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胜利，我们在观网开设专题视频节目——宝塔山下的制胜法宝，一起学习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这一专题的时间跨度，大概从1935年底中央到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开始，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包括如何突破困境，通过主动作为转变时局，促成国共合作，结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如何进行预见性的思想理论准备，如何在敌后打胜仗，如何发展壮大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还有在抗战中如何建党建军，如何建设根据地，如何处理统一战线中各种矛盾和摩擦等问题。
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洗礼之后，系统总结了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又在指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实践中，解决了种种前所未有的难题形成的。这是一个极其曲折丰富、最后走向胜利的理论和实践过程，让我们一起踏上征程吧！
第一部分：扭转历史车轮
五、兵分三路南讨北打 回师西渡结束东征
这一节的主题是：红军兵分三路在山西南讨北打，然后回师西渡结束东征的情况。
红军东征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战略行动，最高统帅这样直接进入战场的指挥后来很少见。所以我们多讲一些，便于更好地领会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要义，学到更多的东西。
红军进入山西后，东进兑九峪布下半月型包围（图1），准备在这里围歼阎锡山军队四五个团。但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情报有误，原来得到的情报这一带一共四五个团，实际来了14个团，而且晋军主力集中在汾孝间；二是对敌三面包围的口子张得太大，敌人进来太多，打成了相持[1]。所以在歼敌两个团，击溃两个旅后撤出战场。尽管没有实现预期歼敌目标，但也是打了胜仗。陈赓、杨成武、耿飚、谭政等红军指挥员说：咱们一天吃掉他两个团，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胜利，更重要的是教训了阎锡山，他不敢小看红军了。[2]
【图1】
接下来该怎么行动呢？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践中，这一仗与下一仗是联系在一起考虑的，不确定的结果与确定的目的是联系在一起考虑的，我军的行动与敌人的反应是联系在一起考虑的，局部战场与全局态势是联系在一起考虑的。兑九峪一仗，加之前的关上、蓬门几仗，打得阎锡山胆战心惊。
在我军撤离兑九峪战场同时，他也命令部队缩回到孝义、汾阳、介休等几个县城。一面沿同蒲路、汾河严密设防，阻止我军继续东进；一面电请蒋介石火速增援。在这样的态势下，继续东进难以实现，东征转入新的阶段。
下面讲第三阶段：发展胜利战果，兵分三路袭敌。
3月12日，兑九峪大战结束后的第二天，毛主席在孝义县郭家掌村召开军团领导同志会议，研究和部署下一步行动，决定兵分三路：
【图2】
一路向北（图2），以徐海东、程子华的红十五军团为左路军，挥师北上直逼太原，以牵制和调动晋军主力保守太原，展开于晋西北地区创建根据地；
【图3】
一路向南（图3），以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贺晋年领导的八十一师主力为右路军，长驱南插到同蒲、汾河流域，展开于晋西南地区扩大红军、发动群众和筹款，相机分兵挺进到河北抗日前线；
【图4】
一路居中（图4），由毛主席、彭德怀、叶剑英指挥总部直属队等少量部队，继续在晋西的隰县、交口、石楼、永和一带，牵制晋军主力。[3]
这一部署的要害在于：兵分三路，是以红十五军团佯攻北上，直逼太原阎锡山的老窝，攻其必救，吸引牵制晋军。目的是掩护红一军团南下，红军主力开到晋西南展开，然后择机东进，开到河北抗日前线。向晋西南出击是主要作战方向，即使阎锡山能认识到这样的布局，也是首尾不得相顾。中路干什么呢？就是尽力拖住阎锡山集结在晋西一带的主力，为南下北上的两路红军提供有利条件。
北路掩护南路，中路掩护南北两路，这个最危险的任务是毛主席率领少量部队来承担的。另外，中路部队还担负着控制黄河渡口、维护后方交通等任务，不能被敌人切断后路，始终留着后手。[4]
不要以为这已经是很复杂套路了，实际过程要复杂得多，这是一系列声东击西，指北打南，瞒天过海，虚虚实实，让人眼花缭乱的博弈过程。对付阎锡山那样的老奸巨滑，没有那么简单，也没有那么容易，不可能通过一个简单的套路，就能让敌人听指挥。那是一环套一环的连环计，是扑朔迷离、敌变我变、环环相扣的动态过程，哪一步都要算计拿捏到位。
【图5】
北上的红十五军团（图5），开始并没有直接向北，而是先是以一个团加一个营向西包围石楼县城、石口镇和关上村附近地区，这一行动吸引阎锡山主力向西救援石楼[5]。此时，红十五军团还不是向北，而是直插东南方向，佯攻敌人兵力空虚的姚家山和灵石县城，以突破同蒲铁路的态势东进，红一军团同时也向东南进军，并占领了灵石南关村和南关车站。
在阎锡山以为红军主力东进时，两个军团却分道扬镳，一南一北，朝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走了。
红十五军团转头向北，切断同蒲铁路进入汾阳境内，然后一路向北挺进到文水、交城，进至离太原不远的清源县。3月25日，军团长徐海东亲自率领十五军团骑兵连，向距太原仅50余里的晋祠一带袭击。
十几天前，徐海东到郭家掌村开会领受任务，骑马赶回军团部经过一个村庄时，一条恶狗突然向马追咬，马受惊猛跳把他掀下马来，头部先着地，导致当场昏迷不能说话，此时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就一马当先，亲自带骑兵连去袭击晋祠，威逼太原，让阎锡山惊恐万状，急忙调兵遣将保卫太原，圆满完成了毛主席交给的佯攻诱敌任务，徐海东这大将真不是白当的。
【图6 徐海东 时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
当时，阎锡山在太原城内宣布戒严，夜间街上不准行人，不准谈红军消息，不准谈抗日，进行全城大清查，逮捕了许多爱国志士和青年学生，有些还被杀害[6]。在娄烦镇甚至把操外地口音的游商斩杀数人，并将人头悬挂当街以行震慑。
到4月16日，红军过河不到两个月时间，省城及各县就枪决了“共党”820余名[7]。据晋军将领杨耀芳回忆[8]，阎锡山说首先要肃清城内奸细，在辛亥革命太原起义时（当时他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城里发生混乱，他采用清街的办法杀了二三百人，才算安定。阎锡山还命令把太原绥靖公署大门前堆积麻袋，垛成掩体，架上轻重机枪守御，自己在公署里彻夜办公，举止失常，逢人便骂，手下没有人敢说话。而十五军团威逼太原后却继续向北，转向晋西北地区，开始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建立根据地。
【图7】
在阎锡山十几个团尾随直逼太原的红十五军团时，红一军团突破汾河一带的堡垒线（图7），沿着同蒲路两侧一直向南，在20余天的时间里，向南横扫了霍县、赵城、洪洞、浮山、襄汾等地，直逼晋南重镇侯马，阎锡山南线兵力空虚不敢迎战，红军也没有打这些城镇，而是在这些地区宣传抗日主张，发展党组织，筹款、打土豪，发动群众参加红军。
阎锡山压榨人民很残酷，他在山西有四大银行，包括山西省银行、铁路银行、垄断食盐的盐业银行、垄断种大烟的垦业银行，这些银行滥发纸币，通货膨胀非常严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连杀猪杀鸡都要上税，食盐专卖更是残酷剥削，穷苦老百姓几个月吃不到盐是常事，山西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称他为阎罗王。
红军所到之处把官盐发给劳动群众[9]，把恶霸地主的财产、粮食全部没收分给群众，把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的公开审判处死，劳苦群众扬眉吐气，无不拍手称快[10]。人民群众都叫红军做自家人，欢迎红军犹如潮涌，每个地方只须数天工作，就能像苏区一样。[11]
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回忆说[12]，汾河流域是有名的富庶地区，在这一带我们才真正见到北方封建大地主是什么样子。在陕北一说起地主来，往往说他家有多少孔石窑，多少垧地，多少群羊，但在山西汾河流域，我们看到的地主除了土地和羊群以外，往往是宅第连云，几乎占半拉村子，有的地主家有很多套大车，养着几十匹一色骡子，连一匹杂色的也没有，十分阔绰。
杨尚昆回忆说，他第一次看到土豪家用50两银子铸成的大元宝。那里的商业资本也很发达，可是封建性很强，开钱庄当铺的不少，高利贷剥削穷人十分猖獗，许多破产农民只好赤身露体，生活极为困苦。红军在这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没收土豪财产，分配给贫苦群众，充实了抗日经费。当地群众报名参加红军的非常踊跃，很快就扩红5000多人。
【图8 山西灵石王家大院】
左右两路军在南北两线进攻，中路军留在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之间钳制晋军，与他们20多个团兜圈子[13]。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一共有多少人呢？只有两个连的兵力，还有一部电台和少量参谋人员，加起来不到500人[14]。有的史书说，中路军还有一个红三十军和山西游击队。其实这个红三十军总共不足千人，是过河后刚刚编成的[15]，加上也不到1500人，以这点兵力与晋军20个团对阵绕圈子，真不是一般智慧能做到的。
当时，毛主席和总部带领中路军向西转移，每到一地还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军、筹款。期间，还开了一个星期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主要领导包括留守后方的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也都来参加了，研究共产国际七大文件，进一步统一思想，确定一系列重大问题，因为敌人袭来转移了几个地方才把会开完。会后，其他中央领导都回陕北，留下毛主席、彭德怀、叶剑英等带领中路军与敌人兜圈子。
据毛主席身边的电台报务主任曹丹辉回忆[16]，几乎天天行军，行动路线飘忽不定，时而向南，时而向西。一天，主席召集大家讲话说，左右两路军已经胜利地打出去了，我们中路军队伍虽小，但是要做大事情。
现在敌人驻守汾阳、孝义、介休等地的20几个团，要把我们赶回陕北，可是我们暂时还不准备回陕北，要在晋西一带跟敌人兜圈子，你们要准备多跑些路。主席没有明说兜圈子是为了什么，但是许多经验告诉我们，主席从来不会叫我们白白跑路的，跟着主席走路，天塌下来也不怕。
尽管说起来轻松，这个过程也是险象环生的。敌人是多支部队齐头并进追赶，我们一路向西走，把敌人往黄河边上牵，敌我宿营地相距不过十几里，因为我们非常注意做群众工作，消息封锁得很严，敌人一直摸不清我们的底细。但有一天发生了意外，我们一名新战士掉队被敌人俘去，让敌人知道了我们的真实情况，很快就听太原和南京的电台广播说，晋西共军已经被国军击败，毛泽东仅率少数“残匪”落荒而逃。
第二天上午，我们离开大路向山里转移，刚刚爬上一座山就发现了敌情，四五里远的地方出现敌人骑兵，大约有两个连，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毛主席停止脚步，不动声色地向山下打量了一会儿说：敌人欺负我们人少哩，好，我们就在这里叫他见识见识吧！说着，一面叫警卫部队带两挺机枪到山坡上去阻击敌人，一面吩咐人到山顶上老乡的窑洞里去烧开水。
不一会儿山下就打响了，敌人骑兵挨了当头一击往回跑，把后面的两个轻装步兵连也一下子冲垮了。敌人逃走后，大家与毛主席一起坐在山头上喝开水、吃干粮，看到毛主席那从容镇静的神色，就像服了一颗定心丸，心里更加踏实了。
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暗中担心毛主席和总部的安全，毕竟主力离得比较远，万一有危险根本赶不回来。连一直支持毛主席东征的政治局委员张浩，也忧心忡忡地对毛主席说：你把主力都放出去，如果阎锡山知道了，只要派上两个团的兵力，我们就受不了。
毛主席说，我看阎老西没有那个胆量，他不知道我们的虚实，等他摸清情况时，我们就和主力合拢了[17]。毛主席知道大家有些提心吊胆，有一天对大家解释说，阎锡山的队伍战斗力不强，我们一渡河，他们就把沿河堡垒丢掉了；石楼城里的敌人，被我们叶剑英参谋长带领一个小团围困住就不敢出来；他的王牌“满天飞”，跟我们一军团一碰就变成了“满山飞”，看来也不经打。我们摸到了他这点底，所以敢欺侮他。可见，毛主席的胆识是建立在知己知彼基础上的。
过了不久，追击敌人就平推到黄河边。他们到河边时发现几只木船停在对岸，就以为我们渡河回陕北了。第二天太原的电台广播播报，晋西“共匪”已经肃清，所剩残余已经窜回陕北老窝。其不知，那是往河西送战利品的船，毛主席已经带领部队从敌人缝隙里猛折回头，向东穿插，一个急行军又把敌人甩开老远。
听到敌人吹牛皮，毛主席给红十五军团发了一个电报，让他们趁敌人只顾追赶我中路军之机，截住了敌人的后卫部队，一下子歼灭了敌人一个团和一个炮兵营，连敌团长郭登瀛都活捉了。这个团长先是被送到红大学习，再后来又派回去找阎锡山为毛主席送信捎话，那是后话了。
如此弥天大勇，如此用兵如神，真的让人叹为观止！
对毛主席来说，这样兜圈子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这一次，是带着极少部队在山西与阎锡山兜圈子，只兜了一个月，就把阎锡山搞得焦头烂额；11年后，也是只带着几百人，在陕北与蒋介石部队兜圈子，不到一年就把蒋介石的重点进攻搞垮了。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先渡黄河，后在山西兜圈子，兜完后时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下一次是先在陕北兜圈子，后东渡黄河进山西，到西柏坡时，那时新中国的太阳已经要跳出东海了。
下面讲东征的第四个阶段：南北两路回拢，胜利回师西渡。
毛主席指挥南北中三路红军，把晋军搅得首尾不得相顾，阎锡山不得已请求蒋介石出兵相救。从1936年3月下旬开始，蒋介石派出10个师分南北两路进入山西，并派陈诚担任入晋中央军总指挥，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尔后开始组织对红军的反攻。
蒋介石的企图是，先夺取由我军控制的各个渡口，把黄河封锁起来，仿照江西“围剿”方式筑起碉堡进行包围，然后再把我军分别围歼于黄河以东地区。他们的动作很快，仅用几天的时间，就全部占领了原来由我军控制的黄河渡口。蒋介石还强令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向北出动袭击我后方，并从西面封锁黄河。
敌我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毛主席决定收拢兵力向中间靠拢。敌人围歼我左右两路军于南北两线的企图落空。我左右两路军靠拢以后，敌人也跟踪围攻过来，企图压迫我军于黄河东岸的狭小地区消灭。当时，晋军和中央军一共51个团，构筑堡垒稳步向我推进，增加我军机动的难度。
在这种形势下，毛主席认为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决定西渡。5月2日下达渡河命令，要求全军利用暗夜渡河，至5月5日全部渡完，蒋介石和阎锡山围歼我军于黄河东岸的计划完全落空。
据报务主任曹丹辉回忆，西渡时，从风陵渡北上的敌先头步兵师，已经插到我左右两路军前头来了，企图抢占黄河渡口。总部离敌人先头部队很近，为了避免在渡河以前与敌纠缠，延缓整个西渡计划，毛主席便给敌人的先头师师长写了一封信，晓以民族大义，指出国共两军一兵一枪的损耗，都是我国防力量的损失，宣传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政策，然后警告他必须现地停止，不准再向前移动，以免被歼。那个敌先头师长收到信后，竟然乖乖地遵守了毛主席的命令，真的没有再往前推进。红军主力和总部人员从容渡过黄河，胜利地返回陕北。[18]
时任军委机要股长的叶子龙回忆说：渡河前那三天，一直是阴天，这在春夏之交的西北地区不多见。毛主席、彭德怀等准备渡河时，忽然天上传来巨大的飞机轰鸣声，好在是阴天还有大雾，黄河变成了铅灰色，敌机在天上却看不见它的影子，过了一支烟的功夫就飞走了。我们顺利地过了黄河，说也奇怪，此时云开雾散，万里晴空。毛主席风趣地说：是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保护着我们呢！[19]
【图9 陕西延川大相寺会议旧址，大相寺现名太相寺】
按照我军的规矩，打一仗就要总结一次，既客观总结成绩，更多是总结问题和不足。回到陕北后，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会议分几个会场，一军团一坨，十五军团一坨，一军团又分成两坨讨论。毛主席、张闻天、秦邦宪、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杨尚昆等都出席了会议。大家除肯定成绩外，对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批评和自我批评。
有的师团领导干部之间团结不好，有的在作战中调动部队不力，批评一军团个别领导的自由主义和本位主义，他们在晋西南扩红比较多，而红十五军团那边担任牵制任务，损失大扩红少，让一军团分一点给十五军团，主要领导不太痛快，受到毛主席的批评。[20]
总结中，并没有因为东征取得伟大胜利，各级指战员不怕牺牲、不怕艰难，非常努力地完成任务，就只能说过年话。而是实实在在地肯定成绩，批评错误，坚持对的，纠正错的。正因为如此作风，我们的事业才能更好的发展、更大的进步。
这一节就讲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注释：
[1] 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4，14页。源自程子华《东征战役》、彭德怀《东渡黄河进军山西》。
[2] 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64页。源自杨得志《东征中的红一师》。
[3] 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5页。源自程子华《东征战役》。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6页。
[5]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6页。
[6]《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8页。
[7] 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88页。源自《徐永昌日记》。
[8] 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16-117页。源自杨耀芳《阎锡山阻止红军东征概况》。
[9]《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9-160页。
[10] 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23-335页。源自马佩勋《红军地方工作委员会的工作片断》。
[11] 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98-199页。
[12] 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9，26，86页。源自杨尚昆《渡黄河东征》、聂荣臻《东征》、潘振武《东征中的宣传队》。
[13]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7页。
[14] 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页。源自曹丹辉《随毛主席东征记》。
[15] 毕兴、贺安华著：《阎红彦传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4-88页。
[16] 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328页。源自曹丹辉《随毛主席东征记》。
[17] 中共石楼县委统战部2023年编：《红军东征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资料汇编》，第254-255页。
[18] 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30页。源自曹丹辉《随毛主席东征记》。
[19] 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36页。
[20] 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9，3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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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观察者网”，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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