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曲折的，胜利，失败，再胜利，
再失败，经过无数次反复。最后的胜利属于人民。”
话说1961年秋，毛泽东重读《离骚》，赋《七绝·屈原》一首，诗云：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据有关方面介绍，这首诗是根据审定的抄件刊印的。另有毛泽东在1962年的手迹为证（在互联网上可以查阅）。诗中“手中握有杀人刀”一句，喻指屈原作《离骚》所发挥的战斗作用。在“艾萧太盛椒兰少”一句中，艾萧，即艾蒿，臭草。这里比喻奸佞小人。椒兰，申椒和兰草，皆为芳香植物。这里比喻贤德之士。“一跃冲向万里涛”，指屈原在悲愤和绝望中投汩罗江而死。
从本传前面的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自1961年起，又进入了一个诗词创作高峰期，本传以后还会及时地将他的作品呈献给读者。正所谓“诗言志，歌咏言”，在这一系列作品中，不难看出他在这一特殊时期的心境始终是难以平静的。
1961年10月1日，杨步浩应毛泽东之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2周年庆典。
此前，毛泽东一直惦念着延安时期的老朋友，托人给杨步浩捎去几斤白糖、两瓶酒和两块布料。杨步浩也很想再次进京去看望毛泽东，他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主席，我很想念您老人家，很想去看看您，不知您有空没有？”不久，毛泽东就回信说：“我同意，你跟地方上商量一下，只要地方上同意，我没有什么意见。”杨步浩征求了延安县委的意见，延安县委同意他进京去看望毛泽东。杨步浩高兴得几夜没有睡好觉，同老伴精心缝制了几个白粗布小口袋，装上了延安最好的小米、炒面、绿豆、瓜子、干菜，在国庆前夕到了首都北京。
10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杨步浩，他与杨步浩亲切握手，还把杨步浩介绍给外国朋友。
毛泽东在休息室里主动地坐到参加观礼的黄克诚身边，告诉他说：
“你给我的信收到了，很高兴。”
毛泽东所说的信，就是黄克诚在八届九中全会期间写给毛泽东的检查信。黄克诚见毛泽东如此说，便趁机说道：
“主席，可以给我分配一点工作么？”
毛泽东说：
“可以，可以。还想回军队吗？”
黄克诚说：
“不回军队了。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供领导作参考吧！”
庆典结束之后，毛泽东又把杨步浩请到中南海家里，设家宴款待他。杨步浩把带来的小米、炒面、瓜子、绿豆、干菜等礼物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深情地说：
“谢谢延安人民，问候延安人民。延安人民是有贡献的。”
他详细地询问了延安的建设情况和群众的生活情况。当得知杨步浩每个月的工资收入是49.5元时，毛泽东就送给他100元做路费。杨步浩告诉毛泽东说：
“延安人民盼望毛主席回去看看。”
毛泽东说：
“我本来想等延安解放了，就回去看看的，但始终未能如愿。我现在也确实想回延安看看，可还是一直不得空。”
这天晚上，毛泽东请杨步浩看戏，杨步浩来到怀仁堂，在最后一排坐下等候着节目开始。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来到怀仁堂，在前排没有看到杨步浩，就转身大声问道：
“杨劳动英雄来了没有？”
杨步浩连忙站起来说：
“我在这儿呢！”
毛泽东说：
“你到前边来，和我坐在一块嘛！”
毛泽东一直等到杨步浩走到他跟前，两人才一起坐下。剧场里的观众看到这种场面，很受感动，热烈地鼓起掌来。
10月2日晚，毛泽东叫即将去大庆工作的小李和他一起到怀仁堂参加晚会，他问小李：
“二十几岁了？”
小李回答说：
“29岁了。”
毛泽东说：
“现在你是大人了，你一直在我身边工作，但总不能这样下去，你到大庆去吧！那个地方虽然艰苦，但是个好地方，是个锻炼人的好地方。去吧！到那里一定要坚强起来，好好工作。你们每天和我在一起，转眼就是十几年了，我和你们感情太深了。今后，要常来信，介绍情况，常来看我，我这里就是你们的家。什么时间走？都准备好了没有？”
10月4日晨，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彭真，他写道：
小平、彭真同志：
索性请柯老、井泉、澜涛、任穷4同志，于5日来此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3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12月就可以做出决定。如同意，请彭真同志即办。5日到，晚上即可谈一下，6日会毕，7日他们即可回去。
毛泽东 10月4日晨5时
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为了进一步调动农民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究竟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还是以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的问题，很需要研究。这个问题，在今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曾经初步考虑过，现在应当重新考虑。附去毛泽东同志召集的邯郸谈话会纪录和河北省的5件材料、湖北省委9月25日对此事的报告及其所附的两件材料，山东省的两件材料，广东省一件材料，请你们参考。从这些材料看来，就大多数的情况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解决集体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请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在10月下半月和11月上半月内，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各级党委的有关的负责同志，都要亲自下乡，并且派得力的工作组下去，广泛地征求群众意见，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各县还可以选择一两个生产大队进行试点，以便取得经验，但是目前还不要普遍推广。在试行的时候，必须注意使生产资料，特别是耕畜农具，不受损失。中央准备在今年12月的工作会议上，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请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11月底以前，把你们调查研究的结果和意见，报告中央。
中央 1961年10月7日
10月7日上午11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以黑田寿男为团长的日中友好协会祝贺中国国庆节代表团10名成员，以三岛一为团长的民间教育代表团10名成员，以安斋治为团长的日本翻译《毛泽东选集》协商代表团3名成员，以及日本著名人士西园寺公一，共24位日本客人。毛泽东首先拿起一听香烟，给每个客人递上一支，说：
“欢迎朋友们，热烈欢迎。”
尔后，他站在主人位置上开始讲话，他说：
“日本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家和军国主义军阀以外，广大人民都是我们的真正朋友。你们也会感到中国人民是你们的真正朋友。朋友有真假，但通过实践可以看清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中国有句古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日本的岸信介和池田勇人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好朋友。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是好朋友。
是美帝国主义迫使我们中日两国人民联合起来。我们两国人民都遭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们有着共同的遭遇，就团结起来了。我们要扩大团结的范围，把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全世界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外的90%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
毛泽东针对代表团中一些成员对他们在国内斗争处于低潮表示悲观的情绪，说道：
“用不着悲观。斗争是波浪式发展的。高潮，低潮，又高潮。”
他用两只手一上一下的做着比喻，继续往下讲：
“就是这样波浪式前进。目前看起来处于低潮，但这表明大家正在为争取高潮做准备。尽管斗争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曲折的，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经过无数次反复。最后的胜利属于人民，日本人民是有希望的。”
毛泽东停了停，又说：
“要说非常不可思议也是不可思议的。人民本来没有武器，那时不知道世界上有共产党。但是，当时大家为环境所迫，所以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最初党员只有几十人，参加1921年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仅有12人。12人中现在还剩下的，一个是董必武同志，另一个就是我。中国共产党在那时是受到大家蔑视的。”
“问题在于是否能够联合大众，取决于党是否具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大家研究中国的革命经验，我劝大家研究一下失败的经验。当然，也需要成功的经验，这样才能把两者加以比较。就是说，在研究中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政策和军事路线的同时，必须研究过去所犯的‘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研究中国历史所经历的曲折过程是必要的。”
“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办事，是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我们的目的。比如生小孩子，要9个月，7个月的时候医生就一压，把他压出来了，那不好，那个就叫‘左’倾。如果他已经9个月了，小孩子实在想出来，你不准他出来，那就叫右倾。总而言之，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到时间，你要勉强办，那就叫‘左’倾。”
毛泽东说罢，对着日本客人轻轻一挥手，又说：
“大家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光我一个人说，不民主。”
黑田寿男站起身来，准备代表日本客人讲话。毛泽东伸手向前按了按，示意黑田寿男坐下，并说：
“请坐着说吧。”
黑田寿男向毛泽东躬身说道：
“因为毛主席是站着说的，所以我也站着说。”
“是吗？！”
毛泽东笑着说罢，便坐下来听客人讲话。黑田寿男着重讲了时下的日本形势和日中友好运动。当黑田寿男结束了他的讲话时，毛泽东说了声“好！”，便站起身来，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叠成4折的宣纸，把它展开。这是他书写的一幅书法精品：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诗一首毛泽东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 书赠日本访华的朋友们
整幅作品为竖式书写，行草，共14行。鲁迅的《无题》诗和落款各占7行。最后3个字特别大，“朋友”二字一笔连绵环转，有荡气回肠之感，“们”字独占一行，以纵笔一气呵成，在全幅布局中起到了“重镇”的作用。毛泽东指着自己的作品说：
“中国过去处于黑暗的时代时，中国伟大的革命战士、文学战线的领导人鲁迅先生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诗的意思是说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了光明。你们这次到中国来，我们感谢你们，全体中国人民感谢你们。我没有什么好赠送的，就写了这一首鲁迅先生的诗，送给你们。诗共有4句，由于诗不好翻译，就请郭沫若先生翻译吧。”
黑田寿男恭恭敬敬地向毛泽东鞠了个90度的躬，代表大家双手接受了这一珍贵礼物，并向四周展示。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会见结束了，毛泽东和日本客人们一一握手道别，并说：
“向日本人民表示衷心的问候！”
10月15日，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由彭真、康生等人组成的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即将召开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到机场迎接，并亲自将代表团送至下榻的别墅。
10月15日晚，毛泽东把5天后就要去大庆工作的警卫员小李叫到身边，鼓励他说：
“到那里，一定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团结那里的同志，互相帮助，依靠地方同志做好工作。”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又说：
“听说那个地方，干得可起劲了。要学习他们的革命干劲。到了那个地方，一定要把那里的情况，经常写信反映给我。”
说罢，他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提起毛笔，写了4个大字：“努力学习”，送给小李。小李眼含热泪，哽咽着说：
“主席，我一定按您的指示去做！”
10月17日，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个《苏共纲领草案》，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纲领。
接着，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上作了总结报告，使苏共的修正主义的观点达到了系统化，即：两全，全民国家、全民党。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三无，无武器、无军队、无战争。
赫鲁晓夫同时在总结报告中再一次批判斯大林，并恶毒地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此后，在致贺词的几十个共产党代表团中，有四十几个党围绕苏共的指挥棒，一起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10月19日下午，周恩来应邀在“二十二大”上讲话，并宣读毛泽东签署的贺词。
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就苏共在自己的党代会上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一严重事态，在讲话中表明了中共中央的鲜明立场，他说：
“我们认为，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指责是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的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中国共产党真诚地希望，有争执的、分歧的兄弟党将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我想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应具有的立场。”
10月22日下午4时半，周恩来等和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总结报告中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做法。周恩来说，中共代表团致词谈这个问题是迫不得已，但是我们对苏共的批评还是留有余地。周恩来批评苏联一年来对阿尔巴尼亚采取的一系列错误的行动，希望苏共能郑重考虑中共的意见。针对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抨击斯大林，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共对斯大林的系统意见，都写在1956年4月和12月先后发表的《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两篇文章之中，当时苏共《真理报》还转载了这两篇文章。
周恩来等与赫鲁晓夫的会谈进行了6个半小时，一直到晚上11点才结束。
10月23日晚8时，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乘专机先期离开莫斯科，提前回国，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前往机场送行。
10月24日中午，毛泽东亲自到首都机场迎接周恩来归来。
据吴冷西在《十年论战》一书中记载，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修正主义观点是这样批判的，他说：
“赫鲁晓夫讲的全民党是一种欺骗。现在苏联社会正在分化。要从经济上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是很不容易的，在意识形态上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长时期的事情，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甚至要几十年、上百年。这个高薪阶层对低薪阶层毫无人道主义，而赫鲁晓夫却大讲人道主义。其实，现在苏联社会是很不公正的、很不人道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已经出现了。还有反革命分子，还有帝国主义间谍。社会主义社会这么复杂，怎么能说是一个全民国家呢。”
10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在把中央统战部、组织部和宣传部《关于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的报告》转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个报告，望遵照执行。
关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管理、教育改造和处理问题，过去因为没有专门部门负责，有些问题，没有及时得到适当解决。中央决定今后由统战部门主管，此事前已通知你们。现在，中央再作如下指示：
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分子，虽然我们把他们当作内部问题处理，但实质上，他们同劳动人民的矛盾是一种敌我性质的矛盾，这点，必须明确，必须清醒，不要因为现在给他们大批摘帽子，和一部分上层民主人士的嚷嚷，有所含混。这点是干部在处理右派分子时掌握的方针，不必又普遍展开一次宣传。
二、现在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改造工作，已经进行了3年多，他们中的不小一部分，确实已经表现悔改，或有相当悔改，应该再给一批右派摘掉帽子。摘帽子的标准，中央已于1959年作了规定。处理的原则仍然是，够条件的就摘，不够条件的就不摘。所谓处理从宽，是指基本够条件的也可以摘一批。不是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做没有什么要紧，宽大无边地乱摘一气。
请你们实事求是地加以掌握。
中央 1961年10月28日
1961年11月6日晨，工作了一夜的毛泽东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田家英同志：
请找宋人林逋（和靖）的诗文集给我为盼，如能在本日下午找来，则更好。
毛泽东 11月6日上午6时
林逋是宋代归隐诗人，被世人称为“梅妻鹤子”。田家英很快便将林逋的诗文集送到了毛泽东手里。
原来，毛泽东是为了查找一首诗，才要来了林逋的诗文集。但他一查，没有找到那首诗，于是就给田家英写了第2封信：
田家英同志：
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8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更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
毛泽东11月6日上午8时半
工作人员刚把信送走，毛泽东突然想起了这首诗的前4句，马上又给田家英写了第3封信：
家英同志：
又记起来，是否清人高士奇的，前4句是：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4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
毛泽东6日9时
毛泽东要找的这首诗很快被查明了，它是明代高启的《梅花》9首之一，后4句是：“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毛泽东看罢，立即挥笔写出了：“高启 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梅花 9首之一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毛泽东 1961年11月6日”。一幅龙飞凤舞的狂草间行书毛体书法作品就这样产生了。诗尾的那个“回”字，他一反前人元卿自右而左自下而上的手法（见《四体大字典》“回”字目），自上而下，自左而右，自外而内，刷、刷、刷，下笔就是3个圆圈圈，恰似钢圈铁环，风卷浪漩，而且疏密有度，断续有致，这一笔下来，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堪称一绝。
早在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与袁水拍、臧克家谈话时曾说过：
“我过去以为明朝的诗没有好的，《明诗综》没有看头，但其中有李攀龙、高启等人的好诗。”
大概是高启的这组《梅花》诗给毛泽东留下了好印象，所以他那时才会有这样的评价。
11月6日至10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1962年粮食上调方案。陶铸建议说，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叫到北京来，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
11月12日晚，毛泽东听取了关于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情况的汇报，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的意见。
1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全国人大决定不开了，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时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一个县来两个人，地委来3个人，省市来4个人，中央局也来4个人。要把这次会议当作小整风。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账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我要在会上讲话，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讲一讲。各省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不要怕鬼。现在气不壮，很沉闷。收购不到东西，粮食状况不好，要两三年转过来。庐山会议说两三年转，明年要改观。现在不是没有东西，猪是少，但其它有，就是收不上来。要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8个字。总结经验就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找。
11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了《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中所说的这次会议，就是后来1962年1月11日在北京召开的著名的“七千人大会”。
11月16日这一天，刘少奇赴广东从化疗养。
11月17日，毛泽东看到了郭沫若录呈给他的一首诗。
原来，郭沫若于1961年10月18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看了浙江省绍兴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剧团请他提意见。他于25日赋七律诗一首，送给了他们。全诗是这样写的：
《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毛泽东看了这首诗，认为郭沫若把唐僧当作敌人，说是“千刀当剐”，是不恰当的。于是，他写出了一首很有深意耐人寻味的“和诗”：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1961年11月17日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11月23日，毛泽东把邓子恢11月9日的调查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邓子恢是在10月28日到福建龙岩进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试点情况调查的。他在报告中反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各级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一致拥护。但有少数大队干部感到权力受到限制，有抵触情绪；在生产队干部和群众中，也有一部分人主张维持现状。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因为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试点，此件可发至地、县、社3级党委参考。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做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在12月20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10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
中央 1961年11月23日
11月30日，毛泽东给臧克家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克家同志：
惠书收到（两次），因忙未能如愿面谈，还是等一会儿吧。我近日要外出走一遭，不久回来。明年1月内看找得出一个时间，和你及郭沫若同志一同谈一会儿。那时再通知你。
祝好！
毛泽东 1961年11月30日
11月30日晚，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先后去上海、杭州视察。
此一时期，毛泽东重读了陆游的《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读罢，他掩卷沉思，3年自然灾害和一些人为因素所造成的经济困难，至今尚未完全解决，党内由此产生和暴露出来的各种矛盾也正因为潜藏的人为因素而得不到及时解决，这些使他寝食难安的隐忧一齐涌上心头，联想到国际上帝国主义阵营及各国反动派对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的大肆攻击，苏共中央修正主义集团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倒行逆施，便将万千感慨凝聚于笔端，写下了一首后人久唱不衰的著名诗篇：
卜算子·咏梅
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关于这首词的创作时间，一说是在1961年11月间，后来定稿于12月初，后人一般都认为是作于1961年12月。毛泽东最早亲笔手书的自作词“卜算子”毛体书法作品所署的是“1962年1月作”。郭沫若说他“读到主席的词是在1962年1月30日，春节前6天，是康生同志抄示我的。当时康生同志在广州，我在海南岛的鹿回头。”
《卜算子·咏梅》最初在内部传阅时，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几句话：
“陆游的北伐主张失败后，投降派打击他，他消极颓废，无可奈何，因而作此词。而我们对待困难的态度，却与陆游相反。”
再说1961年12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市议会代表团。当代表团团长、加拉加斯市议会副议长谈到他家里挂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人的画像时，毛泽东说：
“我的画像不值得挂。马克思写过《资本论》，恩格斯写过《反杜林论》，列宁写过《谈谈辩证法问题》，他们的画像是应该挂的。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人老了，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东西来。”
12月中旬，毛泽东发出保持台湾海峡局势稳定、不主动打击金门国民党军的指示。于是，福建前线部队主动停止了实弹炮击。此后所打的炮弹里只装宣传品。金门方面也照此办理。于是，双方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打炮演变为象征性的军事行动，炮击与其说是一种对抗，不如说更是一种纽带，一种对话的渠道。
海峡两岸的这一场炮战，从1958年“8.23”开始，打打停停，半打半停，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直到演变成此时的宣传炮战，后来到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美国政府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共同防御条约》宣告终止，国防部部长徐向前也发表《关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声明》，才最终停止。双方炮战整整打了21年，可谓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
12月13日下午，毛泽东来到江苏太湖之滨的无锡。
12月14日上午，毛泽东听取江苏省委的工作汇报。他本来打算听完汇报就走，没想到江苏省的情况吸引了他，就住下不走了。
12月15日，毛泽东听取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汇报。
他在听取汇报中间讲了一些重要意见。关于形势，他说：
“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方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他说：
“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变薄为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说：
“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关于1962年的工作，毛泽东说：
“明年工、农、商、学、兵、政、党要全面走上轨道。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搞个几十条，大家遵守。明年要开会，开个大动员的会议。明年1月开中央工作会议，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加强纪律性。”
这一天，毛泽东给李先念和姚依林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李先念、姚依林二同志：
江苏有一些好经验，工业、农业和财贸几方面的，很值得听一听。请你们返北京以前，到南京停一天。你们于12月20日或21日到达北京，就可以了。
毛泽东 1961年12月15日在无锡
12月16日傍晚，毛泽东离开无锡。
12月17日，毛泽东路过济南时，听取了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裴孟飞、白如冰、苏毅然等人的汇报。毛泽东说：
“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30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3户5户的怎么办？20户规模就是大的。”
谭启龙汇报说山东的牲口已经停止死亡。毛泽东说：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亡，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6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
12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批转水电部党组《关于当前水利工作的报告》：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同意水利电力部党组《关于当前水利工作的报告》和关于水利管理的10条意见，现转发你们参照当地具体情况研究执行。今后几年内，农业增产的措施仍是一水二肥。因此，各地应继续认真地抓好水利工作，特别注意抓住今冬明春的水利工作。关于如何继续抓好水利工作的问题，水利电力部提出，在全国范围内，以加强水利工作、保证农业增产为中心，分期分批地完成今冬明春可以过关或者已经过关的新工程的尾工、配套和机电排灌工程，并认真处理移民等遗留问题，特别是加强水利工程管理问题，中央认为是对的。当前水利问题不是再新建多少工程，而是如何巩固已得成就，完成尾工配套（包括平整土地）等工作，使它们充分发挥效益。各级党委应本这个精神，认真检查和安排今冬明春的工作。
中央 1961年12月18日
12月19日，毛泽东路过天津，听取了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等人的汇报。毛泽东说：
“今年比去年好，形势已经在向好的方面转。农村在向好的转。工业有了《七十条》，也在向好的转。商业也搞出了一百条。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要弄清总的形势，开会时要讲讲形势，恐怕需要。”
此后，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12月2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还有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
是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邓小平报告说，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1962年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商业和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及党的工作6个问题。他还报告了会议的开法。毛泽东说：
“这样好。有形势，才有气。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在周恩来说到需要集中统一时，毛泽东说：
“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后来我看不对头，现在要支持集中了。过去民主革命，证明集中统一才能打胜仗。现在的毛病是‘五风’、‘五多’。”
周恩来对形势的估计是：“形势好，成绩大，困难多，任务重”。毛泽东说：
“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了《七十条》，教育有了《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一百条，这就有办法。”
“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相信呢？谁叫你购买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
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还要看到，有了这些错误，这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有个过程的。问题是认识得慢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比如，‘三包一奖’，今年我才看到耿长锁的信、山东的材料、广东大荔公社一个大队的材料，开始怀疑这个办法，找胡乔木、廖鲁言谈。他们都说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这是中国的创造，苏联没有的。胡乔木还给我举了韶山的例子。那时，河北的同志在北京、在广州都讲了他们的主张。但是经过了大半年，我们才了解。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就是这样子奇怪。有了这样错误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不再犯了。
这12年，恐怕还是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占第二位。我们12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
刘少奇说到了他这段时间因为身体不好而休息的情况，他还说：
“这次是真休息，不能看文件，只能看《红楼梦》。《红楼梦》已经看完啦，它很细致地讲了封建社会的情况，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也还是那样。这个材料很好，书也写得好。”
刘少奇关于《红楼梦》的话，马上转移了毛泽东的思路，他以极大的兴趣接着刘少奇的话题说道：
“《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有33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环。秦可卿实际上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3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的。”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看到了卫士张仙朋写给他的病假条，即随手拿起便签给张仙朋回了一封短信。
原来，张仙朋此前患了感冒，如继续上班，他怕传染给毛泽东，便写了一个请假条让值班卫士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小张：
你好了些吗？好好静养，过几天再上班不迟。我想你，你到我的厨房吃饭吧。
毛泽东 1961年12月20日
12月21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长篇讲话，并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
欲知中央工作会议能否顺利进行，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际，对形势的估计是：“这12年，恐怕还是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占第二位。我们12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他认为：“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而且毛泽东还提出：“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他定的这个调子的确是很轻松的，如果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能及时地拿出会议报告稿（请注意下一章有关叙述），并交政治局讨论，如果与会者人人都做自我批评，认认真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彻底纠正经济建设和体制中的偏差，砥砺奋进，那该多好哇！可是中央工作会议偏偏不能正常进行，而且还有人在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要否定三面红旗，还要追究个人责任。奈何？这大概就叫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另：毛泽东在1961年12月20日看到卫士张仙朋写的病假条后，立即给他回了一封信，短短数语，老人家那柔情似水的一面和他那慈父般的仁爱，便跃然纸上：“小张：你好了些吗？好好静养，过几天再上班不迟。我想你，你到我的厨房吃饭吧。”如此的关爱，怎不叫追随领袖10年、情同父子的张仙朋泪流满面呢？！可这一幕人世间的纯真友谊，在数十年后，竟然被那些丧心病狂的反毛者移花接木，转嫁到张玉凤身上，成了射向伟人的一支毒箭！张玉凤是在1970年才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由此可见，那些反毛者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已经卑鄙到了何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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