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收藏家金铁华

　　：韩纪民（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勤杂志社》主编）

　　金铁华，北京市人，满族、共和国同龄人，中共党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他个头不高，头发花白，浓眉大眼，嗓门洪亮，举手投足间尽显老北京人的厚道和义气。作为一名普通的少数民族党员干部，他的红色收藏之路，平凡中显现高尚，付出中透出真诚，默默耕耘中闪烁理性之光。他毫无利己之心，费尽心血和财力，抢救党和人民的红色遗存物，一步一个脚印，放飞人生梦想。

　　红色收藏最需要“爱”

　　有位著名收藏家说：想成为收藏家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财”。二是有“才”。而金铁华却说：“这话有道理，但不全对。收藏，特别是红色收藏，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爱!”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老金酷爱红色收藏，源于浓浓的报恩情结。老北京有句俗话：“天下绢花出北京，北京绢花出花市”。老金就是居住在北京花市大街、著名特种工艺品绢花制作大师“花儿金”的儿子。“花儿金”本名金玉林，是上世纪50年代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政协一至四届委员，北京崇文区一至五届人大代表，市级劳模、优秀共产党员。上世纪 60年代北京北海团城举办绢花展。金玉林制作的绢花娇艳欲滴、光彩四溢，真假难辨。朱德元帅莅临参观，望着与怒放的真花无异的绢花，大为惊异，不禁当场挥毫，写下“拍案惊奇”四个大字。

　　大清亡于民国，人们瞧不起满族，那时老金家对外从不敢称“旗人”，“花儿金”的一手绢花绝活自然得不到施展。1949年，地辟天开，新中国成立，“花儿金”枯木逢春有了用武之地。1954年他带头入社，由他领军的北京绢花厂是全国绢花行业的标杆。每年国庆节游行，都有他设计的大型绢花花车引人注目地驶过天安门广场。孩子们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涌向天安门城楼，手中挥舞的五彩缤纷的绢花就是北京绢花厂制作的。绢花，当时出口量很大，畅销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经济困难的祖国换取了急需的大量外汇。“花儿金”的工资国家定为240多元，相当于高干和高级教授的工资。老金说：我父亲最懂感恩，几次搬家，家里正厅上一直悬挂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虽然“文革”中遭造反派严酷批斗，但他临终前要求九个子女做到的，仍是爱党、爱国、感恩、奉献。“这八个字我一直铭刻在心，这也是我搞红色收藏的不变初心。”

　　金铁华10岁开始集邮。有一次在东华门集邮门市部，恰逢一个也酷爱集邮的小“老外”，只见他手中摇晃着印有毛主席像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行的邮票，四处找人交换。金铁华如见“珍宝”，一溜小跑跑回家，翻箱倒柜，找出珍藏的菊花、月季花邮票，赶回来连说带比划，跟小“老外”互换邮票。这是金铁华的第一笔红色收藏。

　　上世纪90年代后，潘家园市场、报国寺市场相继开放，红色物件如雨后春笋般一下子从地下冒了出来，高兴得老金两眼放光，一有空就跑市场淘宝。他把夫妻俩的工资除了安排必须的生活开销，全部用于红色收藏。后来年纪大了，跑不动了，就从网上淘宝。几十年的光阴，老金的红色收藏渐渐有了名气：

　　2002年初，老金的事迹登上《劳动午报》(原《北京工人报》)，是我国首位被官方媒体冠名的红色收藏家。近二十年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解放军报》《新华每日电讯》《作家文摘报》《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及香港凤凰电视台等众多媒体，陆续报道了他的红色收藏之旅。2010年，北京市崇文区政府为他提供场地，创办了全国第一个政府与个人合办的红色收藏展馆。香港媒体，美国、加拿大中文报纸，俄罗斯国家电视一台等也纷纷进行报道，称他是毛泽东的忠实拥趸。2010年10月28日，老金被冠以民间红色收藏家之称并配照片荣登《人民日报》。2011年9月, 在建党90周年、共和国成立62周年之际，老金应邀赴香港参加为期22天的主题为“辉煌岁月建国物品珍藏展”。他带去上百件与毛泽东和建党、抗战有关的珍藏，一时在港引起轰动。

　　“红色宝贝”价值连城

　　老金搞红色收藏几十年，藏品不下两万余件。他常说：“做红色收藏一要有量，二要有精品。”比如他收藏的伟人藏品就有：我国第一件红色藏品——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时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1917年，毛泽东最早发表的著作《体育之研究》;毛泽东主编的1919年7月24日的《湘江评论》;1920年李大钊主办的《少年中国》杂志;1945年出版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单行本;1957年毛泽东以个人名义发给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的请柬;毛泽东用过的砚台和毛笔;几件著名中外人士写给毛泽东的私人信件;等等。老金说：收藏伟人藏品，让我好似和伟人跨时空对话，更能感受伟人的思想和魅力，激励我砥砺前行。

　　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还有老金收藏的《国难日志》。日志以当时的原始资料有力地证明了我国的抗日战争不是8年，而是14年。过去通常说法是“抗战八年”。目前发现和出版的中国抗战史料，披露的也大都是1937年以后日军侵华罪行，对于日军在“九一八事变”中所犯罪行的原始史料却是空白。日志发表于1931年11月8日的《时事周报》，16开共16页，署名刘启明。发黄的纸页详细记载着1931年9月18日到10月31日，共45天的时事动态和日军烧杀抢掠的暴行。《国难日志》开篇即写到：“日本九月十八日夜十一时许，用炸药轰炸南满铁路长春路柳河铁桥，十九日午前六时占我沈阳，是日陆续将东省各要隘，及各铁路，先后占据，此乃国家空前之奇耻大辱，吾将经过事迹，逐日志其梗概，命曰《国难日志》，俾我同胞永远勿忘。”日志不排除用的是化名。但不论是否为真名，肯定是一位爱国志士。这个日志远远超越一些手抄日志的价值，它填补了我国抗战史料的一项空白。早在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一文就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毛主席在这里明确指出我国的抗战始于1931年，《国难日志》为此提供了有力佐证。除了《国难日志》以外，老金还收藏有1928年、1929年日军侵华重要罪证《田中奏折》的相关资料;制造于“昭和六年”的日军炮弹壳等历史实物等。这些珍贵的藏品历经时代风雨，坚守真诚，默默地向人们展示着我国真实的可歌可泣的抗战史和人民战争史。

　　再比如老金收藏的“抗战日记”，经专家鉴定具有重大文史价值。上世纪80年代，老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用30元偶然淘到两个用塑料纸包裹着的笔记本，打开一看是当年新华日报创刊及创刊三周年印制的纪念性日记本，纸页已发黄。日记本分1942年和1943年的两本。日记本的主人叫“郭渭”。从日记看，经常能见到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人，还有在战火纷飞中恋爱、结婚的经历。老金说：“日记中流露出的革命豪情、同志亲情、夫妻爱情常常感动得我不能自已”。但最珍贵的当属1942年的笔记本。这年2月1日，郭渭通过收听延安广播电台的广播，记录了毛主席“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2月8日又记录了毛主席“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原来，毛主席极具演说天才。重要讲话他通常也只列个提纲，然后洋洋洒洒，即兴发挥。会后再把讲话记录稿整理修改成文。老金曾询问毛主席的图书管理员王文祥老先生：您看到过主席著作的记录稿吗?王说没有。可见，这个笔记本是研究延安整风两篇重要文献的原始资料，对于研究这两篇雄文从产生到定稿的思想脉络十分珍贵。为寻找抗战日记的主人，2002年9月16日《劳动午报》刊出“红色收藏家向129师发出寻人启事”。在知情人提供线索帮助下，2003年《北京晚报》刊出 “太行山日记找到主人”——当年在太行山任新华日报社编委会秘书、现已离休的原《人民日报》社秘书长郭渭。当郭老用颤抖的双手翻看着记录自己当年战斗生活的行行字迹，激动得竟像找回了失散多年的“孩子”，老泪纵横。老金见状，便主动提出完璧奉还郭老1943年的笔记本，物质报酬，分文不取。

　　老金发现，由于监管不到位，网上时常冒出一些与真实的党史、军史相悖的帖子，有的甚至向壁虚构，散布谣言，伪造或歪曲史实，恶毒攻击革命领袖。每逢此时，老金就用史料说话，予以批驳。刘志丹，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36年他率军东征，4月在山西省中阳县作战时，亲临前线指挥，不幸中弹牺牲。党史军史对此早有定论。但别有用心者却公然在网上散布谣言，诬称刘志丹为毛主席所害，且故事编得有鼻子有眼，好像他就在现场。老金收藏有一份民国二十五年五月十八日出版的《国闻周报》。该报是一份当时颇具影响的综合性时事周报，它刊载了敌军的《阎呈报晋 剿匪经过》：“旋经章团长拯宇，在离石境内之冀家原与匪激战，出匪不意，乘夜袭击，将匪首刘子丹击受重伤，旋在永平镇毙命。”老金把这份宝贵的资料发到网上。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这份出自敌手的难得的原始史料，确凿无误地还原了刘志丹牺牲真相，还了毛主席清白。

　　只藏不售朗月清风

　　老金在收藏界名声鹊起，许多藏友认定他是“富得流油”的收藏界富翁。也难怪，对一般人而言，当今收藏文物有几个不是冲着“钱”去的?就说老金的红色收藏吧，仅收藏的战争年代出版的《解放日报》老金就有近百份。随着红色收藏红遍大地，这种用延安当时特有的粗糙的马兰纸印刷的报纸已难觅踪迹。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收购平均大约20多元一张。现在市场价已飞涨到数百元、甚至上千元一张。仅此一种收藏，老金若一出手，大把的票子就来了。可老金偏偏就是一件红色藏品也不卖。曾有人慕名登门，想出高价收购藏品，均被拒绝。2004年，女儿出国留学急需一笔钱。可钱都让老金花在收藏上了，全家一筹莫展，急得团团转。万不得已，老金狠狠心，咬咬牙，忍痛卖掉自幼收藏的一些珍贵邮票，才解了燃眉之急。

　　因为只藏不卖，老金的生活节俭而清贫。年轻时他月工资三四百元，后来涨到三四千元。从工作到退休，他几乎把全部财力一股脑投入收藏，守着红色藏品这座“金山”，过着捉襟见肘的“月光族”日子。虽然老金平时一个钱掰作两半花，但遇到难得的文物却出手十分大方。多年前，他曾为购得一个毛主席的信封花了240元，而那时老两口一个月工资才180元。为买红色藏品，全家的工资到月底便所剩无几。因此，老金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既“富有”又“贫穷”的红色收藏家。

　　别看老金对红色藏品只藏不卖，却有只捐赠藏品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习惯”。近些年，一些老革命家的后代出于对父辈的怀念，常光顾老金家探寻有关父辈的文物。如张爱萍、吴烈、陈外欧等开国将军的后人，及开国副总理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名家张西曼的女儿张小曼等，纷纷来老金家寻找“传家宝”。此时，凡是老金手头有的，他都毫不吝啬，慷慨赠予。

　　2013年6月9日，是第五届北京市档案日(即国际档案日)，老金无偿捐献359件红色文物，被北京市档案馆永久珍藏。他先后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赠藏品近100件，再加上捐赠私人的藏品，总共捐出多少，老金也记不清了。为纪念抗战77周年，老金展出了抗日战争牺牲的八路军地方干部烈士档案、七七事变全图、日军侵华画报等实物，展出落幕，展品全部无偿献出。对此，有些藏友背后指指点点，说这金老头脑袋进水，真是个不开窍的“傻帽儿”!面对冷嘲热讽，老金说：傻，有什么不好?雷锋不也被人称作“傻子”吗?现在这个社会最希缺的其实就是傻子呀!

　　老金说：红色藏品是对红色历史的最好记录。十九大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实质是让我们明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而红色文物，无疑是清晰的历史索引。我已订下几个“十年计划”，每月都买一些红色藏品，积攒起来准备迎接新中国成立80乃至90周年……”

　　(此文刊于：《作家文摘》报第2433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征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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