存发展。
面对如此严峻复杂的内外形势，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毅然带领中央苏区干部群众，在战争的夹缝里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经济建设，振兴工农业生产，积极介入生产品和消费品的购存调销业务，加快实施财政收支的集中统一管理，着力保障红军官兵的物质供给和工农群众的基本生活。与此同时，刀刃向内、刮骨去毒，建立和启动了工农检察机制，加强和改进了巡视检查工作，以全覆盖的态势严密监控每个权力运行环节，以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查处一切饕餮之徒、害群之马，强力推动苏维埃各项决策法令的贯彻落实，持续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贪污浪费斗争引向深入，在中央苏区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节俭经济运动和反贪污浪费斗争。
冰冻三尺因久寒，杀戒开后仍刁蛮
由于江西省是中央苏区的主体，而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中央对该地的巡视检查工作尤其看重。1932年1月12日，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常委会，通报了瑞金县苏维埃（以下简称县苏维埃为“县苏”）主席黄正克扣工人津贴的情况，决定撤销其主席职务，并将其交由工农检察部调查。黄正由此成为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第一个被查处的贪官，也是中央直接干预职务任免的第一个县官。1月27日，人民委员会第五次常委会召开，会上专门讨论了巡视瑞金的工作，决定由毛泽东亲自起草巡视工作计划。2月17日，人民委员会颁布第三号通令，要求各级政府必须立即实行节俭运动，坚决裁减一切非必要的公职人员，节省一切非必要的公费开支。同一天，临时中央政府致信江西省苏维埃（以下简称省苏维埃为“省苏”），批评他们两三个月来未向中央作过一次报告，颁布的财政统一通令把群众团体贫农团跟区乡政府混为一谈。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后改称工农检察委员会）在江西瑞金成立
随后，临时中央政府陆续指定专人、专线，并布置专项任务，对江西省的工作展开巡视检查。中央财政委员会委员毛泽民在巡视兴国、万太和赣县等县的过程中，发现这些地方政府开支浪费惊人，有些甚至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平均每个区政府每月要用掉四五百元经费，其中有个区政府每月要用掉2900个信封，每人每天要吃掉8包仁丹。兴国县苏热衷于创办冒牌的国家商店，各区乡竞相效仿，创办冒牌的合作社，操纵市场做投机生意。县苏主席、财政部部长以及鼎龙区政府财政科科长、国家商店经理等人，扯旧账、算新账、造假账，贪污舞弊，无奇不有。会昌县西冈区对外宣称“什么工作都做得好”，县苏和红五军团组织调查部也确认“西冈工作在会昌是顶好的一区”。但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邝朱权在巡视该区时，发现该区政府每月开支都在300元以上，委员们把打土豪所得财物留给自己享受，各项工作都暴露出了很严重的问题。
2月24日，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在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社论，指出地方政府中像西冈区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根本原因在于下级政府不健全，上级政府没有履行督促和考察工作的职责，强调“为了消灭所存在的恶现象”，就要实行严格的工作检查制度。3月1日，人民委员会第八次常委会根据毛泽民的巡视检查报告，决议严惩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分子，号召群众协助监督政府经济，并驱逐贪污分子；严禁各级政府涉足竞争领域与民争利，所办合作社一律转交工农群众接办，并命令江西省苏撤销兴国县苏主席、财政部部长等人的职务，将他们送交法庭审判。次日，人民委员会颁布第五号命令，限定日期要求各级政府逐级往下派人，切实检查各地执行财政统一的情况，并将所遇到的障碍、所发现的贪污等情况逐级往上报告，凡玩忽职守、消极怠工者必受革命纪律制裁。
3月9日，人民委员会召开第九次常委会，决定派中央司法委员会委员梁柏台去宁都县、中央总务厅厅长刘开和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周月林去石城县巡视检查。3月12日，中央组织局重新审查通过了《中央巡视条例》，对中央巡视员的入选条件、基本任务、工作方法，以及职权、教育与纪律等事项，作了更加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要求中央巡视员必须具备3年以上的党龄，拥有负责地方党组织工作的经历，并能正确了解、传达和忠实执行党的路线；强调中央巡视员是中央的全权代表，必须对中央负绝对的责任，巡视地方工作必须特别细心，“生活必须下层化，经济必须节省，做一般同志的模范”；必须向各级党组织详细解释《中央巡视条例》，帮助其建立巡视制度，特别要帮助和教育当地的巡视员。附则还要求各省各地必须参照本条例建立自己的巡视制度，参照此大纲制定苏区巡视条例。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巡视瑞金过程中发现，该县各级政府吃饭的人多，做事的人少，主席和委员大多文化程度低、工作能力差，只在政府挂一个空名，由秘书包办一切。县苏信奉“有钱才叫得动群众”，每人每天一毛五分钱雇工修建飞机场，耗资上万元仍未竣工。县文化部只晓得付款，缺乏监督，全县小学校大多有名无实，瑞林区11名教员，所教学生不过52名。梁柏台巡视宁都时发现，该县各级政府上级不管下级，下级不向上级报告，工作人员中贪污、找“伙计婆”的不少。宁南有几个区的乡苏维埃（以下简称乡苏维埃为“乡苏”）政府平常都有七八个人吃饭，请客吃饭也很普遍。戴坊区发起伙食费来有10多个人，做起事来只有主席、文书和伙夫。刘开、周月林巡视石城时发现，该县革命委员会主席以搬家的名义大肆收受群众贺礼，还恬不知耻地说是群众自愿送的，不收白不收。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上任伊始，就带着部下深入临时中央政府驻地云集区叶坪村明察暗访，查明该村苏维埃（以下简称村苏维埃为“村苏”）主席谢步升大肆贪污受贿、巧取豪夺折合大洋上千元，果断批准判处其死刑。
反映谢步升案件的油画《红都枪声》
尽管巡视检查工作不断加强，但情况仍不容乐观。中央苏区反贪污浪费斗争的第一枪余音未落，瑞金县委组织部部长陈景魁又因贪污公款、欺压百姓，被黄柏区群众匿名举报到中央工农检察部。这个陈景魁黑白两道通吃，能量比谢步升还大，他公然煽动当地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调查人员，甚至指使爪牙在信封里夹寄子弹威胁何叔衡。中央局里面不断有人帮他传话，干预办案，工农检察部内部也有人认为举报信是一面之词，难以采信，擅自把匿名信当废纸扔掉了。无独有偶，胜利县委书记钟圣谅、县苏主席钟铁青合伙倒卖鸦片、私吞赃款，尽管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和省苏主席曾山到当地进行巡视督查，但上述两人最终也只受到行政撤职处分，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11月7日，临时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发布工作报告书，坦言自成立一年来，虽然付出了很大努力，自下而上重新选举改造地方政府，驱逐隐藏的阶级异己和怠工腐化分子，设立各级工农检察部、控告局和突击队，监督和防止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发生官僚腐化，却由于种种原因未取得应有的成功，未收到实际的效力。巡视和检查地方政府工作的制度“在实际上到现在尚未很好地建立起来”。财政上各自为政的现象在“有些县还未消灭”，“特别是对贪污浪费的惩戒，有些政府还不能坚决执行”。中央财政部也承认尚无工作成绩可言，因为各级政府历来忽视财政工作，习惯于自由开支，阻碍了国库制度和预算决算制度的建立实行。据中央司法部不完全统计，全苏区7至9月份总计判决犯人1641人，其中70%属于政治犯，9%纯粹是土豪罚款，对贪污浪费的打击力度明显不够。
拔本塞源清余毒，明刑弼教断根株
1932年12月1日，何叔衡签发中央工农检察部第二号训令，要求各级工农检察部结合战争开展紧急动员和改造苏维埃政府等工作，并召集上级指派人员组织临时检举委员会，分别检举本级和下一级政府机关及所属地方武装组织，全面清除潜藏的阶级异己、贪污腐化分子和动摇消极分子。12月15日，少共中央局也发出第二号通知，要求各级团部必须建立轻骑队，发挥青年群众的监督检查作用，充当“检举委员会最有力而可靠的助手”。毛泽东亲自蹲点瑞金县云集区和壬田区，并于1933年6月1日签发人民委员会第十一号训令，要求在中央苏区各地进行普遍、深入的查田运动，重新排查漏网的豪绅、地主和富农，彻底清除残余的封建势力，从源头上根治各种不正之风。中央苏区的反贪污浪费斗争由此迅速升级，巡视检查工作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改进。
1933年1月10日，苏区中央局审议通过了关于巩固党的组织与领导的决议，要求各级党部必须健全巡视工作，纠正过去走马看花的巡视方式，改变一切脱离群众和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3月15日，苏区中央局委员、组织部部长任弼时在湘赣两省组织会议上，要求各级党部巡视员的配置，省委可增加到十四五个，县委可视县域大小增加到5至8个，区委可在支部中指定几个不脱产的巡视员，负责巡视某一乡某一项工作，并提出不必强求巡视员的能力非得比下级组织领导强，只要对某项工作特别有经验，就可以给他分配相应的巡视任务。7月11日，人民委员会召开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由中央政府各部派员，分3组巡视南线8县，由土地部和工农检察部派员巡视北线9县，由土地部派员巡视闽赣省，“不应是常态的（地），而要是特别紧张的（地）”去领导查田运动。
中央苏区工农检察部控告局设立的第一个举报箱
中央苏区的主流媒体顺势而动、火力全开，矛头不单对准贪污浪费，也指向工农检察干部、巡视员和巡视检查工作本身。如宁化县有两个“吃冤枉”的区工农检察部部长，来瑞金参加8县查田运动大会，到第四天还不知道来做什么事；兆征县工农检察部有个通信员名叫陈唐子，假冒县苏主席去酒楼骗吃骗喝；少共中央局巡视员郑茂德去宁都巡视工作，偷走县保卫局的骡子，把自己骑去的马卖掉，回来请人大吃馆子；瑞金县云集区文化部的朱部长无论是回家，还是下乡巡视工作，总是骑马；长汀县苏副主席张仁标在去濯田区巡视工作的路上骑着高头大马、背着短枪，因怕失体面不肯下马，差点被抛落到一座木桥下，竟然指责当地干部群众不把木桥修好，想故意谋害他；等等。这些事都被报纸一一揭露出来。
在此多管齐下、全面开打的碾压态势下，陈景魁和钟圣谅、钟铁青等终于被押上了刑场。中央印刷厂副厂长范束林、中央造币厂会计科科长肖伦海等人，也因贪污3000多元巨款而被送上了“断头台”。中央机关还破天荒开办群众法庭，中央总务厅厅长刘开、中央财政部会计处处长许文亮，以及国家银行职员袁雨山和刘道彬等人，因贪污腐化被群众判决开除公职。
11月底，中央工农检察部联合中央审计委员会，集中检查中央机关和瑞金县苏最近3个月的经费收支决算报告书，发现了诸多问题：中央总务厅10月份的预算高达5000多元，全国苏维埃大会礼堂的防空洞仅安装一扇门就花费几十元，墙壁粉刷过一次白色的又粉刷一次灰色的；瑞金县每月都有100多元的灯油费、50多元的医药费，以及茶叶、花生和蓝靛等奇奇怪怪的支出；还有一家专供政府工作人员聚餐的菜馆，一次购进16斤甲鱼仍然供不应求……各种迹象都表明，“这不是单纯浪费的现象，这些数字的内容包括许多严重的贪污问题”，全国苏维埃大会工程所和瑞金县财政部难辞其咎。
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第二十六号训令，首次明文规定了公职人员以权谋私、贪污浪费的量刑定罪标准和惩罚办法，其中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必须处以死刑。同一天，中央政府指令少共和工会抽调力量组建轻骑队，由中央工农检察部代部长高自立带队，进驻瑞金县苏财政部展开突击检查。他们从最明显的贪污浪费项目入手，以县苏68盏灯每晚至多耗油5斤计算，问责10月至11月账上的550斤灯油支出是怎么来的；7月，某刘姓地主曾经交来40元罚款，而账上只记了一半，另一半又去了哪里。一个个铁一般的证据，终于摧垮了相关人员的心理防线。到12月21日，轻骑队完全得出了结论：会计科科长唐仁达个人经手造成的浪费不算，仅其个人私吞各机关单位交来的余款、群众退回的公债谷票款以及变卖公家物资、隐瞒地主罚款等项，就高达2000多元。
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
其他各路巡视检查也发现了大量问题，有些比中央总务厅和瑞金县苏财政部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江西省邮政管理局在预算支出中，文化教育费竟占了总数的3%，过年的肉钱用了147.8元。会昌县有209名工作人员，预算中列入了文具费130元，甚至把修理购置费也算在经费项目下面。初步查明内务部部长贪污了4000多元公款，高挑区苏主席贪污了金戒指1枚。门岭县苏工作人员经常请长假回家，县苏仍旧按照原有人数报账，拿来当伙食尾子分掉，以至于分到的钱超过了付出的钱。博生县苏140个工作人员，平均每天都有11个病人，每月要用掉100多元药费，轻微咳嗽、肚痛都要吃药，贵重药又不写明是谁吃的。宁化县邓坊区土地部部长徐高明装痴卖傻，总是以自己不识字、能力不够为借口对付上级的巡视检查，暗中收取富农的金钱和猪肉却一点不含糊。
1933年12月28日，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认定中央总务厅厅长赵宝成失职失察，决定给予其撤职处分；管理处处长徐毅有意放走涉嫌贪污、尚处于监视中的左祥云，除了撤职，还须拘押询究；认定唐仁达贪污浪费严重，处以极刑；县苏财政部部长蓝文勋知情不报，先撤职再追究其刑事责任；县苏主席团消极应付检查，给予主席杨世珠警告处分。1934年1月4日，临时最高法庭依法判处唐仁达死刑，立即执行；蓝文勋监禁10年，并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同一天，中央工农检察部以中央总务厅和瑞金、会昌等处查出的大案要案为例，在《红色中华》上发表题为《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的指示文章，提醒各级政府：小事件往往能查出大问题，浪费严重的地方多半隐藏着贪污分子，贪污浪费也不只发生在财政系统，一切跟钱打交道的机关都有这种可能，甚至可能性更大。
红色尖兵满天飞，苏区利剑显神威
中央苏区的反贪污浪费斗争进入了高潮，巡视检查工作开始步入常态化、规范化的轨道。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县召开，会议决定将中共临时中央局正式更名为中共中央局。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党务委员会，并在省一级相应成立了监察委员会，专门负责监视检查党内的违法乱纪行为和官僚腐化现象。1月22日至2月1日，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强调：“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大会决定将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更名为中央政府，中央工农检察部升格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兼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还特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周月林、湘赣省委原书记王首道，破格提拔瑞金县云集区委原书记朱开铨，担任中央政府主席团的专职巡视员。
苏区反腐宣传标语
中央政府成立了节省经济委员会总会，组建了中央反贪污浪费突击队，首先拿中央一级经手款项的机关开刀，重点盯住款项经手人，掀起了新一轮的反贪污浪费巡视检查。由于这次巡视检查发动了各受检机关的轻骑队和工农通讯员，突击范围细致到各处各科乃至马夫班、伙夫班，不到两个月时间，就从中央政府、国家企业和群众团体的17个机关单位中，查出了贪污浪费分子43个，追缴赃款赃物大洋2053元、棉花135公斤、金戒指4枚。2月13日，最高法院认定左祥云贪污公款246.7元，企图叛逃投敌，数罪并罚判处死刑。赵宝成、徐毅除了已知罪行，又被查明分别浪费公款不下万余、数千元，分别被判处监禁6年、苦工1年。中央互济总会财务部部长谢开松、中央造币厂会计科科长凌全香、军委印刷所会计科科长路克勤等29人，也被逐一查明贪污浪费事实，并送交法庭判决。
中央一级反贪污浪费取得的经验和成果，被同步运用、扩大到地方各级，中央对贪污浪费问题比较突出的区域，巡视检查来得更为直接、频繁而又严格。于都县在推销公债、收集粮食和征收土地税等工作中落后惊人，在扩大红军和查田运动中还因强迫命令、侵犯中农，被反革命分子利用来煽动蛊惑胁迫群众逃跑反水，引起了中央的高度警觉，但多次派出专人和工作团巡视检查均无功而返。县苏主席熊仙璧又是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牌子硬、级别高，一般人管不了他。最后中央决定由项英亲自坐镇指挥，通过与熊仙璧的母亲拉家常，找到了熊仙璧挪用公款贩卖谷盐的有力证据，顺藤摸瓜查处了一起中央苏区牵涉面最广的干部集体贪污窝案。全县检举了自中央执行委员以下大小贪官124人，其中县委书记刘洪清、县苏军事部部长刘仕祥等12人被当场执行枪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特别法庭审判熊仙璧的判决书
纵观中央苏区反贪污浪费的巡视检查工作，贯穿于中央苏区从创建到沦陷的全过程，穿插在各项中心任务、突击运动和平常工作之间，自始至终都没有放松过。在中央苏区历时近3年的反贪污浪费斗争中，绝大多数案件都是在自上而下的巡视检查中现踪露迹，绝大多数贪官都是在纪检监察机关的监视督促下落网法办的。工农劳苦大众的红色“钦差大臣”无孔不入，苏维埃政权的“尚方宝剑”凌空高悬，极大地延伸拓展了监督触角，形成了震慑威力，减少了因贪污浪费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不完全统计，仅1934年4月至7月，中央苏区各级政府的经费开支逐月大幅下降，总计节省了130余万元。一些贪污浪费重灾区一跃成为清廉节俭的模范区，如中央总务厅率先发动职工自制蜡纸、蚊香和熬盐，月预算从五六千元减少到1000元以下。在1933年10月至1934年3月这段时间里，瑞金县追缴贪污赃款高达6000多元，公职人员从1340人裁减到831人，行政经费从7466元压缩到1766元。
中央苏区卓有成效的反贪污浪费巡视检查工作，其意义不只是节省积聚了有限的资源，缓解了一时的财政经济困难，更重要的是剔除了自身肌体内的病灶毒瘤，倒逼着转变了领导工作方式，增强了为民服务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坚定性，孕育了苏区精神，促进了苏区干部好作风。各级巡视员也在工作实践中得到了磨炼，迅速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中坚骨干，并为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巡视检查工作提供了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客观事实，连挑剔的西方媒体都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员绝对不是消极散漫的人，赤色区域完全是在首都瑞金的总参谋部——中央政府的严格管理之下。”总而言之，正如当年中央审计委员会的一份总结报告所言：“这一成绩比节省的金钱还要大，这是伟大的成绩，不能以数目字估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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