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
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话说1962年3月26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3月27日，全国人大二届3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3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1962年4月2日，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讨论1962年计划会议上说，对1962年的计划要做大幅度的调整，要采取断然处置的办法。减少城市人口要同“拆庙”、“拆架子”结合起来。每个部对企业要进行排队，下决心关一批，并一批，转一批，缩一批。要控制各种购买力，要进行节约，以弥补市场差额。要控制货币投放，控制外汇。要紧缩文教、卫生部门。
4月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给苏共中央复信的修改稿。
4月7日，毛泽东将陈伯达、胡绳、吴冷西、邓力群对他在“七千人大会”上那篇讲话整理稿的修改意见，批转给刘少奇、邓小平，他写道：
“此件已请陈伯达等几位同志读了一遍，有些修改，我看过了，认为改得好。现送上请审阅，如认为可用，请交尚昆同志处理。”
4月9日上午，邓小平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7日召开的扩大会议上通过的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交给他。中共中央在复信中提议：再次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解决问题。信中还说：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开，就必须开好。所谓开好，就是团结起来。
后来苏共中央在5月31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放弃其立场，作为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先决条件。中共中央的上述建议只好搁置起来。
4月9日下午，毛泽东出席了最高国务会议第18次会议的第2次会议。张治中等7位与会者就刘少奇3月21日在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作了发言。尔后，大家要求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说道：
“今年1月间，我们开了一个党的干部会议，有六七千人。在这个会议中间，可以说对过去的工作，犯了哪一些错误，有哪一些成绩，经验教训多少条，做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这些总结，究竟正确不正确，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间去考验。”
“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方法，就是要让人家讲话，要听不同的意见。这次人大开会，不是开了好久吗？3个礼拜。还是从前讲过的，叫作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现在我们党内党外都实行这一条。讲错话不要紧。从前总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刚才不是有一位同志说了嘛，政治上不敢讲话，工作上不敢负责，学术上不敢争鸣。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很不容易的，要造成一种气氛，现在逐步在造成这种气氛。”
“现在有困难，不能说现在困难很小，现在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正如好几位朋友所讲的，困难正在被克服中，过一个过程以后看现在的情况，就比现在看现在的情况会要不相同。事物不断地走向它的反面。”
“我这个话很短，主要就是这些话：单有总路线还不够，还要有一整套具体的政策。而这一整套的具体政策，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制定出来。要制定，就需要做调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老话，老生常谈，这个常谈里头有真理。”
4月15日下午2时30分，一辆轿车把周瘦鹃从会议住所接到了怀仁堂，工作人员说毛泽东要单独会见他。
周瘦鹃是在4月初偕同盼望了两年跟他一起进京的老伴俞文英和5岁的小女儿全全来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的。他在怀仁堂前下了车，被工作人员领进一间小会议室。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来，握着他的手，让他在隔着茶几的沙发上坐下，亲自给他点了烟。周瘦鹃望着毛泽东慈祥的目光和温和的仪表，不慌不忙地说：
“记得3年前，主席曾经说过，读了我的许多文章，很想跟我谈谈。我一直在担心，自己写出来的那些拙作，一定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毛病，这个还要主席多多批评，多多指教。”
毛泽东微笑着说：
“你的散文是写得好的。”
周瘦鹃说：
“主席太夸奖了，实在不敢当！只为平时学习不够深透，怎么写得出好文章呢？”
“只要群众喜欢读你的文章，那么你的文章就是好文章。”
周瘦鹃知道毛泽东这样说，是没有苛求一个老知识分子，他同时更为毛泽东提出的这一鲜为人谈的真理而深深感动了，他说：
“这些年来，我在文艺上、园艺上搞了一些东西，这要归于3年前主席‘有没有新的东西给我看看’的那句话鼓励了我。我认为主席这句话并不是对我一个人说的，是对全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说的，要大家都搞些新东西出来。”
毛泽东点点头说：
“对！六亿五千万人民，包括我在内。”
说着，他又为周瘦鹃点了一支烟，自己却没有抽。周瘦鹃吸了两口就掐灭了，把剩下的一截小心翼翼地放进衣袋里。他想带回去留作纪念。他放好烟，望着毛泽东深情地说：
“为了当年听到主席向我要看新东西的一句话，我胆大妄为地和了大作4首诗17首词的原韵，名为《学步集》，自知功力不足，气魄不大，对主席的思想感情也体会不深，真的是邯郸学步，丑态百出。前年曾冒昧地将初稿寄奉求教，至今未有所闻。后来周总理也要去看过了。苏州市文联为此特地召开讨论会，我接受了同志们的意见，曾经一再加以修改。但是如果不经主席提出宝贵的意见，让我好好地修改一下，那是始终不能定稿，不敢发表的。”
毛泽东谦虚地说：
“你是专家，我是业余，要发表就发表嘛！”
周瘦鹃见毛泽东如此说，便把《学步集》双手奉上。毛泽东接过，一页一页地翻看着，末了问道：
“你要带回去吗？”
“不！不！请主席在工作之暇给我批改一下。”周瘦鹃见毛泽东收下了书，又趁机说道：“多年来我老是惦记着主席，真所谓梦寐系之。就是我那5岁的小女儿全全，也念念不忘毛主席。这一回她也跟着我来了，虽然没有见到主席，可她来到北京就像见到主席一样高兴。”
毛泽东笑吟吟地柔声说道：
“你替我谢谢她。”
周瘦鹃听了，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心想，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子，怎么当得起主席称谢呢？一时间两眼不知不觉地湿润了。就在此时，一位工作人员进来催促毛泽东参加小组拍照。原来半个小时会见的时间就要过去了。毛泽东对那位工作人员说：
“让他们等几分钟吧。”
周瘦鹃不便久留，便站起身向毛泽东告辞，他说：
“主席，您看我这样一个旧知识分子，还能为社会主义做些什么？”
毛泽东一边送周瘦鹃，一边对他说：
“你搞盆景很出色，但别忘了你是个作家，要写些新东西。我等着看你的新作。”
“主席今天这样鼓励我，我一定要好好地干下去！”周瘦鹃在门口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祝主席健康长寿！再见！”
周瘦鹃欢天喜地回到住所，忙不迭地向参加政协会议的同仁介绍了毛泽东会见他的情景，他还兴奋地说：
“这次见到毛主席，谈了半个小时，我心满意足了，真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心情。现在我就是想多写东西。我的年纪已经68岁了，可我的干劲还像是28岁！”
后来周瘦鹃果然是勤笔勉思，写出了不少好的散文和诗歌，有的还在海外发表了。他的《我的心被拴住在怀仁堂》、《初识人间浩荡春》等散文，记述了毛泽东接见他时的幸福情景，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人民文学》转载。江苏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游记《行云集》。
再说4月16日，全国人大第二届3次会议胜利闭幕。这一天，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3月7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毛泽东看了陈云3月7日的讲话，还在上面划了一些杠杠，但他对刘少奇的来信没有答复。
4月16日这一天，新疆塔城等地部分居民逃入苏联境内。
此前，随着中苏两党分歧的表面化，中苏两国国家关系也出现裂痕。苏联驻中国新疆领事馆在塔城等地活动，煽动中国边民外逃。从4月16日开始，塔城、裕民、霍城3县居民共5.6万人不顾当地政府的阻拦，相继进入苏联境内。
4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的值班卫士张景芳对李银桥说：
“卫士长，主席叫你去呢。”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已经15年了。汪东兴刚刚和他谈过了关于他调离的事情。眼看就要离开毛泽东了，他知道以后再见毛泽东不是很容易了，就立即来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正躺在床上背靠栏杆看文件，见李银桥来了，就招呼他说：
“来，银桥，过来。”
李银桥走到毛泽东床边。毛泽东拉着他的手，用另一只手抚着他的背，问道：
“听说你要走啊？”
李银桥难过得说不出话。毛泽东又问：
“听说你要求到石家庄去？”
李银桥忍不住问了一声：
“你听谁说的？”
毛泽东没有吱声。李银桥说：
“我要离开你的话，我不到石家庄去，到天津去！”
“那好。你去天津，我从那里经过时，可以找你谈谈。唉，”毛泽东轻轻地叹息一声，说：“你跟我这么多年，人也长大了。你在我身边工作，帮了我的忙。你是个好同志，你在我这里工作，一直兢兢业业，使我工作得很顺利，省了不少心。可是，你老跟着我怎么行啊？我死了你怎么办？”
此时，叶子龙、李银桥、高智和汪东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他听毛泽东如此一说，泪水马上扑簌簌地落了下来。毛泽东本来是忍受着感情的折磨，一直控制着，他这种容易动感情的人，一见李银桥哭了，就再也忍不住了，泪水也流了下来，哽咽着说：
“我也舍不得你走哇。我和我的亲人，和我的孩子们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你在我身边工作，我们每天在一起，朝夕相处，你们比我的孩子还亲啊……”
毛泽东流着泪继续说：
“我得为你的前途着想，我不能耽误你的前途。你在我这里，地位够高。可卫士长也只是团级干部，职务太低。老在我这里要影响你的前途。下去多锻炼锻炼，工业、农业，公安，几种事情都干干，取得经验，提高能力，也好胜任更重要的工作。下去以后要夹着尾巴做人，要搞好团结，多多接触工人群众，多多向周围的同志们学习……”
李银桥“呜”地一声哭出了声。他怎能忘记，整整15年啊！自己从恋爱、结婚到有孩子，毛泽东事事处处关心，就像父亲一样，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毛泽东家庭中的一员。毛泽东再也控制不住了，他用手一拉，把李银桥揽入怀中抱紧了，哭道：
“银桥，我死以后你要每年到坟头上去看一次啊……”
李银桥泪如泉涌，他看毛泽东伤心得厉害，怕伤了他的身子，就竭力控制住自己，流着泪说：
“主席，我听你老人家的话，下去要好好干，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毛泽东擦着眼泪说：
“好，那好，那好。你在我这里工作15年，职位不高地位高，一举一动都要注意影响。不要脱离群众，干任何事，不干则已，干就要干出成绩。事不在大小，都要善始善终。我身边的人都要有这么一种精神，不搞半途而废，有一口气就要干到底。”
“主席，我记住了。”
“以后你每年都要来看我一次，我这里就是你的家。我活着你来看我，我死了，你每年到我坟头上看我一次，看一次我就满意了……”
李银桥又忍不住哭出了声。毛泽东又说：
“你走了，我这里就不要卫士长了。你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合得来。你走之后我这里再也不会有卫士长，你就是我最后一名卫士长。”
毛泽东一边擦泪，一边拉开抽屉，指着一个牛皮袋说：
“你到天津工作，安家需要钱。拿上点钱。这是800元，帮你解决些问题。”
李银桥说：
“不行，主席，我不要，我不缺钱。”
“怎么，你是要我摸钱吗？”
李银桥知道，毛泽东在延安时代就不摸钱，转战陕北不摸钱，进城以后就更不去摸钱。有一次，毛泽东正在看文件，他将一个牛皮纸袋递给毛泽东，说：
“这是给老张的钱，主席过过目吧。”
毛泽东正要看，闻言神色大变，像是抓了一只癞蛤蟆似的，立即把纸袋子扔开了。他严厉地说：
“拿开！交代了你就办，谁叫你拿来的？我不摸钱，以后你要注意呢！”
如今李银桥一见毛泽东要抓那个钱袋子，忙说：
“不，不，我要，我自己拿。”
说着赶紧上前拿过钱袋子。毛泽东点点头，说：
“这就对了。你还记得，我不摸钱，我讨厌钱。小韩和孩子们什么时候回来？”
“星期六。”
“那好，那就星期六一块来我这里见一见。”
4月19日，毛泽东召见刚从江西劳动回京的高智谈话。
这天下午还不到3点，高智抱着女儿提前来到颐年堂，服务人员告诉他：
“主席一个人早已坐在沙发上等你了。”
高智一听这话，急忙把孩子交给服务科的同事帮助照看，大步穿过颐年堂的小过道，来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招呼他坐在自己的左边，一边吸着烟，一边亲切地说：
“高智，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多年，都很好，我很满意。现在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是愿意继续在我身边工作，还是到基层去？继续在我身边工作也可以，想离开到其它地方做什么工作也可以提出来，谈谈你的意见。”
高智一听，沉默了一会儿。他从感情上来说不想离开毛泽东，但一想到像叶子龙、李银桥这些毛泽东的贴身老卫士都要走了，自己在毛泽东身边担任机要秘书也近10年了，还是一起调离吧。于是就说道：
“主席，说心里话，我不舍得离开您，愿意在您身边工作一辈子。”
刚一开口，他的眼圈就湿润了，只好低着头继续说：
“可是，主席多次讲了，要到基层去，不要老浮在上面看材料。经过去河南和江西，我更体会到主席说的是对的。所以，我愿意到基层去工作，经受锻炼。”
毛泽东声音低沉地说：
“如果你愿意在我这里干，你是可以继续在我这里干的。你是一个老实人。”
高智心中明白，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有许多复杂的事情，留下来也有留下来的难处。他想了想，下了决心说：
“主席，我还是到基层去吧。”
毛泽东缓缓地说：
“那也好，可以搞搞实际工作。你打算去哪里？”
高智说：
“到西安。我是陕西佳县人，我愿意回陕西工作。”
毛泽东说：
“那好，你就到西安，回自己的家乡。你回到陕西，要把工业、农业、财贸、文教都搞搞，增长实际工作能力。”
高智说：
“那当然好了。不过，到了陕西，不知人家怎么安排，得听当地组织的安排，不能由我自己。”
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变得沉默起来。良久，他吸了一口烟，压抑着自己的感情说：
“高智，你要是走的话，也不要急着走。我听说你爱人要生孩子，你多住几天，等你爱人生了孩子再说。”
高智没有想到，毛泽东这么心细，这样关心自己，心里一热，泪水淌了出来，把头垂得很低。毛泽东轻轻叹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儿，他用伤感的语调说：
“我们东渡黄河的事，你还记得吗？我的老青马被挤下黄河，它回头游上了岸。不管你到了哪里，你都要为我做一点事情。转战陕北时，你不是经常打前站为我们号房子吗？这次还是你打前站，我随后就来。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我要走一趟，我对黄河是有感情的。”
高智看时针已经指向3时40分，便起身告辞。毛泽东说：
“你不要走！我和你一起照个像，好不好？”
“太好了！”
高智扶着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来，随着他走出颐年堂，就在颐年堂门口由吕厚民给他们照了一张像。正好服务科的同事把高智的孩子送来了，毛泽东问高智：
“你女儿几岁了？”
高智回答说5岁了。
“叫什么名字？”
“小妹。”
“为什么叫小妹？”
“她上面还有两个哥哥，所以起了个名字叫小妹。”
毛泽东望着孩子笑笑，说：
“你抱着孩子，我们再照一张。”
4月21日晚饭前，毛泽东的卫士张景芳通知李银桥说，主席在游泳池等你们一家。李银桥、韩桂馨和孩子们简单地吃了一点饭，匆匆赶到游泳池。李银桥叫两个孩子在外边等，他和韩桂馨进了会客厅。毛泽东一见他们进来，便立起身同他们握手，问：
“孩子们呢？孩子怎么没来？”
李银桥说：
“孩子们来了，在外面呢。”
毛泽东朝门外张望，说：
“进来呀，快叫孩子进来。”
李银桥接来孩子，毛泽东鼓掌欢迎，还同孩子们握手，夸李银桥的儿子李卓韦长得漂亮。他还对李银桥说：
“我们站着合影吧？”
李银桥搬来一张椅子，按毛泽东坐下，说：
“主席，您坐下。”
“不坐，不坐。”
毛泽东说着要站起来，李银桥又把他按下。说：
“您坐下好。”
他和韩桂馨站在毛泽东身后，合了一张影，然后一家人环绕着毛泽东坐在沙发上。
此前，李银桥曾经请毛泽东为他写一幅字，毛泽东已经写好了，装在一个牛皮袋子里。毛泽东说：
“近来没做新诗，抄了一首旧诗送给你吧。”
李银桥打开一看，里面装着毛泽东在1935年10月写的《七律·长征》。摄影师吕厚民趁机给毛泽东和李银桥一家照了一张合影像。相片中李银桥手中拿的，就是毛泽东赠给他的那个袋子。
正是：老少深情如父子，师友厚谊相濡沫。人生别离最是难，执手相看泪水多。
自古良莠迷人眼，又见弄臣使拳脚。诸子倘能长留守，身后未必会寂寞。
4月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报告了中央财经小组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情况。刘少奇在讲话中说：
“对困难要估计多一点，危险就少一点，估计不够就有危险。1、现在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的问题，要全面调整。2、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乱了，党会失掉威信。3、现在要讲清形势。看来，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如果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会发生不团结。但是，在讲形势时，不要讲得人心惶惶。”
4月24日，毛泽东给臧克家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毛泽东曾将他的《词六首》送给臧克家征求意见，臧克家遵嘱在其中作了一些改动。因此，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克家同志：
数信收到，甚为感谢！同时在两个刊物发表，不甚相宜，因为是《人民文学》搜集来的。另有几首，可以考虑在《诗刊》上发表。《诗刊》5月号何时排版，请告确期。
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
毛泽东1962年4月24日
4月27日，毛泽东又给臧克家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克家同志：
数信都收到，深为感谢！应当修改之处，都照尊意改了。唯此次拟只在《人民文学》发表那6首旧词，不在《诗刊》再发表东西了。在《诗刊》发表的，待将来再说。
违命之处，乞谅为荷！
毛泽东 1962年4月27日
4月27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全文如下：
自从1961年6月，中央指示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以来，各级党委对此已经进行了许多工作。凡是决心大、方法对的地方，进度就快，收效也大。经过甄别平反以后，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大大提高，党内团结大大加强，干群关系更加密切，有力地推动了当前的工作和生产。但是，目前还有一些地区和部门贯彻中央指示不力，有些负责干部对甄别工作重视不够，或者有抵触情绪，或者工作方法不对头，因此，甄别工作进度很慢。这对于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团结全党全民搞好工农业生产，克服当前的困难是不利的。中央认为，对于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必须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加强领导，加速进行。
当前甄别工作的重点，是县级以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甄别平反的方法是由上一级党委派负责同志，帮助所在组织摸清被错批判和错处分的党员、干部的情况，召集他们开会、谈话，然后召开干部大会或党员大会、群众大会，宣布一律平反。其中即使有的有些轻微错误，也不要留尾巴。有关领导干部应该当场向被错批判错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道歉。上级党委应派人参加平反大会，说明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级，号召卸掉包袱，加强团结，搞好工作和生产。
机关、学校、工矿、企业中错批判和错处分的一般党员和干部，也应该采取上述办法平反。
上述办法，曾在军队中和有些地方采用过，它们的经验证明，这是一种最简便最见效的办法。
在历次运动中被搞错或搞过了而应予平反的人，从数量上说，以基层干部和一般党员为最多。他们的问题比较简单，是应该而且可能采用比较简便的办法加以处理的。如果对他们的问题不迅速处理，对于调动这批为数很大的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是很不利的。只要迅速解决了这批大量人的平反问题，就可以集中力量比较快地解决县以上一些人的甄别平反工作了。
以上通知，请你们研究执行，并将进行情况报告中央。
4月29日，汪东兴电话通知在北京参加商业方面会议的吴吉清说，下午2点到中南海，毛泽东要接见他。
这天下午，吴吉清准时来到了中南海，随着汪东兴进了菊香书屋。毛泽东面带微笑，握着吴吉清的手说：
“1935年到1962年，27年过去了，小吴变成了老汉。怎么样，一切都好吧？”
毛泽东又说：
“你爱人是叫陈罗英吧？我记得她是湖南茶陵人，红6军团的。”
他还问吴吉清在北京开会主要研究什么问题？吴吉清说，主要是商业上的成本核算，上缴利润和市场安排。毛泽东说：
“成本是要核算的。你搞商业这么多年了，应该学会做社会主义的买卖嘛。”
毛泽东鼓励吴吉清要继续革命，要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努力为人民服务，对革命多做贡献。
4月30日，罗瑞卿总参谋长在全军编制装备会议上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对军队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的指示，他说：
“关于学习问题，主席说：你们这些人，萧华，杨成武，总部的其他同志，还有大军区，军兵种的司令员，政治委员，都要搞个学习计划，譬如说三五年内，计划读哪些马列主义著作。你和陈伯达同志商量一下，搞个10本、20本的书单子，我帮你定10来本。回到北京后，我和伯达同志商量开了个书单子送给主席，并附了一封信，信上说，除了要反复温习主席的著作外，也要认真地读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昨天下午主席把我找去，主要是批准这个书单子。主席说，搞10本就可以了，从这个单子上自己去选。主席还说，这个单子缺少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历史方面的东西。我说，是否还要再开一个单子？主席说，那就不必了，你们自己选好了。
关于学习的方法，主席谈了3点：一个是读；一个是谈，多找干部、群众谈话，搞调查研究，群众路线，多与人谋；一个是想，不要光埋头于事务，要想点问题，包括想后的讲和写。主席说，我的讲话也是在开会中自己边听、边想、边写的提纲。主席还讲，讲和写不能要秘书代替，要自己动手，自己写提纲，这就逼着自己想问题，不然就不想问题了。
我想这是主席逼着我们想问题，我们的同志需要提高马列主义水平，要走群众路线，要多谋善断，要打开脑筋。“打开脑筋”这句话，是主席在延安党校讲过的。说“打开脑筋”，并不是要打破脑筋，而是要想问题，考虑问题，不要做不用头脑的思想懒汉。”
1962年5月1日，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来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第一部分。
这个报告草稿第一部分是周恩来在4月25日送来的，他在给毛泽东的附信中写道：“昨晚谈到的那个财经小组报告第一部分，现在改好，请予审阅。这个报告要点，昨晚已大略谈过，在主席看过后，望能约常委（林总已回京）和先念、康生各同志一谈，并给我们指示，以便好继续进行准备开会的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均已写在第一部分里，其他部分只是发挥第一部分的论点，不看也可谈的。”
毛泽东在报告稿第一部分上批示道：
“此件更切实际一些，可以供5月上旬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中央小型会议讨论的基础。”
5月2日，《人民文学》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经毛泽东同意，在第5期上发表了毛泽东30年前“在马背上哼成”的6首词。郭沫若应编辑部之邀，写了《喜读毛主席词六首》，对毛泽东的词作了诠释。他还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加以删正”。
毛泽东看了《喜读毛主席词六首》小样后，觉得郭沫若对《忆秦娥·娄山关》的解释不妥，便全部删去了这一部分文字，在小样中以郭沫若的口吻另写了一段五六百字的解释文字，其中写道：
“该词是在攻克娄山关、重占遵义后追写的。南方好多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结尾‘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当时实际的感受。”
同时，毛泽东还将郭沫若文中感谢中央档案馆同志的一句话改为“其中有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们的很大的帮助。”
可惜郭文没有按照毛泽东改过的文字改排付印，至今也没有人弄清楚是何原因。
5月2日这一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他这一次的行程是先后到了上海、杭州、长沙、武汉、郑州、济南、天津，一直到7月6日才返回北京。
而此时的田家英在湖南调查中碰到一个新问题，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田家英也认为包产到户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战胜经济困难。
5月初，田家英来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了在湖南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毛泽东反应非常冷淡，他说：
“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田家英碰了钉子，只好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回到湖南去继续搞调查。
5月间的一天，毛泽东与叶子龙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说：
“你最好离开中南海。你跟了我20多年，很不容易。你还有前途，到任何地方都要努力工作。”
他还说：
“我快70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你也不年轻了，这里不是长久之计，对你们的进步不利，走也好。”
毛泽东又说：
“我死以后，你会看到人们对我的评价，二八开，三七开，随它去！自有后人评判。你也是三七开、有缺点。这不要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么，今后改正就是了。”
谈话结束后，他主动提出一起照个相。这是叶子龙在跟随毛泽东的27年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毛泽东单独合影。毛泽东还破例送叶子龙到门外。
此后，叶子龙调任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再也没有去过中南海。后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追查“窃听事件”之时，叶子龙曾因向杨尚昆、周恩来等人“倡议”而受到牵连。
5月7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
5月11日，周恩来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形势的估计，仍然重申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上面报告中的分析，即从全国讲，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度过了，但是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调整的时期要相当长，一般地说，第3个五年计划就是个调整期。
刘少奇在邓小平讲话之后，以《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为题，发表了总结性讲话，重申了“西楼会议”及其以后他对经济形势的估计，他说：
“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但那是部分的，总的来讲，是一种困难的形势。我们这里不开口，人家是不好讲的。”
“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住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
“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危险性不大。对困难估计不够就危险了。”
“‘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
5月24日，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来的经过修改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以及他为中央批发这个报告主持起草的指示。
周恩来是在5月19日将这两个文件请李富春阅后，又附上一封信，立即送毛泽东审批的。他在信中写道：“如主席一时无暇看，最好先阅指示，由田（家英）或林（克）阅后将报告大意说给主席听听，看这个文件可否照中央指示发下。报告第一部分，主席在京时已看过。在五一节政治局常委会上，主席说同意这个方针。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是按这个方针开的。主席如有暇，希望能约富春同志（他现在上海）去杭州当面报告一次。这两个文件，主席如同意发，请告田或林以电话告尚昆办。”
毛泽东在这两个文件上批示道：
“退总理，照办。”
欲知毛泽东在南方视察期间还有什么重要活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在中央上层到底有多大影响，从上面这一章已经可以看出问题了。“‘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刘少奇这句话，是否可以说代表了他在北京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主旨呢？而与此相呼应的是，田家英在湖南调研中提出了一个“包产到户”的问题。不久，这个“包产到户”的主张，竟然在中央上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其结果如何呢？请继续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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