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批印彭德怀的《意见书》，通常被认为是针对彭德怀，并由此展开了对彭德怀的批评。通过查阅和梳理相关年谱、传记、回忆录等发现，这些都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是：彭德怀的问题是在讨论《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草稿）》过程中发生的，而且在《周恩来年谱（中）》里，还发现了周总理在庐山会议期间对彭德怀的批评，这在其他年谱、回忆、传记中同样是没有记载的。

　　一、毛主席批印彭德怀的《意见书》，是针对彭德怀吗？

　　先看2010年8月13日发表在人民网—中国政协新闻网的《揭秘：杨尚昆披露庐山会议中毛泽东批彭德怀真相》一文对此一段的回忆：

　　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批评“三面红旗”的意见越来越多。特别是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批印了彭德怀的那封信以后，坚持还是否定“三面红旗”的分歧更加鲜明突出，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观点的占多数。这期间，李锐也曾问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的看法，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

　　这段回忆中的“特别是”，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对彭德怀的批评，是因为毛主席批印了彭德怀的那封信，而且把周恩来扯进来，好像周恩来也同意彭德怀的观点，在《彭真传》中也有同样的描述。但是，同样一件事，根据《毛泽东年谱》，是根本看不出有任何针对彭德怀那封信的意思的。

　　根据《毛泽东年谱（四）》记载，毛主席于1959年7月16日拟定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示：“供同志们研究”，批示和这个《意见书》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梳理发现，从1959年7月2日—8月16日，在整个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批印了30多个材料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供参加会议的同志研究或参考，彭德怀的那封信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且，7月21日，主席阅彭德怀七月五日报送的中央军委七月四日关于军事工业原材料问题的报告，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这是一个重要建议，应当予以处理”，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如果说批示《意见书》是针对彭德怀，那么，批阅的其他材料又是针对谁呢？

　　毛主席批印的其他材料：如7月5日，阅李先念、陈国栋关于1959年至1960年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给主席的一封信，题目改为“粮食问题”，批印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阅中央统战部整理的关于国家机关党外人士听了国内经济情况解释后的综合反映的材料，批示：“此件请尚昆同志印发各同志”，主席的批示和材料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7月10日，阅中共农业部党组六月二十九日关于冬种准备情况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予以讨论。另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党委”，批示及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7月13日，阅中央办公厅一名干部七月四日关于山东日照县农村情况的来信，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批示和这封信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7月17日，阅中共西藏工委六月三十日关于自治区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给中央的报告，批示“此两件印发各同志一阅，可以知道一些西藏的情况”，批示和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7阅19日，阅中宣部六月二十日编印的《宣教动态》1959年第四十五期刊载的《否定和怀疑大跃进的若干论点的材料》，将题目改为《天津一些同志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看法》，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研究”，等等。

　　可以看出，主席批印彭德怀的那封信，并非针对彭德怀本人，目的是供与会同志参考、研究的，并无特别意义。杨尚昆作为会议会务的主要组织者，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情况，而他在回忆中，把主席批印彭德怀的那封信与会议对彭德怀的批评挂起钩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很容易误导读者。

　　二、改变庐山会议分组办法，是针对彭德怀吗？

　　还是看杨尚昆的回忆：

　　16日，毛泽东批印彭德怀《意见书》的同时，又提出改变庐山会议分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北京来的同志要调一下组。比如你原来分在华东组，那么从明天起就不再参加华东组的会议了，换到别的组去。毛泽东说：“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

　　这段回忆和描述，给人的印象，同样是针对彭德怀，好像是彭德怀写了《意见书》，毛主席就采取改变会议分组的办法，来批评彭德怀。

　　根据《毛泽东年谱（四）》记载，之所以改变会议分组办法，是因为7月11日晚，在与周小舟、周慧谈话时，两人反映他们感到有压力，会议中有人不愿意多谈多听缺点，建议将现在按照大区划分的编组打乱，各组人员穿插编组，利于交流情况和意见。毛主席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并在与他们谈话中说：“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那么，这个压力来自哪里呢？显然不是来自主席，否则，他们不会向主席反映这个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13日晨致信杨尚昆等，毛主席将《庐山会议诸问题的会议记录（草稿）》的起草小组由5人扩大到11人，要求“十四日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议修改意见”，并于16日晨，就改变会议编组办法致信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建议北京来的同志参加各大区小组的，即日改换一下，例如，参加华东小组的，改为参加中南、华南联合小组或地区，参加西北小组的，改为参加华东或他处，如此类推。今日立即排出一个新表，明日起照新表办事。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刘少奇和周恩来当天下午在召集大协作区主任开会时表示：“大家可以按会议纪要草稿来提意见，把问题展开来说，取得思想一致”。

　　读者了解了这些事实，还会得出改变会议分组办法，是为了批评彭德怀的结论吗？

　　三、收到彭德怀的《意见书》，毛主席果真动怒了吗？

　　《彭真传》的对主席收到彭德怀的《意见书》的写法是：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信，引发极大不满，于是，毛泽东改变了十五日结束会议的想法，七月十六日对会议重新安排，要求“在北京的人，例如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三委若干主任（不要太多），十人左右即可”，是否可以请他们来此参加最后一星期的会议？

　　毛主席是7月14日收到彭德怀来信，16日批下去的，当天晚上，主席召集刘少奇、周恩来等开会，谈了以下几点意见：一、总的来讲，我们对过去几年工作的总的估计是得多于失，但是也有一部分得不偿失，应该承认这一点。二、总的来讲不能泄气，要鼓干劲。当然有一部分气要泄，一部分基建项目要下马，这就要泄气，这部分气非泄不可。三，现在有没有右倾机会主义？我说有，我就是，我就是嫌右倾的朋友太少了。有好多同志是稀里糊涂往前闯，碰了钉子还不知道回头。四、现在事实上就是反冒进，只是不公开讲，反冒进的司令就是我。

　　毛主席批评彭德怀是在7月23日，从7月16日到23日，开始讨论《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草稿）》，恰恰在这个讨论过程中，发生了彭德怀的问题。期间，发生了什么足以引起主席对彭德怀批评的，无论是杨尚昆的回忆，以及《彭真传》的，都没有交待，他们只好如杨尚昆回忆中所采取的春秋笔法一样：“7月17日，彭真到达庐山。22日，由彭真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记录(第二稿)》，意见还是集中在“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不料，23日，毛泽东突然在大会上讲话，严厉批评彭德怀的《意见书》，风云突变”。

　　事实上，直到7月20日，毛主席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并没有表现出所谓的“极大不满”，《毛泽东年谱（四）》记载，7月20日凌晨，在庐山住处听取杨尚昆汇报各组讨论情况。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事实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我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那些不愿意认真总结去年教训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还有，杨尚昆的回忆中说：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批评“三面红旗”的意见越来越多，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观点的占多数。然而《毛泽东年谱（四）》第107页记载，7月19日，刘少奇同胡乔木谈话，让起草小组按成绩讲够，问题讲透的精神，修改《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刘少奇说：不少人对成绩讲得不够有意见，那就多加一点，讲充分一点。但缺点一定要讲透，要讲深刻一些，更有说服力一些。是杨尚昆回忆中讲得对，还是主席《年谱》中讲得更符合事实？有意思的是，在《刘少奇年谱（下）》中却没有找到他跟胡乔木的这段谈话，只是提到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三组会议并发言。

　　四、周恩来果真同意彭德怀的观点吗？

　　从杨尚昆的上述回忆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周恩来认为彭德怀的《意见书》“没有什么吧”，好像周恩来也同意彭德怀的观点，或者说周恩来并不认为彭德怀的“意见书”有多大问题。事实果真如此吗？

　　根据《周恩来年谱（中）》记载，1959年7月6日，周恩来参加华东小组的会议说：一九五九年成绩很大，总路线完全正确，全党在领导工业方面取得了经验，缺点和错误是生产计划指标偏高，基本建设规模偏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权力下放过多等。7月23日，同副总理谈话说：目前的情况有些紧张，要想办法解决好。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这是大跃进中的紧张，是胜利中的困难，这些困难的原因，主客观都有，指标太高，超过实际可能，综合平衡没有做好。现在的落实，一种是泄气的落实，另一种是实事求是，不要混在一起。7月26日，召集国务院各部部长、副部长座谈会，介绍庐山会议情况，要求到会人员划清政治方向和工作态度的界限，说：在政治方向上，不能动摇和否定党的总路线，这是第一位的问题。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右派，要跟他们斗争，还要跟党内右倾思想斗争，我们相信能解决这个困难。但是在工作上，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至于大跃进以来出现的偏差、缺点，那是我们执行总路线中的毛病，不是总路线的毛病，是我们违背了总路线。讲话还劝彭德怀不要站在局外指手画脚，要尽快承认错误。8月1日晚，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批评彭德怀写信一事后说：会议出现这样一个情形有好处，对我们解决一些工作起了反面推动作用。不仅党内外，国内外有这种右倾松紧的怀疑、动摇，在我们工作中也反映着这种右倾松劲情绪。8月24日，应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要求，在会上做《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的报告，谈彭德怀历史上的一些情况，对彭德怀进行批评。同日出席刘少奇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七次会议，报告我国的经济形势，说：去年的“大跃进”和今年继续跃进的成绩是伟大的，证明党和毛主席提出的总路线和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从去年到今年发生的偏差、缺点和毛病，是我们执行总路线的工作做得不好。现在出现一种新的情况，不是在群众运动中干部产生了一些“左”的情形，而是出现了右倾思想，右倾的活动。所以现在在经济情况检查以后，提出反右倾、鼓干劲，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的口号。

　　由这些历史资料，怎么能证明周恩来认为“没有什么呢”？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庐山会议”上，而且在“分田到户”上也有表现。如《周恩来年谱（中）》记载，1962年6月30日到陈云家谈话。在周恩来视察东北期间，中央书记处曾开会讨论“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邓子恢等支持“包产到户”的做法。周恩来回京后，陈云向他提出有些地方可以用重新分田包产到户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以迅速恢复农业产量，周恩来表示赞同。然而7月28日，周恩来出席本月二十五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就计划问题和农村形势问题讲话时说：“农民的问题，主要是单干的问题，但是现在主张单干的不多”。实在不清楚《周恩来年谱》的究竟出于何种目的，才如此前后矛盾。

　　五、庐山会议上有没有国际背景

　　在杨尚昆回忆和《彭真传》以及《刘少奇年谱》《周恩来年谱》等作品中，对庐山会议期间国际上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些看法都省略了，给人的感觉依然是把对彭德怀的批评局限在那封《意见书》上，也就是说是因为彭德怀写了《意见书》才遭到批评的。

　　而事实怎样呢？

　　《毛泽东年谱（四卷）》第107页记载，7月19日，毛主席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七月二日报送的《苏对我大跃进的反映》的报告，将题目改为《苏联一些同志对我大跃进议论纷纷》，并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研究。”报告说，最近苏联在部分干部中，特别是在与我国有工作关系的某些干部中，相当普遍地流传着有关我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这些议论的基本特点是抛开问题的主要方面，对中国的成绩避而不谈，专讲毛病，结论是中国党犯了错误。但也有不少干部听了这些话后，表示怀疑或有不同看法。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建议领导上考虑是否有必要由中央或外交部向兄弟国家党或驻华使馆做同一的说明和解释。

　　7月27日，主席阅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七月二十日关于岸信介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情况给外交部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我想请同志们看一下岸信介的话，他说：‘在完成长期计划当中，中国像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一样，固然也存在着困难，但是鉴于目前的成就，人们必须说，中国的愿景并不是不顺利的。’怎么样？这个日本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于我国经济状况和前途的评论，不是说得相当正确吗？他比我们的一些悲观主义者、泄气主义者，就对同一事件的评论这一点来说，不是还要好一些吗？

　　7月29日，阅胡乔木七月二十八日报送的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三0期刊载的《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和第二八三一期刊载的《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三篇材料，批示：“此三件印发各同志，印时注意将赫鲁晓夫的一篇（连同中央社的一则纽约消息放在前面。三篇印在一起，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垮台的话，有那些足以使它垮台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跨是不可能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做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内部参考》第二八三一期刊载《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并以《外报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为题，刊载了7月22日的一则消息。这则消息说：《纽约时报》今天在第一版上刊登了一则关于赫鲁晓夫批评中国公社制度的华沙电讯，认为赫鲁晓夫这番话是迄今为止一位苏联领袖对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开批评。在《纽约时报》驻华沙记者看来，赫鲁晓夫这番话“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种看法似乎使俄国人感到烦恼，因为苏联报纸有三个月左右对于公社几乎只字不提。

　　《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材料中说，苏联《真理报》七月二十一日发表赫鲁晓夫七月十八日在波兰波茨南省的波拉采夫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关于公社问题，他说：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之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现在我们已走上了康庄大道。集体农庄已成为农民亲切的家。

　　由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国际层面，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它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对中国的人民公社是不赞成的，甚至是怀疑的。正如毛主席所说：“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或者是怀疑的。”

　　通过上述梳理，符合历史真实的说法应该是：收到彭德怀的《意见书》后，毛主席并没有如某些年谱、回忆、传记中所描述的那样动怒，批印彭德怀的《意见书》，并非针对彭德怀，改变会议分组，也不是针对彭德怀，而是为了打消顾虑，各抒己见，取得思想的一致。从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批评和当时的国际环境看，彭德怀遭到批评，另有原因。这提醒我们，一定要警惕一些人利用撰写年谱、传记、回忆录等形式，按照某种调子裁剪历史、掩盖历史、歪曲历史，一定要带着自己的脑子去阅读相关的年谱、传记和回忆录，对同一历史事件要考察不同的回忆和记录，相互印证，而不要被里面的一些不实的东西带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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