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6年初，中共东北党组织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提出了更加符合东北朝鲜民族抗日革命特殊性的新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肩负着“双重革命使命”，在东北抗战中积极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更加有力地推进了朝鲜国内反日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中国共产党支援和推进朝鲜革命的方针政策主要是以东北党组织及其武装队伍中的朝鲜民族党员、团员和指战员贯彻执行的，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以金日成将军为首的朝鲜革命的坚强的领导核心群体。这一段历史是中共东北党组织正确执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树立东方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光辉典范的历程，是东方各国人民并肩战斗、共同争取抗战胜利的伟大历史，也是以生命和鲜血坚实地奠定现代中朝友谊基础的宝贵的历史财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共东北党组织；朝鲜革命；革命友谊

　　笔者曾发表《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抗日斗争中的地位和贡献》(1)《“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关于东北朝鲜民族抗日运动的方针政策》(2)《“九一八事变”前后时期中共东北党组织与朝鲜革命的关系》(3)等论文，其主要内容归纳为以下几点：1.中共东北党组织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马列主义民族政策，坚决主张各民族平等、共同斗争和解放，坚决支持朝鲜民族的反日斗争，并视之为东北革命的同盟军；2.自1930年开始，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根据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组织原则，大都自愿加入中共东北党组织，他们肩负着“双重革命使命”，直接参加东北革命的同时，积极准备和促进朝鲜反日独立解放运动；3.东北党组织始终把中国革命和朝鲜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支援和促进朝鲜革命作为一项重大的“国际任务”，而中共东北党组织关于朝鲜革命的方针政策主要是通过朝鲜民族的党员、团员和指战员们来贯彻执行的。

　　迎接2024年中朝两国建交75周年暨“中朝友好年”之际，本文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朝鲜等国外的一些史料和研究成果，试论自1936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为止的10年间中共东北党组织与朝鲜革命的关系问题，弘扬其传统友谊，并以期抛砖引玉，恳请学界批评指正。

一、中共东北党组织关于朝鲜反日民族革命的新的方针政策

　　1936年初，中共东北党组织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要建立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决定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东北的抗日武装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同时，对东北朝鲜民族的抗日革命运动提出了新的方针政策：“对于东北韩国民族问题，吾党中央主张：A.中韩民族联合共同抗日，争取中韩民族独立；而对于东满间岛，(1)吾党中央主张‘中韩民族联合起来，推翻日满统治，建立间岛韩人民族自治区’。B.将目前东满人民革命军改为中韩抗日联军，并在东满成立单独的韩国民族革命军，到韩国内部去游击，争取韩国民族独立。C.在韩人内联合一切不愿当日本亡国奴的人，建立韩人内部反日联合战线。除吸收忠实的韩国工农加入中国共产党外，还组织韩国民族革命党，其目的在推翻日本在韩国的统治，恢复韩国之独立，保护韩国祖国”。(2)这是党在领导东北朝鲜民族进行长期的抗战过程中，更加充分认识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双重革命使命”特殊性的基础上所采取的实事求是的英明方针。就是说，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和东方反日民族联合战线的更高层面上，进一步确定他们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战的一支队伍，也是推进朝鲜反日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主体力量。

　　1936年2月末，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七大”刚回国的中共东满特委书记魏拯民在宁安南湖头召开会议，向金日成同志等朝鲜民族干部传达了上述指示精神，这可谓朝鲜反日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朝鲜学界认为，南湖头会议是“在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和反日民族解放斗争历史上首次完全确立主体的会议”，是“坚实地建设好主体革命力量，更加广泛而有力地把以抗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革命运动扩大到全国范围，把整个朝鲜革命推进到更高阶段的划时代的里程表”。(3)

　　同年3月，中共东满特委和第二军在安图县迷魂阵召开干部会议，魏拯民详细传达了上述指示精神，包括“拟将在东满活动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为中朝抗日联军……拟将该军中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抗日战士单独编为朝鲜民族革命军，并挺进鸭绿江、图们江中朝边境地区建立根据地，以便随时开赴朝鲜开展解放朝鲜的战斗，争取朝鲜民族独立。该军中的中国人部队继续在原有地区活动。同时，为适应这一变动，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单独成立党小组及党支部，但共同区委或县委不变，在县委或特委下可成立一个朝鲜人工作部，其部长参加县委和特委，便于训练党员和开展工作”。(4)但是，金日成同志认为，“从我们的斗争环境和条件来看，也是不能立即把部队分开的。我们要继续利用东南满大森林地带的有利地形，开展军事、政治活动，直到我们打下能够在国内开展武装斗争的牢固基础时为止。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应该分别建制为朝鲜人部队和中国人部队，各自进行活动的，而应该以抗日联军的名义，共同组织和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广大朝中人民的支持和声援”。(1)他们认为东北是抗日主战场，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同占地区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其他民族紧密团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国人民的抗日联合战线，便决定继续保留原来的统一的民族联合部队，而只在东北朝鲜民族聚居地和进军朝鲜国内活动时称为“朝鲜人民革命军”。(2)会议把第二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以第二团为基本，增编为一个新师团即第三师（4个月后改编为抗联第一路军第二军六师），原第三团政委金日成同志任师长和第二军党委会委员。会议决定第三师进军到长白山西麓、鸭绿江沿岸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

　　同年5月，金日成将军根据上述会议精神，在抚松县东岗正式成立了朝鲜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组织“祖国光复会”，(3)亲任会长，决定出版其机关刊物《三·一月刊》，(4)又决定将在朝鲜国内组织“党团体，在短时间内是兄弟党的一个细胞”，(5)是中共基层党支部和党小组。

二、1936—1940年中共东北党组织与朝鲜革命的关系

　　1936年夏天开始，第六师在长白县等中朝界河鸭绿江上游北岸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创立了长白山游击区，得到了中朝人民的广泛支持。正如朝鲜报刊记载，人民群众“像救世主一样仰慕他们。……反满抗日的气势和共产主义思想渗透在他们显露其身影的任何地方”。(6)1937年2月，六师党委派遣几名党员干部在长白县十九道沟建立了中共长白县委，权永壁任书记，(7)又成立了以李济淳为负责人的祖国光复会长白县委员会，在全县范围内秘密组织了3个区委员会、几十个支会和几百个分会。(8)金日成部队在长白山南侧朝鲜境内的间白山小白水沟建立了作为“朝鲜革命的中心领导据点”(9)的“白头山密营”（朝鲜称中朝界山长白山为白头山——笔者注）等众多密营，把长白山游击区扩建成“主动地把武装斗争从北部朝鲜扩大至南部朝鲜的全国版图，同时推进党创建准备、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和全民抗争准备等的最为有利的地区”。(10)金日成部队以长白山游击区为基地，派遣朝鲜民族指战员到朝鲜国内开展工作，首先在甲山、惠山、三水、丰山等北部地区广泛组织了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11)1937年7月，祖国光复会的朝鲜国内组织“朝鲜民族解放同盟”创刊《火田民》。(12)

　　以金日成将军为代表的抗联朝鲜民族群体从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开始以军事密营网和地下革命组织连接起来的长白山游击区为“朝鲜革命的策源地、军事战略基地”，(13)有力地推进了朝鲜国内革命。据朝鲜学界研究，“为了我们创建党的统一指导，要组织党工作委员会指导将在国内组织的一切党团体”。(1)1936年12月31日，金日成将军在长白县黑瞎子沟密营召开党委会议，成立了朝鲜“国内党工作委员会”。(2)这一委员会是在金日成将军的直接领导下“统一指导国内的革命斗争，负责国内党组织建设工作的地域性党指导机关”，其建立是“确立对国内党组织和共产主义者的统一而严密的党组织领导体系的转换契机”。(3)

　　金日成将军选拔优秀党员和指战员组成“北鲜政治工作队”，将其派遣到朝鲜国内，广泛组织基层党组织和光复会组织。最初，其党组织名称为“在北鲜支部”，不久改称为“在朝鲜支部”。(4)这样，以长白山为中心的鸭绿江两岸地区成为一个统一的抗日游击区。据朝鲜学界研究成果，1937年7月至9月祖国光复会惠山反日青年会给金日成部队送来了鞋200双、布5匹、小米和大麦6草袋、现金350元和火柴、誊写纸等。(5)据光复会刊物《三·一月刊》创刊号记载，朝鲜西北部爱国青年们“每天都有七八名渡过鸭绿江、豆满江（即图们江）——笔者注……加入金师长部队。其后一个月内增加的反日新战士达90余名。……倭敌感到极大的恐怖，竭尽全力地加强国境警备”。(6)

　　据朝鲜于2003—2005年出版的《抗日武装斗争史》第5—9卷论述，在1936年9月至1940年9月期间，金日成将军先后20次到朝鲜北部地区进行军事政治活动。因篇幅有限，只简论其中三次入朝活动情况。

　　第一次，1936年9月20日，金日成将军带领两个连在长白县十九道沟渡过鸭绿江进军到朝鲜小白山地区，在密营召开了干部会议。金日成将军提出朝鲜“革命的司令部将建立在白头山密营”，强调“坚实地搞好白头山根据地，逐步扩大到国内的白茂高原、盖马高原和狼林山脉，把根据地扩大到国内纵深”。朝鲜学界认为，“白头山密营会议是在1930年代后半期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进军到国内进行的第一次会议，是贯彻南湖头会议上提出的战略任务而开拓新的转折局面的历史性会议”。(7)

　　第二次，普天堡战斗。1937年6月1日，金日成将军选拔150余名指战员编成朝鲜挺进队伍，于3日在二十三道沟渡江入朝。4日22点，袭击普天堡，消灭警察驻在所等日帝统治机构，并宣传群众等。5日凌晨返回长白县境内。(8)“攻占普天堡战斗，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的殖民统治，粉碎了日本侵略者散布的朝鲜边境不可逾越的神话，给予不甘屈服的朝鲜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希望。朝鲜国内《东亚日报》等各大报纸登载了金日成夜袭普天堡的消息，引起轰动。”(9)驻朝日军第19师团所属咸兴74联队经惠山渡江对其进行追赶，直至长白县间三峰山区。6月30日，抗联第二军第四、六师主力和第一军第二师共500余人联合作战，在间三峰杀伤众多敌人，获得了重大胜利。(10)当时日帝官吏们惊呼，“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成为一生不可忘记的悲伤之纪念日”，“本道国境警备史上未曾有的事件”，(11)抗联部队“经常侵入到朝鲜境内，要全面肃正将会遇到很多难关”。(12)在美国发行的朝鲜文报纸《新韩民报》以《金日成将军如龙如虎飞跃活动》为标题记载，“金日成氏的武装部队，6月越过国境袭击甲山普天堡，使倭军警胆战心惊”。(1)对此，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高度评价说：“袭击朝鲜内地驻防的日韩守兵，而得到胜利，对于当地朝鲜人民反日运动，特有影响。”(2)

　　抗联部队在中朝国境一带猛烈的军事政治活动，引起了日帝的极大恐惧。从1937年10月10日起，日帝动员大量军警对鸭绿江两岸的长白县和朝鲜甲山、惠山等地进行了大规模搜捕，中共长白县委书记权永壁、李济淳等领导干部和党员、光复会员等2 000余人被捕。(3)1938年一年内被捕入狱的朝鲜革命者和爱国群众多达4.4万余人。(4)尽管日帝的镇压极为严酷，但金日成部队继续派遣工作员推进朝鲜国内革命。如同年5月，李汉烈在黄海道海州郡组织碧城反日同盟；6月6日，曾在东满做过共青团工作的赵东旭被派遣到京畿道京城府（现首尔市）西大门区组织光复会，称为“6·6同盟”和“正义者同盟”；8月，在咸镜北道道府罗南组织了光复会罗南反日会和平壤曲山工人反日会等。(5)

　　1938年4月，金日成将军在长白县密营召开了朝鲜工作会议，决定在朝鲜国内组织“北鲜反日人民游击队”，任命第六师七团连长崔日铉（音译）为队长、国内党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朝鲜民族解放同盟负责人朴达为政治委员。(6)金日成将军提出，为了实现祖国光复伟业，“重要的是把朝鲜全域转变为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战区”。(7)

　　第三次，大红丹战斗。1939年5月18日，金日成将军带领第六师主力第七、第八团和独立大队等包括不少中国指战员的700余人挺进朝鲜。他们在鸭绿江和图们江上游南岸各地连续袭击消灭日帝军警、统治机构和木材经营所等，还俘虏了10余名日本官吏等。23日凌晨，他们在茂山地区大红丹以伏击战消灭了追赶而来的日帝军警，取得很大胜利，于当天就渡过图们江到东满和龙县。(8)日帝《京城日报》以《要注意最近金日成的新战术》为标题论茂山作战情况说，“……在我们大陆前进基地的领土一角，反复发生这类紊乱治安的不祥事件，不能不说是严重的大事”。(9)

　　茂山地区战斗之后，金日成部队从长白山西南部转移到东北部的东满地区。这一时期，规模较大的战斗是1940年3月25日抗联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指挥金日成将军带领第七、第八团进行的红旗河伏击战，一举全歼了前田讨伐队近200人。(10)金日成将军部队“不仅在反对日帝的武装斗争中，而且在整个朝鲜革命进程中占有牢固的领导地位，起到了核心作用”。(11)

三、1941—1945年中共东北党组织与朝鲜革命的关系

　　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日帝对抗联疯狂加强极为残暴的军事“讨伐”和封锁，东北抗战陷入困境。为了保存力量，1940年前后开始，抗联部队大都被迫转移到苏联远东地区进行休整，进入小部队活动时期。1940年10月下旬，金日成将军也带领小部队前往苏联远东地区。(1)

　　1941年，金日成将军曾两次带领小部队潜入东北和朝鲜稳城地区进行过军事、政治活动。(2)据日帝情报资料记载：“在国境接壤地区珲春、汪清县出现金日成、〇〇、〇〇等有力匪贼。他们分为小匪贼团在各地活动，执拗地反复潜行着民众工作、思想宣传和谍报行动等，窥视将来进军之机会……对他们谋略匪团的动态，确有严重警戒之必要。”(3)

　　1942年1月，抗联野营部队计划派遣小部队到“东北境内、高丽境内”，“对群众建立联络做侦察工作”。(4)同年6月，野营部队拟定的抗联“游击部队非常时期计划表”指出，金日成部队将进军“辽吉边区地带、辽宁省东边道鸭绿江右岸和跨越朝鲜北道边境”，首先在东满地区游击“扰乱朝鲜边境”，并深入到朝鲜北部的会宁、稳城、庆源等地，“鼓动高丽人民抗日运动”。(5)

　　1942年8月1日，野营部队在苏联远东红军的帮助和指导下，统一改编为抗联教导旅（正式名称为“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八十八旅”，(6)又称国际旅），(7)进行军政训练。朝鲜民族指战员大都被编入第一营，金日成任营长，被称为“朝鲜营”或“朝鲜支队”。(8)同年9月13日，野营部队组织中共东北党委员会，金日成将军被选为副书记。(9)朝鲜民族党员和指战员们积极参加中共党组织活动的同时，特别学习朝鲜文化和朝鲜历史地理知识等，也进行过以朝鲜罗津港为目标的登陆作战训练等。(10)

　　金日成将军继续派遣朴光善、孙长春、金成国、吴伯龙等众多工作员到朝鲜北部地区进行侦察活动和地下革命工作。(11)仅在1943年七八月间，崔日、安吉等工作员在咸镜北道的会宁、庆源、镜城、茂山、罗津、清津、城津（现金策市）等地秘密组织了各类地下革命组织和武装组织。(12)在平安北道和平壤一带也组织了“反日行动队”（1943年秋，玄俊赫组织）、“飞来峰武装队”（1944年7月）等秘密武装团体。(13)

　　金日成将军部队英勇的抗战斗争，鼓舞了朝鲜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仅据1942年日帝的调查资料，朝鲜的中共党基层组织、祖国光复会等各种地下革命组织多达183个，组织力量超过50万人。(14)1944年7月，金元柱在平壤秘密组织了“祖国解放团”，他们计划与金日成将军取得联系得到武器，破坏日帝统治机关等。(1)1944年春，以京城帝国大学出身者为中心组织了“京城地区武装蜂起准备结社”，李铉相在智异山组织了武装小部队。1944年夏天，驻平壤日军第30师团的朝鲜学徒兵秘密组织了“反日学徒兵武装队”，要投奔“白头山金日成将军”，(2)甚至在日本的朝鲜留学生们也组织秘密团体，如1942年12月，大阪的朝鲜留学生组织“忠诚会”决议，“待金日成大举反旗之时，立即相呼应果敢崛起”参加其斗争。(3)仅在1943年8、9月两个月内，日帝以“不稳言动罪”“流言蜚语罪”等各种罪名逮捕和屠杀朝鲜人的事件多达267件，每日平均4.4件。(4)朝鲜反日革命斗争的热火暗藏在地下，急切等待其总爆发的那一刻。

　　在抗联教导旅时期，最终形成了“全朝鲜革命的领导中心”。(5)在长达35年之久的朝鲜抗日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东北抗联中的朝鲜民族群体是最为坚强、最为成熟的军事政治群体。他们大都是中共党员、团员，在中共的国际主义方针、民族政策和抗日统一战线旗帜下，长期与东北各族人民并肩战斗，并且努力贯彻执行我党关于朝鲜革命的方针政策，持续进行朝鲜反日革命斗争。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形成了以金日成将军为首的朝鲜民族久经考验的坚强而高度团结统一的共产主义领导核心团队，并且蕴育和铸造了具有朝鲜革命特色的“白头山精神”和光荣的斗争传统。金日成将军高举朝鲜革命的旗帜，始终坚持对朝鲜国内的抗日革命工作，而且曾多次进军到朝鲜北部地区直接打击了日帝的殖民统治。正因为如此，金日成将军成为朝鲜家喻户晓的抗日名将，成为独立解放的希望。

　　以周保中为代表的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领导们认为金日成将军是“最好的军事干部，中国共产党高丽人同志之最优秀份子”，(6)“早已认定金日成具备驾驭全局的统帅魄力、才华、修养和胆识”，是朝鲜民族的“抗日英雄”和“统帅”。(7)金日成将军被拥戴为抗联朝鲜民族群体的主要代表和朝鲜革命领导人绝非偶然，而是在长期的东北抗战和东亚反日民族解放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也是朝鲜革命必然的历史选择。抗联朝鲜民族群体，尽管其精英队伍只有100多人，(8)但在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创建新朝鲜准备了坚强而成熟的核心力量。

　　1945年7月，面临对日决战，抗联教导旅和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决定派遣大部分朝鲜同志返回朝鲜工作，并成立了以金日成、崔庸健、金策为核心的“朝鲜工作团”，(9)使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以独立的组织力量迎接朝鲜解放。朝鲜工作团的成立，无疑是继承1931年2月中共东满特委组织“朝鲜国内工作委员会”(10)和1936年5月组织“祖国光复会”的必然的历史结果，是中共东北党组织关于朝鲜革命的方针政策和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双重革命使命”的必然归属。

四、东北抗联的朝鲜民族归国群体主导创建新朝鲜

　　1945年8月，朝鲜获得了解放。但获得解放的同时，朝鲜也面临着美苏两国军队分别占据朝鲜半岛南北的局面，处于国土和民族被分割的现实危险中。

　　1945年9月19日，以金日成将军为首的第一批东北抗联朝鲜民族归国团队凯旋，于22日进入平壤，满怀激情开始了创建新朝鲜的伟业。(1)尽管有时局混乱、危机四伏、人数较少、归国时间较短等诸多困难和挑战，但他们发扬抗战传统和“白头山革命精神”，在苏军强有力的支持和早在国内组织培养的众多革命者的呼应下，开始掌握了政治主导权。

　　1945年10月10—13日，在金日成将军的积极推动和驻朝苏军的支持下，在平壤组织召开了朝鲜“西北五道党责任者及党热诚者大会”，成立了朝鲜共产党北部朝鲜分局。(2)可以说，被朝鲜确定为创建朝鲜劳动党的这次会议，表明了东北抗联朝鲜民族归国群体的中共党员们正式“从中共兄弟党转党为朝鲜共产党”。(3)10月14日，在平壤大规模召开了欢迎金日成将军的大会，金日成将军在人民群众的欢呼声中确立了民族领袖的地位。12月17日，朝鲜共产党北部朝鲜分局执委会举行了第三次会议，会议基于“目前国内外情势和北部朝鲜的具体情形要求强有力而有威望的领导者”，唯有这样的领导者才能把党建设成为“真正的劳动阶级唯一党、民族解放的先锋队”的共识，一致选举长期“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血战奋斗的民族英雄金日成同志”为“分局责任书记”。(4)

　　1946年2月8日，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创立，金日成将军当选为委员长。抗联朝鲜民族归国群体仅用4个多月的时间，就完全掌握了政治主导权，年仅34岁的金日成将军担任了北朝鲜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职务。如果没有抗联朝鲜民族归国团队这一特殊群体高度的政治觉悟、组织权威和战斗力，没有金日成将军的崇高威望和卓越的组织领导伟力，就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迅速掌握政治主导权，雷厉风行地完成土地改革等全社会的民主改革。1948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金日成将军成为伟大的建国领袖。这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朝鲜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必然历史结果，也是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朝鲜革命发展的必然时代选择。

五、结语

　　总之，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地坚决支持和积极推进朝鲜反日民族独立解放斗争，而中共东北党组织关于朝鲜革命的方针政策主要是通过朝鲜民族党员、团员和指战员们来贯彻执行的。以金日成将军为代表的朝鲜民族革命群体则主要在以长白山为中心的图们江、鸭绿江两岸一带展开武装斗争和政治工作，逐步发展到朝鲜内地；而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以金日成将军为首的朝鲜革命坚强而成熟的领导核心团队。这一段历史是中共东北党组织始终坚定地贯彻执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历史，是东亚各国家人民并肩战斗，共同争取抗战胜利的历史凯歌，又是奠定现代中朝友谊的光辉历史篇章。

注释

　　(1)金成镐：《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抗日斗争中的地位和贡献》，《世界历史》2012年第3期。

　　(2)金成镐：《“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关于东北朝鲜民族抗日运动的方针政策》，转引自中国朝鲜史研究会、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延边大学朝鲜半岛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编《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16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5，第317-338页。

　　(3)金成镐：《“九一八事变”前后时期中共东北党组织与朝鲜革命的关系》，《中国朝鲜史研究会2023年学术年会会议论文集（近当代史）》，2023，第111-124页。

　　(1)“东满间岛”：伪满时期，一般称现在的延边地区为“东满”“间岛”地区。

　　(2)《中共吉东省委致饶河中心县委及四军四团的信》（1936年3月12日），转引自中央档案馆、辽宁档案馆、吉林档案馆、黑龙江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8)》,1989，第10页。笔者注：当时我国社会包括中共党组织一般对朝鲜民族混用朝鲜人、韩国人、高丽人、韩人等各种名称，笔者便使用广义上包括中国朝鲜族、朝鲜人、韩国人、高丽人等的“朝鲜民族”一词。

　　(3)《抗日武装斗争史》（5），科学百科辞典出版社，2003，第56-60页。

　　(4)《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第530页。

　　(1)《金日成著作集（1）》，外文出版社，1980，第105页。

　　(2)《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4），朝鲜劳动党出版社，1993，第249页。

　　(3)《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上册），第530-534页。

　　(4)《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4），第441-470页。

　　(5)林春秋：《回忆抗日武装斗争时期》，朝鲜劳动党出版社，1960，第139页。

　　(6)《国境之祸》，《新义州鸭江日报》1936年12月5日第1版。

　　(7)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延边历史大事记》，民族出版社，2002，第170页。

　　(8)《抗日武装斗争史》（6），科学百科辞典出版社，2004，第285页。

　　(9)《抗日武装斗争史》（5），第298页。

　　(10)同上书，第277页。

　　(11)《抗日武装斗争史》（6），第230页。

　　(12)同上书，第261页。

　　(13)同上书，第172页。

　　(1)林春秋：《回忆抗日武装斗争时期》，朝鲜劳动党出版社，1960，第139页。

　　(2)金松美（音译）：《祖国光复会是坚定保障党的领导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历史科学》2021年第2期。

　　(3)朴忠一（音译）：《国内党工作委员会的建立及其意义》，《历史科学》2023年第2期。

　　(4)金柱福（音译）：《白头山密营》，朝鲜劳动党出版社，1992，第90-91页。

　　(5)《抗日武装斗争史》（7），科学百科辞典出版社，2004，第144-145页。

　　(6)祖国光复会刊物《三·一月刊》创刊号（1936年12月1日），转引自《抗日武装斗争史》（6），第179页。

　　(7)《抗日武装斗争史》（5），第257-261页。

　　(8)《抗日武装斗争史》（6），第116-131页。

　　(9)《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上册）》，第550-551页。

　　(10)《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上册），第551页。

　　(11)咸镜南道警察部：《咸南警友》（1937），转引自《抗日武装斗争史（6）》，第159页。

　　(12)朝鲜总督府：《施政30年史》，1940，第496页。

　　(1)《新韩民报》（1937年7月29日），转引自《抗日武装斗争史》（6），第159页。

　　(2)《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所属各军部队现况》（1940年1月20日），转引自吉林省档案馆、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第179页。

　　(3)《抗日武装斗争史》（7），科学百科辞典出版社，2004，第190页。

　　(4)《抗日武装斗争史》（8），科学百科辞典出版社，2005，第6页。

　　(5)《抗日武装斗争史》（7），第280-283页。

　　(6)同上书，第285页。

　　(7)同上书，第307页。

　　(8)《抗日武装斗争史》（8），第123-150页。

　　(9)《京城日报》（1939年5月28日），转引自《抗日武装斗争史（8）》，第157-158页。

　　(10)《抗日武装斗争史》（8），第327-330页。

　　(11)《抗日武装斗争史》（9），科学百科辞典出版社，2005，第30页。

　　(1)《抗日武装斗争史》同上书，第97页。

　　(2)同上书，第110-111页。

　　(3)延吉宪兵队本部：《思想对策半年报（甲目标）》（1941年6-11月份），转引自《抗日武装斗争史》（9),2005年，第400页。

　　(4)《周保中简短日记》（1942年1月10日），转引自中央档案馆、辽宁档案馆、吉林档案馆、黑龙江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3),1991，第6页。

　　(5)吉林省档案馆、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第544-549页。

　　(6)《周保中简短日记》（1944年11月6日），转引自中央档案馆、辽宁档案馆、吉林档案馆、黑龙江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3),1991，第444页。

　　(7)《征途岁月--陈雷回忆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第249页。

　　(8)《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8），外文出版社，1998，第206页。

　　(9)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2015，第380页。

　　(10)《抗日武装斗争史》（9),2005年，第239-259页。

　　(11)同上书，第179-185页。

　　(12)同上书，第370-371页。

　　(13)同上书，第374-375页。

　　(14)同上书，第399页。

　　(1)《平壤民报》（1945年11月15日报），转引自《抗日武装斗争史（9）》，第375-377页。

　　(2)《抗日武装斗争史》（9），第382-385页。

　　(3)同上书，第412-413页。

　　(4)同上书，第462页。

　　(5)同上书，第205页。

　　(6)《周保中关于派遣小分队问题给王新林的信》（1941年7月1日），转引自吉林省档案馆、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第400页。

　　(7)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第422页。

　　(8)金成镐：《论东北抗联教导旅朝鲜民族群体及其历史地位》，《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9)惠谷治：《金日成的真实》，每日新闻社，1993，第261-264页。

　　(10)金成镐：《“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关于东北朝鲜民族抗日运动的方针政策》，转引自《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16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5，第336-337页。

　　(1)金成镐：《主导创建新朝鲜：东北抗联中的朝鲜人归国团队》，《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2)《朝鲜劳动党历史》（1），朝鲜劳动党出版社，2017，第153页。

　　(3)朝鲜共产党北部朝鲜分局机关报《正路》，1945年12月21日、1946年2月14日。

　　(4)朝鲜共产党北部朝鲜分局机关报《正路》，1945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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