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著名作家刘继明花费五年时间创作的长篇新作《黑与白》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黑与白》描写了80年代以后数十年间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社会全景，是一幅改革年代芸芸众生的奇幻画卷。同时，它又以倒叙和补叙的手法，通过几个主要人物的经历，写出了一部扑朔迷离的百年中国革命史。被认为是“一部形象化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史”和“人民现实主义的尖锋之作”，是一部改革年代的“伤痕文学”，它不仅写出了工人阶级的“伤痕”，也写出了农民的伤痕，女性的“伤痕”，青年的“伤痕”。
刘继明老师在谈到《黑与白》的创作心路历程时，认为这部作品是他真正摆脱精英文学体制，回到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无产阶级文学和人民文学传统的一次精神突围，是他向产生过丁玲、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浩然等作家的伟大时代献上的一份礼物。
郭松民老师认为，我们不了解思想史，就不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也不可能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而《黑与白》是一部形象的当代思想史，如果一个读者想了解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就应该读读《黑与白》。
孔庆东老师认为这部小说堪称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一面“照妖镜”，如果有一部“照妖文学史”，刘继明就是照妖大师，众多妖魔鬼怪在他笔下无处遁形。《黑与白》找到了革命事业多灾多难的内部根源，是中国照妖文学的一座崭新的灯塔。《黑与白》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大收获，早晚有一天也会列入世界文学名著的家族，因为它对历史的挖掘，对人性的拷问都远远超过了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作品。
刘继明老师现授权网站对《黑与白》进行连载，敬请广大网友关注。欲购此书，请点击此处（https://book.kongfz.com/777769/6736302495/）。
3.手表的故事（1）
在许多人眼里，劳改农场的人都是十恶不赦的坏人。罪犯罪犯，没犯罪怎么会关到这儿来？可他们不知道，高墙内也有不少蒙冤受屈的倒霉蛋，就像古戏文唱的那样，“满肚子冤情无处申，只能打破门牙往肚子里吞”。这样的人大多从心里拒绝接受改造，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没有罪，也不承认自己有罪。所以，为了让他们认罪伏法，都给分配到农业队来了。
我自己也是这样一个倒霉蛋。
我是五年前被送到劳改农场的。我为啥被判刑？说出来你恐怕不相信，因为一块手表。
那块手表，是我爹卖了半年山货，在丹阳县城给我买的。那一年，我刚高中毕业回到村里。我是我们村唯一一个回乡务农的高中生，在村里人眼里，算是有文化、有身份的知识青年。大概因为这“身份”，我爹拿出卖山货积攒下来的钱，去丹阳县城给我买了块手表，上海牌，一百二十元一块。那时，我们大队支书戴的也只是一块宝石花手表，价钱不到上海牌的一半，而且不是快几分，就是慢几分，很没准头。
由于这块手表，我在村里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回村没多久，我就当上了大队团支部委员兼四小队队长。正当我满怀信心，准备像电影《青松岭》里唱的那样，带领乡亲们“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时，生产队却突然解散了。
那天，当我在大队会上听完上级关于解散生产队集体，实行联产承包制的政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寻思我们小队从前年开始，每个社员的工分增加了两角钱，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起来，我当上队长后，正准备在东青河上建一座小水电站，水电站建成后，不仅可以让每户社员用上电，还可以通过水电站灌溉，每亩地的收成在原来的基础上又能增加三成。如果解散生产队，把集体的田分到各家各户，这计划岂不一下子泡汤？我站起身大声问支书：“集体搞得好好的，为啥要解散？你莫不是弄错啦？”
支书抖了抖手里的文件说：“这是中央的红头文件，怎么会错？”
我像泄了气的皮球蹲到地上，咕哝道：“红头文件又咋样？我想不通呢！”
支书叉起腰用手指着我说：“想得通想不通都要执行！”
我拧着脖子顶撞道：“想不通就不能执行，前几年中央还号召要敢于反潮流呢！”
支书听了，扒开坐在地上的几个队长，从会场中央几步跨到我面前，眼睛一瞪训斥道：“好你个郭文才，仗着喝了几年墨水就翘尾巴，骄傲起来了，中央文件精神都敢不服从，你还想不想入党？”
支书一边说，一边撸着袖子，像要打人的样子，支书身材魁梧，比我高出一大截，真要打架我肯定打不过他。再说，前不久我刚向大队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支书答应了要做我的介绍人，他这句话等于戳到了我的命门，我耷拉下脑袋不吱声了……
我担任队长的四小队是全大队最后一个分田到户的。由于执行中央精神不力，我很快被免去了队长职务，入党的事也黄了。原本已经订婚的未婚妻突然提出要跟我解除婚约。倒霉事一桩接着一桩，我像遭霜打的茄子，在村里人前人后抬不起头来，以前当队长时，村里人见了老远就跟我打招呼，现在却没等走近便远远避开了，像躲瘟神一样。
我本来是个心高气盛的人，哪里受到了这种窝囊气？家里分的那几亩山坡地也懒得去拾掇，整天无精打采，心灰意冷，躺在家里睡大觉，对什么也没兴趣。我爹见了，骂我没出息，经不住一点风浪。但骂归骂，该为我这个儿子操心的还是得操心。
我爹倒腾山货是村子里出了名的，前几年割资本主义尾巴时还为这个挨过批斗。包产到户后，再没人批他搞投机倒把，生意自然比以前好多了，收的山货堆满了大半个院子，正愁没人帮忙卖呢，见我整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就让我帮他去镇上卖山货。我在家里憋久了，也想出去透透气，就答应了。
那时候，市场刚放开不久，生意十分火爆，山货的价格也年年看涨。到处都能见到从县城甚至省城来收购山货的人。就这样，我跟爹卖起了山货。爹负责收购，我负责在镇上的集贸市场销售，父子俩配合得十分默契。随着生意越做越好，我灰暗的心情也渐渐好起来。
过了没几年，我家就成了村里数得着的富户，我爹把我们家那幢住了几十年的土坯房推到，盖起了一栋宽敞高大的红砖瓦房，还托媒人给我在丹江河边上找了个渔户的女儿做媳妇。我娘死得早，是爹一手一脚把我拉扯大的，爹省吃俭用供我上学，是望子成龙，现在这个希望破灭了，便只剩下尽早让我娶妻生子，给老郭家延续香火这点念想了。媳妇娶进门第二年，就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八斤三两，取名八斤。我爹高兴得合不拢嘴来，在村里挨家挨户请人上门喝喜酒，摆了十几桌酒席。
那是打我记事以来我爹在村子里最风光的一天，当初我高中毕业后回村当团支部委员和小队长时，也没见他这样风光过。
俗话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正当我日子过得顺风顺水，芝麻开花节节高时，一场横祸飞到了我的头上。
那时，我儿子八斤快两岁了，不仅学会了走路，还会喊爹了。每次我卖完山货一进家门，八斤就抱着我大腿，伸出小手掏我口袋，找好吃的，所以我每天回家，都要在集市上买点儿糖果啥的装在口袋里。
那年冬天，我的高中同学张耀祖结婚，请我去喝喜酒。张耀祖也是农村人，毕业后原本跟我一样要回村参加劳动的，但他爹是公社邮政所的邮递员，虽然只是个临时工，但按月拿工资，也算是半个公家人。
张耀祖高中毕业那年，他爹进山投递邮件时，掉到悬崖下摔死了。由于是因公殉职，县邮政局不仅给死者家里发放抚恤金，还让张耀祖顶替他爹在邮政所当了投递员。过了两年，还给他转了正式职工，成了正式的公家人。由于是公家人，张耀祖的婚礼也比农村人操办得有排场、有档次，不仅去吃喜酒的亲戚朋友多，酒菜也比一般农村人家的丰盛，我平时不大喝酒也喝多了。
那天，我喝完酒往家走时，天已经快黑了。从镇上到我们村，是一条曲曲弯弯的山路，约莫四五里远，以前我在镇上的高中读书，后来去镇上卖山货时，每天都要在这条山路上走一个来回，所以我对那条路熟得不能再熟了，闭着眼也能走回家。但那天我的确喝高了，临出门时，张耀祖问要不要找个人送我，被我给拒绝了。
那条山路一直顺着东青河边向前蜿蜒，脚下是滚滚的河水，头上是长满茶树和荆棘的山坡。我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出镇子，踏上了回村的路。
农历十一月的天气，气温已近零度，前两天刚下了一场小雪，山坡上的积雪还没有融化。东青河上的渔民也早已在岸边泊好船，准备过冬了。天黑得像一口倒扣的铁锅，看不到一颗星星。夜晚的风比白天更加刺骨，贴着山坡吹过来，钻进脖子，我不由打了个寒噤，酒劲一下子发作了，肚子里翻江倒海般，我感到天旋地转，踉跄着往路边走了两步，嘴一张，吐了个天翻地覆。肚子里的东西倒完，浑身上下也像被抽了筋似的，没了一丝力气，两眼发黑，腿一软，歪倒在路边的草丛里……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听见有人在我耳边喊：“郭文才，你醒醒、醒醒！”
我吃力地睁开眼睛，看见有个人用手电筒对着我，晃得我不得不闭上刚睁开的眼睛。
借着黄黄的手电筒光，我认出是同村的翁彪。这个人是我的小学和初中同学，跟我同岁，鼻子有点塌，说话瓮声瓮气，有人便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翁鼻子”。翁鼻子读小学和初中时其实成绩不差，每次考试总是排在前几名，但由于家庭成分高，按当时的政策没能上高中。为这个，他一直耿耿于怀，觉得我的学习成绩并不比他好，却上了高中，心里很不服气，但面子上还过得去，毕竟我们曾经是同学嘛。在我回村当上团支部委员和小队队长后，翁鼻子还主动向我套近乎，不过，我被撤职后，他对我的态度很快就冷淡下来了……
“你喝了多少酒，醉成这样子？”翁鼻子一边拉扯着我的衣服，一边嘟哝。
我的脑子这才清醒过来，想起自己是在镇上喝了喜酒倒在路边的。同时，我从翁鼻子身上闻到一股刺鼻的酒气，便磕磕巴巴地问：“怎么，你也喝、喝酒啦？”
“嗯哪，老丈人六十大寿，我去给他祝寿，喝、喝了点儿。”翁鼻子也跟我一样磕磕巴巴地说，“要不我也不会回来这么晚，不是让我碰上，寒冬腊月的，你在野外躺一夜还不冻、冻死个球……”
翁鼻子比我结婚还晚，媳妇是东青河对岸小王村人，叫王翠花，长得很俊俏，听说，翁鼻子为了娶媳妇，花光了这些年种田攒下的全部积蓄。去年成的亲，还没有怀上孩子。翁鼻子很疼媳妇，平时都舍不得让王翠花下地，田里的活都是他一个人干的。
这会儿，我听了翁鼻子的话，才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袭来，在山路边睡了一觉，手脚都冻麻木了。我抬起手腕，撸起袖子看了看我那块上海牌手表，手表是夜光的，表盘上的时针正指向凌晨一点三十五分。
“都后半夜了，我扶你回家吧？”翁鼻子打了个哈欠，嘴里又喷出一股呛人的酒气，伸出手来抓住我的手腕，他不愧是个能干的庄稼把式，力气很大，一下子就把我从地上拽起来了。
我跟着翁鼻子往前走了几步，一阵凛冽的山风贴着地面吹过来，携带着一股浓烈的土腥味儿，钻进我的鼻孔，我忍不住打了个响亮的喷嚏。我觉得清醒了不少，睁大眼睛环顾一下四周，看到这儿离村子已经不远，隐约听见传来几声狗吠。于是，我挣脱开翁鼻子的搀扶，摆摆手说：“你回、回吧，我自个儿能、能走……”
“你真、真能行？”翁鼻子见我走了几步，才放心地松开手，自己打着手电筒往村里走去。
我跟在翁鼻子身后，他走得快，我走得慢，一会儿就把我远远地拉在后面，不见了踪影。
回到家，爹和媳妇孩子都睡了。我没有吵醒他们，用热水擦了把脸，就上床睡觉，躺下之前，我习惯地抬起手腕，想看看时间，谁知一撸起袖子，手腕上空空的，那块上海牌手表不见了！
我脑子激灵一下，半醉的脑子顿时全醒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手表丢了。丢到哪儿了呢？刚才在半路上不是还当着翁鼻子看过时间吗？我想起翁鼻子把我从地上搀扶起来时，抓过我的手腕。莫非……手表是翁鼻子顺走了？
整个后半夜，我都没有睡着。天快亮时，我已经确信：手表真的是翁鼻子顺走了。
除了他，还会是谁呢？
天一亮，我就起了床。冬天的晨雾笼罩着村子里大大小小的房屋和四周静悄悄的山峦。大多数人家的大门都紧闭着，村道上看不到一个人。我穿过村道，远远看见村西头那幢新盖不久的两层楼砖瓦房敞开了半边门扇，心头一亮，仿佛看到了丢失的那块上海牌手表。
“翁彪，翁彪！”我站在翁鼻子家那扇半开的大门前喊了几声，却没有人应声。正要往屋里走去时，从那半扇门里闪出一个人来。
是翁鼻子的媳妇王翠花。
“谁呀，一大早就跑到人家门口大喊大叫的……”王翠花没好气地说。她手里拿着一只装着包谷米的葫芦瓢，正在给鸡喂食。
“是我呀，弟妹，翁彪在家吧？”我走上前说。
王翠花显然刚起床，身上穿着一件蓝底红花格子小棉袄，领子没扣紧，露出一截雪白的脖子，再加上那张红扑扑的脸蛋，显得格外俊俏。去年翁鼻子成亲时，我专门从镇上回来吃喜酒，送过一个数额不小的红包。王翠花和翁鼻子还一起给我敬过酒。按照山里人的习俗，对送大红包的亲友，新娘过门后是要亲自敬酒的。
但今天，王翠花见了我却像不认识似的，掀起眼皮瞥了我一眼，说：“我家翁彪不在家，你找他干啥？”
“不在家？怎么可能？后半夜我还在村外山道上碰见他来着，我俩是一前一后回村的……”我以为王翠花是跟我开玩笑，就对她说：“别逗了，弟妹，昨夜里我在镇上喝喜酒喝多了点儿，正好碰见翁彪从东青河对岸你娘家回来，他陪我唠了会儿嗑，还把我那块上海牌手表撸下来了，我知道他是跟我开玩笑呢……”
“他撸没撸你的手表我不知道，可他没回家，我还担心他是不是跟我爹一起喝酒喝多了呢！”王翠花站在门口，冷冷地说，“你要不信，自己去瞅瞅。”说着，闪开身子，把堵住的大门让开了。
我犹豫了一下，往屋里走去，走进他们夫妻俩的卧房看了看，床上两床绣花被子和枕头叠得整整齐齐，果然没有看到翁鼻子的影儿。
我愣怔了片刻，赶紧从卧房里退出来了。
昨晚我明明跟着翁鼻子回村的，他怎么可能没回家呢？我满脑子疑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如果是这样，翁鼻子就不是借着酒劲儿开玩笑顺走我的手表，而是一种蓄谋的劫财行为。如果是这样，性质就变了。我想，绝不能让这种卑劣的行为得逞。这不仅是一块手表的事，而且关系到我的人格尊严和权利。除了找回手表，还应该让翁鼻子得到应有的惩罚。
我越想越来气，心里被一股愤怒的火焰燃烧着，回到家时，我已经想好了如何找回手表和惩罚翁鼻子的办法。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