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毛主席去世之后，由于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几乎毛泽东说过的什么话都要反对，几乎只要是毛泽东时代定下的案都要翻、只要是毛主席认为错误的都要被说成是正确的。
例如，毛主席说：“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候，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这本来是一个有大量史料可以佐证的正确论断，但是如今却被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诋毁成为了毛主席对斯大林“不切实际”的批评。
不仅如此，随着苏联解体，美西方帝国主义逐渐把重点妖魔化的对象从苏共转移到了中共。于是，接着苏联解体之后公开的大量“苏联解密档案”，在美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历史虚无主义分子们又通过移花接木、掩盖事实的手段，制造了过分抬高苏联、过分贬低中共的谣言，最典型谣言就是中共决定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是因为苏联对中共的“错误”的“纠正”。
综上所述，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在中国土地革命时期到底有没有严重错误？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究竟有没有在革命的关键时候也就是解放战争前夕阻止我们和蒋介石集团进行战争？中共决定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究竟和苏联的“建议”有什么关系？这些都需要我们考证大量史料，加以辨析、澄清。
一、围绕毛主席的第一个论断进行考辨——共产国际在近代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的严重错误考辨
时间轴上的故事——共产国际和“左”倾路线关系（1）：斯大林1928年的谈话是“左”倾路线的重要指导性纲领
（1）1928年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谈话否定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持久存在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主席就精准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但是，1928年，斯大林在会见周恩来、瞿秋白的时候却强调：“农民游击战争并非暴动，有些地方取得政权，组织红军，但不能持久。”（《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情况的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可见，斯大林否认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持久性。斯大林显然是没有弄清白区军阀长期混战的问题，认识不到农村建立根据地的持久性。认识不到农村根据地工作的持久性，也就把城市工作放在了重点。这是“城市中心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让我们拿这个对比以下毛主席的正确观点。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强调：“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天扩大一天，一天激烈一天，始终不能统一，本身就体现了白区军阀混战的长期性。斯大林认识不到中国白区军阀长期混战的本质，也就认识不到农村根据地政权存在的持久性。有阶级敌人的持久混战，也有农村革命政权的长期发展。
总之，毛主席坚持在农村根据地进行持久斗争，坚持根据白区军阀始终不能统一的混战事实，逐渐持久的在农村发展革命政权力量，而斯大林的“不可持久论”是错误的，而且是“左”倾路线关于加紧进攻城市、反对在农村建立持久根据地的重要理论依据。
（2）斯大林对“城市中心论”的论述
也是在和周恩来、瞿秋白的谈话，斯大林认为：“广州暴动是否是盲动主义?不是!盲动主义是幻想出人工造成的军事阴谋，广州暴动则不是。广州暴动的结论是，中国党和工人阶级想巩固革命地位的英勇的企图。他们向国内外作一次公开的反抗。一方面是想巩固自己的革命势力，另外开展了一个新的革命斗争的局面。”（《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情况的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但是，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在不适合起义的大城市强行起义的广州暴动就是盲动主义。高度肯定而不否定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来看就不应该搞的大城市暴动，斯大林这里完全错误。不承认打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在当时本身就是完全错误的盲动主义，本身就表现出来了他坚持城市中心论主义。
我们也拿这个对比一下毛主席的正确观点。毛主席不是神，秋收起义无疑也犯了城市中心论的错误。但是，毛主席第一时间就纠正了这个错误，毅然率领秋收起义剩余的七百人上了井冈山，开辟了中国革命新道路。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强调：“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则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可见，毛主席早就反对盲目攻打大城市的错误路线了。毛主席强调——反对冒进，反对打实力极其强大的大城市。而广州暴动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打大城市，就是盲动主义。
斯大林还讲：“游击战争能从为土地革命(作)斗争(的)分子中集中军队的力量，其意义在为工人用。假使我们能从农运中吸收几万军队，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城市，其意义将更重大”（《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情况的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这就是斯大林的公式：①拉队伍比搞土改、扩大农村根据地还重要。②所以，拉队伍之后“更有意义”的是打城市，而不是继续扩大农村的土改根据地范围。③拉队伍之后可以打城市的标准就是“几万”。这是毫不掩饰的城市中心论！
我们再对比一下毛主席的正确观点。毛主席不认为吸收几万军队之后打城市会“更有意义”。“宁都起义胜利和红五军团诞生，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红一方面军由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四万多人发展到六万多人。”（《毛泽东传》第13章，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红军发展到了“几万”之后，中央就听了共产国际的，去把兵力“集中到‘更有意义’的大城市”。当时，“毛泽东仍不同意打赣州，在发言中提出: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闽粤两省的咽喉，是敌军必守的坚城;它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但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毛泽东又一次成为少数。他再建议可否听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项英说: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我问过彭德怀可不可以打下赣州?彭德怀回答:‘地方靖卫团两千人，旅估计有六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会议按照多数人意见，决定打赣州。”（《毛泽东传》第13章，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之后彭德怀指挥红军打赣州，出师不利，大败而归。可见，“吸收几万军队”之后“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城市”，没带来更大的“意义”，带来的是红军的伤亡惨重。实际上，只有道理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了至少百万人民军队之后，我们才成功用集中兵力、各路配合打赢了阶级敌人、打下了大城市。斯大林那个吸收几万就去打大城市的观点，确实体现了他缺乏对中国军事实际的了解。他的论述严重脱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敌强我弱、差距悬殊的实际情况！
时间轴上的故事——共产国际和“左”倾路线关系（2）：1929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来信”的错误指导
（1）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
1929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来信，对中共作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指示，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讲：“一九二七年资产阶级叛变的结果，它的投降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结果，国民党各种政治派别，以及国民党左派的社会基础，也就都变更了，一切种种没有批评态度的企图，要想把现在时期的政治派别，和武汉时期的政治派别，去相比拟——都是机会主义的公开的露骨的表现。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盟里暂时的很有条件的分出中等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的一翼——这种分裂，无论如何不能够解释成为小资产阶级的独立发动，或者解释成为民族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发动，譬如中国共产党的右派就是这样说法，右派常常要用资产阶级营垒里的各种变动和勾结，来代替工农的群众斗争。”（《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这就是王明路线反对利用福建事变的重要理论基础。这是王明的一把尚方宝剑。
（2）继续强调以城市为中心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顽固的强调“城市中心论”：“尤其是中国各省群众的农民土地运动，一般的是在生长，以及苏维地区域保存着，而且最近更在扩大并巩固起来，南方有着不断的游击战争——这都成为革命潮流之中的一个支流，顺着这个支流……然而谈正确的最重要的，日益生长的高潮的象征，还是工人运动的复兴，中国工人运动，现在已经脱离一九二七年严重失败之后的消沉状态……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任务，共产党当然是更加是没有解决。现在第一等重要的任务，是要取得无产阶级自发的经济政治斗争的领导，这一个任务也还没有解决。”（《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这和毛主席的农村为中心的思想根本不同。还要注意的是，这个“指示信”是具有指示、命令性质的。所以也可以说这是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干预。
（3）“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尚方宝剑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同一时期还发了关于富农问题的指示信，强调：“在现在当革命失败的时候，我们必要在农村中重新建设自己的组织，重新创造自己之政治影响的基础，要动员农村广大的群众特别是贫民，若不对于一切剥夺与压迫的形式都采取坚决的勇敢的斗争，则这些任务是不能实现的。不是坚决的阶级的口号，而想扩大我们在农村贫民的政治影响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要我们指导广大的农村无产阶级及农村贫民之反对地主与富农之一切剥夺与压迫的斗争。假使保持着联合富农的策略或者不要加紧进攻富农的策略路线，则党必不能领导农村贫民的阶级斗争，必不可免的要缓和农村贫民群众的积极而有利于农村中的富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这就是王明路线关于“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理论来源。
时间轴上的故事——共产国际和“左”倾路线关系（3）：1930年十月来信之后，共产国际真的放弃城市中心论了吗？
（1）周恩来亲赴莫斯科 斯大林闻言思变策
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李立三的火上浇油，使中国革命出现了严重曲折。当时周恩来亲赴莫斯科，向斯大林讲：“因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使得中国革命的发展也表现出不平衡的特点,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中国工农革命的红军是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的特殊产物。”（《周恩来年谱》）周总理明确提出“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周恩来年谱》）。斯大林听后，观点有了转变，比以前相对进步。
可见，周恩来是比较早的在认识上认可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路线的。但是，由于后来中央集体组织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不公正的批判和否定，周恩来也多次执行共产国际和博古中央的错误路线。但是，斯大林即使同意先打敌人薄弱的地方，也依然没有同意以农村为工作中心，没有明确指出薄弱的地域应该是农村。这和毛主席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强调“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着组织着从斗争中训练着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武装组织从乡暴动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以至于超地方红军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村武装割据的观点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共产国际发来了“十月来信”，希望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但是之后的日子，共产国际还是站在了王明这一边、博古这一边、“左”的错误这一边。
（2）宁都会润之遭诽谤 姆林宫宝剑赠钦差
毛主席主张集中力量先进行乡村工作、扩大乡村武装割据政权、以乡村工作为中心、反对打大城市，但是，王明路线执行者们坚决要打大城市。打赣州，就是坚持了斯大林“假使我们能从农运中吸收几万军队，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城市，其意义将更重大”（《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情况的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观点，结果损失惨重！红军已经发展到了六万，反对以农村为工作中心的斯大林当然支持“一步一步有力地向外发展,争取中心城市。”的路线了。
毛主席极尽所能减少损失，坚决主张先打敌人弱的地方，反对中央进攻大城市的路线。最终，在宁都会议被彻底剥夺了一切军事指挥的参与权。这个决定被送到了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苏共中央之后，在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指示中，共产国际执委会表明了他们的态度——“总体上同意”（《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中央的处理意见。也就是否定了毛主席先打农村、先打敌人薄弱环节的正确意见。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
（3）毛泽东勇闯全新路 斯大林诉“苦”蒋经国
在抗日战争之后，斯大林对蒋经国还说过这样的话。“毛泽东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而且是个与众不同的共产党人。他在农村到处活动,避开城市,对城市不感兴趣,他(斯大林同志)对此不理解。他(斯大林同志)不理解,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为什么不能达成协议。他(斯大林同志)不能对任何人表示不满,因为他不知道这是谁的过错。”（《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东北经济合作等问题》）这里可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死对头蒋介石的儿子表达了他长期以来对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不理解。蒋经国又不搞土地革命，斯大林对小蒋谈他对毛主席的战略的不理解，完全是“即兴发挥”。在这个“题外话”中，斯大林表达了他对共产党长期不支持“城市中心论”的不满。可见他还是支持曾经的王明“左”倾“进攻路线”的。
可见，结束了立三路线之后，共产国际、斯大林依旧反对以农村根据地扩大为中心任务，依旧反对中立富农而热衷于过度打击富农，这些都是王明路线的理论基础！可见，到了抗日战争之后，对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斯大林还持质疑、反对、不理解态度，还坚持当年的“进攻路线”。无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与王明路线密切相关。
二、围绕毛主席的第二个论断进行考辨——阻碍解放战争、“不准革命”的“俄共致延安电报”考证
原告方的资料：中共方面关于“俄共致延安电报”的相关资料
早在中共七大，毛主席就向他的战友们说明了蒋介石的野心，并做好了应对全面内战的最困难准备。毛主席说：“我们的政策还要这样继续下去，使他不敢轻意地发动内战，但是我们要准备他发动内战。”（《毛泽东文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注意，毛主席在这时候对蒋介石的定义，就是买办资产阶级，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之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1945年8月，中共中央“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决定毛泽东去重庆。在这以前，接到斯大林来电说，日本投降，国共应言归于好，共商建国大事。如果继续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5年，五十二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要知道，《毛泽东年谱》所收录的主席讲话以及文件，虽然有些没完整展现，有些没有展现，但是能展现出来的都必须是最真实的史料。如果没有真实依据的，年谱的注释也会加以说明。例如主席说“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的来源只有叶剑英的回忆，年谱也如实在注释中说明了。
师哲的回忆中提到：“这时，斯大林通过苏军驻延安情报组转来一份电报，内容主要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等。这电文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不快，甚至是很生气。他这样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
胡乔木的回忆也提到：“与我党这一重大决定有关的一个事情是斯大林在抗战结束后来电......1960年7月31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恩来同志回忆:8月22日或23日,那个电报来了。现在不存在了,那时常委们看了,大概烧了。电报没有使用苏共名义,而是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中央委员会致中共中央。电报说,中国一定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要毁灭。少奇同志随即补充说:他们说我们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要重新考虑我们的路线。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也曾提到这件事。他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例如签订中苏条约的时候拖了很久，直到英美国家对中共抛出“橄榄枝”后，苏联才下了签约的决定。——引者注。）。’”（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要注意胡乔木这里说的两点。第一，电报稿被烧了，这也无意的给当下的小人、渣滓提供了诋毁伟人和中共的契机（笔者不得不说这是个巨大的遗憾），但是我在这里会用大量其他史料充分证明这个电报实际上真实存在（这和历史虚无主义者通过否定“草地密电”真实存在来诋毁主席非常像）；第二，请注意胡乔木说的“没有使用苏共名义,而是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中央委员”。记住这一点，这是可以和苏联档案相互印证的。
被告方的资料：苏联方面关于“俄共致延安密电”的解密档案资料
据苏联解密档案显示，当时苏联认为蒋介石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对蒋匪帮的认识深刻程度远远不如中共。“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蒋介石既想利用苏联,也想利用美国,尤其想利用两国之间的矛盾,以巩固国民政府,并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范围内改造中国。”（《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关于蒋经国访苏》）可见，当时苏共认为蒋介石是在国际“左右逢源，纵横捭阖”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家。正是因为苏共这时没有彻底认清蒋介石集团的买办性，低估了蒋介石集团对美帝国主义的依赖程度。他们希望二战后中国内部的和平，使苏联面对一个相对稳定的“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亚洲。
斯大林和蒋经国的谈话中，蒋经国的目的很明显。“蒋经国指出,斯大林大元帅的威望将迫使中国共产党人遵从他的建议。”（《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中苏关系诸问题》）可见，蒋经国希望斯大林强迫中共接受“招安”。对此，“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政府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情况如何。他们目前并未请求提供任何建议。以前,苏军刚刚进入东北并且苏联政府尚有3名代表驻延安时,中国共产党人曾经通过这些代表请求向他们提出建议,于是他们得到了答复:俄共中央认为,中共代表应该去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料到会提出这一建议,于是在共产党人中引起大乱。他(斯大林同志)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带着何种计划赴重庆的,只知道谈判已遭到失败。”（《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中苏关系诸问题》）
苏联方面关于斯大林和蒋经国谈话的档案，真实表明了这封电报的客观存在。斯大林这里说的话，和胡乔木的回忆可谓“无缝衔接”。注意，正如胡乔木回忆中提到：“电报没有使用苏共名义,而是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中央委员会致中共中央”，这里斯大林也告诉蒋经国：“俄共中央认为,中共代表应该去重庆谈判”。当时一般中共和苏共的交流，苏共应该以“联共（布）”的名义发电报。而那次以“俄共”名义发，实属罕见。
通过苏联档案和胡乔木回忆的“无缝衔接”，我们可以明确判断出：斯大林在和蒋经国谈话中所提到的那封电报，就是那封宣称“如果继续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的电报。这封电报就是真实存在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斯大林特意告诉蒋经国，中共“没有料到”这一建议，而且在内部“引起大乱”。可见当时中共对这封电报强烈不满。斯大林如果不知道中共的不满情绪，直接说“他(斯大林同志)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带着何种计划赴重庆的,只知道谈判已遭到失败。”即可，他多说一句电报建议出乎我们中共的意料，是没有任何必要的。但是他在和蒋经国的谈话中透露了我们中共当时对这封电报的强烈抵触情绪，无疑说明了这封电报和中共自己的打算是相反的。
如果电报所讲的和毛主席在七大讲的“我们要用各种方法制止内战。现在的揭露就是一种方法，我们要经常揭露，在大会文件上、在报纸上、在口头上揭露。此外，还要用别的办法来制止内战。内战越推迟越好，越对我们有利。抗战八年以来，我们的政策就是使蒋介石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我们的政策还要这样继续下去，使他不敢轻意地发动内战，但是我们要准备他发动内战。”（《毛泽东文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致，中共内部是不可能表现出“没有料到”这一建议的“大乱”情绪的。能让苏联方面自己主动说明中共看到这封电报之后确实“引起大乱”、“没有料到”的电报内容是什么？一定和毛主席在七大所讲的“延迟内战，准备敌人发动内战”不一样——就是与之相反的“禁止内战，战必灭亡”。
斯大林对蒋经国做了这样的表示。“苏联政府不明白,为什么迟迟不解除日军武装,为什么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不能达成协议……他(斯大林同志)不理解,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为什么不能达成协议。他(斯大林同志)不能对任何人表示不满,因为他不知道这是谁的过错。”（《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东北经济合作等问题》）这里可见，斯大林非常不希望国共和谈破裂，所以他根本没必要和蒋经国讲中共接到他的电报之后的严重抵触情绪。可见他的那封电报确实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制止内战的电报。
原告和被告两方的资料，都全方位、无死角的作证了这封电报的客观存在。
原告理直气壮向被告提出此事，而被告不敢在原告面前对此事表示任何质疑：中苏双方在后来对“俄共致延安电报”客观存在的承认
（1）少奇访苏寻同盟 长兄理亏求原谅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刘少奇传》所收录的刘少奇亲自整理的他和斯大林的谈话记录显示：“斯大林带着歉意地问中共代表团说:‘我们是不是扰乱或妨害了你们呢?’刘少奇有礼貌地回答说:‘没有。’但他提到，一九四五年毛泽东或者可以不到重庆去，有周恩来去就够了。但毛泽东到重庆去，结果是很好的，使我们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斯大林说:毛泽东到重庆是有危险的，CC等特务有害毛同志的可能。当时，美国人曾向我们说:中国国民党要和平，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要和平?’我答复说:‘中国共产党的事，我们管不着’，斯大林又问刘少奇:‘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妨害了你们?’刘少奇回答说:‘在和平运动中，中共中央的头脑是清醒的，但有个别的负责同志对和平有幻想，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结果我们孤立了美蒋，使后来我们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得不对。’斯大林最后感慨地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刘少奇传》二十四、建国前夕(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可见，少奇当时的回答是很稳妥而有策略性的。他避开了斯大林在当时对“和平”的过度强调以及当时对我们和蒋介石开战的阻止这一事实，只谈毛主席当时把“死”戏唱“活”、把“假”戏唱“真”给中共带来的好作用。自知有愧于中共的斯大林则表示了“妨碍过你们”的愧疚。
（2）斥苏修，伟人怒发冲冠 赞中共，尤金低头致歉
后来，1958年，由于当时苏联帝国主义暴露了侵略中国的野心，毛主席勃然大怒，痛斥尤金。这时，主席说：“你们讲的话，使我感到不愉快。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毛泽东文集》：《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
这时的苏联在之前已经做了纠正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新决议。“关于斯大林问题,我们在1956年两篇文章里全面讲了；后来苏共中央做了一个决议,也基本上纠正赫鲁晓夫的片面性。而且赫鲁晓夫自己也讲,如果讲斯大林主义分子,他就是斯大林主义分子。他在个别场合、个别谈话中间也讲过这个话。”（吴冷西：《十年论战》）所以，主席这时痛斥苏修的时候，敢于对本身就把斯大林当成“自己人”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重提斯大林发的那个阻止我们和蒋介石打仗的电报，显然是理直气壮、底气十足的。
尤金也自知理亏，老老实实的承认：“对于中共的各项政策，我们苏共中央的态度是:中国问题怎样解决，是中国同志自己的事情，因为他们最了解情况。同时，我们认为，议论像中共这样伟大的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轻率的、傲慢的。”（《毛泽东文集》：《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但是，主席胸襟是宽广的，主席表示：“斯大林后来也很好了，中苏订了条约，帮助了朝鲜战争，搞了一百四十一项。当然，这不都是他个人的功绩，是整个苏共中央的功绩。因此，我们不强调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文集》：《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可见主席坚持一分为二、实事求是。
综上所述，铁的事实证明，这封让毛主席大发雷霆之怒的电报，确实存在。师哲也曾回忆，转战陕北前，为了减少我们携带的物资并不给蒋匪军留下了解我党的资料，主席和中央决定销毁了一部分文件。所以，这封电报有可能是转战陕北前被销毁了。但是历史就是真实的历史，这封电报尽管已经找不到，但是大量中苏双方的档案资料都确切地证明了这封电报的真实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如少奇所说，实际上毛主席可以不去重庆。就像在之前，蒋介石邀请主席去和他“和谈”的时候，是林彪代表主席、随总理去的。
但是，由于这封让毛主席勃然大怒的电报，毛主席决定亲自去重庆，好好“炫”一把“技能”！毛主席就是厉害，他这一去，还真的把一个被逼到台上才不得不唱的“死”戏硬是给唱“活”了。毛主席到了重庆，纵横捭阖，应付自如，谈笑之间，空前全面的扩大了中共的国内外影响力。
三、围绕历史虚无主义者吹苏贬中的最典型的一大谣言的考辨——毛主席在1947年10月—1948年3月对民族资产阶级真实的政治态度
1、谣言之始
1995年，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连载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А.М.列多夫斯基的文章：《1949年1—2月米高扬在中国的秘密使命》。文中发表了米高扬1960年9月22日向苏共中央主席团递交的关于这次使命的书面报告。米高扬在报告中的结论是：众所周知，由于苏共的这个建议，中共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
这是米高扬对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我们的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诋毁、污蔑。
2、态度与变数——解放军宣言的发表和民盟的解散
1947年10月10日，毛主席亲自起草了解放军宣言，宣布：“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可见，毛主席早就坚持和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团结的政策。
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11月3日，主席亲自修改新华社的社论稿《蒋介石解散民盟》。主席写道：“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的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清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民盟能够这样做，则民盟之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了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7年，五十四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毛主席这时对民盟还是团结、联合、帮助的态度。
11月6日，民主同盟总部被迫发表解散公告。从此，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拥护民主联合政府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已经不复存在，其余的政党只是买办资产阶级附庸党（例如“青年党”）——这些是反共反人民的，与国民党是一致的。所以，1947年11月30日，主席在给苏联的电报中才会说：“随着中国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也不存在了。……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之后，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要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就会极大地巩固中国革命。”（А.М.列多夫斯基：《1949年1—2月米高扬在中国的秘密使命》）主席这样讲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民盟自己都不在了，我们去哪里联合这一“党派”呢？我们找不到可以联合的别的党。
3、被历史虚无主义者刻意掩盖的三个多月的事实
要注意，民盟没有了，民族资产阶级政党没有了，不等于毛主席不要人民民主专政了，不等于毛主席不联合解散之后的民盟成员了，更不等于毛主席不要联合资产阶级了。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党派没了，但是无党派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照样可以参政呀！毛主席说的很清楚。这样，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客观上确实也加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管控，确实也是有利于巩固革命成果的。这是根据中国当时民盟解散的实际情况做出的科学、理性、稳健的结论。1947年12月，主席讲：“中国还有广泛的统一战线，民盟解散了。不等于解散统一战线。”“中国无自由，无多党，但并非无团体和个人，如我们占领大城市，就都出来了，我们仍遵守解放军宣言（宣言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反帝反封各阶级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政权。——引者注。），凡参加斗争者皆团结，在农村中除地主富农外，要团结中农，争取农村中人口百分之九十，城市则争取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口号是‘民族统一战线’”“因工农政府是联合政府，党与非党联盟是联合政府。”（《毛泽东思想万岁》（1968年武汉版）：《在中央会议上的谈话——陈毅同志传达（1947年12月）》。）
这一事实，被米高扬为代表的那些宣传“苏联在1948年3月纠正中共1947年11月‘错误’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们掩盖了。
为贯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方针，1948年1月26日，毛主席说：“像晋冀鲁豫这样大范围的政权机关不应只是代表农民的，它是应当代表一切劳动群众(工人、农民、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及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而以劳动群众为主体。因此，边区最高政权机关是边区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是政权中参政代表要包括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中农、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引者注。）及其选出的政府，而不是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尽管现在各解放区是农民占绝大多数，但是必须顾到工人及其他各阶层民众，在农民中则必须顾到中农。”（《毛泽东文集》：《边区政权机关不应只代表农民》）这也是毛主席早就知道要实行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直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证——用不着任何人的“提醒”和“纠错”。
这一事实，同样被米高扬为代表的那些宣传“苏联在1948年3月纠正中共1947年11月‘错误’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们掩盖了。
民盟恢复之后，经毛主席指示，194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公开发表讲话,表示欢迎民盟领导机关重建,欢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并希望与他们“为着共同目的而携手前进”（《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8)》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可见毛主席当时对重新恢复的民盟仍然采取欢迎和联合态度，愿意与其组建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政府。1948年3月15 日，毛泽东又给苏联发去第二封电报,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吸收自由资产阶级代表参加政府。斯大林在4月20日回电表示：“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中国中央政府及吸收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政府的考虑是完全正确的。”（А.М.列多夫斯基：《1949年1—2月米高扬在中国的秘密使命》）
4、不了解中国实际的老大哥容易给我们扣帽子
上述内容可见，早在1947年12月、1948年1月26日、1948年3月6日，毛主席就一直坚持吸收资产阶级代表参加新民主主义政权、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丝毫不需要苏联在4月20日的提醒。至于斯大林回电中认为毛主席“放弃人民民主专政”、表示对毛主席在1947年11月30日来电的质疑，则是因为他当时对中国实际情况缺乏了解，所以不相信毛主席关于其他反动党派不是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论断、不确信其他党派本质上并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党派、而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附庸（例如“青年党”）、不知它们并不支持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
沈志华曾针对这三封电报做了分析，他在自己的研究中认为“中共此时对苏政策的目标十分清楚：中国革命越是接近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越感到需要苏联这个盟友。然而，面对中苏两党关系的现状，毛泽东的处境十分微妙……所以，毛泽东既要实行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的政策，又要同莫斯科保持一致，避免引起斯大林的疑虑，就必须知道苏共对中共这一政策的态度。”（沈志华：《动机判断与史料考证——对毛泽东与斯大林三封往来电报的解析》）笔者并不完全赞同他的看法。为了粉碎美帝的殖民链，毛主席无疑需要苏联这一重要的盟友对美国的制约。和苏联注意“保持一致”，固然是毛主席在这件事上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但是笔者通过比较系统的史料研究可以证明——毛主席，作为最注意、最重视实事求是的实事求是第一人，他先后提出两个并不相同的建政方针，最主要原因还是他坚持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在特殊的时间条件下做出了当时最正确、最符合实际情况的选择。
综上所述，经过详细的史料考证，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毛主席一直坚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从来没有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民主联合政府；第二，民盟解散之后，毛主席根据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符合新的实际的政策，同时并没有违反解放军宣言关于吸收民族资产阶级参政的观点；第三，民盟恢复之后，中共独立自主的第一时间就提出愿意和他们继续合作。总之，1947年10月—1948年3月，毛主席从来没有放弃人民民主专政，也从来不需要苏联的“建议”来“纠正”自己的想法。历史虚无主义者吹苏贬中的这一最大谣言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小结：根据以上所有内容，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毛主席说的第一个论断是成立的，并没有冤枉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第二，毛主席说的第二个论断也是成立的，并没有冤枉斯大林和苏联；第三，毛主席在1947年到1948年一直坚持一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国内政权建立问题，丝毫不需要苏联对他认识的“纠正”。
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我党理论工们写的九评第二篇指出：“对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是早有切身体会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犯过‘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这些错误，从国际方面的原因来说，有几次就是在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下产生的。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自己应当负责，所以我们党进行的反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只限于批评我们自己的犯了错误的那些同志，而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这个结论，雷打不动，不动如山。撼山易，撼毛泽东难！
附：共产国际、苏联、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的客观原因的分析
我们在前文已经充分揭露了共产国际、苏联、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犯的主要错误。但是，为什么斯大林和苏联会犯这些严重错误？这值得仔细分析。
王明路线的阶级根源是国内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存在的主观主义、急于求成的习惯，在王明路线执行过程中充分展现。正如毛主席亲自领导我党起草的历史决议所说：“‘左’倾路线的上述四方面错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有很深的社会根源。”“因此，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这是必然的，不足为怪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共产国际的大量错误指示，正是王明路线坚持者们的“理论来源”。作为当时“世界工人阶级的堡垒”的共产国际以及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体的苏共，为什么被中国的大量小资产阶级所腐蚀，成为了王明路线的理论支持者、多次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作对呢？这就要做历史唯物主义的仔细分析。
第一，共产国际、苏联对于中国的调查研究严重不足，以至于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的指示脱离中国实际情况。
毛主席教导我们：“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你不相信这个结论吗？事实要强迫你信。你试试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是不是空洞的唯心的呢？这种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是不是要产生机会主义错误，或者盲动主义错误呢？一定要弄出错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反对本本主义》）共产国际了解中国的信息来源往往就是以城市为工作重心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们的汇报以及国民党的报刊资料。有时候，共产国际甚至还误信国民党谣言、给本来健在的毛主席发“讣告”，说什么“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1930年3月20日，第14期。）可见共产国际对中国实际情况了解的严重有限。共产国际及其钦差大臣们没有周密的、仔细的、艰苦的、耐心的中国农村调查经验，对中国农村了解严重不足，以至于长期忽视农村在中国革命的中心作用、质疑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正确战略思想。
我们已知共产国际、苏联对于中国实际情况的调查是严重不足的。毛主席特别强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反对本本主义》）共产国际的错上加错就在于，他们本来调查实际情况严重不足，却有非要错误的做出了大量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没有调查、脱离实际，是严重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而脱离实际同时又非要指导实践活动，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背离中的背离，是不折不扣的可以带来灾难性危害的主观唯心主义。共产国际、苏联、斯大林最主要的错误根源，就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就是没有调查却要发号施令，就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严重背离。
显然，相比于脱离实际、背离辩证唯物主义还要进行错误指挥的斯大林、共产国际，我们的领袖毛主席就更懂实事求是。他做了大量实际调查工作，最终探索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毛主席一生读了最多的书、搞了最多的调查研究，最善于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最敢于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因此，毛主席最讲实事求是、最懂实事求是，最能实事求是，是实事求是第一人。”（王志刚：《为人民服务——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根本保证》）毛主席一生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仔细周密的调查研究就不轻易做决定——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坚持就是这样彻底。指挥解放战争、指挥抗美援朝，即使毛主席没有亲临前线，由于他同样进行了极其严谨、周密的调查研究，他同样细致、具体的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
第二，共产国际、苏联提出一系列“指示”，具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和苏联刚刚脱离沙俄帝国主义、具有大资产阶级的大国沙文主义旧习惯残余和当时共产国际的制度弊端密切相关
苏联脱身于帝国主义俄国，大国沙文主义旧习惯残余无疑是存在的，而且对苏联很多领导人影响颇深。共产国际的组织结构具有一个严重弊端，就是给其支部成员提供的自主性严重不足，制度上的领导束缚条框客观存在。
前文已知，苏联的指示信不是建议信，指示命令意义，是上级对下级下达的、下级要按着做的指标。明确指示别国以城市为中心、不能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激烈打击富农、重点反对所谓的右倾，这难道不是干预别国革命的集中体现吗？
毛主席曾经批评过斯大林存在大国沙文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要看斯大林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他说过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但是确实做过大国沙文主义的事情。1950年2月，斯大林提出苏中要签订一个秘密协定，规定在苏联的远东边疆区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不许第三国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投资的工业、金融、商业和其他企业、机关、公司和组织从事活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1950年2月。）苏联的这一提议，这无疑是大国沙文主义、侵犯新中国主权、乘人之危。中国自己的地盘，想让谁来让谁来，想让谁走让谁走，这个“第三国禁止论”显然是在搞大国沙文主义。但是，毛主席考虑到当时美、英大国都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国家，为照顾联苏抗美、粉碎美帝在华殖民链这一大局，作了让步。后来，随着新中国威望大增，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在不久之后就废除了苏联的这一特权。后来主席对尤金大发雷霆之怒，指出：“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你们讲的话，使我感到不愉快。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尤金自知苏联理亏，不敢提半个“不”字。
共产国际、苏联、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行为，就是俄国大资产阶级的大国沙文主义旧习惯势力腐蚀的恶果。
第三，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难题，其困难程度、复杂程度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迄今为止都是无与伦比的，更是毫无前人经验可循的。这是共产国际和中共早期领导人犯错误的客观原因。
近代中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小生产规模最大，其封建势力远远比俄国强大，工人阶级基础远远比俄国薄弱，更有着俄国所没有的买办附庸势力。在这样的大国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迄今为止最艰巨、最复杂的难题。斯大林本人也承认：“中国革命胜利的条件较俄国当时（更）为（困）难。”（《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情况的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面对这样比苏俄更大的困难，只有付出的精力和本领比领导苏俄革命的苏俄领导人更多才能解决，甚至只有比曾经领导俄国革命、解决问题相对简单的苏俄领导人更强大、更精明的无产阶级领导人才能带领人民解决。事实证明，参与领导十月革命的斯大林并没有解决这一比十月革命更难得问题，反而提出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的指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也没有解决这一难题。解决了这一问题的不是别人，而是毛主席。这一问题除了他以外，没有第二个人刻意找到解决的办法。由于毫无先例可循，走弯路、犯错误是在所难免的。这也是斯大林和中共其他早期领导人犯错误的客观原因所在。而毛主席，作为天才，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更成熟的掌握了唯物辩证法、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实事求是，能迅速的总结经验教训，从不白吃亏、从不犯同样的错误，不像斯大林、王明一样次次失败却次次以城市为中心。
群众创造历史，但是领袖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面对这样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难题，唯有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最终成功缔造了共和国！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兼具建党、建军、建国、创制四大开创性实践贡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唯有列宁和毛泽东，而毛泽东缔造四大开创性功绩所面对的困难和复杂条件又远远大于列宁，所运用的方法也具有俄国所不具有的全新的特点。列宁说：“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列宁：《论我国革命》）我们在毛泽东领导下，在比前人面临的困难更大的情况下，照样做出了不输于前人的开创性的功绩——如此来看的话，我们能不算超越了前人吗？这就好比抗美援朝战争的时候，刚刚建立的新中国领导的、和敌人差距悬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把一个建立多年的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美国亲自领导的十七国联军赶到了三八线，最后在三八线停战、谁也无法全面突破谁的防线——这难道不是我们人民志愿军赢了吗？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出了个世界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伟人，我们中国人应该感到无比的骄傲！我们每个真正系统学习过这段历史的人，都应该由衷的喊“毛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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