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萧衍（公元464—549年），南北朝时期梁朝的开国皇帝，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西汉开国名相萧何25世孙。史称他“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草隶、尺牍、骑射，莫不称妙”。萧衍治下既有令人称道的成功，更有让人惋惜的失败。一代开国之君，最终竟卑微屈辱地饿死于叛将侯景的囚室。对这样一位一生跌宕起伏、反差巨大的历史人物，毛泽东注入极大兴趣，在读《南史·梁高祖本纪》中作了许多圈画和批注，既肯定了他军事上、政治上的成功，又指出了他许多发人深省的教训。
勇略过人 英雄气概
萧衍原为南北朝时期齐朝的雍州刺史，为报其兄萧懿被杀之仇，起兵攻陷齐都建康，迎立萧宝融为帝，被封梁王。后灭齐，建立梁朝。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皇帝轮流做”，独萧衍执政48年，在位时间最长，最有作为，且享年86岁，又是一个长寿帝王。
（一）政治头脑清醒，处理大事果断。早期的梁武帝勇略过人，较有作为。当其兄萧懿无辜被齐东昏侯冤杀，他起兵讨齐时，有人劝他把齐和帝带走，免得别人“挟天子以令诸侯”，陷己于被动。他不以为然，说：“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兰艾同焚；若功业克建，谁敢不从？岂是碌碌受人处分！”毛泽东在这段话的天头上画着三个圆圈，每句都加了旁圈。梁武帝还清醒地觉察到齐朝政权被某些地方官员所把持的弊端，认为他们“皆口擅王言，权行国宪”，“政出多门，乱其阶矣”。毛泽东在前两句旁画着曲线，后两句旁画着密圈，在两处的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流露出赞同之意。
（二）有军事才干，懂用兵之道。在《南史·梁高祖本纪》及其他史书中，记载着梁武帝不少善于用兵的史实，也留有不少毛泽东的圈画和批注。《南史·梁高祖本纪》记载：当年萧衍在襄阳起兵反齐，面对前来镇压的齐军，他派人离间对手，并对部属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今日是也。”毛泽东在此处的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萧衍率军争夺郢城，及时在加湖打击齐的援军，梁“众军乘流急进，鼓噪攻之”，很快取胜。毛泽东在记载这段的天头上批注：“打援。”（《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185页）齐在救援郢城的同时，派军镇守江州，为之助威。萧衍告诉诸将：“夫征讨未必须实力，所听威声耳。今加湖之败，谁不詟服。……我谓九江传檄可定也。”毛泽东在这段旁加了曲线。后来的战事发展果然一如萧衍所料，郢城、江州守将纷纷求降，证明了萧衍对战局判断和决策高人一筹。《南史·曹景宗传》记载：梁武帝天监五年（公元506年），徐州刺史昌义之被魏军围困，曹景宗、韦睿等受命并力驰援。但曹景宗欲专其功，违诏独进，却不料突遇暴雨，淹死不少人，只得退回。梁武帝闻讯，非但不忧，反而高兴地说：“此所以破贼也。景宗不进，盖天意乎。若孤军独往，城不时立，必见狼狈。今得待众军同进，始可大捷矣。”毛泽东对此加了旁圈，在天头上批注：“此时梁武，犹知军机。”（《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197页）梁武帝面对风云变幻的战场，面对暂时的失利，能够准确判断军事形势、预见战争胜负，毛泽东给予赞赏。
然而，作为开国之君，梁武帝和其他绝大多数开国皇帝一样，在使用将领上多是“唯才是举”，只看重其能打敢闯的一面；而对于其道德人品则往往忽略不计，致使部下军纪涣散，杀人越货，祸害百姓。比如梁武帝纵容开国大将曹景宗贪腐就是突出一例。《南史·曹景宗传》记载，在大航之战中，“景宗军士皆桀黠无赖，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财物，略夺子女，景宗不能禁。”毛泽东在此处批注道：“曹孟德、徐世勣、郭雀儿、赵玄郎亦用此等人。”（《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196页）曹孟德，即魏武帝曹操；徐世勣，即李勣，唐太宗李世民的开国大将；郭雀儿，即后周开国皇帝郭威；赵玄郎，即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毛泽东评点梁武帝和其麾下大将，顺便点出这一系列封建时代的风流人物打天下时，为了“激励”部下为其卖命，也都有过重用这些兵痞无赖，“纵兵大掠”，抢劫财物的劣迹，彰显出他对军事历史的熟稔。梁建国后，曹景宗任郢州刺史，“景宗在州，鬻货聚敛，于城南起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门，东西数里。而部曲残横，人颇厌之”。在这段描述曹景宗贪赃枉法，欺压百姓之处，毛泽东不无激愤地从旁批注道：“使贪使诈，梁武有焉。”（《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196页）直接指斥了梁武帝治军不严，纵容曹景宗贪污腐败的行为。
举措失当 前振后衰
梁武帝文武兼备，登位后，“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随着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南梁出现了难得的承平局面。可惜的是，面对大好形势，梁武帝的心态和执政风格却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是他晚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上的种种失策，导致了南梁王朝由盛转衰，梁武帝也不可思议地由开国之主变成了亡国之君。对梁武帝前振后衰的原因，毛泽东认为主要表现在：
（一）“予智自雄，小人日进”。梁武帝晚年，自以为聪明和英雄盖世，亲近小人，疏远贤人，听不进不同意见。他重用朱异、朱石珍、萧正德等奸佞之辈，而把正直的周舍、谢举、贺琛等大臣冷落一旁。他不顾朝臣们的反对，执意接受反复无常的东魏叛将羯族人侯景归顺，引狼入室。结果，侯景起兵反梁，勾结临贺王萧正德为内应，攻破建康，梁武帝被困台城，活活饿死。据《南史·梁高祖本纪》记载：在梁武帝去世前五年，大臣贺琛曾上了一份奏折，指出当时南梁的种种时弊，建言纠正四件事情：一是百姓不得安宁，天下户口减少，都是由于牧守（官员）的过错，因此要加强吏治。二是现有官员罕有清廉的，究其原因是由风俗侈靡所造成。因此应严加禁制，教导他们要节俭，贬黜雕饰之人，纠奏浮华之事。三是有些小人用不正当的手段向上爬，不管国家的大体，提出分外的要求，以严峻刻薄为能事，吹毛求疵，致力于纠举他人过失而将其斥逐。此种做法貌似奉公，实则成就了他们的威福。四是当前国家没有战事而国库空虚。国家疲困时应减少不必做之事，事少则能养民，制止浪费则能聚财。只用五年，倘若没有战事，必能使国丰民富。这份奏折很有针对性，是纠正南梁痼疾的一剂良药。但骄傲自大的梁武帝览表大怒，一句也听不进去，立即口授敕书，一一加以驳斥。他说：我做皇帝40多年，一直想听取好的意见。你贺琛在朝为官，学问渊博知识丰富，不应与猥贱的人一样讲话，借此索取名声，炫耀自己。毛泽东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批注：“此等语，与孙权诘陆逊语同。”（《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207页）孙权，三国时吴国开国之君；陆逊，孙权手下继周瑜、鲁肃、吕蒙之后的一代名将，官至丞相。黄武五年（公元226年），陆逊针对当时朝廷刑法严苛、赋税繁重、老百姓不堪重负的现实，上书孙权，劝他“施德缓刑，宽赋息调”。但晚年的孙权与晚年的梁武帝一样，下诏对陆逊的规劝表面上褒扬之，但明褒实贬，语含讥讽，根本不纳谏。梁武帝还摆出自己生活简朴、勤于政事的事例斥责贺琛：你说教导官员要节俭，而最好的治理办法是以淳素为首要。孔夫子也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我不和女人同居已30多年，至于住处大小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了的东西不许入宫中。不饮酒，不听音乐，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处理国事，我过去腰腹宽过了五尺，今日瘦成了二尺多，旧的腰带还保存着，不是瞎说。毛泽东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批注：“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至灭亡，不亦宜乎。”（《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207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梁武帝虽然生活简朴，善于养生，不接近女人，但骄傲自大，任用奸佞，抛弃贤人，他的灭亡不过是顺理成章罢了。
（二）“忘情干戚”“驰于刑典”。《南史》李延寿在“论”中评价梁武帝时，先是指出他的成功在于“岂曰人谋，亦惟天命”：不只是靠“人谋”即个人的主观努力，也凭借了“天命”即某种程度上的机遇。接着论及梁武帝的失误：“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驰于刑典。……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戒者乎！”毛泽东显然大体赞同李延寿的评语，在这段评论的天头上用红笔批注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185页）在“忘情干戚”“驰于刑典”两句旁画着密圈，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在“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这几句话旁，画着着重线。梁武帝是个博学多才的皇帝。虽贵为天子，仍然手不释卷，勤于著述，撰有《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约200余卷。在文化建设上，他广增设施，制礼作乐，创设文治氛围，可谓“文物之盛，独美于兹”。但随着社会承平日久，他对军国大事反而逐渐懈怠下来。他十分留意祭祀之礼，即所谓“留心俎豆”；认为天下太平了，不打仗了，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不再重视武备，即所谓“忘情干戚”；十分崇佛，乃至不爱江山爱袈裟，前后四次舍身佛寺，大臣们不得不费钱数亿给寺庙以赎其身，即所谓“溺于释教”；宽纵皇族，优容士族，法制不严，吏治黑暗，统治集团极其奢侈腐朽，即所谓“驰于刑典”。当侯景围攻建康急需救援时，手握重兵的梁氏诸王等，竟各怀鬼胎，按兵不动，瞪眼看着国都沦陷。李延寿提到的“徐偃”，即西周时建都于泗水的徐国国君徐偃王。此君对下属满怀仁义，有36个小诸侯向他朝贡臣服。后周穆王发兵联合楚国进攻徐国。徐偃王笃信仁义不肯战，遂败逃，国破家亡。他临终时悲叹：“吾赖于文德，而不明武务，以至于此。”可悲的是，梁武帝本明武务，但他执政后期“明”而不“务”，自废武功！更为可悲的，建康被侯景攻破之时，梁武帝竟说：梁王朝“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临死不思教训、不明失败在何处，与西楚霸王项羽临死妄言“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同样不可救药！
（三）“专听生奸，独任成乱”。即独听一个人的就会发生奸邪的事情，仅仅信用一个人就会引发祸乱。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偏听偏信、独断专行，是统治者执政的大忌。就拿前面提到的贺琛上书言事这件事来说，晚年陷入“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怪圈的梁武帝，为了拒谏饰非却拿出这句话用来驳斥贺琛的进谏：你说当今做官的都通过向皇帝奏事，谋求进取，但也不能因噎废食，不让他们讲话呀！否则，岂不“专听生奸，独任成乱”吗？毛泽东在此处批注道：“‘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208页）直接指出：偏听偏信、独断专行，你梁武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挑明梁武帝败亡的重要教训即在于此。
梁武帝文采武略，开创梁朝且颇有作为，应该说是封建时代的英雄；但自己亲手打下天下又亲手于在位期间失掉天下，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却十分罕见。这是一个自身充满矛盾、教训多多的悲剧性人物。唐朝诗人罗隐有一首颂扬诸葛亮的著名诗篇《筹笔驿》，诗曰：“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年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诗人对一代英杰诸葛亮为蜀汉征战一生，但终因时运不济而难以掌控自己的命运，寄予深深的同情。毛泽东从此诗中，信手拈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一句评价梁武帝，既有对他前期英雄业绩的首肯；但更多的，是对这位悲剧性帝王因后期执政失误而导致“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惋惜与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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