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
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
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
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话说1957年3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摘要如下：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会议中间提出了很多问题，使我们知道了很多事情。我现在就同志们所讨论的问题讲几点意见。
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说来，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有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应该说，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中国究竟有多少知识分子，没有精确的统计。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500万左右。这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有一些人虽然不公开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不赞成。这种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有的，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
第三点：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3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在为旧中国服务的时候，知识分子中的左翼是反抗的，中间派是摇摆的，只有右翼是坚定的。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就反过来了。左翼是坚定的，中间派是摇摆的（这种摇摆和过去不同，是在新社会里的摇摆），右翼是反抗的。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在教育人民。我们的文学艺术家，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我们的教授、教员，都在教人民，教学生。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尤其要先受教育。过去几年，他们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有些人并且很用功，比以前大有进步。但是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望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暖昧，后者明朗。因此，如果认为教人者不需要再受教育了，不需要再学习了，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要改造别人，改造地主、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农下中农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据我看，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我们的任务是，在他们自愿学习的基础上，好心地帮助他们学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学习，而不要用强制的方法勉强他们学习。
第四点：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都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很不好。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有些人可以到工厂农村去看一看，转一转，这叫‘走马看花’，总比不走不看好。另外一些人可以在工厂农村里住几个月，在那里作调查，交朋友，这叫‘下马看花’。还有些人可以长期住下去，比如两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叫作‘安家落户’。”“让知识分子直接接触工人农民，过去在延安时期曾经这样做过。那时候，延安的许多知识分子思想很乱，有各种怪议论。我们开了一次会，劝大家到群众里面去。后来许多人去了，得到很好的效果。知识分子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工人农民也不会把心里的话向他们讲。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么，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
第五点：关于整风。整风就是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共产党内的整风，在抗日时期进行过一次，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过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又进行过一次。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还有缺点，这个事实也要肯定。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这两个党比较起来，谁怕批评呢？国民党害怕批评。它禁止批评，结果并没有能够挽救它的失败。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我们过去说过，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我们的政权的建立还不过短短几年，人们可以看到，不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于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第六点：片面性问题。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这样看问题的人，现在在共产党里面还是不少，党外也有很多。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说我们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坏，这也不合乎事实。要加以分析。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伟大事业，几亿人口所进行的这个伟大斗争，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可说，一团糟。许多具有这种看法的人，虽然和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敌意的人还不相同，但是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很有害的，它只会使人丧失信心。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对于这些片面地看问题的人，应该进行批评，当然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要帮助他们。”
“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第七点：‘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
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
“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人们历来不是讲真善美吗？真善美的反面是假恶丑。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真理是同谬误对立的。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怕批评，它是批评不倒的。共产党、人民政府也是这样，也不怕批评，也批评不倒。错误的东西总会有的，并不可怕。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有些同志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着急。我说，有一点也可以，过几十年，现在舞台上这样的牛鬼蛇神都没有了，想看也看不成了。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然我并不提倡发展牛鬼蛇神，我是说‘有一点也可以’。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学会同它作斗争。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这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正如前面《戚本禹回忆录》中提到的，曾经多次聆听毛泽东讲话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傅雷在一封家书中写道：“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1月18日至27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2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3月12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3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闭幕。
这天晚上8时许，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部分知名人士座谈。参加的人员有：郭沫若、童第周、钱三强、谈家桢、潘梓年、向达、费孝通、沈志远、翦伯赞、张劲夫、于光远。另有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杨秀峰、黄松龄在座。毛泽东问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翦伯赞：
“在高等院校做领导，有什么问题和意见？”
翦伯赞反映说：
“现在是重理轻文。”
毛泽东说：
“从我们的历史和现状来看，重理有道理，但轻文就不对了。”
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到会比较晚，一走进接见厅，他就看见毛泽东正满面春风地同早已来到的人们交谈着，于是就怀着崇敬的心情，走到毛泽东面前问好。陆定一起身介绍说：
“这位是谈家桢先生。”
“哦，”毛泽东站起来，微笑着握住谈家桢的手，不住地摇着说：“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家桢先生啊！”
说罢，请大家坐下，他问谈家桢：
“谈先生对贯彻双百方针，和对遗传学研究工作有什么意见？”
谈家桢说：
“在1956年青岛遗传学工作座谈会上，大家都认为，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挽救了中国的遗传学，使遗传学和遗传学工获得了新生。”
原来，谈家桢是世界生物遗传学和基因工程的基因学说创始人摩尔根的入室弟子。他提出的“异色瓢虫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受到国际遗传学界高度重视，被认为是对摩尔根遗传学说的一大贡献，成为中国在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遗传学家。可是就在谈家桢即将归国的1948年，刚刚结束的苏联农科院大会，宣布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基因理论是“反动唯心主义”的遗传学说。新中国建立后，苏联以“米丘林生物学”倡导者自居的李森科的理论在中国大行其道。1950年，苏联遗传所副所长努日金教授来华讲学，指名道姓要与在1948年底归国的谈家桢讨论，要谈家桢“从反动的遗传学圈子里跳出来”。国内也有人写文章，对摩尔根遗传学进行公开批判，谈家桢感到了沉重的压力。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李森科的理论才开始遭到科学界的反对和清算。1956年8月，毛泽东促成了由中宣部和中科院及高教部共同主持召开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此前，毛泽东在一份有关反映东欧共产党内对遗传学问题看法的报告上，批示道：“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有关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请将此件给他一阅。”这一天，毛泽东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这样，有116位专家教授参加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一开就是15天，谈家桢心情特别舒畅，以至举杯痛饮，酩酊大醉。所以，这一次，谈家桢见到毛泽东，就说是双百方针挽救了中国的遗传学。
毛泽东鼓励谈家桢说：
“谈先生，你们青岛会议开得好嘛！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很不对头，现在让大家搞嘛！你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可不要怕。”
他还问：
“把遗传学研究搞上去，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
谈家桢显然很有信心。毛泽东高兴地说：
“那好。希望你继续努力，在遗传学研究工作中做出新成绩。”
坐在旁边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建议说：
“为了尽快把中国遗传学研究搞上去，我们是不是把谈先生调来北京，主持中科院遗传所的筹备工作？”
此时的谈家桢是复旦大学生物系的主任。毛泽东尚未表态，在座的高教部部长杨秀峰立即表示反对，他说：
“你们把高校的名教授都挖走了，我们的大学还怎么办？”
众人见郭沫若和杨秀峰这两个耳背的人争了起来，便戏言他们是“二龙抢珠”。毛泽东见双方争执不下，也笑着向他们摆摆手，风趣地说：
“我看还是这样，从现在开始划一条‘三八线’，到此为止，以后科学院不得再从高校中挖人。”
不久，谈家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复旦大学重新开设了遗传学课。
3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他写道：
为着继续巩固农业合作社制度，争取今年农业的大丰收，中央认为坚持民主办社的方针是很重要的。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应该注意以下3个主要事项。
第一，农业合作社要按时公开财政收支。其中包括产品的分配、在银行的存款、国家的预购款、国家的贷款和它的用途、生产资料和用具的购置、干部的补贴、社员的预支、国家救济款的处理，等等。所有这一切财政收支，都同全体社员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都必须按时公布（有的随时公布，有的定期公布），让全体社员知道，由群众参预评议，而不能由少数干部独揽支配的大权，以便避免各种营私舞弊的行为，保证社干部的廉洁，消除社员对于财政问题的疑虑。必须知道，凡是没有这样做的合作社，社员们对于财政问题是存在着很大疑虑的。
第二，社和队决定问题要同群众商量。例如关于生产的布置。农业技术的改进，耕作制度的改变，新种子的采用，合作社的基本建设，经营管理，等等问题，都应该由干部和群众共同讨论，既要照顾国家的计划和政策，又要因地制宜，按照当地的土地条件、季节条件以及其他经济条件，反复研究几次，稳步前进。凡是当地已经行之有效的办法，必须采取积极的态度，继续加以支持和推广。但凡是还没有经过实地典型试验的，则应该采取很慎重的态度，充分注意老农的意见。老农虽然有些保守的缺点，但他们有很多的经验，如果有些办法是多数老农不同意的，不要草率从事。各农业合作社可以考虑组织一个技术顾问委员会，吸收有经验的老农参加，各生产队也可以考虑请本队中一个有经验的老农当顾问，以便充分利用老农的有益的合理的经验，特别是关于精耕细作、细打细收的经验。
第三，干部要参加生产。农业合作社的社长、副社长以及其他干部都应该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做到这点。大社的事情多些，但干部们争取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的时间参加生产，也还是可能的。最近有些地方的合作社在作了多少程度不等的整顿之后，干部纷纷下地参加生产，在社员群众中引起了很好的影响，大大地刺激了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这个经验有普遍性的意义，很值得各地注意。这种作法使社干部的生活不必完全由社补贴，可以只由社补贴那些因公误工的部分，因而能够减少社员的负担，同时也使干部们能够联系生产的实践，了解生产中的具体问题，对于领导社和队的生产有很大好处。为此，县、区、乡各级党委在领导方法上也应该相应地有所改进，例如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会议，不要时常调集社干部到县区开会，有问题时，由县区干部分头下去传达和解决，以便减少或避免社干部在时间上和经济上的浪费。
中央认为实现上述3项措施，将会大大地改善各农业合作社干部同群众的关系，加强干部同群众的团结，促进今年农业生产的高潮。希望省、市、县、区、乡各级党委根据各地合作社的具体情况，加以适当处理，并使这些措施长期坚持下去，成为习惯。
（此件发到乡支部。）
1957年3月15日
3月16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他写道：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中直党委、国家机关党委：
中央在1957年3月6日至13日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吸收了党外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文化人士约160人参加（占全体参加人数的五分之一）。会议首先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录音。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分别和宣传、教育、文艺、新闻出版、高等学校、科学等方面的几十位党内外代表人物举行了6次座谈，并亲自向大会作了讲话。
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使我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面貌发生大变动。几万万人口进入社会主义这件事实，必然会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引起反映。现在，大规模的群众行动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表露出来。我国有大约500万知识分子，他们在教育、文艺、科学、技术、新闻、出版等事业中和党、政、军的机关中工作，他们是人民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是教育人民的人，离开了他们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他们可以分为3个部分：极少数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他们之所以反对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们受剥削阶级的影响甚深；有少数人（大约10%左右），包括党内党外，是不但很积极地赞成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掌握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先进人物；最大部分的人，即80%以上，是愿意接受社会主义的制度，但是他们的世界观还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在上述的80%以上的这部分的知识分子中，有的是唯心主义者，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的；有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抱着怀疑态度的；有很多是略为知道些马克思主义，也想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只愿意在自愿的基础上，在别人善意的帮助之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对于用粗暴态度强制学习则抱有反感。知识分子的这种情况，将会长期存在。各种不同的知识分子，表露自己不同的观点，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时候，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这个政策的目的，是用说服的方法，用自由辩论的方法，而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向知识分子进行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促进我国的科学文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迅速地繁荣起来。党认识到，必须把在敌我问题上和是非问题上两种不同的矛盾加以严格的区别。人民内部的矛盾，特别是思想上的问题，只能根据“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原则。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帮助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接近工农群众。我们要做到在一个长时期（比如说15年）内，使全国的知识分子，从学习和实践中，从同工农群众的接触中，有更多的人（比如说三分之一）能够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
现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中，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状态。这种不正常状态的原因，是党内存在着两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就是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用粗暴的而不是说服的办法，用斥责而不是说理的办法，用强迫而不是自愿的办法，来对待知识分子，对待思想问题，对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有教条主义思想的同志，他们对于我们过去的工作肯定一切，只看到成绩，没有看到缺点，骄傲自满，害怕批评，懒于说理，对于不同的意见，要求采取简单的压服的办法。很多的同志实际上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右倾机会主义则对于我们过去的工作否定一切，只看到缺点，没有看到成绩，因而丧失信心，把伟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描写为漆黑一团。右倾机会主义者实际上做了资产阶级的应声虫。必须在党内党外，反对这两种错误思想，反对这两种片面性，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
这次宣传工作会议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党员和党外人士一起开会，这不但对于密切党员与非党员的团结有好处，对于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讨论和研究问题，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也是很有好处的。
中央认为这次会议对今后的思想工作有极重要的意义，各地必须组织深入的传达和讨论。各省（市）应该同样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并且像中央召开的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一样，吸收党外的教育、文艺、科学、技术、新闻、出版界人士参加，开会时间一周左右即可。此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各方提出的问题有一百数十条之多，这些问题，都由到会的人带回各地，以便继续讨论。你们的宣传工作会议，除了继续讨论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提出的问题以外，还应继续收集和讨论新提出来的宣传工作中的问题。并且应当充分发扬民主，特别要让党外人士讲出内心的话。中央认为，各省（市）委的第一书记必须亲自领导思想工作，并指导会议的进行。这种党内党外一起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今后每年在中央和省市均应举行一次或两次。各省（市）应该尽量吸收地县（市）委书记听取关于毛泽东同志讲话的传达报告。
中央 1957年3月16日
此时已是凌晨4时，毛泽东又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即送周、陈、彭真、定一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如前示。”
3月17日上午10时，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此行的目的是向一些地方党员干部宣讲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及双百方针。
中午时分，专列到了天津，毛泽东在专列上召见天津市委负责人黄火青、吴砚农、万晓塘、李耕涛、李华生。他说，他计划在天津接见党员干部并讲话。黄火青等赶紧回去四处找人，通知会议，安排会场。
毛泽东在专列上为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给周恩来等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恩来、陈云、彭真、定一同志：
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几批得力而又适宜于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以上各点，请中央讨论一次，并作出决定。我已到天津。
毛泽东 1957年3月17日
下午，毛泽东在天津干部俱乐部游泳池游泳。
是日晚，毛泽东在市委几位书记黄火青、吴砚农、万晓塘、李耕涛陪同下，在天津人民礼堂与近千余名干部见了面，并发表了讲话，他一开始就说：
“讲‘双百’方针吧！这是全党关心的问题。党内有赞成的，有不舒服的，有怀疑的。”
接着，毛泽东说：
“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阶级斗争上。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我说这个话讲得对，讲得合乎事实，就是我们没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大学教授。这是我们不行的方面。但是他们这个话也是不全面的，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是不对的。就具体的业务、具体的技术来说，我们是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的前进这方面，我们能够领导，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以国家计划去领导。我们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向他们学习。有10年到15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业务上、在技术上领导他们。
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上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党的‘八大’说了。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在大学里头当教授，在科学研究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要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要大体改变经济面貌，也要有几十年时间。我们过去不会搞阶级斗争，经过许多失败，经过许多变化，我们学会了，善于搞阶级斗争了。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几十年，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在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出的代价少一点？如果我们不重复从前的错误，那么我们在建设的时候就可以付出比较少的代价，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情。
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许多错误的议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只有这个方法，别的方法都不妥。而现在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那是对付敌人的，那个方法不行了。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有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是采取压服的方法，还是采取说服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要压一下的想法。压是压不服人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压服的方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我们要学会说理，学会写说理的文章，学会作说理的报告。曾经有个同志跟我讲：‘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我说你一冲呀，不能解决问题，要加以分析，要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才行。至于各种错误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跟我们合作，只有极少数人是敌视我们的。”
毛泽东又从扩大《参考消息》发行范围问题，讲到了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见世面。他还强调说：
“不要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很危险。马克思主义是同它的敌对力量作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发展。比如我们中国办事情，如果我们不发展马克思主义，那么事情就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来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就要按照具体情况解决问题。如采取压服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道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
这天晚上，毛泽东离开了天津，继续南行，六下济南。
3月18日清晨，毛泽东到了济南。他不住宾馆，而是与山东省委书记、济南军区第一政委舒同住进了临铁路线的一幢房子里。毛泽东说：
“我在北京不愉快。”
他们在一起除了谈工作，就是谈诗词，谈书法。关于乾隆的书法，毛泽东说：
“他的字有筋无骨，到处写，我不怎么喜欢。”
他说舒同的字有风度，有出处，好看。他们有时还谈中医。毛泽东说：
“我看中医少说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西医有多少年？就算100年吧，那1900多年老百姓怎么过的？还不是靠中医中药，应该说中医中药是有功的。中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中医中药要用现代科学知识去整理、研究、提高。取长补短。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派。阴阳五行为什么不能拿现代术语表达？一代人搞不清两代人行不行？10代人行不行？
他还说：
“鲁迅的父亲病了，请中医看，可是药引子难找，像经霜3年的甘蔗；要吃破鼓皮丸，用打破的鼓皮制成的；还要蟋蟀一双，要原配。”
说罢，他自己先笑了，点着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
“后来他父亲病死了，鲁迅对中医很有看法，不信中医。他的这个观点不大对。他找的是庸医，不要受这个影响。中西医要很好地结合。”
是日晚7时50分，毛泽东来到山东省政府大礼堂，对省级机关处级以上党员干部讲话。他说：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比如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敢于讲话了，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有人说共产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了。有一些人讲没有优越性，合作社办得不好。有一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比苏联好。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人民内部闹事也发生了不少。报纸上，小品文、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风热嘲多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跟着资产阶级走，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另外一些共产党员就不服气，说：‘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所以，我们党里头有两种人。一种人，外面讲什么，他们也跟着讲；另一种人就想收，谁不听话的时候就想压一下子。这是现在的情况。”
对于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毛泽东分析说：
“外国的事情对我们有影响，比如苏共二十大把斯大林批评了，后头发生波兰、匈牙利的事件，国际上有反苏反共的风潮。还有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无论是肃反、土改、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间，都有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也有宗派主义的错误。这些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乱。有外国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我们国内的原因。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第8次代表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我们过去反对蒋介石，解放战争，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阶级斗争。这么一场大斗争到去年上半年基本上结束了，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基本的原因是这个原因。人民内部的问题多起来了，就暴露出来许多思想问题，就有一些乱了。过去是不是有思想问题呢？过去有的，实际上我们刚进城那几年更乱一些。但是，那些不同的意见，那些意见分歧，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掩盖了。”
关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这一结论，毛泽东解释说：
“所谓基本上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是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6亿人民，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
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毛泽东说：
“按照八次大会所说的，基本上分了胜负的，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还没有。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要3个五年计划。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那就要更长一点了。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叫作思想问题，这是有理由的。尽管社会制度起了变化，但是那个思想还相当顽固地保存着。特别是在世界观这方面。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者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还是辩证唯物论。这样两种思想方面的斗争，时间还要更长一些。”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说：
“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所以，我们要争取他们，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要使他们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大约需要经过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到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取得决定性胜利。”
毛泽东最后讲到了整风问题，他说：
“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要争取党外人士，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今年准备，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我们是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
“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像样子，痛哭流涕。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听说还有3天不吃饭的事情。我说，3天不吃饭，没有什么要紧，一个星期不吃饭就有点危险了。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为了个人的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也算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
毛泽东在他讲话结束1个小时以后，于晚12点改乘空军专机飞到了“其山嵯峨，其土颖多”的古城徐州，专列也到徐州机场。
欲知毛泽东在徐州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到了济南，一见到老部下、马背书法家舒同就说：“我在北京不愉快。”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细心的读者可能从前面的叙述中已经觉察到了党内的某种不协调。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发表演说的时候，党内一些重要领导人中途退场，便是一个明显的征兆。他此次南下，既是宣传，也是调查研究，结果又发现了令他更不愉快的事情。您如不信，请继续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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