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
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
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
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话说1964年1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西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七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
毛泽东还谈到了《人民日报》的问题，他对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要发表学术方面的文章，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文章，抓活的哲学。现在报上政治新闻太多，尽是送往迎来，这个会议那个会议。这些事情完全不登也困难，但可以少登。如果要登，可以增加一两个版，多登学术方面的文章。”
他在谈到历史人物时说：
“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封真齐王，何必要假的。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的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
1月7日这天下午，毛泽东又听取了全国工业交通情况汇报，他指示报纸要写点新鲜事物，报道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
毛泽东还在会上表扬了石油部经验和大庆铁人王进喜。
1月11日，加纳共和国发生了政变，恩克鲁玛总统遇刺受伤。
中国为了支持加纳人民的民族斗争，由周恩来和陈毅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按照中加以前的约定，如期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访问。
周恩来、陈毅前往奥苏城堡拜会恩克鲁玛总统，打着绷带的恩克鲁玛飞速迎出城堡门外，与周恩来、陈毅等人紧紧拥抱。
周恩来向恩克鲁玛总统递交了毛泽东写给他的慰问信。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非洲各国的人民领袖和著名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暗害阴谋活动表明：他们是不甘心在非洲的失败的，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要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非洲各国人民的独立和进步事业。事实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疯狂挣扎只会使各国人民更加提高警惕，更加坚定地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为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自己国家的繁荣和进步而奋斗。
中国人民将永远支持加纳人民和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祝加纳共和国在阁下的领导下，在各方面取得新的成就。祝非洲各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加强团结，胜利前进。再一次向您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周恩来对恩克鲁玛说：
“我要对总统阁下最近遇刺表示关心。毛主席给阁下发的慰问电，今天已经广播。”
恩克鲁玛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说：
“感谢你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刻，送来中国朋友最大的关怀和支持！”
恩克鲁玛设宴招待周恩来一行，他说：
“我以本人的名义并代表加纳人民欢迎你们。我们加纳人钦佩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革命以来在毛泽东——诗人、哲学家、战士和政治家——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进展。”
1月12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了《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全文如下：
目前巴拿马人民正在英勇地进行的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是伟大的爱国斗争。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马人民的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的正义行动。
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不仅对巴拿马人民犯了严重的侵略罪行，精心一意地策划扼杀社会主义的古巴，而且一直在掠夺和压迫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镇压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
在亚洲，美帝国主义霸占着中国的台湾，把朝鲜南部和越南南部变作它的殖民地，对日本实行控制和半军事占领，破坏老挝的和平、中立和独立，阴谋颠覆柬埔寨王国政府，对亚洲其它国家进行干涉和侵略。它最近又决定把美国舰队派到印度洋，威胁东南亚各国的安全。
在非洲，美帝国主义加紧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力图代替老殖民主义者的地位，掠夺和奴役非洲各国人民，破坏和扑灭民族解放运动。
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
美帝国主义甚至对它在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的盟国，也实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力图把它们踩在自己的脚下。
美帝国主义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计划，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约翰逊，是一脉相承的。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美帝国主义到处横行霸道，把它自己放在同全世界人民为敌的地位，使它自己越来越陷于孤立。美帝国主义手里的原子弹、氢弹，是吓不倒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怒潮是不可阻挡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一定会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中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这一天，中共中央以中发【64】26号文件将《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批转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并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1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谢富治同志和谢觉哉、张鼎丞同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的发言很好。他们根据典型调查和这个时期的经验，对当前对敌斗争形势、依靠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95%以上）不捉”的方针等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和说明。浙江省委批转的《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是一个很好的典型。诸暨县枫桥区在运动开始阶段，一部分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要求多捕人（7个公社共有65000人口，有地、富、反、坏分子911名，其中有比较严重地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163名，要求捕45人），在运动过程中，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干部和群众觉悟进一步提高之后，一个也没有捉，就把多数敌人制服了。他们的经验充分地说明现在完全可能和应该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95%以上）不捉”的方针。现在把这3个文件印发给你们，请你们转发到县一级党委和检察、法院党组及公安机关，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
毛泽东同志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经指出：“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一年多来，毛泽东同志反复地指出：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依靠群众向反动阶级残余实行专政，把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要少捕人，少杀人。在1963年5月中央发出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提出要把绝大多数地、富、反、坏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经过这一段的实践，很多干部已经逐渐认识到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必须这样做。
但是，目前在各级干部中，主要是在地、县两级干部中，还有不少同志对于这个问题不了解，或者了解得不够。有不少同志不善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力量，通过说理斗争，去制服敌人，对他们实行专政，而习惯于单纯依靠公安、司法机关，采取简单的办法去解决问题。有的同志动不动就想把人捉起来，甚至要求多杀几个人来打开局面，推动运动。这些想法和做法是错误的。这主要是由于对敌我斗争形势缺乏全面的分析和认识。现在的形势和过去大不相同了。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了，反动势力已经更加削弱了，人民群众的觉悟和组织程度更高了，群众对四类分子的监督和改造的力量更强了。像建国初期那样，在很多地方残余的反革命势力压在人民头上，非关一批、杀一批，群众不敢起来，不能翻身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现在，依靠群众力量把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条件更好了，可能性更大了。为了保留这批有用的劳动力，为了在群众面前保留一批反面教员，提高群众的革命警惕性，为了有利于争取四类分子的子女，为了更大限度地孤立和改造那些迄今还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我们应当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95%以上)不捉”、依靠群众力量，把绝大多数的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方针。这样做，比较把他们捉起来或者杀掉，对于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事业更为有利。这样做现在是完全可能的和必要的。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决不是说人民群众可以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四类分子“和平共处”，“一团和气”，对于他们的破坏活动可以置若罔闻，不加反对、制裁和镇压，而是要依靠广大群众更有力地对他们实行监督、斗争、教育和改造，也就是有力地对他们实行专政。同时，对于现行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非逮捕不可的，还是要逮捕。对于罪大恶极，情节特别恶劣，民愤极大，确实非杀不可的，还是要在少杀的原则下，经中央主管机关批准，杀一部分。
在依靠群众力量制服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方面，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很成功的经验。这两篇讲话和浙江省委的文件是很有说服力的，特别是诸暨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的经验是一个很好的典型。
请你们把这个批语连同转发的3个文件，在有关干部中认真加以讨论，并且贯彻执行。
中央 1964年1月14日
1月17日下午4时，毛泽东邀请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籍专家柯弗兰、爱德乐和中国籍专家爱泼斯坦及李敦白到中南海家中作客。他在和客人们的谈话中，回忆了他作为一个革命家的发展过程和在延安度过的岁月。他说：
“革命者并不一开始就是革命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他并不想去，但压迫者使他无路可走。”
“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反动派杀了很多人民。”“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
他又对斯特朗说：
“你离开我们后，以及我们离开延安后，国内外的一些朋友，以为我们一切都完了。你知道，任何反动势力，不管有多么强大，我们都没有害怕的必要。因为，他们一定会分裂。”
毛泽东接着问客人们：
“现在，在外交上遇到两个问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一个是，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第二个是，美国现在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第3次世界大战？有人说是。”
爱德乐回答说：
“关于美国到底主要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这个问题，美国报刊自己是这样说的：在当前，在短期内，苏联是主要敌人；从长期来看，中国是主要敌人。”
毛泽东说：
“他们是这样说的，我看到过这样的话。但是，美帝国主义者是实用主义，‘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因为太久了。现在他们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他们也看不起你们和其他同我们一起工作的外国同志，认为你们不过是些知识分子，只会吵吵闹闹，在《北京周报》或广播电台工作而已。他们看不起我们，这是一件好事，对我们有利。不过，他们也在注意我们，美国驻东京的记者罗德里克就是专门研究中国的。
无论如何，苏联还是一个大工业国，是两大核强国之一。中国除了手榴弹，只是多了几个人。在赫鲁晓夫看来，多几个人，只不过是一堆肉。而且他还说，现在中国是5个人穿一条裤子，大家都喝清水汤。其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他那里裤子太少而清水汤太多的时候。他的日子比我们好过不了多少。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讲这种话，是为了向人民说：看，我们的国家多了不起，裤子不少，清水汤不多。
关于美国是否在准备打第3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我们过去讲过，现在也还是那样看。可以看一看历史，美国总是要到最后才参加世界战争的。第1次世界大战是如此，第2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现在美国手伸得太长，用四川人的话来说，是10个手指按住了10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你们不信，你们自己张开10个手指去抓抓跳蚤试试。”
一句话把大家逗乐了。毛泽东接着谈到了中苏关系，他说：
“至于战争会不会来自苏联？”“不怕他们，他们有核牙齿，我们有手榴弹。他怕得很。苏联不敢打仗，打起来，苏联的老百姓不干。”
“苏共二十大之后，我们已经感到赫鲁晓夫不对头，但是从那时到1958年上半年，我们是采取帮助他的态度，因为我们当时考虑苏联人民要换一个领袖是不容易的。后来在1958年发生了海军基地问题。那年赫鲁晓夫来过北京一次。为什么来呢？苏联驻华大使同我们谈海军基地问题谈翻了，赫鲁晓夫只好自己来收拾。我对他说，‘把中国的海岸线都给你好了。’他说，‘那你做什么呢？’我说，‘我上山打游击。’他说，‘打游击没有用。’我说，‘你把我的鼻子都塞住了，我不去打游击怎么办？’
然后就是1959年的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在访美前通过塔斯社发表声明，在中印边界事件上表示‘中立’。访美后，他又到北京来了。这次他谈到台湾问题，要我们用苏联过去对远东共和国的办法来对待台湾。我对他说，‘远东共和国是你们建立的，蒋介石集团可不是我们搞起来的。’另外，他还要我们放那时关在监狱里的四五个美国犯人。两个问题都没谈成，他说，‘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对我说过，你这次去北京一定是白跑!’
从苏共二十大到1963年7月，我们比较被动。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转入了反攻，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他们那些清规戒律，可不能完全服从！他们骂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可是他们偏偏怕我们的‘空话’。口里说我们讲的是空话，实际上把它当成瘟疫，封锁得那么厉害，甚至把过去用来干扰美国之音的电台也用来干扰我们的广播。
现在他们要求停止公开争论，紧张得很。我去年3月间对苏联大使说，你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如果我们真是这样，那你们当然应该批评，就放手批评好了。他说这样下去不得了。我说，打打笔墨官司有什么了不起呢？第一不死人，第二天不会塌下来，第三山上地上草木照样长，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第五河里的鱼照样游。不信，你到河边去看看。他们最近的来信还引了我的一段话。停止争论不是一方说了就算，而必须双方都能接受公平协议。双方不止是两个党，而是几十个国家的党。因此，争论很难停下来。在这场争论中，我做的事很少，我只有几首诗。除此之外，我没有其它的个人武器。”
毛泽东在谈到共产主义时说：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不是任何反对派、任何政治斗争、任何社会革命都没有了呢？我就不相信。人们总要分化成先进、中间和落后3部分，由先进分子来做政治工作，总是必要的。”
斯特朗对毛泽东的观点大为赞赏，她说：
“不然的话，生活就会变得非常枯燥无味了。”
毛泽东笑道：
“是的，不然的话，像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
中午，毛泽东与客人们共进午餐。午餐结束后，毛泽东送客人们上车。他对斯特朗说：
“祝贺你编写《中国通讯》成功，没有你，我们无法工作。”
毛泽东建议康生安排有关部门把《中国通讯》翻译成其它文字。
在这次谈话后不久，《人民日报》以《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为题，专门发表了毛泽东谈话中的部分内容，主要有：
“无论如何，中国除了手榴弹，只是多了几个人。在赫鲁晓夫看来，多几个人，只不过是一堆肉，而且他还说，现在中国是5个人穿一条裤子，大家喝清水汤。其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他那里裤子太少而清水汤太多的时候。他的日子比我们好过不了多少。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讲这种话，是为了向人民说：看，我们国家多了不起，裤子不少，清水汤不多。”
“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据统计，从苏共二十大以来，苏共主席团的老人已换得剩不了几个。这个现象说明那里不稳定。”
“实际上，赫鲁晓夫在社会主义阵营的13个国家中，支持他的并没有占多大的多数。罗马尼亚就同他不一致，波兰也只能算半个支持。他是要控制别人，像美国人一样。他要人家搞单一经济，这行不通，罗马尼亚不干，古巴也在同他吵。”
1月27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务理事、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日中贸易促进会理事长铃木一雄，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务理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副秘书长西园寺公一和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赤旗报》驻北京记者高野好久，他在会见中的谈话，被称之为著名的“一·二七谈话”，全文如下：
日本人民在1月26日举行的反美大示威，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英勇的日本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最近，日本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反对美国F-105D型核飞机和核潜艇进驻日本，要求撤除一切美国军事基地和撤走美国武装部队，要求归还日本的领土冲绳，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日本全体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中国人民衷心地支持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一直遭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美帝国主义不仅压迫日本的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者、宗教界人士、中小企业家，而且还控制日本的许多大企业家，干预日本的对外政策，把日本当作附庸国。美帝国主义是日本民族的最凶恶的敌人。
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是绝不会让美帝国主义长期骑在自己头上的。这些年来，日本各阶层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控制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地扩大。这是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中国人民深信，日本人民一定能够把美帝国主义者从自己的国土上驱逐出去，日本人民要求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中日两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联合起来，一切爱好和平国家要联合起来，一切受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及人士要联合起来，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挫败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保卫世界和平。
美帝国主义从日本滚出去，从西太平洋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和拉丁美洲滚出去，从欧洲和大洋洲滚出去，从一切受它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及地方滚出去!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毛泽东发表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伟大的反美爱国斗争的谈话为题，刊载了“一·二七谈话”全文。
1月27日这一天，中国和法国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在3个月内任命大使。中法两国建交，又一次震动了全世界。
1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七评”1月28日稿时，在“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部分，加写了一句话：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其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
他在“目前的公开论战”部分，又加写了一句话：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1月30日，毛泽东会见了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他在谈话中说：
“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苏联产生了修正主义，你们反对。如果中国产生了修正主义，你们也要反对。”
这一天，毛泽东又会见了弗朗索瓦·贝纳尔率领的法国议员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拿破仑对我们很有影响：他的一些著作，我都看过。”
关于中法关系，毛泽东说：
“我们有两个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侮我们；第二，就是使两国互相往来。”“还有一条我们跟你们是共同的，什么三国条约，我们不参加。那是一种欺骗、讹诈，是压我们的，只许他们有，不许我们有。事先我们两国并没有交换过意见，你们不参加，我们也没有参加。”
1964年2月3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编委会关于增加学术文章、请求中央增调学术理论工作干部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少奇、小平同志：
《人民日报》历来不注重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自然科学文章更少，把这个理论阵地送给《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这种情况必须改过来才好。现在他们有了改的主意了，请书记处讨论一下，并给他们解决干部问题为盼！
毛泽东 2月3日
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批示，主持书记处讨论决定，责成中宣部和中组部帮助《人民日报》增调干部。《人民日报》也着手开辟《学术研究》专刊。
2月3日晚，中国戏剧家协会举行迎春晚会，演出的节目因为“革命气息不浓，庸俗低级”，受到批评指责。
2月4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的文章“七评”，题目是《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2月4日晚，毛泽东重读《人民日报》所载《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兴之所至，提起毛笔写下了唐人王昌龄的《从军行》之一：“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右唐人诗一首。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
他把原诗中最后一句的“破”字写成“斩”，“终”字写成“誓”，不知是记忆有误抑或是故意为之。作品中的“穿金甲”3字可以说是神来之笔，“不斩楼兰誓不还”一句更是干湿错落，酣畅淋漓。整幅作品如铁画银钩，出神入化，大气磅礴，端的有一派风卷战旗、金戈铁马之战争大气象，不失为一幅难得的毛体书法精品。
2月5日，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
石油工业部在《报告》中总结了大庆石油会战的基本经验，这个经验是：
1、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企业，必须革命化。2、高度的革命精神与严格的科学精神相结合。3、现代化企业要认真搞群众运动。4、认真做好基础工作，狠抓基层建设。5、领导干部亲临前线，一切为了生产。6、积极培养和大胆提拔年轻干部。7、培养一个好作风。8、全面关心职工生活。9、全面地学习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
石油工业部还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中号召学习“铁人”王进喜。
王进喜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1960年他到大庆参加石油会战，任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队长、大庆石油钻井指挥部副指挥。他以“宁可少活20年、拚命也要拿下大庆大油田”的革命精神，率领全队，人拉肩扛，提前开钻，打出了大庆第一口喷油井，被誉为“铁人”。王进喜的革命精神代表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困难面前的英雄气概，也反映了在60年代初期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风貌。
中央《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
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很好。中央一级机关和北京市的干部以及一些工厂企业的职工同志们听了这个报告以后，反映很好、很强烈，极大地推动了各方面的工作。现在，中央决定在全国工交、财贸、文教系统和各级机关、团体、部队中，普遍传达这个报告，一直传达到基层单位。
大庆石油工业的经验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具有普遍意义。他们贯彻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坚持政治挂帅，坚持群众路线，系统地学习和运用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把政治思想工作、革命干劲和科学管理紧密结合起来，把工作做活了，把事情做活了，它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典型。它的一些主要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交通、财贸、文教各部门，在党、政、军、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中也都适用，或者可作参考。
为了便于组织传达，除了发给你们若干份文件以外，并且把这个报告制成了录音。你们可以组织党内外干部先听录音，然后进行讨论。也可以同时向一般工作人员和全体职工放录音。具体办法，请你们规定。
讨论中各方面的反映，特别是工厂企业基层单位的反映，请你们最近即选一些送中央。
中央 1964年2月5日
上述《通知》中加粗加黑的那一大段文字，是毛泽东在审阅草稿时加写的重要内容。
2月5日这一天，甘泗淇上将60岁生日刚过两个月，在办公室突发心脏病辞世，匆匆离开了与他相依为命30年的少将妻子李贞，和他们共同抚养的20多个烈士遗孤。
2月6日，北京雪后初晴，地上积了一层薄薄的雪。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召见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3位科学家。
竺可桢被工作人员引入毛泽东的卧室，正在看书的毛泽东亲热地招呼他坐下。竺可桢正要问好，毛泽东却先开口了，他说：
“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不管天。读了你写的关于中国气候特点的论文后，觉得也该管天了。”
竺可桢说：
“那是我去年在杭州地理学会所提交的论文。”
毛泽东说：
“‘八字宪法’在水、土、肥、密、种、保、工、管之外，还可以加‘光’（日光）和‘气’（气候）两字，你应多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竺可桢十分感动，连连点头，说道：
“我不会辜负主席的期望。”
接着，他们谈起了碳水化合物合成的经过，对太阳辐射、温度、雨量和农业生产的密切关系进行了分析。说话间，李四光、钱学森也先后来到了，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李四光、钱学森的工作和身体状况，尔后仰靠在沙发上，对钱学森说：
“我们搞原子弹也有成绩呵！”
钱学森微笑着答道：
“我有所闻。”
毛泽东说：
“恐怕不只是有所闻吧？”
钱学森解释说：
“原子弹我实际上是只有所闻，我是搞运载工具的。”
毛泽东说：
“是的，你们搞了个1000公里的，将来再搞个2000公里的，就差不多了吧？”
钱学森说：
“美帝在东南亚新月形包围圈上的有些基地，有2800公里的距离。”
毛泽东问：
“那可以到夏威夷了吧？”
钱学森回答说：
“夏威夷的更远了，不止4000公里。”
毛泽东若有所思，轻轻地用手拍着沙发扶手，说：
“总要搞防御、搞山洞、钻进去，地下就不怕了。”
钱学森说：
“我们正在遵照主席的指示，先组织一个小型的科学技术人员小组，准备研究一下弹道导弹的方法和技术途径。看来第3个五年计划中由于技术条件不够，还不能开展设计工作。”
毛泽东抿了一口茶，看了钱学森一眼，说道：
“有矛必有盾，你们要集中些人研究这个问题。5年不行，10年；10年不行，15年。总要搞出来的。”
接着，毛泽东与科学家们谈到了地球形成之初的情况，煤和石油的演变过程，动植物如何进化；又从造山运动和冰川作用谈到了地质年代和历代气候的变迁。毛泽东最后还讲了宏观和微观世界，电子和反电子的辩证法。谈话一直到3点多才结束，意犹未尽的毛泽东把3位科学家送到门口，叮嘱他们说：
“你们有什么著作，请送我一阅。”
第二天，竺可桢便托人将《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物候学》各一本送给了毛泽东。
事后，李四光对家人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现象，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哪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
2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讲到大庆石油会战取得的进展时，自豪感溢于言表，他说：
“他们用比较少的投资、比较短的时间，全部自己制造的设备，在3年中找到了一个大油田，建成了年产600万吨的油田和建设了一个大的炼油厂，而且比苏联先进。”
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同穷山恶水进行斗争、改变山区面貌，发展生产的事迹。
《人民日报》同时还发表了题目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社论中说：大寨大队原是一个人穷地穷的山村，自从走上合作化道路以后，大寨大队的社员闸坝垒堰，把山沟淤成良田，把坡地修成水平梯田，粮食亩产由解放前的100多斤增加到700多斤。
社论中还说，要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就要学习他们的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学习他们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学习他们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学习他们永远前进并且把伟大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的好作风。
社论要求每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要很好地学习大寨的经验，同时，也要很好地总结推广自己的“大寨”经验。
2月13日这一天，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
下午3时，毛泽东邀请中央有关领导人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及教育界知名人士举行春节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林枫、章士钊、陈叔通、郭沫若、许德珩、黄炎培、朱穆之、张劲夫、杨秀峰、蒋南翔、陆平，共16人。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要鼓起劲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大庆。”
他还说：
“要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大庆油田的经验，学习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机关的好典型。”
关于教育问题，毛泽东说：
“学制可以缩短。学制缩短以后，中学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队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办红色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队生活。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20个题，学生能答出10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100分；20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50分、60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搞试点。
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
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的太多，是繁琐哲学。繁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提到要关心溥仪，他说：
“对宣统要好好团结。他和光绪皇帝都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做过他们下面的老百姓。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吧！”
毛泽东扭头对坐在右侧的章士钊说：
“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兮，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
章士钊说：
“宣统的叔叔载涛的生活也困难。”
毛泽东说：
“我知道他，去德国留过学，当过清末的陆军大臣和军机大臣，现在是军委马政局的顾问。他的生活不好也不行。”
章士钊又把载涛的一个小故事告诉给毛泽东，他说：在一次会议上，载涛突然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说北房东南角塌了个大窟窿，让他赶快回家张罗修房。载涛放下电话，向主持会议的领导请假，大家问他出了什么事？载涛风趣地说：“天不作美，房子塌了，我怎能修得起啊！”载涛说的虽然是玩笑话，可他也确有隐情。他的工资按说不算低，但他是大家庭，人多嘴多，可能一时掏不出修房的钱来。
毛泽东听章士钊如此一讲，便道：
“载涛生活不宽裕，房子坏了，没有钱修，从我的稿费中拿出2000元，给先生修房。”
他还对章士钊说：
“共产党不会忘记为他做过好事的爱国人士。当初，我经手借你两万元，一部分给了去欧洲的同志；一部分带回湖南开展革命活动。现在，我有稿费可以‘还债’了。”
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立即从他的稿费中拨出两笔款项，请章士钊分别送到西城东观音寺胡同溥仪家和东城宽街西扬威胡同载涛家。溥仪激动地说：
“毛主席的盛情可领，钱我们不能收。因为《我的前半生》刚刚出版，也将有一笔稿酬收入，生活并不困难。”
溥仪又转对妻子李淑贤说：
“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是很好吗？靠劳动吃饭，就是幸福。”
李淑贤点头表示赞同。经章士钊一再劝说，溥仪方才把钱收了。
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派秘书给章士钊送上“还债”的第一个2000元。并让他捎话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2000元。
章士钊接到毛泽东这一笔钱，坐立不安了。思前想后，他要章含之转告毛泽东说：
“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我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因此不能收此厚赠。”
毛泽东听了章含之的传话，微笑着说：
“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他还对章含之说：
“过了春节，我打算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在外面时间更自由，我可以多一点时间学英语。你向学校请个假，同我一道去。不过我不好剥削你，我们交换。你教我英语，我教你读《史记》。你到书店去买一套普通版的《史记》带上，不要用行老的，他的书都是好版本，可惜了。”
毛泽东说，过了初五就启程，坐火车到江苏、浙江等地。
章含之回到家中，将毛泽东坚持要还钱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亲。章士钊非常激动，他说：
“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收下主席的这一片诚意了。”
从这以后，每年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总要派一位秘书送2000元人民币到章士钊家。
2月15日，正月初三。这天下午，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叫章含之到菊香书屋去。毛泽东遗憾地对章含之说：
“我暂时离不开北京了，旅行只好推迟。”
章含之觉察到毛泽东的神情不如过去轻松，不知道有什么大事使他不能脱身，但也不好细问。
不久，章含之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准备组织一部分师生参加北京郊区的“小四清”，章含之问毛泽东说：
“主席要学英语，我是否可以向学校请假？”
毛泽东摆摆手，说：
“不要请假，你去参加‘四清’吧，这是很重要的。你要到阶级斗争中去锻炼。”
欲知毛泽东在北京还有什么大事要做，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本传在第一、第二卷中已经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毛泽东对旧的教育制度那种深恶痛绝的态度，和他在创办夜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之时的重要改革活动。时隔数十年后，在1964年2月13日同有关领导人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及教育界知名人士举行的春节座谈会上，他郑重地提出“学制可以缩短”的问题，这无疑是“教育要革命”前奏。请看：他说“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人民共和国已经建国14年了，这样害死人的学制和教育方针还能够容忍下去吗？毛泽东又说：“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读书“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联系不久前他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一场反修防修的“文化革命”正在他那智慧的头脑中酝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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