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昌起义的大军里,闪现着30多名女兵的飒爽英姿。南昌起义时,她们或在参谋团,或在师政治部,或在宣传队,或在救护所,在不同的岗位上英勇战斗,是一支重要的起义力量。她们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一批女兵,为南昌起义的成功、为新型人民军队的创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被周恩来称呼为“女将们”
参加南昌起义的30多名女兵大多来自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兵队,少数来自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创办的妇女训练班。
1927年7月,继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武汉形势也紧张起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兵队被迫解散。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安排,190名学员有的转入地下工作,有的被分配到上海、长沙、广州等地,有的转移到南昌参加武装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原中央政治学校女生队学员在北京合影,从左至右为:第一排:彭文(彭援华)、谭勤先、胡毓秀,第二排:熊天春、陈云裳、钏复光、曾宪植、彭漪兰、周月华、黄杰、杨庆兰、杨庆桂
南昌起义成功后,部队提出要到广东创建革命根据地,准备举行第二次北伐。从南昌到广东千里之遥,要跨过无数山川,并且前有敌军堵截,后有追兵追击,处境十分危险。当时,又恰逢酷暑时节,行军之苦是可想而知的。为此,前敌委员会打算把女兵们留在原地,转入地下工作。
女兵们知道这个消息后,纷纷找到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坚决要求随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周恩来耐心地对女兵们说:“这次行军,路上不知要打多少仗,加上天气炎热,我们又没有经验,不知要吃多少苦。留下来做地下工作,同样是干革命嘛。”
可是,以胡毓秀、王鸣臬为首的女兵们一心要跟起义部队走,甚至流着眼泪一个劲儿地央告着:“让我们去吧,让我们去吧。”
看女兵们的态度如此坚决,周恩来便答应了她们的要求。女兵们见自己随军南下的愿望得以实现,高兴地蹦着、跳着、笑着,奔走相告。8月4日,她们如愿地随军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行军路上,女兵们背着自己的日用品、换洗的衣服、夜间露宿用的毯子等物品,体格健壮的还背上一些公共用品和物资。被女兵们称作“四大金刚”的杨庆兰、谭勤先、陈觉吾、王鸣臬等人,还背着步枪、子弹、手榴弹等武器装备。如此负重简直使人不敢相信她们是年轻的女兵。
8月,酷暑难当,每个人从早到晚都是汗淋淋的。晴天的时候,身上的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湿衣贴在身上,十分难受;干衣带着斑白的汗迹,硬邦邦的也让人不舒服。虽说沿途有群众供应茶水,可因汗流得太多,总感到舌干唇焦。每当遇到溪水,大家就从腰间取下搪瓷缸来,喝个不停。在女兵当中,有几个缠过脚的姑娘,走起路来十分吃力,可她们始终顽强地坚持着,没有一个掉队的。
一个星期后,部队来到了抚河边上。敌人事先把所有的船只都弄走了,渡河遇到了困难。指挥部选择了一处水深齐腰的河段,命令部队涉水过河。女兵们和男兵一样,毫不犹豫地下到河里,手挽手地蹚水而过。
南昌起义军南下路线图
通常情况下,部队每天走五六十里路,遇有任务或紧急情况,一天要走上百里。女兵们脚上磨出了血泡,腰腿走得酸疼,却没有一个人叫苦。进入武夷山区后,到处是高山峻岭,每天在崎岖的小路上行军,不要说女兵,就是许多男兵也吃不消。但女兵们相互鼓励着,有时她们边走边唱歌:“……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这首《少年先锋队歌》,她们唱了一遍又一遍,振奋大家的精神。
一天,周恩来来到女兵们中间,兴致勃勃地说:“女将们,你们这一路表现很不错,又勇敢又有毅力,等我们打下广东站稳了脚跟,就派你们到苏联去深造,专攻军事。”
“是真的吗?”女兵们高兴地跳起来。周恩来笑着说:“怎么不真?将来革命发展了,要做的事情多得很呢。这一路上看得出你们女兵能和男兵一样过严格的军事生活,将来也必然能够和男同志一样担起更重要的革命工作。”
周恩来的话在女兵们的心中燃起了希望之火。本来,听到起义军的最高领导人称她们是“女将们”,大家心里就已经是热乎乎的了,又听说将来她们可以到苏联深造,更是激动不已。
和恽代英一起开展宣传工作
宣传工作是女兵们南下途中的一项主要任务。前敌委员会委员恽代英和女兵们一起开展宣传工作。
恽代英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之一。他曾担任过上海大学教授、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广州农民讲习所主讲员、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总教官,既有着坚定的政治信念,又有着精深的理论水平。开始,女兵们不会做宣传工作,恽代英鼓励大家说:“你们要学会把我们的革命任务向老百姓宣传,使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革命才能得到胜利。希望你们在实际工作中多锻炼自己,成为一名出色的党的宣传家。”
女兵们听了恽代英的话,受到巨大的鼓舞,宣传热情十分高涨。
宣传工作的任务之一是书写大标语。在沿途村庄的墙壁上,恽代英指导女兵们写下“打倒军阀”“打倒蒋介石”“开展土地革命”“工农革命万岁”等标语。书写标语是吸引群众、开展街头宣传的好办法。在书写标语时,四周聚拢了很多群众观看。标语写完了,群众也集合好了,恽代英和女兵们就站到凳子上,高声讲演,揭露封建土地制度的弊病,宣传党的土地政策,号召农民起来参加土地革命。而在一些地方,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煽动,群众没等起义军到来就躲了起来,标语写好了也看不到一个老乡的影子。后来,女兵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站在街头上大声地唱歌,用悠扬的歌声召唤群众。开始只吸引来一些孩子和妇女,时间一久便把受蒙骗的群众都召集起来了。
为了增强宣传的效果,女兵们还自编自导自演文艺节目。其中彭援华编排的《老祖母念经》尤受欢迎。彭援华是湖南人,原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大革命骤起时,她投身革命的洪流,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队学习。女队被迫解散后,她又毅然奔赴南昌,参加武装起义。南下途中,她一直是宣传工作的骨干。《老祖母念经》讲的是江西乡村一户农家,祖孙三代过着安定的生活,老祖母总以为这是她念经的结果。然而,在一天晚上,国民党军来拉夫,把她的儿子抓走了。尽管老祖母仍在天天念经,可家中的生活却在每况愈下。不久,她的小孙子患上了疾病,因无钱医治而夭折,只剩下老祖母和儿媳过着凄凉的日子。《老祖母念经》告诉人们,是土地和勤劳使人民生活富裕,是国民党新军阀把人民推入了火坑,号召人们认清新军阀的反动面目,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在剧中,彭援华扮演老祖母,演得逼真活脱,宣传效果非常好。
1973年,彭援华与丈夫靖任秋合影
行军途中,恽代英处处照顾女兵们。组织上分配给他一匹马,但他一直坚持步行,把马让给体弱的女兵骑。女兵们也处处关心着恽代英。恽代英高度近视,离开了眼镜走路都困难。可偏偏有一天,他的眼镜腿被碰坏了一只,只好用一条细绳将眼镜系在耳朵上。进入武夷山区后,道路狭窄而崎岖。女兵们看到恽代英行动不便,好几次硬是把他推到了马背上。每当这个时候,恽代英总是说:“谢谢女将们的关心,我能行,我会留心的。来,唱支歌吧。”
于是,行军路上又响起了女兵们的歌声。
一名“女将”曾将陈赓背到救护所里
起义军南下到了瑞金附近,遭到敌军阻击,战斗频繁,伤员增多,女兵们大都改做救护工作。体格强壮的女兵,到前线去抢救伤员;体格瘦弱的女兵,在临时救护所里担任护理员。
战场抢救伤员工作既繁重又危险。由于战斗激烈,伤员不断出现,救护人员要像走马灯似的奔走在前线与后方之间,每天累得腰酸腿疼,并时常受些轻伤。在会昌,战斗异常激烈,伤员也格外多,女兵们山上山下跑个不停。她们饭顾不上吃、水顾不上喝,和民工们一起把每个伤员运到战地救护所里。一天傍晚,女兵们在山坡上寻找,见没有伤员,正准备下山。这时,被大家称作“大力士”的杨庆兰突然发现一条水沟边的草丛里躺着一个人。走近一看,原来是七十三团二营营长陈赓。在与钱大钧部激战中,陈赓左腿两处中弹,膝盖处的筋被打断,脚腕骨被打折。当敌人冲上阵地时,陈赓翻身滚进了水沟的草丛里。叶挺率二十四师主力赶到,将敌军杀退,陈赓却一直昏迷在草丛里。杨庆兰见陈赓的伤势严重,二话没说,背起他就往山下的救护所奔去。陈赓得救了,伤愈后,屡建战功,1955年还被授予大将军衔。
晚年的杨庆兰
在医院或救护所里,女兵们干得也很出色。救护工作要从创造最基本的工作条件开始。没有现成的病房,女兵们就把村里的祠堂、工棚打扫干净;没有床铺,女兵们就到村里动员老乡,借来门板,搭起一张张临时铺位;药品不足,女兵们便向乡医学习民间处方,用中草药为伤员医治;有些伤员需要手术,将子弹或弹片取出来,但因外科大夫太少一时做不到,女兵们只好每天为他们换药,以减轻其伤痛;有些伤员的战伤未愈,又染上了流行性疾病,情绪十分低沉,女兵们就轮流给他们讲故事、唱歌,尽最大努力丰富伤员们的精神生活。
在医院里,女兵常常通宵工作,眼睛熬红了,人也累瘦了,可她们的斗志一直十分高昂。在她们的精心护理下,一批又一批的伤员们陆续痊愈,重返部队。
在最后的几场战斗里,“女将们”出生入死
起义军南下到梅(州)、潮(州)地区,与国民党军连续作战,每场战斗都是与数倍于己的敌军交锋,伤亡很大而兵力又得不到补充,战斗力严重不足。在最关键时刻,女兵们也杀上了战场。她们在枪林弹雨中传送命令、运送弹药,甚至手握钢枪直接参与战斗。
为解决兵力问题,女兵们积极动员当地群众支援起义军。在东江地区,绝大部分男人为生活所迫去南洋谋求生路,把妻子和老人留在家里。因此,妇女占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二。大革命兴起后,妇女们成为当地农会的主要成员。在女兵的动员下,当地妇女们主动为部队担米、做饭、送水。战斗最为激烈时,女兵们把数百名妇女组织起来,侦察敌情、运送弹药、救护伤员,发挥了重要作用。
起义军到达汕头后,由于敌众我寡,作战连连失利。根据组织安排,女兵们分为三部分活动:一部分在潮州红十字会的医院里担任护理员,后来乘船转到了上海;一部分随零散小部队转到了海陆丰地区,加入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一部分随朱德率领的起义军余部,转战于闽粤赣边界。由于进入赣南地区后,环境越来越艰苦,朱德派人与武汉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动员女兵集体离队,去武汉做地下工作。1927年底,这批女兵化装成农民,几经周折到了武汉,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南昌起义中的女兵们的英雄行为深深地印在了起义军领袖朱德的脑海里。10多年后,他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起当年的情景时,仍十分激动。后来,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高度评价了中国女性在南昌起义中的英勇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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